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剛：蚊子、細腰蜂與政治熱病

來源:文化縱橫2010年10月刊 作者:趙剛

2010年7月的一個早上，在熱鬧非常的北京首都機場前往臺北的國航候機樓一角，我無聊地坐著，浮想著這幾天來北京開會、訪友、旅游的一些聲音畫面。此時，通道對面一個稍微高亢的聲音吸引了我──是一位年輕導游正向他所帶領的老少團員們作行前說明，介紹“寶島臺灣”，并提出一些注意事項。這個北京小伙子很能說，而他所說的，雖不免稍帶他這個專業所特有的趣味性夸張，但還都是有憑有據，不是那種辛巴達式的“水手見聞”。我想，導游要是有一個敏感的心眼兒，而且一直保持肯聽樂看的心情，那他的職業還不就把他鍛煉為一個優秀的業余人類學家嗎！于是我也移座趨前，樂滋滋地聽這個小伙子神侃。我還記得他的發言有幾個要點。我盡量保留他的口吻，略作整理如下：

首先，人家臺灣那兒的蚊子特大，一叮一個包，防蚊藥得隨身帶著。其次，臺灣特熱。咱這會兒不是也熱嗎，但只要下場雨暑氣就消了，人家臺灣那兒，雨后，嘿，還更熱。第三，您不要以為臺灣怎么發達怎么先進，要有這個設想，去了準失望。臺灣的城市建設落后，也就跟咱的比較發達的農村差不多。為什么？還不是讓李登輝跟陳水扁給整的，搞了十多年意識形態，政治一來勁兒，經濟當然就下去了。第四，最重要的，咱們去了臺灣，不要跟人家臺灣人講政治。臺灣人政治特──別狂熱，不得已，就聽唄，但您甭發表意見。我親眼看見兩個臺灣導游藍綠意見不合，打得鼻青臉腫，進了派出所。

這位導游先生的解釋部分暫且不談，他的事實陳述部分（蚊子、熱、政治狂熱）基本上都是成立的。雖然如果細究的話，那么得說，臺灣的蚊子真正厲害的還不是那大個兒的，而是“小黑蚊”，一叮一大片。至于雨后更熱，那得看什么雨，如近年越來越頻繁的豪雨大雨臺風雨還是能讓人發涼的。至于臺灣的城市是否比較老舊，我想是的。因為臺灣大城市的大部分區域，發展得比較早，大約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或更早就形成的，比起大陸大城市的現代部分，都要年長個好幾十歲。老文明有可愛之處，老舊城市自也有吸引人的老舊味道，那種人的、歲月的痕跡與記憶，我是敝帚自珍的。發展主義導游小伙子喜歡樹小墻新锃光瓦亮，那我“就聽唄，甭發表意見”。

蚊子與氣溫還是留給專家吧。我比較有興趣琢磨的，還是導游小伙子也觀察到的“政治狂熱”現象。我自己的經驗是支持他的觀察的。無論清晨或是黃昏，走在公園里，迎面而來的超過兩人的群體，在擦肩而過時——雖非總是，但肯定經常——在你耳邊留下什么“馬英九”、“國民黨”、“民進黨”、“阿扁”、“中國”、“臺灣”⋯⋯這些關鍵詞之一二。說“綠一套”的走過了，下一撥人又可能是講“藍一套”，不停地“各自表述”，也算是臺式的薪火相傳吧。因此，說臺灣人有“政治狂熱”不是不行，但似乎是一種比較特別的狂熱，熱多而狂少，總是“有節”的，是發乎情止乎語的。就算是有口角不止，繼之以老拳的，但畢竟是極少數。若問，電視不是常有嗎？但我估計電視上播出來的議會全武行，比真正發生在“市民社會”的總數還要多——雖然這類高層動作派卻又不是發乎情，而是發乎利的。一般民眾絕大多數是在自己的認同圈內、“自己人”的電視或廣播頻道里，黨同伐異、大放厥詞。口水噴完，也就完事了，明日續噴。就算是有少數夫妻兄弟朋友因“狂熱”而臉紅鬧架，但“人民”也從沒把這個“勇于私斗”擴及于“公戰”。整個臺灣，從1970年代中“黨外”運動以來，為了不管是哪一種理想或信念，終至于為“大義”捐軀的應該是絕無僅有。臺灣的“狂熱”遠遠比不上我們所熟知的很多現代歷史上的因信念或因偏見而來的或好或壞的“狂熱”──從宗教改革、法國大革命、法西斯主義到社會主義革命，當然還有當代的各種宗教基本教義派。

