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天勇再次抹黑毛澤東
覓雷　　

 　2010年7月21日　，全國黨史工作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會前，黨和國家領導人胡錦濤、李長春、習近平、賀國強等親切會見了與會代表。

會上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這是黨史工作必須遵循的黨性原則，也是每一個黨史工作者應該履行的政治責任。　　

中共中央召開全國黨史工作會議，這在中共89年歷史上是第一次。習近平副主席的講話向黨內右派們敲警鐘，嚴批歪曲黨史的錯誤傾向。會議上，特別批評了兩件事，一是夏宇立在香港花錢出版《史說長征》，文章中把毛澤東描繪成野心家、陰謀家，而為叛徒張國燾開脫；二是郭道暉在《炎黃春秋》發表文章《老干部對黨史的一次民主評議》，搬出一些查無證據的說法，如毛澤東自行加進“萬歲”口號，已證實是無中生有。黨史工作會議發出的訊號，就是要回擊那些歪曲黨史的嚴重挑釁和羞辱。


   然而，8月22日，“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在深圳舉行，身為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　任周天勇　教授在發言中說了下面的一段話：“一個就是我看中國經濟增長，1700年的時候，英國人給我們算是占全球22%。1820年32.9%，占1/3。解放前1949年的時候占全球5%。到1979年，最低的一個數字是1%，將近20%人口創造1%生產總值。這30年我們又干到8%、9%，所以非常不容易。”（原文見http://politics.people.com.cn/GB/12506915.html）

8月22日，“經濟特區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研討會在深圳舉行。圖為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周天勇教授發言。攝影/人民網記者 郭亞飛

一、建立和鞏固了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即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政權。它是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新型政權，是建設社會主義的富強民主文明的現代化國家的根本保證。 　　　　

二、實現和鞏固了全國范圍除臺灣等島嶼以外　的國家統一，根本改變了舊中國四分五裂的局面。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各族人民的大團結，形成和發展了５０多個民族平等互助的社會主義民族關系。實現和鞏固了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各階層人民的大團結，加強和擴大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同各愛國民主黨派、人民團體通力合作的，由全體社會主義勞動者、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和擁護祖國統一的愛國者組成的，包括臺灣同胞、港澳同胞和國外華僑在內的廣泛統一戰線。 　　　　

三、戰勝了帝國主義、霸權主義的侵略、破壞和武裝挑釁，維護了國家的安全和獨立，勝利地進行了保衛祖國邊疆的斗爭。 　　　　

四、建立和發展了社會主義經濟，基本上完成了對生產資料私有制的社會主義改造，基本上實現了生產資料公有制和按勞分配。剝削制度消滅了，剝削階級作為階級已經不再存在，他們中的絕大多數人已經改造成為自食其力的勞動者。 　　　　

五、在工業建設中取得重大成就，逐步建立了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１９８０年同完成經濟恢復的１９５２年相比，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增長２６倍多，達到４１００多億元；棉紗產量增長３.５倍，達到２９３萬噸；原煤產量增長８.４倍，達到６.２億噸；發電量增長４０倍，達到３０００多億度；原油產量達到１.０５億多噸；鋼產量達到３７００多萬噸；機械工業產值增長５３倍，達到１２７０多億元。在遼闊的內地和少數民族地區，興建了一批新的工業基地。國防工業從無到有地逐步建設起來。資源勘探工作成績很大。鐵路、公路、水運、空運和郵電事業，都有很大的發展。 　　　　

六、農業生產條件發生顯著改變，生產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全國灌溉面積已由１９５２年的３億畝擴大到現在的６.７千萬畝，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珠江、遼河、松花江等大江河的一般洪水災害得到初步控制。解放前我國農村幾乎沒有農業機械、化肥和電力，現在農用拖拉機、排灌機械和化肥施用量都大大增加，用電量等于解放初全國發電量的７.５倍，１９８０年同１９５２年相比，全國糧食增長近１倍，棉花增長１倍多。盡管人口增長過快，現在已近１０億，我們仍然依靠自己的力量基本上保證了人民吃飯穿衣的需要。 　　　　

七、城鄉商業和對外貿易都有很大增長。１９８０年與１９５２年相比，全民所有制商業收購商品總額由１７５億元增加到２２６３億元，增長１１.９倍；社會商品零售總額由２７７億元增加到２１４０億元，增長６.７倍。國家進出口貿易的總額，１９８０年比１９５２年增長７.７倍。隨著工業、農業和商業的發展，人民生活比解放前有了很大的改善。１９８０年，全國城鄉平均每人的消費水平，扣除物價因素，比１９５２年提高近１倍。 　　　　

八、教育、科學、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有很大發展。１９８０年，全國各類全日制學校在校學生２.０４億人，比１９５２年增長２.７倍。３２年來，高等學校和中等專業學校培養出近９００萬專門人才。核技術、人造衛星和運載火箭等方面的巨大成就，表現出我國的科學技術水平有很大的提高。文藝方面創作了一大批為人民服務、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優秀作品。群眾性體育事業蓬勃發展，不少運動項目取得出色的成績。烈性傳染病被消滅或基本消滅，城鄉人民的健康水平大大提高，平均壽命大大延長。 　　　　

九、人民解放軍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得到壯大和提高，由單一的陸軍發展成為包括海軍、空軍和其他技術兵種內的合成軍隊。 　　　　

野戰軍、地方軍和民兵三結合的武裝力量得到了加強，部隊的素質和技術裝備有了很大的提高和改進。在保衛和參加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人民解放軍發揮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作用。 　　　　

十、在國際上，始終不渝地奉行社會主義的獨立自主的外交方針，倡導和堅持了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同全世界１２４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系，同更多的國家和地區發展了經濟、貿易和文化往來。我國在聯合國和安理會的席位得到恢復。我們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發展同各國人民的友誼，支持和援助被壓迫民族的解放事業、新獨立國家的建設事業和各國人民的正義斗爭，堅決反對帝國主義、霸權主義、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維護世界和平，在國際事務中發揮著越來越重大的積極作用。這一切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創造了有利的國際條件，促進了國際形勢朝著有利于世界人民的方向發展。http://www.ndcnc.gov.cn/datalib/2003/PRCDoc/DL/DL-177506

    以上是中國共產黨關于1949看到1980年建國三二年來取得是主要成就，其中不論工業、農業及城鄉工商業和外貿等經濟都比解放前的1949年都取得了巨大發展。這才是全黨全國人民公認的1949年到1980時關于經濟方面的歷史決議！這才應當是黨在1949----1980年關于經濟方面的真實歷史！

   
    然而身為中央黨校研究室副主任的周天勇卻視黨的決議不見，視歷史事實于不見，公然抹黑說1949到1979年以來以毛澤東、周恩來、包括習近平父親在內的老一輩共產黨人帶領中國人民搞建設取得的偉大成就；公然說這期間經濟占全球是1%，比蔣介石倒臺時5%差了一大截！

    眾所周知，毛時代中國經濟增長速度在世界上名列前茅，遠遠高于發達國家。在發展中國家中也是佼佼者。可見，經過毛時代，中國經濟在全世界的排名肯定是上升的，周天勇的數據肯定有問題。而且，與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及中國改革開放后不同，毛時代類似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教育、醫療、住房等福利消費大部分并沒有統計在GNP中。比如，文革時期，醫療衛生工作主要放在農村，大搞醫療下鄉為農民服務，大搞赤腳醫生合作醫療，農民吃藥看病很便宜，甚至不花錢，從統計上看，其GDP絕對沒有改革開放時期市場化產業化的醫療產業高。因此，國內外所有有良知的經濟學家都知道毛時代GNP被低估。況且，毛時代經濟增長的數據是實實在在的，第一沒有外資，而現在中國GDP中外資成分至少占三分之一。（蔣介石時代，1937年的GDP很高，因為很多地方如東北是日本的殖民地，工業相對發達。1945年后則是美國資本大量涌入。秦暉及周天勇等白癡就借此認為蔣介石時代經濟發展成績偉大。）第二，毛時代物價穩定，改革開放三十年光物價就通貨膨脹了將近二十倍，經濟數據當然也被浮夸了二十倍。第三，毛時代的GNP主要是高科技為龍頭的高端產業，這與改革開放及其他殖民地經濟完全不同。毛時代建立的完整獨立自主的工業體系，以核工業、大飛機、航空航天工業為代表，也許從數字上看，遠遠沒有沿海的低附加值的血汗工廠的GDP高，但是哪一個含金量高，哪一個對國家對人民有利，哪一個有害，一清二楚。

實際上，周天勇的觀點早就被鈴蘭臺、邋遢道人、奚兆永等用鐵一般的歷史與嚴密的邏輯批判得體無完膚，而周天勇卻不知悔改，不知廉恥，繼續裸奔，這一次裸奔到了深圳。比如鈴蘭臺文章中談到：　

【中國官方公布的1978年GNP是3645.2億元。此外，麥迪森等人在關于中國的最新論文“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中提出了一個見解，這就是中國官方的GDP數字，前三十年過低，而后三十年過高，為此他們提出了修正。修正的結果，中國1978年的GNP為6551.33億元，比官方的相應值（5170.55億元）高出26.7％，這是按1987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結果。那么折回到官方多年來采用的1978年不變價公布的數字，對1978年按低估26.7％進行調整，得出實際的數字應為 3645.2億元 × 1.267 ＝ 4517.8億元。

