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社會主義的一個活標本

——評馬立誠《交鋒三十年》

高 為 學

人們都知道，在改革開放二十周年時，馬立誠和凌志軍合著了一本同四項基本原則交鋒的《交鋒》，受到了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同志們的痛斥。2008年10月，馬立誠又由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交鋒三十年》。在該書的扉頁上，吹噓因《交鋒》“在全球產生巨大影響”，馬立誠在“1999年，被美國《亞洲周刊》雜志評選為當代中國最有影響的50人之一”。馬立誠在這本書中，又以一萬字的篇幅自吹自擂在十年前出版的《交鋒》，說“出版后立刻引起轟動，暢銷海內外，包括盜版在內，發行量超過200萬冊，成為當年第一暢銷書。海內外1000多家報紙和雜志評論、轉載或連載”。他還借高官之口，來為之提高身價。說什么在該書剛出版之初，1998年4月8日中午，時任海協會會長的82歲的汪道涵，在上海國際飯店宴請臺灣政要及文化界人士，餐敘中，汪老……很高興地對大家說：“我要向各位推薦一本書，這是一本目前非常受到重視的書，書名是《交鋒》，討論20年來我們的三次思想大轉變，很值得你們帶回去看看。”又說：“4月18日，萬里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接見了我”，“萬里跟我聊了一會兒天，轉入正題。他說：‘《交鋒》寫得很好，鄧小平理論發展起來不容易啊’”！馬立誠雖然吹得天花亂墜，卻無法掩蓋其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本質。他在大肆吹噓《交鋒》之后，就把矛頭對準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同志，說什么“極‘左’勢力圍剿《交鋒》，……是想以批判《交鋒》為突破口，否定改革開放，在黨內重新掌握主導權”。并歷數“《交鋒》出版10年來，‘左’的勢力批判熱情經久不衰，總計發表批判文章100多篇，上綱上線，無所不用其極，給《交鋒》扣了10頂大帽子：1、‘否定四項基本原則’；2、‘反對和歪曲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3、‘反對社會主義，企圖復辟資本主義’；4、‘鼓吹私有化’；5、‘否定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6、‘大搞資產階級自由化’；7、‘歪曲歷史，篡改歷史’；8、‘只反左，不反右’；9、‘鼓吹賣國主義、世界主義’；10、‘顛倒黑白、混淆是非，否定一切、打倒一切、掃蕩一切’。”他在這里想借此證明“‘左’的勢力”是亂扣“大帽子”的極左派，但是這只能弄巧成拙，因為這里的所謂“10頂大帽子”，確確實實就是《交鋒》的10大罪狀，把它集中到一點，就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宣揚資產階級自由化。本人在1998年5月撰寫的《評<交鋒>》一文中指出：總之一句話，《交鋒》的要害就是同四項基本原則交鋒。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本固才能邦寧。因此，我們必須像鄧小平同志所要求的那樣，“積極主動、理直氣壯而又有說服力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對一些反對四項基本原則的嚴重錯誤思想……進行有力的斗爭”。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國沿著社會主義道路向前邁進。

這次出版的《交鋒三十年》，和10年前出版的《交鋒》是一路貨色。但是該書的編者和作者卻要大肆吹噓，說什么“本書直面30年來社會主義多方面的風風雨雨。它有如一幅行云流水的長卷，生動地描畫出改革開放的過程，驚心動魄，振聾發聵，令人撫案嘆息，掩卷深思。”作者在《自序》中又聲稱：要“讓讀者一書在手，全貌在胸。”事實究竟怎樣呢？其實，它并不是“生動地描畫出改革開放”“全貌”的“長卷”，而是恣意歪曲改革開放的反對社會主義的毒草。它把宣傳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統統污蔑為“左”。對于這種顛倒是非、混淆黑白的觀點，必須予以澄清之。

一、問“姓社姓資”是“左”嗎？

該書說：“1989年下半年，‘左’的東西抬頭，來勢很兇”，“‘左’的勢力鋪天蓋地而來”。它根據什么得出這個結論呢？它首先舉了這樣一個例子：“1990年2月22日，一位高級官員在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署名長文《關于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該文還對改革提出這樣一個根本質問：‘推行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還是推行社會主義改革？’這是進入90年代，最早提出姓社姓資的一篇文章。”還說：“重頭刊物《求是》雜志（半月刊）1991年第16期發表《沿著社會主義方向繼續推進改革開放》一文。文章說：‘我們劃清兩種改革開放的界限，一個很重要的方面，是要在事關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基本政策措施等重大原則問題上，看看是否有利于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通俗的說法，就是問一問姓社姓資。只有這樣，才能保證我們的改革開放始終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避免重大錯誤。’”這兩篇發表在黨中央的黨報黨刊上的文章，都是由于對改革開放要問“姓社姓資”，就被馬立誠扣上了“左”的帽子。

