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可尾：評吳敬璉《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一文的謬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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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在《財經》發表了題為《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的文章，我是在新浪財經看到的。吳敬璉在這篇文章中有不少錯誤，在這里與他商榷一下。

　　一，歷史不能幫助經濟學家洗清過錯

　　吳敬璉用這樣一段話切入了話題“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少學者就指出，我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0這一公認警戒線。在那以后，情況并沒有改善，基尼系數近年來進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強調90年代中期學者指出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0是什么意思，總不能認為經濟學家們就對收入分配的惡化沒有責任吧？事實上，當幾千萬下崗工人出現時，我沒有看到包括吳敬璉先生在內的經濟學家們說了些什么。相反，我們看到的是經濟學家們說經濟不講道德，說不要管分配只要管總量說總量上去了一切都會解決，說中國的收入分配沒有問題，等等。

　　近來的事實也說明了經濟學家們的一貫態度。就以吳敬璉先生為例，當網絡民意表達了對收入分配惡化的憂慮并對經濟學家們不顧收入分配的主張進行批評時，吳敬璉先生仿照一位外國學者的話，發表文章指責有人反對改革，他說道：“什么人可能反對改革？一個是既得利益集團，一個是貧困群體。他們可能在反市場體制上結成聯盟。打著彌補市場缺陷的口號，大眾全然沒有意識到自己的命運會就此改變。”一個把“貧困群體”都指責為“反對改革”的吳敬璉，怎么可能會為改善貧困群體的處境而呼吁？在經濟學家們如此的態度面前，中國的收入分配怎么能不惡化？

　　無獨有偶，在吳敬璉先生后來終于承認了收入分配出了問題的同時，還有經濟學家強詞奪理說基尼系數并不說明中國的問題，說考慮收入分配時要把自由考慮進去，更有經濟學家咬定國外理論不放松，斷言中國的收入分配還將惡化幾十年。

　　作為經濟學家，最起碼的要求是實事求是。文過飾非不是經濟學。這一點，愿意與吳敬璉先生共勉。

　　二，吳敬璉的“機會平等”謊言

　　事實證明，吳敬璉仍然堅持著惡化收入分配的主張。這一點從其文章中引用了奧肯的小冊子《平等與效率》的話就可以看得出來。他指出，“奧肯在書中說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結果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機會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前者的確是負相關的，后者卻不是負相關”。如此經濟學，令人愕然。事實上，布魯津期研究所所長柯密特•高登在為奧肯的這本小冊子所作的序中明確指出：“它集中論述的是我們國家的制度與存在的問題，而不是全球性和地方性的問題，…”。我們知道，美國歷來把充分就業作為其經濟政策目標，他們有充分的理由去實現機會平等，因為雄厚的資本為他們提供了這種政策的物質條件。

　　而吳敬璉先生所處的中國，人多，資本相對稀缺。在這種情況下，吳敬璉先生竟然引用與我們國情迥然而異的美國的說法，實在令人不敢恭維。我確實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否有足夠的資本可以給每個人提供“平等的機會”，我只能說，當我們的人均收入達到5000美元時，這或許成為可能，目前還辦不到。這方面的間接證明是，還有下崗工人無法解決就業，勞動力的工資還很低，一個位置有很多人爭搶，甚至大學生就業也十分困難。

　　就是這樣的情況下，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不去針對真實情況想辦法，竟然在空中畫了一個“機會平等”的大餅！經濟學如果淪落到如此地步，不要也罷。

　　我想問經濟學家吳敬璉先生一個問題。我們的經濟學家們是否提出過一種理論和建議，能把“平等機會”提供給那些沒有資產抵押的普通人，讓他們也得到一筆貸款去創業？銀行已經或正在商業化，必須以盈利和安全為目標，因此，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先生可能根本就拿不出一個主意去把貸款的“平等機會”提供給沒有資產的人。拿不出辦法可以原諒，但還要以“機會平等”來強詞奪理，恐怕不是經濟學家應該具有的負責任的態度。

　　三，關于公共產品的不足

　　吳敬璉先生在其文中指出“許多證據表明，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在對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系上機會不平等造成的”。不去追究吳敬璉的“證據”在哪里，只想指出一個令人哭笑不得的事實，那就是經濟學家們確實到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地步。

