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網友根據2011年10月26日下午溫鐵軍在中國人民大學通識教育大講堂上課記錄整理而成。

    世紀之交已過10年，除了中國之外的世界各國都沒有如期完成聯合國制定的、各國領導人鄭重簽署的“新千年計劃”。更吊詭的是：完成了新千年計劃的中國卻越來越成為西方和一些發展中國家的主流話語中批評的“靶子”。甚至國內外誰都可以憑借西方主流意識形態內含的“政治正確”隨意敲打中國，而邯鄲學步般地跟從西方話語的主流中國人也恨不得自斷股肱……

    由此，怎么看待全球二八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規律，就成了中國人能否有效地把中國經驗從特殊論提升到“一般論”的理性高度的重大話語權問題。

    于是，今天的題目是“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
 

一、理論創新：成本轉嫁論——全球金融化是如何加劇制度性貧困的

    首先，我們提出了不同于主流的問題意識：隨著戰后西方產業資本大規模向發展中國家轉移而發生的全球化及其派生的制度性貧困問題，已經在世紀之交出現了重要的、但卻被學術界視而不見的結構變化。

    一是從政治上看，越是政治現代化國家其制度成本越高，越難以化解債務危機。因為，雖然世界上的國家負債已從發展中國家負債為主轉變為發達國家政府負債占比高達70%以上。但是，那些因長期占據發達國家地位而構建了制度權和話語權的“新債務國”們卻根本就不會認同他們自己確立的債務國必須接受債權國制度要求的原則。結果是：新債務國顯然都趾高氣揚地賴賬，理直氣壯地索要債權國“救助”，一度最亮麗的世界主流秩序勢必被其構建者“始亂終棄”……

    二是從經濟上看，越是結構高度化的超現代經濟體，基尼系數越高。其中，最發達的現代化美國GDP的85%以上來源于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其貧富差別超過0.5，大約1/5的人口不得溫飽，屬于高度現代化條件下拉大貧富差別的典型。在中國最現代化的香港特區GDP的80%以上來源于金融為主的服務業，并且也是基尼系數高于大陸大部分省市的地區。在發展中國家服務業占比最高的是印度，其貧困率也高達1/3以上（民間組織認為1/2），屬于貧富差別拉大、貧困問題嚴重到難以緩解的典型國家。同理，如果中國的沿海發達地區或現代化大城市愿意把外來打工者納入本地貧富差別統計，也會出現基尼系數顯著提高的現象。

    歸納已發生的經驗過程可知，體現“西方特色”的政治和經濟越是高度現代化，反而產生的貧富差距越大。高度現代化與貧富差別拉大這二者之間，客觀上存在因果關系，只不過構成這種因果邏輯的變量及其結構尚待驗證。

    其次，自從華盛頓共識問世，人們就自覺不自覺的接受其規定的國際經濟秩序的內涵：世界只有20%的國家和地區的人口（白人及其后裔為主），已經進入現代化，另80%的人口（有色人種為主），很難再進入現代化。另外的派生內涵是，因為20%的人口享受現代化就已經造成了環境的不可持續，再讓另80%的人進入現代化，地球環境就無法承載了?；谶@種占據主流地位的共識，無論中國怎么說和平發展，人們都不信。因為如果占世界人口20%的中國人進入現代化，就改變了華盛頓共識，世界就不再是二八開這個被稱為自然界“黃金分割定律”在人類社會的約束就會被中國人突破，變成了四六開。由此可見，無論中國人是“乖”還是“張”，西方主流的制度文化都會自發抗拒中國進入現代化。

    再次，當人們討論全球化的時候，需知占據主流地位的是全球金融化。全球金融化進程中，人們只看到資本化一個方面，但資本化的前提是貨幣化，沒有強勢的政府依托政治強權超量增發貨幣，金融資產總量就不會如此短期里大規模提升。

    因此，人們需要分析，當代全球化的實質內容不是教科書上討論的商品生產和自由貿易。今天占據主流的西方世界更主要依靠的是兩個增長：政治強權的增強及其派生的貨幣化增長，和貨幣大規模增發派生的作為資本化主力的衍生品交易量的增長。

    而制度性貧困，與這種全球化伴生的成本轉嫁是與生俱來的。

    總結我在最近十幾年開展國際比較研究得出的基本結論，只有五個字：成本轉嫁論。亦即，制度性貧困是承載了全球化的代價的客觀結果。

    這是個以政治經濟學為框架、以制度經濟學為方法的理論創新。從這個客觀研究反過去找理論資料的時候，就找到了美國學者沃勒斯坦的“世界系統論”，這屬于一個討論資本主義體系的政治經濟學理論，他提出了“核心——半核心——邊緣”的世界體系，這個基本框架可以做我們分析全球化的一個理論工具。此外，則也承襲了薩米爾·阿明的第三世界“依附理論”。與相對于西方經濟學而言已經屬于最具革命性的新制度經濟學相比，這些理論更具革命性和現實性。

    制度經濟學之所以具有革命性的原因，是將微觀分析為主的西方經濟學過去不納入的制度甚至文化等基礎性因素吸收到經濟學框架中了，雖然其目的是據以強調發展中國家的經濟轉軌，但畢竟有從“經濟脫嵌于社會”內生的幼稚向“經濟回嵌社會”的成熟有所回歸。

    制度經濟學研究中，比較具有積極意義的、并且易于被新古典理論體系接受的，是認為制度變遷產生增量收益。在中國較早用制度學派理論研究改革、并為西方人提出“北京共識”奠定理論基礎的，是林毅夫教授。1980年代林毅夫從海外歸來與國內學者合作主持研究項目，證明了因農村制度變遷創造的農業增產占的比重約為46%，此后，這種“制度收益論”成為中國政治家及經濟家都樂于接受的主流觀點。但是，雖然“有多少收益就必有相對應的成本”只是個基本常識，卻很少有政治家和經濟學家愿意討論制度成本。

    由于我的實證研究起步于1980-1990年代的農村試驗區；按照試驗法的原則只能“不斷證偽才能接近客觀真理”，在這種不斷證偽的試驗過程最初我只歸納為“制度成本論”。后來更多做國際比較研究時才進一步意識到，制度成本并不是我的理論創新，而發現占有制度變遷收益的利益群體把制度成本不斷對下一級做層級轉嫁，才是我的理論創新。因此我修改為“成本轉嫁論”。