周教授把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貶得一文不值，然而事實是，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的GNP從575.5億增長到了3645.2億元，年平均增長6.81％。更值得注意的，如果前述麥迪森等的說法能夠成立，即1978年的官方GDP數字被低估了26.7%，則1950－1978年間的年增長率還要快些，達到7.72%。這樣的發展速度，放到戰后的全球視野下也是毫不遜色的。根據程恩富教授對1950－1980年社會主義陣營（蘇東和中國8國）和資本主義陣營（16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所作的比較，中國的表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間，GNP年平均增長6.44％，在進行比較的24個國家中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長4.18％，次于日本、希臘、西班牙和羅馬尼亞居第5位。由于同期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只有2％，而GNP的增長率高達6.44％到7.72%，因此人均GNP的年增長率大概在4－6％之間，這個事實說明，前三十年績效不是好、而是很好，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麥迪森還認為，官方公布的1978－2003年的平減指數系列有問題，導致了GDP增長率高達9.59％。他們測算的結果，平均增長率只有7.85％，就是說，改革前后中國的GDP發展速度大體上旗鼓相當。】

    周天勇公開抹黑黨的歷史，妄想丑化新中國前三十年，對習近平副主席近來強調的堅決反對任何歪曲和丑化黨的歷史的錯誤傾向的指示置若罔聞。和李銳之流反毛反黨者有同流合污之嫌。身為中央黨校的教授，公然違反黨的紀律而挾私貨，我作為一個共產黨的信仰者，很希望對周天勇這種故意抹黑黨的反黨行為進行開除公職及黨藉的處理，以正視聽。

    周天勇已經多次制造白癡式的謠言了。請看鈴蘭臺、邋遢道人、奚兆永等人附文，看看周天勇是什么智商。這個人屢次制造十分搞笑的言論抹黑毛時代，已經喪失了公信力。由于民心向著重慶，深圳方面也只能請到周天勇這種垃圾去給自己鼓吹了：　　

附文1：

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周年，《學習時報》刊出了人民大學周姓教授的長文，題目是“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以下簡稱“選擇改革開放”）。文章題目之大、篇幅之長、使用的數字之多，給人的印象貌似權威發布。其內容，是通過惡貶前三十年，來為改革開放提供正當性依據。改革開放給中國社會帶來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現在改革到了一個關鍵的時期，理論工作者發出自己的聲音，贊頌之或反思之，既在情理之中，也是學者為國家和民族“立言”的責任所在。但是，“立言”需要有一個嚴肅認真的態度和像樣的立法。如此嚴肅和重大的論題，立論必須合乎真實的歷史與實踐，論據更需確鑿和具有可信度。然而，在讀了“選擇改革開放”一文后，讓人感到是震驚和氣憤。周教授在文中羅列了大量的數字和事例，這里不可能一一地加以檢證和評點。筆者注意到的，是文中有這樣一段關鍵的話：“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 2 / 3。”這段話，把建國后前的三十年貶低到了一錢不值。

周教授對于他的斷言和數字，并未解釋資料來源，也沒有提供注釋。他說的是真話嗎？他提供的數字是真實的、還是虛假的呢？

首先，因為涉及到不少數字，需要提一下資料的問題。在國際上，匯集了長時段的世界所有國家的經濟數據，尤其覆蓋到1950年以前的數據，據我所知，目前只有麥迪森教授的一種（例如，”Angus Maddison: Historical Statistics for the World Economy: 1-2003 AD”）。麥迪森的數據，覆蓋了從公元1年起直至21世紀，前后2千年的時間跨度，提供了有關購買力平價GDP（PPP－GDP）、人均PPP－GDP和人口等方面的詳盡的信息，是學術研究的主要資料源。此外，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這兩家也提供類似的發布，但分別只限于提供1960年以來與1980年以來的數據。除此之外的其它來源（如CIA）都可說是上述麥迪森、世銀和IMF資料的衍生物。“選擇改革開放”的作者斷言“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如果他真有依據，這個依據只可能是麥迪森，而不可能是其它版本。

接下來的問題，麥迪森的數據是怎樣言說的呢？麥迪森版本只提供按購買力平價計算的GDP（PPP－GDP）數據，計量單位是1990年國際元（1990 International Geary-Khamis dollars）。1948年，有51個國家的人均PPP－GDP數據在列，其中沒有來自中國的數據。為了能夠比較，選擇了抗日戰爭爆發前1936年的數字（597國際元），這一年被公認為民國經濟最好的年份，來作為中國1948年的數字。不幸的是，對所有52個國家的數據排序后的結果顯示，當時的中華民國即使拿出了頂尖的數字，也還是敬陪末座，亦即排在了第52位（印度排第51位）。何來的“排世界各國第40位”？周教授應拿出他的數字來源來。

事實上，按照麥迪森的數據，不僅中華民國1948年是倒數第一，在中國有數據的1890年（37國）、1900年（40國）、1913年（64國）、1929年（52國）和1936年（51國）這些年份，中國的人均PPP－GDP的排名全都是地地道道的世界各國倒數第一！有關的情況見以下的圖表。

很清楚，周教授玩了個小把戲，試圖給讀者制造錯覺：民國1948年的人均GDP都能“排世界各國第40位”，蠻不錯嘛，我們現在不也才排到了百位左右？周教授以為讀者不會追問，到底有多少個國家參加排名了？在信息如此發達的今天，周教授不幸一下就被踩住了尾巴。玩這種拙劣的小把戲來試圖抬高民國和貶低新中國的前三十年，作者的心理是陰暗的。

其次，關于“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這里提供若干具有確鑿來源的信息。

按照麥迪森的數據，1978年中國的PPP－GDP在139個有數據的國家中以人均978國際元排名第112位，印度以965.6元排名114位，中國高于印度2個位次。讀者注意，這是中國自1870年被印度超越以來，108年間第一次超越了印度。（見圖）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nternational Financial Statistics Yearbook 2005”提供的數據，1980年，在148個有人均GDP數據的國家中，中國以311.63美元（市價值）排在第130位，高出印度的262.44美元約15.8%。印度排名138位，比中國落后8個位次。遺憾的是，IMF只提供了1980年以后的數據。也無妨，因為仍是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在全中國運作，做為1978年的鄰居拿做比較，并不失一般性。

按照美國中央情報局（CIA）發行的World Factbook和世界銀行發表的“World Development Indicators database”，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僅有154美元（市價值），是印度的3/4，在206個國家中排名倒數第四；印度以203.78美元排193位，比中國高10個位次。不過，CIA和世行這個“154美元”是一個嚴重低估的結果，是當年冷戰思維的產物。“選擇改革開放”的作者肯定不知道CIA提供過如此低的一個數，否則的話他一定會采用的。他沒有。他在文章中提到，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按匯率換算是254美元。

為什么說CIA和世行嚴重低估了呢？中國官方公布的1978年GNP是3645.2億元。此外，麥迪森等人在關于中國的最新論文“China’s Economic Performance: How Fast Has GDP Grown; How Big Is It Compared with the USA?”（Angus Maddison and Harry X. Wu，2007）中提出了一個見解，這就是中國官方的GDP數字，前三十年過低，而后三十年過高，為此他們提出了修正。修正的結果，中國1978年的GNP為6551.33億元，比官方的相應值（5170.55億元）高出26.7％，這是按1987年不變價格計算的結果。那么折回到官方多年來采用的1978年不變價公布的數字，對1978年按低估26.7％進行調整，得出實際的數字應為 3645.2億元 × 1.267 ＝ 4517.8億元。將這一高一低兩個GNP值按1978年的美元匯率1：1.684進行換算，分別得出225美元和285美元。比世行的154美元高出很多來，則在1978年的世行人均GDP（市價法）的排名單上，中國的位置當處在第189位（倒數第18位）與第180位（倒數第27位）之間，分別高出印度5個位次和14個位次。

此外，按國家統計局根據國際組織數據源提供的數字，1978年，中國人均國民總收入在國際上188個國家中排名175位。

何來的“倒數第2”？以上大量事實說明，“選擇改革開放”一文的作者是在信口開河。

換算成美元，不過是為了給實際的生產物或產值尋找一個“當量物”，說難聽點，也屬一種把戲。由于美元匯率及其真實價值經過若干年就變得面目全非，也由于難以準確地把握一國貨幣在對象國的真實購買力，因此，不論是用市價法還是用購買力平價法來計算一國GDP的美元當量，都存在著很大的不確定性，其結果充其量只能拿來做參考，而不能作為確鑿的評判標準。像周教授那樣，通過障眼法和捏造事實（所謂民國1948年“排世界第40位”和所謂“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來美化最差的、來丑化較好的，實在匪夷所思。這不是中國的最高學府里為人師表的學者應有的行為。

不要忘記，按本幣計算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率才是最重要的，否則就會被匯率的把戲繞昏頭。周教授把新中國的建設成就貶得一文不值，然而事實是，從1950年到1978年，中國的GNP從575.5億增長到了3645.2億元，年平均增長6.81％。更值得注意的，如果前述麥迪森等的說法能夠成立，即1978年的官方GDP數字被低估了26.7%，則1950－1978年間的年增長率還要快些，達到7.72%。這樣的發展速度，放到戰后的全球視野下也是毫不遜色的。根據程恩富教授對1950－1980年社會主義陣營（蘇東和中國8國）和資本主義陣營（16個發達國家）的經濟發展速度所作的比較，中國的表現在社會主義陣營中是最好的：1950－1980年間，GNP年平均增長6.44％，在進行比較的24個國家中僅次于日本（8.04%）居第2位；人均GNP年平均增長4.18％，次于日本、希臘、西班牙和羅馬尼亞居第5位。由于同期中國人口的年增長率只有2％，而GNP的增長率高達6.44％到7.72%，因此人均GNP的年增長率大概在4－6％之間，這個事實說明，前三十年績效不是好、而是很好，是應該予以充分肯定的。

