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本論》解析了當今美國金融危機和世界經濟危機
　　——兼簡析中國的經濟危機

　　劉日新

　　馬克思的《資本論》是“工人階級的圣經”，這是恩格斯表述的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歐洲工人階級的心里話。恩格斯在《資本論》的英文版序言中說：“在（歐洲）大陸《資本論》常常被稱為‘工人階級的圣經’。本書所作的結論，日益成為偉大的工人階級運動的基本原則，不僅在德國和瑞士是這樣，而且在法國、荷蘭、比利時、美國，甚至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也是這樣；無論什么地方，工人階級都越來越把這些結論當作是自己的狀況和自己的愿望的最適切的表述。”（《資本論》第一卷第36頁，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文字略有改動，因參考了其他版本。）　　

　　我開始學《資本論》，那是1950年初的事。中國人民大學開學典禮后，開了三門馬列主義大課（當時沒有大教室，幾百人坐馬扎在操場聽課）：哲學，由艾思奇講授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政治經濟學，由宋濤講授《資本論》；科學社會主義，由何干之講授中國革命史。我于1957年人大副博士研究生畢業后分配到國家計委工作，切身體會到我們的計劃工作，就是要運用政治經濟學的一些基本原理來處理一些實際問題。學然后知不足。經常帶著工作中的問題翻閱《資本論》，最早翻的是195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郭大力、王亞南的譯本，以后翻的是1963、1975年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共中央馬恩列斯編譯局的譯本。再不懂，就到圖書館去查俄文版、英文版《資本論》，迄今在我的書上還留下一些痕跡。有的還向《反杜林論》的譯者老經濟學家吳亮平請教，請他到北京圖書館查找德文、意大利文本《資本論》，幫我搞清楚問題。但應當承認，《資本論》雖然通讀過，有的重點篇章也反復閱讀過，但不能說我對《資本論》都讀懂了。因此本文大題大作，寫作起來仍感到有些問題怕說不準說不透，且拋磚引玉，請讀者指正。　　

　　一、 落后的亞洲和先進的歐洲　　

　　列寧曾寫過一篇文章，叫《落后的歐洲和先進的亞洲》，那是就二十世紀初期革命運動的形勢而言。當時中國的民主運動洶涌澎湃，數萬萬人民正在覺醒，努力追求光明和自由。而歐洲卻站在反動勢力一邊，在經濟上借款援助和在外交上大力支持中國的反動軍閥、賣國賊、野心家袁世凱。所以，列寧作了如此辛辣的對比。　　

　　現在本文與列寧相反的這個提法：“落后的亞洲和先進的歐洲”，也如列寧當年在他的文章開頭說的，“似乎是不合情理的”。但我是就歐洲《資本論》熱，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人馬克思重新回到了歐洲大眾的記憶中；而亞洲主要是中國，則情況恰好相反，就此兩相對照而言，因之提法是完全符合實際的。下面先看看歐洲的先進性表現在哪里，再看亞洲主要是中國，看他的落后性表現在哪里。　　

　　由美國華爾街的金融危機導致世界經濟危機，引發目前歐洲的《資本論》熱，首先表現在此書的銷量激增，讀者廣泛。英國《泰晤士報》說，金融危機使西方人突然重視馬克思的《資本論》了。在德國，隨著損失慘重的商界人士努力尋找造成這場金融危機的根源，使德文版《資本論》開始熱銷。迄今尚未從媒體上見到銷量的全面統計數字。據報導，在歐洲售賣馬克思著作最火的，要數地處歐洲金融中心的德國法蘭克福的“卡爾·馬克思書店”。這家書店與柏林、漢堡幾家出版社聯合在去年頭十個月共賣出1000套《資本論》，是1990年的100倍。最近他們重新編輯了100多分冊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雖然售價超過300歐元，但訂數直線上升。這家書店雖小，卻是全世界有關馬克思書籍最多的書店之一。這里既有大部頭的《資本論》、《馬克思恩格斯全集》，也有《馬克思傳》、《馬克思家信》等幾千種馬克思書籍。還有錄成CD的《馬克思選集》。書店老板說，現在“馬克思又成為時尚了”，“比30年前的馬克思熱還猛”。現在最受歡迎的是《資本論》第一卷，銷量比上年多5倍以上。《資本論》成為去年圣誕節的最佳禮品。書店里也有不少有關中國的書籍，如《毛澤東選集》，《中國社會主義》。在原東德地區，去年頭十個月銷售了《資本論》1500本，是前年銷量的3倍。英國媒體看到《資本論》的巨大銷量，開玩笑說，如果馬克思還在世的話，《資本論》的巨額版稅收入會讓他輕松進入福布斯富豪榜。　　

　　《資本論》讀者廣泛，最多的是年輕學者。有大學生說，這次金融危機的爆發，告訴他們新自由主義的幸福諾言并沒有兌現，現在需要從《資本論》求解。購買和閱讀《資本論》的，還包括許多政要和企業家。如被金融危機搞得焦頭爛額的德國財長施泰因布呂克，帶著30位企業總裁來馬克思書店買《資本論》。法蘭克福作為歐洲金融中心有20萬銀行高管和經理，他們中不少人也到書店來買馬克思著作。一些銀行家和公司經理開始仔細閱讀《資本論》了，他們試圖從中弄懂自己多年來的所作所為的真實意義。有一個名叫諾曼的銀行家買了9本書，他說實話，他們以前總認為馬克思已經過時，甚至是“洪水猛獸”，但這次金融危機讓他也崇拜起馬克思來了。閱讀《資本論》的還有法國總統薩科齊，他對記者說：“在通常情況下，大家都承認馬克思理論的相當一部分是不錯的。”英國坎特伯里大主教也給予馬克思以正面評價，撰文指出：“馬克思在很早以前就觀察到了不受約束的資本主義如何變成一種神話。在這一點上他是正確的。”連羅馬教皇也對主張無神論的馬克思說了些好話，贊揚馬克思有“絕佳的分析技巧。”　　

