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識歷史，放眼世界——兼評馬立誠等極右派的狹隘
一、右派的狹隘
馬立誠 先生最近寫了篇文章《有人想為四人幫平反》，被烏有之鄉揭批的具有外部勢力背景深青社把這篇文章置頂，改為《有人想為四人幫平反，號召民眾造反，呼吁二次文革》。這篇文章提到前鞍鋼總經理馬賓的《紀念毛澤東》、梅俏的《毛澤東的“珠峰”》，提到張宏良、鞏獻田等人， 馬立誠 先生將烏有之鄉歸納為極左思潮，并且說“我們卻不可因此低估了極左思潮對改革開放的干擾和破壞作用。一段時間以來，這些“左”的人物利用種種現實問題興風作浪，抹黑改革開放，千方百計鼓吹“回到過去””。
這一段時間以來，像 馬立誠 先生這樣的污蔑烏有之鄉的文章可謂是前仆后繼，他們制造事端，制造一些不實之詞和無稽之談，給政府施壓，從而將烏有之鄉等一大批愛國人士打壓下去。
我不想過多涉及 馬立誠 先生的個人問題，不討論他過去的諸多言論《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等等是否是漢奸言論。我不愿意為 馬立誠 先生個人過多浪費筆墨。 馬立誠 先生本人的價值并不在于他個人，而在于他代表了一類知識分子，他們——這些扛著獨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識分子，他們其實是狹隘至極。
1. 制造謊言
為了達到目的，他們不惜制造謊言，傳播謊言，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共產黨和新中國的歷史，在他們眼中新中國的領袖毛澤東直逼希特勒； 馬立誠 先生說“文化大革命整了一億人，非正常死亡兩千萬人”，這樣的謊言充斥著主流精英所控制的一些媒體。馬立誠的言論還算是客氣的，在一本《毛澤東——鮮為人知的故事》中，這個數字更是被夸大為“非正常死亡七千萬人”。還有毛澤東億元稿費事件、“餓死三千萬事件”等等，這么多年，許多所謂的知識分子瘋狂的傳播著一些經不起推敲的數字和事情。這樣的人被稱為“學者”，實在是辱沒了“學者”這兩個字。
他們妖魔化毛澤東，妖魔化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的奠基者。如果這個黨與國家奠基者都被說成是惡魔，如果毛澤東與毛澤東時代被妖魔化，那么中國共產黨的一切意識形態宣傳都會不攻自破，中國共產黨與新中國必然走向瓦解。
“他們借否定文革全面否定黨的歷史，否定新中國前三十年的歷史；借贊美改革開放，鼓吹全盤西化；他們全盤否定毛澤東，全盤否定中華歷史和文化；凡此種種，都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正當性和合法性構成了嚴重威脅。”
2. 扣大帽子
他們說別人是極左，其實他們自己卻最深諳扣大帽子的技藝。烏有之鄉不僅有馬賓和《毛澤東的“珠峰”》，不僅有要求對文革歷史重新認識的人士，烏有之鄉也有在資本主義世界混跡了許久的廖子光、宋鴻兵、郎咸平、 王小強 老師，有關心國計民生的仲大軍、時寒冰、 曹建海 老師，有關心三農問題李昌平、 溫鐵軍 老師，有文化界的黃紀蘇、張承志、祝東力、 孔慶東 老師，有關心中國在世界關系的宋曉軍、王小東、宋強、劉仰老師，烏有之鄉聚集了一大批愛國人士。根據烏有之鄉范景崗經理的原話：
“五年多來，烏有之鄉經營人文社科類圖書，免費舉辦文化講座和沙龍活動，創辦大眾學術網站，聯系了大批愛國學者和老革命家，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批判否定黨的歷史和中華民族歷史的歷史虛無主義思潮，大力宣傳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揭露西方帝國主義欲肢解我中華民族的戰略圖謀，維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維護我國的意識形態安全，維護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的正當性，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行理論探索，為世界和人類的未來道路進行探索，成為在全國知識界和思想界的一面進步旗幟，乃至在世界范圍內的進步知識分子中都有一定的知名度。特別是，烏有之鄉網站如今具有一定的社會影響力，成為了中國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一個網絡陣地。”
