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仇官、仇富現象為何存在——問李君如
葉勁松
全國政協常委、中央黨校原副校長李君如,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講,“一旦公務員在社會上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那就意味著這個社會失控了。一旦這個社會失控,倒霉的不是官員,倒霉的是老百姓。”李的論調受到廣大網友反對。
在參加兩會的3月10日,李君如接受新快報記者采訪時再一次說:“‘仇官’最終倒霉的是老百姓是肯定的” 。“在談到“仇官”、 “仇富”現象是否會愈演愈烈時,李君如說,這取決于社會本身的發展過程中還會產生怎樣的問題,這其中“包括我們的‘官’和‘富’是否能夠善待社會,也包括普通老百姓是否能夠正確理解‘官’和‘富’的心態”。李君如認為,社會內在的和諧比什么都重要,所有人都應該相互尊重、相互理解” 。
按李君如以上話的意思,“仇官”、 “仇富” 是不和諧表現,是對人不“尊重”、 不“理解” 的表現,是“普通老百姓” 未“能夠正確理解‘官’和‘富’的心態” 的表現。似乎“普通老百姓” 以李君如所要求的 “正確理解‘官’和‘富’的心態” 行事,不“仇官”、 不“仇富” ,社會就和諧。
李君如教訓“普通老百姓” 應怎么樣認識和行事,但他作為中共中央黨校原副校長,卻不能用馬克思主義解釋其觀點的理論依據,也不能說明我國出現“仇官”、 “仇富”現象的原因。這表現了李君如的虛弱,它裝出一副才高八斗的精英狀,不過是用來掩飾虛弱。
李君如的談話通篇荒謬,其荒謬之處,首先在于他無視社會真實情況,無視社會現實中主要問題是什么。例如,我國社會中廣大工人農民職員飽受資本家的剝削,生活艱辛,許多“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 的悲慘客觀現實是無處不在,李君如對此避而不談,卻談他那“一旦公務員(實質是官員——筆者注)在社會上的基本人權得不到保障,得不到尊重” 的不存在的假設狀況。
又例如,“李君如最后特別強調……沒權的人也要學會去理解,要明白在目前的實際情況下,追求絕對的公平是不現實的” 。我國社會廣大工人農民職員分明是希望消除自己飽受資本家的剝削壓迫,從而消滅社會貧富懸殊,李君如卻說勞動大眾是追求“不現實的”“絕對的公平” 。這里,剝削、貧富懸殊等社會丑惡和勞動大眾仇恨這些丑惡的正義性,都被李君如抹殺了。
再例如,廣大民眾為什么有李君如所說的“仇官”、 “仇富” 意識? 按照馬克思主義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原理,所謂“仇官”、 “仇富” 意識,不過是人們對社會存在的反映。換句話說,是我國社會狀況,造成廣大民眾有李君如所說的“仇官”、 “仇富” 意識。而要改變廣大民眾的所謂“仇官”、 “仇富” 意識,則必須改變我國的社會存在現狀,消滅我國現存的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但李君如回避現實,只談所謂廣大民眾“仇官”、 “仇富” 意識,不去揭示產生這種社會意識的社會原因(即社會存在)。不說李君如刻意掩蓋社會丑惡現實,至少也可以說他這個一副才高八斗狀的所謂磚家,不敢從現實出發去認識問題,從而使其問題談論顯得極其膚淺、荒謬。請問李君如,當人剝削人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存在使廣大勞動者受剝削時,當許多官員力圖維護這種生產關系時(即許多官員強迫勞動大眾接受資產階級剝削時),你要求廣大民眾應該有不“仇富” 、不“仇官” 的意識,可能嗎? 李君如難道要求民眾變為對社會存在無反映意識的傻子?
所謂“仇官”、 “仇富” 社會意識,實際是現存社會廣大民眾和官員的矛盾,窮人和富人的矛盾的的反映。而這兩大矛盾中,所謂窮人和富人的矛盾是基礎性的矛盾,是這基礎性矛盾造成次生的廣大民眾和官員的矛盾。所以我們首先要搞清楚所謂窮人和富人的矛盾。
而窮人、富人是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一種表述,即它并未接觸到階級剝削社會的深層次的東西——階級和階級剝削。窮人、富人這種對階級剝削社會表面現象的表述是幾千年前就有的,是人們對社會認識不深入的表現。而階級和階級剝削這些能揭示剝削社會本質的概念,則是最近一兩百年才出現,是人們對階級剝削社會認識深入的表現,它能揭示階級社會出現窮人、富人的原因,也能使人正確理解所謂窮人和富人的矛盾的實質是什么。而我們分析社會,應從社會本質進行分析,而不應只限于社會表面現象。因為只限于社會表面現象的講述,是膚淺的,它無法正確說明社會中所謂的“仇富” 、“仇官” 的現象。
從李君如談話看,他不是從社會中人們分為不同階級、存在階級剝削的現實出發,不是從窮、富與被剝削和剝削的關系出發,講述或論證為何會出現貧富懸殊和“仇富” 、“仇官” 現象。
物質財富不會從天上掉下來,一切物質財富都是勞動大眾的勞動創造出來。一個人不管多么聰明,如不參與勞動,也不能創造物質財富。資本家不勞動或勞動很少卻擁有巨額財產,乃是通過剝削勞動大眾,榨取巨額剩余價值而更富。剩余價值本來就是勞動大眾的無償勞動創造,而有一部分剩余價值又被當作資本用來繼續進行剝削。即資本家(老板)要求勞動者勞動,并占有和出售勞動者勞動的產品而致富。創造物質財富的勞動者因為遭資本剝削、壓迫反而貧窮。正是剝削、壓迫關系,才使勞動大眾有了李君如所說的“仇富” 意識。因此,所謂民眾的“仇富” 意識,實質是民眾仇恨剝削、壓迫的意識。這種意識是勞動大眾正確認識社會的起步,是社會能進步的前提。真正的共產黨人就應喚起勞動大眾仇恨、反抗剝削和壓迫的階級意識。中國共產黨在完成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改造之前的30多年中,就是這樣來教育、動員勞動大眾的。
