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承梁：校研機構協同創新生態文明前沿理論范式研究
——徐顯明的生態文明理論評述
 
2011年09月21日16:45   來源：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一、高校協同創新計劃為科研機構協同創新提供戰略平臺

　　今年4月，胡錦濤總書記在清華大學百年校慶大會上的講話中明確要求：要積極推動協同創新，通過體制機制創新和政策項目引導，鼓勵高校同科研機構、企業開展深度合作，建立協同創新的戰略聯盟，促進資源共享，聯合開展重大科研項目攻關，在關鍵領域取得實質性成果，努力為建設創新型國家做出積極貢獻。胡總書記的論述，體現了黨中央對當代高等教育事業發展規律的深刻把握，也為大學與科研機構加強協同創新、走可持續發展創新之路指出了方向，貫穿于原始創新、集成創新、引進消化吸收再創新的過程之中。

　　協同創新，指內外部組織各行為主體或資源主體基于共同目標、內在動力和有效溝通，通過構建充分發揮各自優勢、資源和能力的共享平臺和分享機制，互相配合、協調一致創造新生事物的過程和活動。高校與科研院所之間的協同創新，有利于探索建立適合于不同類型研究、形式多樣的協同創新模式，構建一批相對獨立、集人才培養和解決重大問題為一體的協同創新平臺；有利于建立協同創新的機制與體制，重點突破制約創新能力提升的內在機制障礙，打破高校與其它創新主體間的體制壁壘，充分釋放人才、資本、信息、技術等創新要素的活力。這既是高校真正成為知識創新策源地、深化教育改革試驗田、擴大開放橋頭堡的必然選擇，也是高校與科研院所整體提升可持續發展能力的必由之路。

　　高校與科研機構基于人類社會共有風險而進行的協同創新行為，是協同創新主觀能動性的更高表現形式，也是協同創新主體更高的精神境界和科學的世界觀。成立于2007年的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在山東省委省政府的支持成立下，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展觀，按照建設一所具有“大學”水平的“應用型”生態文明研究機構的準確定位，瞄準生態文明前沿理論陣地的重大需求，始終堅持并大力推進與山東大學的協同創新，吸收并創新了我國杰出的教育家、法學家和生態文明理論家，山東大學校長徐顯明教授關于生態文明建設的原創性、標志性的理論成果，充分發揮山東大學哲社、經濟、環境工程和法學等學院及其學科的綜合優勢，努力作為，經過數年探索，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理論體系上，完整架構了“什么是生態文明，為什么要建設生態文明，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為全面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態文明理論體系提供了理論雛形；在生態文明建設的行為主體上，構建了“生態文明，匹夫有責”的現代生態公民責任觀下的“政產學民四位一體生態文明創建及其運行機制”；在生態文明建設的產業實踐上，開始構筑中國生態產業自己的“卡倫堡”案例。

　　二、四個文明協同發展體現了構建生態文明的系統觀和方法論

　　生態文明是黨在十七大報告中確立的嶄新的統籌人與自然和諧相生的科學發展觀，這是中國共產黨在人類文明史上的一個創造性貢獻。科學把握生態文明的內涵，應準確把握當代中國文明構成體系的和諧性和統籌性。歷史唯物論認為：一定的文明是建立在在一定的物質生產方式及其基礎上的：物質生產--社會制度---思想觀念。因而生態文明必然內含與之相對應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三個層面。黨的十二大報告指出，我們在建設高度物質文明的同時，一定要努力建設高度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這是建設社會主義的一個戰略方針問題；黨的十六大報告，把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確定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一個重要目標；黨的十七大報告確立建設生態文明的戰略任務后，在十七屆四中全會上，將生態文明建設提升到與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和社會建設同等的戰略高度，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全面部署，整體推進。當代中國社會文明體系的構成表明，“四個文明”的協調建設和發展，促進了我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建設和生態文明建設的協調發展，推動了社會進步，促進了和諧社會的構建?；?，在怎樣建設生態文明的問題上，不能就生態文明建設孤立地看待生態文明建設，必須以整體觀、系統觀的方法論，在四個文明的和諧共生、相互統一中尋求突破。