烏有之鄉聚集了這樣一大批愛國人士，聚集了這樣一批致力于中國和世界前途的仁人志士，而馬立誠等所謂的學者卻故意忽略，直接給烏有之鄉扣上一個極左的大帽子，可見其人的狹隘和陰險。
二、認識歷史
這些學者中，許多人無視世界范圍內的不平等的經濟政策，無視由美元霸權所造成的超級帝國主義霸權（邁克爾•赫德森稱之為超級帝國主義），無視第三世界國家在歐美制定的規則中受到的盤剝和苦難，無視假借著“市場化、全球化”、“自由、民主、人權”等西方話語權所造成的世界范圍內的苦果。
（他們以“自由、民主、人權”推行資本主義的市場經濟，推行弱肉強食的經濟，而后便是政治——以上層建筑維護弱肉強食的經濟。我們不能說“自由、民主、人權”就是錯誤，但是在他們所謂的“自由、民主、人權”的旗號下，我們必須加上一個定語“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自由，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民主，全中國人民全世界人民的人權”，這樣一來我們才能實現真正的和諧社會，才不是弱肉強食的剝削社會。）
他們自詡扛著為獨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識分子，但是他們從來也不會站在客觀、公正的立場上，總結分析新中國60年的歷史。他們妖魔化新中國的歷史，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和毛澤東。為了反擊他們的妖魔化，我們對于新中國歷史上的一些時期必須有所認識。在此，我以文化大革命、八十年代、九十年、胡錦濤主席執政到今日的全球性金融危機4個時期，簡要分析4個時期的精神潮流和社會價值取向。
1.文化大革命
關于建國初、文革、毛澤東，一些所謂的獨立、自由、平等、民主大旗的知識分子的態度可以說是全盤否定。
而官方的態度，可以說是三七開，官方提到毛澤東時是“功過三七開”。不過在教科書中，關于文化大革命卻只是三個詞，一曰“浩劫”，二曰“混亂”，三曰“倒退”。另外因為近二十年左右官方對于妖魔化毛澤東的潮流從來也沒有進行過有理、有據的反擊，所以“浩劫”、“混亂”、“倒退”這些腔調更是大行其道。
我們對于歷史有一個說法，叫做以史為鑒。可是對于新中國歷史上波動最大的一個時期，我們卻明顯的缺乏這個態度。“浩劫”、“混亂”、“倒退”這幾個詞其實沒有任何實質性的內容！沒有前因后果，沒有發生、發展、結果，這樣一來怎么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戚本禹在文革初期即被打到，但是他在回憶文革時卻說：文革的發生是必然的結果，文革之前的諸多事件決定了文革的必然發生，那么這些事件究竟是什么？究竟什么導致了文革的必然發生？
文革十年，中間有很多事件，諸如文斗、武斗、擴大化等等，究竟什么導致了這一切，具體的原因是什么？不理解這些，如何以史為鑒，以史為鏡？
不了解文革，如何理解改革？三十年的改革，有幾個青年知道其中的具體過程，知道今天的中國是如何在過去的基礎上一步步走過來的？不了解這些，今天的青年如何帶領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難道要讓以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由一批無知無識、對歷史一無所知的青年來建設？
1）一些左派對文革的反思
在目前一些左派對于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浪潮中，在堅持認為文化大革命是人民監督官僚機構的偉大創舉，是中國為了防修反修、防止中國成為蘇聯修正帝國主義的一場演習，是改造人的思想和行為、觸及人的靈魂的一個偉大運動，是狂飆的1960年代全世界范圍內的抗擊資產階級文化的旗幟和領導。
左派對于文革有許多評論和分析文章，在此我不過多涉及。我只提出幾個他們常常向對歷史沒有什么了解的人提出的問題：
武斗是由誰挑起來，若是兩派紅衛兵都自稱堅持毛澤東思想，那么他們之間是否會發生武斗？那么是有一派真的堅持毛澤東思想，另一派假堅持毛澤東思想，那么武斗到底是哪一派挑起來的？
