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精英的言行

三十畫叟

改革開放以來，有那么一些知識分子，被稱為“精英”、“主流學者”或“主流經濟學家”。有的成為當權者的心腹顧問，當權者對他們言聽計從，因此把改革開放搞得如此糟糕?，F(xiàn)在來看看他們究竟出了些什么壞招，講了些什么壞話，干了些什么壞事。
胡繩
胡繩認為，毛澤東曾經“染上過民粹主義的色彩”，并且把毛主席關于“一張白紙，沒有負擔，可以寫最新最美的文字，畫最新最美的圖畫”這個論斷，說成是民粹主義的“典型說法”。這是對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極大的污蔑。豈不是說毛主席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而是小資產階級的革命家。像胡繩這樣的學者不應該這樣做，實際上是向自己臉上抹黑。
于光遠
于光遠說：“我們要建立的現(xiàn)代市場經濟，只有先進與落后之分，沒有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分。”他企圖把社會主義思想文化變成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唯利是圖、損人利己的思想文化。他寫道：“我們非常缺少現(xiàn)代市場經濟的文化。”
他早在20世紀80年代就宣傳“只有低頭向錢看，才能抬頭向前看”之類的觀點。
他認為，1.私有制不完全是資本主義的本質；2.他主張“私有財產神圣不可侵犯”；3.他認為“一般的公有財產不是社會主義社會的特征，歷史上所有社會都有公共財產。”4.他不主張社會主義社會消滅私有財產。
他在《關于社會所有制》一文中認為“以公有制為主體作為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本特征是不確切的。
邢賁思
他在《社會主義理論的重大突破》一文中對傳統(tǒng)社會主義觀進行批評，其論點主義主要有三：一是說傳統(tǒng)社會主義觀“忽視了生產力，忽視了共同富裕”；二是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觀“十分強調階級斗爭和無產階級專政”；三是說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觀沒有回答社會主義發(fā)展的動力問題。
此人當年曾是宣傳實踐標準最積極的學者之一，可是后來卻把臉一翻，在《人民日報》上大講其某一種理論是區(qū)分馬克思主義與非馬克思主義的“坐標”。
他早在1994年1月就在《新視野》上公開講：“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觀認為，決定社會制度的，一是社會主義公有制，二是按勞分配，三是無產階級專政，這三者通常被看成是社會主義本質性的特點。”他認為這種應該被破除的舊社會主義觀的突出特點是“突出政治”，而當今應該樹立的“新社會主義觀”的突出特點是“突出經濟”
李銳
此人是極其可恨的反毛澤東分子。他寫了許多“非毛”的書，講了許多“非毛”的話。他為1989年香港出版的《知識分子評晚年毛澤東》一書作序時說：“毛澤東已是一個歷史名詞。”他在另一書中說，毛澤東從早年起，由于經典著作譯本的貧乏等原因，使他不能像馬克思列寧一樣在理論上深下功夫。”“毛大概沒有《資本論》”。
他在《民主中國》序言中公開宣傳多黨制。他說：“政黨可以輪流執(zhí)政，同時應當開放報禁。”
他還公然說：“馬克思的理論體系的基本觀點是錯誤的，包括唯物史觀和勞動價值理論這兩大馬克思主義的基石，以及從而得出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和策略等。”他是堅持反對黨的理論基礎，及對馬克思列寧主義，反對毛澤東思想。如果他是共產黨員，那就是十足的叛徒，反水分子。
李澤厚
他認為，中國現(xiàn)實社會一切毛病，一切問題的總根子是兩條：一是“農民革命的后遺癥”，一是缺乏“資本主義的洗禮”。他認為，中國之所以落后，所以不能實現(xiàn)現(xiàn)代化，所以沒有民主，不重視個性自由、獨立、平等、財富，不尊重個體的利益和要求，封建主義復活，大搞平均主義，等級制，家長制，一言堂等等，都是由于兩條總根源：多了一場農民革命，少了一個資本主義。
