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美經濟危局的救主：凱恩斯還是馬克思

凱恩斯和馬克思的對話：資本主義的馴服與改造　　

——擺脫危局，共渡時艱：歐美的救市與凱恩斯的回歸　　

目前，資本主義經過20多年的自由放任又再次掉進了全球性經濟蕭條的泥潭之中。退隱一久的凱恩斯理論又重出江湖，而意欲再次充當資本主義的救世主。凱恩斯的理論還能再把資本主義帶出這種全球性經濟蕭條的泥潭嗎？如若不能，其因又是什么？作為資本主義的批判者，馬克思的分析又能給我們什么有益的啟示昵？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奧巴馬的這種做法是不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所有這些問題都很值得我們去關注、去思考。

一、全球性經濟蕭條與凱恩斯的回歸

2008年是一個極不尋常的年頭。在這一年里，油價的飆升、通脹的肆虐才剛剛把亞太、歐美這幾個大的經濟體折騰得上氣不接下氣，華爾街的金融風暴就又突如其來的發作起來。在凱恩斯的三大心理因素的作用下，懷疑、悲觀、恐慌的情緒，猶如一個個幽靈而彌散在企業的投資和居民的消費之中。而格林斯潘在金融上的自由放任，則更是把資本主義再次拖向了全球性經濟蕭條這種總體性危機的邊緣之上。現在，金融的恐慌、信心的缺失、投資的疑慮連同歐美負債消費的銳減，已經傷害到了實體經濟層面，整個世界經濟也越來越多地陷入到了這種需求萎縮、衰退加劇的窮途末路之上。

作為1929～1933年那場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大危機的拯救者，凱恩斯的理論也再次因為新自由主義調控市場的失靈而受到了人們的青睞，就像新自由主義20年前在撒切爾、里根政府的保守主義革命中所受到的待遇那樣。在美國，布什政府出臺了一個近七千億美元的救市計劃，企圖通過政府干預、財政援助和國有化的辦法恢復市場上殘存下來的那點信心。在歐洲，歐盟委員會則斥資2000億歐元刺激經濟，旨在通過它的計劃勸說自己的“成員國應考慮擴大公共支出，以及減稅、降息等積極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為經濟增長注入活力。”（新華社布魯塞爾　11月26日　電）從歐美已經出臺的這些救市計劃上看，它們的應對辦法大多都來自凱恩斯的理論和工具。雖然這里面也不乏減稅、降息這些現代貨幣學派的政策措施，然而這絲毫不妨礙歐美的資本主義對自己的自由市場經濟采取更猛烈的干預和管制。應對這種全球性經濟蕭條似乎又讓凱恩斯的理論和干預經濟的工具找到了自己的用場。　　

然而，凱恩斯的理論也并不是什么萬能的救世主。他的理論通過羅斯福的“新政”實驗，雖也獲得了不少世界性的贊譽和影響。但當年的美國能夠走出1929年的那種大蕭條危局，絕不是凱恩斯理論的一己之功，而實則還有某種意想不到的機緣和推手。據鳳凰媒體歷史專題——“1929年經濟危機的遺產”披露，“從1933年開始的新政并沒有使美國走出大蕭條，……真正的救星還是二戰，戰時的軍需充分吸收了美國過剩的生產力。”

現在的歐美世界之所以又想起了凱恩斯，只是因為它們的目前困境與其1929年的那種大蕭條經歷有著某種驚人的近似而已。依靠凱恩斯理論的指引，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資本主義獲得了近20多年的黃金發展期。而如今又仿佛碰到了從前的老問題，重新嘗試一下凱恩斯的理論和工具拯救目前這種全球性的經濟大蕭條，就自然成為了歐美資本主義的首選之策。

二、凱恩斯的理論勃興及其歷史作用

不可否認的是，凱恩斯的理論的確都為推動資本主義經濟走出蕭條危局提供了一整套干預自由市場的政策措施。其理論的歷史性作用不僅在于從根本上拋棄了古典經濟學派的基本理論前提——“真實工資等于現行就業量之邊際負效用；供給會自己創造自己的需求，而不論產量與就業量在何種水準；”（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第8頁）而且也從根本上否定了古典經濟理論的基本觀點——“資本主義經濟能夠借助于市場供求力量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同上第23頁）凱恩斯基于對1929年資本主義經濟大蕭條的確切觀察，從事實層面上論證了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已不能把自己救出經濟大蕭條的苦海。他在《通向繁榮之路》一書中告訴大洋彼岸的羅斯福，要擺脫危機就只能求助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了。這樣，通過羅斯福的新政實驗，凱恩斯的理論也就歷史性地在歐美的資本主義世界開辟了國家干預經濟的新紀元，從而把資本主義從岌岌可危的崩潰末路上拯救出來。

作為1929年經濟危機的產物，凱恩斯的理論也像馬克思的《資本論》那樣，直接導源于對古典經濟學派理論的大膽否定和深刻批判。從亞當·斯密、馬歇爾的古典經濟學派到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再到薩繆爾森的新古典綜合派，我們可以從理論層面上看到資產階級的政治經濟學按照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否定之否定規律逐漸演進的歷史軌跡。

