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文共欣賞  疑義相與析

朱永嘉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ce3afd90100g6xo.html

今天上午由醫院看病回家，拿到當天的報紙，看見《南方周末》，刊載了馬立誠所撰的《有關廬山會議的一篇奇文》，此文是批評我在自己博客上發的《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講一點與李銳不同的觀點》一文。

今把這篇文章與我的文章一起再發表在自己的博客上，供關心我博文的朋友和同志們比較和參考，廬山會議那件事離開我們已五十年了，有一點不同的聲音也屬正常的事，可以各說各的嘛。其中是是非非讓讀者自己來比較，研究和討論。但是討論問題，從邏輯上講，應遵守同一律，這是起碼的常識吧，我文章的主題是從言者與聽者的視角總結廬山會議的經驗教訓，自己在文章的末尾特意聲明：“這篇博文沒有就這次爭論有關對當時形勢的認識這個實際問題上的是非來講，這決不是我這篇區區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倍R文則偏離了我文章的主題，去討論其它的內容了，按理要討論的是我有關言者和聽者的論述是否合理，言者為了達到聽者接受是否應該注意說話的技巧、場合和方式；廬山會議本身這件事的是非是另一個具體的問題。而言者如何言，聽者如何聽，則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問題。舉行會議時，大家都要發言，發言者總要考慮自己講話的實際效果吧，總不能完全不顧聽者的感受吧，這是常識。而這個問題自人類誕生有了用語言溝通思想以來便產生了，今后人們互相溝通思想總還離不開語言這個工具吧，你要講話，總要考慮如何使對方愉快地接受并取得良好的效果，故馬文偏離了我文章的主題，這一點請讀者來評判。

其次人和言是兩回事；人是人，言是言。中國有一句老話：不因人廢言，也不因言廢人。一個有問題的人講的話可以是對的，也可以是不對的；一個很好的人，講的話也不可能句句都是真理吧。馬先生離了我的文章來講我的人身了。我在文革時期的經歷，這是公開的，我從未隱瞞，自己被判過重刑、坐過牢，而且去過秦城監獄，呆過上海提籃橋監獄，還去過看守所，被隔離在上海大場的兵營。對此我無怨無悔，這又有什么可以嘲笑的呢？我把它看作自己學習的好機會，我在里面讀了毛選四卷，讀了資本論、讀了列寧四卷集、過去沒有時間讀書，這段時期可好，有時間讀書了，后來我搬了一套二十四史和資治通鑒進監獄，我去北京秦城監獄時，專案組成員還幫我搬書呢。我轉移監獄時，獄警們說你是孔夫子搬家，人家一輛吉普車夠了，你要二輛車才行，因為我書多。我在提籃橋服刑，還得到一間監房讓我放書，有這么多時間，這么好的條件讀書，當然無怨無悔了。此前我參觀過監獄，那是無法了解監獄犯人和監獄管理的具體情況的，現在我親身體驗大大增長了自己的見識、生活也豐富多彩了。別人為我惋惜，我直搖頭，并說生活就應該如此歷練，上上下下體驗一番世態炎涼又有什么不好呢？盡管如此我的理想自十八歲入黨那一天起，至今從未動搖過，做人難道不該如此嗎？

