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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第6期《炎黃春秋》雜志格外引人注目。該雜志社社長、國家新聞出版署前署長杜導正，這些年來一直是個活躍人物。他在這期《炎黃春秋》上，發表了一篇5000字的自問自答“答客問小文”——《扭秧歌也是在前進》，意思是說，二十一年來，我們黨和國家是“左”右搖擺，進三步退兩步，像扭秧歌似的前進。這篇“小文”大有文章，有大文章，堪稱奇文。它奇在，杜導正不是一般地解讀溫家寶今年4月15日的文章和5月4日的講話，而是借題發揮，撥弄是非， 唯恐天下不亂。令人納悶的是，他敢如此這般地發揮溫總理的文章和講話，而不怕溫總理說不。這也是筆者稱杜文是導讀而不是解讀的原因。
    在解析和點評杜的導讀之前，須先作兩點說明：一是，我們在點評杜的導讀前，先簡介溫總理的文章和講話的基本內容，這樣雖使文章顯得冗長累贅，但不如此，看不出杜導的發揮。二是，按頭銜，杜導應該是個妙筆生花的大手筆，誰曾想在這篇應該說是至關重要的導讀文章中，他竟然邏輯混亂，語言重復，標點錯的一塌胡涂。尤其是重復，不僅后一部分和前一部分有重復，同一部分前后也有重復，語無倫次，反來復去說。因此，我們在點評杜的導讀文章時，不得不打破他原來的無機結構，把同樣的內容進行適當重組。下面讓我們以杜文的三個小標題為題，點評杜導正的導讀，看看杜導正究竟導的是什么“正”。

    今年4月15日是胡耀邦逝世21周年的日子，溫家寶在人民日報要聞版，發表《再回興義憶耀邦》的文章(4000字)，追憶胡耀邦總書記1986年二月初到二月中，利用春節前后半個月時間，深入貴州、云南、廣西三省區基層，調查研究，看望各族群眾，連大年三十和年初一，高燒三十八、九度，都不休息。并一再強調，要注意微服私訪，看那些沒有準備的地方。文章情節生動，精神感人。文中有兩段耐人尋味的話。
    一段是調研結束時，胡耀邦在干部大會上作的即席講話，特別強調：“中央和省級領導干部要經常到群眾中去，到基層去，進行調查研究，考察訪問，密切上級與下級、領導機關同廣大人民群眾之間的聯系。這樣，不僅可以形成一種好的風氣，產生巨大的精神力量，更重要的是有助于實現正確的領導，減少領導工作的失誤，提高干部的素質，促進干部特別是年輕干部健康成長。”這段話強調的是，中央和省級領導干部下基層考察調研，對實現正確領導的重要性。
    另一段是文章末尾，溫家寶講自己和胡耀邦的十分密切關系、牢記胡的諄諄教誨的一大段話，有繼承胡的遺志，完成胡的未竟事業之意：“1985年10月，我調到中央辦公廳工作后，曾在耀邦同志身邊工作近兩年。我親身感受著耀邦同志密切聯系群眾、關心群眾疾苦的優良作風和大公無私、光明磊落的高尚品德，親眼目睹他為了黨的事業和人民的利益，夜以繼日地全身心投入工作中的忘我情景。當年他的諄諄教誨我銘記在心，他的言傳身教使我不敢稍有懈怠。他的行事風格對我后來的工作、學習和生活都帶來很大的影響。1987年1月，耀邦同志不再擔任中央主要領導職務后，我經常到家中去看望。1989年4月8日上午，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時，我一直守候在他身邊。4月15日，他猝然去世后，我第一時間趕到醫院。1990年12月5日，我送他的骨灰盒到江西共青城安葬。耀邦同志去世后，我每年春節都到他家中看望，總是深情地望著他家客廳懸掛的耀邦同志畫像。他遠望的目光，堅毅的神情總是給我力量，給我激勵，使我更加勤奮工作，為人民服務。”
    杜導的導讀，首先介紹溫文的社會反響：“引起了海內外各界人士熱情的關注，成為這幾天議論的中心，說什么的都有”。“在中共中央機關報這么宣傳胡耀邦，高調地紀念和懷念胡耀邦，是這些年來極少有的。”
    接下去，杜導議論和發揮說：“胡耀邦關心群眾疾苦，緊密聯系群眾早已是佳話，在人們心中留下難以磨滅的印象，國人贊他是共產黨人的良心，因此溫家寶的文章使耀邦的真正共產黨人的形象再次感染了人們，給我們黨加了許多分，也有助于我黨恢復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對當今的領導應有很強很強的啟發和教育意義。”
    胡耀邦確實曾給人們留下深入實際、聯系群眾的良好印象。但說國人都交口稱贊，這不符合實際。稱贊他是什么“良心”，說法也不一，除杜導正的版本，至少還有兩個版本。一個是反毛專業戶李銳的版本。他在2007年香港出版的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一書的序言中說：“在我們這個黨的歷史上，接連出現胡耀邦和趙紫陽這兩任總書記，是一件很不容易的幸事。有人說前者是這個黨的‘良心’，后者是這個黨的‘大腦’。”另一個是胡耀邦政治秘書的版本。他在今年第三期《炎黃春秋》上發表的《胡耀邦和我談下臺前后》一文中說：“當時流傳這么幾句話：胡耀邦的良心，趙紫陽的頭腦，鄧小平的手段。”這話有抬高胡趙、貶低鄧小平的意思。胡秘認為提胡是“黨的良心”還不夠勁，應提是“國家靈魂”。他在文章中說，1989年4月中旬悼念胡耀邦期間，“人民紀念碑（故意省去‘英雄’二字）” 上，曾掛出‘中國魂’的巨幅幕幛。”看來，一些人把胡耀邦捧到黨心、國魂的高度，是另有用心的。可是當我們看看吹捧者、津津樂道者是誰，原來主要是李銳、杜導正、胡秘這些人，也就恍然大悟了。值得注意的是，這三個人中，胡秘和杜導兩人是在今年上半年，溫家寶發表回憶胡耀邦文章前后，捧胡耀邦的，這還真讓人打個問號，想想為什么，這究竟是怎么回事。