其實，這是不值一駁的。他講“一位高級官員在北京某大報發表一篇署名長文”，就是指時任中共中央宣傳部長的王忍之同志在《人民日報》上發表的文章。王忍之在那篇文章中，確實涉及到“姓社姓資”問題，但絕不是“最早提出姓社姓資的一篇文章”。實際上，最早提出“姓社姓資”問題的是鄧小平，王忍之作為中宣部長，只是宣傳中央領導人的觀點而已。鄧小平在1989年5月31日針對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明確地指出：“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97頁）這就非常明確地告訴我們，共產黨人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同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所主張的資本主義化的“改革”是根本不同的，對于這兩種不同性質的改革是不能混淆的，應該問“姓社”還是“姓資”，必須“繼續爭論”清楚。

在鄧小平之后，江澤民繼承和發揮了這個思想，他《在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的講話》中說：“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們堅持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作為鮮明的對照，那些頑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主張的，卻是以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為目的，放棄人民民主專政，取消共產黨的領導，背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他們的‘改革開放’，中心就是資本主義化。這當然是黨和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60頁）接著，他在建國四十周年大會上進一步明確指出：“許多事實告訴我們，在改革開放問題上，實際上存在著兩種截然不同的主張。一種是黨中央和鄧小平同志一貫主張的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改革開放，即作為社會主義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開放。另一種是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要求中國‘全盤西化’的人所主張的同四項基本原則相割裂、相背離、相對立的‘改革開放’。這種所謂‘改革開放’的實質，就是資本主義化，就是把中國納入西方資本主義體系。我們必須明確劃清兩者的根本界限。當前四項基本原則和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尖銳對立，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表現在改革開放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個問題上。”（《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618頁）1991年在建黨七十周年大會上，他更加明確地提出，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強調“不進行改革，就不可能使社會主義制度繼續保持蓬勃生機；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就會葬送黨和人民七十年奮斗的全部成果。要劃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開放，同資產階級自由化主張的實質上是資本主義化的‘改革開放’的根本界限”。（《江澤民文選》第1卷，第163頁）

可見，《人民日報》和《求是》雜志宣傳“問一問姓社姓資”的觀點，正是黨中央所堅持的正確觀點。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刊，宣傳、闡述這些觀點，完全是理所當然的；而馬立誠卻把矛頭對著黨中央的這些馬克思主義觀點，把它作為“‘左’的東西”、“‘左’的勢力”來批判，這完全是顛倒是非、混淆黑白！

馬立誠為了給他的謬論捏造“根據”，就胡說“鄧小平在談話中鮮明地批判了‘凡事都要問一問姓社姓資的主張’。”他在這里提到的鄧小平的“談話”，就是指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鄧小平在這個談話中，究竟有沒有反對問“姓社姓資”呢？這是必須正確回答的問題。

馬立誠的所謂“根據”，就是鄧小平在“南方談話”中說：“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不敢闖，說來說去就是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判斷的標準，應該主要看是否有利于發展社會主義社會生產力，是否有利于增強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頁）在這里，鄧小平確實批判那種因為“怕資本主義的東西多了，走了資本主義道路”，以致“改革開放邁不開步子”的“左”的思想行為。但是，他并沒有講不要問“姓社姓資”，而是講“要害是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也就是說，關鍵是要分清什么是社會主義改革開放，什么是資本主義改革開放的問題。于是他提出了“三個有利于”的“判斷標準”。他講的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綜合國力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綜合國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則是社會主義社會發展生產力和增強綜合國力的出發點和歸宿點。這“三個有利于”都是姓‘社’而不姓‘資’的。堅持“三個有利于”的標準，內在地包含了堅持社會主義社會基本性質的客觀要求，怎么可以說提出“三個有利于”就是不要問“姓社姓資”呢？

鄧小平緊接著又論證了如何認識社會性質的問題。他以深圳特區為例，指出：“對辦特區，從一開始就有不同意見，擔心是不是搞資本主義。深圳的建設成就，明確回答了那些有這樣那樣擔心的人。特區姓‘社’不姓‘資’。從深圳的情況看，公有制是主體，外商投資只占四分之一，……我們有優勢，有國營大中型企業，有鄉鎮企業，更重要的是政權在我們手里。……‘三資’企業受到我國整個政治、經濟條件的制約，是社會主義經濟的有益補充，歸根到底是有利于社會主義的。”（《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2—373頁）這就清楚地表明，鄧小平是問“姓社姓資”的，如果不問，又何必要明確肯定“特區姓‘社’不姓‘資’”呢？他還明確告訴我們，堅持公有制占主體地位和勞動人民掌握政權這兩個根本條件，就能保證姓‘社’不姓‘資’，否則就會發生質變。由此可見，鄧小平在批評“左”傾思潮時，不但沒有反對問“姓社姓資”，相反地告訴人們，如何正確地分清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