麥迪森還認為，官方公布的1978－2003年的平減指數系列有問題，導致了GDP增長率高達9.59％。他們測算的結果，平均增長率只有7.85％，就是說，改革前后中國的GDP發展速度大體上旗鼓相當。這個意見，值得學術界探討和研究。

最后，周教授所謂“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的說法，是不值一駁的，這里不再一一歸納結果。下面這張圖“公元以來人均PPP－GDP的中、印之比”顯示的是根據麥迪森數據算出的2千年來中國與印度的人均PPP－GDP之比。公元1年，兩國的人均 PPP－GDP都是450國際元，即兩國的起點是相同的（圖上縱坐標等于1的線）。讀者可以從這張圖并結合本文前述的各個事實，自行加以檢證。有關中印比較方面，帖文“邋遢道人：《學習時報》顯然不是一份嚴肅的刊物”，極有說服力。

周教授如果以為，以他那種拙劣的、胡編亂造式的惡劣手法能夠為改革開放運動的正當性提供立證的話，那就大錯特錯了。這不是在為改革開放唱贊歌，而是在以一個反面教員的角色幫倒忙。

附文2：

炮制毛澤東時代不如蔣介石時代的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

　　《學習時報》顯然不是一份嚴肅的刊物　　　　

　　刊物大致可分三類，一類題材嚴肅，資料翔實，信息可靠而且有出處，這類刊物現在很少。另一類題材亂七八糟，只是為了獵奇，內容胡編亂造，這些主要是地攤上賣的，數量最多。還有一類看起來題材也都很正經，但內容不講究，資料可信度很差。這樣的刊物也比較多。　　　　

　　今天看到《學習時報》刊物一篇題目為“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 ”的文章，結論是《學習時報》顯然屬于前面第三類刊物，因為“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 ”是個很大的題目，很嚴肅的題目。文章里用了大量數據來說明計劃經濟的30年中國處于一個黑暗時期，經濟倒退，社會倒退。但是，這些數據全都沒有在篇尾注明出處，而且數據要么是編造的，要么與主體無關，完全是誘導讀者得出錯誤結論的。這是任何嚴肅刊物都不屑的做法。《學習時報》作為中共中央黨校機關刊物，且不說發這種把共產黨一半執政時間說得比舊社會還黑暗落后是出于什么考慮，僅僅就把這么重頭的文章寫得這么漏洞百出，真讓人驚嘆！　　　　

　　這篇文章顯然影響很大，僅今天就能在google上找到近15000轉載的網頁。而且該文一反主流們只用判斷句不引述資料的寫法，全文大量引用了數據。貧道也喜歡用數據，于是幫著編輯查了查，下面就給大家揭示一下作為共產黨中央黨校的刊物能出什么錯！　　　　

　　該文開頭一段說：中國“1978年……人均GDP水平按當時官方高估的匯率計算，也只有224.9美元。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　　　　

　　顯然，這個作者很聰明，拿中國與印度相比。不像原來主流們動輒拿中國與美國、日本，或者新加坡等小國家相比。因為印度與中國獨立時間接近，人口接近，起步水平接近，比較起來容易說明問題。但是，作者編造了數據。　　　　

　　我們拿1980年數據來說明問題（因為計劃經濟在農村持續到1981年才結束，在城市一直到1985年才開始改革。同時也因為世界銀行資料很難查到1978年印度的數據）。　　　　

　　1980年，印度人均GDP為250美元（按匯率計算）。　　　　

　　（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t20020307_402280037.htm）　　　　

　　中國統計年鑒上沒有按美元計算的人均GDP。但可以用實際發生的匯率來計算。1980年中國GDP為4518億人民幣，人口98705萬，人均GDP為458元人民幣。當年按人民幣進出口564億元，按美元進出口378億美元，實際平均匯率為1比1.49。計算人均GDP為307美元。　　　　

　　因此，1980年前后中國人均GDP并不是印度的2/3，而是印度的129%。也就是說，作者把中國人均GDP縮小了接近一倍才出現了他所需要的結果。　　　　

　　印度是英國經營300多年的殖民地，獨立時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略高于中國。獨立后，印度基本采用了市場經濟，印度的所謂“計劃”是指導性的，因為只要大部分企業資產是私有的，任何“計劃”都只能起指導作用。難以在世界銀行數據中找到1950年前后的數據，但我們可以從一個時段中來說明雙方發展速度。　　　　

　　1970年印度人均GDP為110美元（資料來源同前）。中國同年按照前面資料來源計算恰好也是110美元。也就是說在1970年前后，中國已經趕上了印度，雙方在這個時期處于同一起跑線上。但過了十年，即使中國處在“經濟崩潰邊緣”時期，依然超過印度并拉開了一定距離。　　　　

　　也就是說，實際數據表明，中國共產黨選擇了計劃經濟，印度選擇了市場經濟，中國在原來落后情況下，在1970年前后趕上了印度，到計劃經濟結束時已經超過印度29%。　　　　

　　接著作者又提供這樣一組數據：“1976年……農村人均口糧比1957年減少4斤……1978年全國居民的糧食和食油消費量比1949年分別低18斤和0.2斤”。　　　　

　　這一組數據從哪里來的且不說，但作者這樣裁剪數據是很有意思的。作者不用1976年全國人均糧食、油料產量做比較，卻選擇1976年與1957年“農村人均口糧”做比較，確實別具匠心。因為1957年還沒實行公社化，糧食還可以在集貿市場交易，而集市交易是無法統計的。這樣農村人均口糧就幾乎等于糧食總產除以農民數。1976年是完全的統購統銷，農民人均口糧等于總產量減去統購部分除以農民數量。這兩個數相比，結果是怎樣就不用想了。　　　　

　　重要的是，中國糧食生產情況究竟是比解放前好還是比解放前差，只能用人均糧食產量和人均油料產量來說明。耍花招是沒意思的。　　　　

　　根據中國統計年鑒，1949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11318萬噸，油料產量256.4萬噸，人口54167萬人。人均糧食　209公斤　，人均油料　4.7公斤　。1976年中國糧食總產28631萬噸，油料總產400.8萬噸，人口93717萬人。人均糧食　306公斤　，人均油料4.3萬噸。也就是說，人均油料比1949年略少，但人均糧食是1949年的146%，幾乎增加50%。這個時期城市居民并不比農民多吃多少，包括高級干部定量也同其他人一樣，因此數字只能說明，解放后中國人比解放前吃得飽了，而且不是一點，是增加了50%！到了1976年，中國早十幾年就還完了欠蘇聯債務，糧食主要是進口而不是出口，實際人均可獲得的卡利路要遠高于解放前。編造些數據來說明共產黨領導20多年后，還沒蔣介石時代吃得飽，誰會信呢？難道中央黨校打算證明改革前的共產黨比國民黨還壞？　　　　

　　當然，文章還用了當時農村貧困人數和部分低收入生成的人均收入這些數字，這些數字貧道看了覺得基本偏差不大。但這些數字不說明問題。原因是當時農產品價格很低。隊里分給每個人50元是什么概念呢？是400斤玉米，或者100斤羊肉！同時，恩格爾系數和貧困率是說什么呢？是說經濟發展水平而不是經濟發展成就。中國經濟水平本來就低，這不是計劃經濟或者共產黨帶來的。計劃經濟和共產黨領導下究竟是降低了恩格爾系數和貧困率還是增加了它們才與主題有關。就這么把數字亂七八糟不分青紅皂白地堆在一起，明顯就是打算渾水摸魚忽悠人嘛！　　　　

　　作者接著把當時戶均擁有縫紉機、自行車、手表、收音機，黑白電視機、家庭電話、洗衣機、家庭轎車數量少與今天來證明當時共產黨沒搞好經濟，自己不覺得無趣嗎？　　　　

　　接著，作者開始列舉很多關于中國城市化程度低于其他發展中國家，第三產業占GDP比重低于第三世界國家，用以指責中國城市化速度太慢。其實，在工業化水平相同情況下，拉美、東亞和東南亞以及印度的城市化水平不僅遠高于中國，而且遠高于相同時期的西方工業國。同樣工業化水平，西方國家城市化率在20-25%時，巴西、阿根廷泰國、印度、印尼等能達到60%以上，而中國大約為20%。這些發展國家之所以城市化水平高，是因為這些國家都沒有經歷過革命，大量土地依然被外國種植園老板和地主占有，絕大多數農民沒有土地。也就是說，大量農民不是被非農產業就業機會吸引到城市的，而是走投無路來到城市的。到孟買和墨西哥城的貧民區看看就知道了第三世界畸形城市化是怎么來的，結果是怎樣的。孟買街頭十幾萬乞討者不是因為乞討在印度屬于“第三產業”，是因為他們別無出路！中國農民能夠在集體耕地上種地，在工業化不能提供更多非農就業機會時一定不會原意選擇“孟買第三產業就業方式”！找點數字，也不理解究竟是什么意思，拿來就給計劃經濟抹黑，一定沒什么殺傷力！《學習時報》雇傭這種水平的殺手，實際是吃了虧的。　　　　