我說過張姚對我不薄，這也是大實話，我與他們畢竟有十年共事的歷史，我與他們是工作關系，這種工作關系是黨組織上安排的。我沒有跑官要官，我沒有給他們送過一份禮，他們也從未給我批過一張條子。我與他們之間沒有講過一句私房話，我與他們之間所談的都是公事，有許多事還是毛澤東通過他們讓我辦的。說他們待我不薄是指朝霞事件時，馬、徐、王三位市委書記批示要我把朝霞停刊，我處于患難之中是張、姚挺身仗義執言，使我渡過了困難。就這件事的是非講，他們是對的，所以我說他們待我不薄，僅此而已。這中間沒有任何拉拉扯扯的個人關系，君子坦蕩蕩，無事不可對人言。從我與他們相處的過程中，他們為人還是可以的，至少言行是一致的，至于思想路線上的是是非非，那則是另一回事了，也不是簡短的幾句話說得清楚的。他們當然有錯，有的批文也確實造成嚴重后果，但也不可能每件事，每句話皆錯。至于過去報端關于他們的種種說法，有的符合實際，有的與我所見所聞有差異，這也難怪，是當時歷史條件決定的。不錯，我是學歷史的，所以我懂得有許多事情要經過很長的時間才看得清、說得明，急什么??？從為人處世講，人與人之間，除了政治上的是是非非，還有種種其他的相互關系，在家有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有夫妻的關系，在社會上還有朋友相處的關系，不能以偏概全，待人不能太勢利，即便人死了，也要做到死者復生，生者無愧。中國傳統文化中講綱常倫理也不是單一的，現在我為張、姚講幾句公道話，你們何必大驚小怪呢？不要太小氣罷！要注意，我這里是講的政治以外的人際關系，泛政治化不見得好罷！再說，在文革那個時代，在七三年要辦一個文藝刊物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個時候群眾沒有文藝作品讀，作者沒有發表作品的陣地，年輕的作者沒有人去培養，我做這件事有什么不好呢？至于作品的內容，則是那個時代的產物，即便在那個時候，我一連辦了七、八個刊物，如《學習與批評》便是那時辦的，辦了好幾個《摘譯》，介紹外國的文藝作品，在思想戰線上打開一個口子，讓大家知道一些國外的風光，我并不感覺這是什么可恥的東西，只是認為那是我應該做的。在我的位置上、在當時的環境中盡可能多做一些應該做的事，這并沒有什么不對吧。

說我對文革“總是三緘其口”，這就不對了，我總是按自己的認識來說文革十年的歷史，對文革中的事，說一些贊譽之詞，這又有什么不對呢？文革失敗了，犯了很多錯誤，但并不是每一件都是罪孽，事物總是可以分析的罷！這個問題上有許多朋友確實形而上學太多了一些。如果把文革比作長夜，那么黑夜中總還有點點星光吧！我別的事不說，文革期間的一九七二年，打破中美關系的僵局，促使尼克松訪華總是一件好事吧！尼克松訪華時，第一站就是上海，尼克松的專機在上海著陸時，是我們這些人在上海虹橋機場上迎接尼克松并與之握手的，在上海簽訂中美聯合公報時，本人便是見證者之一，那時我正在錦江飯店送周恩來去看國務卿羅杰斯，最終促成聯合公報達成協議的。在尼克松的告別宴會上，總理要送一本章士釗的《柳文旨要》給尼克松，全上海沒有找到，是張春橋給我的一本轉送給尼克松的，這本書現在還陳列在美國的尼克松紀念館內。要知道改革開放的步子正是從這里開始的，我還是尼克松訪華時，與美國使團的白宮發言人齊格勒一起擔任上海的新聞發布官呢。你說這一切難道也是犯罪嗎？我要寫文革的回憶錄，總結文革極其慘痛的歷史教訓，但不會鸚鵡學舌。

說我對現實生活有一些微詞，那你們去看看我的文章，我究竟說了什么，不要籠統地講我對現實不滿，而且對現實不滿并非都是壞事，現實中確有不少令人沮喪的事情，對不公平不公正的事說一點自己的想法，并不錯，是為了希望生活更加美好，不是為了制造動亂；是補臺，不是拆臺。至于微詞，那《南方周末》的版面上便有不少，我那里比得上它們，總之說一點微詞要看出發點和效果，容許我在博客上發一點議論，這畢竟是時代前進、輿論寬松的表現，不必緊張，不會翻天的。至于說有人倒旗的問題，哪還用我說嗎？白紙黑字都在那里，說什么五人幫，不正是明目張膽地倒毛嗎？你們不要心中有鬼，一說倒旗就深怕是在說你們了，但愿你們還是真心實意保旗的人，也希望你們拿出實際行動來，證明自己真是護旗保旗、并且愛國、有民族自尊的人。

對于《南方周末》，我想說自己還是你們忠誠的讀者呢！我退休金很低，但還是自己掏錢訂了三年南方周末，明年的訂金也已付掉了。你們在報刊上刊登許多提出問題的文章，我是很喜歡的，但對你們許多文章中提出的結論往往不敢茍同，特別是你們拿美國的尺子來量中國的事，拿美國的辦法來解決中國的問題，我說此路不通，各國的國情不同，不能照搬照套，這一點希望你們能注意改正。至于你們刊登批評我的文章，我非常贊成，而且榮幸受到你們的關注。！

