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文明建設”必須面對的一個理論性挑戰，是如何理解與處理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目標指向與實踐追求和日趨全球一體化的國際環境之間的關系，尤其是與歐美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之間的關系。一方面，歐美資本主義國家自20世紀70年代初以來在生態環境保護、治理與恢復方面取得了無可置疑的現實進展，值得我們充分關注與借鑒;另一方面，依然明顯不同的國家政治意識形態與制度架構的確為我們展現了“生態文明建設”議題上的“兩制維度”(即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或理論與實踐想象空間。“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努力邁向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新時代”，不僅彰顯了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政治意識形態意蘊，而且體現了中國共產黨對于“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維度的理論自覺與政治追求。

　　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生態社會主義視角下的理論闡釋

　　從最一般的意義上說，由“社會主義”前綴與“生態文明”組成的復合性概念“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可以從兩個層面來解讀。一是一種政治上“不言而喻”、“理所當然”的理解。也就是說，由中國共產黨執政與領導的“生態文明建設”自然是一種“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因此，我們根本不需要過分地強調“生態文明建設”的社會主義屬性，而且那樣的話在實踐中也不利于大量生態文明建設舉措的切實推進。

　　二是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所理解的、與資本主義社會相對照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概括地說，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核心性觀點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學批判”，二是構想作為一種替代性社會形態與制度構架的“生態的社會主義”。

　　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看來，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態環境問題內源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以私有財產為核心的商品(市場)經濟制度和建立在這一經濟制度基礎之上并服務于它的政治社會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念。私人資本為了實現其不斷增殖的目的把社會主體、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作為生產活動要素納入到“資本主義的經濟過程”之中。結果是，資本理性或“資本的邏輯”使社會主體退化為經濟生產過程中的“勞動力”和“消費者”——無處不在的利益關系編織而成的商業社會中的孤獨“單子”，好像人們從事經濟生產活動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物質文化需要，而是相反，這正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所批評的“勞動的異化”和“人的異化”。

　　就生態方面而言，資本的逐利本性以及市場競爭壓力注定了它會竭力使更多體現為“公益”或“共同惠益”的生態環境質量維護成本“外部化”，除非生態環境質量及其改善本身能夠成為一種商業投資活動并滿足資本的贏利要求。需要強調的是，這種“外部化”在國內層面上主要體現為少數經濟富裕群體對大部分普通民眾生態環境權利的侵害或剝奪，而在全球層面上則主要體現為少數經濟富裕國家對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經濟貧窮國家的環境污染“輸出”或“轉嫁”——同時在被迫和主動的意義上。更為重要的是，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社會不公正的生產和經濟關系不僅以生態不公正的人與自然、人與人的關系為結果，而且必須要以之為前提。也就是說，離開了生態剝削性的人與自然、人與人關系，社會剝削性的經濟與生產關系也將無法為繼。

　　正是沿著上述思路，詹姆斯·奧康納提出并闡述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雙重性基本矛盾”理論。⑴在奧康納看來，資本主義社會實際上存在著雙重的“內在性矛盾”：“第一重矛盾”是傳統歷史唯物主義所揭示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這種矛盾的一個特定形式是價值與剩余價值的生產和實現之間的矛盾，它們之間的矛盾運動會造成由于有效需求不足而導致的“生產過剩”的經濟危機;“第二重矛盾”則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與基礎性的“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這些條件包括“個人的條件”(人類勞動力)、“一般公共條件”(城市空間、交通和基礎設施)和“外部條件”(自然或環境)，這種矛盾由資本的無止境自我擴張本性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所引起，其結果是自然生態環境的破壞以及由此引發的資本主義各要素成本的提高，從而導致“生產不足”的經濟危機。奧康納認為，“資本的第二重矛盾”清晰地表明了當代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發生必然性或危機依賴本性和反生態本性。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既是一個充滿經濟危機的過程，同時也必然會導致生態危機，而生態危機反過來又會由于增加資本運行的總成本，進一步加重經濟危機。基于此，奧康納強調，對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性分析必須建立在對上述雙重矛盾的綜合考慮基礎之上，“單純從經濟的維度來對資本主義的第二重矛盾進行闡釋，甚至比傳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單純從經濟的維度對資本主義的第一重矛盾所做出的解釋更具有非法性” ⑵。

　　因此，正如詹姆斯·杰克遜所指出的，“生態馬克思主義是一種嚴厲批判西方資本主義的人類中心主義的觀點;生態馬克思主義者認為，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地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與自然的保護不相容的’。在馬克思看來，解決環境惡化難題和工人悲慘境遇的唯一出路是消滅資本主義制度;馬克思的人類解放概念是與他對通過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來克服人類與自然分離的思考相聯系的。‘要想擺脫人類的異化狀態’，就必須‘以一種理性的方式控制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而這種目標只有在根除資本主義之后才能實現。”可以說，這一對“生態馬克思主義”的定義性闡釋不僅提出了對當代資本主義本身的最嚴厲的生態學批評——“資本主義制度內在地破壞人與自然的關系”，“民主資本主義的經濟是與自然的保護不相容的”，因而必須要“根除”，而且提出了一種“生態社會主義”的總體性解決思路——“以一種理性的方式控制與自然的物質代謝”，而這當然不僅僅是在哲學批判的意義上，而是同時在政治斗爭與經濟社會重建的意義上。

