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海內外媒體、名人評論改革開放

（一）前民主德國駐華大使貝特霍爾德談中國的改革開放中存在的五大問題。他說：
中國自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確定改革開放方針以來，所取得的成就是舉世矚目的，我作為中國的朋友和同志為此感到由衷的高興，并希望中國同志在社會主義建設過程中不斷取得更大勝利。中國的勝利不僅是中國人民的勝利，同時也是國際共運的勝利。作為共產黨人，我想就下面幾個問題談談我的看法。這些問題解決得越好，我認為對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就越有好處。
一、進一步提高黨員干部對改革開放的認識，改革開放的本來意義是改進過去工作的問題，調動起各種因素；學習借鑒外國好的做法，吸取外國先進技術資本，來加快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步伐。
對于這一點，中國共產黨中央高級領導人是清楚的，但企業領導人就未必都十分清楚。不少人很可能以為改革就是不要或不怎么要社會主義了；開放就是學習資本主義，讓資本主義那一套進來。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門和一些人那里出現了偏離社會主義方向的問題。
這里所說的社會主義，是指那種始終著眼于廣大勞動人民根本利益，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并取代資本主義的那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實現這種社會主義的道路曲折而又漫長，但人們不要放棄這一目標，每前進一步都應該接近這一崇高目標。我認為，中國同志不應該忘記這一點并努力為之奮斗，這才是改革開放的初衷。
二、關于政治教育問題。中國共產黨一直注意對自己的黨員干部和廣大群眾進行政治思想教育，在過去的幾十年里確實也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但是有兩點建議供中國同志參考：一是關于干部教育的問題；二是對群眾的宣傳教育問題。
對黨員干部，特別是各級領導干部的教育，一要進行政策教育，因為黨的政策要靠他們去貫徹執行；二是進行黨紀國法教育，因為黨紀國法要靠他們帶頭去遵守；最后，同時也最最重要的一點，那就是對他們進行系統的馬列主義理論、唯物辯證法、中共黨史、國際共運史等的理論教育。對于廣大普通黨員和群眾的宣傳教育工作的重點，除宣傳黨的政策外，則應是反映群眾要求、愿望、呼聲、疾苦，宣傳幫助群眾解決問題的典型事例，為群眾撐腰，代表他們的根本利益。切忌空泛的口號，更不要弄虛作假。這樣的宣傳定會收到好的效果。
三、關于法治和干部素質問題。法治代替人治這個口號很時髦，但就其本質來看，法治也是另一種形式的人治。道理很簡單，法治規定是人制訂出來的，要靠人來解釋，來貫徹執行，來檢察。沒有高素質的人才，制訂不出好的法規；有了好的法規，如果解釋有錯誤，執行有偏差，或斷章取義，為我所用，好的法律也起不到應有的作用。
有了一大批深刻懂得這一根本道理的黨的干部，黨紀國法就不會成為謀取私利的手段，才有可能真正實現法治。
四、在強調發展的同時，應該重視環境保護。資本主義社會很長一段時間里，資本家只顧聚斂財富，對自然資源和生態環境造成極大破壞。這是資本主義走過的一條很不好的路。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從一開始就走一條發展經濟同時注意保護環境的社會主義道路。這一點中國同志做得并不太好。搞社會主義不能急功近利，竭澤而漁。
五、關于收費教育問題。西方有些國家實行收費教育，但那里發達程度較高，人均收入也高，收費教育在那里是可行的。
中國實行收費教育是否與中國國情相符。中國工人、農民和普通工薪階層占人口的絕大多數，這部分人改革開放以來，家庭收入一般都有所提高，但還不能算富裕。如果讓他們從幼兒園起就負責出錢供子女上學，不少家庭會感到吃力，不得不因負擔過重而讓其子女輟學。可以肯定地說，沒有其他配套措施，單靠收費教育會埋沒人才。對這種情況也希望能給予足夠重視。
貝特霍爾德最后強調說：中國要搞社會主義，必須有共產黨領導，共產黨領導只能成功，不能失敗。社會主義的中國同資本主義的德國不同，中國共產黨若下臺了，中國就不會有社會主義了，那不光是中國社會主義的失敗，對全世界共產黨人來說也都會是一個無法承受的打擊。（此文發表于1998年11月15日，當時正傳中國共產黨要改名為社會黨）。
（二）巴基斯坦教授穆罕默德•拉希法撰文《社會主義仍具有生命力》
他說：西方資本主義的辯護者堅持認為，目前再對社會主義深信不疑沒有任何道理，因為社會主義思想體系在蘇聯和其他一些國家的共產主義制度垮臺后已失去生命力。然而，將社會主義體制等同于建立在共產黨中央集權專政基礎上，不真正追求社會主義的社會體制的看法是錯誤的。
在西方，貶低像毛澤東這樣的革命領導人在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的成就是時髦的做法。中國從農奴制度走到自由是毛的貢獻。沒有他，中國就不可能變成現在的這個強國。今天，中國站立著面對世界，在世界其他國家的關系中行使自己真正的主權。任何國家，即使是美國，都不敢戲弄他的尊嚴。
（三）香港《南華早報》2002年1月3日題為《中國出口面臨‘綠色’壁壘》文章說：
很多人預計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中國的紡織品出口將大大增加，但與此同時，被退回的商品也大幅度增加。上個月，大約有30萬件出口夾克被歐洲退回，因為用于拉鎖的金屬不符合歐洲的安全標準。
中國目前最大的擔心之一就是雖然進口關稅降低了，但另一種無形的壁壘卻增高了，其中最令人擔心的是“綠色”壁壘，即一系列旨在保護進口國環境的技術標準。
中國出口的茶葉過去在國際茶葉市場上占有很大的份額，但是擔心中國出口的茶葉上殘留了大量農藥和重金屬，中國的茶葉出口受到沉重打擊，這導致中國對歐洲的茶葉出口在過去兩年下降了37%，雖然中國茶葉的價格比斯里蘭卡茶葉價格低60%，比印度的茶葉價格低40%。
據新聞報道，歐盟從去年11月起增加了對中國茶葉的檢測項目，從原來對6種殘余農藥的檢測增加到對62種農藥的檢測。
但美國、澳大利亞、俄羅斯、日本也和歐洲一樣，以食品安全為名提高了對中國茶葉的進口壁壘。
據官方統計，有價值700萬美元的大陸出口商品受到所謂“綠色”壁壘的影響。
中國有大約7萬多家紡織工廠，只有17家得到了出口免檢的“環保證書”。而且，其它行業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