再說，現在官方對輿論的監管還是比較寬松的，過去我的名字總是以被審判的罪人角色出現在報刊上，我寫的書在大陸出版只能用假名，在臺灣到可以用真名?，F在我可以在網絡的博客上，公開用自己的名字發表自己的見解。這畢竟是一個比較寬容的環境，沒有封掉《炎黃春秋》，讓你們《南方周末》如此大范圍的發行畢竟也是輿論寬松的表現。我非常希望這種情況能夠繼續下去，使人們的思想更加活躍，這是國家穩定繁榮、有自信力的表現，形勢則會更加穩定而健康。

 朱永嘉

2009年12月3日

 附件一：

有關廬山會議的一篇奇文

作者: 馬立誠

2009-12-02

 來源:南方周末

曾經滄海的朱永嘉先生近來有不少文章問世，再度活躍。

朱先生上一次活躍，是以復旦大學教師身份協助姚文元撰寫《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憑此“功勞”，出任上海市委寫作組組長，并一路升為上海市革委會常委。其紅紫軌跡，與“文革”相始終。“文革”結束，朱先生以“積極參加‘四人幫’余黨組織的武裝叛亂罪”，獲刑14年，1988年提前釋放。

不少人曾期待朱先生痛定思痛作些反思。因為他不但是歷史現場的目擊者，得以在幕后一窺“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許多內情，而且還親身參與了諸多大事件的處理。更何況，朱先生還是一位歷史學者。但是，朱先生總是小心規避那個10年。他的文章多是評論當下社會現實，偶有觸及“文革”的，竟不乏贊譽留戀之詞。這是為什么呢？直到最近看了朱學勤文章，才明白其中三昧。朱學勤說，他曾多次向朱先生追問“文革”內情，對方總是三緘其口。有一次實在躲不過了，朱先生“略有沉吟，回答說：‘人家待我不薄??！’”這里的“人家”，是指王張江姚。

明乎此，對于朱先生在若干時評中所持的邏輯，就覺得“勢有必然”了。

今年正值廬山會議50周年。朱先生不失時機地推出《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一文在香港發表，同時在內地網上廣泛流傳，頗引起一些議論。

廬山會議的始末是非，已大白于天下。

這里有幾行鐵鑄般的結論。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的《關于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斗爭。八屆八中全會關于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斗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p>

這幾行結論，得來何等艱辛，它包含著多么沉痛的歷史，包含了多少血淚！這個實事求是的定論，絕非某些人輕飄飄說一句“倒旗”就能推翻的。幾十年來，廬山會議史料文獻浩如煙海，各界公認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貢獻最巨。作為廬山會議當事人，李銳依據輾轉保存的當年會議記錄撰寫成書，經中央領導批準出版。這本書翔實而真切地復現了“廬山這一場斗爭”（毛澤東語）的前前后后，沉痛地反思了“左”的思潮造成的巨大危害，為后人研究廬山會議提供了第一手珍貴資料。

與眾不同的是，朱先生在今年5月“找了李銳的書來讀，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原因在于，朱先生認為彭德懷問題很大，對廬山悲劇負有重要責任。

彭德懷和毛澤東在廬山上爭論的內容是什么，他們對形勢和政策有何不同意見，今天應該怎樣評價其間是非以吸取教訓，朱先生并不關心，對此幾乎不提。朱文的重點，是指責彭德懷寫信不講“技巧”，結果“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的歷史悲劇”。

朱文大幅引用古籍記載的臣子向君王進諫的故事，提出了他的“技巧”觀。這就是，說話要學會“選擇時機、場合、技巧”，“從說話的技巧上講，要善于揣摩聽者的心理，順其思路，讓他高高興興接受你的意見。”總之，要千般委婉，萬分順意，曲盡揣摩，使聽者“高高興興”，才算達標。朱先生用這把“技巧”尺子一量，覺得彭德懷差了一點。他說：“彭德懷這封信屬于直諫的范疇……即這封信表達的技巧，寫信的時間和場合都有不當之處，所以這封信沒有達到彭所希望的效果?！敝煜壬踔琳J為這表明了彭德懷沒文化：“如彭德懷那樣帶兵的將領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勇猛作戰，也應該有一點文化，如何在言論上，善于達到自己的目的，不能以個人的脾氣和性格原諒自己的不足?！敝劣谄渌趶]山上直言的人，比如張聞天，朱文則直斥為搗亂：“于己、于毛、于彭、于黨、于國都不可能是正面的?！?/p>