“狂熱”其實可說是現代性論述里被壓抑的核心現象之一，因為人們總是喜歡將“現代性”以理性、冷淡、和平、憲政、市場來標榜。“狂熱”于是被賦予一種自明的貶義，凡是有為一個理想目標熱情進取的，都是發著“烏托邦”或“道德理想國”的大頭病，而要“告別”之。我不是“為本土諱”，而說臺灣不算有“真正的”狂熱。如何才算真正的狂熱，老實說我也說不清，可能得個案論之。但二十年來，我的確目睹臺灣漸次發展出一種頗特別的政治熱病，既“不進取”也非“有所不為”，而是在一種慢性的口角熱病中悶燒、昏聵、消耗。

而臺灣人的政治熱病，也不能以全稱來敘述。基本上，年輕人對任何政治都比較淡漠；相對男性，女性一般和真實生活比較貼近，對政治其實不算熱衷；真正稱得上發著政治熱病的，大多是中年與老年男性，不分省籍。當然這也是一般而言，這里還有城鄉與階級的差異，但我認為，這些差異比因年齡或性別而來的差異要來得小。為什么臺灣有那么多成年男性公民變得喜歡噴政治口水，把身家謀之外的熱情，大把大把地拋擲到那個狹義的“政治”上頭──這個現象哪來的？而這樣一種特別的政治熱病又有什么樣的后果？

最醒目的后果是，經濟就下來了──這一點導游小伙子也說了。但下來的不只是經濟，而是全面。因為一個社會要“不下來”，或至少說，要能解決它的問題，必須要實事求是，不可以什么事都一刀切。臺灣的政治狂熱，讓幾乎所有的重要議題（當然更包括政治議題）都無法實事求是地討論、解決。所有的問題，在嶄露頭角的那一剎那，就被箍上了藍綠、統獨的話語枷鎖。然后糾纏無已，與汝偕亡。無法往前看，也無法回頭看。

因此，對臺灣的很多重要議題，包括人民的重大抗爭、政策的重大失敗，大家已失去了回頭檢省的能力。四年前的紅衫軍運動（以此而言，或更早的“保釣運動”、“高雄事件”、“五二O事件”），現在早已船過水無痕，好像是大宋年間的事。“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從藍到綠，所記得的只有1947年的“悲愴二二八”，就連馬英九在兒童節的講話里還提到“二二八”。臺灣人的歷史觀好像只有一個“二二八”作參照，然后，就是現在了。講到政策，臺灣的教改全面失敗已是怨聲載道有目共睹的了，教改后，學子的負擔煎熬比之前更為變本加厲！臺灣人也都愛兒女，視作心頭肉，但就是無法往前走，一走就牽涉到統獨藍綠，也無法回顧檢討責任，一檢討就牽涉到統獨藍綠。簡而言之，這個所謂的“政治熱病”，反映的其實是整個社會缺乏一個基礎共識的狀況——有共識，那多無聊，如何還能噴口水？

