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紀70年代馬克思主義誕生，科學社會主義開始風靡歐洲，傳遍全球。進入20世紀，馬克思主義激起世界革命的風雷激蕩，思想界的分化、震蕩和斗爭的結果，形成了支配世界思想領域的三大思潮：馬克思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這三大思潮是世界的，也是中國的。此后隨著政治形勢演變，這三種思潮經歷了此消彼長、彼消此長的演變過程，也是思想界不斷分化重組的過程。當前中國正在經歷的思想(界)風暴，實為這一歷史的再現。

　　19世紀中葉以后，西方思潮涌入，主線是文化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斗爭。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是從保守主義中分化出來的。19世紀下半葉，保守主義對現代化一籌莫展，自由主義也沒有成功。甲午戰爭宣告洋務運動失敗，表明在半殖民地的中國，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此路不通。官僚買辦資本主義，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特產”，其理論基礎是自由主義，其經濟特征是對西方國家資本和技術的依附。另一方面，在清末民初的中國，自由主義仍有解放思想的積極作用。維新派的思想其實是保守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混合體，康有為是文化保守主義的改革派。梁啟超從康有為的弟子和追隨者轉向反對者，是轉向左翼自由主義，成為清末民初對中國思想界影響最大的自由主義思想家。自由主義的好處，是對舊思想、舊制度有巨大的沖擊力，解放思想，摧枯拉朽。但是解決反對帝國主義的任務，自由主義無能為力，需要民族主義、保守主義，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孫中山眼光敏銳，抓住了社會主義，梁啟超說：“孫逸先，他雖不是學者，但眼光極敏銳，提倡社會主義，以他為最先。”(2)三民主義其實是孫中山創造的一種中國式社會主義，是中國“大同”思想與西方近代進步思想的結合。但是孫中山接受的不是科學社會主義。隨后的新文化運動仍不脫自由主義范疇，何兆武先生認為，“新文化運動的思想水平在許多方面大體上仍然是繼承進化論、天賦人權論和資產階級共和國方案，仍然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思想理論在反對封建主義思想理論”。(3) 新文化運動后來演變為“五四”運動，打出了“賽先生(science,科學)”和“德先生(democracy,民主)”的旗幟。這時馬克思主義不僅已經傳到中國，而且李大釗、陳獨秀等人已經轉變為馬克思主義者，但是在中國思想界自由主義仍是主流。“五四”、新文化運動以“賽”、“德”兩位洋先生打倒中國的孔先生，在中國現代史上具有解放思想的意義。但是歷史證明，這兩位洋先生都不是中國的當務之急，或者說沒有牽到中國問題的“牛鼻子”。牛鼻子首先是反帝。所以，這兩位洋先生“在新文化運動以后很長時間里仍然遠遠沒有能在中國的土壤上生根，更談不上開花和結果。”(4) 這是自由主義的思想局限。可貴的是，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左翼，堅決反對全盤西化。“五四”運動以后，保守主義、自由主義為中國先進知識分子所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開始在中國迅速傳播。中國歷史于是進入一個新階段，中國革命的面貌也為之一新。胡適等人為代表的自由主義右翼所鼓吹全盤西化思潮，進入30年代已經式微。

　　20世紀的中國歷史沒有選擇自由主義，根本原因在于自由主義不是強國之路。中國是在壟斷資本統治形成以后的資本主義世界經濟體系中尋求崛起，不反對帝國主義，既不能立國，也不能強國。1949年新中國立國的政治前提，是反帝，是抗日。新中國建立以后，中國是在西方國家的經濟封鎖和政治高壓之下搞建設。在冷戰條件下，在50-60年代的歷史條件下，要么反帝，要么投降，沒有回旋余地。在相當困難的條件下，中國主要靠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勤儉建國，在一片廢墟之上建立起相對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這在世界后發國家中是一個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就是跟發達國家工業化早期歷史比，不僅毫不遜色，而且值得驕傲。因為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完全是靠自我積累，西方是靠殖民掠奪。中國的窮社會主義，歷史根源在外侮，現實根源在高積累搞工業化。這條道路名為社會主義、計劃經濟，本質上是重商主義的新版。這正是近代西方強國之路，中國被逼上了這條路，是不得已的，也是完全正確的。