　　印度籍德國學者薩拉·薩卡則從另外一個角度闡述了“生態社會主義”選擇的必要性。⑶薩卡認為，資本主義所特有的大規模工業經濟模式和高消費生活方式在當今世界占據著主導地位。它的存在加速了雙重的破壞過程：在破壞我們賴以生活的自然基礎條件的同時，也加速了人類與經濟社會生活相割裂的速度，而且這兩者是相互強化的。也就是說，數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生產、生活方式的全球性擴張正在造成一種人類前所未遇的嚴重生態危機——在人類歷史上，人類首次使自我毀滅在幾十年內成為可能。這充分表明，“在經濟和社會領域，資本主義作為一種經濟體系的失敗正變得顯而易見”，同樣，“確信無疑的是，資本主義作為一種世界體系正在走向失敗”。不僅如此，在薩卡看來，“可持續發展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的可持續增長”所依托的三個理論假設：使用效率或技術的不斷改進可以大致保障可預見未來內“新的繁榮模式”下的資源與能源需求、只要我們投入足夠的資源就可以在相當程度上解決污染難題、上述目標完全可以在一個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框架內得以實現，在日趨嚴酷的現實面前都不過是一些不切實際的幻想而已，至少迄今并沒有發現科學意義上的確定性。因此，結論就是可持續的發展(增長)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賦予“發展”這個術語以全新的含義，而不再將其理解為工業化、經濟增長和工業社會。

　　對于向未來“生態的社會主義”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社會政治轉型與制度構想，總體而言，未來綠色社會的基本特征應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市場體系)及其政治體現(自由民主制)的消除，而實現這樣一種根本性社會政治變革的道路與途徑既不能僅是單純文化意義上的，也不能指望通過國家權力壟斷或政治專制。基于此，盡管其內部存在著大量的政治與政策爭論，生態社會主義既批判主流綠色政治對資本主義國家和經濟技術手段的依賴與迷戀，批評生態無政府主義政治對個體價值變革和自主自發意愿作用的過度推崇，批評其他社會生態運動對社會結構和國家變革重要性的相對忽視，同時也批評“現存的社會主義”實踐不僅沒有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社會主義民主”，而且未能允許發展“萌生狀態的環境主義”和生態學，批評民主社會主義理論對資本及其生產的積極價值和工人階級自發環境意識的過高評價。

　　具體來說，詹姆斯·奧康納認為，既然無論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不可能預期生態危機在資本主義現存制度下的根本性解決，同時，傳統社會主義理論與實踐上的“生態挫敗”并不足以支持社會主義與生態學存在著根本對立的看法，因而，重新界定或目標轉向后的社會主義完全可以實現與生態學的政治聯盟。在這方面，問題的關鍵是如何使新社會運動尤其是環境運動分子意識到這種政治聯合的必要性并積極參與到這種聯合政治行動中來，也就是如何把激進的新社會運動特別是環境運動納入到一種新社會主義的軌道。與此同時，對于作為生態社會主義變革重要對象和目標的國家，奧康納又明確提出，像生態無政府主義者所主張的那樣完全取消國家是不現實的，現實的出路只在于如何使現存的國家更具有生態敏感性或負責精神。這其中既體現了他對現實社會主義國家的某些性質的寬容甚至肯定——“雖然社會主義國家也存在生態問題，但同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問題相比，它們有著本質區別，社會主義國家的資源損耗和污染更多的是政治而非經濟問題” ⑷，更表明了他對未來生態社會主義社會中經濟、社會和生態管理的總體性理解，即對一種相對集中、計劃性管理架構的客觀需要的認可——尤其是通過從“分配正義”轉向“生產正義”，使交換價值服從于使用價值，使利潤導向型的生產服從于需求導向型的生產。

　　當然，也正是在這一點上，奧康納與更多承繼古希臘城邦自治傳統的社會生態學家塔基斯·福托鮑羅斯展開了激烈爭論。對于福托鮑羅斯來說，所謂“社會主義生態學”只能意味著回歸到前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烏托邦、自由社會主義傳統和依然有借鑒價值的馬克思主義的非科學主義成分。⑸相應地，在實踐層面上，試圖在一個基于人類相互間統治關系并蘊涵著對自然統治的社會制度中尋找生態危機原因的生態民主的解決方案，必然要求一種直接的、政治的和經濟的民主。在他看來，這種激進自由計劃實現的前提是各種等級制關系包括國家的消除，“國家民主化的目標”即使得到認可，也只是一個暫時性的過渡。

