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認祖歸宗”的馬立誠
轉自：《環球視野》
（張宏良按：這是丕西先生批判原《人民日報》理論部編輯馬立誠的文章。在讀這篇文章之前需要特別提醒大家注意的是，丕西先生該文所揭露的馬立誠對日本侵略中國的歌頌，與馬立誠對日本的實際歌頌相比較，甚至遠遠算不上是冰山一角。迄今為止，還沒有第二個人把中國人民的抗日壯舉稱為是恐怖分子襲擊行為，而把日軍屠殺中國人民稱為是被迫的反恐行動。可以說，“馬立誠現象”是中國特有的文化現象，是世界歷史上其他任何一個國家和民族都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甚至在盛產漢奸的中國歷史上都屬于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雖然中國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臭名昭著的漢奸，但是朝野內外特別是學者文人公開推崇漢奸的現象卻絕無僅有，“馬立誠現象”是迄今為止中國歷史上唯一的例外。
馬立誠歌頌日本侵略中國并不奇怪，奇怪的是馬立誠因此而被中國朝野廣泛推崇，不僅成為中國改革教的理論旗手，甚至成為許多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心目中的時代明星。一個人能夠同時被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所推崇十分罕見，而一個公認的漢奸能夠同時被政治家、學者和街頭流氓所推崇則更加罕見。馬立誠就是這樣一個更加罕見的人物。九十年代包括全國人大委員長在內的許多中國頂尖政治家，都曾親自推薦和推銷馬立誠的著作，而當時的馬立誠才不過四十多歲；包括胡星斗在內的許多學者都把馬立誠的文章高懸置頂，以示膜拜；廣州有個叫李悔之的街頭流氓，天天像野狗一樣到處撕咬，唯獨提起馬立誠無比崇敬，甚至不敢直呼馬立誠的名字，而是張口閉口尊稱馬老師。從廣東到上海再到北京，有許多媒體都把馬立誠作為向社會公開展示的一面思想大旗，這是中國歷史上從未有過的奇特現象。
馬立誠有兩本成名大作，一是歌頌改革教、辱罵毛澤東社會主義的《交鋒》，這本書讓馬立誠成為中國改革教的理論旗手；二是歌頌開放、辱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日本不必向中國謝罪》，這本書讓馬立誠成為日本家喻戶曉的“大和英雄”。馬立誠描繪和歌頌改革的《交鋒》和后來的《交鋒30年》，是中國改革教乃至整個右翼理論界公認的最優秀的改革理論著作，至今沒有任何人能夠超越。中國人民的悲哀就在于此。中國改革30年，改革教最優秀的理論旗手居然是漢奸，或者換個說法也一樣，最能深刻反映中國改革30年偉大思想成果的居然只有漢奸。這是需要我們整個國家整個民族認真反思的一個深刻問題，為什么那些所謂改革開放人士最終都走上了民族自絕和民族自裁的漢奸道路？甚至公開為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辯護！在前面文章中我們曾提到，中國鼓吹改革開放的所謂民主自由人士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只反對德國法西斯，而從不反對日本法西斯。而“馬立誠現象”的出現，已經不僅是不反對日本法西斯，甚至直接站到了日本法西斯的立場上。這就是我們推薦大家注意“馬立誠現象”的原因。
我們希望大家不要把目光盯在馬立誠個人身上，而是要認真思考出現“馬立誠現象”的政治、文化和歷史根源。思考“馬立誠現象”的目的，是為了最終消除“馬立誠現象”，徹底鏟除漢奸這個歷史腫瘤，使中華民族早日恢復健康，實現民族崛起的偉大歷史任務。