　　其次，金融危機引起的《資本論》熱，在歐洲人的心中暴露出資本主義制度危機和意識形態危機。美國爆發金融危機，進而轉化為世界經濟危機，“資本主義向何處去？”在大洋彼岸的火光逐漸暗淡后，歐洲上空回蕩著這樣的問題。現在，“馬克思又回來了。”包括馬克思的形象和思想都回來了。去年10月，一座寬　14米　，高　3米　，重達33噸的巨型馬克思塑像，原來被西德右翼指責為“體現東德的國家宣傳主義”而流離失所，現在重新回到了萊比錫大學的校園。德國的《法蘭克福評論》去年10月下旬，在頭版破天荒地整版刊出紅底色的馬克思頭像，醒目的標題是“資本主義破產了嗎？” 馬克思家鄉特里爾的觀光客近來也急劇增加。　　

　　在法國，去年巴黎世界汽車展的場地外，人們高舉“資本主義已到盡頭”的標語游行。在德國，聯邦總理府門前為數不多的柏林市民，打著這樣的抗議每天至少有四起。在英國，倫敦一個被裁員的銀行職員舉著“同資本主義比起來，地獄并不算什么”的標語牌游行。她存在冰島銀行的錢取不出來，到就業中心找工作也一再失望而歸。她說在大學是學金融的，現在不相信唐寧街10號（英國首相府）和英格蘭銀行（英國中央銀行）決策者們說的市場會在兩三年內好轉的鬼話。這是一場幾輩人都難以碰到的金融風暴，我的生活就因為這個所謂最完美的、能夠自我調節的自由市場主義給葬送了。　　

　　一向認為“馬克思已經過時了”的德國《圖片報》，在“馬克思真的說對了”的標題下，大批特批資本家的貪婪。英、法等歐洲國家的學者明確表示，人們在重新追憶馬克思，認為只有他才對資本主義社會有透徹的看法。英國學者對媒體說，學術界也在研究“資本主義是否走到了盡頭”的問題。法國一家電視臺組織一個系列專題，題目是“世界資本主義面對責難”，提出“世界資本主義是不是走到了頭”的問題。法國政界、學術界一些知名人士參加了討論，認為資本主義開始衰落的人不在少數。去年德國一次民意調查，52%的原東德人認為自由市場經濟是“不合適的”。當年科爾總理許諾的“欣欣向榮的圖景”并沒有實現，多數地區面臨的是人口減少和高失業率的慘淡局面。原東德43%的人表示寧愿選擇社會主義，也不愿選擇資本主義。目前德國大學本科的課程中，沒有馬克思《資本論》的位置，不來梅大學的教授說，不排除馬克思的學說將來完全有可能成為大學的正規課程。據稱，有電影導演計劃將《資本論》拍成電影。　　

　　4月2日　，G20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二次金融峰會在倫敦舉行。據路透社報導，英國、法國、德國、美國都有數萬人游行，喊著“搗毀銀行”，“吊死銀行家”的口號，打著“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資本主義不作用了”，“另一個世界能夠做到”)的標語。這實際上是造資本主義制度的反！ 　　

　　對比歐洲的《資本論》熱，馬克思回歸，我們亞洲主要是社會主義的中國，情況如何呢？　　

　　中國本來就是先進的，因為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指導我們思想的理論基礎是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我們一直堅持這個傳統。早在延安時代，黨確定以馬克思列寧主義和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作為自己的指導思想，這些標志著它的先進性。長征以后黨中央定居延安，環境比較安定，毛主席號召全黨學馬列，學歷史，調查研究，了解實際情況，提高革命的本領。他自己博覽群書，博古通今，也帶頭讀《資本論》。當時在延安被國民黨封鎖的條件下有一部《資本論》，是很不容易的。有書大家讀，后來毛主席把他那部《資本論》贈送給陜北公學了，現保存在中國人民大學（陜北公學是其前身）圖書館。毛主席在延安寫作的《矛盾論》里，還引用過列寧關于《資本論》的敘述和研究方法的話：“馬克思在《資本論》中，首先分析的是資產階級社會（商品社會）里最簡單的、最普通的、最常見的、最平常的、碰到億萬次的關系—商品交換。這一分析在這個最簡單的現象之中（資產階級社會的這個‘細胞’之中）暴露了現代社會的一切矛盾（以及一切矛盾的胚牙）。往后的敘述又向我們表明了這些矛盾和這個社會各個部分總和的自始至終的發展（增長與運動兩者）。”正因為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重視學習馬列主義的理論，大大提高了黨的戰斗力，使革命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　　

　　全國解放后，馬列主義更得到了大普及。中共中央成立了馬恩列斯著作編譯局，大量翻譯他們的全集、選集、專著和文章，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新華書店在全國發行。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也廣為傳播，《毛澤東選集》四卷、《毛澤東著作選讀》甲乙兩種版本也陸續出版。在干部中，中央幾次規定了《干部必讀》的十幾本、幾十本馬列著作，包括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內。在各高等院校也大多開設了馬克思主義三個組成部份的課程，我在本文開頭講的中國人民大學是最早的一個范例。當時的學術空氣很濃，書報雜志有的專門討論馬列主義理論問題，有的用理論分析研究當前的實際問題，有的批判過去和現實的資產階級學術思想。在群眾中，解放初普遍學習《社會發展簡史》（解放社收集的蘇聯學者寫的通俗讀物編輯而成），從“猴子變人”講起，介紹了人類五種社會經濟型態，其中資本主義社會，簡介了《資本論》的主要觀點。此書是《干部必讀》的課本之一，結合當時究竟是勞動群眾還是地主資本家“誰養活誰”的討論，對普及馬列主義基本知識，提高大家的覺悟起了很好的作用。　　

