把這兩位扯在一起，好像有點不倫不類。

　　網上流傳一份拉登遺囑，題為《美國是世界上唯一以后不能再惹的國家》，說“9·11”以后，“基地”組織曾派十名“恐怖王牌精英”赴美發動襲擊，無一成功——

　　第一名，在立交橋被美國的變態食人狂把臉吃掉了。

　　第二名，在立交橋受不了旁邊一個美國佬的狐臭，推搡之間，被警察擊斃。

　　第三名，在拉斯維加斯炸超市，遙控器被黑社會搶走，一周后發現尸體在一個快餐店頂樓的水箱里，美國警察說是一場意外而絕非謀殺。

　　第四名，在墨西哥州炸大樓，被移民局敲詐3000美元，強制遣返墨西哥，渴死于沙漠。

　　第五名，潛入一座美國小學，恰逢校園殺手屠殺，密集的機槍掃過，嚇尿逃回。

　　第六名，走出洛杉磯火車站，炸彈即被美國的朋克黨搶走，要和他強制同性戀，感染艾滋病毒死亡。

　　第七名，在德州下飛機，被美國妓女“收拾”，沒有錢付嫖資，被斬斷手足賣給一家馬戲團。

　　第八名，混入美國的馬拉松長跑隊伍，準備刺殺身后的高官，被突然爆炸的高壓鍋炸飛雙腿。

　　第九名，在美國小學培養恐怖分子，其中一名被風吹倒的房屋砸死，另一名被美國喜歡調配毒藥殺人的護士看上，成為第400個受害者。

　　第十名，使用美男計，打電話約某女酒店偷情，被全程棱鏡監控，全球通緝。

　　這大半是一種調侃，讀來一笑罷了。拉登未必有這個遺囑。“基地”派出未必十名。襲擊的地點未必如其所說。但是有被美國官方定罪“恐怖主義”而且是絕對敵人的“基地”，它會派人到美國做點什么，這倒是可信的。耐人尋味的是他們遭遇到一個怎樣的美國社會——官方支持敘利亞反政府軍嚼食政府軍士兵內臟的社會，法律形同兒戲、警察胡亂殺人、敲詐勒索遍于國中的社會，學校槍戰屢起、同性戀、妓女、醫務界黑幕重重的社會，棱鏡監控全民和世界的社會。

　　這就是美國。高度發達又高度不平等。最先進的科技成果用于殺人和富人的奢侈消費而貧困區儼然第三世界。民主調門的高度和內外專制的野蠻殘酷程度并駕齊驅。新自由主義在第三世界造就了迪拜的高樓和孟加拉制衣工廠工人的尸體，這兩者同時出現于美國本土。克林頓曾經夸口：“如果你努力工作，遵守規則，你將擁有追求自己夢想的自由和機會。”2013年4月29日《華盛頓郵報》羅伯特·塞繆爾森的《權力的終結》宣布：“這種日子一去不復返了。”根據美國統計局的數據，5000萬人生活貧困，5000萬處于貧困與赤貧之間。美國窮人占人口1/3。中產階級嗎?也是塞繆爾森的文章說，美國兩黨和大部分媒體對中產階級的迎合，“代表了一種試圖壓抑失望情緒的粗淺嘗試，一種關于令人愉悅的過去將會再現的虛假保證。”

　　塞繆爾森文章的一個值得注意的提法是，美國民眾不僅在喪失經濟權利，而且在喪失社會權利。權利在精簡和坍塌——不再有富有活力的經濟，不再有安定的工作，不再有房屋所有權，不再有保護性政府，不再有接受大學教育的機會，“安全網”(私人的或者公共的)陷入困境，使社會不滿情緒超越經濟的范疇。資本主義民主自由成熟過度的頂尖的“民主社會”，越來越走到反面——制度性衰落和剝落這種民主自由的全部偽善、實行極端的專制。

　　于是有了斯諾登。

　　他不是“基地”組織派來的殺手，不是從貧困的美國低層民眾成長起來的反抗者，更不是美國當局恨不得把一切罪惡都加諸頭頂的共產主義教育的產物。他有體面的地位和收入。但是追求民主自由的意向，讓他看出我們時代民主自由的真正敵人，正是以民主自由之名引吭高歌的美國。他不能繼續容忍這個美麗外殼下的骯臟和卑鄙，向世界公開自己作為美國情報機關雇員做了一些什么。