其實，凡讀過彭德懷的信的人，大都認為這封信是溫和的，善意的，這一點已成為社會公論。拿彭德懷的信與毛澤東批評劉少奇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張大字報》一比，彭的信不知“技巧”了多少倍。奇怪的是，我們并未見到熱衷考證說話技巧的朱先生評論過毛澤東這篇名文的“表達技巧”問題。劉少奇是功勛卓著的國家主席、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炮打”一文怎能如此“刺激”、“刺耳”、“一吐為快”呢？

這就啟示了我們，說話技巧當然可以探討，但讀者如果僅在這個技術層面繞來繞去，恐怕就辜負了朱先生的深意。

果然，朱文后半段端出了更厲害的里通外國說。朱先生說，1959年7月廬山會議召開之前，彭德懷于4月訪問蘇聯東歐，張聞天恰巧也于此時出訪東歐。令朱先生頗不放心的是，彭德懷在訪問期間，曾兩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不知談了什么。6月30日，彭張二人啟程赴廬山，又乘同一節專車交談。朱文寫道，1959年，中蘇分歧開始公開化，蘇共又素有干預中共事務的傳統，當時蘇聯已經就“大躍進”、人民公社等問題“攻擊中國”。因此，對中共來說，警惕有人“借外力逼迫國內”，防備可能出現的“里應外合”，就成為重要議題。朱文特別回憶說，在廬山上，“毛問過彭，是否從外面取經回來?！备柸寺犅劦氖牵幌蛞浴吧朴诳偨Y歷史經驗”自詡的朱先生指點讀者：“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處于關鍵位置”，而當初赫魯曉夫之所以能坐穩位子，正是靠了“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因此，“毛對這方面的任何跡象都會非常敏感，從維護國家主權獨立、民族尊嚴出發，這方面的警惕性還是應該有的?！边@不是指彭德懷有“里通外國”的嫌疑嗎？這正是當年批斗彭德懷的重磅炮彈。

至于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影響甚巨的嚴重錯誤，朱先生在文中只淡淡說了一句：“毛有不足之處。”因此，朱先生不贊成《廬山會議實錄》據實分析當時毛澤東的“左”傾錯誤。他使用了在真理標準討論中大家很熟悉的“倒旗”的帽子批評這本書。他說：“我們不能倒旗”，“到現在再去追究當事人的責任，其實已毫無實在意義。因為當事人都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李銳則不同，耿耿于懷地追究毛的個人責任，這既不利于黨的事業，更不利于大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边@里要跟朱先生商榷一下，1981年召開十一屆六中全會時，毛澤東已“離開這個世界”多年，六中全會決議批評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的錯誤，有沒有“實在意義”呢？朱先生在2009年撰文追究彭德懷的“責任”，難道他忘了彭德懷已經去世多年了嗎？

朱先生邏輯出了毛病，其來有自。令人訝異的是，有些人或許未更世事，讀了朱文之后，也在網上跟帖發文罵彭德懷。這真應了一句古話：“奪舍重來?！痹浶鷩桃粫r的“左”的東西，借了今天的人形重新泛起，尋找張目機會，此種現象近來屢見不鮮，這是不能不留意的。

【南方周末】本文網址：http://www.infzm.com/content/38227

附件二：

說說廬山會議這件事

             ——講一點與李銳不同的觀點

朱永嘉

廬山會議離開現在已有五十年了，當年上廬山親歷其事還健在的人實在不多。李銳是親歷其事之一，他留下了當時在山上參加會議的原始記錄，并寫有《廬山會議實錄》一書，使后人得以窺見會議的過程及其變化。在廬山會議上受批評和處分的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早已平反了，這件事本身已事過境遷。它已成為黨史上的歷史事件。從事件本身講當然是一個悲劇，無論從那一方面講，都是如此。但從何以會發生這個悲劇的原因，那還是值得探討的一個問題，凡事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唯知其所以然才能為后人取得有益的經驗教訓。到現在再去追求當事人的責任，其實已毫無實在意義。因為當事人都已離開這個世界。但李銳則不同，耿耿于懷地追究毛的個人責任，這既不利于黨的事業，更不利于大家從中吸取有益的經驗教訓。五一勞動節三天節假日，我休息在家，閑中讀書，便找了李銳的書來讀，總有一點不是滋味的感覺，我只是想從這個事件的所以然上做一點個人的思考。