　　總之，建國以后的前三十年，社會主義新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是先進的，出版的馬列主義書籍最多，學習馬列主義的人數也最多，全黨和全國人民的思想覺悟也空前提高。這樣，使我們的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了輝煌的成就。　　

　　毛主席逝世后，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推行的政治思想路線變了，中國在意識形態領域內發生了巨變。對內執行修正主義路線，對外投降帝國主義。美國壟斷資產階級的智囊人物布熱津斯基，在大洋彼岸喊話：中國改革要成功，一要淡化意識形態（實際上是取消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二要是非公有制（即實行私有化）。這實際上是從經濟基礎到上層建筑，徹底改變社會主義中國的面貌。我們的改革開放，基本上是跟著美國人的指揮棒轉的。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后，西方資產階級學者應我們官方的邀請，來華大肆傳播資產階級思想、特別是新自由主義。如趙紫陽總理親自接待了美國新自由主義者弗里德曼，此人鼓吹“私有化的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的唯一出路。”國內那些西化派、自由化分子與西方新自由主義者沆瀣一氣。在官方的縱容和支持下，經過幾度非毛化、非馬列化的惡浪之后，用學者的話說，“馬列主義被邊緣化”；用通俗話說，馬列主義靠邊站，資本主義思想、西方經濟學竊據了主體地位。于是假馬克思主義、修正主義橫行無忌，他們的的著作充斥書刊媒體。而堅持馬列主義的學者則被剝奪了話語權，即使寫出了文章書稿，也無處發表，真是“黃鐘毀棄，瓦釜雷鳴。”　　

　　在當前金融危機條件下，歐洲興起《資本論》熱，“馬克思又回來了”；而在中國，馬克思卻靠邊站了，《資本論》無人問津。這不是先進與落后，形成鮮明的對比嗎？中國人民大學的　宋濤老　教授，針對那位公開講不要讀《資本論》等馬列主義大本本的領導人，敢冒風險，公開罵街。他雖然年過九秩高齡，仍在寫文章，認為馬克思的《資本論》和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沒有過時，并用來分析國內外的現實經濟問題。但這在當前的形勢下，不過是“高天滾滾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氣吹”吧了。　　

　　我撰寫《新中國經濟建設簡史》（中央文獻出版社2006年出版）時，在“一五”計劃一章論述計劃經濟的理論來源時，引證了馬克思《資本論》的話。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在審查時，竟然批評是“抱著一百多年前的話不放”，似乎犯了不可饒恕的錯誤。這不是表明他們認為馬克思主義過時了嗎？　　

　　去年爆發的這場金融危機，使歐洲人叫苦不迭，把資本主義比作地獄；而我國的《人民日報》卻刊登文章，宣揚“市場經濟的歷史功績”，為資本主義評功擺好。我們的中央電視臺請華爾街的高管宣講，說金融市場很快就會好轉；而歐洲被裁減的受過金融專業教育的銀行職員，針對類似的言論說，才不要相信那些鬼話！我們的大學已多年取消了馬列主義、《資本論》課程。德國的大學目前本科課程也沒有馬克思《資本論》的位置，但經過這場金融危機，許多大學里的本科生在自發地研讀《資本論》第一卷。　　

　　在英國，十年前馬克思被評為“千年第一思想家”，五年前又被評為“最偉大哲學家”。馬克思寫作《資本論》，主要是在英國完成的。在金融危機的今天，在資本主義歷史最悠久的英國，在資本主義發展充分的歐洲，這位資本主義的批判者卻獲得精神和思想上的極高認可。上個月，我們的溫家寶總理出訪歐洲四國，數次提到亞當·斯密。在英國，對《金融時報》記者既講了亞當·斯密《國富論》中的“看不見的手”，又講了他的《道德情操論》中的“道德之手”。而對在英國名垂青史的馬克思和他的正在發“熱”的巨著《資本論》，則只字不提，這不是偶然的。去年他對中外記者就公開說過，“祖宗不足法”嘛！英國首相布朗面對這位飽學之士的客人，笑了笑說：“溫總理比亞當·斯密還了不起！”不知道我們國內的讀者和群眾看了這些話以后，會作何感想？　　

　　二、《資本論》拆穿了金融危機的根源　

　　我們的主流媒體一個勁兒地宣傳華爾街的觀點，金融危機的爆發是由于金融資本家太貪婪，對他們監管不嚴。顯然，這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現在歐洲國家的人們都在閱讀《資本論》，想從中找出金融危機的根源。   　　

　　所謂金融，就是貨幣資金的融通。我認為，金融危機的爆發，主要是由于違背了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揭示的貨幣流通規律。《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篇商品和貨幣，從商品生產講到商品交換。第一章商品，馬克思說這里“分析商品的部分，是最難理解的。”萬事開頭難，必須使用抽象分析的方法才好理解。本章頭一句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統治下的社會財富，表現為‘一個驚人龐大的商品堆積。’”商品具有兩重性：使用價值和價值，這是由勞動的兩重性：具備勞動和抽象勞動決定的。商品的實現，要經過交換（買賣），即馬克思說的“商品的驚險的跳躍”，商品的所有者才能獲得價值，商品的購買者才能獲得使用價值。最初的交換形式是物物交換，一物換一物，是簡單的價值形式。中國是文明古國，《易經》記載了原始社會末期這種簡單的物物交換現象：“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易·系辭 下》）　　

　　隨著第一次社會大分工的產生，游牧部落從原始部落中分離出來，參加交換的有一系列商品。這就是擴大的價值形式。此時，牲畜或者食鹽，起著一般等價物的作用。隨著生產力的發展，第二次社會大分工的產生，手工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商品生產發展了，市場擴大了，這就要求固定一種商品作為一般等價物，于是產生了貨幣的價值形式。隨著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的發展，貨幣這個一般等價物，就具有五種職能：1、價值尺度，2、流通手段，3、貯藏手段，4、支付手段，5、世界貨幣。《資本論》總結前人的經驗，強調指出，執行世界貨幣的職能，“始終需要實在的貨幣商品，真實的金和銀。”（《資本論》第一卷第165頁）　　