　　但是民主自由的美國，絕對不寬容這位追求民主自由的科技專家。斯諾登在香港，美國下令香港當局拘捕;在俄羅斯，美國下令俄羅斯當局引渡;拉美幾國表示接納斯諾登，美國下令不準;玻利維亞總統專機過境，美國下令歐洲盟國綁架和停機檢查。到處下令，到處碰軟釘子，唯獨除了幾個歐洲盟國。阿根廷新聞社7月11日報道說，綁架玻利維亞總統的事件，“顯示了在一個新興的多極世界地緣政治版圖中新帝國主義走卒的戰略布局，也表現出一個日趨虛弱的龐大權力極的傲慢無禮。因為衰落，所以只能去恣意侮辱別人，從而滿世界展示一個沒落中的歐洲所占據的真正地位。美國佬的新殖民地不僅愿意為美元犧牲自我，還甘當家奴，替主子干臟活”。

　　如果說拉登遺囑中“基地”分子的遭遇告訴人們一個民主自由美國的丑陋現實，那么斯諾登事件，就迫使美國不得不用自己的基于本能的反應告訴世界，支撐它的官方“軟力量”和價值觀的，究竟是什么東西。用6月25日CNN網站的話來說，使奧巴馬“褲子掉下來”，用法國《費加羅報》網站26日《斯諾登事件，新冷戰的顯露》的話來說，使美國在全球“從‘人權榜樣’變成‘隱私窺探者’，從互聯網‘權力操縱者’變成第三國網絡的‘瘋狂入侵者’”。

　　和美國倡導的所謂民主自由相匹配的，是作為它的“軟力量”和價值觀基礎的個人的人格獨立。

　　“獨立”這個詞的遭遇，真是風風雨雨。美國以獨立之名，從反對歐洲殖民者的斗爭中獲取國家主權。但是在它自己成為殖民者、尤其走上世界霸主地位的時候，第三世界的獨立要求，就成為它的最大敵人。美國《大西洋月刊》網站2012年11月5日有卡內基基金會學者阿里·懷恩的《給下屆總統的備忘錄：美國的對手會如何削弱你的實力》，就舉出印度和巴西的例子，說任何試圖獲得政策獨立性的新興國家，都是對美國的挑戰。在解體蘇聯、演變東歐的過程中，美國挑唆和支持蘇聯國內的民族獨立勢力以及東歐國家擺脫蘇聯控制而獨立的要求。一旦在這里擺脫，就在資本主義的世界體系中落入美國的股掌之上，任何獨立的企圖都罪在不赦。美國一再表示對俄羅斯“仍未徹底完成轉型”和“新版蘇聯再現”的憂慮甚至憤怒，總統候選人羅姆尼的選舉口號之一就是，“俄羅斯是我們的頭號地緣政治敵人”。至于五角大樓劍指中國，連續升級對中國的軍事姿態，如阿根廷南南網站2012年9月3日《奧巴馬的地緣政治轉移——五角大樓虎視眈眈下的中國》所說，“僅僅是因為中國在全世界的經濟和地緣政治中變成一個獨立發聲體”。怎么辦呢?路線圖是唯一的，就是做阿根廷新聞社文章所說的“美國佬的新殖民地”。

　　當時在知識分子中極具號召力和煽動性的口號，是旨在擺脫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無產階級階級性的“自我實現”、“人格獨立”之類。在這里擺脫，隨后就和國家主權、民族獨立的喪失一道，“自我”和“人格”也經由私欲的跳板，淹沒于美國價值觀和美元奴仆的陷阱，結果走到阿根廷新聞社所說的“甘當家奴，替主子干臟活”。

　　在美國社會成長起來的斯諾登的脫穎而出，成為美國居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分裂的信號。任何社會的解體，都來自兩個方面。一個是底層民眾為爭得基本生活條件而進行的斗爭，一個是更為廣泛而深刻的摧毀統治意識形態的斗爭。在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是這兩種斗爭結合的最初爆發。而斯諾登則表明，美國基于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不僅在底層人民中破產，而且在美國當局寄予極大希望和采取迎合政策的中產階級中，也已經出現反叛。他們不屑于在美國當局的國家洗腦設計中求得一杯羹，這里也沒有他們所追求的民主自由和人格獨立的凈土。他們要尋找和創造的，是另一個世界。這種反叛，為美元和職位所無法招降，也為吹胡子瞪眼睛和情報機構魔爪所無法嚇退。這種靈魂的反叛，足以揭示美國衰退進程和美國統治集團危機的深刻性。

　　拉登成為美國海軍陸戰隊的槍下之鬼。美國當局正在為斯諾登做同樣的安排。然而如果相信靠美國當局的槍手可以改變世界，創造合乎他們口味的歷史，那就可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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