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章曾發表在《經濟學消息報》2009年9月的一期上

一、對“激勵”理解誤區的危害、性質和背景　　

從經濟發展的角度看，改革開放無疑取得巨大成就，但同樣無疑的是，中國經濟增長可以更好也許也可以更快！為什么這樣說？因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對于“激勵”的理解存在一個極大的誤區，這個誤區的存在和擴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許多領域改革開放政策的方向、步伐，至今都沒有被消除。一旦發生南轅北轍的方向錯誤，步伐加大就會使錯誤以更快速度加深。而一旦糾正這個錯誤，更好更快的發展就可能實現。

影響改革開放政策制定的主要是經濟學理論。然而，經濟學理論是抽象的，對應用的目的而言，它抽象掉了許多不該抽象掉的因素。當經濟理論工作者對西方經濟學理論還不知其所以然卻試圖運用它于復雜的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錯誤出現就不可避免。在為我國改革開放的總體設計和各領域的政策改革獻計獻策的時候，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在“激勵”問題上就犯了這種錯誤。

這個錯誤表現在對市場的盲目信奉上。中國不少經濟理論工作者因為相信只有市場才能提供必要的激勵，因而主張在一切領域引進市場機制。住房、醫療、教育是大家已經非常熟悉的領域，自然資源采掘、銷售是又一由于引進市場引發各種社會問題的領域。馬克思主義者曾為反對新古典主義經濟學這種意識形態做出過重大貢獻，然而，不幸的是，由于主要社會主義國家在實行計劃經濟中出現的挫折（至今為止，還沒有對這些挫折出現的原因做出深刻分析），這些貢獻對今天社會的影響力在不斷縮小。而市場魅力由于西方國家的持續繁榮（被錯誤地認為是由于這些國家的企業家的技術創新和制度創新）而不斷擴張其影響力。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我國的經濟理論工作者在“激勵”問題上犯了錯誤。

二、激勵被當成了什么，它究竟是什么　　

（一）從宏觀經濟學的角度看　　

用一些著名經濟學家的話來說，如何設計制度（或機制）給經濟主體提供正當的激勵已成為當代經濟學的一個核心問題。這看起來很符合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正如這些經濟學家所做的，激勵問題的出現被認為是由于整個社會經濟運行是一個有多種多樣的“委托-代理”關系形成的結構（如經理委托工人、中央委托地方），而在每一種委托-代理關系中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間存在造成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的不對稱信息。在這些所謂“現代經濟學”話語和隱喻加上諾貝爾獎的“光環效應”影響之下，中國經濟理論工作者以為，所有存在不對稱信息的地方總是會存在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而且其情況都非常嚴重，嚴重得以至于必須采用“激勵”的辦法來加以糾正。這正是許多政策制定在思想觀上的出發點。

這種思想觀又被將“激勵”簡單地理解為“經濟激勵”的錯誤進一步誤導。也許中國太窮了，“變富”太具有誘惑力了。中國許多經濟理論工作者似乎以為，只要價格適當，人民就會努力勞動。于是，制度的設計和政策的制定就用于改變價格。“矯正價格”正是世界銀行某一年發展報告的主題，也是20世紀80年代發展經濟學的主題。結果，從經濟上看，“矯正價格”被當成了“建立市場機制”“發展商品經濟”的同義語。而實際上，“矯正價格”只能被看作是“使價格反映價值”的同義語。只有這樣，才是對這個概念的正確理解。因為中國為了實現工業化，商品經濟的發展是一定要限制的。現如今，不限制所產生的惡果已經開始顯現。

我們說限制商品經濟的發展，指的是不能讓商品經濟的發展影響到中國工業化的進程。在一定程度上，商品經濟的發展是能夠促進中國工業化進程的。改革開放的實踐證明了這一點。比如，在商品經濟發展中，中國建立了龐大的家電生產部門。這種工業部門的建立不僅提供了就業，改善了人民生活，而且提供了儲蓄資金。這些儲蓄資金既可以用于發展現有工業，也可以用于發展還沒有到關鍵產業。然而，現代許多關鍵產業的特征是“高投資、高風險”。沒有什么私人能夠為中國實現工業化提供所必需的“組織能力”“投資能力”。因為商品經濟、市場經濟必然意味著私人將人力、物力、財力向短期內提供高利潤的產業傾斜。而且，即使中國某個行業在私人經濟下發展出具有一定市場占有率的企業，這種企業相對于世界500強也是非常小的。如果我們允許外資進入，外資就會購買這些企業，然后扼殺它。中國許多民族企業品牌已經這樣倒下了，中國許多大型國有企業已經引進了外國的資本。這些資本的動機是在合作的時候盈利，在發現能夠消滅中國企業的時候獲取更大利益，他也一定會選擇消滅中國企業。中國汽車工業、飛機工業的發展就遭遇了這種命運。

當中國試圖發展自己獨立的工業體系的時候，“激勵”正好成為中國在關鍵產業領域內取得突破的阻礙因素。為了克服這種阻礙性的“激勵”，中國政府必須能夠提供“促進”性的“激勵”。然而，這無形中增加了成本。如果由于種種原因政府未能提供“促進”性的“激勵”，中國工業化進程就會受挫，其代價、損失就無可估量。那么中國改革開放三十年是否遭受了這種損失呢？不少學者看到，當中國大飛機項目處于關鍵發展時期的時候，美國麥道公司要與中國合作生產他們的飛機的尾翼，當中國再一次要在大飛機制造上起步的時候，空中客車要在天津設立組裝工廠。其結果都是中國資源受一時利潤的吸引轉移到這些外資企業之中進而損害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發展。外資公司進入中國獲得利潤的目的在這些方面是極端破壞性的。