　　近現代世界公認有三種主要思潮：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其實，還有一種更古老的主義——重商主義。歷史證明，重商主義是近代唯一最有效的強國主義，也是西方的強國秘密。西方文化善于過河拆橋，西方靠重商主義完成資本原始積累之后，怕別人追上來，于是將其妖魔化。始作俑者，就是亞當·斯密。近代以來的西方，15-18世紀，長達三四百年是重商主義時代，即資本原始積累和工場手工業時代，后者也帶有資本原始積累性質。18世紀末自由主義誕生，但是直到19世紀40年代自由主義才成為英國的對外貿易政策。所有的西方列強，無一不是靠重商主義強國。18-19世紀后起的美國、德國、日本都沒有上英國自由主義的當，而是堅持走重商主義道路，后來居上。就是蘇聯崛起，包括中國建國以來打下的經濟基礎，靠馬克思主義，其實也是靠重商主義道路強國。馬克思主義在一定意義上是重商主義的另一種理論形態和表述，重商主義在蘇聯和中國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意識形態，以社會主義公有制為基礎，采取了計劃經濟的形式。在這種重商主義中，殖民地在國內，在農村，資本原始積累采取了剪刀差形式。計劃經濟的這個實質，長期被意識形態的迷霧所掩蓋，被自由主義所誤導和妖魔化。另一方面，甘蔗沒有兩頭甜，計劃經濟也有缺點，可是人自身認識也有缺點，結果在特定歷史條件下一時犯了迷糊，潑臟水潑掉了孩子。計劃經濟不會說話，但是歷史會說話。所以，十七大報告重提計劃控制;這次經濟危機也證明，必須強化市場和計劃兩種調控手段。進入20世紀，重商主義一直時隱時現，沒有退出世界歷史舞臺。進入21世紀，重商主義在西方卷土重來，保護主義植根于重商主義。

　　歷史證明，無論是改造舊中國，還是建設新中國，中國都處于世界經濟之中。無論老自由主義還是新自由主義，都無力解決反對帝國主義的問題。自由主義是自由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中國無法承受一個自由資本主義歷史階段，只有通過國家資本主義、利用私人資本主義，包括國際資本主義。這也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所需要涵蓋的內容。自由主義反對暴力革命，也就改變不了舊中國;新自由主義尾隨美國，走不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百多年以來，盡管自由主義在一部分知識分子中間有影響力，一些知識分子甚至“天然地”偏好自由主義，但是在實踐上自由主義在中國一再行不通而不能“自由”，由此使一些知識分子備感困惑和苦惱。葛蘭西說，知識分子都必須扎根于他們所認知的階級之中。許多知識分子也不是不扎根，但是扎根于資產階級，而中國資產階級天生軟弱，現在也還軟弱，需要國家扶持。離開國家支持，根本不可能獨立與國際壟斷資本競爭。于是附在西方壟斷資產階級這張皮上的自由派知識分子也無法因人成事，例如胡適。在改革開放條件下，國際壟斷資本極力要擺布中國的命運，應當承認，西方在這方面也取得了不俗的成績，但是終將失敗。

　　自由主義者往往自認為自由，其實是知識分子的謀生方式、工作方式和生活方式相對自由，政治上自覺或不自覺地扎根于所認同的階級，不可能真正自由。胡適在30年代說：“從前禪宗和尚曾說，‘菩提達摩東來，只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這里千言萬語，也只是要教人一個不受人惑的方法。被孔丘、朱熹牽著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著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我自己決不想牽著誰的鼻子走。我只希望我的微薄的能力，教我的少年朋友們一點防身的本領，努力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5) 胡適一生崇拜美國，被美國和杜威牽著鼻子走，做了一輩子自由主義者，其實不自由。自由主義之不管用，表現在國家政治大事上，胡適的經歷和許多言論頗能說明問題。