從李銳的《廬山會議實錄》看，也能清楚地看到，毛召開廬山會議并非是為了整彭德懷他們，而是為了繼鄭州會議到上海會議以后糾正左傾方面的錯誤，繼續處理人民公社與大躍進方面的遺留問題，形成一個這次會議的《議定紀錄》，以便于做好今后的工作。毛提出希望會議討論的十八個問題，也是為解決實際工作中左傾方面的錯誤，從五九年七月一日毛上廬山，到七月十日，在廬山上召開的是神仙會議，放開大家的思想，討論如何解決實際工作中存在的問題，如何統一認識，加強黨的團結。沒有任何要整人的跡象。七月十日，毛在廬山上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議上毛有長篇講話，彭德懷是參加這次會議的，毛這個講話對會議上討論的許多問題，一一發表了自己的看法，在講到形勢問題時他說：“對形勢的認識不一致，就不能團結。黨內要團結，首先要思想統一。黨外右派否定一切，說我們人心喪盡了，修天安門前面的工程，如秦始皇修萬里長城，說過去歷代開創的時候，減稅薄賦，現在共產黨年年加重負擔。”至于黨內，他講到“天津有些局長科長議論，去年大躍進是得不償失，是不是這樣？有些同志缺乏全面分析，要幫助他們認識。”實際上反映了毛對黨內越來越多對形勢估計的不同意見，已表示出他有些不滿了，故他不準備把會議開得太長，打算十五日就結束會議。在這個背景下，毛指定一些同志起草《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紀錄》，以便結束這次會議，李銳也是參加起草的人員之一。彭德懷的信是十四日送給毛主席的，彭自己講寫信的原因是小組會上經驗教訓探討得不夠，而且十五日便要結束會議，情緒上有點急躁，故寫了這封信。這表明雙方對形勢的看法不一致，黨內團結要建立在對形勢認識一致的基礎上，所以會議便不能結束，這樣才有了后半段的廬山會議。