“環保產品證書”只是挑戰之一，在上海和廣東進行了一種官方調查，在聲稱屬于環保產品的250個產品中，有89.6%不合格。

（四）香港《亞洲周刊》2000年7月17日文，題《發展經濟更應注意安全生產》。文章說：
今年入夏以來，中國大陸安全事故屢屢出現，特別是6月下旬以來，四川的特大沉船事件死亡人數逾百，廣東江門一家煙花廠大爆炸死亡30多人；接著廣西柳州一輛公共汽車從大橋沖進江里，至少78人喪生；此后甘肅一家金礦失火，17個工人窒息而死；7月9日，北京首鋼電力廠汽機車間發生爆崩，6人死亡。
中國大陸安全事故頻頻發生，反映了有部門和經營者只重生產不重安全，發展經濟的同時，忽視了對生命的保護和尊重，簡直就是“要錢不要命”。更深層次的問題則是法制不彰，官僚體系能力太弱，貪瀆枉法，凡事得過且過，或是貪圖短期利益，不惜走捷徑，罔顧安全標準……
中國近20年的經濟迅速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一直和中國吸引外資的主要工業，但這些境外商人也忽視安全生產。近年頻頻發生大火的工廠，不少是臺商港商或外商經營的，這些商人也應認識到，大陸的勞動力價格相對便宜，不等于人的生命就不應該受到尊重和保護。
（五）這是多家媒體2002年的報道：外國大公司快步進入中國。
一、通用電氣公司強調了它在中國咄咄逼人的新戰略，稱其塑料部門的地區總部將從日本遷到中國。
通用電氣塑料集團的執行總裁藤森義明在采訪中說：“我們相信中國是我們最大的海外市場，考察亞洲國家，你會發現沒有一個國家具有中國這樣的潛力。
通用電氣公司過去20年在中國投資了約17億美元。中國如愿以償地看到通用電氣公司正在更積極地進行投資，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也促使其它外國公司增加投資。
二、豐田和本田等日本國內汽車廠家在加緊推進戰略。因加盟世貿組織，市場競爭這個巨浪涌向中國，歐美廠家開始開拓中國市場，日本廠家也不想放棄這個進軍“沉睡的巨大市場”的機會，各廠家已經同中國政府和當地廠家接觸，新項目將陸續開始實施。
三菱汽車公司也決定在戴姆勒—克萊斯勒公司的合作對象北京吉普公司生產“帕杰羅”轎車，利用同戴姆勒的合作關系，加速在中國的戰略。
先行一步的豐田和本田在中國確立了強大的生產陣容。豐田公司把合資的天津夏利納入中國最大的汽車廠家第一汽車制造廠的傘下，不僅生產輕型車，還為進入高級車市場打下了基礎。本田公司將擴充生產“雅閣”和“奧德賽”的廣州本田公司，到明年年底建立起產量翻番的年產12萬輛的體制。
日本各石油公司在開拓中國市場方面態度也開始積極起來。歐美國際石油資本已經搶先進入中國。日本石油公司想利用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放寬限制的機會也進入中國市場，原因是日本國內制造業紛紛向海外轉移，國內市場日益縮小。
日本眾多體育商家也紛紛加快投資中國的步伐。日本一些實力型企業正向迅速發展的中國電腦軟件市場發起沖擊。為了趕上領先一步的美國企業，它們以強化基地建設和中國當地企業實行合作為基礎，開始提供信息系統服務的業務。
三、美歐窺伺航空市場
中國目前還沒有開放民航市場，但世界兩大飛機制造商——波音公司和空中客車公司已經在窺伺中國市場了。波音公司的發言人說：“到2020年，中國的市場需求將達到1764架飛機，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大約1440億美元的收入。中國是我們的第二大主要市場，僅次于美國。”
這20多年來在中國站穩了腳跟的波音公司占據了中國64%的市場份額。
四、韓企再掀投資中國熱潮
目前，韓國的LG公司已經在中國的39家企業投資了15億美元，雇傭了2.5萬名中國員工。電子和化工產品制造商LG公司希望中國在不久以后成為第二大市場和最大的生產基地。
三星電子和鋼鐵制造商制鐵公司也利用中國的廉價基地和不斷增長的國內市場開始在中國生產和出售產品。
韓國企業家說：通過利用中國的廉價勞動和不斷擴展的市場，他們正將來自中國的競爭威脅轉化為機遇。
五、法國商人覬覦農產品市場
美國預測，中國從現在起（2002年）到2004年向外國谷物開放高達847萬噸的市場，而隨后的這個數額有可能達到1200萬噸。法國谷物出口協會的專家們明確表示，“這種承諾并不意味著，中國必須進口如此數量的谷物。只是它一旦需要，就可以這樣做”。該協會剛剛慶祝它在中國設立辦事處10周年，力求通過在小麥和大麥方面的合作來增加法國的供貨。
在小麥方面，法國專家利用中國部分解除對進口的壟斷，與中國的一些面粉廠建立聯系，這些工廠的年生產能力為30萬噸至40萬噸。
（六）法國《論壇報》2002年9月報道，題為《西方銀行搶灘中國》
自今年初以來，幾乎每月都有一家西方銀行宣布搶灘中國。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促進了中國式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國興業銀行的發言人說：“中國政府表現得十分積極。”
興業銀行已經呈交了在中國開展資產管理業務的許可證申請。興業銀行是通過該行資產管理公司和華寶投資信托有限公司（上海寶鋼集團的子公司）合辦的一家聯營公司提出這一申請的，該聯營公司在8月20日收到了回執，它的申請將在11月之前被受理。
今年3月份，巴黎國民——巴黎巴銀行宣布了與長江證券公司合作協議。雙方合作的目的是：在巴黎國民——巴黎巴銀行集團的亞洲子公司——巴黎百富勤有限公司的管理下，共同開發家庭股票市場。一年多以來，這家銀行已經與申銀萬國證券公司簽訂了資產管理方面的一些純技術性協議。
國際競爭將是殘酷的。資產管理領域的保險公司和專業機構可能會與中國的有關機構合作，組建聯營公司，以便申請許可證。最近中國銀行的一位負責人表示了發展網絡銀行的愿望，比利時的KBC銀行立刻抓住了這個大好時機。KBC銀行在本周宣布，它已經獲得以人民幣開展業務的許可。荷蘭銀行也瞄準了這一領域，打算先投資1億人民幣。
美國花旗銀行集團象征性地在上海的和平飯店設立了一個分支機構。已經在該地區扎下了根來的匯豐銀行則在本年12月，與上海市政府共同持有了上海銀行的股份。
德國的安聯保險公司是在中國最活躍的外國金融機構之一。它的子公司——安聯－德累斯頓資產管理公司在今年6月份與國泰君安證券公司合作，創辦了一家聯營公司。
（七）《日本經濟新聞》2000年9月16日報道，題為《中國將允許外資并購國企》
報道說：中國將允許外資收購國企及與國企合并，允許外資出資、增資及購入資產。中國在加入世貿組織后競爭力越來越弱，引進外資將推進國有企業改革。
8日在福建省廈門市召開了中國投資貿易洽談會。該洽談會邀請外企舉行促進對中國投資的活動和討論會，每年政府在放寬限制方面提出的政策都是洽談會中最引人關注的內容。今年最大的話題是外資對國有企業的并購。
過去即便國有企業被收買，國家股份仍占支配地位，人們估計中國將放寬這方面的限制，并認為中國政府將允許外資收購過去不允許收購的國企中的500強企業。其結果是法律上的風險沒有了，中國期待由此會提高外資的投資熱情。