    理論家大都認同貧困是有制度性原因的，這個所謂制度性貧困，其實就是強勢群體不斷向弱勢群體轉嫁代價造成的——任何制度變遷都是原有框架內占有收益的利益集團進一步獲取增量收益并向弱勢群體層級轉嫁制度成本的過程。這也解釋了為什么現在資源環境破壞愈演愈烈。那是因為：弱勢群體至少還可以發聲，但是環境卻不能發聲，當弱勢群體無法承受累加的制度成本的時候，于是就轉嫁給環境。

    當我們把制度經濟學對新古典經濟學的創新引用到分析發展中國家制度變遷的時候，就有了個有意思的說法，我強調指出：制度本身是派生的——這和很多學者的“制度決定論”有差別。他們說到各種不良現象的時候，似乎愿意說“都是制度惹的禍”。當然，這使得面對各種劣跡的理論家很容易給社會大眾找出解釋。但如果愿意深入想，就應該會問：制度是從哪來的？特別是那些所謂現代制度是怎么產生的？中國是向西方現代化努力學習的一個發展中國家，我們的制度從何而來，很大程度上也是歷史哲學問題。

    我們認為，自從人類進入資本主義文明這個相對于人類5000年文明史而言雖然很短、卻破壞很大的歷史階段以來，西方發達國家主導了三次矛盾轉移和發展中國家的“接軌”。

    第一次始于資本主義早期歐洲工業化導致的殖民地擴張——發達國家對資源和市場的占有以及貧困人口的移出，占領了世界上資源最豐富的南北美洲、非洲和澳洲，及其引發的17-19世紀的大量戰爭，最終導致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

    同期，發展中國家納入資本主義體系，被拖入殖民地和勢力范圍爭奪的殖民化地緣戰略。

    第二次始于資本主義中期產業資本的擴張——基于1950年代戰后的二次工業化興起的一般制造業轉移，避免了發達國家的全面產能過剩，消解了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壓力。發達國家內部在二戰之后的工人運動促使社會福利、勞動力成本以及環境保護壓力的上升，同期老殖民主義時代形成的世界秩序解體，全球反殖民化運動中形成大批新興民族國家，成為承接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載體。

    第三次始于資本主義晚期的金融資本擴張——1990年代至今正在演進的金融資本主導的全球化競爭。全球貨幣化和資本化進程加快，導致后殖民化時期地緣戰略：美元集團與歐元集團對抗性沖突。

    可見，發展中國家的制度是問題，但不是發展中國家的制度問題。

    而我們這個發展中國家的所謂現代制度，主要源于國家進入工業化初期的原始積累，我們只不過強調了任何現代制度的派生特性。因為，世界100多個國家都是戰后形成的發展中國家。正是由于在二戰后才成之為了國家，那么這些國家就因為戰爭的教訓，大都在追求國家富強。然而，他們的榜樣是前宗主國，于是，大多數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制度就不可避免有宗主國痕跡，體現在議會、法院、軍隊、警察制度等等之上。

    然而，幾乎所有發展中國家在早期工業化發展的時候遭遇的第一件事，就是“資本極度短缺”。因為工業化本身就是個內生性的不斷追加資本的過程，亦即：資本增密是工業化的內在機制。于是，凡是想加快工業化的國家就都會構建追求資本的制度，政府也勢所必然地都有“親資本”的政策傾向。對此我們一再指出：在一般發展中國家，只要追求工業化就勢必面臨資本極度稀缺的實質性挑戰。于是，不論聲稱何種主義、何種體制，內涵使然地都具有親資本的派生制度特性。

    并不是意識形態不重要，我們只不過是重申了意識形態不得不受制于經濟基礎的傳統政治經濟學的基本原理。

    據此可以歸納出的經驗教訓：如果追求工業化的發展中國家的上層建筑及其制度體系過于超前，就會不利于工業化的資本原始積累，就會因這種上層建筑對經濟基礎的反作用而跌入發展陷阱，并且很難爬出來。

    由此可知，政府內在地親資本，乃是二戰之后發展中國家因資本短缺又要工業化勢必采取的政策傾向。然而，二戰過去很久了，能靠著照搬西方制度及其文化體系來完成本國工業化的發展中大國少之又少。

    西方人于是提出“金磚四國”，但是這個說法似是而非。

    因為，其中的俄國本是參加一戰這個典型的帝國主義戰爭的老牌帝國主義國家，本來不應該列入二戰之后的新興國家。何況，若以是否完成工業化為標準，那在亞洲只有中國，在拉美只有原住民占人口比例不足3%的巴西。

    更值得中國人做比較研究的，是世界第二大的原住民國家印度。其工業產值只占GDP的30%左右，和城市人口占比差不多，即使已經進入新世紀，還不能算完成了工業化。很多中國學者都說印度的信息服務業占比很高，提前實現了經濟結構高度化。確實，印度三產比重高于50%，因此有人就說印度比中國先進。但是，很少有人研究印度的三產是什么——服務海外為主。這與其歷史高度相關——英國為了減少對華貿易逆差，于1840年發動鴉片戰爭，以國家犯罪手段強迫中國開放毒品自由貿易，隨之就追求“規模效益”而需要大量開辟鴉片種植園。于是，1852年英國進一步擴大國家犯罪占有毒品收益——派出皇家軍隊在南亞次大陸東征西討、配合其“國企”東印度公司統一了印度。在鴉片戰爭之前的印度，還是個次大陸地理概念——500多個小邦國、幾千種語言，被迫統一之后只能全國推行英文。

    印度70%以上的人口在鄉下的傳統村社，其中超過1/3人口是無地農民，還有大量流入城市的窮人生存在大型貧民窟，這種城鄉貧困使得民間認可的貧困率占比高達50%以上。印度自稱“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卻同時也是最大貧困國家，其一國的貧困人口超過了非洲和拉美的貧困人口總和。這也導致印度知識分子無法為沒有任何生產資料的無地農民和貧民窟人群提供服務，貧民窟的灰色經濟也不產生可分配收益和工業化必須的原始積累。如果第二產業不發達，就更用不了這么多受過高等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如果愿意這樣客觀地看，印度產業結構高度化內生的問題就解釋了。

    當代印度國情是：由于國內產業不發達，受了英語為載體的高等教育、符合西方人力資本要求的印度人可以低償地為西方提供軟件、電腦維修、信息咨詢等IT業服務，以及醫療、金融投資等方面的服務。當然，這些服務大都難以對內。