    杜的導讀還說溫家寶的文章，“給共產黨加了許多分”，有這么大作用，純粹是吹牛瞎說。至于說，“對當今的領導應有很強很強的啟發和教育意義”，這是公開地教訓胡錦濤等中央領導，是在說溫家寶更高明。
    下面，杜導用“是否”的口氣說“是”：“這篇文章之所以會引起社會巨大的關注和反響，是否也跟人們渴望中共現任領導人，也應當像當年的胡耀邦趙紫陽那樣，接近群眾傾聽訴求，遏制貪官，緩解貧富懸殊，加快政體改革的需要有關？”
    這段渴望中共現任領導人要像當年胡耀邦趙紫陽那樣如何如何的語言，似曾相識，何其相似乃爾!杜導此時此刻說這段話的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那么，杜導為之辯護的趙紫陽的“大腦”、“頭腦”里到底裝的是什么藥，請看看他在《談話》中是怎樣說的便知： “改革開放與政治上的四項基本原則是有矛盾的。抓了這一方面，必然影響那一方面。”(P69) “無產階級專政這一理論不放棄，民主政治、法制建設難以實現。”(P307) “所謂‘三個代表’，從國際范圍來看，美國才是三個代表。”(P323)“要實行現代化，就是要西化，就是要實行西方那一套。”(P286)按照趙開的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藥方，我們黨能夠聯系群眾，遏制貪腐，緩解貧富懸殊，進行社會主義的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嗎？我們實行的會是什么性質的改革？
    接下去，杜導用“是否”的口氣進一步引導說：“人們關心這篇文章是否有更深層的意義，是否關系到北京政局的動向和局勢，是不是一個進步的積極的信號，是有原因的。近幾年中共給人的感覺是對意識形態控制嚴格了，好像只能有一個政黨、一個聲音、一個主張，與多元化的、追求民主和科學的、主張社會前進的聲音和力量好像形成了對立面。”這段具有 “更深層的意義”的話，涉及到一系列政治、理論問題，這里只指明三點：
    (一)杜導明確說，這篇文章關系到北京政局的動向和局勢，這是在暗示人們，不是鐵板一塊的中南海(杜在后文中語)會有新的情況，溫家寶文章就是個信號。
    (二)這幾年中共對意識形態領域的領導，肯定比胡耀邦、趙紫陽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時候加強了，但社會上、媒體上傳播的可不是一個政黨、一個聲音、一個主張。在思想理論界、文化藝術界，不僅有雜音，還有噪音。有些同志對于一些黨員和報刊攻擊共產黨的綱領、路線，反對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道路，全面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不予追究，感到不好理解。也可能是時候未到，要講究策略。
    (三)按照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一個經濟上、政治上占統治地位的階級，在思想、意識形態領域也是占統治地位的階級。根據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既有、也有、兼有、亦此亦彼的特點，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有一個黨共產黨來領導，不能搞多黨制，思想可以多元化，但指導思想只能是馬克思主義一元化。像國家體改委前高官主持的新西山會議鼓吹的經濟上繼續國退民進，政治上搞臺灣那樣的憲政，實行軍隊國家化，開左燈往右拐，是完全錯誤的，這是要把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改變為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

    這是溫家寶任總理后第三次到北大和學子們過“五四”青年節。他在北大圖書館跟同學們進行了座談。
    溫家寶落座后，直入主題說：“紀念‘五四’運動，首先應該繼承‘五四’科學、民主的精神。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現現代化必須發揚科學、民主精神。大家不但要懂得這四個字的含義，而且要身體力行，融入到實踐當中去。在新時期，發揚北大光榮傳統，最為重要的就是要懂得國情，樹立起對國家、對人民高度的責任感。”