凱恩斯在自己理論的早期版本——《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通過否定古典經濟學派所依存的三個理論假定，而為自己的國家干預經濟理論找到了一個立論的基礎。他說：“經典學派的前提，只適用于一種特例，而不適用于通常情形。”（同上第7頁）在1929年的經濟危機中，凱恩斯發現如果按照古典經濟學派的理論推演，下降的工資和利率最終都會自動刺激生產部門的產出，而使之達到新的均衡。然而，這種理論推演出來的結果卻始終沒能通過自由市場的運作而出來。這一觀察結果促成了凱恩斯對古典經濟學派的基本理論觀點——“資本主義經濟能夠借助于市場供求力量自動達到充分就業的均衡狀態”產生了極大的懷疑。20年代的失業和那種遠在天邊、遙不可及的均衡，使他覺得自由市場經濟并非能夠完全自我調節，自由放任不足以帶來整個經濟的復興。既然如此，通過國家干預經濟和擴大政府公共支出，而刺激和啟動一系列的投資和消費，就自然成為了在自由放任的市場中苦苦掙扎的資本主義賴以救命的一根稻草了。

在與貨幣主義的論戰中，凱恩斯的早期理論極為傾向于政府的支出和擴張的財政，而對減稅、降息這些貨幣主義之類的政策措施，則統統把其打入市場干預的冷宮。胡佛總統在1929年無聲無息的減稅降息，讓凱恩斯看到了貨幣主義的一套做法已再也玩不轉了，該是通過自己的積極財政而干預經濟的時候了。在人們對自己充滿期待之際，凱恩斯主張政府應該果敢地拋棄以往的自由放任傳統，而堅決通過擴張的財政和公共工程支出的增加來刺激消費、增加投資和擴大就業。在凱恩斯通過擴張的財政而開列出來的政府公共支出中，不僅有飛機場、鐵路公路以及社會公用設施的大規模建設，而且也還有給金融機構和工業企業的直接貸款等，就像現在歐美的救市計劃所做出的那樣。

更甚者，為了在政府對自由市場經濟的干預中擠兌貨幣主義的做法，凱恩斯竟然在沒有任何經驗與事實的支持下，而在自己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中論證任何方面的國家開支，甚至是非生產性的開支，都能夠引起經濟的上升。比如他就這樣寫道：“建造金字塔、甚至地震、戰爭……都可以增加財富。……假設財政部以舊瓶裝滿鈔票，然后選擇適宜深度將此舊瓶埋于廢棄不用的煤礦中，再用垃圾把煤礦塞滿，然后讓私人企業把這些鈔票再挖出來，……失業問題就沒有了；而且影響所及，社會之真實所得與資本財富，大概要比現在大許多。”（凱恩斯《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第109～110頁）凱恩斯的這一論證，為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資的濫用找到了一個無可辯駁的理由。據此在凱恩斯的國家干預主義風靡于歐美資本主義世界的年代，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漢遜就曾斷言，“用以彌補私人投資下降的政府開支應當無限制地擴大，……以便達到充分就業。”（【蘇】阿·艾捷里南特《資本主義總危機時期資產階級的環保協議于財政理論》第239頁）據說，西方經濟學界的克拉克、哈羅德、薩繆爾森等人也都支持這個觀點。在這些凱恩斯學派的經濟學家的支持和主導下，擴張的財政和政府的支出逐漸被濫用起來。到了20世紀的七八十年代終于把資本主義經濟帶進了凱恩斯的信奉者們自己也無法破解的“滯脹”危機之中。

三、資本主義因經濟的自由放任再陷蕭條危局

在凱恩斯的理論深陷在自己制造的“滯脹”危機之中而難以自拔的時候，以哈耶克、米爾頓·弗里德曼為首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在被其長期壓抑而沉寂之后終于抓住了這一天賜良機，而對其發起了致命的反擊，并通過英國的撒切爾和美國的里根政府，而重新執掌了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調控的主導權。在向自由放任傳統的回歸中，擴張的財政被請下了神壇，沉寂一久的減稅降息、放松管制流行在歐美資本主義對凱恩斯革命的再次“革命”中。從里根、老布什、到克林頓，新自由主義主導下的歐美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在與蘇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系的冷戰中，因其蘇聯的解體和東歐的易幟而贏得了巨大的聲望。在后來形成的“華盛頓共識”中，西方的和平演變論者更是把這種歐美世界復興起來的新自由主義當作普世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來頌揚，并積極向那些經濟轉軌中社會主義國家或不發達的發展中國家兜售自己開列的發展經驗和改革方案。

然而，向這種自由放任的回歸和新古典綜合派對凱恩斯理論的兼收并蓄，也并沒能把資本主義帶入一種消滅了商業周期而再無危機的黃金發展軌道。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和改革方案在阿根廷、墨西哥、菲律賓、泰國等拉美、亞太發展中國家的一再挫敗，已經證實了這種新自由主義并非什么普適的和萬能的價值觀和發展模式。

在美國的次貸危機和華爾街的金融風暴尚未傷及到實體經濟層面的時候，在中國的第三次改革大論戰中竟然還有不少人沉迷于對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的頂禮膜拜中，是一種理論上的無知還是想暗中呼應西方的和平演變呢！而如今，全球性的經濟蕭條這場歐美資本主義模式大危機，來得的確正是時候。它不僅在中國打了那些歐美自由市場經濟模式頂禮膜拜者的一記耳光，更重要的是它將把更多的國人從對西方發展模式的迷信和模仿中喚醒過來，從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信念。

現在，歐美的自由市場經濟又把資本主義拖到了一個自我毀滅的十字路口。面對鐵的事實和這種全球金融經濟危局，在美聯儲一貫堅持自由放任的格林斯潘終于承認了“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然而他在美聯儲監管上的固執和失誤，卻也葬送了新自由主義的美好前程，而又把自己的老對手——凱恩斯的理論和干預市場經濟的一整套政策工具推到了歐美政府經濟管理的前臺，用以拯救自己的市場。

