評周為民教授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的評論

奚兆永

    關于效率與公平問題，周為民教授寫過不少評論。在今年7月6日的《社會科學報》上他又發表了一篇題為《效率原則——已優先考慮機會均等》的評論文章。和過去一樣，他竭力宣揚“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并對此“原則”持不同看法的觀點進行了嚴厲的批評。這個評論也和他以前寫的文章一樣，擺出一副權威、學閥的架勢，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在我看來，文章所宣揚的觀點不僅不符合中央關于“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精神，而且在概念上和邏輯上也是混亂的。對這樣一篇評論顯然有再加以評論的必要。
                  一、是宣傳中央精神，還是抵制中央精神？
    自從2003年春劉國光教授提出“關注收入分配”以來，特別是他在2005年春又提出“進一步重視社會公平問題”以來，理論界許多同志根據我國收入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日趨嚴峻的形勢，對于過去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提法進行了認真的反思和討論，認為不應片面強調效率優先，而應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以胡錦濤同志為首的黨中央，體察民情，尊重民意，在制定第十一個五年規劃時審時度勢，果斷地做出了政策調整，適時地提出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新方針，而不再提那個把效率放在“優先”地位，而對公平只是“兼顧”一下的舊提法。此舉深得人心，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和理論工作者的熱烈歡迎。但是，一些原來提出并竭力主張“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對此卻頗為不滿，他們對宣傳新方針表現得很不認真、很不理解、很不得力，而對中央已經不再提的舊提法卻情有獨鐘，竭力進行辯護，并對批評舊提法、宣傳新提法的人大肆進行攻擊。應該說，周為民教授寫的一些文章包括他在《學習時報》上發表的《改革以來，社會平等程度是降低了，還是提高了？》（載2005年10月24日該報）、《收入差距：怎么看，怎么辦？（載2005年12月26日該報）以及剛剛在《社會科學報》上發表的《效率原則——已優先考慮機會均等》（載2006年7月6日該報）一文都有這樣的“特色”。
    比如，中央在2005 年10月18日剛剛公布《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一個五年規劃的建議》，還不到一周，周教授就在10月24
    日發表了一篇文章，這篇文章不是論證“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成果”的必要性，而是說，“雖然一定程度的結果平等仍然是需要的，但平等的真正要義在于社會成員之基本權利的平等及在此基礎上的機會平等?！憋@然，這和中央的精神是大異其趣的。不僅如此，周教授還大講“改革開放、發展市場經濟在中國實現的劃時代的社會進步，就不僅僅表現為空前的經濟發展和繁榮，而且突出地表現為社會平等程度的前所未有的提高?！卑凑罩芙淌诘倪@一說法，我國的社會平等程度的狀況好得很，中央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豈不是成了沒有任何針對性的無的放矢之舉？還有什么現實意義可言？
    又比如，在中央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之后，不少學者對于產生分配不公、貧富差距拉大的原因進行了分析，并對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辦法進行了研究。應該說，這樣做是完全符合中央精神的。但是，周教授卻不以為然，在2005年12月26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里對這些文章大加撻伐，說這些文章“缺乏研究，似是而非”。他說，“不是不要必要的收入公平，也不是一概不要問姓社姓資，關鍵是要正確地提出問題，正確地分析問題?！敝醒胩岢鲆案幼⒅厣鐣健?，到了周教授那里，就成了“不是不要必要的收入公平”,兩者顯然是大相徑庭的。至于周文所說的“正確地提出問題和正確地分析問題”，從其所引述的《經濟研究》上發表的兩篇文章看，無非是說，收入的差距并沒有那么大，而“合理的市場化就能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這樣一來，中央提出“更加注重社會公平”豈不是又變成沒有意義的了么？
