話說“票黨”

——奉送關于“在中國傳銷普世價值”的五點建議

司馬南

題記一

筆者此前造詞“民主教”，指的是那些自謂神圣，心儀美式民主形式，一看到選票，便渾身顫栗，涕淚并流，屈膝撅腚，且嗨且飄，頗有獻身熱情的人。今天看來，“民主教”并不準確。因為他們其實并不是真要在中國推進什么民主，更不是對“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本意有什么興趣，而是不顧國情不顧歷史一味地要向美國投票形式看齊，所以，將他們改名叫“票黨”更準確更傳神。“票黨”的動機與作為，形象一點說，無非耍票、販票、“綁票”、“撕票”而已。

題記二

“票黨”抽掉了民主政治制度豐富的內涵，不承認民主是歷史的產物，不讓人民打造自己的民主，不承認民主的漸進性，不承認民主的具體性，不承認民主形式的多樣性，更不讓人家探討民主的實質，一切只以“美式選票”一種形式來區分正確與錯誤，敵人與朋友。從歷史上看，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帶有鮮明的“要么基督徒，要么異教徒”的“十字軍”思維模式。

題記三

一種具體民主形式取替了民主本身，進而自塑金身成為至尊引人朝拜，而“民主所服務的價值”(哈耶克語)則被人們忘到了腦后的故事，可能是20世紀最大的一出喧囂荒誕劇。

喧囂荒誕到無所謂，僅僅作為看客，盡可以聳肩大笑，也可以無動于衷。但是，“金身至尊”背后的力量象吸血鬼一樣，吮吸的是恰恰是看客的利益，于是，喧囂荒誕不免造成斷子絕孫的悲劇。北鄰俄羅斯荒誕劇謝幕之后四分五裂元氣折半，普京眉頭緊鎖急急亡羊補牢。這出戲現在中國上演，比黎明章子怡的《梅蘭芳》還熱鬧。史書會記一筆：南方兩家報紙可恥地扮演了墊場的丑角。

一、忽悠普世價值其實是在“重復做一件陳年舊事”

所謂普世價值問題，附文作者看得明白說的清楚，行文亦老道規范，不似某些學術論文空洞無物書生氣十足。

文章把某些人忽悠的普世價值比作“一個更溫馨的口號”和“一件更華麗的外衣”，說他們其實是在“重復做一件陳年舊事，旨在依托改革的機遇企圖來實現長期以來未能實現的政治陰謀”。非有深刻的認識，講不出如此形象生動的語言。對此，筆者極為贊賞，此文確值得所有對普世價值問題有興趣的人一讀。

“所有對普世價值問題有興趣的人”，自然包括笑蜀、黨國英、鄢烈山、長平等南方周末南方都市報諸公。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幾人算得上是傳銷普世價值的江湖好漢。

為什么？就因為他們敢于公開姓名，就因為他們敢于拼死格斗，就因為他們的意志不屈不撓，就因為他們的工作虔誠敬業。比之那些隱姓埋名，只會躲在暗處打黑槍放冷箭的家伙，比之那些等著享受普世價值傳銷帶來好處的不勞而獲者，笑黨鄢長屬于大陰謀當中的“陽謀小分隊”、“勞模小集體”。

笑黨鄢長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不亦君子乎？既為君子，當從善如流過而能改，讀罷這篇文章，笑黨鄢長始生分化，也說不定哩。

弗·布羅日克何許人也，俺不曾留意，《價值與評價》一書，未曾讀過，但文章引用的下面這段話，眼光確實獨到。“在一定條件下，一部分公民有可能被人為煽動起來的狂熱所吸引，并接受與客觀情況相反的評價標準。在復雜的歷史情況下，當對選擇評價標準感到很困難的時候，某些人或者為了貪圖方便，或者害怕采取獨立的決定，便遵循強加他們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卻是荒謬的、巧言惑眾的評價標準。當他們這么做的時候，不僅感到心安理得，而且認為是在履行一種崇高而神圣的義務”。

這“一部分被狂熱所吸引的公民”，今天在中國為數不少。他們欣然接受的所謂普世價值，蓋等于他們所理解的民主，而他們所理解的民主，蓋等于美國民主，美國民主蓋等于選舉，選舉蓋等于兩黨輪坐，兩黨輪坐蓋等于兩個候選人當中取其一，取其一蓋等于投票，所以，普世價值蓋等于投票。

嗚呼哀哉，普世價值，投票投票。

二、有人故意含混之，造成虛假認同。

投票，自19世紀以來才興起的，實現民主的具體形式之一，竟然取代民主本身，成為居高臨下的普世價值，為什么？一個清楚的答案是，有人挾以軍事力量大加推動的結果，有人挾以經濟力量故意為之故意含混之，造成虛假認同的結果。

