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漢奸馬立誠有什么資格對馬賓說三道四

作者：回車

2010年08月28日，《經濟觀察報》發表馬立誠《“旋風”陣陣攻改革》一文。（馬立誠，評論家,原《人民日報》評論部主任編輯 [email protected]）

http://finance.ifeng.com/opinion/jjsh/20100828/2562431.shtml

文中說：

【
進入21世紀，英國《衛報》說歐洲左派衰落了。該報在2010年2月9日說：“意大利左派不復存在，法國社會黨一片混亂，社會民主黨成為德國大選最大輸家。”

但我們這邊不盡然。也許體制上的弊端有利于左派生存，中國老左派反而加劇了進攻態勢，第四波博弈令人大開眼界。

第四波交鋒有以下幾個特點：一是持續時間長，自2004年改革大爭論起，一直到2008年，至今余波未息。二是波及面廣，舉凡政治、經濟、社會、法律、教育，無不涉及，大有全面進攻的態勢。三是扔下面紗，與中央領導層徹底決裂。他們不但徹底否定改革開放，而且點名批判鄧小平。更為激進的是，老左派在文章和講演中，把當今的“執政集團”定位為“現代修正主義集團”、“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老左派要求為 “四人幫”平反，呼喚再來一次“文革”，打倒“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

最近馬立誠在一系列文章中指名道姓地攻擊馬賓、魏巍等人。其文用意，就是呼吁資改派利用手中權力進一步打壓這些老同志，以保證國企私有化、侵吞國有資產、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等新自由主義改革無法逆轉，進而推動與美國接軌的政體改革，徹底消滅共產黨與社會主義。

借用某位網友的話說：馬立誠文章的潛臺詞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領導人出面對馬老采取措施。腦殘馬立誠似乎不知道，以馬賓的資格資歷，即便是說了一些領導人所反對的過激的話，領導人對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級、老領導、革命老前輩、改革元勛也只能畢恭畢敬地聽著，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況提意見是共產黨員的基本權利。

馬立誠、南方報系、炎黃春秋，你們這些親日親美漢奸，有什么資格攻擊馬賓、魏巍？馬賓、魏巍這些老革命家無論對錯，都是人民內部矛盾，馬立誠、炎黃春秋這些反共親美親日的漢奸有什么資格來說三道四嗎？是什么人在放縱馬立誠等人利用炎黃春秋、經濟觀察報（屬于南方報系）等媒體攻擊馬賓等人？

而馬立誠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馬立誠最近在《當代中國的八種思潮》一文中稱中國當前有八種思潮在激烈交鋒，分別是鄧小平理論、老左派、新左派、民主社會主義、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民粹主義、新儒家。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9587863/

馬立誠文中指出：

【1970年代末及1980年代的思想解放運動和啟蒙運動，挑戰現代造神運動和個人迷信，批評極左僵化教條和精神禁錮，呼喚思想解放，呼吁獨立意識、個人價值和權利意識，引進西方思想和著作，蔚為大觀。這一切，昭示了自由主義思潮在中國長期中斷之后新的發端。1980年代的改革突破，是鄧小平思想與自由主義部分重合協同致力的結果，日后二者漸漸拉開距離。】

改革和自由主義真的分道揚鑣了嗎？

1、自由主義的經濟要求：深化產權改革，反對國進民退，要求推動私有領域不斷擴大。事實上，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和發展就是硬道理這些尚方寶劍，為地方政府推行經濟自由主義提供了堅強的理論依據，改革開放不就是一部私有制的交響曲嗎？特色就是漸進式的經濟自由主義道路！自由主義的經濟要求在中國完全實現了，由于絕對權貴的加入，有些地方經濟屬于極端自由經濟的那種！　　

2、自由主義的政治要求：馬立誠說，它在政治上要求代議制民主和憲政法治，既反對個人或少數人專制，也反對多數人以公意名義實行群眾專政；在1980年代中期的講話中，鄧小平把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限定為“克服官僚主義，提高工作效率”，“調動基層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說明了鄧小平在政治體制改革方面的謹慎小心。經濟改革的大膽突破和政治改革的慎重設限，是鄧小平思想的特點之一。

從以上不難看出，馬立誠把鄧小平定性為經濟改革派和政治保守派。　　
 

馬立誠政治上是親日漢奸分子，理論上是（新）自由主義分子，組織上屬于西化派、顏色革命派，屬于趙ziyang反黨集團的一份子。馬立誠所謂“二者拉開距離”論調的陰謀是，他將90年代以來改革開放中出現的問題，歸結到鄧的政治保守，歸結到共產黨本身，而不是新自由主義的誤導。在馬立誠看來，80年代改革成就是自由主義帶來的，90年代的問題是不實行自由主義政治改革帶來的。這樣，馬立誠的漢奸理論、自由主義理論就是完全正確了。但我們看到，馬立誠的這個陰謀是很弱智的，馬立誠這個漢奸的智商是很低的。實際上，90年代以來中國社會出現的一系列問題，如國企私有化、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干部信仰喪失、外資泛濫、民族矛盾突出等問題都是自由主義帶來的。中國社會的兩極分化已經與美國接軌，美國基尼系數也是奇高的，更不要說菲律賓、印度等實行美國制度的第三世界國家。徹底實行美國政治制度能夠將中國基尼系數降下去？

西方實行所謂私有制基礎上的代議制和憲政法治的目的就是讓政治權力為資本家階級服務。這一點，中國當前許多地方許多部門的政治運作，雖然形式上與西方不同，但是實質上與西方是完全一致了，已經與美國徹底接軌了。比如：各級人大代表政協委員里沒有多少基層工人農民代表，但是卻有大批資本家。政府制定的眾多經濟政策，如國企私有化、大力引進外資、新36條之類，都是為國內外資本家服務的。資本家與工人發生矛盾時，許多地方政府堅定地占在資本家一方，這和西方資本主義政治體制實質上是一樣的。當然從表面上看，和早期資本主義更加接近。

1998年，馬立誠在人民日報社任主任編輯時，與該報另一位主任記者合著的《交鋒》曾風靡一時。當年以魏巍為主編的《中流》雜志，也開了一個100多人出席的座談會，對《交鋒》進行了“判決書式的基調發言”和“痛批”，馬立誠跑路到了香港。如今馬立誠跳出來了，他要講述《交鋒》背后的交鋒。　　

人們對這位馬立誠先生并不陌生，他可是中國精英們的當紅“風云”人物之一！和平年代的現代漢奸樣板！這個前《人民日報》評論員馬立誠曾說：“中國的改革需要犧牲一代人，只要讓中國的農民和工人維持在能吃飽飯這個線就可以了。”因為其本質的漢奸立場,與魏巍等老革命水火對立就絲毫不奇怪了。　　

2002年底，他在《戰略與管理》雜志上發表了《對日關系新思維―中日民間之憂》一文，提出所謂“重新審視中日關系”、把日本侵華歷史問題放在“次要位置”，又一次使輿論嘩然，不久被迫逃往香港某電視臺任評論員，2003年10月他為美國間諜衛星跟蹤我載人飛船的卑劣行經辯解，同時鼓吹中國融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流文明”，遭到國人的恥笑。日本文藝春秋社2004年2月18日出版馬立誠之書《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該書的封面以中國國旗為背景，內寫：“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罵作走狗的《人民日報》高級評論員以自己的勇氣所寫成的書”。2004年上半年他的新著《中日戰爭的思考與啟示》和《中國與臺灣的出路》又在日本出版，使日本右翼勢力大喜過望，倍受鼓舞，視其為“知音”和“伙伴”。他說“中國聲稱對臺灣擁有主權，對臺灣不公平”，“中國不應該把自己牢牢地綁在‘大一統’的這輛戰車上”，他說“‘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這種說法是缺乏法理根據的”。他還說不放棄臺灣，就不會“贏得臺灣的尊重”、“鄰邦的尊重”，就會把中國“脊梁壓斷”。他在日本出版的著作還有《交鋒》和《脫離反日》。　　

當年他在《交鋒》一書中用春秋筆法散布了許多蠱惑人心的謬論，露骨地主張經濟私有化、政治多元化。《交鋒》究竟與誰交鋒？現在越來越清楚了，他是與社會主義制度交鋒，與“反對和平演變”交鋒，與廣大人民交鋒，與愛國主義和民族精神交鋒，誰若在這些大是大非問題上與他不一致，他就毫不客氣地給誰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他斥責中國的“民族主義”不符合“世界主義原則”，對中國“民族主義”充滿了刻骨的仇恨，說中國的“民族主義分子”是“義和團還魂”，名為“愛國”，實為“害國”,“愛國者其實就是愛國賊”，說中國的“民族主義思潮是納粹主義思想的狂熱體現”，“將會給中國乃至亞洲帶來災難性后果”。他狂批中國政府遏制“民族主義思潮”不利，要中國政府認真“管一管”，建議中國政府首先限制中國公民言論自由，加大互聯網控制力度。他還要求中國政府嚴格限制民間反日團體的活動，以免再次出現“中國保釣人士強行登上釣魚島”之類的“傷害中日關系的過激行為”。他在要求中國政府控制修理大陸民意同時，還要求中國政府“尊重臺灣民意”放棄臺灣。他指2003年九月十八日向日本駐華使館遞交請愿書的愛國青年的行為和民意是“是民族主義情緒上升導致的惡果”，“直接導致中國威脅論論調的提升”。　　