中國不少經濟學者提出，中國工業化還沒有完成，中國要走“新型工業化”道路。前者是對的，后者是錯的，至少是模糊的。工業化的基本內涵并沒有變化，仍然是重工業發展問題。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史證明，即使農業發展、輕工業發展，“高新技術”發展，重工業（裝備工業）仍然可能沒有明顯發展。不然，中國就不會花費“寶貴的外匯”用于購買美國和歐洲的飛機，不用與美歐日合資生產汽車，不用貼牌生產，不用在彩電、手機、電腦、軟件等領域讓國外企業獲得那么多的“利潤”，中國大學也不會每年花費那么多的外匯購買發達國家的儀器設備（許多使用效率極低）。這其中隱含著極為不利的貿易條件問題，這個問題為中國龐大的外貿盈余掩蓋了。這個問題掩蓋起來之后，讓許多人錯誤覺得中國經濟已經非常強大。讓許多理論家認為，中國在走也應該走比較優勢的發展之路。難道這些事實不是“激勵”造成的結果嗎？

（二）從企業管理的角度看　　

從微觀的企業管理的角度看，“激勵”思想影響了中國的企業制度。它把整個中國的企業制度變成了以“私有制”為主體，讓中國工人成為私人企業的雇傭工人，而不是國家的“主人翁”。對國有企業改革，其邏輯是這樣的：企業的經營效率須用利潤率來表示和衡量；為了提高利潤，企業家必須獲得“剩余索取權”；承認“剩余索取權”將導致企業私有。而中國一旦提出多種所有制并存，私人企業的發展和壯大就是不可避免的。這樣，一方面許多國有企業轉變為私有，另一方面許多私人企業創辦。整個國家的企業構成就逐漸變為私有制企業為主體。

國有企業是否必然因為“全民所有制”而無法經營成功？答案是否定的。然而，中國經濟學界似乎普遍認為，只要是國有企業，必然無法搞好。而實際上，這種觀點似是而非。它往往是受啟發式思維得出的結論。這種啟發式思維之所以產生，是因為許多西方經濟學文獻提出了相關的命題。例如，一篇文獻提出，公共資源的使用往往導致資源耗竭；一篇文獻提出，只有發展出明確的產權，才可能取得長期的經濟增長；一篇文獻提出，計劃經濟必然導致短缺；一篇文獻提出，社會主義必然導致奴役；一部文獻提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產生自由；一部文獻提出，集體行動會存在搭便車現象。這些文獻啟發對西方經濟學了解不深的人得出，計劃經濟必然無效，公有制經濟必然無法行通，其下一步將否定社會主義，推翻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難道還值得懷疑嗎？

上述文獻的一個推論就是，所謂激勵只是經濟激勵，人們只對經濟激勵做出反應。一位對中國學界有重要影響的法國經濟學家所著《激勵理論》的框架就是這樣設計的。然而，這是錯誤的。中國目前制定了大量的補貼措施，例如，對糧食種子投入實行補貼？而許多專家對這種補貼影響人們播種數量存在疑問。大學教師是否會因為國家對他的征稅而不努力工作？我個人的經驗決不是這樣。管理學著作提供了大量西方發達國家企業的案例，表明在競爭性工資條件下，工人的勞動熱情也可以受到激勵。所以，從經驗上看，人們總對經濟激勵做出反應的假設并不一定成立。人們是否只對經濟激勵做出反應呢？20世紀60年代中期，心理學家赫茨伯格（F. Herzberg）給工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什么因素能使工人們產生熱情，促使他們發揮工作潛能？結果，按重要程度排序的調查結果如下：成就感、贏得認同、對工作本身感興趣、成長的機會、進步的機會、責任的重要性、同事和組群關系、工資、監管者的公平性、公司的政策和規章、地位、工作安全保障、監管者的友好程度、工作條件。在14個影響工作熱情的因素中，工資作為唯一的即刻經濟激勵排在第8位。據此，即使我們不否認經濟激勵的重要性，我們也無法得出只有經濟激勵重要的結論。而且，如果工人對工資上升形成預期的話，工人并不會對工資上升產生行為反應，而當工資不上升的時候——絕大多數公司都無法持久性增加工資（因為工資標準受制于許多因素），工人卻有可能產生不滿。

（三）企業家是否需要經濟激勵　　

企業家原來與資本家是兩位一體的。馬克思已經指出，資本家對于整個資本主義生產而言是多余的。西方股份公司所有權與經營權的分離從實踐上證明了資本家多余理論的正確。而如果作為無產階級或中產階級的工人都可以不計較經濟激勵，那些企業家卻非要獲得剩余索取權才肯罷休恐怕只能說明企業家的道德沒落。然而，以企業家所行使的職能來看，以上述赫茨伯格調查所展示的工人對工作的期望來看，企業家的道德不應該這樣淪喪。他所行使的職能必然使其視野更為寬闊，其所處的地位必然使其更為有利。他對生活的要求怎么會太高呢？所以，所謂的剩余索取權在現實中不過是為壟斷資本家獲取超額利潤提供口實罷了。

三、結論　　

上述分析說明，以提高經濟激勵為目標的改革必然遭遇失敗，它至多不過是以提高經濟激勵為名行私有制之實罷了。國內應該對此新自由主義思潮引起充分的重視。目前出現這種情況是我國經濟科學不發達造成的一個極其不良的后果。這種不良后果的造成與部分新聞工作者盲目追捧少數所謂經濟學家有密切關系。因此，改善我國經濟理論對社會實踐的指導作用是一個復雜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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