　　2004年年初，在“生態文明”這一術語還令全社會相當陌生的背景下，全國人大代表、徐顯明教授在全國兩會上就呼吁“國家在建設物質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同時，應加大力度建設第四種文明---生態文明。”徐顯明說，物質文明主要解決人類與科學技術的關系，精神文明主要解決人與文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政治文明主要解決人與國家權力的關系。而我們正著力建設的第四種文明--生態文明，則是解決人類與自然的關系。生態文明是一種更為高尚的發展目標，這四種文明所追求的目標就是要實現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徐顯明的這一論述，首次將生態文明提議為應當上升為第四種文明的國家戰略；科學破解了生態文明的核心要義，認為生態文明的核心就是協調人與自然的關系；系統闡述了四個文明之間的內在邏輯，指出四個文明在整體上的目標就是要促進社會協調發展。

　　2009年末，筆者與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張文臺上將、中國生態道德教育促進會理事長陳壽朋和中共中央黨校教育長徐偉新共同發起主編《生態文明理論與實踐》叢書。叢書開宗明義就是要按照四個文明的協同關系，破解“怎樣建設生態文明”這個核心議題。張文臺上將在叢書之一--《生態文明建設論---領導干部需要把握的十個基本體系》一書中，辯證分析生態文明與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關系，提出要從“堅強的組織領導保障體系、完善的政策導向體系和完備的法律制度保障體系”三大體系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政治文明的支撐；要從“綠色的生態經濟體系、現代化的綠色科技支撐體系和規范的綠色企業運營體系”三大體系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物質文明的基礎；要從“繁榮的生態文化體系、廣泛的社會公眾參與體系、跨區域的交流合作體系和國際化的交流合作體系”四大體系為建設生態文明提供精神文明的動力。目前，十個體系的論述，基本涵蓋了生態文明建設的方方面面，為怎樣具體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戰略支撐。

　　按照“四個文明”協同發展、相互給力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整體方法論，在2010年出版、由筆者所在中心承擔的環境保護部課題--《生態文明簡明知識讀本》，首次從生態文明與物質文明的關系入手，發表論點認為：生態文明的物質基礎是生態產業，生態產業是“以人與自然協調發展為中心”，以“自然—社會—經濟”復雜巨系統的動態平衡為目標，以生態系統中物質循環、能量轉化與生物生長的規律為依據，進行經濟活動的產業。它把國民經濟的產業活動放在自然生態環境中進行，形成了生態產業的結構：生態農業—生態工業—生態信息業—生態服務業。這一論述，為未來人類邁步生態文明社會的巨系統提供了想象空間，使人們意識到，生態文明完全有可能以一種嶄新的社會形態出現在人類面前，并成為中華民族對世界文明的創造性貢獻。

　　三、四位一體協同作為明確了由誰來建設生態文明的主體論

　　生態文明是繼原始文明、農業文明和工業文明之后的第四種人類文明形態，是人類文明發展的更高形態。但應當看到：我國的生態文明建設，既是現代化發展新階段的時代要求，更是現代化發展以犧牲環境和資源為巨大代價的幡然悔悟。我們用30年時間取得了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的發展成果,而西方發達國家上百年分階段出現的環境問題卻在我國集中顯現。生態環境問題已經成為重大的環境問題、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和社會問題。一句話，在今日我國，不改變“挖地球”的粗放型發展模式，不要說子孫后代的長遠利益，就是當代人眼前最基本的利益也難以維系。在全國的絕大部分區域，喝上干凈的水，呼吸上新鮮的空氣，吃上衛生的食品，已經成為奢望。從法理角度講，我國生態環境面臨的危機，所引發的一系列社會問題，一是源于環境權觀念的缺乏；二是源于環境正義觀念的缺失。從公正和從善的角度對待環境，人們不僅應當享有環境權，而且環境權應當是一種普遍權利和基本人權。作為一種權利，它更應關乎環境正義的更高命題。環境正義的法律要求就是環境義務。生態文明觀在法律上的要求，落到實處也就意味著環境權利和環境義務。