文化大革命的目的和矛頭是“整黨內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為什么有那么多的群眾、知識分子挨整？這個批判的矛頭為什么轉向？轉向是由誰造成的？
紅色恐怖組織、聯動是什么樣的組織？形左實右是什么意思？聯動怎么敢發布這樣的通告，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中央、北京黨政軍干部子弟［女］聯合行動委員會通告》中發秘字 003；1967.01.01。并且提出了聯合行動委員會的任務：
1.堅決、徹底、全面、干凈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員會，二個主席，幾個委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取締一切專制制度，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舉中央委員會。
2.堅決地，全力以赴地打倒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產生的各級反動造反組織。
聯合行動委員會號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忠于馬列主義和一九六○年以前的毛澤東思想。
毛主席為什么主張對聯動采取批評教育的方式，下令把抓的聯動分子全部釋放？
武漢720事件，在毛主席他老人家還在武漢的時候，為什么有人敢“逼宮”？為什么在周總理主持了江西四方代表（造反派代表、保守派代表、當地武裝部代表、準備進駐當地的部隊代表）談判之后，調令撫州當地部隊去上饒時，部隊卻抗命不從，后來竟然發生撫州8.24軍事叛亂。這是為什么？
全國范圍的亂只是1966年至1967年，為什么一說到這十年就說“十年浩劫、十年混亂”，為什么要這么模糊化文革？
文革十年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為6.8%，為什么一說到文革就說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
這一個一個的疑問都需要人們解答，歷史也需要人們重新認識。客觀、公正、全面的認識。
2）黨內人士對于文革的反思
鄧力群曾經做過劉少奇的秘書，在文革中也曾經受過沖擊，他參與起草了《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
1999年他曾經做過一個“國史談話錄”。這個講話稿的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講到文革歷史。
第五章開頭他說“現在的看法，跟《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相比，在某些問題上可能多少會有點變化，提出來供大家考慮和研究。”
在第七章，他集中講了文化大革命，講了國史書如何起草。他集中講了4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從1966年至1976年被稱為"文化大革命"時期。這10年中，從黨和國家的工作來講，有三件大事：一是"文化大革命"運動本身；二是經濟建設的進展；三是對外關系的發展。不能認為10年中，只有"文革"運動一件事。而且，不能因為"文革"運動搞錯了，就認為10年中的經濟建設和對外關系也都錯了，整個10年一切全錯了。實際上只能說，10年"文革"運動搞錯了。當然三件事是互相影響的。"文革"初期經濟建設受到干擾破壞，但經濟建設的進展，正是貫徹了毛澤東"抓革命，促生產"方針，采取一系列抵制"打倒一切"、"全面內戰"的政策、措施的結果，也是廣大人民群眾堅守崗位、努力工作、維護穩定的結果。對1972年周恩來同志主持的整頓，1975年鄧小平同志主持的整頓，毛主席都是支持的。
毛澤東的"晚年錯誤"，指的是他親自發動和領導的"文革"運動這件事。不能因為"文革"運動錯了，就說10年中的經濟建設、對外關系也屬于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不能把毛澤東在10年中各個方面的工作和思想都歸入"晚年錯誤"。