　　以上分析表明，商品流通是貨幣流通的的基礎，貨幣流通是由商品流通引起的。貨幣流通有它自身的規律。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有關章節里，一再論及貨幣流通的規律，指出：流通中所需要的貨幣量，與商品價格總額成正比，與貨幣流通速度成反比。商品價格總額是每種商品的數量同價格的乘積。以上這些話，馬克思用公式表示如下：　　

　　“商品價格總額/同名貨幣的流通次數=執行流通手段職能的貨幣量。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資本論》第一卷第139頁》　　

　　貨幣流通的這個規律，不是馬克思個人的發明，是他概括前人思想的結果，包括威廉·配弟的論述，和亞當·斯密偶爾說出的正確看法。這個規律是貨幣流通最基本的規律，適用于任何一種商品經濟，所以馬克思說這個規律是普遍適用的。　　

　　在《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后43年，即1910年，歐文·費雪創立了“貨幣數量論”，其計算公式是：     MV= PQ   　　

　　也可表示為     M = PQ/V　　

　　式中M代表流通中的貨幣量，V代表貨幣流通速度，P代表物價水平，Q代表商品交換的數量。上式實際上是將馬克思的貨幣流通規律加以公式化。西方經濟學將這個公式就時間加以對數微分，用文字表述，就可得出：　　

　　貨幣數量增長率+貨幣流通速度增長率=物價上漲率+商品供應增長率　　

　　經過移項，也可表述為：　　

　　貨幣數量增長率=商品供應增長率+物價上漲率-貨幣流通速度增長率　　

　　在經濟走上軌道的資本主義國家，貨幣流通速度和物價上漲速度比較穩定，可視為常數。這樣，流通中所需的貨幣量，隨著商品交換數量的增長而增長。　　

　　這樣，就可進行具體計算，對一個國家安排貨幣流通的數量有重要意義。　　

　　下面且看美國金融危機的爆發，是怎樣違反貨幣流通規律的。美國的金融危機是從“次貸”危機引起的。為了挽救金融危機，實行“救市”，也是向流通領域投入大量美元，違背了貨幣流通的規律，因而是錯誤的。這樣做只會火上加油，事與愿違。　　

　　所謂“次貸”，是美國住房貸款的一種形式。住房是一種價格不菲的商品，一個職工一般需要積攢二三十年才能買得起房子。銀行的住房貸款按理只應貸給那些收入穩定可靠，信用等級高的客戶，這在美國叫“優質貸款”。那些與此相反的客戶，收入少，債務重，信用差，銀行也給予貸款，叫“次級貸款”，簡稱“次貸”，是美國“住房按揭貸款”的一個術語。在房市火爆的時候，“次貸”曾達到１.３萬億美元的規模。當時許多金融機構為了追求繁榮的住房市場，爭奪客戶，紛紛降低次貸門檻，以致大量沒有固定收入的人也貸款買房。眾多銀行并以金融創新的名義，開發了越來越多的住房抵押貸款相關的資產支持證券和金融衍生品。這些新花樣品種繁多，據說連華爾街的高管也沒有一個人能說得清楚。這樣，在美國房產交易市場上，開發商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蓋的住房越來越多。而購房者所需支付的貨幣靠銀行貸款。銀行的貸款是所謂資產支持證券和金融衍生品，實際上是沒有實實在在的真正有購買力的作為支付手段的貨幣，是買空賣空。在住房這宗商品的交易上，在賣方，對商品總額是大體可以估算出來的；在買方，對作為購買力的貨幣美元，特別是那些經過金融創新，幾經包裝，花樣翻新的金融衍生品是無法估量的，是一些金融泡沫。因此，這種虛擬資本大大脫離實體資本，形成虛假的繁榮。所以，不能被這種虛假的繁榮所迷惑。　　

　　因為美元這種貨幣，在美國房產交易市場上執行支付手段的職能；但它同時在美國國內外市場上執行五種職能，特別是在世界市場上還執行貯藏手段和世界貨幣的職能。當今世界交通發達，經濟全球化，國際上的貨物貿易和服務貿易規模巨大，國與國之間的結算一般都用美元結算。美國的中央銀行聯邦儲備委員會，無法知道使用美元的國家內部和各個國家之間的貿易規模的變動情況，以及世界各國政府和個人把美元當作貯藏手段的有多少。據統計，目前美元只有1/3在美國國內流通，2/3在世界各地流通。前面說過，商品流通是貨幣流通的基礎。美聯儲既然對世界商品流通規模的變動的掌握無能為力，于是美元就盲目發行。特別是二戰后的布雷頓森林系廢棄以后，美國的貨幣拋棄了金本位，美元貶值一瀉千里。原來35美元兌換　1盎司　黃金，現在需要近九百美元才能購買　1盎司　黃金。美聯儲為了需要，開動印鈔機，以滿足國內房產交易市場及其他方面的需要，和世界市場的需要。美聯儲在過去幾十年，美國經濟表面繁榮時是這樣做的；現在金融危機爆發，為了救市，美國前總統布什和新總統奧巴馬也是這樣做的。在向金融市場投入了幾千億美元之后，如石投大海，情況沒有好轉，可見其病情之深。而且如此投入，不但無益，還后患無窮，為以后的通貨膨脹很可能是惡性通貨膨脹積累能量。總之，美元貨幣的供給與需求嚴重失衡，美國的金融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既然已病入膏肓，要想很快治愈也就不那么容易的了。　　