　　2008年底，《人民日報》撰文刊發了徐顯明關于中國30年人權路的觀點。徐顯明說，只有制度上的人權才是根本性的人權。2004年3月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國家尊重和保障人權”寫入憲法。人權入憲有三個意義：中國的人權保障有了空前的包容性和廣泛性。人權主體，不再只針對公民，而是從公民擴展為人人；人權體系從封閉走向開放。人權入憲，人權體系發生變化，沒有列舉的也要保護；尊重和保障人權，成為國家的基本義務。這預示著國家的價值觀開始發生變化。徐顯明建議說，未來修憲時，應重構我國的人權體系。十七大報告中已出現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發展權等，也應列入。如把生態文明當作一種生活方式的話，還應增加環境權。

　　環境權是人的重要權利，高舉生態文明旗幟，才能切實保護和捍衛自己的環境權利。正是在此思想的影響下，2009年初，筆者發表的《山東省的生態文明建設研究》文章，首次提出了“生態文明，匹夫有責”的現代公民生態責任觀，并在此后的理論探索中逐步引入了“生態公民”和“生態人”的概念。在“生態人”的觀念中，生態問題的解決是一種根本的生存原則，“生態人”除了具備自然維護、生態平衡等生態意識外，還具有整體論世界觀或生態世界觀范式；與“經濟人”只注重經濟利益，無所顧忌地掠奪資源不同，“生態人”將生態安全放于首位。人民群眾是實踐的主體，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群眾是社會變革的決定力量，在社會變革中起主體作用。沒有生態文明，就不可能有高度發達的物質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沒有生態文明，人就不可能有高度的物質享受、政治享受和精神享受；沒有生態文明，任何細胞也難以獨善其身。任何社會組織、單位、集體和個人，都必須守得住生態文明的道義底線；如在餐桌上肆意浪費的消費行為，就是極不文明的體現。按照“生態文明，匹夫有責”的現代生態公民責任觀，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有行動的道義和行為的感召力，率先并連續在東部沿海大省山東舉辦了四屆享有崇高聲譽的“中國（山東）生態文明建設論壇”，受益聽眾數千人，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何魯麗高度評價稱“論壇宣傳普及了生態文明知識，為我國社會各界生態文明交流與合作搭建了平臺”；成功在國家工商總局注冊取義為“生態中國”的“中圃”商標一枚，使之成為我國生態文明科研領域的首枚商標；中國鐵建集團總裁趙廣發和中國重汽集團董事長馬純濟積極參與由筆者所在中心承擔的環境保護部課題的另一課題--《企業環境保護知識讀本》的主編工作，提出了真知灼見；至為重要，就是確立了“政產學民”四大主體協同創新共同建設生態文明的平臺和機制。

　　黨政機關、產業企業、學術團體和社會公眾是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在生態文明建設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發揮著各自的作用。建設生態文明，走好生態文明的路，需要“生態文明、匹夫有責”現代生態公民責任觀下的協同創新，沒有政產學民四大主體的協同創新，沒有各個環節的密切合作，作為文明主體的社會公眾既不可能意識到、也不可能享受到這樣一種新型新近、文明健康的生存生活方式?；耍赫块T在生態文明建設中要充分發揮領導作用，要轉變干部政績觀；企業必須考慮資源環境的可持續發展，選擇科學的發展方式，善于承擔社會責任，自主開展各種環境保護行為和社會公益活動；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要發揚學術團體的獨立的學術精神，真正恢復學術團體應該具有的獨立、求真、公正、引領先進文化的學術精神；民眾需要培養生態公民的主體意識，改變不合理的消費意識和生活方式，倡導生態文明觀念。