　　在另一個重要議題即“物質富裕”或“經濟繁榮”上走得最遠的也許是薩拉·薩卡。在他看來，就自然界的資源(尤其是能源)供應或生態承載能力來說，當今人類社會(文明)已經超越其極限。因而，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將只能建立在現有世界經濟規模與能力的漸趨退縮至真正可持續水平的基礎之上，也就是一個物質財富有限化的社會。薩卡認為，這并不意味著人類進一步發展的停滯，因為各種精神文化和道德與社會進步依然有著巨大的空間，人類生活藝術的改進以及生存方式的可能性也是如此。但它的確意味著，一方面，未來社會必須有一個宏觀經濟規劃來取代自由市場經濟的混亂無序狀態，以便確定生產多少和怎樣生產、能源和資源需求以及如何分配，目的則是為了保證有勞動能力的人不會失業，保證人人都能靠自己的勞動謀生。相應地，關系國計民生的大規模經濟行業的國家或社會所有幾乎是一種必然的政治選擇，盡管原則上生產資料的社會化與所有權應采取多樣化的形式。另一方面，向未來社會的過渡將會是一個艱巨而痛苦的過程。國家必須承擔起組織退縮的任務，而且必須有計劃地進行，否則將會出現可怕的混亂和災難，而國家必須堅決拋棄利潤及增長優先的經濟理念。

　　對于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條件下的技術，維克多·沃里斯做了詳盡的部門性考察。⑹他的基本看法是，盡管某些技術設備也許更加符合社會主義的原則，但社會主義生活所需的技術條件在任何社會主義形式之前就已經存在。社會主義的獨特貢獻不在于其中可能出現的特殊發明，而是在于實現對社會的重組，從而使得對技術的選擇不再建立在可銷售和利潤潛能之上，而是建立在與人和自然界的整體要求相協調的基礎之上——其中最重要的是，一是對物種長期生存的關切，二是任何人都無權以任何理由剝奪其他人享有舒適生活環境的權利。在他看來，無論各部門有何特征差異，一種社會主義的方法都將基于如下原則：(1)社會所有權和對大規模財產的控制權，以及對生產單位重組(包括再分配和配置)的選擇權;(2)超越家庭單位的經濟決策當屬公共政策事務(不管是在哪一層面上)，并建立在身體健康、社會安康而非利潤與市場的準則之上;(3)對效率概念的修正，應考慮到某一特定生產活動的所有輸入和輸出，而不僅僅是以特定企業的邊際效益來測量的輸入與輸出。

　　至于未來的生態社會主義社會到底要不要“市場”，這在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者中間也是一個頗具爭論性的議題。一般來說，他們都認為，正在走向全球化的資本主義的產權關系、生產關系和經濟關系(尤其是大規模市場貿易關系)是當代生態環境危機的罪魁禍首，因而是理當被廢除或限制的對象。但是，未來的綠色新社會究竟在何種程度上能夠做到完全消除商品生產與商品交換及其作為基礎性條件的市場機制，應該說并沒有明確或一致性的看法。比如，瑞尼爾·格侖德曼和安德列·高茲等都認為，未來的綠色經濟結構將是結合市場機制的計劃生態經濟，他們雖嚴厲批評市場自由主義，但也承認傳統馬克思主義主張取消市場、貨幣與國際交換的觀點并不現實;⑺詹姆斯·奧康納和戴維·佩珀更強調的是將以剩余價值生產及其實現為核心的資本主義市場關系轉變為以使用價值(需要)生產及其實現為核心的社會主義交換關系——市場即使還存在也只是輔助與服務性的，但并不否認一個不斷綠化與民主化的國家在這一變革進程中以及社會主義發展中的積極作用⑻;而塔基斯·福托鮑羅斯則認為，實現這種根本性轉變的制度性前提是真正走向基層化的包容性政治民主、經濟民主、生態民主與社會民主，即地方性包容性民主，然后它們會邦聯化，并為新的、更大規模上的邦聯制民主的建立創造條件，但基層民主經濟體制下仍將存在著基本需求“按需分配”之外的非基本需求“按勞分配”問題和難以很快消除的勞工分工問題，也就是交換的必要性。⑼

　　而喬爾·科威爾的“革命性生態社會主義”則認為，生態社會主義變革的目標是資本主義及其國家的和平解體，建立生產者自由聯合體的共同所有制和重建“公共所有設施”。 ⑽在走向這種社會的過程中，不僅需要勞動階級的反資本主義抗拒行動，也需要世界范圍內的那些自主性、基層個體和團體的“示范性”計劃。這些示范性計劃會超越資本主義市場和國家并使生產更多地基于使用價值，從而導致一種基于社區聯合體的“生態社會主義黨”的抗拒行動或致力于非暴力激進社會轉型的基層團體網絡的國際化。然后，一種“生態社會主義革命”最終將會爆發。在國際層面上，將會組建一個世界人民工會組織，通過一種以“生態價格”為基礎的核算體系來使世界貿易民主化。然后則是向有助于生態生產、公有土地和替代私人財產權的用益權的社會經濟條件的轉型。