在《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以下簡稱之《歷史決議》）中，關于"'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節，不僅僅寫了"文革"，也寫了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打開新局面的情況，只是寫后者的篇幅很小，在大約10頁的篇幅中，講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不到1頁。《歷史決議》大量篇幅是講"文革"運動和毛澤東的"晚年錯誤"；也講了經濟建設和對外工作："我國國民經濟雖然遭到巨大損失，仍然取得了進展"；"執行正確的對外政策"，"對外工作也打開了新局面"。
現在看來，在布局、結構上，國史書要同《歷史決議》有所區別。在國史書中，經濟建設、對外工作的內容，可以占到三分之二以上，"文革"運動的內容至多占三分之一。這樣一個布局、結構，有助于真實準確地反映中華人民共和國1966年至1976年的全貌。
《歷史決議》是寫中國共產黨歷史的決議，用較大的篇幅來反映"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是必要的。當時，黨內對"文化大革命"等重大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看法，需要對這些問題作出論斷，進行集中的、充分的論證，以統一人們的思想認識。在此基礎上，國史書則應該更豐富更具體地展現這10年的歷史全貌。作為國史，如果也像《決議》那樣分配篇幅，"文革"的內容寫得過多，經濟建設、對外工作的內容寫得很少，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10年歷史的本來面貌。
第二個問題
……隨著時局的變化、認識的變化，毛澤東逐步意識到了自己的一些錯誤并逐步地、程度不同地加以改正。要正確反映毛澤東在"文革"運動中的情況，既要寫他所犯的錯誤，也要寫他不斷地改正錯誤。
第三個問題
從1966年至1976年的10年中，毛澤東在對某些問題的看法上、對某些人和事的處理上，有多次變化。但是，始終沒變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革命的對象是黨內"走資派"，采取的方法是實行大民主。可以說，這是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始終不改變、一直堅持的兩個基本點。搞"文化大革命"，一是要整"走資派"，二是要搞大民主。
第三個問題鄧力群分了十點來論述，在第八點他說：
再重復一句，不能因為有以上錯誤，就說無產階級專政下還要進行革命的理論錯了。要把"文革"的內亂、所造成的嚴重錯誤，和毛澤東的無產階級專政下要進行革命，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加以區別。
他總結文革失敗的原因為：
毛澤東搞"文革"運動，目的是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鞏固無產階級專政，反修防修，防止和平演變，反對資本主義復辟。問題在于，毛澤東發動、領導"文革"，一是對敵情估計得過分嚴重；二是對群眾的覺悟估計過高，對群眾學習和運用毛澤東思想的水平、對群眾理解和執行正確政策的能力估計過高。
在第九點他提到曾經起草并定稿《歷史決議》中關于資產階級法權一段的胡喬木，也改正了自己原來的認識（《歷史決議》中關于資產階級法權的認識）。
1986年，在起草《中共中央關于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過程中，我向中央提出書面的補充修改意見。胡喬木同意我的意見，并在我的書面意見上加了幾句話："資本主義剝削制度在中國也有約100年的歷史，在某種條件下，也并非絕對沒有卷土重來的可能。這是中央領導同志所再三警告的。"這說明，經過實踐的教育，胡喬木已經改正了、否定了前述的觀點。
第四個問題
在第四個問題中，鄧力群主要講了文革十年中國民經濟建設的發展和外交事業的成就。
這10年中，國民經濟還是發展的，社會總產值增長速度年平均為6.8％。1976年比1966年增長77.4％。
