耗子逃離沉船，還是準備換馬？

黎陽

2009．5．7．

稀奇稀奇真稀奇，下有天，上有地，月亮落東日出西——幾乎就在同一天，“堅持改革不動搖”的兩大鐵桿“市場原教旨主義”的“主流經濟學家”突然一齊“反思”起“改革”來了：

——吳敬璉：“我們搞了十幾年的住房改革，實際效果很不好。”（2009年5月6日）

——茅于軾：“大家罵開發商不罵政府是愚蠢的。”（ 2009年5月7日）

雖說是“信心比黃金貨幣還重要”，但兩位“鐵桿市場派”的“主流精英”顯然不吃這一套，不約而同（也許是約而同）從住房問題開刀，跟“政府”拉開了距離：一個說“改革實際效果很不好”，一個說“不罵政府是愚蠢的”——當了幾十年代的“主流”，哪樣決策自己沒份？現在突然一齊高調“劃清界限”，這唱的是哪一出呢？

倒是吳敬璉說走了嘴：

——“現在，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如果不解決這些相關的政治問題，不提出相應的措施，好的經濟想法也會得到不好的結果，有些人肯定就會把這筆賬算到經濟學的頭上。”

——“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一種是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另一種是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如果我們不能通過政治和經濟改革扼制后者的勢頭，來自另一極端的勢力就有可能利用大眾對權貴腐敗的不滿，推銷極‘左’路線，把中國引向另一條歧路。”

這第一表明吳大人開始擔心被算帳了：“有些人肯定就會把這筆賬算到經濟學的頭上”（注：此處邏輯不通：要算帳也只能找“經濟學家”算，哪有跟“經濟學”算帳的？而且吳大人的算數看來也有問題：他文中明明列舉了三種前途：第一，“政治文明下法治市場經濟的道路”；第二“權貴資本主義的道路”；第三，“另一條歧路”，可是三種前途為什么卻說成了兩種——“兩種前途就嚴峻地擺在全體中國人的面前”呢？這不是“著兩不著三”嗎？這不是前言不搭后語嗎？這不是自相矛盾嗎？——堂堂“主流經濟學家”怎么凈出這種低級邏輯錯誤？不過“理解萬歲”——不管是真沒水平還是急糊涂了滿嘴昏話，反正將就著湊合理解好了，知道吳大人有惴惴然怕被算帳的意思。）

由此看來，“主流經濟學家”過去“堅持改革不動搖”的豪言壯語已經不那么底氣十足了，甚至開始想到“秋后算帳”的問題了，開始“拉開距離”了，顯然想撇清自己：我跟這“實際效果很不好”沒關系，別讓我負責——這大有“耗子離開沉船”的用意——真是高瞻遠矚，未雨綢繆。

第二表明“主流精英”們“打左燈向右拐”的路走到頭了，終于“圖窮匕首現”，要攤牌了——中國改革開放所面臨的很多問題，都是政治經濟學問題。”當務之急是“解決這些相關的政治問題”——“政治改革”、“普世價值”、“多黨制”、“自由化選舉”……一句話：把政權交出來，老子要當政——當然這是“能做不能說”，但只要這么做，一定是這個結果。

所謂“多黨”其實只有“精英”一黨，普通老百姓是排除在外的：誰掌握“軟暴力”即話語權誰必定當選。“話語權”從來都在“精英”手里，只有“精英”才有政治權利——別的不說，看看“精英”把持的宣傳機器，滿目所見只有“精英”、“學者型官員”、“名人”、“專家”、“教授”、“學者”、“知名人士”、“成功人士”、“民營企業家”、“明星”、“亮麗風景線”……哪有普通老百姓的影子？就憑這，所謂“多黨”無非“精英”左手選右手而已。這如同賭場作弊：一定看著公平，一定讓自己贏。