　　三、世界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基本　　

　　矛盾爆發的結果　　

　　當前美國的金融危機已轉化為經濟危機，波及世界各國，變成類似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代的世界性經濟危機。但是，首先我們中國，以后世界各國也一樣，都只說是金融危機，而不說是經濟危機。有人說這是診錯了病。我認為，實際上這是想把大事化小，以減輕問題的嚴重性，欺騙群眾。中國如果承認美國爆發了經濟危機，我們的資本主義改革學習的榜樣并不那么好，我們的官方豈不是領錯了路嗎？那還了得，不歪曲事實真相，怎么行呢？　　

　　有人說，美國金融危機爆發的原因，是由于資本家太貪婪。可事實上，資本家哪有不貪婪的？馬克思在《資本論》指出：“資本是死勞動，它像吸血鬼一樣，只有吮吸活勞動才有生命，吮吸的活勞動越多，它的生命就越旺盛。” 吸血鬼的本性決定，為了利潤，就膽大妄為。馬克思引用前人的話說：“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資本論》第一卷第829頁）因此，資本家的貪婪解釋不了自1825年以來周期性地爆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包括這次金融危機引發的由美國經濟危機轉為世界性經濟危機的原因。　　

　　有人說，美國這次金融危機爆發，是由于對華爾街金融資本家監管不嚴。這是似是而非的理由。前兩年，美國安然公司和世通公司爆發出會計造假賬的丑聞。這次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暴露出執行財務審計的安達信、畢馬威等老牌會計事務所，居然是造假的幫手。華爾街的頂級投資銀行，無論是著名的美林公司，還是花旗銀行下面的所羅門美邦，都是濫用投資者的信用，虛報盈利造假，以謀取高管的巨額收入。這些事實表明，靠資本家監管資本家，是不行的。舉個例子。包爾森是華爾街的金融投機分子，他所管理的對沖基金，因在次貸的相關金融衍生品市場上買空賣空而大發其財。據說其個人年收入2007年達37億美元，2008年又達5億美元。這樣的投機分子不僅沒有被監管受到法律的懲罰，反而得到法律的保護，并且還榮升美國的財政部長。靠政府監管，又會如何呢？眾所周知，資產階級的政府，是資產階級的總代表，它也不可能認真監管資本家的。　　

　　剛下臺不久的這個美國財政部長包爾森說，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因為這些國家的儲蓄太多。必須指出，中國儲蓄增多和美國的超前消費，沒有因果關系。中國的外匯儲備在本世紀初只有2000多億美元，到2003年以后才每年增加兩千至五千億美元。這也是美國等西方發達國家迫使中國造成這種局面的。中國的外貿由于這些國家限制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到中國，致使中國出現大量貿易順差，從而使近幾年外匯儲備迅速增多。而美國大量（超前）消費，卻是歷來如此。上個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美國的個人儲蓄率曾降低至零，1933年甚至降為-1.5%。現在美國的個人儲蓄率也極低，1999年只有2%左右，目前據說也已降至零。美國的這種情況完全是咎由自取。多年來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實行不斷降息的貨幣政策，美國政府實行赤字財政政策，加上實行歧視的外貿政策，使個人消費激增和公共開支擴大，導致居民個人和政府儲蓄率不斷降價，貿易逆差大幅上升。因此，包爾森胡說美國金融危機的根源在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被國際輿論批評不負責任，極其荒謬。中國人積蓄的傳統不但不是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反而在危機考驗面前更顯得彌足珍貴。　　

　　美國這次金融經濟危機的爆發，根本原因是資本主義基本矛盾，即生產的社會性和生產成果的資本主義占有形式之間的矛盾。在資本主義剝削制度下，由于剩余價值規律的作用，一方面，資本家為了追求最大的利潤，拚命擴張生產能力；另一方面，盡量壓低工資，相對縮小有支付能力的購買力需求。實際經濟生活表明，《資本論》揭示的工人階級相對貧困化和絕對貧困化的規律，目前在美國仍在起作用。這就構成商品的供應大于需求，出現生產過剩的矛盾。馬克思指出：“生產力不可遏止的發展和群眾消費的有限性之間的矛盾，是生產過剩的基礎。”（《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602頁）在簡單商品生產的條件下，由于買賣脫節，這種供求矛盾就存在危機的可能性。到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條件下，隨著交換規模增大，供求矛盾擴大化，危機就成了必然性。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二卷研究了資本主義條件下，簡單再生產和擴大再生產社會產品的實現問題，也就是分析了社會產品的各個部分如何按價值形式和實物形式補償的問題。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貨幣不僅起流通手段的作用，而且也起貨幣資本的作用，同時又會產生使“再生產得以正常進行的某些條件，而這些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造成過程失常的條件，轉變為同樣多的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在這種生產的自發形式中，平衡本身就是一種偶然現象。”（《資本論》第二卷第558頁）　　

　　應當指出，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是生產相對過剩的危機。美國房產的次貸危機，就是因為房子蓋得太多，超過了居民的實際購買力。這種生產相對過剩，就是資本主義危機的特征。法國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說：“剩余成為貧窮困苦的泉源。”一語道破了資本主義的矛盾，揭露了這種剝削制度的不合理性。如果沒有這種剝削制度，把這些生產相對過剩的吃、穿、住、用消費品，直接分給居民，那他們的生活就會大為改善。列寧在《危機的教訓》一文中說：“危機證明，如果土地、工廠、機器等等不是被一小撮靠人民貧困而獲得億萬利潤的私有者所竊據，那末，現代社會就能夠生產出多得無比的產品來改善全體勞動人民的生活。”（《列寧全集》第四版第五卷第76頁）　　

　　固定資產的周期性更新，為危機周期性提供了物質基礎。當資本主義機器工業在國內生產占絕對優勢，外貿超過內貿，世界市場逐漸全球化，多數國家實現工業化，“只是從這個時候起，才開始出現不斷重復的周期，它們的各個相繼的階段都為時數年，而且它們總是以一場普遍危機的爆發而告終，這場危機既是一個周期的終點，也是另是一個新周期的起點。直到現在，這種周期的延續是十年或十一年，但絕不應該把這個數字看作是固定不變的。相反，根據以上闡述的資本主義生產的各個規律，必須得出這樣的結論：這個數字是可變的，而且周期的時間將逐漸縮短。”（《資本論》第一卷第695頁）　　