馬立誠相信日本軍隊更甚于相信本國軍隊，他話里行間要政府解散解放軍，要中國只“專注經濟”。他處處用“站在戰略高度”來為他媚日言論辯護，然而一些人是要“聯日抗美”，而他馬立誠鼓吹的是中國應融入以美國為首的“世界主流文明”，他馬立誠鼓吹的是要建立以日為“本”以中為“支(那)”的“中日一體化”,他鼓吹的是中國應放棄臺灣，那么他到底站在什么“戰略高度”要聯日抗誰呢？無非是聯日抗中、聯日毀中、聯日滅中、聯日占中罷了, 馬立誠并不是對“大一統”不感興趣，他感興趣的是如何實現日本當年武力沒有實現的“大東亞共熔圈”之夢！他一方面要“中國不應該把自己牢牢地綁在‘大一統’的這輛戰車上”，另一方面卻要中國主動“融入”“世界主流文明”，要建立“中日一體化”；他一方面要中國政府加大互聯網控制力度，嚴厲管制大陸民意，另一方面卻要求大陸政府“尊重臺灣民意”放棄臺灣，因為“臺灣民意是要獨立的”；他一方面大肆攻擊污蔑丑化中國的“民族主義”，另一方面對日本大規模的右翼極端種族主義和真正的狹隘民族主義視而不見，稱日本是“亞洲的驕傲”。即使是中國近現代史上最最著名的漢奸、賣國賊，如果見了他的“對日新思維”“對臺新思維”“對美新思維”等等這些漢奸思維高論也會自嘆弗如，不敢望“馬”之項背！但他還此地無銀三百兩，見人就聲明他“不是漢奸”，而是一名“‘堂堂正正’的中國人”。 　　

馬立誠還有一個未了之心愿，親日漢奸一般都渴望受到“天皇”的“皇恩”，當年最后以漢奸罪被槍決的褚民誼曾任訪日特使，1942年日本“天皇”授予他“一等旭日大綬章”，而近年曾在1988年到1993年間出任第五任中國駐日大使的楊振亞由于推動“中日友好”有功(如推動日本“天皇”有史幾千年來首次“視察”中國)，在2002年日本“天皇”為楊振亞頒發了“勛一等瑞寶章”，而馬立誠之心愿就是期待“皇恩浩蕩”的“天皇”早日明了他效忠的日本心，為他頒發一個大大的一等什么大勛章。　　

從馬立誠身上可以發現一個規律，凡是民賊，多半是漢奸，以此觀察“精英”，屢試不爽。馬立誠自作聰明，已經提前自我暴露，但他不是一個人在戰斗。這些年來主導中國改革開放的權利和資本等強勢集團以改革開放為名義，以西方新自由主義學說為掩護，把老百姓的死活置之度外，肆無忌憚大搞私有化，聲稱工人下崗失業與三農問題是改革過程中不可避免的陣痛，并提出為了改革開放，要不惜代價，要敢于犧牲一代人。我們放長雙眼看著吧，這些“精英”遲早會走上賣國的道路！　　

附文1：

“認祖歸宗”的馬立誠

轉自：《環球視野》    作者：丕  西

（張宏良按：這是丕西先生批判原《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馬立誠的文章。在讀這篇文章之前需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丕西先生該文所揭露的馬立誠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歌頌，與馬立誠對日本的實際歌頌相比較，甚至遠遠算不上是冰山一角。迄今為止，還沒有第二個人把中國人民的抗日壯舉稱為是恐怖分子襲擊行為，而把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稱為是被迫的反恐行動。可以說，“馬立誠現象”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是世界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甚至在盛產漢奸的中國歷史上都屬于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雖然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臭名昭著的漢奸，但是朝野內外特別是學者文人公開推崇漢奸的現象卻絕無僅有，“馬立誠現象”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例外。

馬立誠歌頌日本侵略中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馬立誠因此而被中國朝野廣泛推崇，不僅成為中國改革教的理論旗手，甚至成為許多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心目中的時代明星。一個人能夠同時被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所推崇十分罕見，而一個公認的漢奸能夠同時被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所推崇則更加罕見。馬立誠就是這樣一個更加罕見的人物。九十年代包括全國人大委員長在內的許多中國頂尖政治家，都曾親自推薦和推銷馬立誠的著作，而當時的馬立誠才不過四十多歲；包括胡星斗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把馬立誠的文章高懸置頂，以示膜拜；廣州有個叫李悔之的街頭流氓，天天像野狗一樣到處撕咬，唯獨提起馬立誠無比崇敬，甚至不敢直呼馬立誠的名字，而是張口閉口尊稱馬老師。從廣東到上海再到北京，有許多媒體都把馬立誠作為向社會公開展示的一面思想大旗，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特現象。

馬立誠有兩本成名大作，一是歌頌改革教、辱罵毛澤東社會主義的《交鋒》，這本書讓馬立誠成為中國改革教的理論旗手；二是歌頌開放、辱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這本書讓馬立誠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大和英雄”。馬立誠描繪和歌頌改革的《交鋒》和后來的《交鋒30年》，是中國改革教乃至整個右翼理論界公認的最優秀的改革理論著作，至今沒有任何人能夠超越。中國人民的悲哀就在于此。中國改革30年，改革教最優秀的理論旗手居然是漢奸，或者換個說法也一樣，最能深刻反映中國改革30年偉大思想成果的居然只有漢奸。這是需要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認真反思的一個深刻問題，為什么那些所謂改革開放人士最終都走上了民族自絕和民族自裁的漢奸道路？甚至公開為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辯護！在前面文章中我們曾提到，中國鼓吹改革開放的所謂民主自由人士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反對德國法西斯，而從不反對日本法西斯。而“馬立誠現象”的出現，已經不僅是不反對日本法西斯，甚至直接站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立場上。這就是我們推薦大家注意“馬立誠現象”的原因。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把目光盯在馬立誠個人身上，而是要認真思考出現“馬立誠現象”的政治、文化和歷史根源。思考“馬立誠現象”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除“馬立誠現象”，徹底鏟除漢奸這個歷史腫瘤，使中華民族早日恢復健康，實現民族崛起的偉大歷史任務。

下面請看丕西先生的文章。文章內容和標題未做任何改動。）

如果有人公開頌揚日本侵略行徑，甚至稱贊漢奸汪精衛是“民國版的姜伯約 ”（指三國蜀將姜維降魏而圖興漢的故事），你也許以為這不過是諸如電視劇《呂梁英雄傳》中那個翻譯官的臺詞。這倒也罷了。但是這種只為自己吃香的喝辣的而賣國求榮的無恥漢奸還不具備這樣“理論化”的水平，這倒需要像洪承疇、陳公博一流才有可能說得出來。此人便是曾任中央某大報主任編輯、自詡為該報評論員的馬立誠！

國人對這個馬立誠并不陌生。早在2002年，當日本政要一再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并修改教科書以掩蓋其侵略歷史的錯誤做法，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正義譴責。正在這時，這個馬立誠跳了出來，公然指責中國青年的行為是“幼稚”、“狂熱”，竟要中國人要有對日關系的“新思維”。后來此人到香港一家電視臺充當時事評論員，繼續在熒屏公開鼓吹媚日嘴臉在香港中環被人認出，立遭痛打。這家電視臺播出這條新聞時說：我臺時事評論員馬立誠在中環被愛國青年狂毆。一時傳為笑談。但是，此人本性難移，已失去了羞愧之心，不知悔改。其后他在日本出版了《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一書，肆意歪曲歷史，進一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辯解，詆毀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美化侵略者對淪陷區的統治，等等。人間無恥，以此為甚。這真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馬立誠正是懷抱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手攬賣國賊汪精衛，來表明自己認祖歸宗了。無怪乎許多網民稱他是“和平年代的現代漢奸樣板”！

馬立誠在他的這本書中，雖其人喪德失節，廉恥蕩然無存，但提出的問題卻還是一個值得一駁的大是大非問題。

其一，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究竟是其蓄謀已久的既定方針，還是馬立誠所說的中國政府也應該對戰爭爆發承擔一定的責任？