　　1948年傅作義在北京困坐愁城：是戰是和，拿不定主意。驀然想起胡適的大名，于是將胡適接到中南海懷仁堂請教。胡適大才，當場面授機宜——八字訣：“和比戰難，堅持待變。”然而，自由主義者是崇尚自由的，實用主義大師更是很實用的：要人家堅持可以，自己決不堅持。幾天以后，胡適即登上蔣介石派來接名流的專機飛往南京了。可見，決斷大事，特別是國家大事，求教于自由主義者是靠不住的。傅作義為胡適的虛名所惑，不明就里，待到得知胡適不“堅持待變”，當即大怒，命令手下攔截時，已被胡適蒙混登機了。轉眼到1949年春，大陸解放在即，胡適權衡再三，決定投奔自由世界，飛往美國。原以為憑自己的政治資本可以得到青睞，至少覓到一領大學教席應不成問題，忘記了杜威大師的祖國是何等實用主義的國家，一個失去政權的國民黨“飄零子弟”，哪怕你做過駐美大使，賣力地傳播過美國的主義，也沒有用。胡適在美國的這八年(1949-1957)經歷相當窘困難堪，這段熱臉貼冷屁股的遭遇在胡適那樣一個少年得志、極要面子的知識分子內心所激起的感情和思想變化是不言而喻的。胡適的弟子唐德剛先生認為，胡適實際上早已認識到全盤西化論的錯誤，只是由于他早年爆得大名，一輩子愛惜羽毛(實際上是為名所累，背了包袱)，“鴨子嘴——到死都是硬的”，不肯承認而已。他說，晚年的胡適，看不到一點實用主義，在他那胡開文的老店里，還不是七分傳統，三分洋貨。

　　胡適一生不僅自誤誤人，包括傅作義，還有很多誤國之論。例如，關于近代中國貧困落后的根源，胡適認為根源不在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統治，而在于中國人自己不爭氣，“不努力”。他說：“我們要深信，今日的失敗，都由于過去的不努力。”“我們的真正的敵人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是貪污，是擾亂。這五大惡魔是我們革命的真正對象。”國人要在這幾方面奮起“自救”，任務不是要反帝反封建，是要有一個“好政府”，一個“憲政的政府”。可見自由主義分不清“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這個“革命的首要問題”，也搞不清楚歷史任務。自由主義也不想革命，反對革命，反對暴力，關鍵是立場不同，所代表的階級利益不同。

　　又如，1931年“9.18事變”發生，東三省隨即淪陷。胡適說：“我情愿亡國”，“決不主張對日作戰”。(6)蔣介石要求國際聯盟調停，胡適主張東三省由國聯“共管”。當國際聯盟調查團提出“東三省自治”(其實是“默認”日本侵略)，胡適說：“我看不出有什么反對的理由......我主張由外國教練官協助訓練一種特別憲兵來‘管’東三省。”(7)

　　再如，抗戰勝利后，1946年8月24日胡適致電毛澤東說：“弟懇切陳述鄙見，以為中共領袖諸公今日宜審查世界形勢，愛惜中國前途，努力忘卻過去，瞻望將來，痛下決心，放下武力，準備為中國建立一個不靠武裝的第二大政黨。公等若能有此決心，則國內十八年糾紛一朝解決，而公等廿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內戰而完全銷滅。試看美國開國之初，節福生(杰弗遜)十余年和平奮斗，其首創之民主黨遂于第四屆選舉取得政權。又看英國工黨五十年前僅得四萬四千票，而和平奮斗的結果，今年得1200萬票，成為絕大多數黨。此兩事皆足供深思。中共今日已成第二大黨，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將來和平發展，前途未可限量。萬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毀滅。”這段話，足以令延安窯洞里的中共諸公笑掉大牙。自由主義之不中用，這是一個顯例。忘記了什么人說過，胡適在政治上處于“穿開襠褲的階段”，雖然挖苦，不算離譜。胡適一輩子喜歡政治，一輩子與政治糾纏不清，但一輩子也沒有真懂政治，更搞不了政治。40年代末蔣介石一度要讓胡適當總統，胡適竟信以為真，以為蔣真要將打下的天下讓給他坐。經過63年，歷史的塵埃落定，再來看這段文字，胡適對政治局勢的分析、判斷和把握，重大錯誤比比皆是，可見自由主義靠不住，遠不如馬克思主義。胡適完全沒有辨證思維，不懂政治，更不了解中國，是一個食洋不化的書生。當代新儒家張君勵稱胡適一生是“一個偉大書生的悲劇”，而稱梁啟超是“偉大的自由主義人士”。將歷史上的自由主義者胡適的這段電文，與近年來泛起的新自由主義思潮的觀點相對照，有異曲同工之妙。所不同的是，63年前是國共對峙，今天是中美對峙。對方都是貌似強大，其實色厲內荏，并無二致。可惜自由主義這個工具不靈，只能掃描外表，不像馬克思主義如同CT，能透視內部。