　　接著，作者話題轉向科技教育，說：“建國后的30年，除了軍事工業技術某些方面有一些進展外，其他各方面的自主的科學技術進步步伐緩慢，與世界發達國家，包括一些新興的發展中國家科學技術水平的差距越來越大，落后于發達國家40年左右，落后于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然后作者用“描述”文革期間政治沖擊教育的方法，做出中國這個時期中等高等教育非常差的結論。但都沒引述數據。　　　　

　　作者這里玩了個文字游戲。他這句話的真實主語是“中國自主的科學技術”謂語是“落后于”，賓語是“發達國家40年左右……韓國、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1979年前后，中國自主科學技術落后與韓國和巴西等發展中國家20年左右，不知道這個資料哪里來的，這個結論是誰下的。1979年，韓國和巴西的“自主科學技術”有哪些成就？這不是想說什么說什么嘛！也許這個時期韓國和巴西通過引進技術裝備很多方面高于中國，但中國一引進也就有了。中國現在各個產業的技術裝備不低于韓國巴西，但一點不能證明中國近30年有什么自主科學技術進步。　　　　

　　在這個文章中，中國在改革前教育水平很低，比多數發展中國家都低。這又說了個顛倒顛。　　　　

　　一個國家的教育水平，尤其對發展中國家來說，主要指標不是大學入學率，尤其像中國這樣的人口大國，即使大學毛入學率只有5%，總數也200多萬。對于中國、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大國來說，中學生入學率才是關鍵。只有中學入學率高了，文盲率才真正能下降。而且能夠為國家提供合格的現代經濟的勞動者。這些國家，農民占人口大部分，所謂中等教育就是農村教育。對農村進行教育投資要花費大量資金和人力。這在市場經濟體制中是很困難的。中國正是在農村實行了隊為基礎的集體經濟，生產大隊和公社兩級主體有一定積累能力，因此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迅速完成了中國的中等教育體系。以下是幾個國家相同時期的中學入學率。　　　　

　　1965年，中國中學毛入學率達到69.3%（1975年為中國86.5%），而10年后，也就是1975年其他新興市場國家中：印度26%；韓國56%；泰國26%，墨西哥34%；阿根廷54%；巴西26%。中國中學毛入學率在發展中國家居前列，與一般發達國家接近。這個時期中國高中入學率達到頂峰，1965年為49%，1975年為53%。這個指標即使到今天也沒有達到（道理很簡單，農村教育投資主體沒有了。最低點1988年為26%。2000年為48.2%，低于1965年，直至2003年才達到1975年水平）（以上數字均來自中國統計年鑒）　　　　

　　接著，作者又“大膽地”聲稱：“ 20世紀70年代末，雖然我國工業體系中的重工業有一定的發展，但是，輕工業、交通、城市等等的建設與世界上發展較快的發展中國家相比，還十分落后；即使重工業，在技術工藝方面，差距依然較大。交通通信體系落后于印度。”“1980年時，與世界一些發展中國家相比，巴西人均鋼鐵產量　121公斤　，人均發電量1880度，印度人均煤炭產量為　168公斤　，墨西哥人均原油產量　1369公斤　；而中國人均鋼鐵產量為　36.7公斤　，發電量297度，煤炭　66公斤　，原油　105公斤　，仍然低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　　　　

　　中國作為一個大國，工業化并不能僅僅滿足于二產業占GDP的比重，最重要的是建立一個部類完善的工業體系和基礎設施。就這一點看，這本來是中國工業化在計劃經濟時期的突出成就和強項，竟然被這個人說成是落后的“弱項”！什么是“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這一段文字是代表。　　　　

　　說工業化尤其是工業部類，本來就是指重工業體系和交通能源，從來沒人把輕工業作為指標。工業化水平，首先看制造業占GDP比重或者制造業與農業的比例關系，其次看能源產量、發電能力、鐵路和公路運輸能力、鋼產量、化工、機械和以及運輸機械的生產能力。紡織服裝、食品、塑料等制品比重越低證明這個體系工業化程度越高。　　　　

　　既然作者專門把印度搬了出來，咱們就比較一下中國和印度在這個時期的工業化水平的差別。　　　　

　　1980年，中國一、二、三產業比為30，49，21。二產業與一產業之比為1.63比1。同年印度為38，26，36。二產業與以產業之，比為0.68比1。中國工業化程度（二產/一產）是印度的240%。印度工業產值還低于農業，是中國50年代中期水平，嚴格講還算是工業化初期。就這樣的經濟，作者還好意思拿來與中國比？　　　　

　　看看世界銀行數據（http://www.stats.gov.cn/tjsj/qtsj/gjsj/1995/）　　　　

　　1980年中國人口為印度的1.487倍，巴西的10.7倍。同年：　　　　

　　發電量（億千瓦時）　　　　

　　中國3006，印度1193。中國人均發電量高出印度70%；　　　　

　　鋼產量（萬噸）：　　　　

　　中國3712；印度943。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65%。　　　　

　　煤炭產量（萬噸）：　　　　

　　中國62015；印度11370。中國人均高出印度267%。而作者竟然得出中國人均煤炭產量只有印度的40%的數字！印度煤炭儲量都無法與中國比，而中國改革前的煤炭產量與現在已經差不太多。怎么想的！　　　　

　　石油就不說了，印度沒有。1980年水泥產量（萬噸）　　　　

　　中國7986；印度1780。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40%。　　　　

　　化肥產量（萬噸）　　　　

　　中國12321；印度3022。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77%。　　　　

　　汽車產量（萬輛）　　　　

　　中國22.3，印度3.中國人均高出印度400%。　　　　

　　電視機（萬臺）　　　　

　　中國2492，印度88。中國人均高出印度1806%。　　　　

　　可以說，印度與中國在1980年根本不是一個工業化水平中，對比這些數字也是畫蛇添足。　　　　

　　最令人驚訝的是，作者竟然把大家都熟悉的，幾乎每年火車出幾次軌的交通抬了出來，說當時中國不如印度。貧道不知道，這究竟是指交通設備質量還是指運輸能力。交通發展水平是有指標的，世界銀行并不用鐵路總長度，而是用貨物和旅客周轉量。下面看看數據（時間和資料來源同上，均為世界銀行數據）　　　　

　　鐵路貨物周轉量（億噸公里）　　　　

　　中國5717，印度1477。中國人均超過印度160%。　　　　

　　印度乘客運量確實超過中國，不過每年翻幾次的車大概只有印度人敢坐。印度公路總長度也超過中國，但“有路面”的道路是中國的一半。　　　　

　　作者聲稱“1980年中國每百人擁有的固定電話只有0.19部，印度則為0.43部，是中國的1倍多。”由于世界銀行數據只有85年數字，但時間相隔不遠，80年代前期中國通訊發展并不快。　　　　

　　電話機數（千部）中國8260，印度3761。中國人均超過印度57%。難道5年前中國只有印度的44%，僅僅5年就超過印度57%。即使印度這5年是零增長，中國年均電話增長要達到38%才能實現。因此《學習時報》的數字不可信。　　　　

　　把數字擺出來，《學習時報》不覺得臉紅嗎？　　　　

　　作者最經典的論證方法是：把中國人在發電、石油、鋼鐵、煤炭等不同方面與不同優勢國家進行比較，然后得出中國“仍然低于這些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水平”。有這樣比的嗎？這樣比還不如讓美國人與沙特比人均石油產量，與瑞士比人均手表產量，與瑞典比人均汽車，與中國比人均芭比娃娃等一系列產品，與古巴比雪茄……比來比去，美國一定是世界經濟最不發達國家！一個“學校”的刊物，玩這種把戲，真的很光彩嗎？或者這就是這個學校的傳統？學校老師們都玩這種把戲的行家里手？　　　　

　　該文最后一部分用一連串5個“如果”來批判改革前的共產黨：“ 建國后，如果黨的中心工作集中在經濟建設上，如果沒有頻繁的政治運動對科學技術的沖擊，如果體制適應生產力的發展，如果國民經濟象東亞一些新興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像改革開放后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長，到1978年時，按1950年不變價格,我國經濟總量將會達到7367億元人民幣,比當年實際的3645億要多出3722億元,人民幣人均GDP將達到450美元左右，在世界各國中中國的發展程度就會排在下中等收入國家的行列中。如果在1978年7367億人民幣的規模上，即使改革開放以來每年以7.5%的速度再增長29年，2007年我國GDP總量,就會為401267億元，人均GDP為30369元人民幣,高于實際的人均18845元人民幣”　　　　

　　貧道見過不懂歷史，不懂哲學的作者，但沒見過這樣無知的作者。歷史能夠“如果”嗎？某個特定的發展結果，都是在特點歷史條件下，根據自己特定的內在條件的“必然”，根本不存在沒有條件的“如果”。　　　　

　　貧道就重點說說這個問題。　　　　

　　評價計劃經濟好還是市場經濟好，首先要確定標準，所謂標準，來源于出發點。也就是應該從什么角度來說它好壞。就像同樣兩個學生站在那里，籃球老師選高的，體操老師選低的。需要不同，角度就不同，標準就不同。計劃經濟好還是市場經濟好，要看剛解放時執政黨任務中國當時最需要的是什么，什么經濟模式最可能實現并最終最接近這個目標。其次要用合適的參照物，也就是參照對比物必須是可比的，而且是最接近的。說某女生個子高不高，要與同齡同性別學生比。與大她5歲的學生比不行，與同齡男生比也不行，更不要說拿她5年前的身高比了。評價中國實施計劃經濟效果，不能與西方發達國家相比，也不能與小的發展中國家或者特殊條件國家相比。最合適的參照物應該首選印度，其次是人口過億的發展中國家。　　　　