他的不少觀點、理論和見解，已經成為改革開放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衍生的肥壤沃土和思想溫床。他就是兩條：一條是反對解放人民大眾和建設社會主義；一條是主張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張賢亮
他在1986年就說：“種種強加于資本主義頭上的誣蔑不實之詞，現(xiàn)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予平反了。給資本主義平反將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踐問題。我們參照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經驗和模式來改造自己國家的社會——政治體制。必須允許資產階級思想的代言人有公開的發(fā)言權。僅此一段話就可以看出此人的思想本質，不但要復辟資本主義，而且還要為資本主義平反，這多厲害。
吳敬璉
這是很有名望的主張新自由主義的經濟學者，九十年代中央的心腹顧問，吳敬璉號稱最有良心的經濟學家，譽之者甚至直呼其為“經濟學家的良心”。但是，到了2005年底，這位良心突然發(fā)現(xiàn)大事不妙，被人罵成了王八蛋，呼他為“無良心”。
改革開放以來，形成了那么一批“主流經濟學家”，他們對我國經濟的發(fā)展起到了極大的影響作用。但是經過這許多年，人們才看到他們是用新自由主義來影響中國改革，把我國的經濟往邪路上引，因此不少人寫文章，在網上稱他們?yōu)?ldquo;王八蛋”。吳敬璉是主流經濟學家的“領軍人物”，如果主流經濟學家集體無良心，被罵成“王八蛋”。“領軍人物”吳敬璉當然也在其中。
80年代時，吳敬璉的名號是“吳市場”，以倡導市場化為己任。改革開放開始，在計劃經濟的大框架中，引進市場成分，引進競爭機制，可以產生很好的經濟和社會效果。當時確已取得公認的成就。但到了90年代，他們按照市場化的思路，用新自由主義的理論，就把什么都推向市場化，都搞市場經濟，結果，對普通老百姓來說，教育市場化意味著孩子上不起學；醫(yī)療市場化意味著老百姓看不起病；住房市場化意味著老百姓住不起房；國企私有化改革意味著買斷工齡，千百萬職工幾十年的血汗積累轉眼間落入個別企業(yè)家的腰包。對于這一切，影響政策的主流經濟學家難道能辭其咎嗎？所以人們憤怒地罵他們是“王八蛋”，并不過分。
吳敬璉主張加速市場化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主張以取消權力的方式，以政府退出的方式，從根本上取消權力尋租的可能性，來反對權貴資本主義。也就是取消政府，或是最大限度地削弱政府，將經濟生活的控制權完全交給資本家，這就是所謂的“大市場，小政府”，回到放任自由的野蠻資本主義社會。
吳敬璉之所以強烈倡導市場化，是因為他相信人性是自私的，他相信自私自利的人性是不可改變的。既然如此，邏輯上就必須要取消計劃，取消公共權力，取消政府，完全采用市場機制。他竭力推動市場化，也就是竭力推動自私化，所以他竭力主張國有企業(yè)私有化。
一方面是公共權力不可能取消，另一方面是黨政干部的私有化，權貴資本主義就必然應運而生。吳敬璉實際上是權貴資本主義的始作俑者。有人問他：每當你到黨校做報告時，每當你去各個地方政府作報告時，每當你聲嘶力竭地倡導市場化時，臺下這些掌握著權力的黨政干部是不是熱烈鼓掌??？這些干部是想著改革開放的大業(yè)呢？還是想著自己手中的權力可以市場化了呢？這些干部自私自利的傾向是受到了承認和鼓勵呢？還是受到批評和抑制呢？
吳敬璉宣揚“腐敗次優(yōu)論”，說腐敗對于沖垮舊體制，促進改革開放即使不是最優(yōu)也是次優(yōu)。他以反壟斷為名，使經營關系國計民生和國家安全的行業(yè)和產業(yè)的國有大企業(yè)私有化。
皇甫平（周瑞金）
皇甫平這個化名原來是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直屬寫作組的代稱。現(xiàn)在該寫作組成員之一的周瑞金把它作為他的化名。周瑞金歷任《解放日報》記者，編輯，評論部主任，黨委書記兼副總編輯；1993年調任《人民日報》副總編輯兼華東分社社長。有記者曾向周瑞金用“皇甫平”筆名的原意是什么？他解釋說：“是奉人民之命，輔佐鄧小平”。