馬立誠無比憎恨宣傳社會主義。他在揭批了宣傳社會主義的文章之后，發出了如下叫囂：“太多了，不再引述了。1991年，從春天到夏天，這樣連珠炮般的指責，真有黑云壓城城欲摧的氣勢。”大家都知道，“黑云壓城城欲摧”這句成語，現在是用來比喻反動勢力造成的緊張局面，或反動勢力一時的囂張氣焰。馬立誠竟然把宣傳社會主義咒罵成像“黑云”一樣的“反動勢力”、“囂張氣焰”，這就充分暴露了他那種反對和仇恨社會主義的本質。

當時強調宣傳社會主義，正是黨中央和鄧小平所要求的。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把“認真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努力開展愛國主義、社會主義、獨立自主、艱苦奮斗的教育，切實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作為“當前要特別注意抓好的四件大事”之一。（《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第545頁）鄧小平說：“四個堅持本身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來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干部和共產黨員。”“這次發生的事件說明，是否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和黨的領導是個要害。……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05、311頁）1990年7月3日，鄧小平再次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宣傳社會主義。他說：“我們實行改革開放，這是怎樣搞社會主義的問題，作為制度來說，沒有社會主義這個前提，改革開放就會走向資本主義，比如說兩極分化。……現在有些青年人總以為外國的月亮圓，對他們要進行教育。”（《鄧小平年譜》（下），第1317—1318頁）可見，馬立誠極力反對并惡毒污蔑宣傳社會主義，就是反對當時黨中央的正確決策，妄圖使改革開放背離社會主義，“走向資本主義”。

歷史和現實都告訴我們，“姓社姓資”問題是絕對回避不了的，是必須正確回答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最近，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理論研討會上，中央領導同志要求緊密聯系干部群眾的思想實際，深入回答六個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建設密切相關的重大問題，其中第二個問題，就是“為什么必須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不能搞資本主義”。《人民日報》2009年1月12日的“理論”版就以此為主題，發表了三篇文章，其中有兩篇題為《中國走社會主義道路是歷史的選擇》、《在當代中國搞資本主義是歷史的倒退》，不正是回答中國只能“姓社”、不能“姓資”這個重大問題嗎？這兩篇文章的結論是：“總之，是近代中國歷史的發展使中國選擇了社會主義。歷史也已經證明，這一選擇為當代中國的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在社會主義成功實踐繼續推進的今天，試圖改旗易幟，把中國引向資本主義道路，這既違反歷史，也不符合人心。可以設想，如果在當代中國搞資本主義，勢必導致兩極分化、黨派林立、思想混亂、天下大亂，這將是一場災難和大倒退。”這是千真萬確的真理，是誰也違抗不了的。

二、“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嗎？

鄧小平在1986年9月2日，對美國記者邁克·華萊士談到“改革”問題時說：“我們現在做的事都是一個試驗。對我們來說，都是新事物，所以要摸索前進。既然是新事物，難免要犯錯誤。我們的辦法是不斷總結經驗，有錯誤就趕快改，小錯誤不要變成大錯誤。”（《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74頁）鄧小平在這里指明，改革是“要摸索前進”、“不斷總結經驗”的過程，這實際上也就是“反思改革”的過程。按照《現代漢語詞典》的解釋，“反思”就是“思考過去的事情，從中總結經驗教訓”。可是，馬立誠等人卻認為“反思改革”就是“反對改革”。說什么“郎咸平旋風”是“明星學者掀起質疑改革的巨浪”，“煽動民眾否定改革”；“劉國光旋風”使“姓社姓資風波再起”，“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究竟如何評價在“反思改革”過程中的“郎旋風”和“劉旋風”，這是有關改革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大問題，不能不分辨清楚。

所謂“郎旋風”，是指從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因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受到一些自稱為“主流派”的經濟學家群起而攻之，而一批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專家學者支持郎咸平的觀點，反對利用“產權改革”侵吞國有資產，大搞私有化，這就形成了學術界、思想界的一場大討論，刮起了一場大“旋風”。這是一場關于國企產權改革方向和國有資產流失的全國性大辯論。這里的關鍵問題，是要弄清楚有沒有國有資產流失？該不該讓國有資產大量流失？對于這個問題，當時任國資委副主任的李毅中的多次講話，可以明確地回答這個問題。他在2003年11月2日講話時，用“心情沉重”來表達自己的看法，列舉當年從3月初到10月底，在多個省市出現的一場地方國有資產出售的浪潮，并痛斥其中的種種不規范現象，“有些地方低估賤賣，一賣了之，甚至內外勾結，造成國有資產流失的現象嚴重”。對于在國企產權改制中推行MBO、經營者收購，李毅中指出：“由于沒有規定和制度，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到底經營者持多少股合適？大家都有爭議。如果經營者持股比例過大，就有可能出現和俄羅斯一樣的情況，最后使國有企業改制成了少數經營者持股的現象。”這就表明，在國企改革中，確實造成了國有資產的大量流失，出現了某種程度的產權“私有化”的問題。因此，質疑國有資產流失，反對MBO，并不是“攻擊國有企業改革”，而是為了糾正國企改革中的某些錯誤做法，使國企改革走上正確的軌道。