　　可以看出，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不僅提出了未來“生態的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哲學理論觀點——以一種不同于資本主義的更理性(制度化)的方式來調節人與自然之間的關系(尤其是物質變換)，而且初步形成了促進這一人類社會與文明變革的政治原則主張，比如對經濟繁榮目標追求的生態理性節制和個體需要的“基本”與“非基本”區別、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尤其是市場關系、生產關系和私有財產關系)的社會與生態重構、對資本主義國家自由民主政治的社會與生態重建、對資本主義條件下的物質主義與大眾消費主義世俗文化的社會與生態重塑，等等。一句話，“生態社會主義社會”或“社會主義生態文明”與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可能實現的生態進步有著實質性的差別，而且這些差異性進展并不容易實現。

　　依此而言，“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提法對于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確非僅僅是政治標簽意義上的修飾，而是有著明確而深刻的政治意涵——代表著一種資本主義社會條件下無意、也無法實現的文明創新潛能。具體地說，我們至少可以在人類文明轉向、與資本主義文明競爭和社會主義實踐反思等三重維度上使用“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概念。⑾無論就當代中國對人類社會文明可能作出的真正貢獻而言，還是就根本性解決中國現代化發展中所面臨難題的戰略抉擇而言，“社會主義”和“生態主義”都是我們必須堅持的兩面旗幟。也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完全可以說，“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概念蘊涵著當代中國現代化發展與文明創新中最為重要的政治想象與動量：人民的健康生活而不是資本的贏利成為社會生產活動的根本目的與動力機制，生態可持續性最終取代經濟發展成為各級政府的首要政策目標，經濟增長尤其是那些借助大規模經濟開發項目和全球性貿易實現的增長不再是值得期望和追求的，等等。

　　二、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

　　倘若立足于嚴格的生態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立場，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的關系就是一個不需要太多討論的問題。因為，答案很清楚，資本主義制度條件下既不可能徹底消除自身的生態環境問題，也不可能根本解決全球范圍內的生態環境問題。所以，薩拉·薩卡才十分肯定地說，“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或“資本主義生態文明”根本就是一個主觀臆想意義上的概念，因為從理論到實踐層面它都是自相矛盾的。但是，正如我們在前文分析中已指出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概念的提出與實踐絕非簡單是基于與當代資本主義國家長期應對生態環境難題努力(同時在理論與實踐意義上)的政治與意識形態對立，而是存在著更為復雜的既相互競爭較量、又相互依賴共存的關系。這就意味著，我們還必須真正了解與客觀評價歐美資本主義國家過去半個多世紀以來試圖在自由資本主義體制框架內抑制甚或消解環境挑戰的努力，以及這些努力的政策成效及其局限。下面分別從實踐層面、理論層面和意識形態層面上來分析資本主義社會與“生態文明”之間的關系。

　　在實踐層面上，一般認為，西方工業化國家認真應對環境工業污染(主要是大氣污染和水污染)的大規模努力始于20世紀60年代末70年代初，盡管它的發端可以追溯得更早，比如英國政府于1956年就通過了針對“倫敦霧”的《潔凈空氣法案》。需要指出的是，引發該立法的發生于1952年12月5—9日并導致12000人死亡的那次著名的嚴重大氣污染事件，既不是倫敦歷史上的第一次(最早的一次發生在1837年2月并造成200人死亡，大概與恩格斯撰寫《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同時)，也不是最后一次(事實上，此后的1956年、1957年和1962年又連續發生了12次以上嚴重煙霧事件)。

　　但顯然是像包括“倫敦霧”在內的“八大公害事件”共同促成了西方社會對生態環境難題的漸趨積極的回應。以1972年舉行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為標志，一方面，西方國家始于50年代中期的部門性污染控制和資源保護與管理法律逐漸發展成為一種統一性的環境法律，比如美國1969年制定的《國家環境政策法》和英國1974年開始制定的整合污染控制法律的《污染控制法》，并在90年代進一步提升為目標更明確和法典化的環境立法。另一方面，西方國家的環境行政管理制度也迅速建立起來。比如，美國于1969年設立了隸屬于總統辦公廳的環境質量委員會、1972年成立了聯邦環保局并逐漸設立了十個大區分局;日本于1971年設立了環境廳，統一執掌全國的環境保護監督與管理職責;法國于1971年設立了環境部，實現了環保事務從分頭管理轉向相對集中管理，等等。總之，相對完整的環境立法體系和職權分明的環境行政監管體系，成為西方工業化國家應對環境難題的主要制度性工具。結果，自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歐美國家的生態環境質量大幅度改善——“碧水藍天、山清水秀”重新回到了人們的日常生活，而這正是我們改革開放以后走出國門的第一批學術與社會精英所最先看到的。

