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8年2月發表的《共產黨宣言》(以下簡稱《宣言》)，是馬克思、恩格斯為世界上第一個無產階級政黨——共產主義者同盟制定的黨綱，是馬克思主義學說第一次完整而系統的闡述，是國際共運史上流傳最廣影響最大的馬克思主義綱領性文獻。然而，這部被列寧稱為“以天才的透徹而鮮明的語言描述了新的世界觀”、“每個覺悟工人必讀的書籍”，其所提出的重要思想卻屢屢遭到當今中國一些學者的否定甚至詰難。譬如，中共中央黨校董德剛教授撰文(以下簡稱“董文”)宣稱要“推敲”、“辨析”《宣言》的“三個論斷”，“矯正”其“不盡科學之處”，其中就包括“消滅私有制”這個著名論斷。

　　毫無疑問，《宣言》不是任何人都碰不得、質疑不得“句句是真理”的《圣經》，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也從不要求別人像看待宗教教義那樣看待他們的思想和著作，相反，他們一再教導人們要用科學的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教條主義和奴性思想，當然也要堅決反對打著各種旗號歪曲和篡改馬克思主義。對于《宣言》他們也明確指出，某些地方“可以作一些修改”，原理的實際運用“隨時隨地都要以當時的歷史條件為轉移”。可見，對《宣言》的論斷提出商榷，“坦陳一孔之見”，這并非“冒天下之大不韙”，而是馬克思主義學風的題中應有之意。但任何商榷的前提必須要有科學的根據。令人遺憾的是，當筆者耐著性子讀完這篇自稱“秉持科學態度”寫就的文章后，發現作者不僅沒有搞懂《宣言》的基本思想，對《宣言》的批評和指責絲毫站不住腳，而且為達目的使用了斷章取義甚至偽造篡改的手法。

　　一、《宣言》1848年提出“消滅私有制”不是要求當時就要實現

　　“董文”批評《宣言》的第一條理由，就是不顧“消滅私有制需要一定的社

　　會歷史條件，特別是生產力的高度發展”，在遠不具備實現條件的1848年提出“消滅私有制”。這一說法咋看起來似乎是有道理的。因為歷史告訴我們，直到《宣言》問世近70年后的1917年，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黨人才把消滅私有制付諸實踐。而1848年的歐洲顯然還不具備條件。那么，這是否意味著《宣言》確實犯了冒進的錯誤，不該那么早就提出“消滅私有制”的任務呢?回答是否定的。

　　要回答上述問題，需要搞清楚《宣言》為什么要提出以及怎樣提出“消滅私有制”的?筆者以為，《宣言》提出“消滅私有制”主要是基于理論和實踐這兩方面需要的考慮。首先，從理論上看，《宣言》需要說明共產黨這一新型政黨的理論本質。《宣言》在正文第二部分，以“無產者和共產黨人”為題，指出無產階級要實現自己的歷史使命，必須要有自己的革命政黨的領導，并進一步論述了無產階級政黨的性質、特點、目的和任務，指出共產黨人“沒有任何同整個無產階級的利益不同的利益”，是各國工人政黨中“最堅決的、始終起推動作用的部分”，比無產階級群眾更“了解無產階級運動的條件、進程和一般結果”?！缎浴愤€接著用很大篇幅闡述了“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對資產階級為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而散布對消滅私有制的種種攻擊和污蔑，還進行了深刻的批判和駁斥。

　　《宣言》如此重視闡明“消滅私有制”是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如同馬克思、恩格斯在先前的著作尤其在《共產主義原理》中說明的那樣，私有制是產生階級剝削、階級壓迫等一切社會不平等現象的根源，只有徹底消滅私有制，由全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并有計劃地組織社會生產，才能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的本質要求，使生產力不斷解放和發展，以滿足全體社會成員的需要，才能消除階級對立、城鄉對立，并同一切舊的傳統觀念徹底決裂，使社會成員的才能得到全面發展，也才能徹底埋葬資本主義，最終實現共產主義，使無產階級和全人類都贏得解放。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消滅私有制”是共產主義理論的本質，是對共產主義者的主要要求，也是共產黨人努力奮斗的一項根本任務。

　　“消滅私有制”不是某些思想家的善良愿望或是社會改革家的主觀臆想，而是符合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科學結論。與一切社會主義空想家們不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不是以抽象的觀念或原則為出發點，而是根據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這一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指出消滅私有制，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反映了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和根本趨勢，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歷史法則。這是因為資本主義生產的社會化客觀上要求由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和調節國民經濟，然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資料是歸資本家私人占有的，生產經營是由資本家自行決定的，以資本家個人的意愿為轉移，社會產品也歸資本家個人所有。于是生產形式就與占有形式發生了不可調和的矛盾，生產形式起來反抗占有形式，生產社會性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構成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矛盾。而這一矛盾在資本主義制度范圍內是無法解決的。解決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是使占有形式適應生產形式，按照生產力的社會性質的客觀要求，消滅私有制，用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用社會主義取代資本主義。