    誠然，印度這個通過“外向型服務業”形成經濟結構高度現代化的事實，對于比較發展研究非常重要——發展中國家當代的高等教育大都參照結構高度化的西方教育體制來搞，也就大都會內在地具有迫使知識分子服務于西方、傾向于西方的特點。

二、經驗分析：中國在世紀之交的戰略調整

    那么，什么時候政府能夠改出親資本的模式呢？如果按照以上分析給出的邏輯，只有當資本過剩的時候。我們中國是在什么時候調整了親資本的政策體系呢？1999年。原因是“生產過剩”。

    同樣在1999年，中國的執政黨有了重要的新提法——以人為本。

    早在1998年東亞金融風暴造成中國出口下降的時候，中國老一輩的經濟學家馬洪發現我們已經進入了產業過剩的歷史階段。1999年中年經濟學家林毅夫也指出我們面臨的其實雙重過剩條件下的惡性循環——勞動力過剩與生產過剩，二者互為因果、高度相關，勞動力過剩價格下跌，就會內需不足，惡化產業過剩。這種雙重過剩，惡性循環，本是引入市場機制造成的市場失靈，靠市場自身沒有好的化解方法。那一年他就提出政府應該啟動國債投入新農村建設，內需不足和生產過剩惡性循環才能解決。

    大家不要為社會上的各種說法左右，要看到不同歷史階段的實質性的變化：周期性的生產過剩是一般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當西方體系遭遇這個矛盾的時候，發生的是世界大戰——用戰爭來摧毀過剩的生產能力。為什么說資本主義有寄生性、腐朽性？因為其無法解決這種矛盾。其實，中國人遭遇到這些矛盾的時候，試圖尋找西方哪個解決了的案例，其中，北大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當時針對過剩研究了羅斯福新政的實際作用，當時他們就指出，羅斯福新政并沒有跟本上緩解危機，最后還是歐洲爆發了二戰創造的戰爭需求化解了美國的危機。

    1999年中國的生產過剩怎么化解？客觀地看，作為一個超大國家，過剩的規模和性質，絕不亞于30年代發生在歐美的生產過剩。認真看數據會發現，90時代后期，中國制造業產量已經達到全球第一，過剩是顯然的，我們的大宗商品都是過剩的。那么，中國使用了西方化解矛盾的辦法了嗎？為什么沒有呢？因為當時的政策部門，并不受制于海外政客和媒體們高度關注的意識形態。去意識形態化的政策結果是：1999年以來的10年間，中央政府用超過10萬億的國債投資帶動就業，基本上化解了雙重過剩危機。當然，也派生了很多問題：

    其一，1999年啟動西部大開發，天然林保護工程，退耕還林還草，高速公路三縱兩橫，這些總計2萬多億國債，五年投下去，帶動基礎建設投資3萬億，使得中國政府換屆時，成為了僅次于美國的高速公路通車里程大國。不過，西部開發雖然有效，但這個過程難免產生大量壞賬。

    其二，2001年提出振興東北工業基地，國債投資1萬多億，緩解了東北的資源枯竭城市和設備換代城市的轉型困境。國務院成立了東北辦，與西部辦作為設立在發改委的兩個副部級單位直接操作大規模國債投資，在1998年之后的這一任政府領導下，投了3-4萬億基本建設。

    其三，2003年，溫家寶政府上任伊始，算是“朱規溫隨”，實際上干的是中部崛起增加兩萬億國債。

    其四，2005年提出的新農村建設，5年來投入了約3萬億。

    其五，2008大地震災后重建投入了約兩萬億。

    這樣，溫總理第一個任期國債投入共約7萬億，幾乎兩倍于上一任。如果把2009年提出4萬億救市再加上，總共有10萬多億政府主導的大規模投資。

    誠然，這種短期的大規模國債投資，也勢必派生很多問題。

    一是，導致中國出現了特別值得圈點的長期的“投資拉動”增長：從1998年一直到現在，帶動的增長至少占GDP的3個點，某些年份會高于3個點。一般人都知道應該是“三駕馬車”拉動經濟增長，為什么我們總說不平衡？因為，駕轅的本來應該是內需，但內需是長期上不去，駕轅的只能算是瘦驢。可是，拉套的卻是駿馬。誠然，這只是一個方面，任何一項經濟政策解決問題的時候會創造新的問題，經濟不平衡是肯定的。

    二是，國債投資是未來的稅收被當期的政府預支了，性質上應該主要是公共投資。那么，就應該是公共部門操作，不可以交給私人部門。于是，代表私有經濟的批評就多起來了：為什么公共部門得到加強，為什么大型國企、壟斷部門占比上升?私有部門及其掌控媒體的意見很大，同期出現了中產階級知本家精英群體代言這種不滿，社會上批鐵路、電力等壟斷部門，一浪高過一浪。

    民營經濟相對于國家資本有所弱化，這是客觀結果，既然這十幾年用十幾萬億元的國債拉動增長，那就要問，這種主要投資于國家基本建設項目的投資結構能不能改？能不能說從1998年增發國債就搞錯了（2008年奧巴馬也靠增發國債緩解美國危機）。今天歐洲債務危機為什么這么囧，因為歐盟不能發行歐洲債：各國加入馬斯特里赫特條約實現統一貨幣，但是卻不可能統一控制各國政府發出的國債，于是債務危機蔓延，歐元區政府債務普遍超過占GDP的60%以下的馬斯特里赫特條約規定，變成了垃圾債，只能求助于歐洲央行和IMF，而此前IMF資金的70%已經都投到歐盟國家了。

    美國人是國債和貨幣兩手增發，使用增發的貨幣購買增發的國債，客觀上構成了向全球轉嫁通脹的特殊政治優勢。而歐盟做不到，因為歐洲央行只能增發歐元貨幣而不能發歐盟的統一國債，對外轉嫁債務危機制造通脹的能力就差很多。

    中國和西方比較，2009年全球危機是個具有普遍意義的歷史性考驗——只有中國經濟下滑了僅一季度，第二季度就開始反彈，因此現在很難做是非對錯的價值判斷。各位不要用一般的西方價值判斷看全球形勢，應該把思路打開，把價值觀先放一放。我在很多國際場合演講都強調這一點，要站得比意識形態更高，超越價值觀，這才有認識客觀世界的基本條件。