事實上，正是由于這場大討論，才引起了國務院國資委和全國人大對國企改革中問題的重視，并采取了一些改進措施。最為明顯的是，2004年9月29日，國資委研究室在《人民日報》發表了《堅持國企改革方向，規范推進國企改制》長文。這時候發表這篇代表國資委的文章，當然是作為他們對這次討論的回應和表態。這篇文章在肯定近年來國企改革道路的同時，指出了在改制中出現的問題：批評了那種把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戰略性調整演繹為“國退民進”，主張“國有經濟從一切競爭性領域退出”；批評了把國有企業作為包袱急于甩掉，一賣了之，造成國有資產的流失；特別是著重批評了管理層收購中的種種弊端，損害投資人和企業職工的合法權益，引起了一些不穩定因素，并明確肯定在我國目前情況下，國有及國有控股的大企業不宜實施管理層收購并控股。11月30日在國務院新聞辦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國資委主任李榮融積極評論了關于國有資產流失的大討論，并坦言MBO是個問題。后來，在12月15日結束的中央企業負責人會議上，國資委主任進一步表示大型國企不能搞管理層收購。這場大討論，也引起了全國人大的重視。針對當時一些國企改制為非國有企業時存在的侵害職工合法權益行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顧秀蓮在向十屆人大常委會第十三次會議作報告時說：國有及國有控股企業改制為非國有企業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充分聽取職工意見。次日吳邦國委員長又予以重申。由此可見，“郎旋風”對國企改革起了重要的積極作用，是立了大功的，怎么可以倒打一耙，反誣它“煽動民眾否定改革”呢？

對于“劉國光旋風”，馬立誠也是竭盡其攻擊之能事，說什么“劉國光的言論，在我們已經熟悉的‘左’的朋友當中博得滿堂彩”。試問，“劉國光的言論”和支持“劉國光的言論”都是“左”嗎？非也！

馬立誠首先把矛頭指向劉國光教授在2005年7月關于《經濟學教學和研究中的一些問題》的長篇談話，認為它是“重磅炸彈”，是“大幅向左轉”的標志。那么，這篇談話究竟講了些什么呢？劉教授認為，在當前的經濟學教學與研究中，西方經濟學的影響上升，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被削弱和邊緣化。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在我國是指導、主流，西方經濟學是參考、借鑒，對待西方經濟理論和新自由主義經濟學應有正確的、科學的態度。經濟學的教育既是意識形態的教育，也是分析工具的教育；所謂經濟學的“國際化”，不能排斥馬克思主義，向西方經濟理論接軌。中國經濟改革和發展是以西方理論為指導的說法不符合實際，也會誤導中國經濟的改革和發展的方向。在經濟學教學與研究的領域，要從教學計劃、教材研究隊伍、領導權等方面，克服、解決一些傾向性問題。此前，他在2005年3月榮獲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的《答辭》中，已經闡述了這些基本思想。他認為改革必須“始終堅持社會主義的方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個完整的概念，是不容割裂的有機統一體。好像這些年來，我們強調市場經濟，是不是相對多了一點；強調社會主義，是不是相對少了一點。”他還強調要堅持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認為“部分傳播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人士，力求使它在中國也居于‘主流’地位，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這種情況需要關注”。我們認為，作為對中國改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的劉國光教授，能夠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本著對黨、對國家、對人民負責的態度，對改革進行實事求是的“反思”，是難能可貴的大好事，一切正直的有良心的中國人，對此無不拍案叫絕！

但是，馬立誠卻反其道而行之，大講“劉旋風”“受到了多方質疑”和“批評”，并竭力宣揚高尚全、晏智杰、吳敬璉、皇甫平等人的錯誤言論，用以批判劉國光的正確觀點，完全是是非顛倒！

