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們時代的形象代言

　　還是從《亮劍》說起。李云龍的確顛覆了人民解放軍指揮員的傳統形象，不但耍性子、犯紀律，滿嘴糙話、渾身匪氣，而且居然還曾縱兵劫掠和擅自開戰。但是，在鏡頭面前，李云龍打起仗來又的確兇猛狡黠，機動靈活，所向披靡。中國的廣大觀眾圍觀喝彩，喜不自勝，似乎終于見到了中國牌、寫真版的英雄偶像，乃至這部電視劇幾年來在許多電視臺循環播映，最近還拍出了《新亮劍》。

　　在電視劇中，李云龍的那兩個方面，粗蠻橫暴與英勇善戰，有如分幣的兩面，不可分割。你要他做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革命軍人嗎?按《亮劍》的邏輯，他就一定是一個循規蹈矩、無所作為的庸人。不錯，戰爭年代，打得贏才是硬道理。而共產黨軍隊里也的確會有那種軍閥作風、兵痞習氣的指戰員。但是，遠的不說，這種特別“糙”、特別“爺們兒”的軍人，在民國以來的什么直系、奉系，什么西北軍、東北軍當中，難道很稀缺么?

　　因此，接下來的問題就是：直系、奉系、西北軍、東北軍，包括比這些正規部隊還要更“糙”、更“爺們兒”的慣匪大盜，在民國以來血雨腥風的殘酷較量中，往往不旋踵即灰飛煙滅，而唯有一群書生創建的共產黨，從無到有，由弱變強，這究竟又是為什么呢?只要熟悉歷史，只要肯動腦筋，就不難明白，實際上，共產黨軍隊之能夠所向無敵，恰好是由于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上述橫蠻粗暴的舊軍人習性，克服了那些流民流寇的流氓無產者作風，經過三灣改編、古田會議等一連串嚴肅的整風洗禮，實行了“黨指揮槍”、“支部建在連上”等一套極為原創、極為有效的思想組織原則。就是說，共產黨將成千上萬破產農民匯集的烏合之眾，在戰火中加以鍛鑄、淬煉、升華，向之灌注宗旨和靈魂，因而使之成為一支有主義、守紀律、特別能戰斗的鋼鐵部隊。

　　既然如此，當下的觀眾群體，又憑什么如此追捧李云龍這種扭曲歷史、混淆是非的英雄呢?實際上，這個李云龍并非源于歷史的真實，而是出自現實的投射。說到底，每個時代建構的“英雄形象”其實都是那個時代特有的“英雄觀”的產物。今天，一口糙話、一身匪氣，這才是“爺們兒”，是吃得開、混得好的標記。粗鄙化——粗野、鄙俗，是當今世俗社會的主流價值。粗鄙代表“強悍”、“有力量”，彰顯著粗鄙者的“有膽兒”、“拔份兒”。市場經濟初級階段，資本原始積累時期，原本缺少一種超越的制度和理念來范導、獎懲、校正人們的行為。叢林環境，人自為戰，文雅、謙和、友善等等，似乎直接等同于懦弱無能。出門在外，沒幾分流氓氣，是很難混的。粗鄙的言行和儀范，暗示著在無序競爭中較高的生存和成功概率。這已經成為當今時代的一種集體無意識。李云龍正是這個時代推出的一個形象代言。

　　二、中共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矯正

　　需要指出的是，鄙俗粗野的力量四處泛濫，造成今天這樣的局面，也同傳統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有著內在聯系。

　　一個社會，在文與武、雅與俗、精與粗等等之間，應達到某種平衡，而不致畸輕畸重。但是，文武分途，文德與武德相互隔絕，恰好是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大特征。歷史學家雷海宗在《中國文化與中國的兵》中曾指出，春秋時代，封建貴族仍保持文武兼備的傳統?？鬃咏淌诘?ldquo;六藝”，所謂禮、樂、射、御、書、數，出自《周禮》，其中的射、御都屬于當時的軍事技術。春秋時代的貴族仍具有尚武精神，兵的主體也仍是士族。《左傳》、《國語》中的人物沒一個不能上陣、也沒一個不樂于上陣的。

　　戰國的情形為之一變。由于戰爭的規模和烈度陡然升級，幾萬乃至幾十萬人的斬首和坑殺成為常事，列國獎勵耕戰，平民被征大量從軍。一方面，上等社會文武分離，和平主義思想萌芽;另一方面，平民百姓的厭戰心理也普遍發生。到秦代，已開始征發逋亡人、贅婿、賈人(流浪漢、入贅女婿、商販)，即當時的卑賤之人入伍。再到漢代，上等社會不服軍役，將之轉嫁于底層貧民、流民無賴甚至刑徒囚犯，更進一步，則大量使用外族兵。東漢竇憲出塞三千多里，徹底解決三百多年來匈奴的威脅，部下大半是外族兵。

　　由此，雷海宗總結說，從春秋時期到漢代，“先是軍民不分，后來軍民分立，最后軍民對立。”等到后世科舉制建立，民間人材棄武從文，進一步加強了文武分途、文武隔絕的局面，并形成全社會輕賤兵事的風氣，所謂“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文德與武德相互平衡、彼此支撐的格局徹底消失。本來，文武互為表里。文德代表文化、公德、道義，武德代表勇毅、膽略、行動。但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中，文與武各自畸形發展。片面的文德導致文弱、迂闊、虛偽，量產酸腐的儒生;片面的武德導致粗蠻、橫暴、愚昧，造就惡俗的痞棍。