而且所謂“自由選舉”真那么神通廣大嗎？不妨看看英國人描述當年法國大革命時的“自由選舉”是什么個樣子，是什么個結果：

——“必須承認，1789年革命者在他們的郡縣制中規定的地方自治制度業已失敗。那時人們興高采烈，滿懷希望，似乎以為只要有了普選權這套魔術，那就不管什么困難和弊端都會一概消除……于是各公社或教區要選舉，縣要選舉，地區要選舉，郡要選舉，國民議會也要選舉；這樣使那些土包子被一陣興奮弄得頭暈目眩之后，很快便茫然不知所以，而把國家大事交給就近雅歌賓俱樂部那些幕后牽線人物去處理了。結果來了一個大混亂的時期。地方的意見就是法律，國家稅收也時常收不起來。到了恐怖時期這種松弛的制度被秘密委員會的專橫統治所代替，這樣就為回復到有組織的中央集權統治鋪平了道路，象督政府所施行的那樣。”（《拿破侖一世傳The Life of Napoleon I》）[英]約翰．霍蘭．羅斯John Holland Rose
London G. Bell And Sons, Ltd. 1913

如今的“精英”們的“政治改革”鼓噪簡直如出一轍，同樣要人們“興高采烈，滿懷希望，似乎以為只要有了普選權這套魔術，那就不管什么困難和弊端都會一概消除”。必定同樣鬧出大混亂。而在中國的條件下大混亂必然導致國家四分五裂——這正是“精英”的真正目標。

宋江為招安，什么招都用盡了，甚至跑到妓院找婊子走后門，千方百計表忠心：咱只反貪官，不反皇帝，替天行道，決無二心。招了安就去剿滅方臘，死心塌地，不遺余力。但到頭來仍不免被毒死：既然造過反，那就靠不住。你不死，我不安。

當代“宋江”為“招安”也同樣賭咒發誓，信誓旦旦：求美國大老爺行行好，“換一種思維、換一種胸襟、換一個角度”，別再把中國共產黨當共產黨看，因為這個“共產黨”現在已經是“好乖乖”了，決不惹事生非了，決不給美國添麻煩了：“中國沒有能力也不會去挑戰美國的霸主地位”、“中國并沒有取代美國的打算”、“做不起‘美國夢’”、“不會做‘歐洲夢’”、“不想做‘蘇聯夢’、中國共產黨無意于挑戰現存國際秩序，更不主張用暴烈的手段去打破它、顛覆它”、“面對這樣的中國共產黨……美國有什么可以擔心的呢？”（鄭必堅）但跟當年宋江差不多，只要是共產黨，那照樣是“你不死，我不安”：“中國有人認為，強調經濟增長和增強民族主義可維持共產黨的一黨統治。這是危險的，也是錯誤的。”（美國副國務卿佐利克2005年9月21日發表的演講《中國往何處去？——從正式成員到承擔責任》）

就憑這，當代的“宋江”遲早是個死——打完“方臘”了，利用價值沒了，就該輪到你“毒酒伺候”了。

這里邊還有個經濟利益問題：你“近水樓臺先得月”，借著改革“持權搶劫”搶足了，養肥了。但別忘了，你不是正統的“精英”，祖上不是“良善之輩”，而是當年跟毛澤東造反的泥腿子老農民，比現在的民工高不到哪兒去。你的政權“來路不正”，你借改革發的財也該“物歸原主”，全吐出來歸我：如今老百姓的財產都搶光了，再搶就只有狗咬狗了——否定了毛澤東，就得徹底清算一切歷史老帳：光否定“文革”不夠，光否定“解放后”不夠，必須否定整個共產黨，否定整個中國革命——總之一句話：中國鬧革命全多余：“精英”的宣傳機器不正已經這樣宣傳了多年了嗎？不是已經給蔣介石、張靈甫、周扒皮、李鴻章一一翻案了嗎？“精英”不是已經把共產黨宣傳成了一群土匪流氓、把“國軍”美化成“仁義之師”、連如今的“共軍”新軍服都跟向“國軍”看齊了嗎？既然任憑這種宣傳泛濫，那就必須面對后果：人家現在要你下臺，一切“物歸原主”——你以為用否定“解放后”確保私有制、用肯定“解放前”確保政權合法性行得通？當“精英”力不從心時可以為你的招安大肆歡呼。一旦為羽翼豐滿、力量足夠強大，當然要卸磨殺驢，過河拆橋，最終把中國搞垮。吳敬璉、茅于軾同時“反思改革”、鼓吹“政治解決”就是一個明確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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