　　如同《宣言》指出的：“資產階級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資產階級的所有制關系，這個曾經仿佛用法術創造了如此龐大的生產資料和交換手段的現代資產階級社會，現在像一個魔法師一樣不能再支配自己用法術呼喚出來的魔鬼了”，“社會所擁有的生產力已經不能再促進資產階級文明和資產階級所有制關系的發展;相反，生產力已經強大到這種關系所不能適應的地步，它已經受到這種關系的阻礙”，“資產階級的關系已經太狹窄了，再容納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財富了”。

　　其次，從實踐上看，這是無產階級要用科學理論指導革命行動的迫切需要。19世紀三四十年代，資本主義在歐洲許多國家進入到了高度發展階段，生產力、階級斗爭和科學均發展到了歷史上未曾有過的水平，工業無產階級成為歷史發展的最偉大的動力并作為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臺，迫切需要有科學的理論為指導。

　　當時歐洲工人運動有了很大的發展，發生了如1831年和1834年法國里昂工人的兩次起義、1836-1844年和以后數年間的英國憲章運動、1844年德國西里西亞的織工起義等規模較大的革命運動，但由于受空想共產主義、小資產階級社會主義和組織上的密謀宗派主義影響，這幾大工人運動先后都失敗了，無產階級在這些斗爭實踐中迫切感到需要科學的理論、革命的世界觀指導自己正確地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以完成推翻資本主義，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共產主義的偉大歷史使命。正是在這個背景下誕生了馬克思主義。

　　《宣言》此時莊嚴宣告“消滅私有制”、“現代資產階級所有制必然滅亡”、“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不僅有力回擊了資產階級辯護士們竭力宣揚資本主義制度的合理性，把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特別是資產階級所有權當作不變規律、永恒法則，而且為無產階級及其政黨反抗資產階級統治提供了強大的思想武器與行動指南，指明了斗爭的方向和前進的目標，對于教育和提高無產階級的政治覺悟，推動無產階級由自在階級到自為階級的根本轉變，無疑發揮了巨大的歷史作用。

　　正是在《宣言》這個部分“詳細的理論和實踐的黨綱”指導下，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進入一個嶄新時代。俄國十月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以及其他各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事業的勝利，無不是在《宣言》闡述的一般原理的指導下以及《宣言》宣傳的革命精神的鼓舞與感召下取得的。顯然，以不具備實現條件為由責備《宣言》過早提出“消滅私有制”是沒有道理的。這是一項貫穿于無產階級革命事業全過程的根本任務，最終完成它需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1848年提出“消滅私有制”并不意味著在當時就要實現。

　　二、“消滅私有制”不是僅指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

　　“董文”認為，《宣言》消滅的“專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資本主義私有制”，而不是消滅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個人所有制，并由此指責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該在消滅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資產階級私有制的同時，還“把它連同農民、手工業者等勞動者的小私有制也一起消滅”，認為這是對《宣言》的“嚴重曲解和誤用”。“董文”的這一說法是站不住腳的。為完整理解《宣言》的思想，這里全文摘錄《宣言》關于“消滅私有制”的論述。

　　《宣言》指出：“共產黨人的理論原理，決不是以這個或那個世界改革家所發明或發現的思想、原則為根據的。這些原理不過是現存的階級斗爭、我們眼前的歷史運動的真實關系的一般表述。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并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一切所有制關系都經歷了經常的歷史更替、經常的歷史變更。例如，法國革命廢除了封建的所有制，代之以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但是，現代的資產階級私有制是建立在階級對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對另一些人的剝削上面的產品生產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從這個意義上說，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需要準確理解上文關于“廢除先前存在的所有制關系，并不是共產主義所獨具的特征”、“共產主義的特征并不是要廢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的論述。《宣言》不是在說共產黨人只能消滅資產階級私有制，而要保留其他形式的私有制。共產黨人是要徹底消滅一切形式的私有制的，但并非一切形式的私有制都是共產黨人所要消滅的對象。共產主義革命或無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是消滅資產階級的私有制，其他形式的私有制是其他階級作為先進階級時的革命任務，而且在歷史上已由這些階級完成了。由于資產階級私有制是以往一切私有制中“最后而又最完備的表現”，因此，消滅了資產階級私有制，也就等于消滅了一切私有制，《宣言》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把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為“消滅私有制”。