隨著中國進入世貿組織，2002年外資企業對華直接投資的實行額估計會首次突破500億美元。收購中國的國企不僅能降低設備投資的成本，有利于建設生產線和建立銷售網，而且還能獲得經驗豐富的人才，因此外企對收購中國的國企越來越關心。
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人說，目前有100多個外企同國企合并及有收購國企的計劃，制訂這方面的法律后，外企對國企的合并及收購會更加活躍。
（八）其它報道
1．新加坡《海峽時報》報道，題《私營企業家當選政協委員》，報道說：共有65名私營企業家當選第十屆全國政協委員，這一事實表明全國政協中私營企業家的隊伍越來越壯大，這也表明私營企業在國民經濟中地位越來越重要這一事實。1993年時只有20名私營企業主參加八屆政協一次會議。
中國最高立法機構全國人大也吸收了更多的私營企業家。2985名全國人大代表中將有55名私營企業家參加十屆人大一次會議。
2．《作家文摘》第613期（2003年1月14日出版）報道，題《老板，中央黨校新學員》報道說：
吳振來現在的身份是，上海山鑫置業有限公司董事長。2002年11月26日，他和另外42名上海的私營企業家一起走進中央黨校，參加為期5天的關于十六大精神與高級經濟管理知識的學習。
這已是上海市私營企業協會第二次選送私營企業家赴中央黨校學習。上一次是2001年的11月，江澤民的“七一”講話發表后，28個上海私營企業主首次參加了在中央黨校舉辦的假期研修班。
有關權威數字表明，目前，在上海的各類私企中，已經建立了三個中共黨委，20個中共黨總支和2000多個中共黨支部。
上海的私營企業老板大批進黨校學習，是這兩年剛出現的新生事物，其實早在1998年，中央黨校就向各地民營企業家敞開了歡迎大門。經濟學家于光遠主持的中國太平洋學會民營企業專業委員會，就曾多次與中央黨校共同主辦針對民營經濟理論與實務的高級培訓班。
3．《日本經濟新聞》2003年3月6日報道：
中國的經濟改革在新政府胡溫的領導下，將步入新的階段。今后，金融領域有望實現進一步開放，大型外資正接連向中國的金融機構投資。
今年1月，美國花旗銀行以6億元人民幣收購了上海浦東發展銀行5%的股份。由此，花旗銀行成為浦東發展銀行的第四大股東，并且向浦東發展銀行的董事會派出了一位董事。
這些資本合作的目的是為了參與中國今后將急劇擴大的信用卡市場。花旗銀行已經向中國金融當局申請設立信用卡中心，得到批準后，將設立合營的信用卡公司。
國有四大商業銀行之一的中國銀行為了兩會后在國內上市，正在推進股份化，并且制定了將一部分股份出售給外國公司的計劃。外國銀行人士認為：“如果引進外資，將使外部能夠進行監察，從而提高透明度。”
合作的潮流還波及到了證券和保險領域。中國去年七月放寬了限制，解除了不允許證券公司和信托投資公司接受外資的禁令。此后，歐洲資本正相繼與中國金融機構開設合營公司。
中國的目標是使銀行具有世界水平，中國人民銀行去年秋天提交的報告指出，銀行應該積極引進外資和民間資本，加強經營實力，這樣不僅可以彌補銀行在不良債權處理中減少的資本，而且可以通過引進外資，提高經營的效率和透明性。
4．臺灣《工商時報》2003年7月8日報道，題《大陸地下經濟堪憂》。報道說：
中國地下經濟的形態不外兩種顏色：黃與黑。以黃色地下經濟來說，到過廣東東莞及深圳一帶的臺商都知道，兩地高級酒店密度之高，上海及北京也無法出其右。一到周五晚間，東莞及深圳的星級酒店動輒客滿，聲色場所人聲鼎沸。
至于黑色地下經濟則琳瑯滿目，包括貪污、受賄、走私、販毒、詐騙、偷稅漏稅等等，并伴隨著巨大規模的地下洗錢活動。
北京一名經濟學家說，許多貪官污吏，已送子女出國留學或送家屬出國觀光為名，轉移贓款，并在境外投資置業，把在國內的非法所得在他國合法化。
該學者說，近三年外逃金額即高達530億美元。地下經濟泛濫加上大陸合法信貸體系尚不完備，是大陸的地下錢莊成為發展最快的行業。尤以廣東、福建及浙江最為猖獗。
除了利用地下錢莊洗錢外，還有一些個人讓親屬開設商店，假稱自己的收入主要來自該處，或偽稱自己已從國外某親戚處獲得大量遺產或饋贈。
轉為地上畸形消費和合法投資也是地下經濟的另一種形式。在大陸許多城鄉，娛樂行業成了黑錢持有者的主要消費場所。
5．法國《世界報》2003年9月9日報道：
20年來，中國一直鼓勵吸引外資。但中國新一代經濟學者對盲目追求跨國資本的做法產生了疑問。
哈佛大學商學院客座教授黃亞深認為，從國民經濟的實際需要來看，中國對外資過分依賴。
外國投資在刺激經濟增長，促進就業、外貿和技術轉讓等方面帶來的好處不可否認，即使研究表明外資對稅收和國內投資這兩方面產生了負面影響，總體來說，中國經濟仍然因積極參與國際貿易而受益，可是這種好處不應該掩蓋由此而出現的比例失調問題。
中國吸引的外資存在兩方面的問題——技術和地理分布。
中國對外資開放的最初目的是想提高出口能力，引進先進技術。然而20年后的結果卻令人失望。中國產品的技術含量確實提高了，電子產品取代紡織產品成為出口的主力，但是這些技術仍然控制在外國公司，特別是亞洲公司的手里。中國出口活躍也主要是外資企業而不是國有企業的功勞。國有企業多半業績平平。1992年以來，它們的出口每年只增長6%，可是外資企業的出口增長幅度卻高達25%。有些西方經濟學家認為，外資企業的迅速發展沒對中國企業改進技術和提高競爭力帶來多大的好處。
另外一個是外資的地理分布問題。大約有88%的外資都集中在東南沿海地區，除長江沿線的一些城市以外，中國內陸地區的大多數城市都還沒有被納入中國的“加工工廠”，而只是提供原料和外來勞動力而已，兩個中國就這樣互不相干地并存：一個是自給自足型經濟；一個是外向型經濟。
6．德國《商報》2003年9月29日文章說：
外資公司在中國容易盈利，有足夠的空間降低成本。因為中國內地工人的工資水平很低，每月大約80歐元，而從事同等工作的德國或美國工人的工資是中國同行的30倍，甚至更多。
中國這里的情況明確說明，推動中國出口劇增的發動機并非人民幣匯率偏低，而是這個國家無與倫比的廉價勞動力、低成本以及不斷提高與改進的勞動生產率和產品質量。在無錫的日本村田公司廠長林輝勝說：“與日本工廠相比，我們這里很少解雇員工。”這已幾乎成為中國工業園區的一種趨勢。
西方公司企業也從中國獲得巨大利潤，例如德國西門子集團在中國的訂單越來越多，其交通技術領域全球采購的十分之一將來自中國。在未來幾年內，西門子集團在華采購將翻兩番達到50億歐元。
就連“美國制造”最堅決捍衛者，世界最大的零售業巨頭——美國沃爾瑪集團也最終放下架子，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不斷增加來自亞洲的采購，后來幾乎全部從中國進貨。
工業國家的確需要一個中國生產平臺以應對競爭，因此他們有意識地做出了決定，這跟匯率沒有多少關聯，幾乎60%的中國出口商品打的是日本、歐洲和美國廠家的印記。
中國產品像潮水般涌向世界市場，來自遠東的物美價廉的商品每年讓美國消費者節省1000億美元的支出。