他說：“北京大學教授晏智杰在12月8日的《社會科學報》上說：過去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一統天下，到今天與西方現代經濟學兩家并重，是一個歷史進步。”那我們就來看看它是什么樣的“歷史進步”？該文針對劉國光的談話說：“改革開放以來，西方經濟學大量涌入，在經濟學教學研究中事實上形成了西方經濟學與以《資本論》為經典的經濟學并重的局面，但劉國光同志斷言所謂并重就是為西方經濟學泛濫大開方便之門，就是取消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我并不這么認為”；“從一統天下到兩家并重，在中國的具體條件下是一個歷史的進步”。這種“并重論”實際上就是取代論，就是企圖用西方經濟學來取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事實上，在我國西方經濟學的地位不斷上升，已經泛濫成災，而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地位不斷下降，正在被邊緣化。可見，“并重論”就是否定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的指導地位的謬論，是一種歷史倒退論，怎么會成為“歷史進步”呢？

馬立誠還大肆推銷高尚全的所謂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是否定改革的觀點。他說：“2005年9月26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說：‘當前，有人借所謂的批判新自由主義來否定改革，對改革形成了干擾。’”在此前后，高尚全還多次公開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認為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對改革的“干擾”和“否定”。如此說來，改革和批判新自由主義是完全對立的，要堅持改革就不能批判新自由主義；要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會“否定改革”，這真是奇怪的邏輯！如果確實如此，那只能表明他們所謂的“改革”和新自由主義是一路貨色，否則，怎么會“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呢？！

馬立誠為了給自己壯膽，還引用了這樣一大段話：其實，早在這一年的2月25日，溫家寶總理邀請專家座談《政府工作報告》修改稿的時候，高尚全就提出，要“排除干擾，堅持改革”。他當時說：“我們要繼續解放思想，堅持改革，排除干擾，千萬不能因為批判新自由主義而否定改革，千萬不要上當，否則會有災難性的后果。”會議結束時，溫家寶說：“在這樣的座談會上，各種意見都可以發表，這一點尚全同志是很清楚的。”會議結束后，回良玉副總理握著高尚全的手說：“你講得很好，不改革就沒有出路。”高尚全對記者詳細敘述這個過程，并且同意報紙把它發表出來，馬立誠又要再一次加以渲染，看來是想制造某些高層領導人是反對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迷霧，借以阻塞批判新自由主義的言路。這完全是枉費心機，因為真理和謬誤，并不是由權位來決定的。這恰恰暴露了他們色厲內荏，心虛得很。

其實，我們批判新自由主義絕不是“干擾”改革，反對改革，而是為了排除改革中右的干擾，使改革沿著社會主義方向前進。對此，鄧小平早在20年前就指出：“這八年多的經歷證明，我們所做的事情是成功的，總的情況是好的，但不是說沒有干擾。幾十年的‘左’的思想糾正過來不容易，我們主要是反‘左’，‘左’已經形成了一種習慣勢力。……同時也有右的干擾，概括起來就是全盤西化，打著擁護開放、改革的旗幟，想把中國引導到搞資本主義。這種右的傾向不是真正擁護改革、開放政策，是要改變我們的社會性質。”（《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228—229頁）鄧小平在這里講得很清楚，“西化”是對我國改革開放右的干擾，要保證改革開放的社會主義方向，就必須反對“西化”。我們知道，新自由主義是西方國家對我國實行“西化”、搞“和平演變”的重要理論武器。胡錦濤在2000年初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上，就強調要警惕西方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戰略。他說：“美國和西方其他一些國家通過他們控制的國際經濟、金融組織和國際游戲規則，推行以新自由主義和貿易自由化為旗幟的全球化戰略。”在2005年底中央主管意識形態的同志又提出，批判新自由主義要長流水，不斷線，抵制新自由主義對經濟改革的負面影響。據此，批判西方新自由主義，正是為改革排除干擾，防止“西化”，保證社會主義方向的重要手段，怎么會變成“干擾”改革、反對改革呢？那些鼓吹批判新自由主義就會否定改革的人，正是為了干擾社會主義改革，把改革引向資本主義方向。

馬立誠還引用皇甫平《改革不可動搖》一文，說什么現在“社會上出現一股新的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思潮。他們把改革過程中出現的一些新問題、新矛盾，上綱為崇拜新自由主義的惡果，加以批判和否定，我們似乎又面臨著一輪改革姓社姓資爭論的輪回。”他引用這段話，是想借以得出劉國光問“姓社姓資”就是“否定改革、反對改革”的荒唐結論。因此，他緊接著皇甫平的言論之后，就說：“引人注目的是，劉國光又重新提出了姓社姓資的問題。他在……《我國改革的正確方向是什么？不是什么？》說，爭論的核心不是堅持不堅持改革的問題，而是堅持什么樣的改革方向的問題，是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的改革方向，還是采取資本主義私有化的改革方向？這是又一場姓社姓資的爭論，這是回避不了的問題，想回避是天真。”在這里，他略去了劉國光的一句非常重要的話：“是堅持鄧小平開創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還是假借‘擁護改革開放的旗幟，把中國引導搞資本主義的改革方向？’”這就表明，在改革中問“姓社姓資”是鄧小平的思想，并不是劉國光的獨創，你們名為反對劉國光，實乃反對鄧小平。劉國光在該文談了“姓社姓資的爭論”之后，接著就回答這場“爭論”之所以“回避不了”，是因為“人家用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來攻你，又用‘非意識形態化’來麻痹你，叫你回避社會主義的意識形態，可以嗎？在關系國家人民命運的大問題上，提倡‘非意識形態化’，‘非政治化’，只能騙騙沒有馬克思主義常識的人。”事實不正是這樣嗎？