三、歷史經驗：西方不同于中國的歷史演進軌跡

    對于發展理論，還有很多值得討論的地方。比如，我曾經在聯合國與杰弗里薩克斯和斯蒂格利茨同臺介紹中國經驗，他們對中國的分析雖然粗糙，但其中有的觀點讓我很吃驚。眾所周知，薩克斯是以在前蘇聯推廣私有化改制著稱的。但薩克斯在解釋中國經驗的時候，認為人們應該從集體化時期的經驗入手。而斯蒂格利茨就更有意思了，他認為“恐怕得從中國土改說起”。假如說，斯蒂格利茨的說法還可以理解，因為他上街公開支持群眾占領華爾街運動，算是左翼學者。可薩克斯為什么也說得從集體化時期入手才能理解中國經驗？我問他，你的觀點似乎與過去有不同，他回答說：作為學者首先不是強調自己觀點正確，而是對客觀現實是否尊重。希望各位多少借鑒一點薩克斯的自我反思精神。

    當討論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的時候，有些屬于對歷史經驗的不同歸納。

    我們都知道，在西方資本主義崛起時，起到構建制度文化基礎作用的文藝復興功不可沒，可有誰想過“文藝復興”復興的是什么？

    早年我也是個文學青年，看了大量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人大復校以后我們讀書的時候，也有老師介紹了大批的文藝復興時期的作品，以至于后來我成了個博物館迷，非常推崇那些偉大的藝術作品。但當我開始做發展中國家比較研究的時候，越多接觸原住民文化，就越有了另外的批判性認識，在此提出來和大家共享——其實與文藝復興同步的是殖民主義，文藝復興中的很多藝術、文學或隱或現的包含著對西方幾千年奴隸制的復興……

    眾所周知，古希臘的城邦制度和古羅馬的市民的民主制度的基礎，都是奴隸制，享受著民主的市民，只占總人口的不足10%，與現在的黃金分割二八開相比都差遠了，而那超過90%以上的人口是奴隸。

    古希臘奴隸勞動創造的文明很偉大，但在那些巨石雕塑前被震撼的時候，應該看到其中幾乎沒有大量投入的勞動者——奴隸們的身影，應該想到這是古代希臘人在上攻到波羅的海一帶使其奴隸貿易擴大了十幾倍之后才有的奴隸勞動成果。對有口皆碑的古希臘歷史來說，最大的偉績是馬其頓城邦首領亞歷山大的偉大東征，在于他打敗波斯之后把邊界向東擴張到印度邊沿，由此成為跨歐亞非三個洲的大國，這也進一步擴展了古代希臘奴隸制，于是有了輝煌的文明時代。

    古羅馬一樣是在奴隸制基礎上形成的城邦文化，而且他的城邦文明是希臘的血脈傳承。因為，羅馬是早期希臘海盜占領的據點演變成了的城邦。海盜據點主要貯藏財富、烈酒和妓女。于是，有了今天人們到意大利國家博物館還可以到處看到的關于“吃狼奶長大的雙胞胎”的多種藝術表達（據說已經被意大利最新考古發掘證實了）——他們本來就是妓女生的孩子，一般都順到河里死了就算了，但這對雙胞胎卻沒被淹死，他們被失去狼崽的母狼養活大。

    在羅馬的國家博物館隨處可見的還有一個用陶器、壁畫和掛毯表現的畫面，吃狼奶長大的男嬰成為羅馬居民的時候，這個城市只有男人，其實這是海盜文化的傳承——早年的海盜只有男人。那么，怎么解決男人問題呢？就到另外的部落搶女人做“媳婦”，于是就終于有了羅馬城。

    這個古羅馬成為城邦文明的過程，造成了多少其他部落的“悲劇”……

    類似的例子：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曾經代表政府多次向原住民道歉，原因也是早年來到澳洲的白人大部分是屬于罪犯流放——幾乎沒有女，于是政府就下令當地所有土著家庭貢獻一個13歲以上的閨女，交給政府培訓之后分配給上島的白人。于是，也就有了澳大利亞成之為國家的人口基礎。

    早期的西方文明，確實和后來的殖民主義——資本主義文明有很大的繼承性。后來的文藝復興在對中世紀農奴制表達批判意義的同時，內涵性地是對歐洲早期奴隸制的復興——殖民化時期是歐洲國家對人類的屠殺、迫害和對資源的掠奪、控制的時期。

    本質上，西方推進的殖民化是人類歷史上第二次大規模的奴隸制，造就了西方資本原始積累進程的內含成本對外轉嫁的外部性制度構建。而今天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則是所謂后殖民主義繼承原來殖民主義制度的路徑依賴的延續，也是原有利益集團轉嫁制度成本的結果。

    據此，不妨再看看到底什么是制度經濟學的理論邏輯？各位可以討論一下。也許可以檢驗新制度經濟學是否經得起不同的經驗過程的實踐檢驗。如果任何一種理論的邏輯起點不能和其表現的歷史起點相一致，這個理論就不成立。不過，我們今天教科書中的大多數理論邏輯，都找不到與其邏輯起點相一致的歷史經驗的起點。

    如果愿意進一步討論東西方文明的演變，就會去價值化地看人類歷史這個東西，我們不能全怪西方的文藝復興和在殖民化中復興奴隸制。因為，西方文明之所以是人類文明的一種，取決于人類在不同生產關系下受到的環境約束——文明的形成及其延續與自然地理高度相關。大約在中國從黃帝到夏商兩朝趕上氣候變暖時期，東西方人類社會發育都明顯加快，但最早的氣候變冷（小冰河期）大約是在2500多年前的戰國到秦漢之際，演化為農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地域沖突——在新石器時代后期氣候變暖期間，亞洲大陸400毫米等降水線北移，華夏農耕文明已經擴展到了北方，氣候轉冷等降水線南移，干旱草原游牧民族的所有部落都生存困難，不得不聯合南侵，華夏農耕文明就和北部游牧文明的各種民族之間出現了頻繁的戰爭。

    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人類的戰爭很大程度受到自然因素影響資源環境變化的影響。由于氣候變冷和北方干旱引起的頻繁戰爭，導致漢代完成中國大一統之后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擊匈奴于大漠以北”。這也許客觀上成了羅馬滅亡的原因之一，被漢武帝打敗的匈奴殘部西進到歐洲，那時候歐洲北部的原住民大多處于采集和漁獵狀態，抗自然風險能力極低，匈奴鐵騎壓迫那些處于半原始狀態的部族只能向西南遷移，進入亞平寧半島，那就是歐洲歷史記載的所謂“北方日耳曼蠻族”的南侵導致了羅馬帝國的滅亡。只不過，這是個至少百年以上的漫長傳導的過程。