越來越多的例子表明，西方公司也能從中國的經濟繁榮中獲得巨大的利益，在商品到美國消費者手中之前，美國公司能從中國出口的每一個美元中掙到4美元。華爾街股市的上萬億美元都取決于中國的進口。因此，盡管要求抵制中國的呼聲一浪高過一浪，但是美國國會中的貿易保護主義者這回還不至于付諸行動。
7．法國《費加羅雜志》2003年9月27日文章說：
如今已經有42萬家外資企業落戶中國。一些法國企業已經成功地打入了中國市場。家樂福是法國企業的先鋒，5年前它作為第一家外國超市集團進入中國。如今，家樂福已在中國開設40家分店。
除家樂福外，歐萊雅、依視路光學公司和蘇伊士等法國公司在中國也有不俗表現。歐萊雅2002年在中國的營業額超過1億歐元，比上年增長60%，這一增幅今年將有望保持。
中國是一個樂園，這一點肯定無疑。不過，中國若想成為“亞洲的美國”就必須消除一些可能影響其未來的不確定因素。與大家的印象相反，中國的生產率其實很低，存在兩極差異的教育體制應當改革，銀行體系也是如此。
社會形勢也令人擔憂。中國的收入差距很大，是美國或日本收入差距的37倍。農村失業人口高達1.5億，他們都靠家人養活。建立真正的社會保障體系，提供更多的就業機會，實現全民進步，這才是現代化中國所必須面臨的優先任務。只有讓13億中國人都能真正從中獲益（而不僅僅局限于外國公司所感興趣的那1至2億人口），這樣的經濟才是有希望的。
8．德國《法蘭克福匯報》2003年11月3日文章：
中國領導人新的領導路線考慮到了社會現實，只以高增長率為主導發展經濟，其社會代價不可忽視。貧富收入差距拉大，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個別人已積累了難以想象的財富。城市中已形成了一個擁有汽車以及一套或多套自有房屋的中產階層。
但同時城市貧困人口數量增加。下崗職工眾多，年齡在40或45歲的提前退休人員很難再就業。情況特別嚴重的是重工業所在的中國北部，大約有2200萬城市人口接受政府救濟金，大多為原國企職工。
農村居民情況也很糟，過多的人種植著過少的土地。此外，加入世貿組織也將農民置于國際競爭之中，這可能繼續惡化他們的境遇，西部省份及中部山區還很貧困。根據中國官方統計，生活在貧困線以下的人口有3000萬，但根據世界銀行的計算模式，這一數字將為1億。超過1.5億人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打工。
應加強推動社會保障網的建立，然而由于中國幅員遼闊，需要保障的人數眾多而且缺乏資金，所以這是一項長期的任務。中國13億人口中只有1.3億人參加了養老保險，只有1億人參加了失業保險，參加醫療保險的只有9000萬人，而對農村居民來說根本不存在什么社會保障體系。
9．新加坡《海峽時報》2003年11月12日文章：
任何在過去幾年里訪問過中國大城市的人首先會對中國發展的步伐和規模留下深刻印象。光是中國各類工程項目的數量——從公路、港口、鐵路、機場到摩天大樓、住房開發、電信基礎設施和工業園區——就會讓懷疑者敬佩不已。
但在眩目的地平線和漂亮的統計數字的背后存在著另外一個現實情況：中國仍然充斥著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一些令人沮喪的數字呈現著中國的灰暗的一面。考慮一下以下情況：
中國每年必須創造出1200萬至1500萬個新就業機會才能趕上人口增長的速度。
中國政府必須解決約2.7億失業或未充分就業人口的問題。
目前約1億至1.5億的流動人口（失去土地，到城市尋找工作的農村勞動力）的數量正以每年近5%的速度增加，這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人口遷移。這些遷移人口在沒有工作保障、沒有長期住房和沒有醫療保障的條件下生活。
中國還有很多農民沒有能夠享受到改革開放帶來的好處。
中國沒有一個能夠有效運行的養老金體系，建立一個養老金體系預計要耗費數千億美元。
中國新建立的股票市場常常和一個由有少數精英操縱的賭場幾乎沒有什么區別，這使得中國不具備打造本國投資資本工具的能力，而中國正需要這些資本來推動本國的發展。
標準—蒲耳氏公司預計，中國要清除銀行壞賬將得花費5180億美元。
由于快速工業化，人口過多和不加控制的資源開發而導致的環境惡化的情況已經很嚴重。而且，考慮到必須保持經濟高速增長而帶來的壓力，這一狀況非常難補救。
自1998年以來，中國越來越依靠購買越來越多的外國債券來進行財政方面的刺激，從而將債務推到了下一代。
有關方面對中國政府越來越大的總債務（包括銀行債務，沒有注入資金的養老金計劃，以債券形式出現的基建項目方面的負債，以及其他一些債務形式）與國內生產總值的比率進行了估計，估計值在國內生產總值的70%至150%之間，而政府征集稅收收入的能力仍然較弱，稅收收入與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還不到國內生產總值的15%。
由于每一種經濟天生就是具有周期性的，因此，即使是一些中國最堅定的支持者也不得不開始思考，一旦中國經濟增長率下落，即使是降到仍然很可觀的3%至4%，中國政府將會再對哪些資源加以利用。
經濟學家和政治觀察人士擔心，中國的經濟奇跡是否能夠經受住過去10年中曾發生過的幾乎從根本上撼動亞洲所有其他國家的那種沖擊。他們這種擔心是對的，中國已經受了許多考驗，但重大的考驗還在后面。
10．香港《亞洲時報》2003年12月2日報道：
據國家媒體內的消息人士說，在中國的“糧倉”東北，自初秋以來小麥價格已經上漲32%。此外，玉米價格激增50%，大米和油菜籽的價格也增長了15%。
中國糧食產量已經從1998年高峰時期的5.12億噸下降到去年的4.57億噸。今年的糧食產量預計將進一步下降到4.4億噸。
自2000年以來，中國的糧食需求一直保持在每年4.8億噸至4.9億噸的范圍以內。換句話說，中國的糧食需求和實際產量之間的差距在2500萬噸至3500萬噸之間。
國家糧食儲備局的一位負責人說：“過去四年來，中央政府一直利用國家的糧食庫存彌補這一差距。然而這一差距在一些產糧區，例如江蘇和山東，卻一直在拉大。”
農業專家警告說：“很快將出現一段糧食短缺的新時期。2005年對于中國糧食市場來說可能是一個轉折點，除非我們提高糧食產量。”
11．美國《華盛頓郵報》2003年12月文章，題《干旱向中國和世界農業挑戰》，文章說：
在中國的華北平原，地下水位正以每年3—10英尺的速度下降，而中國一半的小麥和1/3的玉米都產自這一地區，再加上氣溫上升，大量農田被征作他用，中國的糧食產量正逐年下降，過去5年，中國有4出現糧食減產。5年來，中國的糧食產量下降了6600萬噸，這一數字超過了作為世界糧食出口大國之一的加拿大全年的糧食產量。
迄今為止，中國一直在利用過去大量的糧食儲備填補日益擴大的缺口，中國今后將不得不求助于世界糧食市場，采購大量糧食。一種可能性就是，未來幾年，美國每天要多發2——3艘裝滿糧食的貨船前往中國。