從彭德懷寫信這件事本身講，是正常的，從言者與聽者的角度講，這是一個雙方互動的過程，言者的目的是如何使對方聽從自己的意見，從聽者角度講如何善于傾聽與自己不同卻又合理的意見。對雙方講都有一個修養的問題，都需要有一個換位思考，應為對方設想一下。對于聽者而言，要去掉自己已有的成見，才能聽得進不同意見，《呂氏春秋》中有一篇文章，題目叫《去宥》，宥通尤與囿，去尤是去除對自己的蒙蔽。文章說：“世之聽者，多有所尤，多有所尤則聽必悖矣。”聽話者已有成見，那么聽人言時已有好惡，“所以尤者多故，其要必因人所喜，與因之所惡?！庇捎谟谐梢姷木窒?，那么聽話時，在主觀上便有好惡。毛那時聽話時對形勢的判斷已有定見，對與其相近的意見容易接受，與其想左的意見便聽不進去了。毛十日的講話實際上已經在給這次會議定調子了。故對與其在十日關于形勢估計相反的意見，他會感到刺耳。這是從聽者的角度講，毛有不足之處。彭寫信是扮演言者的角色，對言者來說言者不能是單方面的強加于對方，否則往往會走到自己愿望的反面。你講的話是否正確是一回事；如何在說的技巧上，選擇的言的時間和場合上，使對方能接納你的意見又是一回事，不能簡單地骨梗于喉，一吐為快。《呂氏春秋••順說》講到：“善說者若巧士，因人之力以自為力，因其來而與來，因其往而與往，不設形象，與生與長”?！绊橈L而呼，聲不加疾也；際高而望，目不加明也；所因便也”。從說話的技巧上講，要善于揣摩聽眾的心理，順其思路，讓他高高興興地接受你的意見。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使對方接受你的意見，不是促使聽者與你對抗。彭德懷這封信屬于直諫的范疇。所謂直諫也就是極言，把話說到盡頭，《呂氏春秋••直諫》說：“言極則怒，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就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這里面的思想有好幾個層次，一是“言極則怒，怒則說者?！保鞘侵v言者不能極言而使聽者發怒呀！如果你的坦言刺激聽者發怒的結果，只能使自己出于極其危險的境界，因為聽者與言者都進入了情緒化的階段，也就是非理性化的階段，對雙方都是危險的境地。非到緊迫無可回旋的余地，那就沒有那個必要極言而諫，只有真正的賢者才能犯顏直諫以取得積極的效果；另一種情況是故意用極言來激怒對方，那是有它的個人目的。那樣做的結果是把事態推向進一步惡化，那就屬于別有用心了。這是古人關于如何說話的經驗總結。盡管彭德懷信的內容今天看來基本上是好的，但在選擇說話的時機、場合，技巧上還是有缺陷，所以連贊同彭德懷那些思想的黃克誠在七月十七日上廬山看了這封信也講：“你的意見我贊成，但信的寫法不好，語言中有些提法有刺激性。你那樣干什么？”還講“你總是感情用事，你和主席共事多年，應該互相了解較深，這些話何不與主席當面交談，何必寫信”可見黃克誠盡管他贊成彭的意見，但在當時對彭德懷寫信的提法和做法是有保留的。即這封信表達的技巧，寫信的時間和場合都有不當之處。所以此信沒有達到彭所希望的效果，卻促成了一場難以挽回的歷史悲劇。從言者的角度講，這個教訓還是非常沉痛而又寶貴的。因為你說話的目的是讓人能愉快地接受呀！不僅僅是個人情緒化的宣泄。《韓非子•說難》之末有這樣一段話值得讓人記取。它說：“夫龍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鱗則幾矣。”其實，這不僅僅對人主而言，與任何人對話時，都有一個說話的技巧問題，并不僅僅是為了迎合對方，而是為了使對方高興的接受自己正確的意見?！稇饑摺ぺw策》與《史記•趙世家》都記載了左師觸龍說趙太后的故事。趙太后是不愿意自己小兒子長安君去齊為質以爭取齊國出兵救趙的，而左師去見趙太后。太后盛氣相待，他能順著趙太后疼愛小兒子的思路將心比心地慢慢說服趙太后改變她原來的態度，同意長安君去齊國作質。最終太后曰：“諾，恣君之所之?！庇谑情L安君約車百乘，質于齊，齊兵乃出。如彭德懷那樣帶兵的將領們，不僅要在戰場上勇猛作戰，也應該有一點文化，如何在言論上，善于達到自己目的，不能以個人脾氣和性格原諒自己的不足。

廬山會議的事，是在七月十四日彭德懷寫信以后，矛盾才慢慢地不斷激化的，它也有一個演化過程，毛批示將這封信印發給全會同志，并且提出通知林彪、黃克誠、宋任窮、安子文等人上山，重新編組，放手讓大家議論這封信提出的是非問題。促使矛盾進一步激化的是七月二十一日張聞天的發言，張發言前，田家英已經與他通電話，給他打了招呼，那就是別再火上添油了。結果張聞天說：“不去管它！”張在二十一日的小組會上，一個人整整講三個小時，結果矛盾升級了。張聞天直言極諫的勇氣可佳，但從效果上講于己、于毛、于彭、于黨，于國都不可能是正面的。張聞天在毛心目中又是一個非常敏感的人，了解張個人經歷的人都能理解這一點，張這一通發言給他換來了副帥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的帽子，實在得不償失。這不僅僅是講話內容的是非問題，同樣也有一個從會議的實際狀況出發，如何爭取一個比較好的結局的問題。把這一切置之肚外，也就是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吐為快，那么這個場子就很難圓了?！俄n非子•說疑》有這么一段話：“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冶、楚申胥、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一言而不聽,一事而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待之以其身,雖死家破,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睆膫€人講，充當關龍逢、王子比干這樣的角色，可以因直言極諫而付出極大的犧牲，使自己名垂青史，從國家和民族的視角講，這并不一定是吉祥的預兆，問題是如何扭轉這個垂敗的大局。這樣的辦法，對改變敗局未必有益。張聞天那次慷慨激昂的發言，不僅幫不了彭德懷所處的困境，反而使問題更加復雜化。進一步促使毛在七月二十三日廬山會議上的講話以非常激烈的態度，一反上廬山時糾正左傾錯誤的那個初衷，變成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反右傾，從效果上講，于國、于民、于毛、于彭，于自己都是一著敗棋。直言極諫，要看對象、看時機；要講究方法，不能只圖個人情緒上的一時痛快，而不考慮實際效果；應該既要達到目的，又要保全自己，要善于因勢利導地達到自己的目的。既定的制度環境是客觀給定的，不是你想象的；即便要改變制度環境，也急不得，不能亂了自己，故張聞天那天的發言，仍有不少值得總結的地方。