　　進入90年代后，以1992年舉行的里約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為標志，西方工業化國家紛紛引入所謂的“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希望通過綜合運用價格、稅收、信貸、收費、保險等經濟手段，調節或影響市場主體(同時包括生產者和消費者)的行為，從而以較低的成本達到更有效的污染控制目的——外部性污染的內部化和從末端治理轉向源頭治理，實現經濟增長與環境保護的雙贏。隨后，綠色經濟、循環經濟和低碳經濟，以及資源稅、環境稅、生態稅、清潔生產機制、排污權交易、溫室氣體排放權交易和碳匯等嶄新的專業術語，目不暇接地進入了人們的視野。甚至在20年后的里約峰會紀念會議上，西方國家向國際社會(尤其是廣大發展中國家)極力倡導與推銷的核心概念仍是“綠色增長”。完全可以說，過去20年是西方國家致力于“環境經濟政策”工具創新并試圖依此來引導規約國際環境政治的20年，盡管其政策效果至少在國際層面上并不理想，以《京都議定書》為核心的聯合國《全球氣候變化框架公約》落實機制的困難重重就是一個標志。

　　在理論層面上，我們可以把歐美發達國家所致力于的生態環境問題應對努力及其成效大致歸結為如下四種綠色社會政治理念或“愿景”：可持續發展、生態現代化、綠色國家與環境公民權、環境全球管治。

　　“可持續發展”作為20世紀80年代末由西方發達國家主導提出的一個環境政治/社會學概念，其核心性意涵是經濟發展與資源和生態可持續性相協調相適應，尤其是對現存不可持續的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模式和理念進行重大改革，應該說是具有強烈的國際環境政治的道德前沿性與“政治正確性”的，而且也的確獲得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性認可。不僅如此，荷蘭、聯邦德國、北歐各國等依此制定的《21世紀議程》國家性規劃也取得了明顯成效。但是，隨著這一概念從內涵(自2002年約翰內斯堡峰會開始明確擴展為經濟、社會與生態的可持續發展)到外延的國際化拓展(可以大致理解為國際社會自1972年人類環境會議以來達成的一種全球性“綠色政治共識”)，同時也由于西方發達國家全球性領導能力與意愿的漸趨衰弱，其實質性內容日益處在了一種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間現實利益差異的“夾縫”、“擠兌”之中。結果是，從20年后的回顧性視角來看，可持續發展在全球層面上并未取得人們當初預想意義上的成功，而是存在著巨大的實施落實“赤字”，其中原因復雜而且值得我們深思。

　　“生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在相當程度上可以理解為一種歐洲版本的“可持續發展”。一方面，它從理論上闡釋了實施一種較激進可持續發展戰略所需要的制度性基礎和條件，比如完善的市場體系、有能力的國家和相對普及的綠色價值文化，在此基礎上，環境友好的經濟技術革新可以在保障經濟繁榮的同時減少環境損害，而不必對現行的經濟社會制度結構和運行方式做大規模或深層次的重建，因而“環境”與“發展”之間可以呈現為一種兼得或共贏的良性互動關系，而非彼此排斥的零和關系。另一方面，也正因為如此，它從一開始就顯示了這種歐洲經驗的局部有效性，很難被所有歐盟成員、歐洲國家、更不用說廣大發展中國家所學習、效仿。結果，盡管“生態現代化”理論與實踐的確在一定程度上不斷呈現為歐盟區域內的環境管治改善和國際性的推廣應用，生態現代化理論與模式的全球普適性依然受到廣泛質疑，尤其是來自發展中國家方面。

　　羅賓·艾克斯利在《綠色國家：重思民主與主權》一書中，在“批判性政治理論”的視角下系統闡述了“綠色國家”或“綠色民主國家”的概念——現代民主國家對內實現其規制理想和民主程序與生態民主原則的契合，對外作為主權國家擔當起生態托管員和跨國民主促進者的角色。⑿艾克斯利認為，“綠色民主國家”追求的是一種“漫無邊際的政治想象與對現實的悲觀屈從之間的適當平衡”。尤其是，針對環境主義者對民主/主權國家環境治理低效能或“生態破壞同謀者”的批評，他聲稱，當代國家不僅依然是應對環境難題的主要政治制度，而且可以通過自身的漸趨綠化而創建綠色的國內外政策與法律。“綠色國家”理論與實踐在過去數十年中所取得的進展，可以概括為如下三個方面：一是綠黨政治的發展以及傳統政治的綠化;二是生態民主及其制度愿景構想;三是綠色主權的理論闡釋與運用。