這不僅僅是美中關系的問題，也涉及全世界63億人口與其自然資源的關系，特別是與水資源的關系。糧食生產過程就是大量消耗水資源的過程。生產1噸糧食需要1000噸水，這就足以解釋為什么河流和地下水水量的70%都用于農田灌溉。
中國很可能最終需要每年購買3000萬，4000萬甚至5000萬噸糧食。這樣一來，它將不得不求助于美國。美國的糧食出口占世界糧食出口總量的一半左右。中國人將有史以來第一次依賴世界為其提供糧食。
12．日本《讀賣新聞》2004年1月13日社論：《中國要做負責任的地區大國》。
成為經濟大國是中國改革開放的積極成果，然而其負面影響也不少，中國經濟面臨著各種各樣的問題，比如金融機構存在巨額不良資產，國有企業喪失國際競爭力，因實施積極財政措施而出現的巨額財政赤字等等。
而且，在驚人的經濟發展背后，收入差別和地區差別擴大，干部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收入沒有增加的農民和企業重組導致的失業者對于干部腐敗的不滿情緒越來越大。
從中長期來看，還必須解決如何確保足夠的水資源、糧食和能源等難題。
在2002年10月黨代會上誕生的胡錦濤領導班子，修正了經濟發展至上主義，提出要協調發展，這是因為，改革開放的負面影響已造成沉重負擔，對此不能置之不理。
中國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賴海外的直接投資，外資企業在中國進出口中所占的比例超過50%。石油等資源依靠進口的比率也增大。
13．香港《信報》2004年3月4日社論《以人為本新思維，輕增長重均衡》
過去20年，中國大陸以高速的經濟增長，完成了人均GDP1000美元的小康社會目標。并且造就了一批土產富豪，以及上千萬人的“中產階級”，但在這些成績背后，卻是前所未有的失業高峰，日益嚴重的貧富差距，嚴峻的環境污染，急速惡化的自然生態，以及令人觸目驚心的貪污腐敗。
追求高速增長，是鄧小平在上世紀90年代初南巡時提出“發展才是硬道理”的延續，這片面追求經濟增長的情況下，必然會犧牲部分人的利益，包括農民、國企工人和低收入階層等弱勢群體。
過去25年，中國大陸的GDP是以年均增幅8%的速度增長，但代價是高消耗、高污染。據內地的經濟學者推算，中國每創造1美元產值所消耗的能源，是美國的4.3倍，德國和法國的7.7倍，日本的11.5倍，這正是內地今年電力嚴重短缺，石油供不應求的原因。
除了犧牲自然生態，高速增長的代價是農民要負擔沉重的賦稅以支持城市的發展，內地的城市和農村一直實行兩套不同稅制，農民的賦稅負擔長期高于城市居民，而且，中國是世界上少有的專門向農民征收農業稅的國家，總稅率達到8.4%。賦稅不均的結果，是城鄉差距擴大，官方統計顯示，自1997年以來，中國農民收入連續7年低幅度增長，結果令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由20年前的1.8：1擴大到3.1：1。
農村賦稅沉重的結果，除了令城鄉差距拉大，影響社會穩定之外，還導致糧食種植面積連年下降，農村的消費能力長期不振，中國雖然已邁向小康，但全國仍有9億農民，如果農村長期貧窮，中國將會重蹈上世紀70年代南美洲國家的慘痛經驗——大量農民破產，農民大批流入城市，令大城市出現無數貧民窟。
14．美國《基督教科學箴言報》2004年4月29日文章：《中國需要走綠色發展道路》。
文章認為：中國迅猛發展正在改變全球經濟的面貌，然而中國在加入世界上經濟實力最強的國家的行列之前，面臨的最大一個挑戰可能是既無關經濟，又無關政治，而是與環境有關，環境遭到的破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
例如，中國東北的干旱已經造成水資源的匱乏，導致大連這個海港城市一些不太重要的企業倒閉。在太原這個產煤區，水資源短缺意味這這城市不得不在搬遷300萬人口，關閉重工業工廠和讓一條大河改道幾種方案中做出選擇。最終選擇了最后一個方案。
水資源匱乏還意味著農作物的減產。在青海，約有2000處河湖干涸，對黃河的水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目前中國1/4的領土已經被沙漠覆蓋。
空氣污染問題也相當嚴重，北京的街道上目前行駛著200萬輛汽車，預計明年這一數字將達到300萬輛。
這些環境破壞造成了巨大的損失，據估計，損失的數額每年占到國內生產總值的8%到12%。
15．日本《呼聲》月刊2004年5月文章《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受制于日美》。
首先，只要美國截斷中國的對美消費品出口渠道，那么中國就難以維持其經濟增長。占中國對美出口80%的商品，都是打入中國市場的美國企業制造的，也就是說，美國企業是把中國作為“自己的工廠”來使用的。
不過進入中國市場的日本企業卻與美國企業大相徑庭。美國企業在中國生產的都是面向本國的商品，而日本企業卻在大量地向中國提供對中國產業發展來說不可或缺的東西。
比如建筑用機械，目前只有日本在向中國出口，美國雖然也有不少建筑機械廠家，但卻無法向中國出口其產品，因為美國的建筑機械在耐久性方面無法適應中國的需求。如今在中國這種空前的建筑熱潮中，建筑工地是晝夜不停地兩班倒運轉，建筑機械的年均使用時間高達3000小時，只有日本造的建筑機械才能經得起如此消耗。
日本機床也頗受中國市場歡迎。中國需求量最大的是用于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這個市場上的競爭之激烈并不亞于建筑市場。中國的汽車產量2003年高達430萬輛，比前一年整整增加了100萬輛。因此，用于生產汽車部件的機床也是晝夜不停地運轉，其年均工作時間高達3500小時以上，盡管如此，日本的機床卻能保證連續5年性能不變。
中國造的同類機床，基本上也是日本的仿制品，沒有日本的機床，中國的汽車產業將寸步難行。
在中國，品性俱佳的日本商品越來越受歡迎。比如，近年來東陶公司的自動沖便器就受到中國市場的歡迎，如今上海40層以上的高層住宅，幾乎每套居室都安裝了這種自動沖便器。
去年日本對華出口增長了34%，而中國的對日出口只增長了20%。
日本的技術實力雄厚。自1996年以來，日本對包括美國在內的世界所有國家的專利貿易，都呈出超狀態。根據2001年的最新統計，日本每年的專利出口高達1.1萬億日元，而進口額只有4000億日元，形成巨額盈余。
凡是那些沒有這種技術的國家，不購買日本的技術就無法實現經濟增長。技術水平越低的國家遭受通貨緊縮的打擊就越大。
最能說明的例子就是中國的彩電，根據2002年的統計，中國的彩電產量高達7800萬臺，占世界彩電總產量的75%，但都是顯像管彩電，因供給過剩價格如今已降得很低。
但是，等離子電視或液晶電視的價格卻未下降，依然保持在一英寸一萬日元的價位上。也就是說，與顯像管電視這類低級商品相比，高技術商品能夠保持穩定的市場。