　　四、生態產業示范體現了生態文明建設的具體實踐觀

　　消費者的消費行為要受周圍人們消費水準的影響，這就是所謂“示范效應”。建設生態文明，是長期而艱巨的歷史任務，可能要管數百年，但須臾不能止步，否則會給人類社會帶來災難性的后果。在生態文明觀念于全社會尚需要大力普及的背景下，在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調整產業結構成為國家和社會發展最為緊迫課題的大背景下，通過生態產業示范的協同效應，可以促進生態產業的繁榮，進而形成生態產業的生態鏈條，最終引發生態產業的全行業革命，并基于生態產業的變革而引起人們一系列生產方式、發展方式和和消費模式的連鎖式反應。錢學森是我國杰出的科學家，他的第六次產業革命思想對我國科技創新和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重大貢獻。1984年底，錢學森發表了《建立農業型知識密集型產業---農業、林業、草業和沙業》的論文。在這篇文章里，錢學森從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大跨度上，將當時已經出現的以信息產業技術為核心的新技術革命界定為第五次產業革命，提出“第五次產業革命的核心就是信息問題”，“我們不但要迎接第五次產業革命，而且要為第四次產業革命補課”，“要預見到第六次產業革命”；錢學森同時深入透徹地說清了關于第六次產業革命得以成立的兩個核心問題：一是將人類有史以來已經發生的產業革命劃分為五次，并明確提出了在21世紀將要迎接第六次產業革命；二是明確界定第六次產業革命的主要內容就是生物技術。他甚至非常明確地說：“科學研究中的又一大課題是發展新技術革命的生物工程技術，如細胞工程、酶工程、遺傳工程等”。筆者認為，生態產業的發展也是這樣，要迎來一場巨大的產業變革，它將直接敲響一個真正的生態文明社會的大門。

　　蔣家莊是山東平邑縣卞橋鎮的一個中型行政村。以前，這個村以經營傳統農業為主，信息封閉、經濟落后。2005年以來，由中國科學院植物研究所、山東農業大學、德國、法國研究人員組成的研究團隊落戶蔣家莊村，成立了山東農業大學農業生態系統定位研究站。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與研究站聯合成立了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農業專業委員會，并成為中心的生態農業示范基地。經過6年農業艱苦實踐，中國科學院科學家在徹底停止了化肥、農藥、農膜、除草劑、添加劑、轉基因技術6中有害農業技術后，成功將低產田改造成了噸糧田，單位土地面積收入大幅度提高；村民不再僅靠種植創收，而是充分利用農業廢棄物—作物秸稈發展肉牛養殖，促進種植業，逐步朝秸稈—養殖—沼氣—農田良好生態循環農業發展，生產出近20種有機糧食和蔬菜，在提高家庭經濟收入得到了實惠。該成功案例預示著，只有堅持科學發展觀，用生態文明思路創新農業科技，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在全球率先實現在健康的環境下，用健康的辦法生產健康的食品。

　　中國共產黨率先倡導建設生態文明，但生態產業的典型示范卻不是中國的，它是丹麥的卡倫堡生態工業共生體，也就是被譽為世界生態工業園建設典范的卡倫堡生態園體系，它的產業共生模式包括：發電廠燃燒著煉油廠排放出來的廢氣；煉油廠將其冷卻水分享給其它公司，如此可減少整體用水量達25%；水泥和填補道路的生產者利用當地清潔發電廠所排出的廢物(石膏)。從發電廠產生的額外蒸汽用來供養魚場、臨近公司和鎮內許多家庭加熱之能源使用。制藥廠所產生富含養份的軟泥，被當地農場用來作為肥料。

　　這是一個被業界稱為近乎完美的生態工業園。中國當然也有，但缺少一個以軟文化形態走出去的平臺。近期，徐顯明發表演說，點評了鄒平和鄒平的西王集團。徐顯明說，鄒平這個地方在國際上的知名度要高于在國內的知名度，鄒平是世界上觀察中國政治、經濟、社會的一個窗口。20世紀30年代就取得了這樣的地位，因為當時鄒平有鄉村建設運動。改革開放以來，美國政治家始終在關注著鄒平的發展，包括美國的國會議員、前總統卡特。他們為什么要到鄒平來觀察農村的選舉？因為他們通過觀察鄒平農村的選舉來觀察中國政治的變化，觀察中國社會結構的變化。所以鄒平在世界上是一個有著很高知名度的縣市。