四、凱恩斯的理論不能消除資本主義的危機根源

在凱恩斯的理論再一次地風靡于歐美世界而欲成為其救世主的時候，倒不如冷靜下來，從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獨特研究視角，認真想一想凱恩斯的理論還能不能再次把資本主義從這次岌岌可危的全球性經濟危機中拯救出來。作出這樣的沉思和反省，很可能找到一些基于凱恩斯理論的階級局限而無法找到的破解這場危機的線索。時下，馬克思的《資本論》在歐洲又再一次受到民眾和學界的關注，其個中原因就可能在于此吧。

可以從理論上推演出來的一個結果是，凱恩斯的理論和工具在駕馭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上，盡管很能干，很管用。但它的作用最多只能是緩解緩解自由市場經濟的陣痛和震蕩，而決不能從根本上消除那個導致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周期性的反復發作的根源——一味追逐利潤或剩余價值的資本本性及其賴以存在的所有制基礎。因為凱恩斯的理論并不想從根本上取消和摧毀自由市場和私人企業，他只是想從暴戾和桀驁不馴的資本主義中把自由拯救出來，讓自由市場機制盡快發揮效用，而不像胡佛總統那樣堅守古典學派和貨幣主義的教條——一味信奉個人責任、小政府、守夜人、不干預自由市場等理念，一切都交給市場供求力量自我恢復，而慢慢坐等自由市場機制發揮效用，以實現對自由市場經濟的“無為而治.”

不錯，自由市場經濟的運作也確有一個自發均衡的內在傾向，但這種傾向在資本對超額剩余價值的貪婪追逐和對等量資本收獲等量利潤的本能要求中，卻總是在這種繁榮——衰退——蕭條的劇烈震蕩和反復輪回中開辟自己的道路的。利潤率的升降固然是拉動這種自由市場自發均衡的內驅力，然而，資本的技術稟賦和壟斷組織的人為阻礙卻也讓這種市場的自發均衡傾向一次又一次的夭折在自己的不斷努力中。

1929年之前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因為認識不到這一點，而總是期待這種自由市場力量的自我修復和自發均衡，卻不知道資本的集中和壟斷的形成已極大的破壞了這種市場力量自我調節、自發均衡所賴以發生作用的條件和根基——即市場的完全競爭和資本從一個生產部門自由靈活的流向另一個生產部門。

五、危機的根源：恩格斯的認識與消除的辦法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也許永遠搞不明白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為何要主張消滅商品生產，而實行依據社會消費需要調節生產的公有制基礎上的計劃經濟。恩格斯在與馬克思的理論對話中認識到資本主義商品生產周期性的劇烈波動，從勞動的二重性上看實際上就直接導源于商品生產中私人勞動與社會勞動的經常分離和間歇性的尖銳沖突。亞當·斯密所設定的那個自利性的經濟人固然也有使自己的私人勞動趨向于社會需要的內在傾向，但由于不對稱的市場信息和達爾文式的生存競爭，這兩種勞動的經常分離與沖突的間歇性發作就成了一種常態，而兩者的自發均衡反倒成了它們的波動所賴以環繞的一個中心之點，就像馬克思《資本論》范式中的價值成為其市場價格波動的一個中心之點那樣。既然如此，消滅商品生產就自然成為了馬克思、恩格斯改造資本主義，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一個必要環節。這樣改造后的一個他者就應該是依據社會消費需要調節生產的計劃經濟。在這種經濟中，每個社會成員的勞動都直接成為社會勞動的一部分，這樣也就克服掉了資本主義商品生產中勞動的二重性矛盾，從而使社會生產與社會需要在計劃的統籌安排與調節下保持經常性的一致。

資產階級的經濟學家基于自己的階級立場，當然也不愿意沿著馬克思、恩格斯的分析模式推演下去。因為那將導致對資本主義的無情否定和向社會主義的必然過渡。　　

資本主義的生產目的雖說也是為了滿足社會的消費，但調節這種生產的卻是資本的增殖需要。這種生產的調節者鉆進了錢眼里，對生產的調節僅僅是為了賺更多的錢或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而全然不顧社會大眾的生計和溫飽。為了保持自己的利潤，道德與人性淪喪的資本家有時竟寧愿忍受需求的萎縮與生產的停滯，也不降價讓利，重新分配財富，以讓更多人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得到最基本的滿足。比如在1929年的大蕭條年代，美國的農場主寧愿把自己的小麥、牛奶、面包等生活必需品白白的拋進大海，也不愿降價銷售而把其提供給那些衣不蔽體、露宿街頭的饑寒交迫者。一邊是可憐的資本家哭訴著自己的產品因需求的銳減而賣不出去，一邊又是那些因沒錢購買日常消費必需品的饑寒交迫者。這種生產繁榮與需求蕭條，資本富裕與勞動貧窮的并存和伴生，最終都使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無可逃脫的陷進了這種繁榮——衰退——蕭條反復輪回的泥潭中。正是這種資本與生俱來的追逐利潤的貪婪本性，使資本主義無論如何都解決不了這種繁榮與蕭條、富裕與貧窮相生相伴的二律相悖現象。

而要馴服這種暴戾貪婪的資本主義，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所講過的，“共產黨人可以用一句話概括自己的理論，那就是消滅私有制。”在馬克思、恩格斯的改造計劃里，取代這種私有制的將是一種社會占有制。這種社會占有制將能夠消除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和每一次商業循環所造成的不可避免的浪費和破壞，而讓社會生產合乎人的目的和生活需要。恩格斯對此寫道：“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不僅會消除生產的現存的人為障礙，而且還會消除生產力和產品的明顯的浪費和破壞。這種浪費和破壞在目前是生產的不可分離的伴侶，并且在危機時期達到了頂點。一旦社會占有了生產資料，商品生產就將被消除，……社會生產內部的無政府狀態將為有計劃、自覺的組織所代替。”（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79——280頁）在這種社會生產的組織里，它的調節者不再是資本自利性的貪婪增殖，而實則是全社會和每一成員的生活消費需要。