他集中講了十年中對外關系的成就，由于中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反對美帝霸權，從而贏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蘇對中國的夾擊，恢復了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這些成就都是舉世矚目的。
2．八十年代
在二十一世紀的今日中國，對于文革的興趣遠遠超過八十年代，這一方面是因為文革是歷史上波動最大的一個時期，一方面也是因為八十年代最后一年的敏感事件不可以進行討論。不過對八十年代進行分析，了解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社會價值取向，對于我們了解今日中國也是必不可少的。
黃紀蘇在最近的文章《中國當西方徒弟，錢鐘書做文化泰斗》中寫到：
20世紀20年代興起的中國革命在“文革”時期被推上高峰，接著跌下了深谷。于是這個革命的一切迅速褪去了原本誘人的光澤。而西方，這個小時候覺得黑咕隆咚幾盞昏暗路燈的所在，一下子大放光明。大家普遍的感覺是被革命忽悠了，如今人財兩空，得趕緊改邪歸正，跟西方師傅好好學手藝，再不曠課逃學了。記得1977年天安門廣場群眾一圈一圈開什么“民主討論會”，我們那圈黑眼睛、藍的確良圍著一雙藍眼睛、綠衣裳（我后來碰巧知道那是個澳大利亞海員，大概是來天安門廣場看熱鬧順便泡妞的），大家結結巴巴向他打聽中國向何處去。我記得有人跟他請教“政治體制改革”的事情，還問周圍人誰知道“體制”英文怎么說，當時“黑眼珠”你望我，我望你，最后都慚愧地垂下了眼簾。
這個場面其實是那個時代的縮影。當時中國知識分子對西方的一舉一動、一顰一笑，都以玄奘譯經的態度認真咀嚼、仔細鉆研。
祝東力在《我們這一代人的思想曲折》寫到：
從1949年到1966年，經過十幾年時間，中國革命已經日益體制化。就思想領域而言，由于中國在國際范圍進行武裝割據，理論同其它產業一樣受到國家權力的高度保護，既沒有機會、也沒有必要同對立的觀念體系進行真正的思想交鋒，并通過這種交鋒使自身的理論能力得到鍛煉和提高，因而日益封閉、教條和僵硬。所以，從思想史的角度看，到1966年，中國社會主義本來就面臨一個自我更新的歷史任務。文化大革命正是一場天命所歸的革命內部的革命運動。但是由于這一運動全面潰敗，導致革命理論及其價值系統在年輕一代的意識中發生動搖，并漸次瓦解。撥亂反正，無非就是回到“十七年”的思想模式，這種在文革前夕就已經難以為繼，因而日益僵化的意識形態，又如何能應對文革之后更為復雜的局面呢？
進入70年代末，在自身理論嚴重單一和信仰危機的情況下，重新返回國際主流社會的中國，迎來了西方思潮的大舉涌入。
1980年我上北京大學，此前的高中生活非常單一，視野也十分狹窄。入學不久，恰逢北大學生競選北京市海淀區人大代表，加上幾乎每晚必有的學術講座，各種觀念、理論、思潮環繞左右，身如浮萍，似乎只能隨波逐流。這些觀念、理論和思潮盡管紛紜復雜，但其總體的價值取向又是相當明確的，即懷疑和反抗現實體制，這是文革造反精神夭折之后在新時期的延續，同時也多少契合了我們正值青春期的躁動心理。
文革造反傳統在新時期扭曲地延續——整個八十年代由啟蒙知識界發動的全部思想和文藝運動都可以放在這個框架內來理解。對峙的一方是現實體制，另一方是激進知識分子和學生群體，這同文革造反運動的結構驚人地相似。唯一的區別在于，文革依托的是毛澤東本人及其晚期思想，而八十年代啟蒙的背后則是西方自由主義理念以及各種若隱若顯的境外政治勢力。也就是說，從左翼的方向對國家體制進行反省、批判和吐故納新的運動失敗以后，取而代之的是右翼方向的持續努力。從激烈抨擊中國傳統文化，到鼓吹多黨制、私有化和意識形態多元化，啟蒙知識界從抽象到具體，從歷史到現實，從課堂書齋逐步走向街頭政治，最后迎來了1989年的廣場風暴。
…………………
事后看來，八九運動明顯分為兩個層面。西化派知識精英依托西方意識形態和政治勢力，在經濟改革之后，以政治改革的名義，企圖顛覆現存體制，從右的方向改造全能主義的國家。而普通民眾則激于八十年代以來經濟改革政策所造成的惡果，比如官倒（權力資本化）、惡性通脹和貧富不均，而吁求社會公正和政治廉潔，表達了一種樸素的社會主義傾向，因而在他們的游行隊伍中竟紛紛打出了傳統社會主義的符號，即毛澤東、周恩來甚至華國鋒的畫像。學生群體比較復雜，他們表面上被知識精英的西化理論所蠱惑，而其大多數人的根本立場實際是接近民眾的。但是在當時，八九運動的話語權和解釋權被西化派知識精英所篡據，掩蓋了運動的復雜性，從而影響到對這一事件的定性。