　　自由主義不能救中國，但是可以是一種“生活方式”。某些知識分子由于謀生方式、職業特點和經濟地位等主客觀原因，往往對自由主義情有獨鐘。他們喜歡自由主義的生存狀態，其中特別是一些年輕人缺乏社會實踐，徜徉神游于書本世界、知識特別是西方知識(社會科學)的海洋，不了解其實自由主義中聽中看不中用，不是強國之道。特別是傳入中國的新自由主義，由于歷史條件不同，比老自由主義更多一種“三聚氫氨”，使得某些知識分子包括高級知識分子往往熱中于孵出庸俗的小市民的雞蛋。因為這種“新自由”的“三聚氫氨”，導致物質、金錢、名位輕松地戰勝了精神、良知和真才實學，容易使人為享受而放棄理想，放棄人生真正有價值的追求，更忘記了中國知識分子(士)的使命(春秋大義)。其實多數人的思想只是多年來受到大氣候影響，近年來世界政治形勢和思想領域已經發生深刻的改變，中國亦然。只有少數人，他們有些像古希臘的犬儒學派，反對柏拉圖的理念論，認為只有可感知的事物才是真實存在的，一般概念諸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憂患意識、大局意識、責任感甚至愛國主義等等，都只是空洞的名稱，他們對一切都無動于衷。近年來有論者說他們是犬儒主義，其實不確。古希臘的犬儒學派貧困潦倒，卻有一種超拔的精神，敢于輕視物質生活，認為“與其享樂，不如發瘋”，他們是以獨特的方式來表達城邦貧民和被剝奪了權利的自由民對奴隸主的反抗。現今的所謂“犬儒學派”只追求私利和財富，說他們信奉自由主義，不如說他們更信奉個人主義，“與其發瘋，不如享樂”，天塌下來又何妨?或許能帶來機會。所以許多人也是多年來流行的自由主義的受害者。

　　20世紀30年代艾略特(T S Eliot)說：“20世紀知識分子面臨的思想選擇只有兩條路，要么做一個布爾什維克，要么做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這是指西方知識分子，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基督教(天主教)的極少，但是這句話的道理仍然有效。21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思想選擇其實還是兩條路，要么做一個中國化馬克思主義者，要么做一個新儒家。如果選擇自由主義，其實是一種思想上的自絕：一是自絕于現實，自由主義在全世界都已經搞不下去，在中國也沒有前途。思想一旦與現實隔絕，就成了無本之木;二是自絕于傳統文化，失去精神家園。思想一旦與傳統文化隔絕，就成了無源之水。百年前的梁啟超們由于滿肚子傳統文化墊底，所以“筆端常帶感情”，文章能以愛國主義奪人，自由主義在他們那里成為啟蒙思想。到了20世紀80-90年代，社會主義在理論上被搞亂，在實踐上被蒙塵，在宣傳上被妖魔化，傳統文化又在兩代人中幾乎被連根拔除，于是新自由主義就長驅直入了。經過歷史風云洗禮，中華傳統文化和馬克思主義重新煥發青春，都進入一個前所未有的大發展時期。長期以來國際國內的意識形態領域，錯綜復雜，有許多經驗值得總結。自由主義有一定的啟蒙意義，但是自由主義一出籠就成為美英的地緣政治工具，這次金融海嘯已經將這個問題的實質暴露無遺。無論貧富，也無論居官、經商還是做學問，當代國人都有必要深入思考，應當認清形勢，有所選擇，有所趨赴。

　　20世紀以來世界經歷了深刻的思想危機，思想危機包括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馬克思主義，都經歷了危機。經過歷史的沖擊和檢驗，馬克思主義又在全世界復興。美國金融海嘯是新自由主義的崩潰。對于當代世界，西方只能提供先進技術和武器，不能提供先進思想，除了為自由主義和霸權辯護以外，它對這個世界簡直沒什么可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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