關于“改革方向”問題，在該文之前，劉國光教授就撰寫了《堅持正確的改革方向——讀胡錦濤同志3月7日講話有感》一文。人們都知道，胡錦濤在2006年3月7日參加全國人大上海代表團會議時，強調“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繼續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說到底要靠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當時，人們對“堅持改革方向”有不同的理解，引起了爭議。劉國光教授對此講了自己的看法，認為“錦濤同志講話的含義是什么呢？我體會，他講的‘堅持改革方向’，毫無疑問，是鄧小平開拓的社會主義自我完善的改革方向，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方向。這個改革方向，能夠保證我們國家走向繁榮富強，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因而能夠獲得廣大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這是完全符合鄧小平理論的。鄧小平說：“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在改革中堅持社會主義方向，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在整個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必須始終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142、138、379頁）同樣，這也是對胡錦濤講的“堅持改革方向”的唯一正確的理解。謂予不信，有胡錦濤自己的講話為證。他在2007年12月17日講到“改革開放的性質”時說，它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也就是說，我們黨領導的改革開放絕不是要改掉社會主義制度”。（《求是》2008年第1期）后來，他《在紀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3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當談到“始終保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時說，“以四項基本原則保證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并強調“我們一定要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求是》2008年第24期）這就清楚地表明，我國的改革開放，必須遵循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方向，反對資本主義方向。只有這樣，我國才能“堅持改革開放的正確方向”，否則就會走上“改旗易幟的邪路”。

但是，現在有些主流媒體竟故意淡化甚至歪曲改革開放的性質和方向，只是籠統地提“改革開放”，認為改革就是方向，矢口不講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改革方向，這是應該引起特別重視的重大政治原則問題。《人民日報》從2008年12月1日至9日，先后發表了六篇“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評論員文章，大講“改革開放成就巨大”，造就了“中國奇跡”，“改革開放的方向和道路是完全正確的”，必須“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這是完全正確的。但是，沒有一篇文章講到“改革開放的方向”是什么，沒有一次講到黨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更沒有一句講到改革開放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指導、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甚至在不能不講“堅持社會主義”時，也要設法把它砍掉，這樣問題就大了。大家都知道，鄧小平在1992年春的“南方談話”中有一段名言：“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基本路線要管一百年，動搖不得。”（《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70—371頁）而在“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的第一評中，卻把“四個不”中的第一個“不”，即“不堅持社會主義”砍掉，說什么“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如果不發展經濟，如果不改善人民生活，如果不奮起直追，只能是死路一條。”這樣一“砍”，是不是想告訴世人：什么都重要，就是“社會主義”可以不要，“不堅持社會主義”，照樣可以活得很好？這不是公開地和鄧小平唱反調嗎？鄧小平多次強調：“如果沒有共產黨的領導，不搞社會主義，不搞改革開放，就嗚呼哀哉了！哪里還有現在的中國？”（《鄧小平文選》第3卷，第326頁）“總結歷史經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十分重要，特別是堅持社會主義和黨的領導，絕不能放松，否則我們非垮臺不可。”“如果走東歐這條路，中國就完了。東歐發生的事情說明中國的‘四個堅持’是搞對了。”（《鄧小平年譜》第1295、1315頁）這就充分表明，在鄧小平那里，“改革開放”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必須以“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離開這個前提，“我們非垮臺不可”，“中國就完了”，“就嗚呼哀哉了”。可是，作為黨中央的機關報《人民日報》，竟然發表背離四項基本原則的評論員文章，實在令人不可思議？！