只要有利于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馬立誠對什么樣的歷史鐵案都敢翻，這便是一例。但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日本侵華的罪惡歷史。自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確立了以侵占中國東北、征服全中國、稱霸亞洲為目標的大陸政策。在此后的70多年里，先后發動和參加過10多次侵華戰爭，霸占我領土，掠奪我財富，取得在華的種種特權。1927年日本先后在東京和中國旅順召開的兩次“東方會議”進一步策劃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步驟。這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聲稱的：為了秉承“明治大帝之遺策”，特制定“對滿蒙之積極政策”。“所謂滿蒙者，乃奉天（今遼寧）、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這里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因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敬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進犯。”侵略者的自白，和盤托出了其妄圖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和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5年為攫取華北而制造的所謂“自治運動”，直至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正是日本侵略者為實施上述罪惡計劃而蓄意制造的一個比一個嚴重的侵華步驟，這難道不是鐵的歷史事實嗎？！

那么，馬立誠為什么說中國要對戰爭的爆發承擔一定的責任呢？他說：因為中國政府過分縱容反日人士甚至慫恿人民進行反日活動，而這也是導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這真是駭人聽聞的“理由”。這種十足的昏話，恰恰暴露了論者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臉，地道的漢奸邏輯。做慣了奴才和漢奸的邏輯是：當主子打了你右頰，趕緊再把左頰送上，否則主子就會踹你屁股。事實恰恰相反。蔣介石政府在一個長時期奉稱“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妥協退讓，扼殺愛國平民的御侮熱情，這樣做，不但沒有使其稍有收斂，反而助長了侵略氣焰。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不正是由于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執行“絕對不抵抗”方針，使東北三省迅速淪喪敵手嗎？1935年，不正是在以屈辱退讓換取茍安的思想支配下，蔣介石政府通過簽訂《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等協定，使華北五省名存實亡。而只有當中國人奮起抗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民族抗戰，才有效地打擊了侵略者，并最終戰而勝之。事實表明，對外國侵略者是奮起反擊還是屈膝奉迎，是愛國者和賣國者的分水嶺。

其二，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屠殺究竟是其兇殘的侵略本性決定的，還是馬立誠所說的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

在這本書中，馬立誠對諸如“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案諱莫如深，卻說：“由于戰爭進行的異常慘烈，中日雙方軍隊傷亡也異常慘重，所以難以避免的導致中國大量無辜平民傷亡”。似乎這樣輕輕的一筆，就可以隱去慘無人道的日軍暴行。果真如此嗎？

請看：在東北淪亡的14年里，日本關東軍在各地不斷進行“討伐”，動輒把數百、數千平民集中起來大肆屠殺。1932年9月16日發生的駭人聽聞的平頂山慘案，就是日軍以“照相”為名，把400多戶的3000多礦工及家屬和貧苦農民，用刺刀驅趕到一處洼地，然后用機關槍掃射，頃刻間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在遇難者當中，有2/3是婦女和兒童。除平頂山慘案外，日軍還制造了遼寧東溝縣南崗頭村慘案，黑龍江樺南縣下九里六屯慘案、吉林舒南縣老黑溝慘案、遼寧清源縣清源鎮慘案、吉林通化縣白家堡子慘案等多起屠殺事件，無數平民百姓慘遭集體屠殺。這難道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嗎？！

再請看：七七事變后，日軍鐵蹄踏進我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每攻占一地，他們就大開殺戒，燒殺奸淫，無惡不作。日軍入侵南京途中，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在寧、滬、杭三角地帶沿交通線的一些城鎮，共殺戮了30萬人，僅占領蕪湖之初，就在城內屠殺了1萬余人。而南京淪陷后的那場大屠殺，更是慘絕人寰。作為1899年《海牙公約》和1929年《日內瓦陸戰公約》簽字國的日本，公然違反國際公約，關于“交戰國對非戰斗人員與對丟下武器、失去戰斗力之戰斗人員不得殺害”的規定，在日本駐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的慫恿下，入城日軍本著“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在戰勝后的追擊中，強盜式的掠奪和強奸，為士氣旺盛之所寄”等罪惡信條，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了長達一個半月的殺戮，強暴婦女，焚燒房屋。這些獸兵竟然搞起了來絕人性的“殺人比賽”。南京一地，千人以上的集體屠殺就有13次，累計達19.5萬多人，僅12月18日，在草鞋峽一次就屠殺5.7萬多人。零散殺害的居民難以計數，屠城后有關方面收埋的尸體就有15萬具之多。據日本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取證認定，南京大屠殺共殘害中國平民30萬人以上，同時發生強奸、輪奸婦女2萬多起，受辱遭害婦女達8萬人。這一切，難道也還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

日本暴行，罄竹難書，令人發指。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滔天大罪，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勿忘國恥”，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必須牢記的歷史的血的教訓。那種數典忘祖、媚日賣國的無恥之徒，是不配稱作中國人的。

其三，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的統治，究竟是殘暴的殖民統治，還是馬立成所描繪的“牧歌式”的平靜生活景象。

馬立誠認為，日軍在占領這些中國城市農村的初期，尤其是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紀律大多數是比較嚴明的，而且也確實為占領區的人民作了諸如發放糧食、修繕設施、開辦學校、維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這真是奴才漢奸心目中的升平世界，不盡感恩戴德。但不幸的是，后來由于游擊隊的出現，使這些地區重新變得不安定起來，因為日軍不斷遭到襲擊。馬立誠說：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好家伙！日本侵略者要對我亡國滅種不是中國人民的恥辱，而中國人民捍衛民族獨立的自身生存卻成了侵略者不能忍受的恥辱。是的，在漢奸的眼里，中國人不安于當“順民”，攪黃了“皇軍”美夢，受苦受罪也就活該了。看了這些文字，真不敢相信世間竟有此等人渣。在這里，馬立誠為自己畫了一個活脫脫的被打斷脊梁、出賣靈魂、低賤下作的民族敗類的形象。我是不贊成用拳頭批判，但看了這些，深感香港青年對其飽以老拳，也是出于一種忍無可忍的愛國義憤，是可以理解的。本來，按照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標準和要求，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

那么，日軍鐵蹄下占領區是不是像馬立誠所說的那樣呢？大概日軍侵占東北三省最符合他所期望的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了。而在日本殖民統治東北的14年里，他們對3000萬東北人民在軍事上實行殘酷鎮壓，在政治上實行瘋狂迫害，動用大批關東軍和憲兵、特務、警察，進行“治安肅正”，用刺刀強迫平民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大搞歸屯并戶和保甲連坐，把東北廣大地區變成了血腥的人間地獄。僅以日本侵略者在東北野蠻壓榨，迫害勞工為例，超時過量的勞動和惡劣的勞動條件，致使大批勞工受盡折磨而死。他們死后就被扔進礦山附近的亂尸坑內，有的尚未斷氣便被扔入，久之便形成了許多“萬人坑”。現在東北各地就發現80多處這樣的萬人坑，掩埋著70多萬具礦工的尸骨。據不完全統計，日本每年平均從東北征調勞工約50萬人。從1931年到1943年，又從關內騙往東北勞工857萬多人。其中被殘害致死的不下200萬人。面對國難亡靈，這是亡國之痛，民族之恨，每一個中國人怎能不為之動容。這難道就是馬立誠所稱頌的占領者卓有成效的管理？至于把日本開設學校，強制推行泯滅中國的語言和歷史的奴化教育，作為占領者的“德政”，更是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

在這本書中，馬立誠還竭力為大漢奸汪精衛鳴冤叫屈，真是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其實，這不過是流露其惺惺惜惺惺一類的漢奸情結，不值得理喻。

馬立誠媚日賣國的言論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喝彩，稱其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罵作走狗的《人民日報》高級評論員以自己的勇氣所寫成的書”。這大概也是物有所屬吧。但是，中華民族有著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一個辯忠奸、明廉恥的民族。寫到這里，使我想起杭州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墓。在岳飛墓前，并排跪著秦檜等四個國賊的鐵鑄人像，這典型地表現了我們民族的愛憎觀。難怪后來有一姓秦的游人來此看到“白鐵無辜鑄佞臣”時，發出這樣的感嘆：“人從宋后少名檜，我在墓前愧姓秦”。

最后還要順便指出，近些年來這個馬立誠曾連篇累牘地出版了他的議論新時期改革的著述，還被某些人捧為“駕馭政論的高手和大家”。嗚呼，這樣一個滿腦子漢奸情結的人來指點改革，本身就是對我們改革事業的褻瀆，而其所謂的“相當獨到的見解”也就可想而知。如果這樣的人也成為“中國著名政論家”，那確是我們民族的不幸，13億人當為之一哭。