皇甫平在9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需要推進的時候，發(fā)表了四篇文章，在當時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但在“姓資姓社”的問題上卻留下了嚴重的后遺癥，造成了很大的混亂。因為他公開主張改革方向不要管它是向社會主義還是向資本主義，只要經濟發(fā)展起來就行。
皇甫平還說：“歷史已經證明，‘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是英明的戰(zhàn)略決策。‘效率優(yōu)先’對于突破舊體制，激發(fā)解放生產力，發(fā)揮了重要作用。”
他說，“近30年來的改革開放實踐，已經證明了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只有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只有改革開放才能救社會主義。”
他對記者說，“有些人以幾個個案來否定國企改革的全局，這是不負責任的。國企改革中國有資產流失問題確實存在，有許多方面復雜原因。但不能因此就認為國企好得很，不需要改革。因為改革中流失的資產只是一種資產的轉移，作為社會資產還存在。即使財富流到了個人手里，也總會以某種形式參與社會經濟運轉，也是創(chuàng)造社會財富。”
2006年初，皇甫平還發(fā)表一篇引起轟動的奇文，題目叫《色情服務需要產業(yè)化、規(guī)范化》。他呼吁：“為構建和諧社會計，看來我們再不能無視地下‘性產業(yè)’，任其悄然發(fā)展，也不能單純依靠‘禁止’‘嚴打’這一手了。近年來，我國社會學家提出了不少好的建議，要求我們政府借鑒西方國家政府公共管理經驗，出臺‘性產業(yè)’的管理辦法，讓它從地下走到地上來。應該說，這是我們回避不了的一個社會課題了。”這就是說，按皇甫平的說法，當今中國婦女重新回到解放前受壓迫的境地，當性奴隸，遭受蹂躪，這個社會就“和諧”了。這個皇甫平真是個得意輔佐者。
鄭必堅
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發(fā)表了鄭必堅的《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走向》一文。
2005年9月21日，美國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發(fā)表了題為《中國往何處去》的演講。他說：“我有幸結識了中國改革開放論壇理事長鄭必堅先生，他幾十年來始終擔任中國領導人的顧問。我們在北京和華盛頓兩地就中國的發(fā)展道路和美中關系進行了長時間的討論”。這個月，鄭必堅在胡錦濤主席來美訪問前在《外交事務》的雜志在發(fā)表頭版文章，題為《中國的和平崛起》。
佐利克說：“大約27年前，中國領導人認真分析了國家的狀況，對當時的情況感到不滿……據鄭先生說，中國領導人在鄧小平領導下改弦易轍，決定接受全球化，不在置身事外。”“雖然中國未實行民主，但也不認為自己正在與全球民主制度進行最后搏斗。”“并不認為自己正在與資本主義國家進行殊死的斗爭。”“中國不尋求傳播激進的反美意識。”“中國不想與美國發(fā)生沖突。”
佐利克說：“近30年來，我們的政策是促使中華人民共和國走出來。”“美國兩黨的七位總統(tǒng)注意到已經出現(xiàn)的戰(zhàn)略轉移，努力促使中國融入國際體系，成為其中的正式成員，自1978年以來，美國還鼓勵中國通過市場改革實現(xiàn)經濟發(fā)展。”“我們的政策取得了相當大的成功；巨龍出水，融入世界。”
佐利克的結論是：“在中國和美國，鄭必堅先生提出的‘和平崛起’觀點將引起熱烈的辯論。全世界將期待看到實際行動。”
佐利克又說：“我們現(xiàn)在必須鼓勵中國成為國際體系中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作為一名負責任的、利益相關的參與者，中國不僅僅是一名成員，而且應當與我們共同努力維護這個使之獲得成功的國家體系。”
佐利克還認為：“我們與中國有許多共同利益。但是，僅靠利益巧合建立的關系根基不深，建立在共同利益和共同價值觀上的關系才能根深葉茂。”
從佐利克這些話中，看來中國確實有人給美國官方送去了某種“誠意和善意”，而擔負奉送任務的，鄭必堅大概是重要角色了。這就使這位副國務卿感到滿意，使他可以肯定美國對華政策的成功。并且可以向中國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了。