三、批“民主社會主義”是“左”得“激動過頭”嗎？

該書大肆贊揚《炎黃春秋》雜志，認為它堅持“客觀公正，對人對事公平”，“經得起歷史檢驗，得到人民認可”。該書對《炎黃春秋》在2007年“2月號發表謝韜的文章《民主社會主義與中國前途》（以下簡稱《前途》）”，用肯定的口氣大量引用其反馬克思主義的觀點，并竭力反對批判那些錯誤觀點。說文章發表后，“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左’的朋友看到這篇文章，跳起腳來大罵。他們費了番聯絡和準備的工夫，在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先后召開10次會議批判《前途》。諸多發言者激動過頭，調門一個比一個高。‘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篡改馬克思主義’‘反對社會主義’‘顛覆無產階級專政’‘妄圖打倒共產黨’等等大帽子漫天飛舞，完全沒辦法心平氣和地討論”。現在，我們就來看看《炎黃春秋》發表的《前途》一文，究竟是不是“客觀公正”、“經得起歷史檢驗”；對《前途》的批判是不是“左”得“激動過頭”？

大家知道，謝韜的這篇長文，在《炎黃春秋》發表之前，就以原題《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在一些網頁上刊登，并廣為流傳。它妄稱“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是‘和平長入社會主義’的首創者”；“恩格斯晚年放棄了所謂‘共產主義’的最高理想”；“民主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正統”；“堅持馬克思主義就是堅持民主社會主義”；“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才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等等。這樣，它就對馬克思主義來了個是非大顛倒，從根本上完全背叛了馬克思主義。他鼓吹的民主社會主義是一種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思潮，同馬克思的科學社會主義是根本對立的。毛澤東、鄧小平說：“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而此文作者卻反其道而行之，說什么“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中國才有前途，這是關系國家命運的特大問題，當然會“引起廣泛關注和議論”。

《前途》發表后，北京某些頗有影響的單位，聯合召開了幾次“民主與社會主義”專題研討會，那些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觀點的人，在會上大肆贊賞謝韜的文章，竭力為之張目，說什么“我同意謝老關于馬克思的正統是民主社會主義的觀點”；“謝老的文章驚世駭俗，振聾發聵，是一篇很好的啟蒙文章，一啟民主之蒙，二啟馬克思主義之蒙”；“謝韜文章是對馬克思、恩格斯以后的社會主義理論的一次撥亂反正”；“謝韜的文章……在當代歷史上的意義超過真理標準討論。因為它所提出的是更為根本性的問題，即所謂‘挖祖墳’問題”；“馬克思主義要撥亂反正、正本清源”，“這個‘亂’要從列寧說起”；“恩格斯把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叫做科學社會主義，其實也是空想，社會主義全是空想”；“我們好不容易把兩個凡是打破了，現在出來的四個凡是——凡是碰到四項基本原則，都不行”；“以前我們常常聽說‘私有制是萬惡之源’，現在回過頭去審視歷史走過的軌跡就會發現，恰恰是‘消滅私有制’的口號和追求才真正成了萬惡之源”。他們還提出什么“新式社會主義”，包括所謂人民社會主義、幸福社會主義、功能社會主義等等，實際上就是民主社會主義。謝韜在會上聽到了這些右派朋友的吹捧之后，得意地講出了自己寫這篇文章的真實目的。他說：“我們所面臨的任務是中國向何處去”？“我這篇文章，回避了一些尖銳的現實問題，有些問題沒有說透，預留出發揮和討論的空間。”“我就要求能夠從這篇文章打開一個缺口”，“允許公開討論”，“探索出中國發展的光明大道”。這充分暴露了他們的險惡用心，就是要徹底否定馬克思主義，完全背叛科學社會主義，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即資本主義邪路。

他們這樣“跳起腳來大罵”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激動過頭”地宣揚“民主社會主義”，馬立誠在書中竟諱莫如深，避而不談，卻對于批駁謝韜謬論的人恨之入骨，說什么“‘左’的朋友”“激動過頭”，“跳起腳來大罵”，“大帽子漫天飛舞”。這就清楚地表明，馬立誠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立場之上，來與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相對抗的。下面我們就來看一看馬立誠在該書中宣揚了謝韜那些錯誤觀點，并作一些簡要的評析。

該書說：“《前途》認為，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資本論》第三卷改變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了。”這段話，是謝韜對《資本論》第三卷中的一段話作歪曲解釋之后得出的錯誤結論。《資本論》是這樣說的：“在股份公司內，職能已經同資本所有權相分離，因而勞動也已經完全同生產資料的所有權和剩余勞動的所有權相分離。資本主義生產極度發展的這個結果，是資本再轉化為生產者的財產所必需的過渡點，不過這種財產不再是各個互相分離的生產者的私有財產，而是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馬克思這段話的意思是說，由于股份制的出現，通過這個“過渡點”，資本主義私有制向“聯合起來的生產者的財產，即直接的社會財產”過渡就更為方便了，并不是說私有制已經變成了公有制，更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變成了社會主義。因此，該文講由于股份公司的出現，“資本主義就這樣完成了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完全是歪曲之詞。這里還要進一步指出，馬克思在前面一段話的后邊又強調：“這種向股份形式的轉化本身，還是局限在資本主義界限之內；因此，這種轉化并沒有克服財富作為社會財富的性質和作為私有財富的性質之間的對立，而只是在新的形態上發展了這種對立。”這就“為將來由整個社會即全民族來實行剝奪做好了準備”。由此可見，該文認為《資本論》第三卷推翻了《資本論》第一卷的結論，不再需要“炸毀”資本主義的“外殼”，資本主義就能完成“向社會主義的和平過渡”，顯然是違反馬克思的原意的，是別有用心的歪曲。