一種具體民主形式取替了民主本身，進而自塑金身成為至尊引人朝拜，而“民主所服務的價值”(哈耶克語)則被人們忘到了腦后的故事，可能是20世紀最大的一出喧囂荒誕劇。

喧囂荒誕到無所謂，僅僅作為看客，盡可以聳肩大笑，也可以無動于衷。但是，“金身至尊”背后的力量象吸血鬼一樣，吮吸的是恰恰是看客的利益，于是，喧囂荒誕不免造成斷子絕孫的悲劇。鄰居俄國四分五裂謝幕之后元氣折損過半，普京眉頭緊鎖急急亡羊補牢。此刻，這出戲正在中國熱鬧地上演，比黎明章子怡演的《梅蘭芳》還熱鬧。南方兩家報紙自告奮勇扮演了墊場的丑角。

鄢烈山曾反復撰文《相信選票的力量》《從***勝選，看選票的力量》。南報的旗幟上，寫著一個大大的“票”字，他們粉絲腦門纏著的黃布上，也寫著大大的“票”字。

筆者此前曾用過“民主教”一詞，意指那些自謂神圣，旨在中國實現美式民主的人，他們心儀美式民主，看到選票，便抽筋顫栗，涕淚并流，且嗨且飄，頗有獻身熱情。今天看來，“民主教”也許并不準確。因為他們其實并不是真要在中國推進什么民主，更不是對“人民當家作主”的民主本意，有什么興趣，而是不顧國情不顧歷史一味地要向美國投票形式看齊，所以，將他們改名叫“票黨”更準確更傳神。

“票黨”的動機與作為，形象一點說，無非耍票，無非倒票，無非販票，無非賴票，無非“綁票”，無非撕票，悉有其他？

三、“票黨”者，“唯選票論”“選票至上論”之謂也。

“票黨”們抽掉了民主政治制度豐富的內涵，不承認民主是歷史的產物，不讓人民打造自己的民主，不承認民主的漸進性，不承認民主的具體性，不承認民主形式的多樣性，更不讓人家探討民主的實質，一切只以“選票”這一種形式來區分正確與錯誤，敵人與朋友。從歷史上看，這種“非此即彼”的思維，帶有鮮明的“要么基督徒，要么異教徒”的“十字軍”思維模式。

此等思維模式制定軍事策略，必是崇尚武力先發制人的；此等思維模式制定外交政策，必是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此等思維模式制定文化戰略，必是居高臨下以我為中心種族優越的。今天普世價值在中國的傳銷，說穿了，就是這些戰略的具體體現。難道不是嗎？

立志在中國幫助世界第一品牌經銷商打開市場，開辦普世價值傳銷分店的小老板以及白領高管們請注意，你們的產品蓋屬于精神文化類產品，也就是說，提供的僅僅是不當吃不當喝的心理慰藉、心理麻醉品，藥理作用過程盡管復雜，臨床應用只有一個目的——消解服用者的國家意識、民族意識。

這類產品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即對不明底細與究竟的人，很有一些莫名吸引力，但是對那些警醒者明眼人，則明顯不起作用。不明底細的人在明眼人的啟發下，也會警覺起來，多問幾個為什么，進而降低你們傳銷的普世價值的吸引力。

這導致一個新情況的產生：譬如說，過去1800萬美金成本投入即可完成這個項目，可是今天，因為這類文章的發表，致使傳銷成本大大增加。考慮到美元貶值的因素，成本增加絕不是一點半點，所以，除了應該以更大的熱情更瘋狂的投入來做普世價值傳銷工作之外，不妨打報告給總部，要求增加流動資金投入，不然，中國分店很可能功虧一簣。

四、大力加強馬甲隊伍的素質建設

其實傳銷普世價值并不容易，將心比心，不揣冒昧，對普世價值的中國傳銷商，筆者誠有五條建議：

其一，建議在打給總部的報告中，將此文作為附件列上。必須讓大老板明白，此前多篇重頭文章發表業已經定調，今天此文又將普世價值中國營銷策略來了個大鍋起底，普世價值中國傳銷確實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

其二，建議加強馬甲隊伍的素質建設，要把從事普世價值傳銷的馬甲隊伍打造成一支高水準的馬甲隊伍，畢竟普世價值傳銷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傳銷，需要一定的學理基礎和文字能力，所以，招聘馬甲時必須要嚴格審查其智商與文字能力，以免貽笑大方。

其三，建議總部切切再不要用記者無國界組織“發自由新聞獎”一類方式試圖提高某個員工知名度和影響力，那樣做基本上是徒勞的。南方某報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