    但西漢征伐匈奴只是漢唐盛世影響西方文明的第一段。唐朝是第二段。唐朝先后擊敗東西突厥，殘余突厥人沿著中亞進入小亞細亞，部分定居于安納托利亞半島，其一小部分繼續西進，曾經打敗了東羅馬的衣缽傳承拜占庭帝國——也是導致拜占庭帝國解體的原因之一。

    據此，雖說我們的中原農耕文化“安土重遷”，從來就沒有威脅過西方，但被中國漢唐盛世兩次打敗的游牧民族西遷，確曾對西方有過些負面影響。

    到了中古時期，歐洲進入千年黑暗中世紀，歐洲半島主體部分那些高度分散的蕞爾小國，連維京海盜都應付不了。至今找不到多少歷史文物或者文字清晰地表達這個時期的真實歷史。

    而這個時期，正是中國的宋代——政府治理和文官制度最完善的時代——形成了三權分立的中央集權和科考取士的文官制度。

    宋代科技文化和工商業繁榮，是當時世界最發達國家。其對外貿易盈余顯著增加——主要靠海運瓷器出口，運到阿拉伯世界，不僅靠轉運中國貨帶火了阿拉伯，也搞窮了中世紀的歐洲那些小貴族們建立的小王國。

    我曾經在歐洲到處走，看到很多的中世紀小城堡遺址，那些小土豪手下管著幾百人就算是個諸侯了。那時候的宋代則是大船出海，回來“十船九空，唯一船實之白銀也”。歐洲白銀外流造成白銀危機，長期的戰亂，歐陸邊緣的戰敗國都要用白銀賠償，而戰勝者則更要買中國的東西，于是戰敗者跟著哥倫布去了盛產白銀的南美。

    宋明之際，中國的白銀儲備占世界的60%。中國這個基本上不產銀子的國家，憑什么用白銀作為貨幣？因為大規模貿易形成的長期盈余。

    過去是“弱國無理論”——因為我們被西方列強打敗了，就被別人編造說：中國之所以戰敗，主要是中國人素質低，加上自己的制度不好——封建主義“閉關鎖國、落后挨打”。真是這樣么？從秦漢構建大一統的制度努力直到宋代，中國人用了差不多上千年，才完成了對諸侯分封和節度使割據等封建制度的改造，形成維護中央政府法統治理的國家政治——這就已經不再是西方歷史指稱的封建主義制度了……

    1840-1870年，鴉片戰爭之后大約30年帝國主義多次侵略，中國就把財政賠得差不多了，同期官員和軍隊都抽鴉片了，上層建筑“被鴉片化”，中國就成了弱國了。而且，1870年之后，由于國家財政失效，中央政府不能給地方正式稅銀支持的開支了——就像1990年代中央財政嚴重虧損不足養官而導致地方亂收稅費的狀態，清朝就允許地方征收“厘金”。交不起的老百姓就造反了，于是到處是農民起義。

    總之，西方通過殖民化實現資本主義的原始積累之前的序曲，確實與中國有關——是其對華貿易的長期貿易逆差導致的白銀外流、通貨緊縮、財政危機、引發長期白銀戰爭，才有對美洲白銀產地的殖民掠奪，和進一步對非洲的奴隸制掠奪造成的三角貿易——就是這種掠奪全球，造就了西方資本主義原始積累。

四、戰后雙寡頭地緣控制下的雁陣式產業轉移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

    如果說，二戰之前是西方產業資本過剩大危機壓力之下列強不斷瓜分殖民地和市場的紛爭構成的多邊地緣格局。那么，戰后則演變成了雙寡頭為實現地緣控制戰略而推進的產業轉移。美國通過馬歇爾計劃，把借二戰機會大幅度擴張起來的過剩制造業向歐洲和日本轉移，這就有了美國的雁陣式產業轉移。同期，俄國也向東歐和亞洲的中朝印等國家做類似的雁陣式產業轉移。

    戰后產業轉移進程中，歐洲得到設備生產恢復，產品給美國，美元回流給歐洲，到了60年代就有了與滯留在歐洲內部流通的美元相類似的大量的海外美元，比如有石油美元，毒品美元等。海外美元的大量沉淀導致美國人不再允許那些擁有美元的外國投資人隨時來換黃金，于是就有了布雷頓森林體系的解體。戰后的這個體系本來使得美國已經成了西方各國的中央銀行。但美國單方面撕毀協議、該體系解體之后就一定會導致了無儲備約束的各國貨幣濫發。美國在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后，也勢必走向金融資本主義道路。

    客觀的說，只要金融資本脫離于產業資本追求獨立利益，其導向就是加強金融資本主義內在必然的寄生性——內生地具有強烈投機特性的金融資本越是追求超越產業的自身利益最大化，就越是具有其腐朽性和投機賭博勢必導致的垂死性。一旦資本投資人可以靠玩票子掙錢，誰還愿意來千辛萬苦地做產業？金融資本異化于產業資本，搞產業的人一定會吃虧。金融市場的愈益混亂也是一定的。因為，金融資本不再具有產業時代資金要素的性質，不再滿足追求產業的平均收益率，而是由于追求流動性創造的超額收益率，而勢必去制造越來越多的金融衍生品。

五、當代中國市場化進程中的結構性變化

    中國從財政稅收結構看，根本不可能存在中央集權制，實際上更多時候在經濟和政治上搞得都是“地方化”。但地方政府實際上不承擔金融風險和投資損失，那么，風險責任只能最終由中央來承擔。

    政治上的地方化第一個派生的社會現象，是地方追求工業化收益而同樣不承擔制度成本。當西方把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的時候，其內含的勞動與資本的對立矛盾也就轉移過來了，于是轉移了產業的西方國家，出現中產階級興起和民主政治擴大，而傳統馬克思主義在歐洲就被放棄了。接著，發展中國家資本和勞動的對抗性矛盾就成了主導矛盾，中央政府仍然使用傳統意識形態無法解釋干群對抗，遂使財政用于“維穩的成本”大幅度上升。前不久我給廣東人講課時候說，2008年南海區連續發生成規模的打工者有組織的罷工并取得成功，是中國在21世紀進入了馬克思經典理論描述的對立矛盾引領社會結構變化的里程碑。

    第二層的派生結果是西方轉移產業使得地方政府促進形成了更多親外部資本的上層建筑的制度形式。因為，西方是把舊設備高價淘汰給中國。于是發展中國家更多形成外債，欠債國家在西方壓力下的國內上層建筑因此產生了轉軌、改革，從原來的親內資變成了親外資。于是，地方政府推動國家創造了良好的經商環境，這在發展中國家成了普遍現象，不管發展中國家采用何種意識形態。