下面請看丕西先生的文章。文章內容和標題未做任何改動。）
如果有人公開頌揚日本侵略行徑，甚至稱贊漢奸汪精衛是“民國版的姜伯約
國人對這個馬立誠并不陌生。早在2002年，當日本政要一再參拜供有甲級戰犯牌位的靖國神社，并修改教科書以掩蓋其侵略歷史的錯誤做法，引起了中國人民的極大憤慨和正義譴責。正在這時，這個馬立誠跳了出來，公然指責中國青年的行為是“幼稚”、“狂熱”，竟要中國人要有對日關系的“新思維”。后來此人到香港一家電視臺充當時事評論員，繼續在熒屏公開鼓吹媚日嘴臉在香港中環被人認出，立遭痛打。這家電視臺播出這條新聞時說：我臺時事評論員馬立誠在中環被愛國青年狂毆。一時傳為笑談。但是，此人本性難移，已失去了羞愧之心，不知悔改。其后他在日本出版了《中日戰爭的啟示與思考》一書，肆意歪曲歷史，進一步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辯解，詆毀中國人民的反侵略斗爭，美化侵略者對淪陷區的統治，等等。人間無恥，以此為甚。這真是吃了秤砣鐵了心，馬立誠正是懷抱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手攬賣國賊汪精衛，來表明自己認祖歸宗了。無怪乎許多網民稱他是“和平年代的現代漢奸樣板”！
馬立誠在他的這本書中，雖其人喪德失節，廉恥蕩然無存，但提出的問題卻還是一個值得一駁的大是大非問題。
其一，日本帝國主義發動的侵華戰爭，究竟是其蓄謀已久的既定方針，還是馬立誠所說的中國政府也應該對戰爭爆發承擔一定的責任？
只要有利于為日本侵略者開脫罪責，馬立誠對什么樣的歷史鐵案都敢翻，這便是一例。但中國人民是不會忘記日本侵華的罪惡歷史。自1868年明治維新開始，日本就確立了以侵占中國東北、征服全中國、稱霸亞洲為目標的大陸政策。在此后的70多年里，先后發動和參加過10多次侵華戰爭，霸占我領土，掠奪我財富，取得在華的種種特權。1927年日本先后在東京和中國旅順召開的兩次“東方會議”進一步策劃了侵略中國的具體步驟。這正如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聲稱的：為了秉承“明治大帝之遺策”，特制定“對滿蒙之積極政策”。“所謂滿蒙者，乃奉天（今遼寧）、吉林、黑龍江及內外蒙古是也”。這里不惟地廣人稀令人羨慕，農礦森林等物之豐富，世之無其匹敵。因此，“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滿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被我國征服，其他如中亞細亞及印度南洋等，異服之民族必畏敬我，使世界知東亞為我國之東亞，永不敢向我進犯。”侵略者的自白，和盤托出了其妄圖滅亡中國的狂妄計劃和野心。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1935年為攫取華北而制造的所謂“自治運動”，直至1937年的盧溝橋事變，正是日本侵略者為實施上述罪惡計劃而蓄意制造的一個比一個嚴重的侵華步驟，這難道不是鐵的歷史事實嗎？！