    他說：“未來之前，我一直在思索給同學們送幾句話，那就是要有遠大的理想、高尚的道德、淵博的知識、強健的體魄和完整的人格。”
    他強調：“學生自身的努力是成才的根本。需要有遠大的理想和堅忍不拔的意志才能成才。”“要有正確的世界觀，要把自己的一切獻給人民。”
    談到西部開發和國家的中長計劃，他說，第一是要重視經濟社會發展。第二是要更加重視社會公平正義。第三是要重視教育和科技。他著重指出，“公平正義比陽光還要光輝。讓中國發展起來，讓中國實現公平正義，這是我年輕時就懷著的理想。”
關于錢學森之問，即當代中國為什么培養不出大師，溫家寶說：“這對我們是個很大的刺痛，也是很大的鞭策。錢學森先生對我講過兩點意見，我覺得對同學們會有用，一是要去想去做那些前人沒有想過和做過的事情，沒有創新，就不會成為杰出人才；二是學文科的要懂一些理工知識，學理工的要學一點文史知識。” 他還談到，大學還是應該由懂教育的人來辦。
    杜導正的導讀不是一般的走樣，對溫總理上述講話基本未予理睬，而是大講特講所謂民主。他說：“作為‘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和‘五四運動’的策源地，北京大學總能讓人感受到濃濃的自由、文化、民主的氣息。”“90年前的五四運動，北京大學喊出了‘德先生’、‘賽先生’，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主與科學。溫總理在和同學們座談之前，特地強調了科學民主精神今天在中國一點也不過時”。
    杜發揮說：“說起五四運動，很多人都強調這是一場愛國運動，這不錯。但是，五四運動的精髓是什么，我認為就是民主、科學這四個字。我們黨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逐步壯大，靠的是什么？靠的就是民主!大批知識分子投奔延安，投奔我黨，就主要是沖著共產黨要建立民主的國家這一條去的。可是，1949年以后，到粉碎’四人幫’前，我們漸漸丟掉了五四精神，丟掉民主這面旗幟，搞了數不清的政治運動，直到‘文革’，因此在絕大多數知識分子中我們黨丟了分。改革開放以來的上個世紀80年代，我們有一個比較好的時期。那時，鄧小平強調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要反封建；胡耀邦和趙紫陽執政也相當開明，民主和科學的氣氛比較濃厚，知識分子和中南海的距離也很近。可是，進入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又發生了民主和科學精神某種倒退的現象。”“綜觀古今中外的歷史，知識分子的中間一塊都是最要爭取的力量。政治力量一般都是兩頭小中間大，中間力量向哪邊倒，哪邊就勝利，否則就失敗。蔣介石丟掉中國就是一個明證。所以，我認為，在這種時候，溫家寶在北大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強很強的綱領性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
    忽視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這是粉碎“四人幫”前建國二十七年的失誤和教訓。政治運動不斷，整錯了許多人，小民主不夠，大民主亂來，直至發生十年浩劫。只能說我們沒有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沒有做到在民主基礎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導下的民主。不能說我們丟掉了民主這面旗幟。不然，無法解釋火紅的年代億萬人民戰天斗地的動人情景。我們國家是對人民實行民主、對敵人實行專政的人民民主專政國家，這也是不爭的事實。杜導正雖然是參加革命較早的老同志，但他沒有認真改造世界觀，他不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同路人、民主社會主義者、民主個人主義者。到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他頑固地主張用民主社會主義一套改造中國，所以，他這也看不慣，那也不順眼，痛感沒有民主可言。
   杜導正在導讀溫家寶在北大的講話時，主要是講知識分子問題，是在挑撥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他大力宣揚胡耀邦趙紫陽時期開明，知識分子和中南海的距離很近。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直到目前，發生了民主和科學精神某種倒退的現象，“中老知識分子與中南海的心理關系和距離處于逐步拉開、疏遠的過程，彌漫著悲觀絕望的情緒。這的確是非常危險的。是我黨應要高度警惕和重視的動向。”現在知識分子不再是排行老九，而是排行老大。他認為，現在知識分子的態度能夠決定黨和國家的命運，這未免太不把工農兵放在眼里。什么現在是知識分子等中間力量的倒向決定勝敗的關鍵時刻，“在這種時候，溫家寶在北大的講話，非常重要非常好，有很強很強的綱領指導意義和現實意義”。這是要干什么，莫非是要搞“顏色革命”？