整個八十年代，我們這代人被籠罩在上代人的影子之下。批判中國歷史，否棄中國革命乃至近代以來全部反帝反殖的左翼傳統，質疑國家、民族、集體，向往西方的政治、經濟、科技以及語言、文化和學術思想。不必諱言，八十年代的知識體系、價值觀念和審美趣味在相當程度上是可恥地反人民和殖民地化的。
為了說明八十年代的精神潮流和價值觀取向，我們需要了解一下曾經是89年事件的學生運動領袖們的言論，比如劉曉波（劉曉波亦是《08憲章》的起草者）：
漢學家中98%是廢物，學（術）素質極差，很多人在向中國政府諂媚。中國人缺乏創造力。以哲學而言，西方有最好的經驗主義哲學家、思辯哲學家、宗教哲學家、非理性哲學家和邏輯學者，他們能把人身上所具有的每一創造力，都發展到一個極致和非常漂亮的地步。要非理性，就有尼采式的那樣全非理性的學說；要邏輯，有亞里士多德的邏輯，有羅素的數理邏輯，有笛卡兒、萊布尼茲的邏輯，精細嚴密到你毫無辦法!中國人有什么?中國只有一堆非驢非馬的大雜燴。馬克思主義理想的混蛋的地方是，它說這理明天就會實現：資本主義準備好一切物質條件，只要一革命就能實現共產主義。馬克思的理想太廉價了。香港一百年殖民地變成今天這樣，中國那么大，當然需要三百年殖民地，才會變成今天香港這樣，三百年夠不夠，我還有懷疑。我無所謂愛國、叛國，你要說我叛國，我就叛國!就承認自己是挖祖墳的不孝子孫，且以此為榮。中國現在的“文化熱”是虛幻的，中國人的素質這樣低，一個農業文明生存方式的國家，在十年內走完了西方兩千年的精神進程，從古希臘到后現代派，似乎都接受了，但什么也沒有接受，什么都玩了，什么都不地道、不深入，新名詞只能滿足人們的虛榮心。現代化是至明真理：私有制、民主政治、言論自由、法律至上。這是無可爭議的，中國不存在理論問題，只有政策問題，全盤西化就是人化、現代化，選擇西化就是要過人的生活，西化與中國制度的區別就是人與非人的區別，換言之，要過人的生活就要選擇全盤西化，沒有和稀泥及調和的余地。我把西化叫做國際化、世界化，因為只有西化，人性才能充分發揮，這不是一個民族的選擇，而是人類的選擇，所以，我很討厭“民族性”這個詞。中國就講不清什么是“中國特色”等等。
此處列舉這些言論，并不代表對處置八九年事件的捍衛。在這件事情上，劉曉波等人的錯誤在哪里，政府的錯誤在哪里（究竟是否可以避免發生這樣的事情），這些事情我一個人說了不算。老百姓在這件事情上的態度，其實是非常復雜的。因為人之常情，老百姓對于鎮壓學生的態度是明白的。而現在政府內部對于這個問題的看法，也開始分化，因為改革開放這么多年，政府內部也已經分化。這樣的分化對于國家的發展不可避免的會帶來很大的影響。八九年事件是極其敏感的問題，對它的定性的轉變必然會造成國家的轉變。
3．九十年代
八九年的事情，使得八十年代某些人在政治、文化、體制領域謀求改革的努力失敗了，政治體制改革終結了。此后九十年代，一系列的改革在經濟領域發展起來。
毫無疑問，九十年代的主流精神潮流和社會價值觀取向是在“市場化、私有化、全球化”話語下主導的改革。這期間以致近期，主流的話語權都被林毅夫、張維迎、張五常等一批經濟學家和官員所壟斷。這樣的改革雖然造就了巨大的社會財富，但是在分配領域、在生產資料的所有制領域卻造成了根本的變化。經濟基礎發生了根本變化。根據網絡上的諸多資料，總結如下：
1) 全面“私有私營化”，股份制改造，釀造出一個一個利益集團。
2) 借口說國有企業效率低下，對公有制經濟，特別是國有制經濟進行了全面的私有、私營化改革。低價賤賣國有資產，將民眾的“公共共同資產或是財產”撈入個人腰包。（據2000年3月-4月香港廣角鏡雜志發表的對何新的訪談，國有企業的稅率接近30%，甚至40%；而私營企業大多逃稅；外資企業在某些方面更是免稅，享受超國民待遇。）
3) 國有企業三千萬工人下崗，社會迅速實現貧富兩極分化。民眾的最基本的生存、生活權力被剝奪。
4) 全球化的過程，國民經濟過度依賴外部市場，經濟主體性被綁架。
5) 全面的“市場化改革”，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改革，使得教育、醫療、養老、住房等社會公用品變為政府和私人資本家洗劫民眾的手段，形成新時期“三座大山”。
6) 全面私有私營化改革，為“以公權力謀取私利”打開了方便之門，腐敗猖獗。
7) 唯GDP和短期的經濟利益至上，很長一段時期內遺忘了農民，使得三農問題積重難返。
4．本世紀初
胡溫新政以來，采取了許多惠民政策，包括免去農村糧食稅，采取農業補貼；醫療改革，農村實行合作醫療制度，城市醞釀新的醫療改革；免去九年制義務教育學費，并增加教育投入；住房領域的改革發展緩慢，最近開始的廉租房政策到底能為公眾謀取多少利益，還需要時間才可以看出來。