其四，美國總統的接見未必有大用，從余杰等人的作用效果看來，總統輕易接見未必是好事，茲鄭重建議從緩。況且小布什已經到點，奧巴馬尚未到任，東歐地區顏色革命的直接策劃參與者麥凱恩參議員競選失利情緒低落。

其五，對于一些老牌的聲名不佳的“民運人士”，最好請他們閉嘴，傳銷普世價值第一線必須重申團隊紀律。某些老牌民運人士聲名不佳，又喜歡夸口，比如吳稼祥，他謙稱趙紫陽舊部，與溫家寶居同一個火車臥鋪包廂，與達賴喇嘛共商國是，接受達賴喇嘛敬獻的哈達，還曾對臺灣阿扁肉麻地阿諛逢迎……這一切白紙黑字掛在網上，人們本來就看不慣，用這樣的人來傳銷普世價值，結果只會添亂。

（2008年12月4日星期四）

附文:“普世價值”的背后? [aiwinter][2008年12月4日][826]

時下，普世價值的討論頗為熱烈，原本對這些倡導普世價值的論調本不想參與評述，原因至少有二：一是所有推論的邏輯思維再簡單不過了，既沒內涵也沒學術性可言，不值一辯；二是套路還是“那一套”，即便批上了溫情的外衣，實質也還是秉性難移的定勢思維。然，不參與討論似乎顯得很沒有學術良知和社會責任。固，也談幾點對此問題的看法，并就教于諸學長。

一

普世價值爭論在學術討論早已經不是什么新東西，目前國內某些普世價值爭論更不是空穴來風，問題的核心和實質只是借了“一個更溫馨的口號”和“一件更華麗的外衣”來重復做一件陳年舊事，旨在依托改革的機遇企圖來實現長期以來均未能實現的政治陰謀。　　

的確，“太陽底下沒有新東西”特別能夠適用于這些聲稱有“普世價值”的人們，而且我們也能夠非常直觀地看到，某些論者對普世價值的論證方式非常缺乏學術性，也非常缺乏邏輯。 

其一，文明豈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有人說：“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是永恒的，‘普世價值’不應成為遷就民族特色的祭品。我們要挖掘歷史遺產中的積極因素，拋棄那些與普世價值相背離的東西，瞄準人類文明的普世價值所確認的基本經濟制度邁開前進步伐，堅決地將中華民族融入到世界文明的主流中去。”[①]聲稱“中國實行改革開放，必須融入人類主流文明，民主，科學和法制，承認普世價值，同世界文明接軌。”[②]不難看處，這些人連最基本的概念都沒搞清楚。什么是文明？文明是否有主流與非主流之分？我們懷此問題不妨來考察一下這一概念。文明最早見于中國古代文獻《易·乾·文言》和《尚書·舜典》中，有文采光明和文德輝耀之意。清代李漁的《閑情寄語》中有“辟草昧而致文明”，以文明表示社會的進步、開化程度。進入資本主義社會后，西方學者針對著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后的生產方式、文化，使用“文明”概念，認為從“野蠻”到“文明”標志著人類社會的發展。美國人類學家摩爾根在《古代社會》中把人類歷史發展分為蒙昧、野蠻、文明三個時代，其中文明時代包括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三個階段。[③]馬克思主義哲學在吸收人類優秀成果的基礎上，對文明作了科學闡釋，認為文明是人類認識和改造世界活動的成果，包括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個方面，指出文明是在人類社會出現了階級后才出現的。原始社會的生產力和人類認識水平低下，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混然一體，到了原始社會末期，生產力有了一定的發展，社會上出現了階級分化、腦力勞動與體力勞動分化，物質生產與精神生產才開始分化，相對獨立出來，同時出現了數學、幾何學及政治、哲學、法律、道德等各門具體科學，人類由此進入文明時代。因此，文明首先是一個歷史性概念，在不同的社會發展中文明具有不同的歷史特性。同時，文明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新的文明產生于原有文明的土壤之中，是在批判與繼承原有文明基礎上的創新，文明因而又具有累積性特點，即迄今為止，人類文明經歷了和正在經歷著奴隸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資本主義文明和社會主義文明。人類文明發展的前景是共產主義文明，那時，勞動成為人的第一需要，人成為自由人、全面發展的人。[④]可見，資本主義文明亦并非是唯一的、最高的文明，更不是所謂“主流文明”，把資本主義的民主、自由、博愛等等視為主流文明，一是不正視人類社會形態發展所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規律性，二是在理論和邏輯上一相情愿，僅僅只是自我設定的命題，至于學術與真理性根本無從談起。　　