　　環境公民權或責任——與保護和改善生態環境相關聯的公民政治權利、授權或義責——是西方學者自20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廣泛討論的一個議題。在眾多歐美學者中，英國的安德魯·多布森通過其《公民權與環境》和此后編輯出版的兩個專題文集以及所主持的一系列專題研討會等，確立了他在這一構建中研究領域的領導地位。如果說安德魯·多布森、馬克·史密斯等堅持的是一種“后世界主義的生態公民權”(更強調個體作為世界公民的生態責任與義務)，那么，約翰·巴里就是“綠色共和主義公民權”(更關注個體作為國家/共同體公民的環境責任與義務)的主要代表。⒀巴里認為，環境公民權更值得重視和強調的是共和國(共同體)成員身份所蘊涵著/衍生出的個體責任、義務或職責，而不是自由主義彰顯的個人權利或授權，并由此主張，公民個體應該通過提供某些強制性的可持續性公共服務來培育自己的環境公民權，而綠色的或綠化進程中的國家可以發揮一種積極性的作用。與上述兩種強調公民責任與義務意蘊的環境公民權相對應的是自由主義的環境公民權，而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審議民主視域下的公民權——從自由民主主義的公眾參與意蘊來說，環境公民權可以界定為公民個體權利在環境公共治理與決策中的體現和擴展。

　　環境全球管治——依據國際可持續發展研究所(IISD)的界定——是指那些規制全球環境保護過程的組織機構、政策工具、金融機制、規則和規范等的總和。當然，從更廣義上說，環境全球管治包括涉及全球性環境保護和生態改善的目標與議程設定、政策制定、政策落實和監督，或者說，致力于全球性環境保護和生態改善的目標與政策、主要施動者(行為體)、實施機制與手段。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國際社會是否及在何種程度上形成了一個超國家的準政府或政策管治制度框架，而依然作為環境治理主要政治制度的現代國家在其中扮演著一個什么樣的角色。作為一個組織制度框架的環境全球管治的第一個重要決定是由1972年舉行的斯德哥爾摩人類環境會議作出的，即創建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從那時以來，國際社會圍繞著聯合國制度框架已經制定了大量的環境全球管治政策，產生出了難以準確統計的條約、組織機構和機制——目前僅在聯合國框架內就有30多個機構參與環境事務的管理，而1992年的里約環境與發展首腦會議、2002年的約翰內斯堡可持續發展首腦會議和2009年的哥本哈根全球氣候變化首腦會議是影響最大的三個事件。可以說，以聯合國為制度平臺的“環境全球管治”在過去40年中是唯一成型的或主導性的全球性環境管治體制，相比之下，具有超國家政府特征的世界或全球環境組織及其監管體系或公民社會意義上的全球環境公民社會，即使存在也只發揮著非常有限的作用。

　　在意識形態層面上，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當然希望能夠對其生態環境難題的實踐與理論應對作出一種更宏觀與更深層意義上的闡釋。這其中包括兩個方面：那些較為成功的政策創議與理論創新體現、彰顯了資本主義制度依然具有的生命力，資本主義不僅可以成功度過“生態危機”，而且可以成為人類文化與文明綠色變革中的“全球性領導者”，也即“生態的資本主義”或“可持續的資本主義”是完全可以實現的;而那些相對不太成功的政策創議和實踐探索更多體現的是來自外部環境的缺陷(尤其是發展中國家的“不發展”或“過快發展”)或者人類社會與文明所面臨著的更普遍性難題，總之并不構成對資本主義制度本身的根本性挑戰。

　　具體地說，狹義的“生態資本化”或“生態資本主義”觀點認為，對于人類有著可以量度的生態惠益或實在好處的自我更新性生態系統應當被視為一種“自然資本”，而由人為制造的其他形式資本(比如基礎設施資本和金融資本)只是通過創造、培育和照看來擴展與優化這種“自然資本”才能產生財富。依據這種觀點，優良的生態系統服務是一種現代服務型經濟的重要基礎，因而是有價值的，而干擾自然的生態服務不是在創造而是在破壞價值，因而不應獲得國家的補貼、鼓勵甚或許可。

　　廣義的“生態資本主義”可以更寬泛地概括為在現代民主政治體制與市場經濟機制共同組成的資本主義制度架構下以經濟技術革新為主要手段應對生態環境問題的漸進式解決思路與實踐。很顯然，當代西方國家中所致力于并取得一定成效的環境友好政策與經濟社會變革基本上都屬于這樣一種“生態資本主義”的思維與思路。甚至可以認為，正是這種“生態資本主義”的理論與實踐在承擔著創造后工業時代資本主義的“綠色經濟增長”和“綠色政治合法性”的新機遇的使命。

　　“生態資本主義”的積極性方面是明確肯定和賦予自然生態環境中的某些要素及其組合以“資本”(尤其是貨幣)的價值，并力圖在商品化的經濟生產、經營和管理過程中(主要通過成本核算和技術革新)來體現與實現這些“生態資本”的價值。但是，就像它從不質疑和挑戰資本主義的經濟與政治制度前提(即市場經濟和代議制民主政治)一樣，“生態資本主義”也拒絕或不接受環境保護動機或生態倫理意義上的追問與批評。換句話說，它所看重的是傳統經濟生產與消費活動所帶來的生態環境破壞現實的切實改善，而不是促成或鼓勵了那些集體(公司)和個體(消費者)的相關性行動的背后動機。甚至，它可以大大方方地承認，人們之所以從事那些有利于生態環境保護的集體行動和個體行動，恰恰最可能是基于經濟利益方面的目的或需求。