雖然采取了這些政策，贏得了一些民氣，但是從根本上講，經濟的基礎和導向還是依據九十年代建立起來的一套體系和制度，并且在一些領域還取得了大進展，如金融領域。只是在九十年代過于殘酷的叢林法則基礎上，增加了一些溫情和人性。可以說，在九十年代建立起來的體制基礎之上，在利益集團控制的局面下，在腐敗猖獗的范圍內，胡即使想做出徹底的變革，暫時也是不大可能的。
改革開放三十年，國家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績，但是也產生了一系列巨大的隱患和危機，貧富差距、兩極分化、三農問題；道德衰落，文化腐化、精神虛空；還有官僚系統的腐敗叢生，官僚、資本家、精英的勾結，官僚、資本家、精英和境外勢力的勾結，外匯儲備的損失，國家利益被外人輕易拿去。國家的整體凝聚力空前的衰落，整個國家缺乏一種凝聚人心的精神和文化，缺乏建國之本，缺乏繼續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理論基礎，缺乏一個明確的前景和未來。
在這樣的背景下，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機的背景下，興起了一股反思改革開放的潮流，一些愛國人士和左派的聲音日漸壯大，要求重新審視林毅夫、張維迎等主流媒體的話語，批判新自由主義思潮主導的市場化、全球化，批判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大力宣傳愛國主義和社會主義，揭露西方帝國主義欲肢解我中華民族的戰略圖謀，揭露美元霸權和歐美制定的規則對于第三世界國家的剝削，維護我們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維護世界的安定和諧，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進行理論探索，為世界和人類的未來道路進行探索。
在世界日益動蕩的今日，在西方文化和資本主義危機的今天，作為具有五千年歷史文化的中華民族，作為具有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堂堂大中國，中華民族理應承擔起偉大的歷史任務，從美國那里奪過來世界的領導權，領導人類走出危局，建立真正的和諧世界。
這就是目前正在興起的一個潮流，是每個人正在參與其中的歷史。只要國內貧富兩極分化、腐敗等等矛盾不能解決，只要目前的發展模式沒有好的轉變，只要世界范圍內的資本主義盤剝沒有結束，只要美元的霸權體系沒有改變，那么這個思潮就不會中斷，這是歷史的辯證法。哪里有壓迫，哪里就有反抗。哪里有不公正，哪里就有抗爭。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主席，作為中國人民的偉大領袖的毛澤東主席，必然會被億萬人民抬起來，作為他們要求公正、美好生活的旗幟，這是不可抗拒的歷史潮流。
三、放眼世界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后六十年的世界歷史，大致可以分為三個時期。
第一個時期是八十年代之前，這一個時期的主要潮流可以歸納為，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殖民地運動，美蘇爭霸，中蘇論戰。在歷史教科書中，對于世界范圍內的反帝反殖民地運動和美蘇爭霸都有所涉及，通過大眾傳媒也可以對這些有初步了解。
不過對于中蘇論戰，對于中國反對蘇聯修正主義，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反對美帝霸權），從而贏得了非洲、拉美等第三世界國家的支持，打破了美蘇對中國的夾擊的事情，歷史教科書沒有涉及，媒體也涉及的不多。中蘇論戰對于社會主義國家陣營內部，對于中國有巨大意義。若是沒有中蘇論戰，若是沒有毛澤東和中國共產黨防修反修的努力（文化大革命也是防修反修的一次大演習），中國也很可能在蘇東劇變中改弦易轍。1958年赫魯曉夫要求在中國建立聯合艦隊、搞長波電臺的企圖失敗后，中蘇關系漸漸惡化。