那么，馬立誠為什么說中國要對戰爭的爆發承擔一定的責任呢？他說：因為中國政府過分縱容反日人士甚至慫恿人民進行反日活動，而這也是導致激怒日本的重要因素。這真是駭人聽聞的“理由”。這種十足的昏話，恰恰暴露了論者一副十足的奴才嘴臉，地道的漢奸邏輯。做慣了奴才和漢奸的邏輯是：當主子打了你右頰，趕緊再把左頰送上，否則主子就會踹你屁股。事實恰恰相反。蔣介石政府在一個長時期奉稱“攘外必先安內”的錯誤政策，對日本的步步進逼妥協退讓，扼殺愛國平民的御侮熱情，這樣做，不但沒有使其稍有收斂，反而助長了侵略氣焰。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不正是由于蔣介石強令張學良執行“絕對不抵抗”方針，使東北三省迅速淪喪敵手嗎？1935年，不正是在以屈辱退讓換取茍安的思想支配下，蔣介石政府通過簽訂《塘沽協定》和《何梅協定》等協定，使華北五省名存實亡。而只有當中國人奮起抗爭，特別是中國共產黨倡導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全民族抗戰，才有效地打擊了侵略者，并最終戰而勝之。事實表明，對外國侵略者是奮起反擊還是屈膝奉迎，是愛國者和賣國者的分水嶺。
其二，日本侵略者對中國人民的血腥屠殺究竟是其兇殘的侵略本性決定的，還是馬立誠所說的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
在這本書中，馬立誠對諸如“南京大屠殺“這樣的慘案諱莫如深，卻說：“由于戰爭進行的異常慘烈，中日雙方軍隊傷亡也異常慘重，所以難以避免的導致中國大量無辜平民傷亡”。似乎這樣輕輕的一筆，就可以隱去慘無人道的日軍暴行。果真如此嗎？
請看：在東北淪亡的14年里，日本關東軍在各地不斷進行“討伐”，動輒把數百、數千平民集中起來大肆屠殺。1932年9月16日發生的駭人聽聞的平頂山慘案，就是日軍以“照相”為名，把400多戶的3000多礦工及家屬和貧苦農民，用刺刀驅趕到一處洼地，然后用機關槍掃射，頃刻間尸橫遍野，血流成河。在遇難者當中，有2/3是婦女和兒童。除平頂山慘案外，日軍還制造了遼寧東溝縣南崗頭村慘案，黑龍江樺南縣下九里六屯慘案、吉林舒南縣老黑溝慘案、遼寧清源縣清源鎮慘案、吉林通化縣白家堡子慘案等多起屠殺事件，無數平民百姓慘遭集體屠殺。這難道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嗎？！
再請看：七七事變后，日軍鐵蹄踏進我華北、華中和華南地區，每攻占一地，他們就大開殺戒，燒殺奸淫，無惡不作。日軍入侵南京途中，據不完全統計，從1937年11月4日至12月12日，在寧、滬、杭三角地帶沿交通線的一些城鎮，共殺戮了30萬人，僅占領蕪湖之初，就在城內屠殺了1萬余人。而南京淪陷后的那場大屠殺，更是慘絕人寰。作為1899年《海牙公約》和1929年《日內瓦陸戰公約》簽字國的日本，公然違反國際公約，關于“交戰國對非戰斗人員與對丟下武器、失去戰斗力之戰斗人員不得殺害”的規定，在日本駐華中方面軍司令官松井石根和第六師團長谷壽夫的慫恿下，入城日軍本著“不論婦女兒童，凡中國人一概都殺；房屋全部放火焚燒”，“在戰勝后的追擊中，強盜式的掠奪和強奸，為士氣旺盛之所寄”等罪惡信條，對放下武器的中國軍人和手無寸鐵的平民進行了長達一個半月的殺戮，強暴婦女，焚燒房屋。這些獸兵竟然搞起了來絕人性的“殺人比賽”。南京一地，千人以上的集體屠殺就有13次，累計達19.5萬多人，僅12月18日，在草鞋峽一次就屠殺5.7萬多人。零散殺害的居民難以計數，屠城后有關方面收埋的尸體就有15萬具之多。據日本投降后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取證認定，南京大屠殺共殘害中國平民30萬人以上，同時發生強奸、輪奸婦女2萬多起，受辱遭害婦女達8萬人。這一切，難道也還是戰爭中難以避免的？
日本暴行，罄竹難書，令人發指。這是日本帝國主義犯下的滔天大罪，是中華民族的奇恥大辱。“勿忘國恥”，是每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都必須牢記的歷史的血的教訓。那種數典忘祖、媚日賣國的無恥之徒，是不配稱作中國人的。