（原載《環球視野》）

附文2：

反社會主義的一個活標本

——評馬立誠《交鋒三十年》

高 為 學

人們都知道，在改革開放二十周年時，馬立誠和凌志軍合著了一本同四項基本原則交鋒的《交鋒》，受到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的痛斥。2008年10月，馬立誠又由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交鋒三十年》。在該書的扉頁上，吹噓因《交鋒》“在全球產生巨大影響”，馬立誠在“1999年，被美國《亞洲周刊》雜志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50人之一”。馬立誠在這本書中，又以一萬字的篇幅自吹自擂在十年前出版的《交鋒》，說“出版后立刻引起轟動，暢銷海內外，包括盜版在內，發行量超過200萬冊，成為當年第一暢銷書。海內外1000多家報紙和雜志評論、轉載或連載”。他還借高官之口，來為之提高身價。說什么在該書剛出版之初，1998年4月8日中午，時任海協會會長的82歲的汪道涵，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臺灣政要及文化界人士，餐敘中，汪老……很高興地對大家說：“我要向各位推薦一本書，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視的書，書名是《交鋒》，討論20年來我們的三次思想大轉變，很值得你們帶回去看看。”又說：“4月18日，萬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萬里跟我聊了一會兒天，轉入正題。他說：‘《交鋒》寫得很好，鄧小平理論發展起來不容易啊’”！馬立誠雖然吹得天花亂墜，卻無法掩蓋其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他在大肆吹噓《交鋒》之后，就把矛頭對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志，說什么“極‘左’勢力圍剿《交鋒》，……是想以批判《交鋒》為突破口，否定改革開放，在黨內重新掌握主導權”。并歷數“《交鋒》出版10年來，‘左’的勢力批判熱情經久不衰，總計發表批判文章100多篇，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給《交鋒》扣了10頂大帽子：1、‘否定四項基本原則’；2、‘反對和歪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3、‘反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4、‘鼓吹私有化’；5、‘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6、‘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7、‘歪曲歷史，篡改歷史’；8、‘只反左，不反右’；9、‘鼓吹賣國主義、世界主義’；10、‘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掃蕩一切’。”他在這里想借此證明“‘左’的勢力”是亂扣“大帽子”的極左派，但是這只能弄巧成拙，因為這里的所謂“10頂大帽子”，確確實實就是《交鋒》的10大罪狀，把它集中到一點，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本人在1998年5月撰寫的《評<交鋒>》一文中指出：總之一句話，《交鋒》的要害就是同四項基本原則交鋒。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本固才能邦寧。因此，我們必須像鄧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樣，“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進行有力的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前邁進。

這次出版的《交鋒三十年》，和10年前出版的《交鋒》是一路貨色。但是該書的編者和作者卻要大肆吹噓，說什么“本書直面30年來社會主義多方面的風風雨雨。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長卷，生動地描畫出改革開放的過程，驚心動魄，振聾發聵，令人撫案嘆息，掩卷深思。”作者在《自序》中又聲稱：要“讓讀者一書在手，全貌在胸。”事實究竟怎樣呢？其實，它并不是“生動地描畫出改革開放”“全貌”的“長卷”，而是恣意歪曲改革開放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毒草。它把宣傳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統統污蔑為“左”。對于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觀點，必須予以澄清之。

一、問“姓社姓資”是“左”嗎？

該書說：“1989年下半年，‘左’的東西抬頭，來勢很兇”，“‘左’的勢力鋪天蓋地而來”。它根據什么得出這個結論呢？它首先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90年2月22日，一位高級官員在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署名長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該文還對改革提出這樣一個根本質問：‘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這是進入90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資的一篇文章。”還說：“重頭刊物《求是》雜志（半月刊）1991年第16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一文。文章說：‘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這兩篇發表在黨中央的黨報黨刊上的文章，都是由于對改革開放要問“姓社姓資”，就被馬立誠扣上了“左”的帽子。

其實，這是不值一駁的。他講“一位高級官員在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署名長文”，就是指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忍之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王忍之在那篇文章中，確實涉及到“姓社姓資”問題，但絕不是“最早提出姓社姓資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最早提出“姓社姓資”問題的是鄧小平，王忍之作為中宣部長，只是宣傳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而已。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針對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明確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這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共產黨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是根本不同的，對于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是不能混淆的，應該問“姓社”還是“姓資”，必須“繼續爭論”清楚。

在鄧小平之后，江澤民繼承和發揮了這個思想，他《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們堅持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作為鮮明的對照，那些頑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主張的，卻是以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為目的，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取消共產黨的領導，背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他們的‘改革開放’，中心就是資本主義化。這當然是黨和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60頁）接著，他在建國四十周年大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當前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618頁）1991年在建黨七十周年大會上，他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強調“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七十年奮斗的全部成果。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163頁）

可見，《人民日報》和《求是》雜志宣傳“問一問姓社姓資”的觀點，正是黨中央所堅持的正確觀點。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刊，宣傳、闡述這些觀點，完全是理所當然的；而馬立誠卻把矛頭對著黨中央的這些馬克思主義觀點，把它作為“‘左’的東西”、“‘左’的勢力”來批判，這完全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馬立誠為了給他的謬論捏造“根據”，就胡說“鄧小平在談話中鮮明地批判了‘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主張’。”他在這里提到的鄧小平的“談話”，就是指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鄧小平在這個談話中，究竟有沒有反對問“姓社姓資”呢？這是必須正確回答的問題。

馬立誠的所謂“根據”，就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在這里，鄧小平確實批判那種因為“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以致“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的“左”的思想行為。但是，他并沒有講不要問“姓社姓資”，而是講“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也就是說，關鍵是要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什么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問題。于是他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他講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產力和增強綜合國力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三個有利于”都是姓‘社’而不姓‘資’的。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內在地包含了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基本性質的客觀要求，怎么可以說提出“三個有利于”就是不要問“姓社姓資”呢？

鄧小平緊接著又論證了如何認識社會性質的問題。他以深圳特區為例，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這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是問“姓社姓資”的，如果不問，又何必要明確肯定“特區姓‘社’不姓‘資’”呢？他還明確告訴我們，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勞動人民掌握政權這兩個根本條件，就能保證姓‘社’不姓‘資’，否則就會發生質變。由此可見，鄧小平在批評“左”傾思潮時，不但沒有反對問“姓社姓資”，相反地告訴人們，如何正確地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馬立誠無比憎恨宣傳社會主義。他在揭批了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之后，發出了如下叫囂：“太多了，不再引述了。1991年，從春天到夏天，這樣連珠炮般的指責，真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氣勢。”大家都知道，“黑云壓城城欲摧”這句成語，現在是用來比喻反動勢力造成的緊張局面，或反動勢力一時的囂張氣焰。馬立誠竟然把宣傳社會主義咒罵成像“黑云”一樣的“反動勢力”、“囂張氣焰”，這就充分暴露了他那種反對和仇恨社會主義的本質。

當時強調宣傳社會主義，正是黨中央和鄧小平所要求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把“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努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當前要特別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45頁）鄧小平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發生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11頁）1990年7月3日，鄧小平再次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宣傳社會主義。他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現在有些青年人總以為外國的月亮圓，對他們要進行教育。”（《鄧小平年譜》（下），第1317—1318頁）可見，馬立誠極力反對并惡毒污蔑宣傳社會主義，就是反對當時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妄圖使改革開放背離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姓社姓資”問題是絕對回避不了的，是必須正確回答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最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理論研討會上，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緊密聯系干部群眾的思想實際，深入回答六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能搞資本主義”。《人民日報》2009年1月12日的“理論”版就以此為主題，發表了三篇文章，其中有兩篇題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在當代中國搞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倒退》，不正是回答中國只能“姓社”、不能“姓資”這個重大問題嗎？這兩篇文章的結論是：“總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歷史也已經證明，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社會主義成功實踐繼續推進的今天，試圖改旗易幟，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這既違反歷史，也不符合人心。可以設想，如果在當代中國搞資本主義，勢必導致兩極分化、黨派林立、思想混亂、天下大亂，這將是一場災難和大倒退。”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是誰也違抗不了的。

二、“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嗎？

鄧小平在1986年9月2日，對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談到“改革”問題時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鄧小平在這里指明，改革是“要摸索前進”、“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這實際上也就是“反思改革”的過程。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反思”就是“思考過去的事情，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可是，馬立誠等人卻認為“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說什么“郎咸平旋風”是“明星學者掀起質疑改革的巨浪”，“煽動民眾否定改革”；“劉國光旋風”使“姓社姓資風波再起”，“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究竟如何評價在“反思改革”過程中的“郎旋風”和“劉旋風”，這是有關改革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問題，不能不分辨清楚。

