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仰：親美根源之一　　

   鴉片戰爭以后，中國和美國的關系進入一個比較復雜的階段，不愉快的事情時有發生。但總的來說，與其他西方國家相比，美國對中國的傷害不算太大，有一段時間，兩國的關系還比較友好。當舊金山發現金礦的消息傳出后，大量中國人前往加利福尼亞。由于加利福尼亞地區地廣人稀，最初，華人在那里非常受歡迎，而且也受到了尊重。第一個赴美留學的中國人容閎，在這一時期內，以優異的成績從美國著名的耶魯大學畢業。雖然容閎加入了美國籍，但依然回到中國，加入向西方學習以圖自強的“洋務運動”。在“洋務運動”的熱潮中，1872年，為了向美國學習，清朝政府開始向美國派出“幼童”留學生。這些中國孩子在美國的學習非常出色，其中包括后來在中國建造第一條鐵路的詹天佑。然而，正當中國興致勃勃地要向美國深入學習的時候，美國發生了嚴重的排華事件。這一惡劣的種族主義行為，令中國人難以接受，向美國深入學習的行動被迫中止。此后，中國的留學生主要轉向日本。　　

    八國聯軍占領北京的軍事行動美國也參加了，但是，在戰后賠款問題上，美國獲得了不少中國人的好感。美國將庚子賠款用作中國學生赴美留學的費用。中國當今最著名的大學之一，清華大學，就是這一項目的結果。獲得庚子賠款經費而赴美留學的人中，后來最出名的是胡適。美國將庚子賠款用于中國教育的這一舉動，對于后來的中國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其實，這個影響較早前就開始了。自從1830年第一位美國傳教士來到中國，美國就很注意從文化和感情上拉近與中國人的關系。那時的美國傳教士從美國請來醫生，免費為中國人看病，確實博得了中國人的好感。此后，美國傳教士還在中國辦學。日后在中國各行各業出類拔萃的精英，很多都出自這些美國人辦的學校。庚子之變幾年后，1906年，美國伊利諾大學校長詹姆士在給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一份備忘錄中說：“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將庚子賠款用于培養赴美留學生的計劃，就是在這一指導思想下成型的。　　

    美國非常注重在中國發展教育，其方式之一是在中國本土辦學校，之二是吸納中國留學生。1949年以前，中國接受現代教育的人群中，通過直接和間接的教育傳承關系，接受美國思想的人數非常多，范圍涉及各行各業，例如著名的宋氏三姐妹，她們完全介入了中國最高領導層。因此，長期以來，中國知識階層和社會上層形成了明顯的親美傾向。毛澤東年輕的時候，也以華盛頓為榜樣，并毫不隱瞞地稱贊美國。與之相對應的是，中國早年派往日本的留學生也很多。但是，由于日本對中國犯下的罪行，并且始終不肯向中國誠懇認錯，使得親日勢力在抗日戰爭以后就不再有什么影響。即使改革開放以后，中國赴日的留學生也不少，但是，由于歷史關系，親日勢力在當今中國很難產生影響。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美國與中國并肩作戰，雙方的關系更加緊密。開羅會議時，美國將蔣介石也納入其中，中國儼然因為美國而成為美英蘇之后的世界第四大國。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美國又將中國納入聯合國五個常任理事國之一，甚至還打算將琉球也交給中國，中美關系在這一時期走得很近。總的來說，在中國走向現代化的近代歷史中，美國最成功地在中國培養了親美的傾向，這一傾向主要體現于中國的知識分子和工商階層。　　

    1949年以后，中國與美國的關系由于意識形態和冷戰的原因，出現了嚴重的對立。客觀上說，造成這一對立局面的原因并不是單方面的。改革開放以后，中美關系漸漸恢復正常化。但是，有幾個因素左右著近三十年的中美關系，使得中國對美國的態度出現了復雜的局面，并深刻影響了中國的國內局勢。首先，兩國關系的正常化并沒有改變美國自冷戰形成的以意識形態劃分敵我的方式，加上新保守主義思潮成為美國社會的主流，二元對立、非此即彼的粗暴思維，使得美國常常無端地指責中國，甚至采取各種手段壓制中國，或給中國制造矛盾。美國的這種做法引起很多中國人的不滿。其次，中美之間經貿發展迅速，但是，美國常常把單方面的政治標準當成經濟談判中施壓的砝碼，硬是把一些純粹利益關系偽裝成高尚的原則，而與此同時，美國自己也并非那么高尚。這也同樣引起很多中國人的不滿。　　