有意思的是在佐利克上述講話兩個月后的2005年11月22日《人民日報》海外版就發(fā)表了鄭必堅的上述文章，回答佐利克的《中國往何處去》，正是一唱一和，相得益彰。但是，有人問：“鄭必堅何許人也，他有什么權利向國外宣布中國共產黨在21世紀的根本走向，這樣大的問題怎么可以由他個人向美國官方宣布？這是黨的歷史上少有的奇聞怪事。”
鄭必堅究竟講了什么呢？
一、鄭說，中國是“在經濟全球化相關聯(lián)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這同佐利克所說的“鄭必堅說，中國領導人在鄧小平的領導下改弦易轍，決定接受全球化，不再置身事外。”大體一致。但是人們都清楚，現(xiàn)在所說的“全球化”“經濟全球化”指的是以“新自由主義”為指導的、由美國一手操縱的，有一套有利于美國壟斷資本“游戲規(guī)則”的，由他們的跨國公司經營的，迫使世界各國開放門戶、任其自由掠奪的體系。
二、鄭文所說的第二點，是經濟全球化成全了中國的和平崛起，因此，中國共產黨無意挑戰(zhàn)現(xiàn)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13億中國人的共識是：只有社會主義能夠救中國，鄭必堅卻變成了全球化成全了中國，但鄭的講法與佐利克說的“國際體系幫助中國獲了成功，中國也有責任加強這個體系”是一致的。
要弄清楚“現(xiàn)存國際秩序”“國際體系”是什么東西。它是除了聯(lián)合國及其下屬組織以外的、由美國統(tǒng)治階級自封要當領導的、主要由美國制定種種規(guī)則的、服務于美國資產階級利益的、強加于世界各國的資本主義世界體系。
三、鄭必堅說：“現(xiàn)在中國共產黨奉行的內政外交的核心理念就是：對外謀求和平，對內謀求和諧，對臺海局勢謀求和解”“中國共產黨對社會主義的理解是：對內是發(fā)展社會生產力的社會主義，對外是主張和平的社會主義。”
鄭必堅上面說的中國在21世紀對內對外的走向都是與黨的十六大修改后的黨章相違背的。黨章仍然規(guī)定：“黨的最高理想和最終目標是實現(xiàn)共產主義。堅持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走中國人民自愿選擇的，適合中國國情的道路，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yè)必將取得最終的勝利。”
四、鄭必堅說：“中國共產黨所認知的中國歷史文化傳統(tǒng)是和為貴，和而不同，是講信修睦，善待鄰邦，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真是一團和氣。可惜他那套贊美詩既不符合馬列主義基本原理，也不符合中國的歷史事實。鄭必堅如此說，他的一個用心無非是要誣蔑社會主義國家，一是在前蘇聯(lián)臉上抹黑，二是說毛澤東時代的中國共產黨“好斗”
鄭必堅的“走向”是講給美國領導人聽的，向他們表白，今天的中國共產黨已經變掉了，已經不是原來那個堅持馬列主義基本原理，為實現(xiàn)社會主義、共產主義而進行革命的無產階級先鋒隊了。這個黨現(xiàn)在已經很樂于成為美國主宰的那個國際體系中的一名負責的，利益相關的正式成員。并且同美國共同努力維護這個國際體系，希望美國大人們喜歡這個中國共產黨。
任仲夷
2004年10月24日，廣東的《南風窗》發(fā)表任仲夷的文章，提出中國應建立西方那種政治體制。他說：“西方國家?guī)装倌甑膶嵺`已經證明，‘三權分立’對制約權力遏制腐敗非常有效，就像市場經濟能有效配置資源一樣。這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管理國家、管理社會的有效工具，是人類創(chuàng)造的政治文明，不是資本主義的專利。”“我們有些人，把保持中國特色作為拒絕外來文明的擋箭牌，這是荒唐和丑陋的。”任仲夷是個老共產黨員，老省委書記，上面這些話像一個老共產黨員說的嗎？他的表演還多著呢，我就指出上面這一點就夠了。
高尚全
（原國家體改委副主任，現(xiàn)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這也是上了檔次的精英）

一、高尚全否定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觀，鼓吹薩伊的要素價值論。