日本擁有的第二種資源是，為確保技術優勢而對研究開發的巨額投資。日本的此項投資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率為3.1%，美國為2.7%，而中國只占不到1%。而且中國幾乎沒用用于民生領域的研究開發投資，基本上處于依靠外資帶來新技術的“依賴外資”狀態。
日本的鋼鐵業向來以節省能源著稱，鋼鐵企業煉鋼過程中產生的熱能全部用于發電，因此，鋼廠不僅不用買電，反而還可以向電廠賣電。
沒有日本鋼鐵的支撐，中國的汽車廠家就無法生存，因為生產汽車用鋼板質量世界第一，不用這種鋼板的汽車就根本沒有銷路。
中國要謀求經濟長期增長，必須下大力氣進行科研和開發，但是，目前的中國即沒有這個基礎，也缺乏這方面的遠見，于是只好購買日本的專利，引進日本的技術。
隨著經濟的不斷增長，中國對日本的依賴只會越來越加強而不會越來越削弱。這就意味著日本越來越有能力控制中國。
美國蘭德公司就中國經濟今后中長期的走勢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經濟有8個陷阱。第一是失業、貧困和社會不安定；第二是某些官員的腐敗現象對經濟的負面影響；第三是艾滋病和非典等傳染病；根據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推算，現在中國約有60萬到130萬的艾滋病感染者，并以每年20%到30%的速度增加。稍微保守地估計，從2010年到2020年，艾滋病感染者將從170萬增加到270萬，如果做最壞的估計，到2020年，因為艾滋病而死亡的人數甚至會達到2000萬人。即使按2002年到2015年這個相對來說不好不壞的期間推算，通過換算成經濟增長率，艾滋病等傳染病問題將使中國經濟增長率每年下滑1.8%—2.2%；第四是水資源不足和環境污染；第五是能源消費和能源價格；第六是金融體系和國有企業脆弱；第七是海外資本直接投資的縮小；第八是發生臺灣海峽及其他沖突。（2004年7月文）
16．香港《亞洲周刊》2004年9月26日文，題《郎旋風刮起的改革反思》（摘）
有學者指出，進入90年代以來，國有企業流失呈快速遞增態勢，主要的幾種流失表現為：決策失誤導致流失；在破產中、改制中、中外合資合作中流失；由于經營不善，財政性蠶食造成流失以及無形資產、土地不入帳造成流失。而國有資產自90年代后的流失也呈快速遞增態勢。據有關部門統計，每年國有資產至少流失800-1000億人民幣。國有資產以如此驚人的速度流失，已經成為困擾改革與發展的一個日益嚴重的問題，也遭受老百姓的痛恨。
17．香港《信報》2004年10月26日文，題《能源危機對中國國際戰略發出警示》。
中國的能源危機分為內部和外部兩塊，內部能源危機表現為電力，煤炭等方面，這些資源短缺主要是有關部門過去的決策缺乏對國家能源長遠需求的考量，缺少一個有效的能源分配機制等等。
關鍵問題在于外部危機。
在和世界融為一體的過程中，中國和世界經濟交往的模式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早期中國只希望引入外國資金，利用外資來發展內部經濟是國家政策的主線。但是，現在中國資金開始往外流，已經從資金短缺國家轉變成為資本剩余國家，同時中國也發現，隨著與世界的整合，不僅中國產品愈來愈依賴國際市場，而且國內的發展也愈來愈依賴國外的資源，石油就是其中一例。
更為重要的是，隨著外國經濟利益進入中國，中國正在失去產業發展自主權，現在很多產業政策愈來愈受制于外國經濟利益的影響甚至操縱，很多政策從動議到決策甚至執行，都深深帶有外國利益的影子。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后須遵守國際規則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更為主要的是，這些外國利益一旦與中國本身的既得利益相結合，便在中國的政治中產生非常巨大的影響力，外國利益在政界、商界和學界都能找到他們的代理人。
中國的交通運輸業就是很好的一例。從中國自身利益來說，私人汽車本來就不應該成為主導工業。上世紀70年代幾次石油危機之后，一些國家已經調整交通工業政策，大力提倡公共交通，而控制私人汽車的發展。可惜的是，今天私人汽車已經成為中國的主導產業，這難道沒有外國經濟利益的影響嗎？國內石油需求居高不下，私人汽車業的發展只能推動這種需求上升。
不過，中國的國際戰略并沒有配合國民經濟的這種巨大轉型。就石油來說，中國迄今為止還沒有建立一種類似于發達國家的石油儲備制度。中國也沒有建設本身的石油運輸能力，90%的石油依賴外國的油輪，中國更沒有維護國際石油運輸路線安全的軍事能力。這尤其表現在馬六甲海峽，絕大多數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石油經過馬六甲海峽后才能進入中國。如果馬六甲海峽的安全不保，中國就幾乎沒有石油安全。馬六甲海峽已經成為中國的生命線。
要知道，從經濟層面來說，發達國家的國際戰略從來就有兩個重要的部分，第一是如何保障外來資源供應滿足國內建設的需要；第二是如何保障本國龐大的海外經濟利益，在近代史上，這些因素更是導致了無數次國家間的戰爭和紛爭。
18．美國外交學會網站2004年9月30日文章，題《中國正在“拉美化”？》
中國農村地區收入增長緩慢，農民的稅務負擔沉重，地方政府人員臃腫，債臺高筑，無力為農民家庭提供必要的服務。在2004年的一項調查中，73%的被調查者認為農業、農民和農村這三農問題是中國所面臨的最緊迫的挑戰，再加上其他如腐敗等問題，農村動蕩的嚴重程度使得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在未來的5到10年內，系統性危機的發生是可能或者很有可能的。
小規模、低效率的農業和鄉鎮企業的相對落后使城鄉收入差距拉大了。目前農村平均年收入僅為317美元，城鄉收入差距從80年代的1.8：1上升到了2003年的3：1。從2000年到2002年，農村家庭絕對收入下降了42%。根據政府2004年7月的報告，2003年，生活在官方定的每年75美元貧困線以下的農民人數上升了80萬，是自從1978年經濟改革以來第一次出現農村絕對貧困人數的上升。
寬泛地說，城鄉分裂危機在未來15年內可能導致三種結果：自由化，專制合作主義或者陷入混亂與動蕩。出現哪種結果還難說，但可以說中國至少在向第一條探索，盡管社會變化的步伐和克服利益集團阻撓的困難很有可能導致第三種下場，即“拉美化”的中國——如果政府不能建立能有效解決中國新社會危機的制度。社會變遷的速度和社會沖突的爆炸性增長可能超出政府的應對能力。長期貧困的窮人階級可能與少數特權階級進行經常性的經濟代價沉重的低水平斗爭。如果社會趨勢得不到盡快扭轉，拉美式的社會和政治問題在中國的出現將不可避免。
19．香港《經濟導報》周刊2005年1月24日文章，題《稅改劍指“超國民待遇”》。