　　因此，一方面，“生態資本主義”是一種較為實用主義的或注重實效的綠色社會與政治意識形態。它既沒有停留于那種“要工業還是要環境”的反物質/消費主義悲觀渲染，也沒有沉緬于提出根本性改變我們時代文化的樂觀主義宏大聲稱，而是著力于當代社會經濟生產與生活方式的反生態弊端的切實改進。因此，相比其他綠色社會政治理論，它在歐美社會中更容易找到自己的信奉與追隨者，盡管大家未必喜歡接受“生態資本主義”這一稱謂。另一方面，“生態資本主義”是一種較為溫和的或“淺綠的”綠色社會與政治意識形態。無論就與“深綠”和“紅綠”政治所主張的激進經濟、社會與文化結構變革的比較來說，還是就它自身設定的革新而不是替代資本主義制度的經濟政治志向來說，“生態資本主義”都至多只是一種資本主義接納生態向度而不是生態主義掌控資本的理論與實踐努力。

　　總之，我們既不能無視歐美資本主義國家半個多世紀以來從實踐與理論上應對生態環境危機挑戰的現實努力及其成效，至少發達工業化國家地域意義上的更高“生態質量”甚或“生態可持續性”是無可否認的(即使還遠不能稱之為“資本主義生態文明”)，而這理應部分歸因于晚期資本主義依然擁有的協調人與自然關系的社會與政治潛能——甚至可以說，后工業資本主義的現實發展的確展示著一種自覺追求綠色可持續性的經濟與社會維度(也正因為如此，我們現在談論資本主義的徹底消亡還為時尚早)。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看到，上述努力在實踐層面上的結構性局限性(同時在制度深層次變革和政策在更廣泛空間內效果的意義上)和理論層面上的不徹底性(忽視或回避了生態環境難題應對的基于一種全新制度構想的解決思路)是顯而易見的，而一種“生態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概括與提升更是缺乏充足的理論與實踐支撐。

　　三、全球視野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

　　就像當今世界仍存在著一般意義上的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兩制并立”一樣——并未隨著20世紀90年代初國際政治兩極格局的終結而結束，“生態文明建設”議題上也是如此。換句話說，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依然是處在一個“兩制并立”的時空背景與語境下展開的。那么，承認這一客觀性事實意味著什么呢?或者說，它對于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所具有的挑戰性意蘊是什么呢?

　　一方面，我們對當代資本主義國家的生態環境難題應對努力及其成效、潛能必須要有一個科學而正確的認識。

　　歐美工業化國家自20世紀80年代初起生態環境質量的大幅度改善是一個不爭的事實，至少相對于50年代前后的大氣污染和水污染肆虐來說是如此。但是，對這種生態局部性改善的合理闡釋包含兩個要點：一是這些國家自60年代末開始的系統性環境法規與行政監管制度建設，與此同時，相對完善的市場運行機制和普遍覺醒的大眾生態文化與政治意識扮演了環境問題應對上的催化劑與推動力的作用;二是70年代后期隨著經濟全球化的迅速擴展而發生的歐美工業化國家“污染性產業”的集群性境外轉移，國內因環境立法與行政監管而不斷提高的環境成本和發展中國家紛紛采取的“經濟改革”(現代化)戰略，共同促成了“新興經濟體”成為西方富余資本所青睞的投資場所，相應地，歷經數個世紀之后西方工業化國家不再是“世界工廠”，也就實現了工業污染的源頭性治理而漸趨改善。

　　在很大程度上，上述兩方面構成了所謂“生態資本主義”的真實意涵。作為表層意義上的生態環境難題的實踐與理論應對，歐美資本主義國家的確取得了無可否認的現實性進展，也積累了豐富的環境立法、行政監管、公民參與和教育、國際合作與管治等方面的有益經驗，但是，“生態資本主義”的最大局限在于以一種資本主義的思維與方式對待生態環境及其保護，因而頗有些中國傳統醫學中“以毒攻毒”療法的色彩與味道。這樣做的結果是，不僅斷然否認了各種立體維度上大量生態環境構成元素以及生態環境整體的不可或無法(充分)資本化本性，而且意味著無法超越(實際上可能是屈從)資本主義所固有的“資本的邏輯”，也就無法提出一種真正超越性的思維、道路與模式，即最終實現以社會理性、生態理性來制度化控制經濟合理性。

　　因此，我們必須看到，歐美發達國家建立在不平等的世界經濟政治秩序和特定歷史機遇前提下的“生態化道路”的普遍性是有限的，不僅缺乏歷史正義、社會正義、環境正義與生態正義意義上的義理論證與辯護，而且很難在現實實踐中加以簡單模仿——尤其是當我們立志于同時解決我們自己和這個星球的問題的話。