　　馬克思在這里告訴我們，所謂周期，就是從上一次危機到下次危機之間的時期。周期一般要經歷四個階段：危機，蕭條，復蘇，高漲。這里需要指出的是，無論是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還是當前這次經濟危機，都是從金融危機開始的，由債券、股票這些虛擬經濟，影響到實體經濟。三十年代那次，金融危機的爆發，銀行倒閉，股市爆跌，物價猛降。當危機波及到實體經濟時，生產銳減，企業破產，失業增加。由生產影響到流通，國內外貿易下降。　　

　　美國經濟學家狄克遜·韋克特著《大蕭條時代1929-1941》（秦傳安譯，新世界出版社2008年11月出版）一書，描繪了當時的概貌。那是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大蕭條期，道瓊斯指數暴跌90%，全球失業人數達5000萬人，經濟倒退20-30年，工業生產下降37.2%。美國10萬多家企業破產，6000家銀行倒閉，失業率高達30%，物價猛跌33%，國際貿易縮減40%。在大災難中數以千計的人跳樓自殺，同一天11名金融家這么干了。更多的人因蕭條而失去生活的希望，包括大經濟學家《貨幣數量論》學者費雪，幾天內他損失數百萬美元，從此負債累累，在貧困潦倒中與世長辭。　　

　　另有統計資料表明，大蕭條時代當時美國工業大體倒退了30年：如煤產量倒退28年，生鐵產量倒退36年，鋼產量倒退31年，出口額倒退35年，進口額倒退31年。英國煤產量倒退35年，生鐵產量倒退76年，鋼產量倒退23年，外貿額倒退36年。千百萬貧困人口忍饑挨餓，同時大量糧食棉花等農產品就地銷毀，牛奶被倒進大海。　　

　　不但工農業產品被毀，而且設備和生產能力也被破壞。從1929-1933年，美國毀壞了92座高爐，英國毀壞了72座，德國毀壞了28座，法國毀壞了10座。在這幾年，全世界共毀壞海輪650多萬噸。正如馬克思指出的：“危機常常只是現有矛盾的暫時的暴力的解決，通過暴力的爆發暫時恢復已經破壞的平衡。”（《資本論》第三卷第278頁）　　

　　在上個世紀資本主義大蕭條時期，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社會主義的蘇聯，勝利完成了第一個五年計劃（1928-1932年）。蘇聯在“一五”時期實現了國家工業化和農業集體化，在國民經濟中消滅了資本主義，建立了社會主義公有制，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成了新社會的主人，生活普遍改善。斯大林在1933年1月向全世界宣布，蘇聯建成了人類社會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　　

　　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明，資產階級管理社會生產力方面已無能為力，資本主義制度是永恒的最好的社會制度的神話破產。而社會主義的蘇聯，正像旭日東升，照亮人類社會發展的未來。　　

　　對當前這場危機的嚴重程度和經歷的時間，西方的政要和學者，以及中國的主流學者，有不同看法。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說，“這次是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新當選的美國總統奧巴馬，也這樣認為。但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威廉·恩達爾則說，“這次大蕭條比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次更嚴重。”　　

　　上世紀三十年代那次大蕭條，共歷時12年。而現在這場危機尚未充分展開，或者說尚未見底，幾個大國的實體經濟剛下降百分之幾，有的辯護士就說，明后年經濟就會復蘇，顯然言之過早。有的中國經濟學者說，中國經濟開始復蘇了，但反對者說金融海嘯第二波尚未到來，怎么能說是復蘇呢？　　

　　這次危機周期時間到底持續多長，也爭論很大，樂觀派鼓吹三兩年就會過去。如前所述，歐洲的受害者則說，才不要相信官方宣傳的那些鬼話。曾經預報過金融危機的學者預測，美國經濟五年內恐難走出衰退。曾在華爾街當過高管多年的著名人士預測，美國這次危機可能要10年或15年才會過去。我認為，應當相信這些經驗之談。　　

　　總之，資本主義經濟危機表明，“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與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資本論》第一卷第831-832頁）我們堅信，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指出的真理：社會主義社會必將取代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去年以來，世界主要國家的政要和銀行家，一再召開會議，主要是：一是所謂“救市”，向頻于崩潰的金融領域注資，迄今為止可能已投入成萬億美元了，但不見成效。這實際上不過是往火上澆油，為以后的高通貨膨脹積累能量而已。二是改革國際貨幣體系。二戰后布雷頓森林體系被廢棄后，美元成了世界貨幣，獨霸全球。這次危機使美元的地位一落千丈。歐元本來就是為對抗美元而誕生的，現在欲取而代之還力不從心，但大大提高其地位是非力爭不會善罷甘休的。中國的人民銀行行長憑借中國的外匯儲備世界第一，也在為人民幣叫板。看來改革國際貨幣體系，可能在爭斗中達成某種妥協。三是克服世界金融經濟危機。現在各國首腦雖高喊同舟共濟，共克時艱，但實際上為了本國的利益，各有自己的打算。如誰都喊反對貿易保護主義，但只反對你的貿易保護主義，我則照搞不誤。美國國會提出“買美國貨”，就是一例。大蕭條年代，美國歷經羅斯福、胡佛兩屆總統，經濟才走出危機的陰影，重新獲得發展。現在危機的規模比那時大，程度比那時深，恁著中國領導人提出的所謂“信心比黃金和貨幣更重要”，就有回天之力，很快克服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能使誰相信呢？西方國家游行隊伍打著標語：“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資本主義不作用了”，“另一個世界能夠做到”。這正是馬克思《資本論》指出的，經濟危機是資本主義的必然產物，要消滅危機，必須消滅資本主義的印證。　　