　　徐顯明同時說，什么是循環經濟？西王集團就是最好的例子。他們把玉米的原料用到窮盡，利用率達到了99%。玉米開始加工淀粉，淀粉變成了糖，各種各樣的糖，食用糖、藥用糖。玉米里面廢棄的東西大概在最初的時候是玉米芽子，玉米芽子肯定有更高的價值，果然被他們發現了，用玉米芽子生產出食用油來。生產玉米油的時候需要大量的水，要用水蒸氣把玉米蒸開。水變成了廢水？沒有。他們將廢水又用于冷卻鋼廠。冷卻之后，水的沉淀物又拿來做成了肥料。這個農村使用的所有肥料都是自己生產的，不光自己用，現在每年還要大量地銷售到外面去。

　　五、結語：推進協同創新，為人類生態文明做出更大貢獻

　　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是新型成立的機構，發展時間還很短暫。全部在編人員尚不足6人。但是小中心卻做出了大文章。新華社發表內參通訊指出：它積極探索“政產學民”四位一體建設生態文明運行機制，成功走上了生態文明產學研用一體化發展軌道，助推山東生態文明建設發展；通訊指出，中心積極構建產學研用一體化協同創新戰略聯盟，通過高校、研究機構和企業共同建立技術創新和社會科學研究基地。經過三年多的探索實踐，產學研用一體化的體制、機制日臻完善，起到了積極的協同示范作用，顯示出很強的生命力；通訊指出，產學研結合催生的生態產業示范基地建設，使得“小基地”發揮出“大示范”的效果。這個小基地就是蔣家莊村的生態農業示范基地；通訊最后總結指出：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的學術成果、產業示范，以及連續四年發起舉辦了高層次的中國（山東）生態文明建設論壇，使山東生態文明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走在了全國前列。從面向黨政領導干部的《生態文明建設論》到我國第一本面向全民的普及型讀本《生態文明簡明知識讀本》；從指導生態文明城市建設的《生態文明城市》到產學研用在社會科學領域合作的典范讀本《企業環境保護知識讀本》，以及面向未來人類社會轉型的《生態文明：人類社會全面轉型》，中心的出版著作和學術成果穩居全國首位，成為我國生態文明建設的重要智囊平臺。

　　上述這些成果的取得，法寶在于協同創新。正是小科研機構主動尋求與山東大學的協同創新，才使小機構有了大靠山；反過來，山東大學生態技術與環境工程、生態哲學與社會發展、生態產業與低碳經濟、生態文明與中華文化、生態文明與環境資源法、生態旅游、生態藝術與生態美學等多學科交叉融合在這一平臺上，彰顯了山東大學“為天下儲人才”、“為國家圖富強”的百年傳統，使新時期的山東大學率先走上了綠色大學的發展之路。綜觀徐顯明一系列關于生態文明的論調，就是原創性、標志性的創新性理論成果；縱觀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的一系列科研成果，在更大范圍、更多層面、更多體系豐富和完善了理論家所提出的原創性和標志性成果；他們協同創新共同豐富和完善著我國的生態文明理論體系建設和實踐探索。

　　積極推動大學與科研院所及企業的協同創新，已經成為未來高等教育發展的重要戰略?！案叩冉逃洖槭澜绶秶鷥鹊默F代化進程提供了不竭的知識動力。同樣，尋求人與自然之間的平衡、促進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也是現代大學的不懈追求。大學不僅孕育了環境科學、生物性保護、城市規劃等學科，以理性知識塑造和規范人類的行為，也為環境保護和環境教育培養了大量的人才。”仍然還處在發展初期的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仍將把與山東大學的協同創新作為首要戰略要務，以更加開放的心態和寬闊的胸襟，以更高的全球化視野和國際化思路，圍繞氣候變化、糧食安全、能源環保、疾病防治等全球性問題和新興經濟體面臨的共性問題，深化國際合作研究，推動我國生態文明基礎理論研究與前沿技術水平再上新臺階；努力創建并倡導一種人與自然、消費與生產、物質與精神、國家與國家、政治與文化之間和諧相生的新關系，并在這種新關系中建立一個生態化、智能化、低能耗的可以引領人類社會并為人類社會共享的新文明。（作者系山東省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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