　　另一方面，我們對中國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必要性與可能性必須要有一種科學而正確的認識。

　　理解“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必要性的關鍵是全面而深刻認識我國的龐大人口基數、資源有限而脆弱的生態環境秉賦和我們目前面臨著的國內外現代化發展環境。詳盡分析這些要素不是筆者本文的任務，但變得日漸清楚的是，我們終將只能以社會公正與生態理性的方式來構想、規劃與管理我們的經濟生產和生活，也就是在一個有限物質富裕的基礎上追求一種日趨多樣化的社會與文化，或者說一種不斷繁榮進步的社會與文化。貧窮當然不是社會主義，但社會主義并不只意味著富裕，更不意味著無所節制的物質富裕。就此而言，改革開放后第一個30年的高速經濟增長無論如何都只能是一個諸多因素共同造就的“例外”(當然也可以說是一個全球化時代的“中國奇跡”)。雖然，我們也許不必急于考慮如何響應薩拉·薩卡所提出的“經濟退縮”的建議(如果不考慮如何解決我們經濟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大量重復性基礎設施與生產消費能力建設問題的話)，但恐怕必須要盡快適應一種中低速經濟增長條件下的經濟與發展。依此，“小康社會”的提法也許更接近于“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實質性內涵，除了它所展現的我們相對有限的物質耗費雄心，也內在地蘊涵了人類社會內部較為和諧的人與自然、社會與自然的關系。

　　中國成功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可能性或“支撐性要素”最為重要的是如下三個：經濟實力、地理人口規模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改革開放30年已經積累起來的相對雄厚的經濟實力和我國遼闊的地理空間與龐大的人口規模共同構成了我們主動從事一種新型發展模式與道路選擇的物質(自然)基礎性支撐，可以說二者缺一不可——只具有發達的經濟實力但沒有充足的人口基數與地理空間或者相反，都會導致缺乏社會與文明革新所必需的回旋余地或“機動空間”——“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迄今為止所取得的成功已充分證明了這一點。當然，對于當代中國而言，最為重要的考量指標是中國共產黨的政治領導能力與意愿。也就是說，中國共產黨的政治承諾及其對這一承諾的嚴格信奉是建設“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最重要支持要素，而“十八大”報告關于“大力推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的論述正是這樣一種公開承諾與宣示。

　　依此而言，對于未來中國來說，“社會主義生態文明”還遠非是一種具有客觀確定性的結果。因為，嚴格意義上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既非是一種必然而然意義上的唯一性選擇，也不是一種自然而然意義上的唯一性結果。但如果我們能夠以上述兩個方面的正確認識作為基礎，也就是做到所謂的“知己知彼”，那么，我們就更有希望實現，使我國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成為一個全球視野下的“包容互鑒”、“相互促動”的良性發展過程，并最終取得成功。“包容”和“互鑒”的直接目標是促成一種“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上的“彼此促動”良性發展局面。中國“社會主義生態文明”建設的長遠前景取決于中國共產黨能否最終動員起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內心理解和政治支持，即一種公正的、生態的社會主義社會(盡管未必是最富裕或高度富裕的)成為人民主體自身的真誠向往和自覺追求，與此同時，我們能否以自己的“言而有信”、“身體力行”來逐漸說服、確信與引導當今這個資本主義主導的世界漸進轉向一種生態化社會主義的軌道。毫無疑問，這將是一場漫長而艱苦的文明革新與心靈歷煉之旅，只有那最明智的學生才有可能成為人類新文明的先驅。我們當然希望成為最后的“王者”，但那時的我們一定不會是今天的我們。

　　【注釋】

　　⑴⑶⑼參見郇慶治《當代西方綠色左翼政治理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第72—91頁，第92—112頁，第219—269頁。

　　⑵⑷[美]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研究》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283頁，第418頁。

　　⑸參見[希]塔基斯·福托鮑羅斯《當代多重危機與包容性民主》山東大學出版社2008年版。

　　⑹⑾郇慶治主編《重建現代文明的根基：生態社會主義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00—117頁，第257—282頁。

　　⑺SeeAndréGorz，Capitalism，Socialism，Ecology，London：NewLeftBook，1994;ReinerGrundmann，MarxismandEcology，Oxford：Clarendon，1991.

　　⑻[英]戴維·佩珀：《生態社會主義：從深生態學到社會主義》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356頁。

　　⑽參見維基百科：“生態社會主義”，http：//en.wikipedia.org/wiki/Eco-socialism.

　　⑿參見[澳]羅賓·艾克斯利《綠色國家：重思民主與主權》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⒀參見[英]馬克·史密斯、[美]皮亞·龐薩帕《環境與公民權：整合正義、責任與公民參與》山東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郇慶治主編《環境政治學：理論與實踐》山東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4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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