長期以來，作為資金匱乏的第三世界國家，中國提供給海外投資者的各種優惠政策層出不窮，尤其當引資進入區域競爭階段之后，各地方政府更是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盲目地引資攀比和短視的地區本位主義導致外資企業在中國市場上長期享受這包括稅收優惠在內的“超國民待遇”，其市場待遇不僅超出土生土長的民營企業，甚至勝過國有企業。然而，當中國人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擠進WTO俱樂部之后才發現，原來加入WTO并不等于自己企業就能在貿易“伙伴”那里享受到“國民待遇”。飽受發達國家反傾銷訴訟之苦的中國企業，回過頭來，越來越覺得外資企業在中國享受的“超國民待遇”與中國已經參與進去的全球一體化經濟游戲極不協調。
簡言之，目前在中國企業所得稅稅收方面，外企享受超國民待遇，國企享受政策津貼，民企獨享市場最高稅率。
中國吸引外資的具體做法尚值得商榷，地方政府犧牲公共利益，過度出讓本國經濟利益換回的外商投資，其引資“含金量”有待重新評估。在中國外匯儲備連續高速增長，國內自有資金日益龐大，投資渠道不暢的情況下，片面依靠提供包括稅收優惠在內的政策優惠引資的思路宜盡早調整。
注：中國目前外商投資企業的名義稅負是15%，實際稅負11%。內資企業目前的名義稅負33%，實際稅負23%左右。無論是名義稅率還是實際稅率，內資企業的稅負皆高出外資企業一倍。
20．香港《虎報》2005年6月27日文章《富人更富》。
中國奇跡般的經濟騰飛最陰暗的一面很可能就是中國日益加大的貧富懸殊。這種巨大的貧富懸殊已經成為造成社會不穩的一個主要原因。
中國26年來的經濟改革和開放使社會呈現出兩種完全不同的發展方向：東部沿海地區與內陸地區不同，農村與城市不同，社會各階層之間不同，富人變得更富，窮人變得更窮。
在看過有關一些海內外中國富人是如何狂熱購買一些頂級奢侈品的報道后，也許人們會產生一種錯覺：中國整個社會的生活水平都有了極大的提高。
一方面富人盡情地享受，著名的英國豪華汽車生產商賓利公司2002年進入中國市場時只計劃銷售10輛汽車，但到去年年底，賓利已經賣掉92輛。現在在中國大陸的公路上有300多輛賓利轎車在行駛，包括售價1188萬的頂級型號的賓利。
瑞士最大的名表集團歷峰集團的10個名牌，中國人的消耗量占據了全球銷量的40%。
在新西蘭、澳大利亞、加拿大和美國這樣一些國家，許多十幾歲的中國留學生小小年紀就生活闊綽，住豪宅，開名車。
但另一方面，在中國的偏遠農村，許多家庭由于交不起學費而被迫讓孩子退學。官方統計數字顯示，農村地區被迫退學的孩子人數已經超過100萬，這簡直是一個悲劇。
隨著經濟的增長，土地越來越成為一種稀缺資源。但在農村的土地被政府征用的過程中，他們往往只能得到極少的補償或有時根本就拿不到補償，而開發商和一些腐敗官員卻乘機中飽私囊。
在中國的城市里，許多國企下崗職工同樣生活在赤貧狀態中。2003年，中國有2100萬城市居民要依靠社會保險生活，有3000萬農村居民生活非常貧困，另有6000萬中國人每年要靠人均只有100美元甚至更少的收入生活。因此，至少有一億中國人可以被視為生活在赤貧狀態中。相反，中國新經濟所創造的越來越多的財富似乎正在流入極少數人的腰包。國家統計局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中國大陸城市人口中10%最富有的人控制著大陸城市人口財富的45%。
21．新加坡《聯合早報》2005年12月12日文章《中國社會呼喚公德》。
盡管“國民社會公德不彰”在中國早已不是什么新鮮課題。然而，有關如何提升社會公德的討論，近期仍在輿論界頻繁出現。所謂的“文明新風”也正成為媒體討論的要點之一。在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跨越1000美元的時候，政府，知識精英以及一般老百姓，越來越受到社會公德缺失的種種弊害。
針對社會公德缺失的問題，有專家稱，“金錢優先”觀念和缺失正義的社會氛圍，是社會公德被一再踐踏的原因。有觀察人士指出，中國在公共生活領域里的“失德”行為，主要源于公德與私德的分裂。許多中國人“在私人關系中顯得有情有義，而在職業行為（公共行為）中卻顯現出敷衍和冷漠”。
社會公德的缺失不僅影響中國人的形象，還將成為中國發展知識經濟的絆腳石。因為知識經濟對社會誠信與公德的要求非常苛刻，社會公德不建立，哪怕有再好的創意、材料設備和投資，統統都歸于零，都可以使投資者血本無歸。事實上，中國社會發展到今天，談公德是一件十分必要又十分尷尬的事。
當報章上的礦難新聞多得使人麻木；當百姓看到醫院向家屬索取巨額醫藥費；當國企與官員依然試圖掩蓋真相；當個別人士掏空國有資產；當這類新聞很平常的時候，社會的道德缺失病顯然已非常嚴重。
有人說，社會公德是社會道德體系的最底限，包括遵守公共秩序，維護社會公益，愛護公物保護自然環境等。如果一個人連起碼的公共生活準則都不遵守，很難想象他在社會生活中能有高尚的職業素養。這句話可以倒過來：如果社會的高尚行業——企業，醫院等，都普遍性公德缺失，那普通百姓的公德心又從何要求而起？在這樣的情況下，當我們在中國的大街小巷里，看到公德心的留存，才更令人肅然起敬。
公德缺失到一種極端，就是腐敗——這包括官員腐敗，市場的仿冒盜騙……
目前需要檢討的是，某些不完備的制度是否讓一些特權人士的自私利己行為合法性，甚至“制度化”？
媒體評述中國召開科學技術大會
22．香港《星島日報》2006年1月10日報道：目前，中國對外技術依存度高達50%以上，一些產業由于核心技術掌握在跨國公司手中，中國制造的許多產品的高額利潤被外國公司賺去。
談及國防安全和經濟安全的關鍵領域，中國即使愿意付款購買核心技術都不容易實現。這從美日千方百計阻止歐盟對華軍售就可以看出。因此，中國意識到如果不掌握核心技術，不具備強大的創新能力，就有可能喪失維護國家安全的戰略主動權。
23．香港《大公報》2006年1月10日文章：《別讓輝煌停留在四大發明》
萬眾矚目的全國科技大會在京拉開帷幕。評論認為，此次大會將促使國家經濟發展模式發生重大轉變，自主創新的時代從此開啟。
長期以來，經濟領域彌漫追求短期利益的浮躁之氣，許多人只顧靠貼牌甚至盜版獲取財富。
科技部提供的資料表明，中國的2.8萬家大中型企業中，75%的企業尚未形成研發能力。大中型企業尚且如此，小型企業就可想而知了。
“以市場換技術”的口號在經濟界頗為盛行。他們認為，只要市場開放了，技術也會隨之而來。事實上，能否得償所愿呢？
以汽車工業為例，中國在一波又一波的引進中逐漸失去了自己的汽車生產技術和能力。其結果是，中國目前90%的汽車市場已被跨國公司所占領，市場讓出去了，原有的技術也沒了，新的核心技術又不掌握，真正成了依附型工業。
24．香港《南華早報》2006年1月10日文，題《推動創新是今后唯一出路》。
全國科學技術大會昨天在北京開幕，這次大會標志著中央領導層朝著讓國家重新靠自主科技突破走上可持續發展道路邁出重要一步。