    杜導正在導讀中，還就校方把學生關在樓里，不讓出來，參加座談的人都是刻意安排的，大作文章：“我們黨的領導人下基層，握手或說話，往往都事先由地方或部門挑選、安排那些靠得住的自家人，久而久之，形成了一個官場的潛規則。溫家寶紀念胡耀邦的文章，為什么特意說到耀邦要他微服私訪，我想，他是對現在的這種潛規則不滿意。他在北大指出這一點，事實上是公開地反對這種潛規則，是極不容易的。”不僅是溫家寶總理，胡錦濤總書記等中央領導，也都是反對這種潛規則的。人大代表、政協委員每次下去視察，都強調要好、中、差都看，但是刻意安排這種不正之風，就是剎不住，成了頑癥。今后應狠剎，不信就剎不下去。不知道杜導話里有話地說的“公開地反對這種潛規則，是極不容易的”，又有什么潛臺詞。

    杜導自己設問：“知識分子階層，對溫家寶紀念胡耀邦的文章和‘五四’北大講話反響很好。可是，耳邊卻又聽到各種各樣的禁令，與溫家寶的聲音又是那么不一致，不免讓人產生困惑。有的人甚至覺得溫總理好像也在作秀。”
    杜導自己回答：“眼下，整個中國處于歷史上的大轉折大變革大發展大變遷的時代，各種主張、各種力量，左的、新左派的、右的、保守的、自由的、獨立的，各種思潮都在大碰撞，表面上看來相當混亂，因為中國內部確實在醞釀著巨大的歷史性偉大變化，就像春秋戰國的大變革時期一樣。經濟上，中國是從單一的公有制向經濟多元化發展，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政治思想文化上，也一定會必然會從專制集權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發展。‘五四’前后中共創始人最早舉起的民主與科學這兩面偉大旗幟，是中國將來發展的旗幟，這也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誰也擋不住的。”
    “最重要的是，歷史發展到今天，中國的格局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我的一個忘年交小朋友曾經總結六十年來中國政體的變化，說毛時代是‘強人政治’，鄧胡趙時期是‘雙峰政治’，此后就到了‘常人政治’時代。我同意這個分析。‘常人政治’時代，社會利益多元化，社會思想多元化，有進步的有保守的，這些必然會反映到中南海里面，因此，中南海不可能是鐵板一塊。溫家寶的文章和談話是進步的、積極的聲音；而你所說的在意識形態領域各種各樣的禁令，多是保守的、倒退的聲音。”
    杜導后面又說：“中國社會目前的形勢是經濟、政治、思想文化的大轉折大發展時期，各種力量在大碰撞引起的混亂中，由此導致的中央主張左右搖擺、進進退退是可以理解或者說是正常的。所以我們沒必要聽到一點好的消息就過分高興就激動起來，也不要聽到一點不好的消息又絕望消沉下去。當各種力量和主張在碰撞的時候，左一下，右一下，一會左壓倒右，一會右又壓倒左，都是正常的。我黨在歷史上輝煌過，‘大躍進’‘文革’慘敗過，鄧胡趙時期又中興起來，‘六四’后一直前進三步退兩步，左一下，右一下，扭秧歌似的，但是，總的說來，還是前進了。”
    杜導這一大通議論導讀，聳人聽聞。黨中央反復申明，當前我國正在進行的各種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是要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不是要改革、變更社會主義制度。杜導導讀中說的什么“整個中國處于歷史上的大轉折大變革大發展大變遷的時代”，“中國內部確實在醞釀著巨大的歷史性偉大變化，就像春秋戰國的大變革時期一樣”，是不正確的。春秋戰國是中國社會從奴隸制向封建制轉變、從諸侯割據向集權統一轉化的劇烈動蕩時期，是社會制度大變動時期，和我們當前正在進行的體制改革，不可同日而語，相提并論。簡單地說“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變化”、“從專制集權向民主的多元的方向發展”，也是不妥的。應當說是由原來的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變化；我們過去曾存在過權力過分集中，發揚民主不夠的問題，但不能說我們是專制集權的國家。即我們進行的是具體制度的改革，而不是社會主義根本制度的改革。一些媒體使用“天翻地覆”、“改天換地”來形容改革成就，是值得商榷的。
讀了杜導的導讀，給人總的印象是，他錯誤估計了形勢，時局沒有朝著他們預料的方向發展。他們高估了自己(包括一部分知識分子)的力量，低估了廣大民眾(包括大部分知識分子)的力量。杜導的文章是鼓勵他們的人，振奮精神，不要悲觀喪氣，要重整旗鼓，以利再戰。他導的正是這樣的“正”，當然是很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