　　“董文”錯誤理解了《宣言》的思想，以為《宣言》只要求廢除資產階級的所有制，因而批評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不該消滅農民、手工業者等小私有制，言下之意，新中國對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違背《宣言》精神的“嚴重曲解和誤用”。通過上文的分析，“曲解和誤用”《宣言》的恰恰是“董文”自己。

　　我國的社會主義改造正是以《宣言》的原理和精神為指導，結合實際進行偉大創造的產物。新中國成立后，需要通過社會主義改造，消滅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為新生的人民政權奠定經濟基礎。我們黨領導廣大人民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就是《宣言》所說的逐步消滅私有制建立社會主義公有制的過程。由于舊中國長期處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因此新中國成立后依然大量存在農民、手工業者等個體經濟。為了確立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把中國引上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就不僅需要對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資本家所有的資本主義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國家所有即全民所有的公有制，而且也需要對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把我國農民、手工業者勞動群眾個體所有的私有制，基本上轉變成為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公有制，把分散的農業和落后的手工業生產引上合作化、集體化道路。實踐也證明，對農業、手工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適應了國家工業化的需要，促進了農村生產力的發展，也鞏固了社會主義政權的經濟基礎。

　　三、《宣言》并不要求“一下子消滅私有制”

　　在《宣言》發表前的1847年底，恩格斯在為共產主義者同盟撰寫的綱領草案《共產主義原理》中曾以問與答的形式指出，共產主義者要實現共產主義，就必須廢除私有制，那么“能不能一下子就把私有制廢除?”對此，恩格斯明確回答道：“不，不能，正像不能一下子就把現有的生產力擴大到為實行財產公有所必要的程度一樣。因此，很可能就要來臨的無產階級革命，只能逐步改造現社會，只有創造了所必需的大量生產資料之后，才能廢除私有制。”

　　《宣言》繼承了《共產主義原理》的思想并進一步指出：“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而“當階級差別在發展進程中已經消失而全部生產集中在聯合起來的個人的手里的時候”，“公共權力就失去政治性質”，失去“一個階級用以壓迫另一個階級的有組織的暴力”的職能，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的聯合體。由此可見，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成為統治階級是消滅私有制的第一步(由此也能看出《宣言》不可能要求1848年就要“消滅私有制”，因為那時還沒有一個國家的無產階級取得政權)。在無產階級專政前提下，根據生產力的發展要求，逐步消滅私有制，這一過程從無產階級奪取了政權的那天起就開始了。

　　總之，《宣言》是嚴格區分了消滅私有制的歷史必然性和消滅私有制過程的漸進性這兩個相互聯系但又有重要區別的問題。私有制最終是要被完全消滅的，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社會歷史發展的必然趨勢，但消滅私有制需要無產階級在掌握政權的條件下逐步實現，要經歷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

　　需要指出的是，“董文”為了指責《宣言》，不顧“消滅私有制需要一定的社會歷史條件”，竟把《宣言》“逐步消滅私有制”的思想曲解成“一下子消滅私有制”。比如，刪除“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這句話前面的限定語“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并借此批評《宣言》關于“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是個“過于簡單的設想”。

　　而我們在完整地閱讀“無產階級將利用自己的政治統治，一步一步地奪取資產階級的全部資本，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并且盡可能快地增加生產力的總量”這段論述后，非但得不出“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是個“過于簡單的設想”，反而是經過實踐反復檢驗證明為科學的真理。

　　再比如，“董文”認為“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國家即組織成為統治階級的無產階級手里”是《宣言》“作為‘實踐的黨綱’和‘最近目的’，即近期奮斗目標提出來的”，這一說法系作者的偽造。因為《宣言》不止一處地提到無產階級的“近期目的和任務”，是“使無產階級形成為階級，推翻資產階級的統治，由無產階級奪取政權”，或“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無產階級上升為統治階級，爭得民主”。“奪取政權”與“把一切生產工具集中在無產階級手里”，是無產階級在不同歷史階段的任務。“奪取政權”是無產階級近期目標和任務，而“剝奪剝奪者”把生產工具逐步集中在無產階級手里，則是取得政權之后的任務。“董文”把兩者混為一談，無非是要給人以《宣言》不顧客觀歷史條件一下子消滅私有制的印象。

　　四、1848年還不能“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不能說明恩格斯在責備《宣言》過早提出“消滅私有制”

　　“董文”為了批評《宣言》不該在1848年就提出“消滅私有制”，還特意引用恩格斯1895年寫的一段話，說明恩格斯晚年也承認《宣言》的這個“過失”。那段話出自恩格斯為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而寫的導言，其中最重要的一句是“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完整閱讀那段論述，恩格斯的本意是說1848年的歐洲還不具備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即“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奪權政權的條件，而不是“董文”認為的《宣言》不該提出“消滅私有制”。