　　而選擇的正確與錯誤，必須考慮選擇的“可能性范圍”。比如不能嘲笑朱可夫為什么不選擇T-90而用T-34對付希特勒的坦克。論證上世紀50年代共產黨選擇計劃經濟的優劣，必須根據當時的國際國內條件來論述。用其他時期的條件都不說明問題。　　　　

　　按照最基本同時也是最簡單的分析方法，會發現大家說的事實都一樣，但結論完全相反。　　　　

　　以最快速度建設一個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產業部類齊全的經濟體系，并且盡快使農村在農業生產、衛生條件、教育水平上達到先進水平，并且建立一個西方列強很難再把大炮支在中國門口就不得不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軍事力量，是當時中國共產黨的治國綱領和首要任務，也是當時所有民主黨派和飽受100多年欺辱的全國人們的愿望。這個大前提如果不肯定，那么后面的事情就可以任意講了。　　　　

　　接著說說選擇的“可能性范圍”。　　　　

　　搞工業化需要大量投資，尤其對當時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被西方掠奪了一百多年的中國來講，這個數目是非常巨大的。早期積累從哪里來？　　　　

　　西方列強實現工業化是靠工業化前300年中對美洲、非洲、亞洲的搶劫和掠奪積累的巨大財富實現的。而當時的中國連能否避免被再次半殖民化還提心吊膽著呢，根本不具備通過掠奪外國財富實現工業化早期積累的可能性。　　　　

　　在小農經濟為主體的經濟中，積累率非常低，大約在20%以下。積累率低，現代產業產生和發展就困難。現代產業比重越低，積累率就越低。這是所有發展中國家都面臨的問題，這被后來學者稱為發展中國家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因此，指望市場經濟加小農的經濟結構實現工業化速度是很慢的。　　　　

　　同時，這個時期并不存在70年代以后，尤其是90年代達到高潮的西方產業資本向發展中國家大量轉移的任何跡象。這個時期西方工業國正在完成從化工產業到電子產業主導的產業升級中，也可以說工業化還沒有徹底完成，絕大部分投資都是發達國家互相投資。拿80年代以來尤其是90年代以來的世界資本流向來嘲弄50年代的共產黨，用當時根本不存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外部投資環境和世界貿易水平來寫“如果”，除了顯示出嘲弄者的無恥和卑鄙外，什么也不能表示。　　　　

　　那么，對于當時的中共能有什么選擇呢？有，榜樣就是蘇聯。因為蘇聯在1927年前后與1953年的中國很接近，都處在小農經濟為主體，再也無法靠掠奪其他國家財富積累工業化資本的條件下。蘇聯人創造了計劃經濟，工業化加集體農莊，通過管理物價造成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積累了工業化資本并迅速實現了工業化（所謂剪刀差的形成原理簡單講是這樣的：由于工業勞動生產率提高的潛力要遠大于農業，在市場經濟中，工業品和農產品價格長期應該是一個降，一個升。如果控制物價不變，就會形成工業品價格高于價值而農產品相反的情況。兩種產品背離價值的差叫剪刀差。）。也就是說，當時的中國要實現發展目標，唯一選擇就是選擇蘇聯模式的計劃經濟。難道還有別的出路嗎？　　　　

　　計劃經濟大幅度提高了積累率，中國從計劃經濟初期就使積累率達到33-35%，遠高于印度當時15%左右的水平（印度在90年代末才達到33%）。而高積累本來就意味著低消費，意味著重點發展重工業。自然這個時期居民生活水平不會很快提高。抱怨當時的票證經濟是毫無意義的，因為你要么選擇“低水平均衡陷阱”，要么選擇“勒緊褲腰帶建設”。如果你覺得這兩個都不好，那你就跑美國去。　　　　

　　還有一個重要因素：同絕大多數二戰后獨立的發展中國家不同，新中國是經過一場推翻三座大山的激烈革命中誕生的。在解放前，中國近代產業資本的70%已經集中在帝國主義、官僚資本家手里。中國重工業基本在東北，開始是日本人，后來是國民黨政府擁有。其他礦山、交通、通訊、電力、供水也很少民間資金，要么是官僚資本的，要么是西方的。共產黨政府從帝國主義和官僚資本家手里接收了占中國近代產業70%的資本，等于中國工業70%已經實現了“國有化”，政府已經在直接組織生產。按照吳敬璉的新說法就是，政府在“命令經濟”。也就是說，當時的共產黨一解放就“不得不”“命令經濟”。這個時候，究竟是順水推舟，阻力很小的情況下選擇計劃經濟好呢，還是把現有工業資產賣給私人好呢？況且，當時的中國資本家有能力按當時價值買下這些資本嗎？如果不能，只能仨核桃倆棗送給他們或者賣給外國人。這種選擇行嗎？就算行，在剛從半殖民地出來的中國老百姓包括民主黨派會愿意嗎？　　　　

　　因此，主流們剝離了“可能性范圍”這個條件，很輕易地就把毛澤東和共產黨就變成了一群權利熏心，頭腦簡單的蘇聯跟屁蟲了。　　　　

　　接著一個問題是為什么共產黨在1957年前后選擇了統購統銷、城鄉分離的戶籍管理制度和人民公社體制問題。　　　　

　　城市和工業實行計劃經濟，不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經濟體系可以運行嗎？從理論上講并不是不可以。因為蘇聯曾經用余糧征集制和物價管制照樣形成了剪刀差，為工業化積累了資金。中國也是先實施統購統銷政策管制了農產品渠道和價格，兩年后才有了人民公社的。為什么一定要在農村建立集體經濟？道理應該是這樣的。　　　　

　　首先，只要不相信“人有多大膽，地有多高產”的人都認為：農業發展主要依賴水、土、肥、種（八字憲法前4個）。這些條件的改善是農業發展的關鍵環節。在上世紀50和60年代，農業增長主要依靠耕地面積擴大、土壤改良、農技推廣（包括提高復種指數）和農田水利條件的改善。良種研制需要時間，化肥還剛剛開始，并依賴工業發展水平。由于工業發展占用了資源，由集體經濟自己出錢出力進行大規模水利、農田建設就容易組織。我國農業水利建設基本是這個時期完成的，灌溉面積從1952年的1996萬公頃迅速提高到1965年的3306萬公頃，并在1978年達到4497萬公頃（1985年為4404萬公頃，到年才恢復到萬公頃）。同時，大面積低產田改造也是這個時期完成的。由于水利建設的大規模開展和易災土地改造，加上集體經濟的動員資源能力強，我國農業抗災能力大幅度提高。解放初期，我國成災面積占受災面積一般在50%左右，到70年代，這個數字始終在30%以下（81年到86年又恢復到45-50%）。我國糧食產量從自公社化后年增長率始終保持在2.5%左右，沒有集體經濟是無法實現的。　　　　

　　其次，也是非常重要的。農村現代化并不表現在糧食產量上（宋代中國人均擁有糧食比現在高得多），對于50年代的中國來說，如何提高中國農村極度低下的教育水平和醫療衛生水平，移風易俗，讓農民盡快融入現代社會是更重要，也是難度最大的事情。一方面要加速工業化，一方面完成這項任務，必須找到“投資主體”。這個主體就是人民公社這個集體經濟體系。正是中國共產黨“組織”起了農民，才能夠迅速改善農村醫療衛生問題，把解放初期25-30%的嬰幼兒死亡率降低到70年代的5%以下。才能破除當時農村盛行的封建迷信和惡俗，才能讓大部分農村孩子上中學，初中入學率尤其是高中入學率水平超過經濟水平20多年發展（初、高中入學率一直到98年和02年才恢復到78年水平）。沒有集體經濟，中國的農村會依然像市場經濟下的印度那樣愚昧落后。　　　　

　　如果綜合工業各個部類和產業看，中國在70年代已經達到一個大國所必備的工業化基礎。雖然這個基礎的技術水平沒有西方大國高，但部類齊全程度是任何發展中國家都不可比擬的。這個工業化水平具備了在一定條件下繼續發展甚至騰飛的基礎。　　　　

　　中國之所以在改革開放后實現了經濟高速增長，并不是因為“如果”政策有什么改變，而是因為世界經濟在70年代末到80年代發生了一個根本變化——進入虛擬經濟階段。發達國家產業資本開始向發展中國家轉移，發展中國家接受了大量外商直接投資。發達國家開始大量進口發展中國家的商品。沒有這些條件，什么奇跡也不會產生。貧道以前給出過數字說清楚了這個情況：拉美、亞洲大約有十幾個國家都是因此實現了高速發展，而且連續近30年的經濟增長數字基本是兩位數，比中國還高！　　　　

　　西方國家產業資本轉移在90年代開始達到高潮，而這個時期從70年年代開始發展的所謂新興市場國家都太小，勞動力價格都上去了。于是在90年代中期開始大量產業資本把中國作為首選目標，中國在這個時期吸收外商直接投資一直僅次于美國派世界第二，甚至有一年排第一。　　　　

　　中國人現在都在慶賀中國改革開放的偉大成就，以為外商直接投資本來就該直接投向中國，誰叫中國人口這么多呢？　　　　

　　但是沒有人想過這樣一個簡單問題：在1990年前后，印度人口比中國并不少多少，印度的社會制度是資本主義制度，是民主制度，比一直喊著四個堅持，打著共產黨旗號的中國“形象”好多了。印度開放程度，熟悉英語群體數量也比中國強不知道多少倍。可外資干嘛非要投資中國？如果在90年代外資把目標對準了印度，還有中國的戲嗎？　　　　