　　眾所周知，市場化的醫療改革失敗了。這時候，經濟學家們突然就變了口氣，不再強調醫療的提供要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一下子就把醫療變成了公共產品，責任一下就落到了政府頭上。而經濟學家們頓時洗得了清白。吳敬璉先生自己就說要區分醫療服務中哪些是公共產品哪些是準公共產品，哪些是私人產品。我倒是想問，毋寧這樣在事后發些新論，何不在當初醫療改革市場化時說說公道話？既然連醫療產品的屬性都沒有搞清楚，市場化的結果自然是讓一些人看不起病了。這怪誰？

　　吳敬璉在內的經濟學家們把矛頭指向了政府，不厭其煩地說公共產品供應不足是導致收入分配惡化的原因。我不敢說這是個彌天大謊，但我可以肯定它不科學不全面不真實。

　　其實用經濟理論就可以反駁經濟學家們的這種不顧事實的說法。我們知道，收入分配已經惡化。而首當其沖要解決的是處于最不利地位的群體。我想問吳敬璉先生的是，研究過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構成沒有？那些尚未脫貧的群體，他們能有對公共產品的多少需求？不必去引用什么恩格爾系數的數據，常識就可以知道，在收入分配中處于最不利地位的群體，其偏好不過是基本生活資料。因此，吳敬璉用公共產品來說收入分配，依然是不正視現實。

　　解決的方法十分簡單，在生活資料都已經市場化的情況下，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就是給處于收入分配最不利地位的人增加收入，舍此別無他途。任你經濟學家們如何在公共產品上大做文章，也不能掩蓋不講收入分配的經濟學家的責任。

　　四，腐敗和壟斷作為影響收入分配的因素

　　腐敗無疑是惡化收入分配的一個原因，吳敬璉指出，“南開大學的陳宗勝教授提供過一個間接的數據，即不計非法收入，1997年中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是0.42；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為0.49”。從陳宗勝先生研究的結果來看，包括“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在內，基尼系數上升了0.07，其中“官員腐敗”一項，如吳敬璉先生所說，“腐敗的具體數額往往難以直接度量”，但從這0.07的上升來看，不能把“官員腐敗”用來解釋全部收入分配惡化則是肯定的。反腐敗深得民心，必須堅持到底直至基本消除腐敗現象。但是作為經濟學家，恐怕不宜局限在腐敗上做文章，還要兼顧導致收入分配的其他因素。

　　吳敬璉先生舉的另一因素是壟斷。可是我注意到，吳敬璉先生并沒有給出任何足以說明問題的依據，他只是很空泛地說，“另一個使得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壟斷部門或壟斷企業利用自己對市場或公共資源的壟斷權力取得高額收入”，從而導致了收入分配的惡化。我想問吳敬璉的有四個問題：

　　1，如何解釋電價不隨煤價上漲和石油部門煉得越多虧損越多這種奇怪的壟斷現象？

　　2，前不久，隨著經濟學家們反壟斷的呼聲響起，網上就很配合地流傳出“抄表工人年薪十萬”的說法，后來被證實為謠言。另外，建行郭樹清關于工資的講話也被歪曲。而到目前為止，我們看不到究竟壟斷部門的工人的工資有多高的報道，倒是一些在壟斷部門工作的人有一些零亂的介紹，說工資也就和一般部門差不多。按我的估計，中國的勞動力市場既然已經形成，工資主要由勞動力的供求決定，壟斷部門普通工人的工資就高不到哪里去。不知吳敬璉先生可否提供些翔實的資料，證明壟斷部門工人的工資確實是太高了？