　　在恩格斯看來，1948年革命期間，歐洲主要國家的資本主義處在上升時期，還有“很大的擴展能力”，馬克思主義在歐洲也剛剛開始傳播，無產階級的思想政治覺悟與組織程度普遍不高，力量還很弱小，尤其缺乏馬克思主義政黨的領導。盡管在一些國家里階級矛盾異常尖銳，群眾斗爭熱情高漲，甚至爆發了真正意義上的無產階級同資產階級的斗爭，但無論從客觀條件還是從主觀條件看，1848年的歐洲遠不具備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恩格斯在1893年《宣言》的意大利文版序言中說得非常明確，他說：1848年革命盡管有其積極意義，但“無論法國經濟的進展或法國工人群眾的智慧的發展，都還沒有達到可能實現社會改造的程度。因此，革命的果實歸根到底是由資本家階級拿去了。在其他國家，在意大利、德國、奧地利，工人從一開始就只限于幫助資產階級取得政權。”從性質上講，1848年的歐洲革命還“不是社會主義革命”。

　　在1895年《法蘭西階級斗爭》一書的導言中，恩格斯為了進一步說明1848年歐洲主要國家還不具備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條件，著重從無產階級的人數、組織、紀律、覺悟程度和勝利信心特別是理論武裝等方面，將1895年歐洲無產階級的狀況與1848年歐洲無產階級的狀況進行比較(“董文”引用時特意隱去了這部分內容)。恩格斯經過比較后得出結論，既然1895年“這支強大的無產階級大軍也還沒有達到目的”即取得政治革命的勝利，那么“在1848年要以一次簡單的突然襲擊來實現社會改造，是多么不可能的事情”。恩格斯顯然在告誡人們不要在不具備革命條件時脫離實際，急躁冒進。

　　五、恩格斯晚年并沒有主張用“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取代“消滅私有制”

　　“董文”還主張用“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取代“消滅私有制”作為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并聲稱恩格斯晚年也贊成這個修改，說“恩格斯晚年曾經說過，如果要用一句話來描述未來社會，除了《共產黨宣言》中所說的‘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自由發展的條件’這句話，就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這句話顯然比‘消滅私有制’更有資格代表共產黨人的理論。恩格斯的話實際等于修改了《共產黨宣言》的上述觀點”。“董文”的這一說法是子虛烏有的。

　　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宣言》對“自由人聯合體”社會特征的概括，其中廣為流傳的一段話是，“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完整閱讀《宣言》關于“自由人聯合體”社會的論述，不難看出“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是以“消滅私有制”為前提和條件的。只有消滅了私有制，才能消除階級和階級對立，也才能促使國家的消亡，使人類突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完全自由地聯合起來，并作為統一的社會而存在和發展。只有在不存在任何階級和階級對立的社會里，每個人的個性、能力才能自由而充分地得到發展，并且每個人的自由發展為其他一切人的自由發展創造了條件。正因為“消滅私有制”是“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前提和條件，馬克思主義創始人在描述“自由人聯合體”社會時總離不開“消滅私有制”這個前提和基礎，恩格斯晚年也是如此。

　　比如“董文”提及的恩格斯晚年曾經說過的話，出自1894年1月9日恩格斯寫給國際友人的一封回信。1894年1月3日，意大利人卡內帕、馬里納給恩格斯寫信，請求恩格斯為即將在日內瓦出版的《新紀元》周刊的創刊號題詞，要求盡量用簡短的字句來表述未來的社會主義紀元的基本思想，以區別于偉大詩人但丁對舊世紀所作的“一些人統治，另一些人受苦難”的界定。

　　恩格斯欣然應允并在回信中寫道：“我打算從馬克思的著作中給您尋找一行您所要求的題詞。馬克思是當代唯一能夠和偉大的佛羅倫薩人相提并論的社會主義者。但是，除了從《共產黨宣言》中摘出下列一段話外，我再也找不出合適的了：‘代替那存在著階級和階級對立的資產階級舊社會的，將是這樣一個聯合體，在那里，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恩格斯為避免歧義還補充道：“要用不多幾個字來表述未來新時代的思想，同時既不墮入空想社會主義又不流于空泛辭藻，這個任務幾乎是難以完成的。因此，如果我向您推薦的這段文字不能完全符合原來要求的話，請多多原諒。”

　　無需多解釋，恩格斯是完整引用了《宣言》關于“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的論述，表明他與40多年前發表《宣言》時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根本不存在恩格斯晚年修改了《宣言》的觀點，主張“人的自由全面發展”比“消滅私有制”更有資格代表共產黨人理論的問題。

　　參考文獻：

　　[1]《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5冊，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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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荀春榮：《消滅私有制——共產黨人的理論概括》，載《中華魂》2008年第2期。

　　(《環球視野globalview.cn》第504期，摘自2012年第5期《馬克思主義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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