　　對比西方，歐洲中古騎士，嫻于弓馬、能征慣戰，同時又接受基督教信仰以及宮廷貴族的禮儀和文化。因此，騎士也往往是紳士。既彬彬有禮、又孔武有力，這種文武兩兼的封建制時代的遺產影響至今，只不過，在西方當代的和平環境下，其尚武精神常常表現為全民的體育風尚。

　　更切近的比較是日本。與中國一樣，古代日本也有“四民”(士農工商)。但中國的“士”是文士，日本則是武士。武士專事征戰殺伐，同時又恪守“武士道”的訓誡。武士道的觀念源自神道、佛教和儒學，也是文武兼備。與中國儒家的“五常”即“仁義禮智信”不同，武士道除這些價值外，特別強調“勇”的觀念。中國與日本精英階層的這種差別，是導致兩國近代不同命運的重要原因。

　　在中國，文武分途、各自片面發展的局面，曾經由于中國共產黨而獲根本改觀。在20世紀的各種政治軍事集團中，只有中共擁有一種超越的理想主義，這種理想主義源自一套由現代哲學社會科學支撐的革命世界觀和歷史觀。中國革命是少數先進知識分子與千百萬破產農民、流民的結合。前者在汲取后者的經驗與力量的同時，其理想觀念和理論素養也平衡、約束、馴化了后者的草莽習性。南昌起義后，賀龍已是中共黨員，但仍有十幾人的轎夫班，行軍坐轎，每到宿營地，必大吃大喝。其部下軍紀不好，有土匪作風。因此葉挺部隊官兵暗中常譏之為“土匪”。但張國燾回憶，二、四方面軍在西康會師，再見賀龍時，賀已無任何“土匪氣味”，“簡直是一位循規蹈矩的共產軍人”，一切聽由政委任弼時指揮。

　　中共以主義統馭武裝，文韜武略，曾臻于極盛。是共產黨，向中國傳統偏于文弱的文化中注入了以人民為主體的剛健的戰斗性的元素，使風氣為之一變。風氣轉為制度，到“文革”中期的60年代末，全國學人民解放軍，解放軍是毛澤東思想的大學校。“七億人民七億兵，萬里江山萬里營”。中國向南向北，同時對抗美蘇兩個超級大國，朝野上下，全民皆兵，形成一種普遍的現代尚武精神。

　　三、異化的武德

　　叔本華曾引用歌德的一段話：“謬誤像水一樣，船分開水，水又在船后立即合攏;精神卓越的人物驅散謬誤而為他們空出了位置，謬誤在這些人物之后也很快自然地合攏了。”“文革”結束，中國進入另一個歷史周期。80年代，知識分子發起新啟蒙運動，倡導個人自由、權利、尊嚴、唯美等人文主義價值，成為時代的主流思潮。文武分途、文武隔絕的局面開始恢復。

　　回顧20世紀，中國先后經歷三大傳統的更替：先是儒家傳統被五四運動所批判;繼而革命傳統橫貫半個多世紀，隨“文革”解體而終結;到八九十年代之交，“文革”后興起的啟蒙傳統又相繼受到國家、市場的打擊和排斥，迅速邊緣化。

　　“十億人民九億商”，是90年代初的民諺。傳統瓦解，價值真空，斯文掃地。市場早期，比混比狠，于是“粗鄙”強悍登場。粗鄙，本質上就是失去文德制衡的、墮落的武德。在它面前，超越直接經驗的知識、思考、公義等等都沒有價值。再沒有什么能夠制約這種力量。這是三大傳統全部衰微的結果，也是中國傳統文化重大缺陷的表征。只不過，幾個時代的區別在于：在中國古代，盡管文武分途，但由于士大夫集團高居上層，統馭社會，形成了重文輕武的風氣，因此武德受到壓制，整個社會偏于文弱。革命時代，作為高度理想主義的政治軍事集團，共產黨文武并重，筆桿子、槍桿子相得益彰，并在全社會形成剛健正直的風尚。當今時代，傳統中斷，沒有文德約束、喪失文德內涵的異化的武德表現為粗鄙——文學界的痞子小說、美術界的政治波普、乃至于影視界的李云龍，都是時代的產物。

　　但是，如前文所說，粗蠻橫暴并不能保證挫敗強敵。我們面對的是有文化的戰略對手。近代以來，中國遭遇西方挑戰，堅船利炮后面是工業技術，技術后面是物理化學，物理化學后面是一整套哲學。戰爭如此，產業競爭更是如此。片面的武德，粗鄙化的社會，由于排斥必要的知識、理論和思想體系，因此只能囿于狹隘的經驗和視野，局限在十分有限的層次和水平。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總量不斷擴張，但一直未能改變粗放式增長的模式;中國已經成為全球制造業中心，但一直未能擺脫民工大國的形象。一個經濟大國，始終主要依靠低人力成本獲得國際競爭力，由此損害國內社會關系，提高維穩成本，陷入片面發展的困境。

　　因此，產業升級，首先需要文化升級，需要恢復文德與武德平衡發展的局面，需要有一種“道”，主義、宗旨、理想、靈魂、價值觀貫穿、融會、統攝這二者。這對于信仰低迷的當今社會，注定是一條曲折艱難的路。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