　　3，或許壟斷部門的收入都跑到了管理層手上？我不知道吳敬璉先生是否可以給我們一些證據來說明。但我想先問問吳敬璉先生，如果壟斷部門的管理層的收入和競爭部門的管理層的收入相當，就沒有理由單說壟斷導致了收入分配惡化。因為，壟斷部門的管理人員只是全社會管理人員中很小很小一部分。因此，在壟斷部門管理人員收入和競爭部門管理人員收入相當的情況下，不能把收入分配的問題歸咎于壟斷。這只是邏輯，我并沒有資料為壟斷部門的管理層辯護，希望吳敬璉先生以后拿出事實，證明確實壟斷部門管理層的收入過高導致了收入分配惡化。如果吳敬璉先生拿不出數據來，對壟斷就最好有個求實的態度，批評壟斷導致效率低下可以，但不必太牽強地把壟斷往收入分配方面硬扯，那樣容易讓人想到別有用心。

　　4，其實依我看來，中國的壟斷和國外的還不一樣，至少中國的壟斷部門甚至沒有定價權。而壟斷部門多為國有，其收入或支出和政府密切相關。而壟斷部門的收入歸到政府手中后，究竟流向何方，還是一個問題，它有可能也有理由通過轉移支付流向了百姓和公共產品。因此，如果不能交代清楚壟斷部門的工人工資和管理層的工資過高，就不宜像吳敬璉先生這樣太過牽強地說事。

　　五，效率優先還是平等平等優先？

　　吳敬璉先生在文章中不吝篇幅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法的歷史大加維護，無可非議。但吳敬璉先生回避了目前說得較多的“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提法，對此沒有作一個明確的表態。但我認為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說幾句供態度不明朗的吳敬璉先生參考。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提出來時，中國的經濟還保持著計劃體制下的效率偏低的弊病，同時，收入分配處于十分平均的狀況，因此當時這個方針是正確的。現在的情況不一樣，現在市場已經在資源配置方面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而收入分配則超越了國際警戒線，與此同時，我們的人均收入水平還只不過1700美元。這時候，任何對公平的忽視將破壞社會的穩定和諧，在方針上作調整是必要的。因此，個人認為，目前應該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在這里，要和吳敬璉先生說說什么是效率。帕累托最優境界是效率的體現，沒有任何人受損，每個人都實現了效用最大化和利潤最大化。很理想，是不是？可是請吳敬璉先生千萬別忘了，這只是在既定預算約束下的最優化！在既定的預算約束下，這所謂的效率意味著經濟學家只管效率的主張很可怕，其實質是有些人的效用最大化就是買不起房看不起病上不起學。很不幸，從吳敬璉先生的一貫作為來看，他是堅持這種效率主張的，以致享有“吳市場”的美譽。

　　在收入分配已經惡化的情況下，吳敬璉先生想必知道，一個農民工每餐可能只花兩元錢啃兩個饅頭，這是他在他每月幾百元工資的預算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而同時有人一餐吃去數萬元，這也是他在他上千萬資產的約束下的效用最大化，而賣饅頭的小販和豪華餐廳的老板則實現了利潤最大化，這是帕累托最優。問題是，現在的內需要不足了，外貿依存度過高，又該如何呢？此時從長遠發展來看，如果繼續讓效率優先，恐怕內需將繼續不振，只能為外國人廉價打工維持經濟的運行，一旦國際經濟有什么風吹草動，恐怕中國經濟和社會不堪承受。因此，迷信西方的效率說法，實際是最大的沒效率。而改善收入分配，增加內需，減小外貿依存度，實現社會的和諧，才足以保證中國的長治久安。從長遠看，這是最大的效率。

　　六，總結

　　說了這么多，為吳敬璉先生把本文總結一下。

　　1，經濟學家要實事求是，為自己忽略收入分配的錯誤負責。

　　2，在目前收入分配已經惡化到必須改善的情況下，經濟學家不應該用“機會平等”的謊言欺騙人。

　　3，公共產品不足不能掩飾低收入者收入過低的事實。

　　4，不宜輕率地用收入分配作為反壟斷的理由。

　　5，當前適宜的提法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總的來說，收入分配問題的癥結在于，中國的經濟學家一頭扎進了西方經濟學關于效率的迷宮而不知進退，從而導致了收入分配不公的嚴重后果。目前必須堅決批判經濟學家們關于收入分配的種種謬論，以改善我們的收入分配，實現社會和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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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吳敬璉的《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