六、資本主義的歷史宿命與危機的經濟根源：馬克思的分析

然而，資本主義終究不會接受馬克思、恩格斯的這個改造方案的。它們寧愿在這種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社會消費相對縮小的矛盾中忍受著經濟衰退與蕭條反復發作的陣痛，也不肯超越自己的階級局限性而成為自己的他者——“社會主義.”。

即使資本主義不肯自我革自己的“命”，資本主義也終究逃脫不了向自己的他者——社會主義過渡的歷史宿命。因為在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里潛藏著某種自我毀滅的“基因”。這種基因就是資本對剩余價值的貪婪榨取而導致的財富與貧困的兩極積累。資本主義可能通過國家調節的方式讓財富在全社會更公平地分配起來，以緩和社會矛盾和階級斗爭。但因為自己的本性使然卻無法克服這種財富與貧困兩極積累的歷史宿命。馬克思在分析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時寫道：“我們可以明白，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適應資本增值的需要時，他們是多么愚蠢。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機構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適應資本增值的需要。這種適應的開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巖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適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極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極，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馬克思《資本論》第707——708頁）

對于資本積累的這個本性，一些資產階級的智者們也曾用極為不同的方式表達過，馬克思也曾專門引述他們的研究成果佐證自己的觀點——“資本的積累與增值的一個必要條件就是工人階級貧困或饑餓的永久化。”比如，十八世紀的一位大經濟學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奧斯特，就把這種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理解為社會財富的普遍的自然規律。他論證道：“在一個國家里，經濟上的善和經濟上的惡總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財富的充裕總是與另一些人財富的貧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財富，同時總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剝奪必需品。一個國家的財富同它的人口相適應，而它的貧困則同它的財富相適應。……窮人和懶惰者是富人和勤勞者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同上第709頁）在奧斯特之后大約過了10年，另一個資產階級的智者唐森更是十分露骨地論證貧困是資本與財富積累的一個必要條件。“用法律來強制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而饑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干勁。”（同上第709頁）從這些資產階級智者們的自我供述中，馬克思發現了資本主義積累的“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是工人階級的饑餓永久化”。既然如此，又怎能指望資本主義解決這種資本家的富裕與工人階級的貧困、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社會消費的相對縮小、生產的相對過剩與工人階級生活必需品的匱乏相生相伴的矛盾現象昵！

在凱恩斯指責社會有效需求不足是引發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根源時，他的認識遠遠不如馬克思的深刻。因為他不知道造成這種社會有效需求不足的根源不是別的，而正是資本的增值本性使然，即只有使工人階級的貧困或饑餓永久化，才能有效維持資本的剝削和增值。

七、危機的古典解釋與恩格斯的批判

凱恩斯用社會有效需求不足解釋資本主義的經濟危機，與古典經濟學派的解釋模式——社會消費水平低，并沒有什么本質上的不同。社會有效需求不足其實就是社會消費水平低的另外一種羞羞答答的說法而已。起源于古典經濟學家西斯蒙第的這種解釋模式，受到了恩格斯的深刻批判。恩格斯說道：“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數千年來的經常的歷史現象。群眾的消費水平低是一切建立在剝削基礎上的社會形式。但只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形式才使這種情況達到了危機的地步。群眾的消費水平低也是危機的一個先決條件。”（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82頁）由此看來，凱恩斯的一攬子社會需求刺激計劃之所以不能把資本主義經濟帶出這種繁榮——衰退——蕭條周期性更替輪回的苦海，其因就發端于這種資本的積累和剝削對工人階級貧困和饑餓永久化的依存上。

八、資本主義的馴服：凱恩斯與他的先驅者亞當·斯密

但資本主義制度的維持與延續，也需要把資本對勞動的剝削和壓榨控制在一定的范圍和限度之內。否則，日趨尖銳的社會沖突和階級斗爭就可能把它無情的摧毀掉。19世紀末與20世紀初資本主義世界風起云涌的工人罷工運動，讓資產階級看到了自己的末日。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不僅喪失了自己的理性，而且也更把自己的暴戾性和陰暗面毫無遮掩的暴露出來。它的殘暴和野蠻把社會上的更多階層推向了自己的對立面。

列寧領導的蘇俄布爾什維克革命，讓整個西方的資本主義清醒了不少。它們開始思考如何馴服這種暴戾的資本主義，凱恩斯就是其中的一個較冷靜的清醒者，但不是這種思考的先驅。它的先驅者是亞當·斯密。亞當·斯密的古典經濟理論雖在倡導經濟的自由放任和發揮市場那只“看不見之手”的作用，但他對這種自由市場經濟也還保留著自己的獨特疑慮。他不僅認識到了這種自由市場經濟的“善”——即解放被歐洲中世紀封建制度長期壓抑之下的資本主義生產力，同時也認識到了它的“惡”。亞當·斯密在自己的《道德情操論》一書中談到了一些如何馴服這種資本主義暴戾性的問題，只是沒能引起后人的同等關注而已。

西方的經濟學界都把亞當·斯密《國富論》的自由放任思想當做自己經濟理論的不二信條了，但對這種自由放任不加節制的負面影響和道德淪喪的馴服，卻沒能進行理論層面上的積極思考。從凱恩斯與古典經濟理論的決裂中，雖然很難看出亞當·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對他影響的身影和線索，但凱恩斯卻是在1929年大蕭條中積極思考資本主義馴服問題的第一人。資本主義經過凱恩斯的改造，從自己的有史以來最大的生死劫難中逃離出來。但他的這種改造卻止步于生產資料的所有制層面，他保留了生產資料的資本屬性，只是想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馴服一下自由放任的市場。