　　是歷史的偶然？　　　　

　　不是！是當時的政策為我們奠定了外商不得不來中國的基礎。　　　　

　　這次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直接投資主要是制造業。早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西方也向發展中國家進行過很多投資，但當時的投資主要是礦產和農產品，是掠奪原材料。投資這些第一產業只有一個條件，就是這里礦產和農業資源條件是否好。而這個地方工業基礎條件是否好并不重要，因為發展這些產業需要的就是建電廠修鐵路和港口。有些右派拿日本人在東北建了電廠公路港口來說日本人建設了東北，簡直是沒一點見識。而且勞動者受教育程度也不重要，因為礦工和農民不怕是文盲。　　　　

　　但投資制造業就不行了。因為我要在你國家建個縫紉機廠，總不能從電廠到公路我都修吧，還有煤礦呢。最主要的是，這個地方如果沒有一定工業基礎，沒有相對多的技術工人和配套產業，我總不能電瓶壞了都要運回本國修理吧。因此，這個地方交通能源足以支撐制造業，技術和產業環境能夠基本配套，才適合建制造業。拉美和東亞小虎們之所以能夠在80年代吸引到外資，重要原因是這些國家都是在70年代開始采取了進口替代等政策，開始發展了一些國內工業。沒有這些基礎，一樣不會有人去。　　　　

　　同時，制造業需要大量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以及可以培養為技術人員的高中文化程度工人。不是這個地方勞動力價格低就可以的，再低不能干這樣的活總不行，人再多也等于沒有人。　　　　

　　下面就不用貧道論述了。為什么外資在90年代開始首選中國大家都會推論出來。　　　　

　　原子彈、工業化、普及教育是毛澤東給中國人留下的物質基礎，沒這個基礎，中國沒戲的！　　　　

　　說透了，如果真正想顛覆改革前共產黨的治國效果，最重要的是能否顛覆共產黨當時的治國方針，也就是以最快速度建設一個工業占主導地位的，現代產業部類齊全的經濟體系，并且盡快使農村在農業生產、衛生條件、教育水平上達到先進水平，并且建立一個西方列強很難再把大炮支在中國門口就不得不簽訂不平等條約的軍事力量。　　　　

　　主流們何曾忘記顛覆這一點？批評共產黨選擇抗美援朝，說如果中國不援朝美國就會支持中國發展的輿論幾乎是主流們的共識。美化蔣介石也是重要一步。宣揚日本建設了東北和“中國像香港那樣殖民300年”也是重要手段。因為假如今天的中國人認為其實做個殖民地沒什么，照樣經濟發展，那么“反帝”就沒意義了；如果蔣介石其實也不錯，那么“反封建”也是多余的了，因此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就是錯誤的了。如果50年代初中國本來就存在一個和平發展環境，根本不存在美國和蘇聯肢解中國的威脅，那么加快工業和軍事現代化的選擇也就多余了，更不要說造原子彈了。　　　　

　　這就是為什么這么多文人們拼命在這些方面重新“解構”近代史的根本原因。因為假如不能推翻共產黨建國初期的治國方針，對計劃經濟批判會很吃力，很無力的，就像《學習時報》這篇文章一樣。　　　　

　　說實話，《學習時報》這篇文章是我看到的引用數據最多的主流們的文章，但也是最下流的文章。　　　　

　　恭賀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校刊發表這篇文章成功。　　　　

附文3：歌頌改革開放不能胡亂否定毛澤東時代

作者：老農夫    文章來源：烏有之鄉    點擊數：2946 

今天，讀了人民網上 “三十年前我們為什么要選擇改革開放” 這篇文章后，心里總有一種要說話的沖動，不吐不快也！　　

該文說：“1948年，中國人均GDP排世界各國第40位，到了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按我的理解，作者好象要表達這樣一個意思：就是說毛澤東時代還不如蔣介石時代！因為在該文中作者拿來作比較的兩個時間點：一個是1948年，也就是蔣介石在大陸統治的倒數第二年，這可以看作是蔣介石時代；而另一個則是1978年，這是改革開放的前一年，這可以看作是毛澤東時代。而對這兩個時間點的比較，其結果卻是：中國的人均GDP急劇下降了，由還能夠順數的名次一下子跌到了幾乎為倒數第一名；更何況1948年的中國還處在一個戰爭年代。那么，這豈不是說毛澤東時代還不如戰爭年代，這就等于說毛澤東時代簡直就是一遍黑暗。難道這是事實嗎？我想：俗話說“天地之間有桿稱，那稱砣就是老百姓”；又有說“人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如果該文中作者的觀點成立而不是在玩數字游戲。那么，蔣介石在中國民眾的聲望就一定會遠遠超過毛澤東的！中國人民也一定會都來紀念蔣介石。然而，這種情況有可能成為現實嗎？不！！！！！！我幾乎可以肯定的說完全沒有這種可能！可見，作者這篇文章不可能站得住腳呢？人民也是不能同意的！而且更重要的是作者的寫作目的是什么？其居心何在？是否要否定中國革命呢？！不過在這里我并不想考究這些大問題，只當它是一家之言；更何況這也不是我的能力和水平所能做到的。在這里我只想就自己所知道的情況和陋見與該文作者做個探討而已。　　

首先，我想問問該文的作者：您在文章里怎么就不說說1949年中國與印度的差距呢？在這里我給您補上了：1949年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國的2．3倍。即使您所引用的數據是真實的，那么，中國的發展也要比印度的發展快得多！中國人均GDP的增長比印度要多了23．18%。這樣子看來，中國在1978年的人均GDP如果真的是世界上倒數第二，那么，印度算老幾？而倒數第一又是誰呢？像阿富汗、斯里蘭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越南和老撾，還有像烏干達這樣一些非洲國家等等在世界上又該排名多少呢？您是否要告訴中國人民，就連這些國家也都要比1978年的中國要好呢？因為墊底的國家可只有一個呀！如果一個倒數老二的國家也有能力在1974年和1979年應付得了兩場戰爭（西沙群島之戰和中越自衛反擊戰，對于后一個戰爭您可千萬不要告訴我說：改革開放剛一兩個月就能扭轉乾坤了，戰爭所依賴的物力和財力都是改革開放的成就呀！），并且都能戰而勝之，從而堅定的、有力的維護了國家主權與領土的完整；同時又有能力在1980年僅用十年的時間就制造出標志著工業化最高水平的大飛機“運十”——這可是從1985年下馬以后直至今天都未能做到的事情啊！如果世界上倒數老二也能有這樣的水平，那我個人覺得這樣的倒數老二也不怕做呀！今天順數算是老幾呢？怎么就不能讓中國人揚眉吐氣這一回呢？給中國人帶來的卻是象大使館被炸，飛機被撞，奧運圣火在巴黎被迫熄滅等等的恥辱呢？　　

又如，您在文中說：“1976年全國農村每個社員從集體分得的收入只有63.3元”。在這里我同樣也不想考證您這個數據的真實性和準確性，在這里就直接利用您這個數據來作個比較。按這個收入水平63．3元/年（如果按照國家統計局網站1979年統計公報的統計數據來推算應該是：74元/年，但卻不包括農民家庭副業的收入。在該公報上是如此報道的：農村人民公社每人平均從集體經濟分得的收入為83．4元，比上年增加9．4元；社員個人家庭副業收入也有較多增加。又，如果按昨晚，即2008年9月27日中央新聞的報道進行估算更不是這個水平，而應該是：4140/30=138元/年。昨晚的報道是：改革開放三十年后農民的年均收入增長了30倍），在1976年能夠做什么呢？可以買茅臺酒7—8瓶（當時茅臺酒價格為8—9元/瓶），如果按138元/年計算就是15—17瓶；可以供20多個小孩讀書一個學期（當時學費為2-3元/學期），如果按138元/年計算可以供46—69個小孩；可以看病100人次以上（當時看病也就幾毛錢到塊把錢一次），如果按138元/年計算可以看病200人次以上；讀大學不要交錢．．．．．．去年，中國農民的年人均收入按4140元計算（該數據引自國家統計網站2007年的統計公報），這個收入在今天又能夠做什么呢？可以買茅臺酒不到6瓶（現在茅臺酒價格為700元/瓶）；可以供16個小孩讀書一個學期（雖說現在不用交學雜費——其實僅僅是從今年9月1日開始而已，之前要交160多元以上，但書費還是高得嚇人，一學期要交學校260元左右），如果將學雜費考慮進去就只能供10個小孩了；可以看病80人次左右（現在看病平均按50元/次）；現在讀完一個大學大概需要10萬元左右——這可要花去一個農民24年左右的收入，而且這個農民在這24年里還不能吃喝，并且做其它什么的。否則，就不能交清這筆讀書的巨款；雖說今天可以貸款讀書，可這樣做算不算透支學子們的未來幸福呢？再說，我們今天的分配是否公平呢？就是說：能夠達到4140元/年這個收入水平的農民又有多少呢？是1億、2億、還是3億，總之不可能是9億農民都能達到這個水平吧？！，．．．．．．那么，請問您：這樣的生活水平相比于1978年是提高了，還是降低了？