　　目前，中國的收入差距已經擴大到了相當嚴重的程度。
　　早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不少學者就指出，我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40這一公認警戒線。在那以后，情況并沒有改善，基尼系數近年來進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
　　近來，有些人把收入差距的這種不正常的擴大，歸因于以建立市場經濟為目標的改革和中國領導80年代提出的“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方針。他們說，市場化改革過分強調效率，導致貧富差別擴大和平等的受損；他們的具體主張，則是限制企業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
　　我認為，上述分析是缺乏根據的，據此提出的對策更存在方向性的問題。
　　“效率優先，兼顧公平”，是針對計劃經濟時代占有統治地位、上世紀80年代仍舊有廣泛影響的平均主義思想提出的。當時，平均主義不但在國有企業中造成消極影響，而且對農民和民營企業創業致富構成了嚴重的思想障礙。旗幟鮮明地提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對于撥亂反正起了十分積極的作用。
　　認為“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分配方針導致貧富懸殊的人們的邏輯，是把公平和效率對立起來，宣稱平等和效率在任何情況下都存在負相關關系。
　　平等和效率間存在負相關關系的理論，最先是由美國經濟學家奧肯在《平等與效率——一個巨大的權衡》一書中提出的。然而奧肯在書中說得很清楚，他所考察的，是結果平等與效率之間的關系，而不是機會平等與效率的關系；前者的確是負相關的，后者卻不是負相關。機會平等使有才能的人有動力、有可能充分發揮他們的聰明才智，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而機會不平等會抑制人們才能的發揮，因而對社會效率的提高產生負面影響。
　　因此，我們一定要分清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平等，不能把它們混為一談。
　　那么，在當前的中國，過大的收入差距有多少是來自機會的不平等，又有多少是來自在機會平等前提下由各人的能力不同、貢獻不同所造成的結果不平等呢？許多證據表明，目前過大的收入差距，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人們在對公共財富和公共產品的關系上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大眾所切齒痛恨的，也正是這種由機會不平等造成的貧富分化。而腐敗和壟斷，就是機會不平等的主要表現。
　　腐敗的具體數額往往難以直接度量。南開大學的陳宗勝教授提供過一個間接的數據，即不計非法收入，1997年中國居民收入的整體基尼系數是0.42；計入偷稅漏稅、官員腐敗和其他非法收入后，上升為0.49——二者之差為0.07。0.07看似不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但很可能正是“壓垮駱駝的最后一根稻草”。
　　另據一些經濟學家估算，上世紀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全國租金總額占國民收入的比率達30%左右。雖然1992年以后，商品價格放開導致一部分租金消失，但信貸資源的配置仍然不同程度地受到各級政府的影響；規模極大的土地批租權力掌握在各級政府官員手中；而且，行政部門對企業微觀經濟活動的控制在世紀之交再度加強。所有這一切，造成了幾乎無處不在的尋租活動的溫床。因此，腐敗活動猖獗的形勢也就不可能得到扭轉。
　　另一個使得收入差距擴大的重要因素，是某些壟斷部門或壟斷企業利用自己對市場或公共資源的壟斷權力取得高額收入。20世紀90年代后期之前，中國各級政府曾在大約30個產業分別設置了程度不等的進入限制，部分企業由此獲得了大量壟斷性暴利。雖然近十年來，中央政府一再重申大部分產業和市場領域要對私有企業開放，但實際進展并不順利。與此同時，某些企業擁有很大的市場權力，而當局的反壟斷執法不力，甚至沒有采取任何應對措施。以上種種，都造成了收入差距的擴大。
　　在這樣明顯的事實面前，把我國收入差別的嚴重擴大歸因于市場化改革，顯然是做錯了診斷。至于不是把縮小收入差別的文章做在鏟除腐敗、消除壟斷上，而是做在限制合法收入上；不是把矛頭對準貪官污吏、“紅頂商人”等腐敗分子，而是對準企業家、經理人員及其他專業人員，則完全是開錯了藥方。
　　當然，機會平等條件下的結果不平等問題也應當認真對待。我認為，在這方面馬上可以做的，一是建立包括農民在內的全民最低收入保障；二是歸還國家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這都是目前國家財力完全能做到的。“非不能也，是不為也。”因此，我再次呼吁盡快把這兩件事情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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