這于是聯系到頭一個問題：這個現象哪來的？對這個問題，我誠然無力完整而深入地回答。但我至少確信有一點是任何的回答都繞不過的：臺灣的民主化歷程。這是一個難以討論的問題。為何呢？一模一樣的原因，一討論就牽涉到統獨藍綠。在臺灣，不分藍綠，都對臺灣的“民主化”頗表滿意與自得。稍微不同的是，綠拿著擴音器宣稱是自己的功勞；藍營慈眉善目低調感恩：“都是全民的努力”。因此，要把臺灣的“民主化”當作一個問題來反思來討論的，那就有機會獲得藍綠沆瀣一疑，幾乎就是“全民公敵”了，因為這又牽涉到“國家認同”了。這里有一個二元對立：“民主的臺灣”相對于“不民主的中國大陸”，在這個二元對立的信念或“心氣”上，聳立了藍綠共識──臺獨或獨臺。“民主”，因此與其是一個制度性、歷史性、理論性的概念，還不如說是一個鼓動認同的符號。

當然，要公正地理解與評價臺灣的民主化，并不容易。我始終認為，臺灣這些年來畢竟是沒有軍用吉普車夜半下來抓人的事了，而人們也不會因為意見的表達而罹罪⋯⋯這些都是可貴的。但臺灣的民主化，像是個半月或月牙，我們必須要看到它的陰缺之面：那就是訴諸省籍、族群乃至上綱到民族的動員方式，以及更重要的，這種方式路徑所形成的主體的狀態。沒有這個動員方式，是否會有他種的民主化，或是根本無法民主化，這是一個反事實的揣度，難以有令人信服的結論。但如果保守地說，那則沒有臺灣今日這樣的民主化，則應是可信的。這樣的民主化，我曾在他處簡稱為“省籍路徑民主化”；它繞過理論和路線辯論、現實思考，與未來制度的設想，直接訴諸最情感化的身份政治：悲情的臺灣人出頭天。以一種“我族”的悲情為燃料，區隔其心必異的“他族”。以這個對立為心理動能，進行選舉動員。這樣一種動員路徑的思路，始于1970年代中期，經過大大小小的各種選舉操作演練，逐漸成形，蔚然成為“路徑依賴”。而李登輝由上而下進行如此的動員，更造成了這一動員模式的跳躍成長，到2000年陳水扁上臺時達到最高峰。這種動員模式，一直繼續到2008年的大選。直到今日，仍然可以說是找不到別種出路。

我們所關心的還不是這個政治故事本身，而是它的效果。它的效果即是臺灣人今日的政治熱病的高燒不退。30多年來的政治動員，所動員的正是人們最敏感、最脆弱、也最容易亢奮起來的那條“身份”神經。這讓我想起了魯迅的一篇雜文《春末閑談》里的細腰蜂的毒針，它只要往它的獵物青蟲的運動神經球上一螫，青蟲便“麻痹為不死不活狀態”，為統治者、加害者提供養分傳宗接代。對人而言，身份神經一旦被螫到，那就只有這一條神經亢奮起來，其他的則都駑鈍了。

本來，同在一個社會空間中生活為人，你、我與他都得共同遵守或至少參照一種抽象的、概括化的“他”，也就是社會思想家米德（Mead, G. H.）所謂的“概括化他者”(generalized others)的意義。所指的其實就是社會生活所必須參照或遵守的道德底線，沒有這個，社會的道德肌理就會溶解，而社會不復存焉。但在這種省籍的、民粹的動員下，這個“概括化他者”被擠到邊緣，幾乎要被推下懸崖。于是，社會變成了“我們”和“你們”的敵對性，每一方的“自我”都很脆弱；簡單而敏感。每一方都敏感到自己的身份，以及建立在身份上的“權利”，動輒舉手握拳比中指，忿忿然曰：這是我的權利！但恰恰因為“權利”后頭的根本共識已經被否認了，所以所謂“權利”就是只要有利于“我（們）的”，就都是“對的”，就都是“權利”。還是英文比較精省，一個right就解決了。