    各位注意，本國在最近兩年才多少改變了親外資的政策。此前，國資收稅超過50%，民資33%，外資僅14%，何談市場經濟平等競爭？現在雖然統一所得稅率33%，但是地方化體制下的政府仍主動減免。從1999年以來國債投資大規模增加的結果，是國有壟斷資本的加強，對于民資確實是不平衡。但同期大規模引進外資則意味著地方政府更多親外資。外資要是沒有相當高的回報率是不會來的。例如，1990年代美資在中國的回報約為20%，中國在美國的國債市場投資是不足6%，現在是美國高達33%，中國下降到不足4%?？陀^結果是，聽任外國拿走中國的錢，反過來再投資到中國占有戰略產業并且占有高回報，這也是多年親外資政策所派生的結果。

    隨著西方產業大轉移，就出現了這些派生現象。西方把產業資本過剩造成世界大戰的主要矛盾轉移了。如今，中國在生產過剩壓力下的主要矛盾也會在國內表現為爆發趨勢。

    當代發生的是人類在資本主義歷史階段的第三次危機——金融全球化危機。

    如果只認識到這是個資本主義歷史的階段性危機，那并不具有創新性。認識到這種危機代價向弱勢群體轉嫁、以及怎樣轉嫁，才是我們的理論創新。

    大家都知道，因金融資本主義階段的世界各國政府，都在競爭增發貨幣，而勢必導致金融資本泡沫化。但美國面對危機仍然得靠更多增發貨幣，由此發生了連續的金融危機。

    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時我正住在華爾街附近，高檔餐廳照樣顧客盈門，接觸的那些投資家趾高氣揚，一點危機的感覺都沒有。2009年希臘發生危機的時候我也去了，感覺也是這樣的。2010年西班牙危機、2011年愛爾蘭危機，除葡萄牙之外的“笨豬國家”我都去了，感覺還是這樣。雖然偶爾也看到有些群眾上街游行，但總之，我在那些危機國家直觀的感覺不像是身處危機之中。尤其是完全不像1990年代初期的蘇東解體，更不像中國在1990年代中期三大赤字引發的危機。我記得當時美國人對中國非常不屑，當時我們在國外遭到的挑戰，幾乎都是中國崩潰論。

    1991年我到蘇東國家考察感到的危機后果是相當嚴重的，政治改革造成政權解體的同時是貨幣體系坍塌。使我理解了金融體系之信用的依靠，本質是政治強權。貨幣是什么，是一張紙，那么貨幣之有信用在于是政治強權向其信用體系的賦權。政治強權坍塌了，貨幣體系也會隨即坍塌。由此可見，金融危機一定會依靠政治強權導致危機代價的轉移。比如現在的“量化寬松政策”，事實上已經把制造出來的60%過剩貨幣通過沖擊糧食、能源和原材料市場轉嫁給國外。因為民間和官方的債務超過40萬億，政府和民間都根本不打算償付巨額債務。

    發達國家債務占比高，因為他們產業大部分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了。1980年我到美國看到里根政府大做利率調整，一方面吸引外資流入，另一方面不斷推出更多金融衍生品。可見，金融化的過程應該是貨幣化先于資本化，資本化擴張則更多靠增加金融衍生品吸納過剩金融的規模交易。何況美國從1990年代蘇東解體到現在已經完成了單極化的政治強權，無論怎么向世界轉嫁成本都沒有“反對者”。

    早期西方大規模轉移人口和占有資源是構成世界二八開的前提，當代形成政治強權支撐金融霸權是維護世界二八開的前提。

六、生態文明：中國的激進現代化困境和調整方向

    中國現在外匯儲備很多，要到全球去買資源和原材料，就會被西方為首的話語體系批為新殖民主義。其實我們這些“土大款”窮得只有錢了，資源是買不到的。

    2007年中共十七大提出了“生態文明”，這與以往提法有繼承性。1980年鄧小平提了兩個文明，1997年十五大承認“資本”之后江澤民提出“政治文明”，今天提了生態文明，演進為四個文明。不過，合并同類項我們發現政治文明可以放在精神文明中，生態文明放在物質文明中也可以。那就是“生態化的物質文明和政治化的精神文明”。

    當年“一切向錢看”的時候，中國經歷了“去政治化”和“去生態化”?，F在當人們發現社會矛盾愈益復雜，去政治化擋不住自發政治化。精神文明也不是墻上掛了“八榮八恥”就文明了。何況，今天中產階級崛起和社會結構的多樣化已經開始成為主流了。

    1949年的中國并不是社會主義國家，毛主席強調過：“我們不可能在小農經濟的汪洋大海中建立社會主義”，土改的結果造成人人是小土地所有者，不過實現了中國歷史上農民幾千年訴求的“耕者有其田”，但我們將其解釋成了社會主義革命。因為包括農民在內小資產階級占中國人的大約90%，就是全球最大的小資產階級國家。以后發生的經濟政治領域矛盾，不過是小資產階級人口過多和小產階級資激進特征的表現，無論說是什么主義，都只是對國外話語的一種套用。

    如果說土改派生的經濟效果，是把90%的農民從民國經濟危機長期通脹中解脫了出來，相對于城市資本而言，可以叫做“去依附”——中國的土地革命戰爭使得90%的農村人口與城市幾乎沒有關系了，而城市孤島當年主要是高風險的資本主義經濟。

    回顧民國史可知，1920-30年代是民國追求現代化的“黃金十年”，工業化和城市化速度加快，但為什么短短十年就完了？因為在經濟高增長的時候遭遇了1929-33年西方大危機，西方四個承擔穩定白銀價格責任的國家不得已放棄了白銀協定，中國的白銀外流，通貨緊縮，就像中國在中世紀曾經導致歐洲白銀外來通貨短缺一樣。于是民國工業化中斷，政府不得不在1936年放棄銀本位，改為發行法幣。接著，第二年日本侵華，迅速造成通脹，政府需要支付硬通貨買軍火，到了1948年，法幣崩潰，貶值了幾百萬倍，這時民國經濟接近崩潰，最后一次挽救是借來了美元發行金圓券，結果4個月就垮了，維持國家的現代的財政和金融沒了，于是乎龐大的國軍沒軍餉了。民國先滅亡與現代化的財政金融體制失敗，后滅亡于軍隊崩潰。