20多年來，內地的經濟增長更多的是依靠揮汗如雨的辛苦勞作，而不是創新的靈感。但是這種經濟增長讓中國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最突出的是環境的惡化。
雖然中央政府長期奉行引進先進技術的政策，但是關鍵技術的轉讓其實少之又少。中國要想成功走上技術自主創新之路，需要形成一種鼓勵思想交流和創新的氛圍。
25．《香港經濟日報》2006年1月10日文章：
中國的科技人才總體規模號稱世界第一，但是缺乏高精尖人才和高層次人才，能躋身國際前沿，參與國際競爭的戰略科學家更是鳳毛麟角。在158個國際一級科學組織及其包含的1566個主要二級組織中，中國參與領導層的科學家僅占總數的2.26%。
中國科學家在創新領域成就不顯著，或許與薪酬待遇等問題有關。事實上，中國不少精英科學家被跨國公司在華的研究中心高薪羅致……
在科技投入方面，中國投入的也實在太少。去年，中國在科技投入占GDP的比重只有1.23%，低于有關法規規定的1.5%。
26．埃菲社倫敦2006年8月14日報道：
2005年有268家中國企業被境外企業收購，總收購金額超過140億美元。
美國均富會計師行的一份調查顯示，這些收購中國企業的境外公司大部分為香港、美國、新加坡和英國的公司，其中23%的收購交易由美國公司進行，19%的交易由香港公司進行，新加坡、英國和日本公司分別占收購交易11%、6%和5%。
盡管英國公司收購的中國企業數量不多，但它們為此花費了總共35億美元。美國在2005年6月至7月花費了50億美元購買了不少中國企業的股票，而新加坡公司則投資了18億美元。
27．新加坡《聯合早報》2006年8月29日文，題為《為什么中國的收入分配得不到有效改善？》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已經成為中國社會所面臨最嚴峻的問題。
從各國的發展經驗來看，經濟高速發展過程中的早期收入分配差異的拉大不可避免。但像中國這樣的情形極為少見。盡管縮小收入差異一直是近年來中國所努力的，但沒有任何跡象表明情況有所改善。相反，越來越多的證據指向收入分配狀況的持續惡化。也有經濟學家認為，進一步的經濟發展會改善收入分配的情況。但沒有任何理由相信，在沒有有效的政策實施的情況下，經濟發展會導向收入分配狀況的自動改善。
收入分配不公導致社會高度分化，如果不能加以有效糾正，社會政治的穩定就會成為大問題。實際上，由收入分配不公所導致的一系列的社會政治問題近年來一直困擾著中國。這一問題已經超越其他所有一切因素成為中國社會、政治和經濟之間矛盾最主要的源頭。解決收入分配不公問題已經成為各項改革的核心。
（1）一次分配存在缺陷。這些年來為了改善收入差異，政府已經推出很多政策。但各項政策往往是期望大，實際效果不佳。這至少說明了必須對以往的改革思路加以反思。
從上世紀90年代以來，改變收入分配差異的重點一直放在二次收入分配上。中央政府進行以分稅制為主體的稅制改革，有效集中國家稅收資源，以便把更多的資源分配到經濟發展落后的地區，或者分配到社會弱勢群體。從90年代末期以來的西部大開發，振興東北到近年來的中部崛起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都可以說是這一政策的體現。這一政策也體現在諸如扶貧和建立社會低保政策等措施。
沒有人會否認二次分配的重要性，但是，問題不僅在于二次分配政策的力度尤其是執行力度不夠，而且也在于光是二次分配不足以有效解決收入分配問題。
從現實情況看，至少有兩大因素在有效地制約著中國政府改變收入分配的努力。首先是一次分配的缺陷。如果一次分配出了大問題，那么二次分配怎樣努力也會無濟于事。要有效追求分配的公正性，就首先必須從一次分配入手。
在這方面至少有兩大不利因素。一是一次分配制度沒有法制上的保障。中國盡管有最低工資制度，但法律名存實亡。并且最低工資制度在多數情況下只針對城市居民。要意識到，幾乎在所有的中國城市，低收入的工作大多是由從農村轉移到城市的農民工從事的。中國有1億多流動人口，表明至少這部分人口的最低工資是沒有得到任何法律保障的。盡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地呼吁保護農民工的利益，但在各級政府和資本利益（無論是外資還是民族資本都一樣）一體的情況下，法律和政策一文不值。
其次是結構性的經濟壟斷。經濟壟斷對城市不同社會群體的收入分配差異影響很大，在“抓大放小”中的“抓大”策略影響下，中國形成了一些巨大無比的國有企業。這些國有企業也往往是壟斷企業，如電力、鐵路、電訊、銀行、證券、保險、煙草和石油等。盡管不同行業的收入不可能平等，但收入差異過大的現象主要是通過壟斷行業造成的。越是壟斷性的企業，工資管理越是失控。這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只要這個結構存在，不僅改善收入分配情況沒有任何希望，而且也導致著國有資產的嚴重流失。
（2）公共服務沒有到位。另一個有效判斷制約收入分配狀況得到改善的重要因素就是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方式。提供公共服務應當說是有效改善收入分配情況的手段之一，也是政府二次分配的主要內容。一般來說，窮人對公共服務的要求甚于富人，或者說富人較之窮人往往不依賴于公共服務，因為富人是可以用錢購買這種公共服務的替代服務，甚至是更好的服務。
公共交通、基本教育和醫療是公共服務的主要表現形式。這些年來，中國政府在提供公共服務方面努力不少，但都沒有對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產生舉足輕重的影響。為什么？首先是公共服務的不足，甚至缺失……
公共服務的核心就是“以人為本”。如果“以錢為本”，那么就難以提供真正的公共服務。更為嚴重的是，現有所提供的公共服務大多都是向有錢人傾斜的。無論是教育、醫療和公共交通都是為富人提供方便，而給窮人設置種種障礙的。盡管所有這些領域各項基礎設施大發展，但窮人已經到了不敢出門、不敢看病、上不起學的地步，教育的產業化把無數窮人的孩子排擠在校門之外，醫療改革導致很多人選擇死亡。城市交通改革為個人汽車提供方便，而公共服務則難以得到改善。而公共服務的提供向富人傾斜主要是因為富人有各種管道去影響政府的政策，但窮人則沒有任何方式把自己的利益表達于政策之中。
很顯然，任何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改革舉措都已經證明為不能有效改變收入分配不公的狀況。要達到收入分配公正，所需要的不僅是一個能夠保證基本社會正義的政治體系，而且也是一個能夠提供基本社會正義的經濟體系。所以，如果深化經濟和政治的改革，通過深化改革來達到分配正義乃是中國政府今后相當長時期里的要務。
（寫于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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