該書說：“《前途》一文說，這是恩格斯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文章，是他最后的意見。恩格斯期待通過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這里講的“恩格斯去世前幾個月發表的文章”，是指恩格斯在1895年3月6日撰寫的《<法蘭西階級斗爭>導言》一文。因篇幅太長，這里就不再引用原文了。凡是讀過《導言》的人，無論如何也得不出恩格斯最后期待的是通過工人階級的合法斗爭取得政權，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結論，這只能是毫無根據的主觀推測和惡意曲解。恩格斯在《導言》中對無產階級利用合法斗爭形式給予了充分肯定，但并不是否定暴力革命。他認為在無產階級利用普選權已取得重大勝利的情況下，“我們的主要任務就是不停地促使這種力量增長到超出現政府制度的控制能力，不讓這支日益增強的突擊隊在前哨戰中被消滅掉，而是要把它好好地保存到決戰的那一天”。他在論述合法斗爭形式重要意義的同時，又特別強調了保留革命權的重要性。他指出：“須知革命權總是唯一的真正‘歷史權利’——是所有現代國家一無例外都以它為基礎建立起來的唯一權利”。如果統治階級將暴力強加于工人階級時，如果工人階級的力量已經壯大到可以發動總攻擊時，我們將“從議會斗爭的舞臺轉到革命的舞臺”，進行決定性的戰斗。他在臨終前還特別強調：“我認為，如果你們宣揚絕對放棄暴力行為，是決撈不到一點好處的。沒有人會相信這一點，也沒有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政黨會走得這么遠，竟然放棄拿起武器對抗不法行為這一權利。”可見，任何以《導言》作為恩格斯晚年放棄暴力革命，用議會主義代替階級斗爭的憑證的企圖都是徒勞的，由此得出恩格斯主張保留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的結論，是根本沒有根據的主觀臆測。

該書說：“《前途》認為，中國自改革開放起也走上了民主社會主義道路。《前途》說，民主社會主義的特點是實行民主憲政、混合所有制、社會市場經濟、福利保障制度。”謝韜在《前途》一文中，認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民主社會主義，這是從根本上混淆了科學社會主義和民主社會主義的界限。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對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繼承和發展，是扎根于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與民主社會主義有質的區別，怎么可以混為一談呢？他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四個特點，更加具體表明它完全是資本主義貨色，沒有一點社會主義味道。我們知道，作為社會主義制度，它在政治上必須實行無產階級政黨領導下的無產階級專政（在中國為人民民主專政）；在經濟上必須建立生產資料公有制，實行按勞分配（在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以這二者為主體）；在思想上必須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沒有這幾條本質特征，那就不是社會主義。而該文所講的“民主社會主義的特點”，與我們所講的社會主義本質特征是完全相反的。他講的“民主憲政”，實際上就是資產階級的議會民主；他講的“混合私有制”（該文在《炎黃春秋》發表時是“混合私有制”，而不是馬立誠所講的“混合所有制”），就是實行私有化，否定公有制；他講的“社會市場經濟”，是排斥“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他講的“福利保障制度”，則是現在世界各國特別是經濟發達國家都要實行的“制度”，它并不是社會主義的本質特征。這種“民主社會主義”，當然不是社會主義，而是十足的資本主義。這種“民主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嗎？不能，它只能害中國。戈爾巴喬夫推行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路線，使蘇聯由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經濟社會倒退了幾十年，不就是例證嗎？

以上就是所謂的“‘左’的朋友”對于被馬立誠所贊賞的謝韜的一部分觀點的評析和批駁。所有這些，都是擺事實、講道理的，是以馬克思主義之真理來批駁反馬克思主義之謬論，根本不存在什么“左”得“激動過頭”、“大帽子漫天飛舞”的問題。請問，曾自稱是“《人民日報》評論員”的馬立誠先生，你不但不反對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觀點，相反地公開支持和宣揚這些觀點，反對批判這些觀點，究竟是哪一家的“評論員”？究竟想把我們黨和國家引向何方？這只能把中國引向民主社會主義道路，重蹈蘇聯由社會主義蛻變為資本主義的老路。

2009年1月20日 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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