　　四、簡析中國的經濟危機　　

　　前面已經研究了世界經濟危機，對中國的經濟危機用不著進行理論探討，只要抓住一些主要現象，就會一目了然。我認為，當前中國遭受著雙重危機的襲擊，一是自身矛盾積累而爆發的危機，一是海外襲來的危機。我們的主流媒體只講華爾街金融海嘯對我國的沖擊，諱言自身的危機，這是掩耳盜鈴，欲蓋彌彰。為了說清楚這個問題，還得從國家的經濟發展戰略談起。事實上，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主要領導人用所謂的“沿海發展戰略”（是以原來一個年輕人冒叫出來的大進大出的所謂“國際大循環”為理論基礎），取代四個現代化戰略；同時西方經濟學新自由主義要求發展外向型經濟的方針，取代獨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建設我國的社會主義經濟的方針，就埋下了危機的根子。到上個世紀末資本主義改革基本完成，私有化占有絕大比重，就為危機的爆發奠定了經濟基礎。這幾年自身的危機陸續爆發，主要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生產的持續高速度難以為繼，留下的后患無窮。十多年來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持續保持10%以上的高速度，比大躍進還大躍進（國家統計局重新核算的歷史資料，指出大躍進三年國內生產總值平均每年速度為9.58%），2008年速度仍達9%，能源、交通等部門怎能支撐得住？（2009年計劃為8%，第一季度已下降至6.1%。這是高速度難以為繼的表現。）如礦難接連發生，固然與礦主忽視安全有關，但宏觀上迫切需要煤炭支撐也難辭其咎。多年持續的高速度，留下的后遺癥極其嚴重。　　

　　由于大進大出，搞外向化，目前我國經濟的外貿依存率高達66%以上，比世界第一貿易大國美國，比以貿易立國的日本高幾倍，完全是一種殖民地型態。如今世界經濟危機襲來，出口出不去，嚴重影響我國經濟的增長。去年四個季度增速呈急速下滑勢頭，第一季度為10.6%，第二季度為10.1%，第三季度為9%，第四季度為6.8%。今年第一季度進一步下降為6.1%，比上年同期回落4.5個百分點。這是內外雙重經濟危機影響的結果。今年我國經濟在大力宣傳保8%，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預測只能達到6%多一點，這也許是他們對世界經濟危機比我國感受更深的緣故。　　

　　對我國的經濟，從表面看，去年國內生產總值比前年增加4.3萬多億元（300670萬億元-257306萬億元）。但如果按照錄色國民經濟核算的方法，則有另外一筆賬。根據中國科學院的資料，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造成的損失，相當國內生產總值的15%。我認為，還應加上一項重要的人的因素，即勞動者傷亡的損失。世界勞工組織說“中國是血汗工廠”，每年工傷死亡率，塵肺病、斷指率等事故頻發，以往都是草菅人命，現在應當給死傷者一個符合人道標準的賠償。據經合組織測算，中國環境污染對人的傷亡造成的損失，相當國內生產總值的13%。這樣，主客觀兩項損失合計，共相當國內生產總值的28%（15%+13%）。去年國內生產總值為30多萬億元，則損失的絕對值共約8.4萬多億元。因此，去年國民經濟就不是增產4.3萬多億元，而是損失了4萬多億元。現在在中國有外資企業幾十萬個，外商說，“把利潤都帶走，把GDP留給中國人。”我國經濟的這種局面，實際上就是：“吃祖宗飯，造子孫孽，肥外國人。”這就是中國當前面臨危機總的概貌。　　

　　其次，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臨近崩蹶，快蹦不動了。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揭示，各個方面相互聯系、相互理解制約的條件合適，是經濟順利發展的前提。這些條件，包括各種比例關系。簡言之，比例協調，國民經濟就發展；比例失調，發展就受阻礙。　　

　　按照現在的國民核算體系（SNA），投資和消費，如同過去的物質生產體系（MPS）中的積累和消費一樣，是最重要的比例關系。我們的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調，還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朱容基任總理時就出現了。他在兩屆政府工作報告中都提出要調整這個比例，甚至說寧可少搞幾個大項目，也要把消費搞上去。但事與愿違，比例繼續失調。后兩屆政府總理溫家寶，也一再重申要調整這個比例。但時間過去又多年了，迄今情況不但沒有好轉，失調的程度愈演愈烈。如2008年投資率（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高達57.2%，比上年又提高近5個百分點。就是說，一年的生產成果有一半以上用來搞建設了。這就是《資本論》揭示的，積累是擴大再生產的泉源。而投資率過高，這又不能不嚴重地影響消費，對再生產的循環與周轉不利。國際上通用的反映消費整體狀況的指標：“居民最終消費率”（國內生總值中居民最終消費額所占比重），我國二十多年來是每況愈下，一年不如一年。2008年這個指標，國家統計局尚未發表。2007年居民最終消費率為35.3%，比“十五”計劃末2005年的37.7%，又下降2.4個百分點。那時我曾向國家發改委和中央提出，“十五”計劃沒有完成原定的把居民最終消費率提高到50%的任務，老百姓分享的蛋糕份額越來越小了，建議“十一五”計劃無論如何要解決這個問題。過去批判華國鋒搞“洋躍進”，積累擠消費，不顧人民死活。可1978年，居民最終消費率曾達到48.8%。現在人口比那時多了3.6億，而居民最終消費率卻下降了13個多百分點，這標志著居民相對貧困化了。我們的領導人成天在講“關心民生”，“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是我們政策的出發點和落腳點”，而實際上卻背道而馳，這不是一個莫大的諷刺嗎？　　