    再比如，今年5月26日，中央政治局舉行會議，專門研究落實十六屆五中全會關于“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精神，提出了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規范分配秩序的要求，而周教授在7月6日發表的文章里，一開頭就大談其在1995年與他人一道執筆的一篇題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通向繁榮的權衡》（載《經濟研究》1886年第2期）的文章，說“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明確后，黨的一系列重要文獻在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問題上，曾一再提出要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睉撜f，這樣講并不準確。事實是，當十四大明確提出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時，決議中說的是“兼顧效率與公平”，而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而在十六屆五中全會的決議里，說的是“更加注重社會公平，使全體人民共享改革發展的成果”，也不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當然，周文用了一個“曾”字。這個“曾”字用得好，它說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雖然過去曾經是但現在已經不再是中央指導分配制度改革的“原則”了。既然如此，為什么周文不宣傳中央的新的精神，而還要大談這個過去的“原則”呢？顯然，這是在宣傳與現行中央方針不同的精神，是企圖抵消中央方針的影響。
    中央黨校是中國共產黨培訓高級干部、提高高級干部理論水平的專門機關，作為中央黨校的經濟學教授，作為中央黨?！秾W習時報》的總編輯，周為民教授發表上述言論，是很不應該的。
                  二、究竟是誰“不得要領、概念混亂、邏輯不清”？
    由于“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提法曾經在周為民教授一篇文章的題目中出現過，而在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決議里又使用了這一提法，這就使周為民教授有些不能自持了。他以權威自居，對于對這一提法持批評態度的人不能采取正確態度。這一點，在他寫的幾篇評論里都有清楚的表現。在我看來，在一篇文章里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其實并沒有什么可驕傲的。實際上，這個提法也并不是什么創造，不過是西方國家學者在爭論公平和效率的關系時提出的一種主張。西方學者認為，公平與效率之間的關系是一種替代關系，強調公平就會犧牲效率，強調效率就會犧牲公平。在西方學者中，有一部分人主張公平優先，一部分人主張效率優先，還有一部分人主張兼顧公平和效率。資本主義雖然知識效率，但是為了資本主義的長治久安，實際上多數西方學者都主張公平優先或兼顧公平和效率，而只有一小部分思想保守或偏右的學者，即新自由主義者是主張效率優先的。這些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主張，即使在西方國家都沒有多少市場，把它搬到中國來，究竟是功勞，還是過錯，人們是不難作出自己的判斷的。周為民教授以為自己是最早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人，并因此以“思想超前”的權威自居，這本身就是錯誤的。
    問題還在于，周教授在多篇評論里一再說，“迄今為止的種種批評意見都不得要領，概念混亂，邏輯不清?！痹谥芙淌诳磥?，所有的批評意見都不在話下，周教授這樣君臨一切地批評否定他人，想必他自己的觀點是最得要領、概念清晰、邏輯正確無疑了。但是，當我們讀了他的文章以后，不能不說，真正“不得要領”、“概念混亂”、“邏輯不清”的，不是別人，恰恰是周教授自己。謂予不信，請看事實：
    在2005年10月24日發表的那篇評論里，周教授說，“平等一詞從來含義復雜，但不少人未加詳察”，“從與現代社會的經濟及文化結構相適應的基本價值出發，雖然一定程度的結果平等仍是需要的，但平等的真正要義在于社會成員之基本權利的平等及在此基礎上的機會平等。”在這里，平等的“真正要義”是機會平等。
    但是，到了2006年7月6日發表的文章里，平等的概念就完全不同了。他寫道：“在經濟學的理論上，從收入分配方面講的公平、平等，一般都是就收入均等化程度而言的?！薄霸谶@意義上講公平，不僅使這個含義模糊復雜的概念有了明確的所指，而且也有了方便的衡量工具，如洛倫茨曲線、基尼系數之類，這個有助于從實際政策層面來觀察和處理問題?！痹谶@里，公平或平等概念的“明確的所指”又是指結果的公平或平等了。
    更有甚者，在同一篇文章里，周教授又說，“社會成員的權利平等、機會均等當然重要，比一定程度的結果均等重要很多，但要知道，這本身就是效率原則，強調效率優先就是把形成權利平等、機會均等的制度條件放在優先的地位?！痹谶@里，周為民教授為了堅持效率優先的“原則”，竟把他認為是公平或平等的“真正要義”的權利平等、機會平等說成是“效率原則”！
    周為民教授就像一個魔術師一樣，變來變去，一會兒說公平或平等的“真正要義”是機會均等，一會兒說公平或平等的“明確的所指”是指結果的均等，最后又說機會均等“本身就是效率原則”，公平的概念一下子又變成了效率概念！顯然，這是完全違背邏輯的同一律的。按照邏輯學，A是A，而到了周教授那里，卻變成了A是B，A是C，概念成了不確定的東西。如此混亂的概念，哪里會有正確的邏輯思維？周教授批評別人“所有的批評都不得要領，概念混亂，思路不清，一會兒講機會的公平，一會兒講的是結果的公平，還有起點和過程等等”，竟渾然不知自己在概念上的混亂和所犯的邏輯錯誤，這不是太缺乏自知之明了嗎？