再如，您在文中又說：“家庭電話非常少”。關于這一點，您咋不說大唐王朝還沒有電視看呢！所以，大唐王朝的發展還不如今天！！！　　

其它在這里我也不想多說了，總之一句話：對于您在這篇文章中的觀點，本人實在是不敢茍同也！　　

我真的有點納悶：象您這種表面上是歌頌今天的改革開放，而本質是否定毛澤東，其實就是否定中國革命，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的文章怎么也能在人民網上發表呢？！　　

　 　在這里我還想補充三點個人的陋見：

1、我不知道您在該文中所引用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僅是印度人均GDP的2/3。”這個數據從哪而來，但我懷疑其真實性和準確性。因為我從世界銀行《1982年世界發展報告》里得到的數據卻是：1980年中國的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290美元，印度為260美元。與您所引用的時間點僅有兩年之差，如果您所引用的數據是正確的，那么，中國的GDP值要在兩年之內從只有印度的2/3增長到印度的1．12倍，中國這兩年的人均GDP增長率就都要在30%才能做到，如果考慮印度自身的發展，這個增長率還得在30%以上才能做到。那么，這兩年中國的人均GDP實際增長率又是多少呢？根據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和《1949～1985年國民收入統計資料匯編》上所顯示的數據，中國在這兩年人均GDP增長率平均為4．9%（統計區間為：1976年～1980年這五年，即使前三年一點都不增長，而是全部集中在后兩年增長，其平均增長率也不過是12．7%），這一實際數據遠遠小于30%這個要求。因此，可以說1978年中國的人均GDP并不是您所說的只有印度的2/3，而是居于印度之上。由此看來，如果您所說的“1978年中國人均GDP排倒數第2位”能夠成立，那么，1978年人均GDP在世界上排名倒數第一的就是印度了。接下來的結論就是：像阿富汗、斯里蘭卡、孟加拉、巴基斯坦、緬甸、越南和老撾，還有像烏干達這樣一些非洲國家等等，在1978年比起中國和印度都要好、都要富了。這大概沒有幾個人會相信的！阿富汗和前蘇聯還打了十年的仗居然還比中國好，豈非天方夜談？！

2、您在該文中口口聲聲說中國前三十年的發展如何不如印度，可您為啥一點兒都不提1949年中國與印度的差距呢？！是不知？還是忽略了？還是故意避而不談，因為談起來不利于您的觀點？
在1949年，中印之間的差距從總的來說：印度的人均GDP是中國的2．3倍；如果從細的方面來說就如下表所列：

80年代末
產品 單 位 中國（1949年） 印度（1946年） 中國（1988年） 印度（1987—1988年度）

鋼 萬噸 15．8 131．4 46．89 10．65
（42．6公斤） （13．3公斤）
水泥 萬噸 66．0 156．7 210．14 37．3
（191．0公斤） （46．6公斤）
棉布 億米 18．9 35．74 187．9 94．0
（17．08米） （11．75米）
糖 萬噸 20．0 90．5
原油 萬噸 44* 13705 3040
（124．6公斤） （38．0公斤）
汽車 千輛 7．9* 16．5** 644．7 291．1
化肥 萬噸 3．9* 1740．2 713．1
（15．82公斤） （8．91公斤）
發電量 億度 43．0 49．35 5452 2019
（495．6度） （252．4度）
鐵路線 萬公里 2．18 5．36 5．28 6．1813

注：1．帶*的數據是1952年的；2．帶**的數據是1950—1951年度的；3．括號內的數據是人均占有量；
4．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奮進的四十年》和《中國工業的發展（1949～1984）》（中國統計出版社，1984年，第25—32頁）；印度政府教育和社會福利部《印度國情報告》第3卷《經濟的結構和活動》，1975年，第486頁和印度政府《印度基本統計資料（1985）》及《1988—1989年度經濟概覽》。

看到了吧！我們偉大的祖國就是在這樣的基礎上發展和建設起來的。從上表可以看到：1949年中國的各項主要工業品總產量除原油外，其余均落后于印度。然而，經過了四十年的發展和建設，中國無論是在總產量上還是人均占有量上均超越了印度。
現在，就以您在該文中所提到的鐵路建設為例子進行說明。您在該文中說：“1980年時，建成通車鐵路里程55321公里（中國），．．．．．．人均鐵路和公路里程為0.5公尺和8公尺，．．．．．．1980年印度鐵路里程為6.13萬公里，．．．．．．人均鐵路和人均公路里程0.9公尺和23公尺，分別是中國的近1倍和4倍”
那么，我們通過與上表數據相比可以看到：在前三十年中國所增加的里程是33521公里，而印度所增加的里程卻只有7700公里。在前三十年里，中國比印度多建設了25821公里的鐵路線，平均每年比她多建了860．7公里；印度的人均占有量之所以比中國要多，不過是其建國前積累的數量比我們多而已。看到這樣的數據您還能說印度比我們強嗎？
在這里我倒要反問一句：“后三十年我們建設的鐵路總里程又是多少呢？”須知前三十年無論是建設環境，還是生產力水平，或者是人力財力物力都是遠不如后三十年的。前三十年能夠做到這樣，您還能對她苛求什么呢？
這也許就是您避而不談建國之初中國與印度之間差距的真正原因吧？！真是好高明的一招“只談結果不談過程呀！”

3、我們都知道：中國與印度建國后所走的道路是不同的，我們走的是社會主義，而印度走的卻是資本主義。建國之初，兩國經濟基礎相比，印度要比中國好得多。然而，經過三十年發展和建設以后，中國的人均GDP從只有印度的43．5%而一舉超越了她。對于這樣的發展，您在該文中給予的評價是：“建國后的三十年里，在全球經濟社會發展的競爭中，我們走了彎路，延誤了時機，可以說，成績為三，問題為七。”那么，我很想知道您又會給印度一個什么評價呢？！是否是“成績為一，問題為九。”呢？！可見，社會主義要比資本主義優越得多。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也只有中國共產黨才是我們社會主義建設最堅強的領導核心！中國的革命是誰也否定不了的！毛澤東也是誰也否定不了的！！！
 

附4：

 某些主流媒體為何宣傳周天勇的謬論？

奚兆永

《經濟參考報》于10月21日刊登中央黨校周天勇的一篇文章，大談所謂分析問題和思考辦法要從傳統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他針對有的學者認為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此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的觀點，反駁說：“從國內各地區的比較看，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他還針對一些專家主張的效率由市場來促進，實現公平主要依靠政府來調節和再分配的觀點，認為“這種看法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于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他還要人們從“公平重一些，效率輕一些”的思維定式中解放出來，主張“不能犧牲效率去追求公平，一個不講求效率的社會，必將沒有公平分配財富的基礎。”

這篇文章的觀點，顯然是他一貫的新自由主義觀點的繼續，是他過去的舊謬論在新形勢下的翻版。對這些觀點，我過去都曾有所批判，本來也可以不加理睬。但是，其貽誤讀者、影響決策之患卻也不可小視，特別是，一些所謂的“主流煤體”見之如獲至寶，爭相宣傳，危害很大，更不可掉以輕心。因此當上海的《報刊文摘》在10月28日摘登該文時我就在該文摘的網頁上寫了評論，略謂：“市場經濟導致兩極分化，這本來是郎如白晝的事實，這位中央黨校的教授卻要出來否定。試問：我國的基尼系數在計劃經濟轉為市場經濟以后是降低了還是大大提高了？幾千萬私營企業主出現后，他們和雇傭勞動者之間的收入差距是縮小了還是擴大了？這幾年大型國有企業高管薪酬上升到天文數字，國家公務員的收入也成倍提高，而廣大企業職工的工資則處于很低的水平，要不要強調公平?要不要進行調整？讓這種極不合理的現象繼續下去，說市場經濟自然就能解決題，這是為廣大群眾講話嗎？”不過，那畢竟只是一個跟帖，雖然也算言了，但是只能擺出主要觀點，還不能拿出具體的事實和數據進行批駁，以致言猶未盡，多少總有點感到遺憾。

前天，11月23日，周天勇又將他的文章加以改頭換面，用《解決公平問題，要擺脫舊的思維定勢》的標題在《北京日報》的《理論周刊》上重新“發表”。看來，主流精英和主流媒體在經濟危機的大背景下經過一段時間的沉寂之后又重新開始了他們對新自由主義觀點的宣傳。這當然不是一個好兆頭。在這種情況下，對周文進行批駁就顯得很有必要了。

周天勇說，“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國內，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省區，如貴州、甘肅等省，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大，基尼系數越高；越是創業活躍和個體民營經濟比重大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越小，基尼系數越低。”

應該說，這個問題不僅是個理論的問題，而且是一個事實的問題。從理論的角度上看，計劃經濟是建立在公有制基礎上的，其目標是要消滅階級、消滅剝削，并且實行按勞分配，人與人之間的收入差距當然不會很大，而且還會進一步縮小，其基尼系數自然也是比較低的。而市場經濟是建立在不同所有制的基礎上的，它允許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存在和發展，允許資本家對于雇傭勞動者的剝削，勞資之間的收入差距當然就會擴大，整個社會的基尼系數當然也會提高。列寧早就說過，“只要還存在著市場經濟，只要還保持著貨幣權力和資本力量，世界上任何法律都無法消滅不平等和剝削。”（《列寧全集》第13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124頁）事實也一再證明了列寧對這一科學論斷。

從事實的角度來看，我們雖然不能從國家統計局得到關于基尼系數的準確數據，但是，還是能夠從網上找到有關數據的。比如根據世界銀行公布的數據顯示，中國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數在改革開放前是0.16，而到2007-2008年已經上升到0.47。究竟是計劃經濟的基尼系數高，還是市場經濟的基尼系數高，這不是一清二楚嗎？哪里是周天勇說的什么“想當然”？