促成毛七月二十三日在廬山會議上轉向的還有復雜的國際因素：我們知道一九五九年一月，蘇共二十一大的召開，赫魯曉夫與蘇聯駐華大使尤金在大會上不點名地發言攻擊中共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公開了中蘇之間的分歧。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赫魯曉夫在波蘭波茲南省一個生產合作社的群眾大會發表演說，借講蘇聯當年成立公社的情況攻擊中國，蘇聯《真理報》在二十一日全文發表赫的講話。這與張聞天在廬山會議的講話發生于同一天。次日，美國《紐約時報》與臺灣中央社都對這件事有反映。上述情況迅即通過內參反映到毛那兒，對毛能不有所觸動嗎？所以毛在七月二十九日批了新華社《內部參考》的三篇報道，其中有《赫魯曉夫談蘇聯公社》、《外報就赫魯曉夫談公社問題挑撥中蘇關系》?，F在我們可以認定這一切都是巧合，但從當時看，能不引起毛的疑忌嗎？《韓非子》中有一篇文章，它的題目叫《八奸》，而八奸中的第八條叫四方，它說：“八曰四方。何謂四方？曰：君人者，國小則事大國，兵弱則畏強兵，大國之所索，小國必聽，強兵之所加，弱兵必服。為人臣者，重賦斂，盡府庫，虛其國以事大國，而用其威求誘其君；甚者舉兵以聚邊境而制斂于內，薄者數內大使以震其君，使之恐懼，此之謂四方。”把這段話說簡單一點，那就是外有強者壓境，借外力以逼迫國內，難免有里應外合之嫌。毛問過彭，是否從外面取經回來；周總理在八月一日的會上，還問過當年他與彭總一起同斯大林談話后，斯大林送彭出門時，說過什么話。由此可見涉外關系上之敏感到了何等程度。因為這一類事，從毛的視角看，不怕一萬，只怕萬一，還是多一分小心為好！這也許就是促成毛在七月二十三日講話中出現那么激烈地一百八十度大轉彎的一個重要原因。

促成毛生這一分多疑的還有一個原因，那就是在此之前彭與張的行蹤。彭在此前，四月間曾率軍事代表團訪問蘇聯與東歐各國，而張聞天也于此時要出席華沙條約締約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長會議。兩人同一天起程，目的地都是波蘭華沙，張聞天及其隨行人員搭乘了彭德懷的專機，二人同在前艙。彭德懷在東歐與蘇聯訪問期間，二次受到赫魯曉夫接見，彭于六月十三日回國，幾天后又與張聞天同在中南海不期而遇。六月三十日啟程赴廬山時，二人又是同乘一節專車，在車上隨便交談，在廬山上兩人又是相鄰而住。這一切都是巧合，沒有問題時，都不成其為疑點，一旦有問題，就不期然地成為疑點。何況彭德懷作為國防部長處于關鍵位置。蘇聯當初是國防部長朱可夫的支持，赫魯曉夫才得以轉危為安擺脫危機的，這對毛不會沒有印象。再說，我們都知道蘇共一直有干涉中共黨內事務的傳統，特別是第三國際時期。共和國成立以后，尤其是中蘇關系出現分歧跡象后，毛對這方面的任何跡象都會非常敏感。從維護國家主權的獨立，民族的尊嚴，這方面的警惕性還是應該有的。斷然防患于未然也只是一種防衛措施，問題是錯在防衛過度，傷害了自己的同志。