所謂“郎旋風”，是指從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因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受到一些自稱為“主流派”的經濟學家群起而攻之，而一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專家學者支持郎咸平的觀點，反對利用“產權改革”侵吞國有資產，大搞私有化，這就形成了學術界、思想界的一場大討論，刮起了一場大“旋風”。這是一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性大辯論。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要弄清楚有沒有國有資產流失？該不該讓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對于這個問題，當時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的多次講話，可以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在2003年11月2日講話時，用“心情沉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列舉當年從3月初到10月底，在多個省市出現的一場地方國有資產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對于在國企產權改制中推行MBO、經營者收購，李毅中指出：“由于沒有規定和制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到底經營者持多少股合適？大家都有爭議。如果經營者持股比例過大，就有可能出現和俄羅斯一樣的情況，最后使國有企業改制成了少數經營者持股的現象。”這就表明，在國企改革中，確實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產權“私有化”的問題。因此，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反對MBO，并不是“攻擊國有企業改革”，而是為了糾正國企改革中的某些錯誤做法，使國企改革走上正確的軌道。

事實上，正是由于這場大討論，才引起了國務院國資委和全國人大對國企改革中問題的重視，并采取了一些改進措施。最為明顯的是，2004年9月29日，國資委研究室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堅持國企改革方向，規范推進國企改制》長文。這時候發表這篇代表國資委的文章，當然是作為他們對這次討論的回應和表態。這篇文章在肯定近年來國企改革道路的同時，指出了在改制中出現的問題：批評了那種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演繹為“國退民進”，主張“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批評了把國有企業作為包袱急于甩掉，一賣了之，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特別是著重批評了管理層收購中的種種弊端，損害投資人和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引起了一些不穩定因素，并明確肯定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不宜實施管理層收購并控股。11月3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積極評論了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并坦言MBO是個問題。后來，在12月15日結束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進一步表示大型國企不能搞管理層收購。這場大討論，也引起了全國人大的重視。針對當時一些國企改制為非國有企業時存在的侵害職工合法權益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在向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作報告時說：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改制為非國有企業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充分聽取職工意見。次日吳邦國委員長又予以重申。由此可見，“郎旋風”對國企改革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是立了大功的，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反誣它“煽動民眾否定改革”呢？

對于“劉國光旋風”，馬立誠也是竭盡其攻擊之能事，說什么“劉國光的言論，在我們已經熟悉的‘左’的朋友當中博得滿堂彩”。試問，“劉國光的言論”和支持“劉國光的言論”都是“左”嗎？非也！

馬立誠首先把矛頭指向劉國光教授在2005年7月關于《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的長篇談話，認為它是“重磅炸彈”，是“大幅向左轉”的標志。那么，這篇談話究竟講了些什么呢？劉教授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是指導、主流，西方經濟學是參考、借鑒，對待西方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應有正確的、科學的態度。經濟學的教育既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謂經濟學的“國際化”，不能排斥馬克思主義，向西方經濟理論接軌。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不符合實際，也會誤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領域，要從教學計劃、教材研究隊伍、領導權等方面，克服、解決一些傾向性問題。此前，他在2005年3月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的《答辭》中，已經闡述了這些基本思想。他認為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好像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了一點。”他還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認為“部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我們認為，作為對中國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的劉國光教授，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改革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國人，對此無不拍案叫絕！

但是，馬立誠卻反其道而行之，大講“劉旋風”“受到了多方質疑”和“批評”，并竭力宣揚高尚全、晏智杰、吳敬璉、皇甫平等人的錯誤言論，用以批判劉國光的正確觀點，完全是是非顛倒！

他說：“北京大學教授晏智杰在12月8日的《社會科學報》上說：過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統天下，到今天與西方現代經濟學兩家并重，是一個歷史進步。”那我們就來看看它是什么樣的“歷史進步”？該文針對劉國光的談話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大量涌入，在經濟學教學研究中事實上形成了西方經濟學與以《資本論》為經典的經濟學并重的局面，但劉國光同志斷言所謂并重就是為西方經濟學泛濫大開方便之門，就是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我并不這么認為”；“從一統天下到兩家并重，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是一個歷史的進步”。這種“并重論”實際上就是取代論，就是企圖用西方經濟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事實上，在我國西方經濟學的地位不斷上升，已經泛濫成災，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不斷下降，正在被邊緣化。可見，“并重論”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的謬論，是一種歷史倒退論，怎么會成為“歷史進步”呢？

馬立誠還大肆推銷高尚全的所謂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否定改革的觀點。他說：“2005年9月2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當前，有人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對改革形成了干擾。’”在此前后，高尚全還多次公開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對改革的“干擾”和“否定”。如此說來，改革和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完全對立的，要堅持改革就不能批判新自由主義；要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會“否定改革”，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如果確實如此，那只能表明他們所謂的“改革”和新自由主義是一路貨色，否則，怎么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呢？！

馬立誠為了給自己壯膽，還引用了這樣一大段話：其實，早在這一年的2月25日，溫家寶總理邀請專家座談《政府工作報告》修改稿的時候，高尚全就提出，要“排除干擾，堅持改革”。他當時說：“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會議結束時，溫家寶說：“在這樣的座談會上，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這一點尚全同志是很清楚的。”會議結束后，回良玉副總理握著高尚全的手說：“你講得很好，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高尚全對記者詳細敘述這個過程，并且同意報紙把它發表出來，馬立誠又要再一次加以渲染，看來是想制造某些高層領導人是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迷霧，借以阻塞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言路。這完全是枉費心機，因為真理和謬誤，并不是由權位來決定的。這恰恰暴露了他們色厲內荏，心虛得很。

其實，我們批判新自由主義絕不是“干擾”改革，反對改革，而是為了排除改革中右的干擾，使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對此，鄧小平早在20年前就指出：“這八年多的經歷證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總的情況是好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的社會性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8—229頁）鄧小平在這里講得很清楚，“西化”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右的干擾，要保證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反對“西化”。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西化”、搞“和平演變”的重要理論武器。胡錦濤在2000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就強調要警惕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他說：“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國家通過他們控制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和國際游戲規則，推行以新自由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為旗幟的全球化戰略。”在2005年底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同志又提出，批判新自由主義要長流水，不斷線，抵制新自由主義對經濟改革的負面影響。據此，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正是為改革排除干擾，防止“西化”，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手段，怎么會變成“干擾”改革、反對改革呢？那些鼓吹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會否定改革的人，正是為了干擾社會主義改革，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方向。

馬立誠還引用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一文，說什么現在“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拜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我們似乎又面臨著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他引用這段話，是想借以得出劉國光問“姓社姓資”就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荒唐結論。因此，他緊接著皇甫平的言論之后，就說：“引人注目的是，劉國光又重新提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他在……《我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說，爭論的核心不是堅持不堅持改革的問題，而是堅持什么樣的改革方向的問題，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改革方向，還是采取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改革方向？這是又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這是回避不了的問題，想回避是天真。”在這里，他略去了劉國光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是堅持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還是假借‘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把中國引導搞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向？’”這就表明，在改革中問“姓社姓資”是鄧小平的思想，并不是劉國光的獨創，你們名為反對劉國光，實乃反對鄧小平。劉國光在該文談了“姓社姓資的爭論”之后，接著就回答這場“爭論”之所以“回避不了”，是因為“人家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來攻你，又用‘非意識形態化’來麻痹你，叫你回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嗎？在關系國家人民命運的大問題上，提倡‘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只能騙騙沒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關于“改革方向”問題，在該文之前，劉國光教授就撰寫了《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讀胡錦濤同志3月7日講話有感》一文。人們都知道，胡錦濤在2006年3月7日參加全國人大上海代表團會議時，強調“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當時，人們對“堅持改革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引起了爭議。劉國光教授對此講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錦濤同志講話的含義是什么呢？我體會，他講的‘堅持改革方向’，毫無疑問，是鄧小平開拓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方向。這個改革方向，能夠保證我們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因而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完全符合鄧小平理論的。鄧小平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138、379頁）同樣，這也是對胡錦濤講的“堅持改革方向”的唯一正確的理解。謂予不信，有胡錦濤自己的講話為證。他在2007年12月17日講到“改革開放的性質”時說，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絕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制度”。（《求是》2008年第1期）后來，他《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當談到“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時說，“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并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求是》2008年第24期）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遵循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反對資本主義方向。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否則就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但是，現在有些主流媒體竟故意淡化甚至歪曲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只是籠統地提“改革開放”，認為改革就是方向，矢口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方向，這是應該引起特別重視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人民日報》從2008年12月1日至9日，先后發表了六篇“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評論員文章，大講“改革開放成就巨大”，造就了“中國奇跡”，“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沒有一篇文章講到“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什么，沒有一次講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更沒有一句講到改革開放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甚至在不能不講“堅持社會主義”時，也要設法把它砍掉，這樣問題就大了。大家都知道，鄧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中有一段名言：“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371頁）而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第一評中，卻把“四個不”中的第一個“不”，即“不堅持社會主義”砍掉，說什么“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如果不發展經濟，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奮起直追，只能是死路一條。”這樣一“砍”，是不是想告訴世人：什么都重要，就是“社會主義”可以不要，“不堅持社會主義”，照樣可以活得很好？這不是公開地和鄧小平唱反調嗎？鄧小平多次強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里還有現在的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6頁）“總結歷史經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分重要，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絕不能放松，否則我們非垮臺不可。”“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東歐發生的事情說明中國的‘四個堅持’是搞對了。”（《鄧小平年譜》第1295、1315頁）這就充分表明，在鄧小平那里，“改革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離開這個前提，“我們非垮臺不可”，“中國就完了”，“就嗚呼哀哉了”。可是，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竟然發表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評論員文章，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三、批“民主社會主義”是“左”得“激動過頭”嗎？