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的改造與恩格斯的設想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對于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態這個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惡魔”，恩格斯的解決方案是消滅生產力的資本屬性，通過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和商品生產的消除，讓那種“按照全社會和每一成員的需要對社會生產進行有計劃、自覺的組織”取代這種自由放任的市場。而凱恩斯對資本主義的改造“所鐘情的是拯救自由社會而不是摧毀它。他不能忍受坐等市場機制慢慢恢復效用，更無法忍受從根本上顛覆并取代市場機制。”（風凰資訊歷史專題《1929年經濟危機的遺產》　2008年12月15日　）他只是想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而恢復市場機制的效用和勞工的充分就業，以防止更多的人滑到生存線的下面，而成為資本主義的“革命者”。凱恩斯從更多失業工人的街頭抗議中認識到，如果政府仍舊秉持“市場經濟守夜人”的角色，而繼續不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由其制造出來的財富與貧困的兩極積累，必將把資本主義拖向某種自我毀滅的窮途末路。須知引發農民起義和工人罷工的誘因不是別的東西，而正是這種貧困的積累和生存的危機。如果財富與貧困的兩極積累把更多的社會大眾都拖向了無法生存下去的窘迫境地，又怎能阻止其不爆發摧毀資本主義的革命激情昵！

正因為如此，凱恩斯也才熱切地主張國家要積極地干預自由市場的運作和財富的重新分配，決不能坐視資本主義葬送在這種貧富的兩極分化和尖銳沖突之中。按照凱恩斯的理論和擔憂，羅斯福的“新政”不僅“急劇擴大了聯邦政府管理經濟和社會事務的權力，更重要的是還建立了社會安全、失業保險、醫療保障等一系列福利措施，并重新分配了財富。”（鳳凰資訊《1929年經濟危機的遺產》）這樣，通過這些福利措施把更多的人從生存線下面的苦海里拯救了出來。這不僅極大地緩和了階級沖突和社會矛盾，而且也讓資本主義走出了自己制造的大蕭條危局這場足以毀滅自己的生死劫難。

馬克思預言的資本主義的喪鐘之所以沒有敲響，無產階級革命之所以沒有最先爆發于歐美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西方的工人階級之所以喪失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斗志，這實則就是凱恩斯的理論和羅斯福的新政所造的孽啊！可以說馬克思主義對工人階級覺悟的喚醒，也就這樣被凱恩斯的理論和羅斯福的福利措施給輕而易舉地化解了。假如沒有凱恩斯的理論和羅斯福的新政去拯救岌岌可危的資本主義，馬克思的預言也許早就靈驗起來了。

九、不能指望凱恩斯的理論破解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矛盾怪圈　　

但不管怎么說，凱恩斯的理論也還是不能把資本主義從這種繁榮——衰退——蕭條日趨加劇的商業循環中徹底地拯救出來的，它只能減緩資本主義自由市場經濟的陣痛和震蕩，而有效阻止財富與貧困的兩極積累和日趨尖銳的社會沖突毀滅掉資本主義本身。他的理論既然保留了自由市場和生產資料的資本占有方式，并允許資本繼續按照自己一味追逐剩余價值的本性調節資源的各種用途和社會的生產消費，，那么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就永遠擺脫不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所一再論證過的那種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社會消費相對縮小的矛盾怪圈。即使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間歇期可能因為國家對經濟的干預而大大延長起來，但它總是不可逃避自己反復發作的運命。

為什么資本主義的自由市場經濟在國家的干預和調節下也還是擺脫不了這種反復發作的運命呢？其因就在于它那個被生產力的資本屬性所異化了的生產目的。在馬克思的筆下，資本不過是一個喪失人性，只知追逐利潤或榨取剩余價值的怪物而已。它使生產只聽命于自己的增殖需要，而根本不管勞工階層的就業和存活。1929年的經濟危機在就證實了這一點。在羅斯福新政之前，人性和道德淪喪的資本主義寧可把因為過剩而賣不出去的小麥、牛奶、面包、豬肉白白地拋進大海，也不肯通過低價銷售的方式救濟一下那些生活必需品嚴重匱乏而饑寒交迫的勞工階層。乃至羅斯福在1937年還在說：“三分之一的國民長年衣不蔽體、居無所安、營養不良。一句話，饑寒交迫已成為了美國社會的日常現象。”一邊是朱門酒肉臭，一邊又是路有凍死骨。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就是這樣沒有人性。

既然凱恩斯的理論不想從根本上顛覆和取代這種自由市場機制，而只是想通過國家對經濟的干預和反周期的逆向調節恢復它的效用。因而，就不能再指望這次凱恩斯的回歸能夠把資本主義從目前這種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中一勞永逸地拯救出來。

凱恩斯理論的回歸固然能一定程度上減緩這種全球性經濟蕭條的陣痛，但隨著經濟的恢復和生產的繁榮，資本主義又可能重蹈20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滯脹”危機的老路，從而再次催生放松管制、消減政府支出等自由放任政策的勃興。這樣，資本主義經濟就可能陷入這種時而以國家干預為主，時而又以自由放任為主的矛盾怪圈。

馬克思主義的否定之否定規律，不僅在社會基本形態的歷史演進中找到了自己的例證，而且也在這種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更替輪回中找到了自己的證據。在西方經濟理論的消長沉浮中，古典經濟理論的失靈導致了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勃興；滯脹危機的產生則導致了凱恩斯理論的退隱和哈耶克新自由主義的復興。而這次全球性金融危機的爆發則又再次否定了格林斯潘的自由放任，而把凱恩斯的理論請了回來，用以指導歐美資本主義的救市計劃。然而，不論資本主義的經濟政策如何變化，它都救不了在這種總體性危機中越陷越深的自己。