七月二十三日毛講話以后，提過不同意見的同志，當然會思想不通，有一些背后議論也是很自然的。李銳在他那本《實錄》中也講到：“自己那天晚飯后，千不該萬不該，又到了小舟和周惠住處去了。這當然是由于思想不通，滿肚子意見要發泄，去找他們談談，平息一下情緒。小舟同我一講，比較激動。他懷疑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只有個人專斷獨行，這終將導致黨的分裂。我們都同意這種看法。我又說，這樣的講話不是翻云覆雨?。啃≈垡舱J為這個講話，是一百八十度大轉彎，使人轉不過彎來，不僅他們三個在那里背后瞎議論，而且跑到黃克誠那兒去，又說了這番話。李銳還說毛不能一手遮天。黃克誠反而勸他們不要激動，要他們多想想自己的錯誤，有意見還是當面去找主席說。后來彭德懷來找黃克誠了，他們退出來時，周小舟又在路邊碰到了羅瑞卿。羅瑞卿可是公安部長，這說明毛已在注意彭和黃的行蹤了，李銳他們幾個人去得實在不是時候，怎么不知道避嫌呢？如果我們現在想一下，在那樣的場合，幾個人到處瞎議論對自己，對會議可能產生什么結果??！以后八月十日，黃克誠在自己組內檢查時看到李銳進入會場，后面還跟著羅瑞卿，因為李銳不屬于這個小組。黃克誠立即會感到李銳已把那天晚上他們的瞎議論和盤托出。黃克誠便說：那天晚上，李銳說我們現在是否像斯大林晚年。這句話還不像一顆炸彈一樣，進一步激化了矛盾嗎？他們這些背后的小廣播，瞎議論不是反過來坑了彭德懷，張聞天、黃克誠他們嗎？正如一滴水滴在沸騰的油鍋里，炸開了鍋。我回顧這些事，并非是要責怪在廬山會議上受委屈的各位同志，是為了說明廬山會議這場悲劇是雙方互動的結果，是許多因素偶合的結果，要避免重演這方面的悲劇，不能簡單的責難某一個人，不能把所有責任推在毛一個人身上，而是如何共同來吸取這樣的歷史教訓，在黨內營造一個和諧的民主的政治生活氛圍，在處理各種復雜問題時，如何避免任何情緒化的因素，冷靜地依照一定程序慢慢地冷處理，才是正確的方式。對于李銳那種一味責難毛澤東個人的說法則本人不敢茍同。我不否認毛晚年有不少缺點和失誤的地方，從黨的根本利益看，我們可不能倒旗，因為如李銳那樣一味情緒化的倒旗，會危害我們黨的基礎，這是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更不利于方方面面從這件事吸取有益于后人的教訓，研究歷史問題，總結經驗教訓應該為后人如何行事多提一點有益的啟示，而不是一味地去追究死者的責任，金無足赤，人無完人，毛也是如此。應有一個理解的態度。

再說毛在這次廬山會議上說過這樣的話：“我們有七十萬個生產隊，七十萬條錯誤，都登報，一年也登不完。這樣國家必完蛋，專辦講壞話的報紙，一個星期也會滅亡的?！彼?，今天我們辦刊物也是這樣，如《炎黃春秋》那樣專門把毛妖魔化，如辛子陵那樣專講毛建國以后的錯誤，并把許多道聽途說無中生有的東西添油加醋無限放大，那可真是禍國殃民啊。我真誠希望這些朋友能知過即改，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希望他們不再往佛頭上著糞，少作一些孽吧！新聞和言論的自由是公民的權利，但它本身不是我們生活的目標，只是公民維護自身權利和社會公正的一個工具，是我們營造社會和諧的一種手段。而作為手段，則有一個熟悉和掌握的過程，所以它也不可能一步到位。應該有一個慢慢營造良好氛圍的過程，它只能在共和國社會穩定的基礎上逐步實現。在言論上多一點理性、客觀的東西，少一點偏激而又情緒化的東西；在新聞報導上，多一點正面引導，少一點負面問題的報導，對大局穩定還是有利的。為了加快對各種負面問題的及時處理，確實需要一些負面問題的報導及批評的言論，群眾中的不滿情緒應該有一個宣泄的口子，但這一切應是有控有序地進行，這對大局穩定也是有利的。

廬山會議離開我們已經五十年了，冷靜地看待和總結其方方面面的教訓還是有很多事情可做，本文只是從言者與聽者這二個不同的視角講一點這次會議的教訓，使人們懂得如何在言者與聽者之間營造一個良好的氛圍，換位思考是正確處理問題的一個非常重要而又不可或缺的條件。這篇博文沒有就這次會議爭論有關對當時形勢的認識這個實際問題的是是非非來講，這決不是我這篇區區短文所能完成的使命。而且有一些復雜的事情，亦決非是或非二個字所能下定論。需要作方方面面的評估，所以本文的這一缺陷只能請讀者諒解了。

2009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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