    其實，無論是起點公平還是機會公平，無論是過程公平還是結果公平，都屬于公平這一概念的范圍，把機會公平說成是“效率原則”顯然是錯誤的。我們重視結果公平，因為它是公平的集中表現；我們更應重視起點公平或機會公平，因為它是能否做到結果公平的原因。要說起點公平或機會公平，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最重要的是生產條件的分配是否公平。馬克思說，“消費資料的任何一種分配，都不過是生產條件分配的結果；而生產條件的分配，則表現生產方式的性質。”（《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第306頁）
    可見，分配的結果是否公平，從根本上來說決定于生產方式的性質，決定于生產關系。我們今天注重社會公平也不能離開這個根本。如果只從結果上而不從原因上解決公平問題，實際上是一種治標而不是治本的做法，是不可能真正奏效的。
                  三、是講道理，以理服人，還是打棍子，以勢壓人？
    周為民教授的評論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對相同觀點的文章，喜歡無原則地加以吹捧，而對不同觀點的文章，則往往不講道理，喜歡扣帽子、打棍子，不是以理服人，而是以勢壓人。比如他去年12月26日寫的一篇評論文章就很典型。評論對于和他觀點一致的文章，說它們“實事求是”，是“嚴肅認真的研究”，而對于和他觀點不同的文章，就說它們“大多缺乏研究，似是而非”，是“一些空泛浮躁偏頗庸俗的議論”。對于后者，周甚至使用了這樣的語言：“媒體、知識分子、廣大民眾、特別是政府部門，都應當防止受這種不論動機如何，實際上是鼓動不滿、加劇矛盾、制造社會對立的思潮和情緒的影響,否則將不僅僅是增加按正確方向深化改革、推進發展和維護穩定的難度。必須看到，這一類言論，沒有馬克思主義。不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理論和基本實際，違背科學發展觀與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也不可能真有利于窮人。”這樣的語言，不像《學習時報》“思想理論”版“思想方法”專欄的一篇學術文章，其口氣之大（要求“媒體、知識分子、廣大民眾，特別是政府部門”“都應當”如何如何），用詞之嚴厲（如“鼓動不滿、加劇矛盾、制造社會對立”之類），簡直把和他有不同意見的人都打成了階級敵人。這樣做，除了說明自己在學術上無能外，不可能起任何積極的作用。周教授作為中央黨校指導高級干部理論學習的報紙《學習時報》的總編輯，這樣做顯然是很不適合的。
    其實，從馬克思主義的觀點看問題，真正應該否定的恰恰是周教授所竭力推崇的那種觀點，而真正應該肯定的恰恰是周教授所聲色俱厲地宣判罪狀的那些觀點。周教授所竭力推崇的是什么觀點呢？這種觀點認為，“市場化并不必然帶來兩極分化，合理的市場化能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這種觀點顯然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列寧說，“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第124頁）當然列寧的話是針對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說的，但是，我們今天還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資本主義的經濟不僅存在，而且還在擴大，而在資本所有者和勞動力的出賣者之間顯然是談不上有真正的平等的。這正是我國目前收入差距擴大的一個重要原因。在這方面，甚至連西方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也認為，“在完全自由放任的社會中，收入分配也被認為是不平等的。解決市場機制的這些缺陷，國家在發揮市場的看不見的手作用時，引入了政府的‘看得見的手’。政府占有和經營某些企業(軍用企業)以取代市場；政府管制企業（如管理電話公司）；政府投資于宇宙空間探索和科學研究；政府對其居民征稅，并把稅收再分配給窮人；政府運用財政和貨幣力量，以促進經濟增長和平抑商業周期（business cycle）；等等。”（保羅·A·薩繆爾森、威廉·D·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4版），北京經濟學院出版社版，第72-73頁）怎么能說是市場化本身就能“有效地縮小收入差距”呢？人們之所以批評私有化的傾向、堅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之所以批評市場萬能的思想，強調要在“看不見的手”之外還要發揮“看得見的手”的作用，之所以批評效率優先的“原則”，強調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其原因都與此有關。試問，這些觀點又何錯之有?!
    看來，要解決有關公平與效率關系的某種觀點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是不是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基本理論和基本實際的，是不是違背科學發展觀與建設和諧社會的思想的這樣一些學術理論問題，只有用擺事實、講道理的方法，用百家爭鳴、以理服人的方法，才能解決問題；如果不是這樣，用扣帽子、打棍子的方法，用稱王稱霸、以勢壓人的方法，不僅不能解決問題，而且會對社會穩定和學術發展造成極大危害。這一點，相信周教授從道理上說也是清楚的，希望在行動上即在說話和寫文章時也不要忘記掉。

                  [ 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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