平時暇日還好，社會總是根據慣性而非某種神經在運行的，因此臺北街頭熙熙攘攘。但是，一旦新的、模糊的、不確定的情勢浮出，臺灣人的自我意識與“權利意識”就立刻變得很尖銳，很忿忿。臺灣人過去在威權體制下，容忍、害羞、怕丟面子、不好沖突，寧可息事寧人，這些“中國文化”老底都為體制所運用，給強固下來。這固然不是好事，但是舊的不好，不必然推論出新的就必定好。“民主化”以降，臺灣人變得得理不饒人，一定得爭個“權利”，而且是以道德的、義憤的姿態，以高亢的、氣得發抖的感覺來爭取。記得幾年前，臺灣人坐飛機回國的時候，若遇到航空公司的行程或服務出了問題，就常常會“霸機”，不肯下來。到后來，霸得太過火了，遭遇到官方祭出法律來嚴懲，這才又不霸了。但我有個觀察，個人意識或權利意識極強的洋人，在碰到飛機延誤或是其他不甚得已的狀況，卻一般都反而比較體諒，也能配合。這么說，不知道算不算“崇洋”？我曾在大陸旅游，碰到旅游巴士拋錨，大家也都還笑嘻嘻地共體時艱，下車幫忙推，也沒有非要“較真”，或是非要司機給個“說法”。這么說，不知道算不算“媚共”？但臺灣人霸機的英勇行為好像又不曾在國外聽說過，好像是只發生在返臺的航班上。這大概是因為“入境”隨俗罷。

但這個“為己甚”的臺灣人新形象，似乎又和我們一般人（包括大陸觀光客）常看到的臺灣人形象頗不浹洽。臺灣人輕聲細語、舉止文氣、禮貌周到，似乎是很多細心的大陸游客所看到的“文明”景觀。由此甚至恭維臺灣人，說我們保持了中華文化的優點云云。這不假，但這是月牙的光亮一面。在日常的、慣性的生活中，臺灣人很文氣、算平和，但只要出現了一種不確定的緊張情勢，通常蘊含了是非對錯權利爭議的時候，臺灣人的“氣”會突然爆裂，變得很神經質，甚至歇斯底里；那條很脆弱、簡單而敏感的身份神經被螫到了。臺灣人似乎缺少一種以傾聽與表達為基礎的“解決沖突”的能力。

這樣一來，我們或許就能以一種新的視角理解前段時間才發生的一條眾所矚目的新聞。一個臺灣清華大學的學生，坐在臺灣大眾運輸工具經常備有的“博愛座”（老弱婦孺優先座）上，被一個73歲的老人要求讓位。但老人沒有得到座位，得到的是憤怒的青年的老拳。據說，“將長者打成嘴破唇腫，合并臉頰骨折”。社會的一般反應是：“太不可思議了！”于是有人問：我們不是經常看到很多人就算不是坐在博愛座，也會主動起立讓座的嗎？言下之意，這個學生是個特例，怪之可也，反省不必。一般情形的確是如此，但評論者都沒想到一個可能性嗎？那就是這位大學生，如果在另一個情境中，在一個自我沒有被驟然挑戰的情境中，他有可能也是蕓蕓禮貌眾生之一吧。關鍵在于他的“自我”被挑戰了，他的“權利”被質疑了，他面子掛不住了。他無法處理這個糾結著自我與身份的沖突情境。他雖是“知識分子”、是精英，但他這方面是低能——但臺灣人，包括我，卻沒有資格看不起他。

雖說這是個案，但個案并非一定沒有指標意義。而我懷疑，越是精英越是男性，一旦牽涉到了自我（個體的或是群體的），那種情緒就一發不可收拾，乃至于理法皆廢。去年還是前年，臺灣的一個跆拳道教練兼裁判，因為在一場國際跆拳道比賽中，被國人懷疑曲護韓國選手，造成臺灣選手落敗。他回來后，竟然被政治人物眾口同聲曰該殺，于是被永久取消了教練與裁判資格。