該書大肆贊揚《炎黃春秋》雜志，認為它堅持“客觀公正，對人對事公平”，“經得起歷史檢驗，得到人民認可”。該書對《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號發表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以下簡稱《前途》）”，用肯定的口氣大量引用其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竭力反對批判那些錯誤觀點。說文章發表后，“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左’的朋友看到這篇文章，跳起腳來大罵。他們費了番聯絡和準備的工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召開10次會議批判《前途》。諸多發言者激動過頭，調門一個比一個高。‘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篡改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妄圖打倒共產黨’等等大帽子漫天飛舞，完全沒辦法心平氣和地討論”。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炎黃春秋》發表的《前途》一文，究竟是不是“客觀公正”、“經得起歷史檢驗”；對《前途》的批判是不是“左”得“激動過頭”？

大家知道，謝韜的這篇長文，在《炎黃春秋》發表之前，就以原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一些網頁上刊登，并廣為流傳。它妄稱“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創者”；“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等。這樣，它就對馬克思主義來了個是非大顛倒，從根本上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他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毛澤東、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此文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說什么“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才有前途，這是關系國家命運的特大問題，當然會“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

《前途》發表后，北京某些頗有影響的單位，聯合召開了幾次“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人，在會上大肆贊賞謝韜的文章，竭力為之張目，說什么“我同意謝老關于馬克思的正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謝老的文章驚世駭俗，振聾發聵，是一篇很好的啟蒙文章，一啟民主之蒙，二啟馬克思主義之蒙”；“謝韜文章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撥亂反正”；“謝韜的文章……在當代歷史上的意義超過真理標準討論。因為它所提出的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所謂‘挖祖墳’問題”；“馬克思主義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個‘亂’要從列寧說起”；“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叫做科學社會主義，其實也是空想，社會主義全是空想”；“我們好不容易把兩個凡是打破了，現在出來的四個凡是——凡是碰到四項基本原則，都不行”；“以前我們常常聽說‘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現在回過頭去審視歷史走過的軌跡就會發現，恰恰是‘消滅私有制’的口號和追求才真正成了萬惡之源”。他們還提出什么“新式社會主義”，包括所謂人民社會主義、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等等，實際上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謝韜在會上聽到了這些右派朋友的吹捧之后，得意地講出了自己寫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他說：“我們所面臨的任務是中國向何處去”？“我這篇文章，回避了一些尖銳的現實問題，有些問題沒有說透，預留出發揮和討論的空間。”“我就要求能夠從這篇文章打開一個缺口”，“允許公開討論”，“探索出中國發展的光明大道”。這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就是要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完全背叛科學社會主義，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邪路。

他們這樣“跳起腳來大罵”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激動過頭”地宣揚“民主社會主義”，馬立誠在書中竟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卻對于批駁謝韜謬論的人恨之入骨，說什么“‘左’的朋友”“激動過頭”，“跳起腳來大罵”，“大帽子漫天飛舞”。這就清楚地表明，馬立誠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之上，來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相對抗的。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馬立誠在該書中宣揚了謝韜那些錯誤觀點，并作一些簡要的評析。

該書說：“《前途》認為，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改變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這段話，是謝韜對《資本論》第三卷中的一段話作歪曲解釋之后得出的錯誤結論。《資本論》是這樣說的：“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由于股份制的出現，通過這個“過渡點”，資本主義私有制向“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過渡就更為方便了，并不是說私有制已經變成了公有制，更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因此，該文講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現，“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完全是歪曲之詞。這里還要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在前面一段話的后邊又強調：“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有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這就“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由此可見，該文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資本主義就能完成“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顯然是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是別有用心的歪曲。

該書說：“《前途》一文說，這是恩格斯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見。恩格斯期待通過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里講的“恩格斯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文章”，是指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撰寫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一文。因篇幅太長，這里就不再引用原文了。凡是讀過《導言》的人，無論如何也得不出恩格斯最后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結論，這只能是毫無根據的主觀推測和惡意曲解。恩格斯在《導言》中對無產階級利用合法斗爭形式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并不是否定暴力革命。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利用普選權已取得重大勝利的情況下，“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現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他在論述合法斗爭形式重要意義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了保留革命權的重要性。他指出：“須知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如果統治階級將暴力強加于工人階級時，如果工人階級的力量已經壯大到可以發動總攻擊時，我們將“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進行決定性的戰斗。他在臨終前還特別強調：“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可見，任何以《導言》作為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用議會主義代替階級斗爭的憑證的企圖都是徒勞的，由此得出恩格斯主張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結論，是根本沒有根據的主觀臆測。

該書說：“《前途》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起也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前途》說，民主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實行民主憲政、混合所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謝韜在《前途》一文中，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從根本上混淆了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扎根于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質的區別，怎么可以混為一談呢？他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四個特點，更加具體表明它完全是資本主義貨色，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味道。我們知道，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它在政治上必須實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為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必須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這二者為主體）；在思想上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沒有這幾條本質特征，那就不是社會主義。而該文所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特點”，與我們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是完全相反的。他講的“民主憲政”，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他講的“混合私有制”（該文在《炎黃春秋》發表時是“混合私有制”，而不是馬立誠所講的“混合所有制”），就是實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他講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排斥“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他講的“福利保障制度”，則是現在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都要實行的“制度”，它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十足的資本主義。這種“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嗎？不能，它只能害中國。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使蘇聯由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倒退了幾十年，不就是例證嗎？

以上就是所謂的“‘左’的朋友”對于被馬立誠所贊賞的謝韜的一部分觀點的評析和批駁。所有這些，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之真理來批駁反馬克思主義之謬論，根本不存在什么“左”得“激動過頭”、“大帽子漫天飛舞”的問題。請問，曾自稱是“《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馬立誠先生，你不但不反對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觀點，相反地公開支持和宣揚這些觀點，反對批判這些觀點，究竟是哪一家的“評論員”？究竟想把我們黨和國家引向何方？這只能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重蹈蘇聯由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老路。

2009年1月20日 完稿

附文3：
點評“馬立誠”言論

作者:中華老英杰

關于馬立誠是不是漢奸的問題還是有爭論的，多數人認定他是漢奸。但是少數所謂“有文化”，“有教養”的人卻認為應該寬容，認為說他漢奸的人是扣帽子，是“糞青”。對此，我還是把馬立誠的言論拿出來讓大家看看，點評一下再讓大家評價。
1. 滿洲國是中國大陸第一個以建立現代法制治國為目標的國家。以五族協和建設皇道樂土為口號，滿洲國的經濟飛速發展，人民生活不斷提高，中國人等的流入也是顯著的增加了（《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273頁）

點評：滿洲國真是一個王道樂土啊，估計馬立誠就恨日本沒有占領全中國，在全中國建立一個王道樂土的國家。不過馬立誠的資料來源應該是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吧，別忘了就算當時的日本也是一個法西斯專制的王朝。

2. 東京法庭認定日軍在1937年（昭和12年）攻打南京時殺害了中國民眾20萬以上。但是，根據當時的資料表明，當時南京的人口只有20萬，而且在日軍攻占南京一個月后增加到了25萬。這個事件，除此之外還有許多疑點，至今仍在爭論之中。因為是在戰爭中間，所以難免會有殺傷，但絕不會是什么大屠殺！（《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

點評：日本人否定南京大屠殺是已經不是新聞了，不過這次跳出來的卻是一個“中國人”馬立誠，他否定了當初東京國際審判法庭確認的殺害中國平民20萬（還有10萬戰俘），而且還說什么“難免會有殺傷，但絕不會是什么大屠殺”，對此我還有什么好說的呢？大家評價吧

3. 簡述（因為話多）：馬立誠認為：首先，汪精衛是中國政府內部政治斗爭的“犧牲品”。其次，汪精衛在南京重新建立“維新政府”也是為了解救千百萬處于戰爭深淵中掙扎的人民，挽救瀕臨崩潰的“國民政府”。再次，汪精衛確實也是為了中國的利益而甘愿冒被人斥責為“漢奸”的危險，與日本進行和談的。這其實是“曲線救國”的一種策略。最后，馬立誠得出了汪精衛是“民國版的姜伯約”的“高論”，“雖曲身降魏而心存漢室中興”的“愛國者”！（ 《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