高尚全說：“有人認為，根據勞動價值論，商品價值是由人的活勞動唯一的創(chuàng)造的，因此收入分配也只應該實行按勞分配的方式。但是，在創(chuàng)造價值過程中，不僅勞動而且資本、技術等生產要素都是必不可少的。勞動、資本或技術本身都不能單獨創(chuàng)造價值，價值創(chuàng)造是離不開各種生產要素的綜合作用的。如果不允許資本和技術等生產要素的所有者參與收入分配，那么價值創(chuàng)造過程就會中斷，勞動創(chuàng)造價值也無從談起。”假如這個“理論”能夠成立，那么資本家就沒有剝削，資本主義社會就萬歲，而共產黨、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統(tǒng)統(tǒng)沒有必要，從而搞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就順理成章了。
二、高尚全說：“掀起一個以人為本的大討論，要進一步解放思想，進一步突破姓資姓社和姓公姓私的思想束縛，促進經濟社會和人的全面發(fā)展。”本來1997年李君如首先拋出“兩不問”的謬論以后，人們對此很激憤，像過街老鼠，人人喊打。時隔七年，高尚全把此論提升為“以人為本”改革觀的重要內容，這是十足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觀。他要突破的“思想束縛”，無非就是最大限度地興資滅社，興私滅公。高尚全心目中的“人”主要是資本家、小生產者和其他個體勞動者。他的“以人為本”實質上是以資本家為本，以資產階級為本。
三、高尚全是民本經濟論的最早倡導者之一。他說：“產權多樣化的意思，我認為要點就是要實現(xiàn)民本經濟，以民為本的民有，民營，民享的經濟。要實現(xiàn)民本經濟，一、經濟的組織形式以民營為主；二、社會投資以民間資本為主；三、社區(qū)事業(yè)以民辦為主；四、政府管理以創(chuàng)造環(huán)境為主。高尚全所指的‘民’是民間的創(chuàng)業(yè)者，投資者，經營者。他把它擴大為全體人民，以論證他的民本經濟的偉大，而廣大的工農勞動者是不包括在他的民中的。
四、高尚全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他說：“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并不是要堅持傳統(tǒng)的社會主義制度，要堅持與時俱進的制度，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社會主義制度。”
他說：“什么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按照十四屆三中全會的提法，是‘市場在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起到基礎性作用’。”這就等于說，社會主義就是國家宏觀調控，或國家宏觀調控下的市場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里，高尚全的社會主義是建立在他的民本經濟為主體的經濟基礎上的，而與公有制為主體并無必然聯(lián)系。社會主義可以不問姓公姓私，只要有國家宏觀調控，這個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顯然，高尚全的社會主義是假社會主義。
有人提出，為什么高尚全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在1985—1993年竟然是我國國家體改委的副主任，其后依然是改革智囊中的明星呢？這是值得深思的問題，是一個領導權的問題。像高尚全這樣的新自由主義者還大有人在，不少人還是共產黨員。
劉吉
（上海市市委宣傳部原副部長，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由劉吉作序的《與總書記談心》一書說：“西方思潮和中國文化思潮融匯聚合成為人類新文化，就是‘雙贏’。就是人類走向世界大同。這不正是共產黨人的崇高理想，共產主義的最后實現(xiàn)嗎？！跨國公司代表了人類生產方式的方向，從而為世界大同奠定了經濟基礎。”
劉吉說：“誰宣揚階級和階級斗爭理論，誰就屬于企圖顛覆社會主義政權的國內外反動勢力。”他認為，私營企業(yè)主和雇工的關系，“并不注定就是剝削關系”。