    美國的很多做法都是出于它的國家利益，只要真正理解它的本質，并沒有什么可怕的。但是，中國國內的一個特殊現象，使得我們有必要嚴肅地正視這個問題，這就是前文提到的，在中國知識階層和工商階層長期存在的親美傾向。這一傾向在改革開放以后發生了嚴重的傾斜，使得中國國內的知識界、輿論界，在中美關系的天平上，常常倒向美國一方，甚至連客觀公正的立場都難以實現。100年前美國大學校長詹姆士說的話，“哪一個國家能夠做到教育這一代中國青年人，哪一個國家就能由于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業上的影響取回最大的收獲”，正日益變成清晰的事實。與此同時，人們還漸漸發現，美國借由這個方式在“精神和商業上”的“最大收獲”，要么是傷害了中國的現實利益，要么將傷害中國的長遠利益。因此，我們有必要問一下，中國知識階層的這個傾斜，究竟是如何產生的？　　

    如今在中國社會發生重要影響的知識分子，大多都經歷過文革。他們在那段歷史的痛苦時期，遭受了很多個人的不幸，看到了很多社會的陰暗，因而也造成他們信仰的坍塌。改革開放之后，這批中國人要么是恢復了以前同美國的聯系，要么是紛紛到美國留學，要么是通過各種媒介了解到美國。中美兩國現實中富裕程度的差距，使他們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過去個人經歷所產生的對中國社會的不滿，轉化成對整個中國的不滿，并將這一不滿延伸到中國幾千年的歷史。美國的冷戰意識和新保守主義恰好為這些中國人提供了理論基礎。文革結束后的“傷痕文學”，如今幾乎成為“仇恨文學”。中國歷史上很少出現這樣的時期，居然有如此眾多的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國家和歷史懷抱如此明顯的恨意和鄙視。而我認為，這些人是將個人的不幸，以各種隱蔽的，甚至是他們自己都沒有察覺的方式，發泄到整個國家和民族的頭上。為此，在強烈的個人感情下，他們已或多或少地喪失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客觀立場。　　

    此外，這些經歷過文革的人，曾經都生長在理想主義的環境中，而理想的幻滅，使得他們對一切高尚都表示深刻的質疑。他們的個人經歷似乎證明高尚常常都是虛偽的，于是，他們把這一個人經驗，當成絕對的人生準則和社會公理。恰好，他們所接觸的美國社會，就是一個利益至上、唯利是圖的社會，兩相呼應，這些從理想主義的廢墟里走出來的人，從此對一切高尚的理想都嗤之以鼻。尤其是針對中國社會，他們對于任何試圖表達高尚的言行，都發出尖銳地嘲笑和挖苦。當這些知識分子占據了課堂、講壇和媒體版面的時候，中國社會已很難再給高尚留下空間。“一切為了利益”在美國靠山的依托下，正嚴重侵蝕著中國人的靈魂。在他們身上，我們難以看到一個知識分子應有的社會責任感。這種信仰垮塌后以利益原則來填充的精神世界，還通過他們掌握的話語權力，傳播給社會大眾和年輕人。　　

    批評成為販賣美國思想的手段，建議成為推銷美國方式的包裝。過去的“言必稱希臘”，如今成為“言必稱美國”。知識階層、媒體階層與美國的親密聯系，通過各種若隱若現的方式，密如蛛網地盤織在一起。由于對中國的恨意和鄙視，他們對中國的現實視而不見。當他們向中國推銷的美國方式在中國造成不良后果的時候，他們出于個人偏見，往往混淆視聽，把造成不良后果的原因，完全歸結為他們所鄙視的中國現實或歷史，絲毫不提他們所推銷的美國方式，在美國正在或已經造成與中國同樣的不良后果。中國知識階層的這種傾斜和偏見如果得不到糾正，將給中國造成長遠的危害。　　

    我時常批評美國，在此有必要解釋一下。美國是一個發達的國家，也確實存在很多問題。但是，美國也有很多一流的知識分子和學者，他們對于美國社會的認識和了解，絕對不會比我差，批評美國的工作根本無需由我來做。如果美國與中國沒什么關系，我根本沒有興趣也沒必要為美國的事情操心。而中國如今的現實是，相當多的知識分子，時刻向中國兜售他們從美國批發的二手貨，并試圖以他們倒手的假冒偽劣產品在中國謀取利益。一個虛幻的美國，一個被他們虛擬化的美國，正經由他們的偏見在中國大行其道。而且，這個被他們虛擬化的美國，還不斷歪曲著中國的現實和歷史。因此，我不得不對他們兜售的虛擬美國進行批判。所以，我對美國的批判，實際上是要批判某些中國知識分子不斷散布的某些論調。這些因親美而失去重心的中國知識分子，把他們的虛擬美國當成中國的榜樣，武斷地宣稱，美國的今天就是中國的明天。而我不得不說，如果美國要成為中國的榜樣，也許只有一個可以照搬：美國從建國到今天，沒有任何榜樣；那么，中國從今天到未來，也應該像美國一樣，沒有任何榜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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