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滲透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威脅。蘇東劇變后,西方敵對勢力把“西化”、“分化”的重點轉移到中國。他們憑借其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先發優勢,宣稱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國際通行的“普世價值”,乘一些發展中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出現的民族文化的認同危機,強迫或引誘他們認同西方價值,從而實現文化同質化,以達到對非西方國家進行文化滲透,對社會主義國家尤其對我國實現和平演變的目的。階級社會中,凡反映社會經濟基礎的社會意識形式,無論其主體內容,還是其本質屬性,都深深地打上了時代和歷史的烙印,有著特定社會形態的特點和階級規定性。因此,作為意識形態最直接表現形式的政治法律思想、文化道德觀念和社會價值取向,不存在所謂的“普世性”。“普世價值”實際上就是西方國家的價值體系和意識形態,在被普遍化、神圣化和絕對化后,被標榜為超越階級和時代之上的、永恒的價值體系。這充分表明意識形態領域的斗爭仍然是激烈的。
第二,新科技革命造成的社會變遷淡化了兩大意識形態的差異。有學者指出,新科技革命導致了人們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科學技術層面,以科學技術為主要載體的工具理性已經成為現代社會的主要意識形態,使人們任由工具理性擺布。因此,在以科學技術的發展所彰顯的工具理性的威力和成就面前,人們更多地關注各國的綜合國力,關注人才與科技的競爭,而減少了對文化和傳統意識形態的差異與對立的關注,具有明顯階級性的意識形態也或將淡化。有西方學者指出,科學技術必然使人們走上一條不可逆轉的同質化道路,并且所有正在進行經濟現代化建設的國家肯定會越來越相似。也有學者認為,在我國當今的發展中,我們一方面要尊重知識、尊重人才,大力發展科學技術,另一方面也要充分認識科學技術的工具理性的性質,警惕由“新科技革命”帶來的意識形態的陷阱。
第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多元化價值取向對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影響。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經濟的一般性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性所呈現出來的不同價值訴求的交織,一方面催生了與之相適應的新的價值觀念,另一方面,市場經濟本身所固有的功利性、實效性等價值追求也呈現出負面影響。同時,在中西文化、價值觀念交流與融合的過程中,一些不同于我國民族傳統的、非馬克思主義的、非社會主義的價值觀逐漸流入我國,并在一定程度上填充著因傳統價值失落留下的空白區域。隨著我國經濟體制深刻變革、社會結構深刻變動、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在各種思想文化相互交織、相互激蕩的復雜背景下,不同社會階層和利益群體紛紛出現,他們更多地從各自的利益出發來選擇和評判他們的價值選擇,這就為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多元化提供了現實的土壤,并在一定程度上構成了與我國主流價值觀和意識形態的分歧和沖突。不僅如此,有的人開始淡化我國的主導價值觀,甚至懷疑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作用,宣揚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使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主流意識形態被沖擊、被淡化的傾向突出,必須引起警惕。
第四,國際社會主義運動的曲折發展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影響。上世紀80年代后期國際風云突變,蘇東社會主義國家在西方“和平演變”戰略和本國反馬克思主義思潮及各種危機的交互作用下,短時間內發生質變。實際上,蘇東劇變不是馬克思主義的過時,也不是社會主義理論和實踐的破產,而是被扭曲的社會主義理論的失敗,是蘇東共產黨領導人背離馬克思主義的結果。蘇東劇變給國際共產主義運動造成巨大損失,給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帶來嚴重的混亂,也對我國意識形態構成一定的威脅。
第五,網絡化境遇下的傳播方式對我國意識形態的挑戰。信息網絡化發展改變了傳統的文化傳播方式,網絡傳播所具有的即時性、海量性、全球性、互動性等特點,既為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新的渠道、拓展了新的空間、構建了新的載體,為增強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創造了新的機遇,也對我國意識形態的安全提出嚴峻挑戰。學界一般認為,網絡傳播諸多特點構成了強大的滲透功能,這就為西方敵對勢力的文化和意識形態滲透提供了條件。由于我國的網絡技術相對落后,對信息的傳播和防御能力相對有限,因此,在網絡化境遇下國際意識形態的斗爭中難以取得優勢地位。同時,網絡傳播的海量性所造成的信息選擇的多樣性和價值取向的多元性,也在一定程度上沖擊著我國主流意識形態的控制力和導向力,弱化了對社會主義意識形態的權威認同。充分發揮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網絡虛擬空間的積極作用,是我國主流意識形態在信息化時代應對挑戰、贏取主導地位的必然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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