個案不免是片面的，而且一定可以舉出相反的案例。那么，我繼續要說的就是，這些個案，其實是和整體的臺灣政治熱病有密切關聯的。在這個熱病之下，人們的自我一碰到挑戰危機，就異常脆弱，彈指即破，因此保護起來異常焦慮促迫。但沒有危機時，臺灣人又異常平和煦然。那種平和形象，很多臺灣人，特別是都市的中產臺灣人，是引以為傲的。因此，很多臺灣人總是好心地建議外來訪客去參觀誠品書店或是101大樓。但這種“誠品”的幽雅與精英的壓抑，卻又為人們私心所不饜足。人們要喧鬧、要對立、要委屈、要報復、要勝利，或失敗也好。“誠品”象征的只是這些折騰的暫時消停。總之，要有一種熱度感，來驅逐這種日常的“誠品感”。于是臺灣社會將選舉政治，以臺灣人特殊的心理需求，發揚光大之，成為一種節日、一種慶典，人們身處其中，每天看電視是“政治”，翻開報紙是“政治”，走在馬路上看到的是“政治”，耳邊所聞的是“政治”，而其中各種攻訐的、挖底的、爆破的政治語言，其聳動腥膻麻辣程度逐次逐年升級，乃至幾乎讓臺灣人到了五色令人目盲、五味令人口爽的地步了。盡管如此，選舉畢竟提示了“我”的真正存在：選舉是臺灣人的宗教，而其他日子是日常。而我們又觀察到，“宗教化”的趨勢有增無減，幾乎到了每年都有大規模選舉的地步，最近又端出更讓全民驚駭的新戲碼：五都選舉。常常是，這個選舉剛結束，媒體已經開始談論下一個選舉了，幾乎已經分不清“宗教”和“世俗”的區隔了。臺灣人對此應有某種深層的不安，因此，老是要大陸人參觀那個不那么像自己的壓抑幽雅的“誠品”，而不是把最像自己的麻辣咸重的選舉當作觀光資源。這倒是符合古訓：“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說了這么久的自己的故事，對大陸人的意義在哪兒呢？是不是感覺陌生但又熟悉？對我來說，兩岸的交流不在各自推銷自己夸耀自己，因此臺灣而今的好處我就不多說了（事實上我也說了幾點，例如城市老舊有老舊的美，情治系統不敢開吉普車亂抓人，知識分子不至于以言論賈禍），而是應該各自透過自我批評，將比較真實的，或至少比較受壓抑的觀點表達出來。透過批判，找出前進的方向，而恰恰在這個過程中，自己有可能成為他者的一個經驗參照。臺灣的民主化誠可謂“成也蕭何，敗也蕭何”；成就了一些制度面，但卻把主體的狀態給扭曲了。而這個沒有長足氣力的、自憐自愛的主體，又如何能面對新的現實、新的挑戰，又怎能保住既有的制度成果呢？這是一個大問號。

民主是人走出來的，臺灣的民主有可能走入死胡同，但也可能有轉機。關于未來，誰又知道得那么確鑿呢？但臺灣的經驗也許可以給大陸作一個參照，那就是現存的臺灣式選舉政治，如果輸出到大陸──一如不少臺灣人的一廂情愿，那將極可能是一場災難。因為大陸雖然沒有臺灣式的省籍或族群問題，但更多的更深的其他切線，一旦被臺式的選舉政治所動員，它的后果將不堪設想，而遭難的首先是這些“選民”，也就是細腰蜂的青蟲。這些“切線”不是不要面對，是要如何面對。而問題的核心，是民主體制里的主體狀態問題。

這樣講，首先就會遭到來自島內外某一派朋友的拍案決眥：你竟然反對民主！我要說，我不但不反對民主，還很愿意支持民主。我只是提出一個問題：面對臺灣的“省籍路徑民主化”以及這樣的民主化的結果之一——政治熱病，以及主體的無窮消耗，我們該當怎么辦？我的基本立場是：“選舉”甚或“民主”，都是世俗化概念，都是可以言語化的對象。這點共識大家應該有。如果沒有，那真是什么都甭談了。

（作者單位：臺灣東海大學社會學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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