　　為了克服國際金融危機對我國的影響，政府采取了擴大內需，增加投資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必須指出，“擴內需”，這是移植日本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經濟政策的話。眾所周知，日本是一個以貿易立國的資本主義國家，七十年代那場危機使它的出口銳減，迫使它把生產面向國內市場，于是擴內需的政策應運而生了。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生產的目的本來是為了改善全國人民的生活的。毛主席、周總理都說過：我們要以國內市場為主。過去，出口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較小，到1978年外貿依存率也只有9.7%。改革開放后，我國發展經濟的政策變了，新自由主義的所謂外向化主導了我國經濟的發展。實際上，我們的經濟逐步變成了殖民地經濟。在出口總額中，在華的外資企業的出口額已超過內資企業的出口額，所占比重超過了一半以上。世界經濟危機爆發，外貿出口受挫，不得不移植日本的政策，提出擴內需。否則，經濟就要停滯不前了。　　

　　擴內需，本來有增加投資，和提高消費兩種途徑。在我國當前的條件下，增加投資易，提高消費難。因為要提高廣大居民的消費水平，主要應靠初次分配，靠再分配所起作用不大。如目前杭州等地發消費卷、旅游卷，對當地居民不無小補，但對全國增加居民消費總額來說意義不大。如果要從初次分配解決問題，那是一個重要途徑，但這又受所有制的限制。現在我國經濟基本私有化了，對私營企業來說，“剩余價值的生產或利潤的獲得，是這種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資本論》第一卷第679頁）國家下命令要私營企業主減少利潤，增加職工的工資，能做得到嗎？所以面對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和這次世界金融經濟危機，我國的對策都主要是增加投資。1997年那次主要發國債，搞建設。我當時對主辦國債項目展覽的國家計委副主任說，能不能少搞幾個項目，多改善一點人民生活。現在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國家發改委又提出兩年4萬億投資計劃。正如《資本論》指出的：“危機往往是大規模新投資的起點。因此，就整個社會考察，危機又或多或少地是下一個周轉周期的新的物質基礎。”（《資本論》第二卷第207頁）所以，擴內需，不從消費著手，為生產目的服務，只看重投資，為投資而投資，不過是為下一次危機打基礎，準備條件而已。　　

　　再次，貧富懸殊，兩極分化，社會不穩，階級矛盾尖銳化。由于私有化改革，批判按勞分配是所謂平均主義，提倡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加上以權謀私，貧污腐化，新生的資產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同時生長。而原來受尊重的職工勞動者被斥之為“打工崽”，成為雇傭勞動者，幾千萬工人被迫下崗，丟掉了飯碗，淪為失業者，由領導階級重新轉入社會的最底層。廣大農村相當大部分農民并未脫貧。統計公布的城鎮失業人數和農村貧困人口都不可信，官方想改進一下，以取得信用。如2008年統計公報說：年末登記失業率為4.2%（據說這是照搬美國登記失業率不能突破5%的框框而確定的數字），最近勞動和社會保障部提出，要把在城里就業半年以上又失業了的農民工也包括進去；農村貧困標準也提高了，由2007年的785元提高到1196元，貧困人口由上年的1479萬人，上升為4007萬人。世界銀行最近發布的報告指出，中國這個新提高了的貧困線仍然偏低，如按最近規定的國際通用的貧困線標準，即每人每天生活費2.5美元（此標準也適用于非洲），則中國農村尚有貧困人口2.54億人。此數為中國國家統計局新發表數字的六倍多，占目前農村總人口的35%以上，對此我們能麻木不仁嗎？　　

　　中國當前的從總體上反映貧富差距的吉尼系數，值得嚴重關注。國際上公認，吉尼系數在0.2以下，顯示收入分配過于平均；在0.4以上，顯示分配過于不均，可能會引起社會不穩定。由于沒有掌握最新的資料，且用前幾年的數字。國家統計局機關報《中國信息報》披露，2004年中國的吉尼系數為0.47，為1984年的0.24，二十年翻了一翻，貧富差距拉大之快世所罕見。世界銀行《2005年世界發展報告》，發表了幾個國家2003年的吉尼系數，可資中外比較：中國為0.447，美國（西方國家貧富懸殊手屈一指的國家）為0.408，日本為0.249，韓國為0.316，印度（貧富懸殊舉世聞名的發展中國家）為0.325。《紐約時報》據此發表文章指出：“中國大陸的貧富不均狀況已經超越美國、日本、韓國及印度。事實上，它已接近1949年國民黨統治時期的水平。也就是說，就貧富差距而言，中國大陸已經接近‘回到解放前’了。”文章說：“中國至今雖仍自稱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但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所需要的社會架構已蕩然無存。”這是社會矛盾的尖銳化的經濟基礎。據說現在爆發的群體性事件全國一年有10萬多起，平均每天有二三百起。有的矛頭直指黨政機關，出現砸燒現象。簡直到處像鋪滿了干柴，一點火就會著，多么危險啊！　　

　　總之，當前世界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包括中國的經濟危機，馬克思主義在一百多年就指出了它爆發的原因和克服的辦法。馬克思的《資本論》，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發生、發展和滅亡，是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的客觀規律。列寧的《帝國主義論》，揭示帝國主義是寄生的、腐朽的、垂死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是無產階級社會革命的前夜。現在歐洲進步的人們打出標語：“Capitalism isn’t working”,“Another world is possible”(“資本主義不作用了”，“另一個世界能夠做到”。)這印證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預見是完全正確的。毛澤東思想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世界經濟大危機時，就指出了中國擺脫危機的出路。“在全中國卷入經濟浩劫，數萬萬民眾陷入饑交迫的困難的地位的時候，我們人民的政府卻不顧一切困難，為了革命戰爭，為了民族利益，認真地進行經濟建設工作。事情是非常明白的，只有我們戰勝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只有我們實行了有計劃有組織的經濟建設，才能挽救全國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134頁）只有社會主義只能救中國，只有計劃經濟才能擺脫世界經濟危機，這是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給我們指出的光明燦爛的前途。　　

　　最后，讓我們高呼：　　
　　“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　　
　　“INTERNATIONAL一定要實現！”　　

　　2009/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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