十、危機的破解：馬克思的計劃與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的過渡

作為一個充滿睿智的批判者，馬克思的理論或許能為解決這種總體性的資本主義危機提供許多寶貴的線索。在歐美資本主義陷入這種全球性經濟蕭條之后，馬克思的《資本論》重新走俏歐洲，這決非偶然。資本主義肯定不會全盤接受馬克思的改造計劃。如若那樣，就無異于要求資本主義自己革自己的命。但這決不妨礙資本主義的馴服者從馬克思那里吸取自己需要的東西。馬克思、恩格斯在《共產黨宣言》中提出的一些改造資本主義，而向社會主義過渡的辦法，比如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等措施，就可能被資本主義的自救計劃所吸收和采納。 據歐美的新聞媒體報道，美國奧巴馬政府的救市計劃里就包括著不少銀行、大工業國有化的舉措。有人因此而放言奧巴馬的救市計劃暗藏著某種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傾向，似乎要打開歐美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的閘門。

不管奧巴馬的心里有沒有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打算，但從他在馬克思的理論中尋求破解這場資本主義全球性經濟蕭條危局的辦法這一異乎尋常的舉動上可以看出，真正能夠把資本主義帶出目前這種困境的不可能再是凱恩斯，而極可能是馬克思。

從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到凱恩斯的國家干預，從凱恩所的國家干預再到奧巴馬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仿佛可讓人們看到一條逐步向社會主義過渡的模糊圖景來。

出于資本的本能反抗，即使一時還不能指望其急切地過渡到公有制或社會占有制這一新的基礎上，但只要一直沿著馬克思所設定的這一改造線索走下去，這對于在資本主義汪洋大海里獨撐世界社會主義復興危局的中國而言都將是一個極大的鼓舞。因為這樣的過渡至少從歷史的角度證實了我們一貫堅持的社會主義方向是無比正確的。同時，這也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動搖者敲了一記響亮的警鐘。因為資本主義歷經磨難終于又投向了我們所極力推動的那種人類歷史演進的方向。如若這樣，資本主義的喪鐘看來真的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隨著歐美資本主義中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這種大資本也被剝奪的影子似乎已經隱隱約約地呈現出來。雖然這種剝奪不能像當年的毛澤東對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那樣疾速而利落，但即使是某種緩慢的剝奪，只要沿著這樣的改造線索發展下去，它們向社會主義的必然過渡總不會讓人們再苦等太久。

從上面的這些陳述和論證中可以看出，既然資本主義的全球性經濟危機發端于這種生產資料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和財富、貧困的兩極積累，那么，對資本主義的馴服和改造，就只能合乎規律地采用馬克思、恩格斯的辦法，實行生產資料的社會占有，按照全社會和每一成員的需要對生產進行有計劃的調節和自覺的組織。

歐美的資本主義在目前即使還不能采用上述辦法，而只能在銀行、大工業的國有化上兜圈子。離社會主義似乎很近，但畢竟還不是社會主義，它只是在社會主義門外的一種徘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樣：“無論轉化為國家財產，都沒有消滅生產力的資本屬性。在股份公司那里，這一點是十分明顯的。……現代國家，不管它的形式如何，本質上都是資本主義的機器，資本家的國家，理想的總資本家。它越是把更多的生產力據為己有，就越是成為真正的總資本家……資本關系并沒有被消滅，反而被推到了頂點。但是在頂點上是要發生變革的。生產力的國家所有不是沖突的解決，但是它包含著解決沖突的形式上的手段，解決沖突的線索。”（恩格斯《反杜林論》第275頁）在我們歡呼奧巴馬的各種國有化舉措的時候，務必要認清這種過渡與社會主義的本質界限。

在歐美的資本主義因為這種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困擾，而在社會主義的門口徘徊之際，如果中國的特色社會主義能通過自己的跨越式的科學發展，而展示出自己獨特的應對和化解這種危機的能力，這對吸引歐美的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都將是一個極大的誘惑。這種由美國的次貸危機引發出來的全球性經濟蕭條，固然給中國經濟也造成了不少麻煩，但同時也給中國復興世界社會主義大業帶來了極大的機遇。事物發展的辯證法往往就是如此。

十一、危機的出路：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與財富的重新分配

如果現在就讓資本主義嘗試馬克思的改造計劃，而向社會主義過渡，恐怕這種歷史變革的時機目前還難以成熟。因為體制的轉軌與市場化的改革，雖然讓中國經濟的規模和總量經過短短二十多年的發展就躍進到了世界的前列，但中國的經濟能不能在這種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中脫穎而出，獨領風騷，而繼續保持住自己高速增長的勢頭，這尚需經過一段時日的觀察和考驗。

另外，在所有制的結構上，中國盡管與歐美的資本主義也有著某種極為近似的構造，國有經濟和私營經濟相互依存、共同發展，但其中的組分和比重卻有本質上的區別。在中國的混合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是公有制，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是這種社會生產的主要調節者；而歐美資本主義的混合經濟中，占主體地位的是私營經濟，國家調節的經濟成分固然很大，但支配它的依然是資本的增殖需要。在這兩種基本制度文明的和平賽局中，究竟誰更能讓社會大眾過上殷實、富足、安逸、祥和的生活，至少現在還無法定論。

正因為如此，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在這場全球性經濟金融危機的困擾下雖然被終結了，但這不意味著它們馬上就會沿著馬克思的改造計劃，向社會主義疾速過渡而來。它們還要在國家調節的資本主義之中嘗試著各種擺脫危機的辦法。法國的總統薩科奇在輪值歐盟主席時，也曾放言自由放任的資本主義已經終結這種論調，但在資本主義的馴服與改造中，他更青睞的卻是凱恩斯，盡管馬克思的《資本論》正在走俏騷動的歐洲。