點評：惺惺惜惺惺

4. 簡述：馬立誠認為：日軍在占領這些中國城市農村的初期，尤其是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紀律大多數是比較嚴明的，而且也確實為占領區的人民作了諸如發放糧食、修繕設施、開辦學校、維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但是，后來由于游擊隊的出現，是這些地區重新變得不安定起來，因為日軍不斷遭到襲擊，甚至是沒有武器的日本平民也遭到了襲擊。馬立誠說：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所以，沖突重新發生，平民傷亡在所難免。而平民的大量傷亡又導致這些平民的家人和朋友更加仇視占領軍，所以這導致了“報復與反報復”的惡性循環，這一點與現在的巴以局勢十分類似。（《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

點評：馬立誠的邏輯就是：一個強盜搶占了你的家園，你卻不能反抗。否則“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所以，沖突重新發生，平民傷亡在所難免”。馬先生，你把因果關系搞倒了吧，請問：日本人不呆在日本到中國來干什么？

5. 簡述：馬立誠也承認是日本軍隊挑釁在先，中國軍隊還擊在后。但馬立誠隨后話鋒陡轉，認為中國政府也應該對戰爭爆發承擔一定的責任：因為中國政府過分縱容反日人士甚至慫恿人民進行反日活動。而這也是導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
點評：馬先生再次搞錯了因果關系，中國當時為什么會出現反日活動？還不是日本不斷侵犯中國的主權和領土？難道你這樣做了還要中國政府鎮壓中國人民反日情緒嗎？

6. 中國統一臺灣的理由主要是臺灣自古是中國領土，所以臺灣只能回歸中國而不能獨立……這種說法是缺乏法理根據的（馬立誠：中國聲稱對臺灣擁有主權，對臺灣是不公平的）
點評：日本人總想著臺灣能脫離中國，馬立誠果然考慮到了。

7. 日本人的思維模式有時與中國人是截然不同的……所以小泉首相參拜
靖國神社是應該被理解的，文化的差異使然，中國不應該干涉，更不應該政治化（接受臺灣東視記者采訪的發言）
。

點評：日本侵華戰爭已經不是日本一家的事情了，如果按日本人的思維，東京國際法庭的審判也是不合理的。馬先生，請你搞清楚你是中國人還是日本人。
根據上面馬立誠的言論，大家可以做出自己的判斷，投票吧。

附文4：
蒼蠅吳敬璉對雄鷹馬賓的挑釁

—讀《南風窗：“遺老”馬賓》有感

塞北之雪

如果說馬賓是雄鷹，那么吳敬璉則只能是一只蒼蠅。最近這只蒼蠅對著雄鷹憤怒地嗡嗡了幾聲。先搜索下兩個人物的經歷：

百度百科中介紹馬賓，安徽省滁州市人。１９３２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參加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后任新四軍政治部編譯組組長，新四軍軍部軍法處科長，中共射陽縣委書記，松江省軍區民運部部長，中共哈東地委書記，遼寧省委秘書長、民運部部長。建國后，任鞍山鋼鐵公司總經理、總工程師。１９５６年畢業于蘇聯西伯利亞鋼鐵學院。后歷任冶金工業部副部長、國家進出口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副總干事、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顧問。96歲的馬賓經歷過革命、社會主義建設、改革開放等歷史時期，立場堅定、視野開闊、理論扎實，更重要是有一般人難以獲得的歷史經驗與實踐經驗。1930年代，還是地下黨成員時，他就與周恩來成了“熟人”。在鞍鋼主持工作，毛澤東見到他，干脆將欽定的“鞍鋼憲法”謔稱為“馬賓憲法”。他的復出，則是鄧小平極力將他從“文革”泥沼中拔出。馬賓“文革”中被拉到沈陽的單人監房里囚禁5年半。周恩來和陳毅分別出來證明，保他清白。鄧小平后來親自點名起復委用。此后，在鄧小平的支持下，他又開始了一次世界性范圍的工業考察。1979年，國家進出口管理委員會成立，馬賓任專職副主任，同事中還有汪道涵和周建南。前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1980年后也由一機部外事局局長調任該委副主任。1984年中國經濟界的體制改革激辯聚會“莫干山會議”，馬賓是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這次會議涌現了王岐山、馬凱、周小川等一批后起之秀。

再看看吳敬璉的簡歷：

1930年1月24 日生于南京。1942年至1945年，就讀于重慶南開中學。 1953年畢業于上海復旦大學經濟系；

1954-1984年中國科學院(后稱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實習員，助理研究員，副研究員，研究員；

1983年赴美國耶魯大學做訪問研究員。1984年至今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1984-1988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干事；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1984年至今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

1990年英國牛津大學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委員

1999年 匈牙利 布達佩斯高級研究所(Collegium Budapest)，研究員。1996年 美國 麻省理工學院訪問研究員

1994年 美國 斯坦福大學亞太研究中心 客座教授。1990年英國 牛津大學 圣安東尼學院評議會成員。1983——1984年美國耶魯大學經濟系和社會政策研究所 客座研究員。1986——1987年國務院經濟改革方案辦公室副主任

1984年至今 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現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其中1984～1989年任常務干事，1985～1990年任動態組組長。2007年吳敬璉等100名海內外英才分別摘取了2007十大系列英才稱號。

吳敬璉女兒寫的《我和爸爸吳敬璉》一書披露了以下事實：

吳敬璉“大義滅親”，跟當了“右派”的父母堅決“劃清界限”，毫不留情“揭發批判”。

吳敬璉“文革”中是“五．一六”分子（“五．一六”是文革中以炮打周總理、大鬧打砸搶而聞名的一個組織）。

吳敬璉積極參與了批判孫冶方。（1964年組織批判孫冶方，吳敬璉是最得力的棍子手，用棍子學術模式（包括個人人身攻擊）進行對孫冶方的批判。）吳敬鏈后又同樣的方式猛批自己的老師顧淮。

吳敬璉當初“左”到了家，教訓老婆不許坐沙發，說無產階級都坐凳子，你為什么要坐沙發？而吳敬璉更不止一次對全家人宣布：“一個人不應該有兩件以上的襯衫。”他對女兒往鉛筆盒、橡皮上寫名字很反感，“不要把這么一點點小東西都變成‘私有財產’”

號稱“吳市場”的吳敬璉在十二大開過之后的1983年還在起勁地批判“市場經濟”，大罵“從計劃經濟改變為市場經濟”的主張是“同20世紀二三十年代社會主義論戰中以米塞斯和哈耶克為代表的反社會主義派的觀點相似”。（吳敬璉：《論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屬性和商品經濟屬性》，《工業經濟管理叢刊》1983年第9期）

當年“左”得出奇，如今右得抓狂；當年“大義滅親”的“無良心”成了今天的“吳良心”；當年起勁批判“市場經濟”的“無市場”成了今天“言必稱市場”的“吳市場”；當年連沙發、第二件襯衫都斥為“資產階級生活方式”的極“左”，如今則右得連資本主義國家都不能容忍——一方面作為國家證券委的評審委員，一方面擔任推薦公司上市業務的券商董事：這種“制度性腐敗”在西方國家都是絕對不能接受的犯罪行為——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是我不明白，這世界變化快”。

馬賓是一位革命家、實踐家，既有理論又有實踐。而吳敬璉充其量也就是一個趨炎附勢的空頭理論家，用毛主席在延安整風時批評空頭理論家們的那副對子——“墻上蘆葦,頭重腳輕根底淺；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來形容吳敬璉是再合適不過的。可見，吳敬璉是典型的風派投機分子。毛時代及改革初期，吳敬璉則大搞他后來批判地極“左”。等社會風潮改變，到美國留學鍍金后，又大搞極右，成為中國新自由主義、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代表人物。吳敬璉等人如何照搬照抄西方的私有化、市場化理論誤導中國改革？

從吳敬璉近年若干言論可見一斑：

吳敬璉：改革的目標是歐美的自由市場經濟模式

【來源：2008-9-22   21世紀經濟報道】

http://www.21cbh.com/HTML/2008/9/22/HTML_JDS2D5XNROCG_5.html

在“文革”后的探索中,在政界、經濟界和學術界對經濟體制改革大致提出了四種可供借鑒的體制模式:

(1)后斯大林時期的計劃經濟模式(改良的蘇聯模式)。以孫冶方、馬洪、蔣一葦等學者為代表,形成了主張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給予企業更大自主權的學派。

(2)“市場社會主義”模式(“東歐模式”)。于光遠、蘇紹智等學者比較系統地汲取東歐原社會主義國家改革經濟學的成果,對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實踐作了深入的研究和廣泛的介紹。

(3)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模式(“東亞模式”)。二戰結束以后,日本、韓國、新加坡等東亞國家采用威權主義的政府和市場經濟相結合的辦法,形成帶有重商主義色彩的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