據鄧力群《國史談話錄》，1961年以后赫魯曉夫利用他的指揮棒，組織世界范圍內58個黨，在他們的代表會上，在黨刊上公開批判中國黨。中國寫了8篇文章回擊，最重要的是兩篇，一篇是《列寧主義萬歲》，一篇是《再論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這兩篇是陳伯達起草。《再論陶里亞蒂同我們的分歧》一文，寫一段毛主席改一段，改的很多，有些段很長，凡是經毛主席改過的地方，明顯的不一樣。
從1963年上半年到1964年7月14日，中蘇公開論戰。從1962年7月至10月，蘇聯中央一級的報刊便發表攻擊中國共產黨的文章、材料七百多篇。中國共產黨從1963年9月指1964年10月，只寫了九篇文章評論文章，即《九評》，以及一篇《赫魯曉夫是怎樣下臺》。
吳冷西有一本書《十年論戰》，這本書詳細講述了中蘇論戰的歷史，講述了社會主義中國和社會主義蘇聯、修正主義蘇聯的分歧。十年論戰是從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秘密報告、1956年匈牙利事件和波蘭事件講起的。1956年，中國黨在毛主席的親自指導和修改下，對這兩起事件及社會主義國家內部的問題寫了兩篇文章《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和《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吳冷西的另一本書《憶毛主席》曾經提到過這兩篇文章的起草過程。
第二個時期是從八十年代到本世紀初，也就是鄧小平所說的“世界和平與發展的時代”。這一個階段雖然是和平與發展為主題，但是美國對社會主義國家的的滲透從來也沒有停止，區域性的沖突從來也沒有停止。蘇東劇變之后，蘇聯解體，社會主義陣營衰落，美國一極獨大，在軍事上入侵阿富汗、南斯拉夫、伊拉克。在這些沖突的同時，美國積極推動華盛頓共識，積極推動全球化和市場化，以經濟和貿易為主導方式，貨幣代替槍炮成為戰爭的主角，將傳統的軍事侵略改變為經濟侵略和經濟殖民，在渾然不覺間，將一國的資源和財富洗劫一空。
美國奉行此種戰略的基礎是以軍事和科技實力為基礎的國家力量，以及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美國竭力阻止歐洲和亞洲建立區域性貨幣清算集團，維持全球經濟美元化）。以這兩種力量作為基礎，美國積極推動私有化、市場化、全球化，控制他國的資源和關鍵產業（但是美國自己卻從來也不允許他國購買美國的關鍵產業和資源）；同時推動金融去管制化，金融衍生品創新，將各個國家的外匯美元回流到美國；同時推動以糧食為基礎帝國戰略，資源武器和糧食武器結合，推行自己的戰略意圖。
第三個時期可以從近幾年算起，尤其是金融危機以來。這一個時期目前還僅僅處于興起階段。俄羅斯的重新崛起；拉丁美洲各國政府的左轉及對美國的強硬，尼泊爾左派政府的建立，印度等南亞國家左派的興起；美國深陷伊拉克、阿富汗的泥潭難以脫身；美國經濟上受到金融危機的重創并導致嚴重的信任危機；第三世界及一些資源大國在現有的國際規則中被盤剝——與此相對，第三世界及一些資源大國要求建立新的國家秩序的呼聲愈來愈高，人們要求重新認識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同時，我們目前就處在第三個時期的興起和上升階段。
在中國，民間愛國人士、左派對于這種外貿依存度過高的發展模式的批評由來已久，他們對美國的金融霸權帝國主義，對于中國生產商品、美國生產紙幣購買商品的發展模式、對新自由主義思潮主導的市場化、全球化傾向的批評由來已久。現在，在政府內部，通過此次金融危機的巨大教訓，他們也已經深刻意識到以歐美主導的全球經濟規則的不合理，要求建立新的世界規則。
伴隨著全球范圍內對美國金融危機的反思，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反思，拉美、俄羅斯、歐洲等國家必然會在自己國家的內部以及國際關系領域做出一些重大調整。而中國，作為有著偉大領袖毛澤東主席的國家，也必然會要求改變。
近幾年中國國內左翼力量的興起，是因為改革開放以來造成了巨大偏差，貧富兩極分化、腐敗、新三座大山等等社會矛盾的結果。這一波左翼力量的興起恰好伴隨著世界范圍內的對資本主義政治、經濟、文化的反思，也就是說這一波左翼力量的興起和世界的潮流是相符合的！內因和外因都要求一個結果，前途蔚為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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