從馬克思的《資本論》寫作計劃中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一生實際上要大致經歷這樣幾個主要的階段：資本主義的自由放任、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資本主義的國際調節。資本主義的國際調節處于資本主義發展的頂點，它的下一個發展階梯就是向社會主義的過渡。從目前的發展狀況上看，資本主義已經發展到了它的頂點——資本主義的國際調節。歐盟、七國集團、八國集團、歐美峰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國際性協調組織的廣泛設立，就是這種發展新階段的充分證明。

目前，在歐美資本主義的各種救市計劃中，既有國家調節的成分，也有國際調節的成分，但總的說來，也還是以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為主。既有凱恩斯的擴張財政與擴大政府公共支出的辦法，也有新自由主義的減稅、降息等舉措，體現著對凱恩斯與新古典學派政策主張的綜合與兼收并蓄。可以預見的是，隨著財政的擴張和政府公共支出的增加，以鐵路公路等社會基礎設施建設拉動起來的投資消費需求肯定能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因為凱恩斯在他的《就業利息與貨幣通論》早已給我們論證過了即使是政府的非生產性支出都可引起經濟的活躍和上升。同時，政府的減稅降息也因降低了企業的生產成本，而對其投資的擴張和生產的供給產生極強烈的刺激。通過這種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調節，企業的投資和社會的消費信心可能得到部分的恢復。但消化這種生產上的過剩產品，卻要假以相當長的一段時日。即使政府的直接投資和公共支出，可以把一部分企業的過剩產品消化掉，但如果這種投資與消費的互動僅僅發生在政府與企業的層面上，那么，這樣的國家調節終究還是難以把社會上的終端消費需求，也即一般居民的生活消費需求連鎖式地拉動起來。比如，政府的投資和公共支出如果在GDP的增長中，僅僅物化為鋼筋、水泥、鐵路、公路、高檔的政府辦公大樓、別墅洋房、體育場、飛機場、小汽車等一般居民非生活必需品的東西，這樣的投資和支出所物化出來的GDP因遠離居民的日常消費，因而也就很難借助這種居民日常消費的推力，而產生凱恩斯所期盼的那種連鎖性的乘數效應。

不錯，這樣的政府投資和公共支出也確實可以增加一些人的就業和收入，但卻很難把這種投資和支出所拉動起來的需求擴張傳達到一般居民的日常消費層面。因為政府的投資和支出固然可以把很多的公共品和基礎設施搞出來，然而，如果沒有一般居民生活必需品生產和可支配收入的同步增長，又怎能滿足人類生理意義上的消費需求呢！

在目前這種全球性的金融經濟危機中，生產的過剩、商品的滯銷與需求的銳減，往往是與社會底層居民或勞工階層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和這種消費需求的被剝奪相伴相生的。打個比方來說吧，假若在寡頭壟斷對自由市場的價格操縱下，香蕉、蘋果、牛肉等生活必需品在某一價位上可能因超出某些社會階層的消費能力，而導致需求疲軟、產品滯銷。但這并不意味著更多的勞工階層沒有對其產生生理意義上的消費需求，或者說這些人并不想吃這些東西。這些生活必需品的滯銷，僅僅是因為這些勞工階層收入低、財富占有的少，而沒錢對這些生活必需品形成有支付能力的日常消費需求而已。

凱恩斯把蕭條或危機的形成歸罪于社會有效需求的不足，這樣的解釋就沒能深入到這種財富與收入的分配層面。社會有效需求按照凱恩斯的定義也不過是某一價位下總供給與總需求達到均衡位置所形成的消費需求。關鍵詞是某一價位下需求的均衡。凱恩斯的國家調節只不過想通過政府的投資和公共支出的增加填補這個供需缺口而已。

如果一種消費品從某個較高的價位下滑到一個較低的價位，在人類固有的生理欲望驅動之下，就可能導致對這種產品消費需求的激增。只是壟斷的寡頭們在對高額利潤的追逐中會很快通過市場上的供求力量和自己的價格操縱，再把這種已擴張起來的消費需求重新拉回到原來的均衡位置。這個例子說明，資本主義經濟中的生產過剩、產品滯銷，與整個勞工階層生活必需品的匱乏及其這種消費需求的被剝奪，其因不是別的，而實則就是這種收入與財富分配的扭曲和不公。

假若能把收入和財富從社會的富裕階層轉移一部分到很多消費需求都亟待滿足的勞工階層那里，某種產品原本疲軟的需求就可能因為這些勞工階層的進入而急劇擴大起來。舉個例子來說吧，假若在美國的日用消費品市場，蘋果在某個價位下的消費需求量為1000萬噸，而它的生產供給量卻達到1500萬噸，有500萬噸蘋果賣不出去。由于人類生理上的原因，即使把蘋果的售價再降一些，美國的社會富裕階層也很難再對這種蘋果的消費形成多少有效的需求了。而與之同時，美國社會的勞工階層對這種蘋果的消費需求和欲望，很可能就因為收入的偏低和財富的稀缺而被剝奪著。假若這時能把一部分收入和財富從社會的富裕階層通過政府再分配的方式轉移到勞工階層，那么整個社會對這種蘋果的消費需求就可能因為這些勞工階層的加入消費而激增起來。原本在某個價位上賣不出去的500萬噸蘋果就可能被這種激增起來的消費需求輕而易舉地消化掉。這樣，原本疲軟的需求不僅能被激活，就連已衰退低迷的生產也可能在這種需求擴張的拉動下而走出自己的低谷。