    新中國初期土改就讓大多數人和這套現代化體制脫鉤了。那么，到底是什么要素讓中國度過危機進入高漲？  

    大家認同的現代化，本質上是西方中心主義。我把現在西方發生的危機稱為“西方特色的現代化的綜合成本過大”。英國第一大產業是金融，第二是旅游，都屬于第三產業，制造業和農業幾乎沒有地位，只靠金融旅游怎么過日子？如果我是英國領導人，一定堅定的站在美國大哥一邊。才能保證英鎊幣值長期高于美元，對其他國家占有匯差，以便靠進口過日子。

    事實上，在經濟危機打擊下改變西方人消費主義生活習慣和壓縮福利主義的社會開支幾乎是不可能的。政客只能承諾增加既定的福利開支，不能妄想在社會成本不斷增加條件下恢復有競爭力的制造業。當年奧巴馬把“改變”當成口號，但是幾年沒成功，因為他們中產階級為主的社會就是那樣的。只剩下了制造貨幣增發國債。再比如，希臘的造船產業和航運業都轉移出去了，中產階級都要高福利又不干活，還不能像英國那樣靠玩金融，于是只能做旅游，靠的還是奴隸文明打造的神廟。所以，如同小資產階級一樣，中產階級是個不清晰的概念，既不可能是自覺的階級，也沒有統一的政治訴求，利益結構還高度復雜——其實中產階級只是西方產業轉移后留下來靠海外匯回資本收益維持生存的人。現行西方現代化的政治體制下的中產階級福利要求的泛政治化表達，哪一個政客不能滿足就上不了臺。誰都不會冒著政治不正確的風險把自身問題說得那么清楚，所以那些越來越沒底的國際會議只好把我這樣的外來和尚找過去揭老底。

    西方中心主義的資本主義文明走到今天，引發全球化成本轉嫁不出去的現代化危機，沿著老路是走不下去的。過去累計的成本向發展中國家和環境轉嫁，終于反過來懲罰西方自身，就變成了現在的矛盾。連同地中海對岸北非發生的事情，也都是這個道理?，F在應該是人類建立進一步反思的能力的時候了。

    人類從“以資為本”的資本文明轉型的方向，是“生態文明”。生態文明內涵是多樣化的人類客體的共存，無所謂好壞，也沒有誰一定得“化”掉誰的道理。

七、自我反思：認同生態文明的學習過程

    最近10年老是有人問我，為什么你不強調城市化了？因為城市中國是個資本池，風險收益與成本都大于鄉土中國，農村則是“人口池”或“勞動力池”，風險低，收益也低。城市鄉村的存在各自都有其合理性，不一定非得要誰化掉誰。

    現在說的城鄉統籌，應該注重的方向是公平地給城鄉共同分享的財政支持：養老、福利、教育、醫療……干嘛都得像城市那樣搞現代化？有人愿意“傳統化”一點兒不行么？

    我現在到了甲子年，學什么都有道理，誰批評我都笑瞇瞇的接受。因為，批評者大多沒有我的那些經歷……  

    1978-1979年我參與平反改正落實政策工作，主要任務是寫右派平反報告，由此就有機會詳細看了158份右派檔案，發現當年的很多右派其實是左派，很多打擊右派的人卻是極右派。1980年代我到中央機關工作，跟著當時在我單位當研究員的老副總理紀登奎下鄉，他在1977年犯了“錯誤”，被一步貶成了研究員。當時我們單位有20多個下臺的部長級干部。紀登奎向我談了很多親身經歷，但不許記錄，也就不可能做口述史。這兩個情況都純粹是偶然的機會。

    我記得，在那些右派中，有個人被當成托派受到批判，平反之后他介紹我看了一些托派的東西，我這才多少知道了，所謂中國的托派其實才是馬克思主義，他們不過是把馬克思晚年對亞洲形態的反思吸收了。當年中國人是在現代化的嬰兒時期，在引進西方思想和在青春期躁動中的新文化運動提出的全盤西化，早期的馬克思主義教條化產生過嚴重教訓，特別是在三十年代，按照第三國際在華的組織指示大搞城市暴動的時候，中國工業人口還不到5%，城市暴動失敗是必然的。于是一批知識分子反思，分析西方給我們的所有的思想材料，他們最強調的就是馬克思的晚年的自我反思。但在陜北需要重建與第三國際的關系，必須接受斯大林改造過的馬克思主義，于是教科書說的五個階段論和我們的歷史是一樣的，盡管關于奴隸制是否在中國歷史存在一直有著長期爭論。在一些人被打成托派之后就沒再爭論了。人大復校后，才有老一輩教授又給我們講。

    總之，馬克思說的亞細亞形態是值得我們再認識的。很難說馬克思能超越西方的文化氛圍。我們花了一百年推行激進主張，各種派別幾乎無意識的在崇拜西方制度，雖然并不一無是處，但是值得討論。

    今天人們為什么對問題認識不清楚？在于意識形態局限。媒體很難超越意識形態。主流的西方理論都有找不到歷史起點的悲哀。西方政治經濟社會等主流學科構建基本邏輯的歷史起點是找不到的。

    蘇東戰后靠實體經濟起步，靠非貨幣交換的經互會記賬流通體系，由于交換不使用貨幣，因此前蘇聯的盧布幣值高是因為沒有推進經濟貨幣化，蘇東國家的貨幣連一般商品等價物的功能都沒有實現。在1992年之前，中國也是一樣。又因為前蘇聯作為主導國家在換貨貿易中可以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不必推動貨幣化就可以實現蘇聯產業資本的利潤最大化，因此占有這種制度收益的集團就不會推進經濟貨幣化，于是，蘇東國家就停留在產業資本階段。

    同期的西方則大規模推進產業轉移，主要靠貨幣增量和經濟資本化維持增長，遂導致到1980年代符合西方需要把GNP改成了GDP，這樣西方的非實體化的經濟就更合理了。因為，在1970年代沒按GDP核算的時候，大家都得承認蘇聯創造的實物量和工農業產值更高，但是改為GDP核算就使得西方經濟增長明顯地快于蘇聯東歐。這樣到了八十年代形成了國際主流輿論：蘇東落后了。而西方世界被認為是制度先進贏了。其實，停留在產業階段的蘇東國家的產業資本被處于金融資本主義高級階段的西方擊垮了。蘇的國家金融體系坍塌又給了西方直接覆蓋蘇東推進西方貨幣化、擴張金融資本的歷史機遇——歐元也隨之應運而生了。