周天勇說什么“在國外，越是國有經濟比重高和人民群眾創業不足的國家和地區，其基尼系數越高，收入分配越不公平；反之，基尼系數越低，收入分配越公平。”在這里，他顯然沒有分清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的區別。其實，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和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恩格斯早就指出，在資本主義制度下，“無論轉化為股份公司，還是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的場合，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而現代國家也只是資產階級社會為了維護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一般外部條件使之不受工人和個別資本家的侵犯而建立的組織。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家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越是剝削更多的公民。工人還是雇傭勞動者，無產者。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629頁）期望資本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來解決兩極分化問題是荒唐的。但是，在社會主義國家，在工人階級成為國家主人的情況下，當然就不同了。蘇聯和中國的實踐都證明，在國有經濟內部根本就不存在資本對于雇傭勞動的剝削，更不會發生所謂兩極分化的情況。

當然，如果社會主義國家的國有經濟也引進了資本關系和它的一些做法，也是會出問題的。比如現在我們的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把國有財產當成了國有企業職工的財產，把本應歸國家所有的利潤大量地截留下來用于提高職工特別是高級管理人員的工資、獎金和福利，并且用一部分財產權作為鼓勵高管的激勵手段等等。這些都是完全違背社會主義的根本原則的。列寧說：“無論直接或間接地把個別工廠或個別行業的工人對他們各自的生產部門的所有權合法化，都是對蘇維埃政權的基本原則的極大歪曲，都是對社會主義原則的徹底背棄……。”（《列寧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二版，第448頁）這個問題所涉及的不僅是一個分配問題，而是一個關系我國的國有企業能否保持它的社會主義性質的根本問題，希望能夠引起中央領導同志的高度重視，并且采取切實的行動來加以解決，而不致留下無窮的后患。

至于周文說的一些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基尼系數比一些發展中國家還低的現象，這完全是由發達國家所操縱的不合理的世界經濟秩序造成的。當今的世界經濟秩序，實際上還是繼承了過去帝國主義國家掠奪和剝削殖民地、半殖民地的舊秩序。帝國主義國家用廉價購買過去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的原料和其它產品，同時又以極高的價格向過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出售他們自己生產的產品，從而獲得了高額的壟斷利潤。應該說，今天的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關系依然是這樣。這樣，他們就有可能從他們所獲得的超額利潤中拿出一部分來收買本國的工人階級，使他們也能夠過上稍微像樣的生活。恩格斯早就注意到了這一現象。他在1858年10月7日寫給馬克思的信里就指出，“英國無產階級實際上日益資產階級化了，因而這一所有民族中最資產階級化的民族，看來想把事情最終導致這樣的地步，即除了資產階級，還要有資產階級化的貴族和資產階級化的無產階級。自然，對一個剝削全世界的民族來說，這在某種程度上是有道理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344-345頁）1885年2月，恩格斯在《1845年和1885年的英國》一文中對這個問題又作了進一步的說明：“當英國工業壟斷還保存著的時候，英國工人階級在某種程度上是分沾這一壟斷地位的利益的。這些利益在工人中間分配得極不均勻；取得絕大部分的是享有特權的少數，但是廣大群眾有時也能沾到一點。”（《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1頁）列寧在上個世紀也談到了這個問題。他說：“戰前有人計算過，英、法、德三個最富有的國家，其他收入不算，僅資本輸出一項，每年就可獲利80-100億法郎。”“很明顯，從這么一大筆錢里，完全可以拿出哪怕是5億法郎來施舍給工人領袖、工人貴族，來進行各種形式的收買。收買就是這個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可以千百種不同的方式：提高大城市中心的文化水平，設立教育機關，為合作社領袖、工聯領袖、議會領袖提供千百個肥缺。哪里有現代的文明的資本主義關系，哪里就是如此。這幾十億超額利潤，就是工人運動中機會主義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美國、英國和法國的機會主義領袖、工人階級的上層分子、工人貴族最頑固，他們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抵抗最頑強。（《列寧全集》第39卷，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220頁）

可以說，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的巨額剝削是它有可能略微減少勞資之間收入差距的一個重要的經濟因素。由于發展中國家不能擺脫發達國家所操縱的不合理的經濟秩序的束縛，這些國家的資本家就必然把這一沉重的負擔再轉嫁給工人，使工人不得不承受這雙重的剝削，而其結果，就必定是整個社會的進一步兩極分化。而這也正是發展中國家基尼系數普遍較高的原因所在。周天勇居然把這一現象說成是市場經濟越發達，分配就越公平的結果，顯然是為發達的資本主義國家進行辯護，是沒有任何說服力的。

周天勇還別有用心地提出了中國各省之間基尼系數的高低與市場經濟的關系問題，說什么“凡是市場經濟發展較為成熟的省區，如浙江、江蘇等地，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小，基尼系數低；市場化程度不高的省區，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就大，基尼系數就高。”但是，他沒有給我們提供任何數據。事實的情況又是怎樣的呢？

   以下是從網上下載的有關中國各省基尼系數排序的情況：

1、 廣東 0.65
2、 福建 0.61
3、 上海 0.57
4、 浙江 0.54
5、 江蘇 0.53
6、 湖南 0.52
7、 海南 0.49
8、 廣西 0.49
9、 新疆 0.49
10、 江西 0.47
11、 山西 0.47
12、 遼寧 0.46
13、 重慶 0.46
14、 四川 0.45
15、 湖北 0.45
16、 內蒙古 0.44
17、 河南 0.44
18、 云南 0.44
19、 北京 0.43
20、 黑龍江 0.41
21、 安徽 0.4
22、 河北 0.38
23、 天津 0.36
24、 山東 0.35
25、 吉林 0.35
26、 貴州 0.34
27、 陜西0.34
28、 甘肅0.33

29、 寧夏0.33
30、 青海 0.3
31、 西藏0.28

32、 香港、澳門及臺灣地區 無相關數據

在上述排序里，市場經濟發達的廣東、福建、上海、浙江、江蘇、湖南六省市“名列前茅”，它們的基尼系數“遙遙領先”；而市場經濟不發達的貴州、陜西、甘肅、寧夏、青海、西藏六省區的排名則明顯地落在末尾，它們的基尼系數在0.28與0.34之間，又何高之有？事實說明，周天勇所“發現”或“總結”的“規律”是毫無根據、毫無道理的，是根本不能成立的。

周天勇說，“一些學者認為，是過分的市場經濟導致了社會分配的不公，因此，解決公平需要加大國家計劃籌集資源的力量，要用計劃的手段對財富進行再分配，進而實現分配的公平。關于計劃與市場，小平同志有過很多重要論斷。解決公平問題，國家調節作用，絲毫不能忽視。但是不能因此就片面強調計劃的調節作用，而忽視市場的基礎性作用。從國際比較看，曾經實行計劃經濟體制的前蘇聯等國家，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不但沒有較多地創造財富，也沒有公平地分配財富。”

其實，事實恰好證明，社會主義的分配原則能夠極大地調動勞動者的生產積極性，能夠以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的速度推動經濟向前發展。蘇聯之所以由歐洲第四位、世界第五位的落后國家在很短的時間里超過許多國家一躍而為歐洲第一位、世界第二位的強國，之所以能夠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發揮那么大的作用和取得那么多重大的勝利，難道和他們在極短的時間里就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無關嗎？說什么“財富向權力階層分配和集中”，究竟是在社會主義時期發生的，還是在所謂改革過程中發生的？俄羅斯現在許多人包括青年人都對斯大林領導時期所取得的成就給以積極的評價，都很懷念那個時期，這難道不能說明問題嗎？

在我國，“要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提法是以胡錦濤我首的黨中央提出來的，它的到了全國人民的熱烈擁護，極大地調動了廣大勞動群眾的積極性，為各項事業的發展提供了精神支持。周天勇作為中央黨校的教授為什么不積極響應反而大唱反調呢？

應該說，即使在資本主義國家，僅僅靠“看不見的手”，僅僅靠市場經濟本身是無法解決貧富差距問題的，即使在資本主義制度下，都不能沒有政府的調節和干預，更何況是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呢？現在，世界上除了新自由主義者以外，很難還能找到什么人會反對國家干預和國家調節的必要。看來，周天勇是一個鐵桿的新自由主義者，是一個決心為新自由主義殉葬的人。

不過，我們看到，周天勇反對國家調節也是有選擇的。他對于政府補貼勞苦大眾很反感，說這樣的補貼“容易使政府不顧生產力發展水平、脫離財力實際去分配財富，而居民越來越依賴于政府來滿足自己的生活需要，忽視了社會自我動力促進公平的積極性。”但是，他對于補貼資本家卻表現出了十足的熱情。在他的博客里，我們一再看到，他主張要為資本家減稅，說什么如果不減稅的話成本就太高了。從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此人雖在中共中央黨校供職，但是他的思想跟工人階級和勞苦大眾隔得很遠很遠，而與資本家的心則靠得很近很近。實際上，他已經成了一個資本家的代言人。

一些人不承認今天社會還存在階級和階級斗爭，不承認人的思想打著階級的烙印，然而與階級有關的東西卻總是具體而微，如影隨形，無時不在，無處不在，你要否定它還真否定不了哩。在周天勇身上是如此，而某些主流媒體的表現又何嘗不是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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