另外,有不少官員、精英等為資本服務,極力維護現存的、對資產階級有利而使勞動大眾受剝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從而得到剝削階級——資產階級賄賂或賞賜而富裕。這些還披著共產黨員皮的官員、精英出賣勞動大眾利益,幫助資產階級剝削勞動大眾,是產生現在所謂官民矛盾、“仇官”現象的根本原因。因此,要消滅“仇富” 、“仇官” 現象,要真正實現社會和諧,首先應消滅產生人剝削人的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
使勞動大眾受剝削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以及其上的上層建筑剝削、壓迫勞動大眾的現狀,李君如不去揭露和批判,卻去責怪勞動大眾“仇富” 、“仇官” 。李君如等人的身上,已經沒有真正共產黨員的一點兒要素存在,他們已蛻變為與資產階級所豢養的文丐一樣的角色。他們甚至遠不如西方有正義感的非共產黨人學者,西方的這些學者還能揭露“自由、民主” 標榜下的資本主義剝削和壓迫,而不是象李君如們去粉飾或回避這些資本主義丑惡。
法國著名律師朗克羅瓦寫道:“當社會存在富人和窮人,當法律和法庭竭力維護富人特權的時候,還有什么公平可言……但愿有人來指責我,說世上也存在誠實的富人,他們是靠自己的血汗一點一點地積累財富的。我敢說,沒有一個真正誠實的富人。只有當他們剝削別人的勞動,以高價出賣商品時,他們才會發財致富……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讓這些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朗克羅瓦《法國司法黑案》、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頁)。朗克羅瓦既揭露了法國社會中富人對窮人的剝削,也揭露了法國上層建筑中的“法律和法庭竭力維護富人特權的” 情況。通過這些揭露,為人們很容易理解法國勞動大眾罷工、游行示威等所渭“仇富” 、“仇官” 行為打下基礎。而朗克羅瓦的揭露,也使人更易認識到法國勞動大眾的“仇富” 、“仇官” 行為的正義性。
美國學者麥克勞也指出,資本主義“力圖建立一種新的剝削形式,反對者稱之為‘工資奴隸制度’。不少作者根據卡爾.馬克思給資本主義所下的原始定義,強調資本主義體制不只是市場經濟,也蘊含著由資本家或由其利益統治的政治體制。這種定義包含著相當大的真理……一旦市場開始替代這些常規,政治權利就開始移向新富”。他還寫道,在美國,“至于普通工人,被權力大過他們的幾乎每個人剝削”(麥克勞《資本主義世紀》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第6、7、358頁)。美國非共產黨人的學者麥克勞,還嘗試用馬克思的觀點去分析和揭露資本主義剝削、壓迫,而曾擔任中共中央黨校副校長職務、號稱為共產黨學者的李君如,卻粗暴地拋棄馬列主義的階級分析、社會存在決定社會意識的分析方法,掩蓋資本主義的丑惡,還指責勞動大眾對資本主義社會存在的正常意識反映,是不應該的“仇富” 、“仇官” 現象。朗克羅瓦說得好,“富人最巧妙的手法正是讓這些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而李君如宣揚的“普通老百姓” “能夠正確理解‘官’和‘富’的心態”觀點,就是要“普通老百姓” 麻木地“理解” 并忍受資產階級及為其服務的官員的剝削和壓迫,這正是企圖讓“無知的受害者保護他們” 資產階級的行為。
即使兩三千年前,人類祖先雖不知階級、剝削等概念,也知道當時的社會(即私有制社會)中富人不是“靠自己的本事成為富人”,是靠一般大眾認為不道德的壞伎倆致富,并為此表現出仇恨富人的情緒。例如,西方“多數倫理系統都有嚴厲告誡,說追逐富有如何如何毒化靈魂。公元前六世紀,雅典政治家梭倫評述道:‘壞人多富,好人多窮’。圣經中《馬太福音》提醒說:‘讓富人進天國,比讓駱駝穿過針眼還難(即富人壞,只配下地獄,不配進天國──筆者注)’”(《資本主義世紀》第5頁)。“壞人多富,好人多窮” ,富人壞,只配下地獄,不配進天國,這些對富人的仇恨的意識,也是限于當時條件制約的對社會正確的認識。因此可以說,大肆指責仇官、仇富的似乎現代的李君如,甚至不如兩千余年前的古人那樣能揭示社會矛盾。
為剝削的辯護與剝削是如影隨形。這表現在存在殘酷剝削的地方總是有學者模樣的人粉飾著這產生剝削的制度的合理性,也表現在普通民眾表現出對剝削勞動者的資本的仇恨,表現出對維護資本利益的官僚的仇恨時,總有如李君如這種學者模樣的人站出來指責這種表現不對,并要求民眾按他所講的那樣來認識問題。而這些所謂學賊的談論,不過是對兩千余年前的古人對貧富問題認識的倒退和反動,表現出他們力圖維護產生人剝削人生產關系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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