(4)自由市場經濟模式(“歐美模式”)。許多理論界人士,特別是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政府的基本職能是提供公共物品(Public Goods),而不是在市場上提供商品和服務;過多的政府干預會妨礙市場的有效運作并且滋生腐敗。因此,他們更傾向于歐美類型的市場經濟,即自由市場經濟體制。隨著掌握現代經濟學的學者愈來愈多,這種思想的影響力也愈來愈大。

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

從1984年以后的中國黨政領導機關的文獻可以看到,在對改革目標作理論論述時,大體上采用模式(4)的語言;而在規定具體措施時,則有更多模式(3)的內容。

摘自吳敬璉《中國經濟改革三十年歷程的制度思考》

吳敬璉的改革方向就是資本主義

“東亞模式往往為官員們所鐘愛，而歐美模式則為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所向往。”“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顯然包括吳敬璉，也可以說吳敬璉是用“具有現代經濟學知識的學者”指代他自己。說白了就是：吳敬璉向往歐美模式。

他主張“要建立的新的經濟體制就是在現代國家中普遍流行的市場經濟”，他心中的“現代國家”顯然是指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

 “政治改革必須加快。憲政、民主、法治，是現代市場經濟所要求的上層建筑保證。中共十五大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和十六大作出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承諾以來，時間已經過去了許多個年頭。雖然在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建立民主、憲政和法治三位一體的現代政治體制并非易事，但是世界潮流浩浩蕩蕩，容不得我們延宕和等待，必須從建立法治起步，加快我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吳敬璉：腐敗兩極分化與市場經濟無關

比如說我們現在有一個很嚴重的問題，就是腐敗，這個腐敗是怎么來的？有人說是因為市場經濟造成的腐敗；有人說不是。在我看來就不是因為市場經濟，而是改革沒有到位，或者是改革遭到了扭曲。

吳敬璉反對給富人征稅緩和兩極分化

吳敬璉認為“收入差距擴大”的主要誘因是“腐敗、壟斷等機會不平等造成的”。反對市場經濟自發產生兩極分化的主張，反對“限制企業主、中高層經理人員、專業人員等‘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對其課征高額累進稅”的主張，認為是“完全是開錯了藥方”。---吳敬璉2006年5月《收入差距過大的癥結》

吳敬璉反對國企

十五大和十五屆四中全會對國有經濟的布局調整和國有企業股份化改制作出決定后，國有經濟的改革有了很大進展，但到了一些大型國有企業，改革似乎就停頓不前了。有些地方更以"國有企業是共產黨執政的經濟基礎"等為借口，搞"國進民退"的"二次國有化"或者"再國有化"。  摘自《中國改革向何處去》  發于2008年11月《同舟共進》

吳敬璉拒絕反思市場換技術

吳敬璉說，現在社會上有一種輿論，對‘市場換技術’政策提出質疑，說改革開放多年了，市場逐步被外資占領，但技術卻沒有換到，所以這個政策是錯誤的。我認為這種觀點過于片面。（6月19日《南方日報》）

吳敬璉這個腦殘對市場經濟的迷信達到令人可笑的程度，很早就獲得“吳市場”綽號。他甚至認為兩極分化、腐敗的出現與市場經濟無關，認為只有進一步私有化市場化美國化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反對哪怕是用給富人征稅的方式調節兩極分化--這些抑制市場經濟弊端的國家調控措施即使是資本主義國家也是常見的。即便是最近十七屆四中全會通過的黨建決議，也把市場經濟看做是共產黨的重要考驗。可吳敬璉卻大言不慚地說，共產黨的腐敗、國家的兩極分化與市場經濟體制、市場經濟理念、私有化市場化等改革無關。吳敬璉就是如此極端地、赤裸裸地迷信市場，只有兩種可能性：1、吳敬璉是腦殘。2、吳敬璉是絕大網民分析出的間諜、經濟殺手。如果從善意出發，我們只能認定吳敬璉是腦殘分析。

讓吳敬璉那樣的腦殘或者間諜指導中國改革，是中國人民有史以來最大的悲劇。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成為悲劇，正是由于吳敬璉這種投機分子在運動中大搞破壞。沒想到的是，改革開放后，吳敬璉仍然大耍他常用的“羅織罪名”、抓辮子、打棍子的卑鄙手段。

比如國慶前后，吳敬璉在《財經》雜志發表《中國經濟六十年》一文，向他的所謂領導人獻媚，對馬賓進行惡毒攻擊：

“改革前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發表講演，印發書刊，組織“學習”，重彈他們在1989年－1991年大爭論中唱過的“取消計劃經濟，實現市場化，就是改變社會主義制度，實行資本主義制度”的舊調，指責改革的市場化方向。他們把中國改革說成是“由西方新自由主義主導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指責改革的領導人是“背叛了列寧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理論”的“走資派”和“資改派”：“一是經濟上繼續推行私有化”；“二是在政治上繼續推行自由化”，……他們還攻擊說，當前醫療、教育體制存在的弊端以及國有資產流失、貧富兩極分化乃至礦難頻發等問題，都是由這種市場化的“資改路線”造成的。”

吳敬璉文中強調馬賓指責了吳敬璉心目中的“改革領導人”，似乎是呼吁他心目中的改革領導人出面對馬老采取措施。腦殘吳敬璉似乎不知道，以馬賓的資格資歷，即便是說了一些領導人所反對的過激的話，領導人對這位昔日自己的老上級、老領導、革命老前輩、改革元勛也只能畢恭畢敬地聽著，不能采取任何措施。更何況提意見是共產黨員的基本權利。吳敬璉的這種心態，無意中暴露他不僅僅是資本的走狗，還是權貴奴才的本來面目。

吳敬璉口口聲聲攻擊馬賓僵化、守舊，是舊路線和舊體制的支持者。但是，當馬賓在文革中受苦受難時，吳敬璉正在搞極左投機革命，沒受到任何挫折，反而打擊迫害了不少其他人。八十年代初馬賓熱心改革開放，將改革視為繼續革命，成為改革開放的一線人物，被外界評價為“思想很解放”，成為“莫干山會議”級別最高的自發上山者，王岐山等人相比馬賓還只是初出茅廬者。而此時（83年左右），吳敬璉還在大搞后來他所批判的“極左”，所以更是默默無聞的小卒。等吳敬璉看到風向不對，在美國接受洗腦，搖身一變成為“吳市場”，大搞極右時，馬賓反而沒有像這個投機者滑得那么遠。很明顯，隨著私有化、市場化改革的逐漸深入，兩極分化、腐敗等現象日益加重，中國出現了任何一個資本主義國家都存在的這些現象。中國越與美國接軌，權力資本化、兩極分化的現象愈加明顯。這些本來都是常識問題，一個號稱信仰馬克思主義的國家竟然按照違背馬克思主義常識的理論搞私有化、市場化，可謂大笑話。吳敬璉宣稱，腐敗、兩極分化與私有化、市場化無關，而是私有化改革、市場化改革不夠的結果。這種說教恐怕他的美國主子都不會認同。吳敬璉之所以成為主流，主要是因為國際壟斷資本與國內新生的權貴資產階級需要吳敬璉鼓吹自私有理、私有化市場化有理的理論，所以整天讓吳敬璉誤導改革，讓吳敬璉天天在主流媒體上表演皇帝的新衣。吳敬璉之類用自己的行動，論證了毛主席晚年理論的正確性：中國有資本主義復辟的危險。

馬賓正是看到了這種危險的現實才逐漸調成自己的思想。從一個文革受害者變成毛澤東的堅定擁護者。

可以說，沒有吳敬璉的“極右”，就沒有吳敬璉所污蔑的馬賓的“極左”。如果不是在吳敬璉的誤導下，國有企業被資產階級瓜分、國家骨干產業被外資控制、工農階級經濟上成為剝削階級的的奴隸，政治上喪失了管理國家事務、監督國家官員的權力、兩極分化世界前列、教育醫療住房市場化產業化等等一系列資本主義復辟場景的出現，促使了毛澤東熱的回歸。這是歷史的辯證法。

吳敬璉真的擁護共產黨，擁護共產主義、社會主義理念么？看吳敬璉迷信美國體制、反對社會主義的所言所行這是不可能的。歷史已經定性—吳敬璉，這個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是共產黨和共和國的顛覆者、瓦解者。也許馬賓有過于激烈的言論，但其主旨，無非是捍衛共產黨的核心價值觀，無非是捍衛《憲法》《黨章》的精髓——走社會主義道路、公有制經濟要占主體、工人農民是國家主人等等。馬賓--毫無疑問，和晚年反思改革、回歸毛澤東的陳云、李先念、王震、薄一波等一大批元老一樣，既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奠基者，也是共產黨與共和國的維護者。讓吳敬璉這樣的顛覆者、瓦解者在眾多主流媒體上公開地惡毒攻擊馬賓這樣的奠基者與維護者，難道是末代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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