劉吉極力反對近年來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他說：“對新自由主義的批判也是一個文不對題的偽問題。他們給主流經濟學家強加一個新自由主義的帽子，指責中國改革開放被主流經濟學家誤導，陷入新自由主義的歧途。”他說，由此，近年來“把干部群眾的思想搞亂了，造成20多年改革開放有問題，方向錯了的社會心理狀態(tài)，結果社會不是和諧了，而是引向對立；人氣不是高漲，而是低沉憤懣”。他批評當前胡溫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關心弱勢群體，使國家和民間建設的投資成本大大增加；采取許多措施增加農民收入，不能不影響整個經濟發(fā)展的結構”。
劉吉是什么人完全可以清楚了，既是新自由主義的維護者，也是幫派里的人物。
柯華
中國原駐美大使柯華，與時俱進地寫了一篇文章，題為《在馬克思墓前》。初看題目讓人想起恩格斯在馬克思墓前的那篇著名的演說。哪知百年之后，竟出了這么個不肖子孫呢？柯華在文章中說：“當今資產階級所獲得的利潤，主要來源于科學技術的進步和發(fā)明創(chuàng)造，而不是傳統(tǒng)觀念的工人勞動剩余價值。”因此，他勸說來倫敦瞻仰馬克思的中國同志，“馬克思主義過時了。”
于是駐法國大使館的中國共產黨人也不甘落后，寫了一份《法國社會黨和共產黨的興與衰的啟示》的報告，送到中國共產黨中央，報告的中心內容是：社會黨逐步放棄了“以工人階級組織為基礎和階級斗爭”的指導思想和建黨學說，轉而依靠中產階級。而法共卻依舊堅持這條路線，把“依靠工人階級限定為依靠直接從事物質生產創(chuàng)造剩余價值的雇傭者，結果依靠力量日益萎縮，路子越走越窄。”
高層領導對這份報告極為重視并肯定。在紀念中國共產黨80周年的大會上宣布：“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關于資本主義社會的勞動和勞動價值論……我們應當結合新的實際，深化對社會主義社會勞動和勞動價值論的研究和認識。
果然，這種研究和認識就深化了。黨的十六大前夕上面介紹的那個李君如，跑到美國去吹風：中國共產黨要改名了，將由共產黨改為社會民主黨。
張維迎
此人是一直主張國有財產私有化的。他說私有化“本來就是物歸原主”的過程，它本來就是從資本家手中搶過來的，通過程序還給人家，人家買回去怎么能叫國有資產流失呢？”
他說：“我們還要強調一個觀念，任何一種組織形式是不是有效，我們只有通過市場競爭來檢驗它。”“目前的主流經濟學界，無論是理論還是經驗的研究方面已經得到了一個基本結論，一個國家的資源要得到有效的配置，一定主要靠民間的力量，自由企業(yè)制度的力量來推進它的發(fā)展。”
他又說：“國有企業(yè)改革，或者說國退民進和民營化過程，是20多年改革中不斷摸索出的一條道路。”“中國國有企業(yè)的民營化過程是這樣開始的，因為我們意識到，如果所有制不發(fā)生一個根本的變化，我們的目的就達不到。”“國有企業(yè)股份化或許可以理解為產權制度改革的一個過渡性步驟?？梢灶A料，隨著財政赤字，預算赤字的增加，政府將被迫出賣政府的股份。這樣國有企業(yè)就會漸漸演化為非國有的股份公司。”“改革的最終成功就在于造就真正的股東。”
不難看出，張維迎還是把國企改革等同于民營化即私有化，這種私有化實際上是對生產資料公有制進行根本的資本主義改造；把國企私有化既是“改革的方向”，也是改革“最終成功的標志”。張維迎是私有制的大力鼓吹者。
曹思源
（人稱“曹破產”，因為他一向主張國有企業(yè)破產化）
曹思源有一句名言：“人間正道私有化。”不久前，他在《國企改革繞不開的私有化》一書中提出，國企改革的核心在于國有制改為私有制。很明顯，在他看來，私有制取代公有制，資本主義取代社會主義，才是真正的人類社會發(fā)展的客觀規(guī)律，其根本原因在于人都是自私的。所以他極力主張國營企業(yè)搞破產，便于私有化。
厲以寧
“公有制低效論”，是主流經濟學者主張對國企進行私有化改革的主要論據，是說國有企業(yè)效率低下，甚至無效率。厲以寧說，國企“好比一個人患了老年癡呆癥，通過外因去刺激，你刺激不了它。所以，中國的改革，要實質性的改革，就是產權改革，所有制改革。”
厲以寧公開以辯論的方式，反對真正解決分配不公、貧富懸殊的問題。他說：“結果平等是不應該的，機會均等是不可能的，我們應該弘揚一種來自優(yōu)秀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式的公平觀念。好比一個大家庭，家長指定老二上大學，老大做苦力供養(yǎng)老二。但由于他們對大家都有‘群體認同感’，就不會認為有什么不公平。”