所以，危機的真正出路其實就依存在這種財富與收入的重新分配上。財富和收入積累在資本的一極，它可能形成投資上的需求。但如果其投資生產的產品需求銳減起來，它的投資在沒有其他更好賺錢贏利機會的情況下，就可能轉向非生產性的投機領域，比如股市、債卷等資本市場。而如果財富和收入能更大份額地分配到勞工階層這一極，那么就可能對各種生活必需品、旅游度假等形成巨大的消費需求。這種擴張起來的消費需求就可能通過各種中間環節而對投資品的生產消費產生連鎖式的拉動效應。這樣，整個社會的生產投資與生活消費也都可能因這種財富和收入在全社會的重新分配而一下子激活起來。

在歐美資本主義的各種救市計劃里，它們的這種財富與收入的重新分配僅僅限于通過就業的擴大和政府的減稅、銀行的降息而展開。這種財富和收入的重新分配也主要發生在政府與企業層面，而在資本與勞工的層面則基本上沒有什么新的分配計劃。這樣的重新分配很難把社會各個環節的生產消費連鎖式的拉動起來。

要想通過這種財富與收入的重新分配而刺激社會各個環節的生產消費，就要嘗試新的分配思路。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不僅要通過減稅降息介入到政府與企業的層面，通過政府的財政支出和二次分配介入到政府與居民的層面，而且也還要通過政府立法、行政執法與增強工會的集體談判和議價力量，而介入到企業內部資本與勞工的初次分配層面。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不應再對生產的初次分配繼續采取自由放任的做法了。僅僅通過政府的再分配杠桿以確保整個社會財富與收入的公平分配，這樣的辦法可以減緩一下貧富的兩極分化趨勢，但卻不能從根本上改變這種財富與貧困在資本與勞動兩極積累的基本面。正因為如此，這才使資本主義一直都難以擺脫這種生產的無限擴大與社會消費相對縮小矛盾的困擾。一邊是商品的生產過剩與市場滯銷，另一邊又是社會底層基本生活必需品的嚴重匱乏及其這種生活消費需求的亟待滿足。一邊是富人嚷著有錢沒處花，一邊又是窮人哭著想消費卻沒有錢。一極的富裕與另一極的貧困相伴相生，這就是資本主義永遠走不出的矛盾怪圈。

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財富分配的兩極分化呢？主要原因也還是這種市場的初次分配所作的孽。須知，在市場的初次分配中，資本是極為強勢的一極，它掌控著企業內部初次分配的主導權。而勞工階層則是處于弱勢的一極，只能凄慘地在自己的產業后備軍的殘酷競爭下，接受企業內部初次分配給的較小份額。在歐美的一些大公司，董事長、總經理等企業的高管們，其年薪獎金竟然達到幾千萬乃至上億美元的天價，而基層勞工的薪酬卻不過是僅僅只夠糊口的幾萬美元而已。階級和諧論者總在說資本與勞動在共同分享著企業的發展成果，如果就是這樣分享的話，又還有什么公平和正義可言昵！這種企業內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在中國的企業中也同樣存在。企業主、高管層的自定薪酬在中國企業比比皆是。依靠這種企業主、高管層自定薪酬的潛規則，企業內部初次分配的較大份額經常性地都被這些企業的權勢精英階層所據為己有。前不久媒體披露出來的一些企業高管集體貪污鯨吞國有資產和企業盈利就充分證實了這一點。

由此看來，如果不通過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調節而介入到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層面，就無法從根本上逆轉財富與貧困在資本與勞動這兩極惡性積累的趨勢。

從目前的動向上看，資本主義經濟的國家調節尚未產生這種介入的打算，對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依然交給市場的供求力量自主解決。面對經濟的蕭條，需求的緊縮，企業主和大公司的通常做法就是裁減員工或降低員工薪酬，運用這種辦法降低企業運營成本，應對經濟危局挑戰。要知道，企業主和公司高管精英階層的年薪和獎金往往構成企業運營成本的一個極大份額。消減企業運營成本，應對金融危機挑戰，這些企業主和公司高管為什么不帶頭降薪？不錯，在這次全球性經濟危機的逼迫下，歐美公司的一些企業高管們也自己主動地降起極少量的一點年薪，然而這不過是作點秀而已。這對改變企業內部初次分配的巨大差距，增強勞工階層的消費對社會有效需求的拉動作用，并不能產生多大的影響。因而，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必須從政府立法、行政執法層面積極介入這種企業內部的初次分配，要保證勞工階層在這種初次分配中占到一個較大的份額，要把企業高管階層與勞工階層的收入比率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之內。假若能通過這種財富與收入的重新分配方案，而把更多的財富和收入從資本、企業高管的一極轉移到勞工階層那里，又何愁全社會的投資消費需求不因這一階層各種生活品消費的增加而連鎖式地拉動起來。

總之，通過資本主義的國家調節，而讓財富和收入在社會各階層得到更公平的分配，這才是擺脫危機的真正出路所在。當然，在勞工階層的收入和財富增加的同時，也還必須伴有為其所消費的各種生活必需品生產供給的同步增長。否則，就只能導致生活必需品價格的飛漲，而使他們的財富和收入又通過通貨膨脹對財富和收入的再分配作用，而神不知鬼不覺地又轉移到資本那里。

在中國，如果把貪官手里的巨額財產重新分配到各種生活消費品亟待滿足的農民、下崗工人、低保家庭等社會困難群眾那里，又何愁各種過剩、滯銷的生活必需品不被這些新的消費群體所消化呢！如果不信，不妨試試看。　　

　2008年12月25日　寫于論道書齋，胡顯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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