其三，日本侵略者對淪陷區的統治，究竟是殘暴的殖民統治，還是馬立成所描繪的“牧歌式”的平靜生活景象。
馬立誠認為，日軍在占領這些中國城市農村的初期，尤其是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紀律大多數是比較嚴明的，而且也確實為占領區的人民作了諸如發放糧食、修繕設施、開辦學校、維持治安等方面的好事，而且日本人對這些地區的管理也是卓有成效的。這真是奴才漢奸心目中的升平世界，不盡感恩戴德。但不幸的是，后來由于游擊隊的出現，使這些地區重新變得不安定起來，因為日軍不斷遭到襲擊。馬立誠說：這種襲擊行為對于世界上任何占領國都是不能忍受的恥辱。好家伙！日本侵略者要對我亡國滅種不是中國人民的恥辱，而中國人民捍衛民族獨立的自身生存卻成了侵略者不能忍受的恥辱。是的，在漢奸的眼里，中國人不安于當“順民”，攪黃了“皇軍”美夢，受苦受罪也就活該了。看了這些文字，真不敢相信世間竟有此等人渣。在這里，馬立誠為自己畫了一個活脫脫的被打斷脊梁、出賣靈魂、低賤下作的民族敗類的形象。我是不贊成用拳頭批判，但看了這些，深感香港青年對其飽以老拳，也是出于一種忍無可忍的愛國義憤，是可以理解的。本來，按照中國傳統文化道德的標準和要求，亂臣賊子，人人得以誅之。
那么，日軍鐵蹄下占領區是不是像馬立誠所說的那樣呢？大概日軍侵占東北三省最符合他所期望的沒有遭到太多抵抗的地區了。而在日本殖民統治東北的14年里，他們對3000萬東北人民在軍事上實行殘酷鎮壓，在政治上實行瘋狂迫害，動用大批關東軍和憲兵、特務、警察，進行“治安肅正”，用刺刀強迫平民離開世代居住的家園，大搞歸屯并戶和保甲連坐，把東北廣大地區變成了血腥的人間地獄。僅以日本侵略者在東北野蠻壓榨，迫害勞工為例，超時過量的勞動和惡劣的勞動條件，致使大批勞工受盡折磨而死。他們死后就被扔進礦山附近的亂尸坑內，有的尚未斷氣便被扔入，久之便形成了許多“萬人坑”。現在東北各地就發現80多處這樣的萬人坑，掩埋著70多萬具礦工的尸骨。據不完全統計，日本每年平均從東北征調勞工約50萬人。從1931年到1943年，又從關內騙往東北勞工857萬多人。其中被殘害致死的不下200萬人。面對國難亡靈，這是亡國之痛，民族之恨，每一個中國人怎能不為之動容。這難道就是馬立誠所稱頌的占領者卓有成效的管理？至于把日本開設學校，強制推行泯滅中國的語言和歷史的奴化教育，作為占領者的“德政”，更是不知人間還有羞恥二字。
在這本書中，馬立誠還竭力為大漢奸汪精衛鳴冤叫屈，真是幾聲凄厲，幾聲抽泣。其實，這不過是流露其惺惺惜惺惺一類的漢奸情結，不值得理喻。
馬立誠媚日賣國的言論受到日本右翼勢力的喝彩，稱其是“被中國民族主義者罵作走狗的《人民日報》高級評論員以自己的勇氣所寫成的書”。這大概也是物有所屬吧。但是，中華民族有著偉大的愛國主義傳統，是一個辯忠奸、明廉恥的民族。寫到這里，使我想起杭州西子湖畔的岳武穆墓。在岳飛墓前，并排跪著秦檜等四個國賊的鐵鑄人像，這典型地表現了我們民族的愛憎觀。難怪后來有一姓秦的游人來此看到“白鐵無辜鑄佞臣”時，發出這樣的感嘆：“人從宋后少名檜，我在墓前愧姓秦”。
最后還要順便指出，近些年來這個馬立誠曾連篇累牘地出版了他的議論新時期改革的著述，還被某些人捧為“駕馭政論的高手和大家”。嗚呼，這樣一個滿腦子漢奸情結的人來指點改革，本身就是對我們改革事業的褻瀆，而其所謂的“相當獨到的見解”也就可想而知。如果這樣的人也成為“中國著名政論家”，那確是我們民族的不幸，13億人當為之一哭。
（原載《環球視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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