厲以寧是一個在我們貧富懸殊超過絕大多數(shù)資本主義國家的情況下，仍然認為這樣拉開收入差距才有利于提高效率的代表人物，所以他公開宣稱：“為了達到改革的目的，必須犧牲一代人，這一代人就是3000萬老工人。”
他認為：“合資、外資企業(yè)主導市場，是市場競爭中的正?，F(xiàn)象。”這完全是一副洋奴嘴臉。他的“新公有制理論”，把所有在中國土地上的企業(yè)，包括西方國家的跨國公司，說成是全民所有的國有企業(yè)一樣，性質都是社會主義公有制。這完全是一派胡言。
李慎之
（中國社科院原副院長）
上世紀80年代以來，有那么一些“主流經濟學者”在政治精神上傳播一種“洋孫哲學”，他們說：當年“如果不抗日，中國就是今天的日本；如果不把蔣介石趕出大陸，中國就是今天的臺灣；如果不反帝反殖，中國就是今天的香港。”
李慎之就曾經公開宣傳“跟美國走的國家都富起來了”的觀點，并提出中國“要給美國當孫子”才有出路。（《戰(zhàn)略與管理》1995年第四期）
他說：“俄羅斯出了個列寧，俄國的現(xiàn)代化進程就中斷了，而到了葉利欽上臺搞資本主義，現(xiàn)代化進程才重新接上。”他還像解放前國民黨一樣極其惡毒地誣蔑毛主席是土匪、軍閥，并說毛主席是“最無恥、最殘忍、最不講信譽的特大暴君”。
李慎之還說：“不管現(xiàn)在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只有暴力革命了。”看看像李慎之這樣的人是什么嘴臉。
常修澤
（國家發(fā)展和改革委員會學術委員、宏觀經濟研究教授）
人稱此人是風派，因為他在文化大革命時，與時俱進，改名為常反修，意思是要反修到底。但改革開放開始，他看見不反修了，又與時俱進了，再次改名為常修澤，他又成了反“左”的積極分子。
2005年以來，許多正派的學者對改革進行了反思，提出了許多好的意見和建議，對一些主流經濟學家推行的新自由主義進行了批判，這位本來是常反修的，和其他主流學者一樣就跳起來了，說這是反改革，因此，他又來反“左”了?？此侨绾握f的：現(xiàn)在“借反思改革來否定改革基本方向是確實存在的，有的傳播懷念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的言論和情緒，有的甚至想重建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持這種觀點的論者，雖然有些具體意見是值得重視的，其中某些合理的成分也值得吸取。但是貶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的基本方向，力求重建高度集權的經濟體制，這種思想是不能認同的。如果按照這樣一種思路進行操作，則會使改革出現(xiàn)左傾化的傾向，以至回到抹殺人的積極性和創(chuàng)造性的傳統(tǒng)計劃經濟體制的老路上去。”
我用正派的經濟學家張勤德的話來概括所謂的主流學者、主流經濟學家們的言行。
張勤德說：“一些主流學者為什么總是變著法地要改革公有制，實現(xiàn)私有化？說到底就是想搞一段資本主義，他們?yōu)槭裁捶且阋欢钨Y本主義不可？因為搞資本主義對資產階級有利，對依附于舊勢力的他們這些精英有利。他們搞的是一種什么樣的資本主義？是一種權貴資本主義。這一點，僅從主流學者不少人幾乎一夜之間暴富成為百萬富翁甚至千萬富翁之后，卻更漠視弱勢群體的疾苦上，便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曹林在2004年9月13號的《觀察星報》上講：‘一位著名經濟學家擔任著9家上市公司的顧問或獨立董事，享受著每家公司3至5萬不等的職務年薪……這些人又大多在各級政府咨詢部門中身居要職，他們的言論對高層的決策或多或少產生著影響。資本、權力、經濟學家的合作形成了一個既得利益者的超穩(wěn)定結構。’這類由知識精英、資本精英、權力精英等構成的精英階層如果以權謀私的話，對社會主義事業(yè)的危害極大。”
“相當一部分腐敗分子、官僚政客、既得利益者、資改派，多年來不但沒有被清除出黨，相反卻或者壟斷話語權，成為聲名顯赫的主流學者；或者步步高升，成為手握大權的高中級領導干部；或者一夜暴富，成為頂級公司的老總。此類事實，說明黨的組織路線被干擾破壞得多么嚴重。”