    不過，這乃是雙寡頭地緣戰略沖突之下不同資本主義體系內部矛盾的結果，與社會主義無關。因為，前蘇東經濟體是比較典型的國家資本主義。

    我分析周期性經濟危機最早是在1988年經濟學周報發表的、被新華文摘轉載的《危機論》。1991年在美國寫的文章也比較早地開始討論國家資本主義。1992年改出了中文版的《國家資本再分配與民間資本再積累》，但在國內沒哪個刊物敢發，到了1993年一個朋友的刊物斗膽刊登之后即被新華文摘轉載。此后，到了1997年的十五大我們才公開承認資本這個概念，1997年之前國家級報刊是不講資本的。

    后來通過在發展中國家開展調查研究逐步認識到，即使用馬克思的經典理論分析，無論經濟基礎還是上層建筑都不符合西方理論的內涵。如果上層建筑長期超前于意識形態，后果是什么。我們有很多上層文件不是大家不執行，是他本身超越了現實的經濟基礎。各國都有上層建筑成本高的問題。    

    西方在轉嫁成本，我們也在轉嫁，中國是大國，才有足夠的危機承載能力。什么大國？農村大國、農民大國。于是，歷次城市產業資本出現經濟危機都是向農村轉嫁的。當代史上，凡屬于能向三農轉嫁的危機就在城里軟著陸，凡是不能轉嫁的就硬著陸。城市是資本池，有風險收益，農村是勞動池，土地是零風險資源性資產，而小農是風險厭惡型的，小農村社共同體具有群體理性，能夠把外部性內部化處理?？梢?，為什么鄉土社會能夠承載城市的資本危機的爆發，就是因為其內部化機制。  

    我們對西方個體理性有了認識，對中國的群體理性缺乏認識。因此，這種內部化機制正在被各種維護城市資本利益的激進改革破壞掉。

    當前農村實際上已經大部分是非規范制度的“三宗”治理——宗族、宗派、宗教。很多農民上訪的背后也有復雜的三宗背景。如今的農民已經不是當年集體化時期的農民了。現在做點什么事兒都得找三宗這種非規范組織溝通，否則寸步難行。村鎮黨委和村級支部這些正規組織由于成本過高而沒有大用。在長期刻意在農村執行去組織化和去政治化政策的條件下，任何構建現代上層建筑的努力都遭遇制度成本過高而難以實行。

    中國的工業化原始積累充滿城鄉關系的復雜矛盾。

    城市產業資本要求以鄉為單位實行規模經營，便于提取三農剩余。在1953年工業化加速的時候搞了統購統銷，幾十萬個合作社，完成的是從“滿頭亂發”到“編成辮子”、節約交易費用的制度建設。1957年以后的高度集體化可以形成準軍事組織，成規模集中勞動力，以替代稀缺資本。這個替代機制很重要——“L替代K”。因為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遭遇了資本極度稀缺的挑戰。中國在1957年幾乎是零資本——蘇聯撤資后，工業化難以為繼，于是有了國內力量啟動二次工業化，主要是用人力代替資本。1958年中央沒錢投資了，隨之發動地方搞的工業化就是后人批判的“大躍進”。接著，不僅中央沒有錢，地方工業化折騰了兩年，兩級政府的財政也全面赤字，累積達到1960年當年財政的大約28%，到了下一年，中國變成了幾乎是0投資國家。于是，整個1960年代中國都非常貧困。1958年人民公社的重要作用是吸納城市的工業品以拯救陷入困境的城市經濟，公社自己還得搞五小工業，建立拖拉機站。集體還得組織勞動力去國家的工地替代資本。以上是中國進入工業化的方式。后來工業化原始積累完成了，集體化就轉軌了，分散了土地和勞動力。

    我們發現的另外一個基本道理是中國政府的公司化和資本化。今天也是這樣。地方融資平臺負債，越是下級政府負債率越高，最多高達400%，這部分債務最終責任都是中央政府承擔?，F在我國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實際負債規模占GDP的50%以上。政府的融資客觀上反應了資本內化于政府。于是，在中國，政府就是直接的運動員而不是單純的裁判。這和我說的最近十年的政府直接投資拉動增長是一致的，雖然也招致了西方和國內民資的批評。

    從1957年的數據看，中國幾乎不可能“中央化”。從財稅關系這個政府體制中的核心內容來看，早就已經是“地方化”了?，F在的重慶經驗也是那樣，屬于“中央缺位下的地方創新”。中國1988-94的大危機，類似1929-33西方大危機。年底我會出一本書，講中國的八次經濟波動。

    1980年危機爆發導致約40%的城市失業率，當時主要靠“單位制”解決——政府要求五個人的工作十個人干，從此出現了單位制的無效率，因為政策要的就是沒效率。同期是干部子女在父母所在的政府部門“辦三產”：官方恩準干部子女辦公司倒買倒賣，使得80年代中期物價飛漲，造成市場秩序嚴重混亂。當時為了緩解通脹做了個全面改革的大計劃（類似蘇東改革），最后鄧小平決策時，挑了“大計劃”中的“價格闖關”先試一試。結果還沒來得及闖，就出了大搶購和惡性通脹。

    1991蘇東解體，蘇聯人比我們的全面改革計劃先走了一步。這樣，我們就接受了他們的教訓——沒有及時推行貨幣化。于是，中國在1992年進入了貨幣化——取消一切票證，貨幣發行量陡增，信貸翻倍。為了吸納超發貨幣，又在1992-93年開放了三大高風險市場：股票、期貨、房地產。中國從1992年終于有了真正的貨幣，但那恰恰是在赤字危機條件下政府無力負擔票證分配的財政補貼的結果。在1993年3大市場同步放開帶動高增長，進一步出現了財政赤字增加，銀行資本金為負（銀行財政不分家），財政還多吃掉了80多億存款，以及外匯儲備不抵債務償還需求等，導致“三大赤字”迸發，于是政府轉嫁危機，要求“下崗分流減員增效”。

    客觀結果卻導致內需大幅度下降。隨之遭遇東亞金融風暴帶來的外需陡然下降，突然降到不足一個百分點。從這時候起，中國遭遇輸入性危機為主的階段——1998年到2008年，我們已經遭遇了兩次輸入型危機。

    任何一個意識形態條件下的經濟體，都有形成自身經驗歸納的客觀規律的可能。我今天表述的是我們歸納經驗之規律，乃是我的一家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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