這里還記錄一個材料，以立此存照。據網上揭露，2006年3月4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在北京西山杏林山莊綜合樓六層會議室召開“中國宏觀經濟與改革走勢座談會。”由研究會會長高尚全主持。參加會議的都是主流學者或主流經濟學家，人稱資改派。
參加會議的干將有：賀衛(wèi)方（北大法學院教授）、孫立平（清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石小敏（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張維迎（北大光華管理學院研究員）、張曙光（北京天則經濟研究所理事長兼學術委員會主席）、王德培（上海?？ń洕芯克L，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副會長）等。
會議的主要內容：他們認為，這20多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目的已經基本達到，今后要逐步轉向抓政治改革。賀衛(wèi)方在會議上放大炮，指責共產黨非法，人代會非法，胡錦濤的職務也非法。他說：“我們整個黨沒有注冊登記，這是嚴重的違法。”他們要在中國搞多黨制，實行西方式民主，并提出臺灣模式，軍隊要國家化等等。
有人預言，如果將來中國有人搞顏色革命，這一幫子人肯定是沖鋒陷陣的骨干，實際上，上述西山會議就是顏色革命的預演。
中央政策研究室綜合局局長兼中央政策研究室研究員張勤德對“西山會議”有個評價。他說：“西山會議派”不是孤立的小幫派。從極力宣傳私有化、全面市場化。政府職能最小化和主張多黨制等等來看，他們所代表的思潮主要是新自由主義；所代表的社會制度是逐步西化、分化、附庸化的中國特色資本主義；所代表的勢力主要是由一夜之間非法暴富者、洋買辦階層、老地主資產階級的遺老遺少、黨內的右傾機會主義者和干部中的腐敗分子等等構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同時，他們還是西方敵對勢力的代理人。
有人分析今天中國知識分子的狀況，知識分子已經分化為三種類型：一類是傳統(tǒng)的具有批判精神的知識分子，這部分知識分子已經成為少數(shù)，自從《中流》、《真理的追求》被查封以后，并且明顯被邊緣化。其次，大部分知識分子在市場經濟擠壓下日益演變成一種知識職員，這是我們目前最常見的知識分子形象。第三，還有少數(shù)頭腦靈活，眼觀六路，耳聽八方的投機知識分子，由于改革開放的機遇，使他們演變成專為利益集團辯護的門客型知識分子。我認為這種分析是十分現(xiàn)實而中肯的。
香港媒體指出：這一二十年來大陸的知識分子為了爭得享受改革開放的一點成果，他們朝夕奔走于大款和權勢人物之間，真正埋頭做學問的不多了。

懣者言：上面介紹了一部分知識精英，他們又被稱為主流學者或主流經濟學家。這20多年來他們在改革開放的平臺上作出了十分精彩的表演，他們表演的項目有：基本原理過時了；咒罵毛澤東、全盤否定前30年、否定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主張搞垮國有企業(yè)，實現(xiàn)全面私有化，向資本主義唱贊歌；歌頌西方，歌頌美國，愿跟美國當奴才當孫子。因為表演得精彩，得到了權勢者們的贊賞，得到了老董老總們的青睞，就成了他們的門客、附庸，也就分得了一杯羹，富起來了。不過，正因為如此，這個所謂的知識精英群體在社會上卻淪落到聲名狼藉。據說有一位經濟學教授，當有人尊稱他為經濟學家時，該教授忙說：“你別罵我，我只是個教書匠，沒有經濟學家那樣的無恥。”
上述的“西山會議”派那些精英認為，我國的經濟改革已經不可逆轉地按照他們的目的走下去了，現(xiàn)在應該把政治改革提上日程了，政治改革如何改，看來他們已經有個框架了：取消共產黨專政，實行多黨制；實行西方民主，提出臺灣模式；軍隊要國家化等等。這不是明白無誤的顏色革命么？
西山會議已經過去了大半年，網上揭露批判的也不少，可是聽說這些人仍在平安地積極活動，照樣在演講寫文章，反而揭露批判他們的人是反對改革開放。這些人的面孔已經初步顯露了，人們應該提高警惕，以免養(yǎng)虎為患。
（寫于2006年）   
 

× 烏有之鄉(xiāng)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xiāng)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