其二，民主豈能天下同一個形式？民主的是否就是一個唯一的模式，民主能否全世界都是一個普遍的模式。能夠民主與民主的實現形式，形式的多樣性，有人說中國“以國情特殊論”否定民主的普世性。典型的“機械民主論”。我們始終堅信一點，“西方國家在推銷自己的價值觀和政治模式時，把本該是形式多樣的政治體制簡化為一人一票的競選，簡化成兩黨制，這本身就是對民主的最大傷害。”[⑤]事實上，在任何現代國家，政黨數量的多少與政體的民主程度并沒必然聯系，能否代表絕大多數人的利益，也不能機械地根據政黨的多與少以及是否實行政黨輪流執政來判定。新加坡一黨長期執政，卻被世界公認為典型的現代國家。[⑥]足以看出，借“民主”之名老把眼光“盯”在一黨執政問題之上的，全然也沒有任何新手段，也僅僅只是西方某些“心存自卑”的人以及國內部分“懷揣不軌”的人的一個伎倆，我們早已看透了。這就好比“手電筒”，通常總是只照別人不照自己，對外在于己的別人就要講公平、講民主、講正義，其前提是涉及自己利益；而一旦是自己“出場”，就希望掌控“潛規則”所以我們斗膽揣測，民主不民主的問題實質是利益不利益的問題，以其說是實現所謂“憲政”推進民主政治進程，融入“主流文明”，倒不如說是害怕人民當家作主的堅定推進讓一些既得利益者受損。于是乎，自建黨之日起就始終致力于中國社會民主化和現代化發展的黨，一個真正旨在推進人民當家作主的馬克思主義政黨反倒被說成是“專制的”、“拒怕民主”的黨？這是一種什么樣的心理！如果美國的民主形式是普世價值，那英國的“君主立憲”豈不成了反民主，反普世價值了？

我們認為，而且至始至終堅定不移地認為，民主的實行形式是多樣的，連自然界生物都有多樣性，為何人類社會形態和政治制度就不應該有（且不說有沒有）多樣性和特殊性？《晏子春秋·雜下之十》：“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于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在生物進化的長河中，怎樣體現物種的多樣性呢，“橘生淮南為橘，生于淮北為枳”，這就是需要變異，物種在進化的時候，有時候會產生變異，變異提高了物種的多樣性。連自然界都尚且如此，人類社會又豈能孤注一形式呢？人類社會也更有多樣性，直觀的說，連人種都有差異，歐洲是白種人，東方亞洲是黃種人，非洲是黑種人，盡管在屬性上都是人，但大家的風土人情、文化風俗、生活習慣都是多樣的，又怎能讓所有人只吃一種糧食、只穿一種鞋子、只說一種語言呢？　　

誠然，每個人都希望社會是善的，每個人都很好，每一個社會制度很好，但問題在于實現“好”的方式是否只有一種？我們要認識到，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普世價值都不可能是絕對高度地同一的，更不應該是某一種思想文化價值的一元霸權。只能先在包容、尊重個別化價值的基礎上，才能達成具有能夠廣為適用和可接受的價值原則，而且這一價值原則也不會是高度同一的，只是層次上或底線上的相對的同一。　　

二

“普世價值”的虛偽性已經在前蘇聯的衰亡中得到了最本質和最深刻的證明。事實告訴我們，資本主義在對抗社會主義制度時最慣用也是最“優秀”的手法莫過于以“最溫馨”、“最大愛無邊”、“最鼓振人心”、“最含情脈脈”的方式進行。　　

“普世價值”給社會主義國家所帶來的災難性影響不也被歷史所證明了嗎？普世價值的背后同原蘇共赫魯曉夫“全民黨”理論、戈爾巴喬夫“全人類的利益高于一切”如出一轍。戈爾巴喬夫曾浪漫地說到：“在20世紀，在這個緊張的世紀的末期，人類應當承認，迫切需要把全人類利益置于時代的至高無上的地位”，[⑦]“過去曾作為一種經典公式的克勞塞維茨公式已經過時，應當藏在圖書館里”[⑧]，“世界是一個整體，我們大家都是地球這條船上的乘客，不能讓這條船翻船”。[⑨]戈爾巴喬夫在這方面正是實踐了這一所謂“普世價值”，推行了“民主的、人道的新思維”，最后非但沒能實現全人類的利益，還亡黨亡國，一夜間滋生了大量的資本寡頭，腐朽官僚，民主和人道也“蒸發”了，社會也沒實現公平正義。

事實上，在旁觀者看來，正是口口聲稱要民主自由的人在阻礙中國的民主自由進程。司馬南僅僅因不滿南方某刊的某文提出了不同意見，競被人罵得“一無是出”，什么“政治走狗”之類的言辭都用上了。這些論者一方面聲稱要尊重人權，一方面連別人發表言論的權利也要剝奪；一方面口口聲聲要言論自由，卻連不同評論意見都不容接受，如此心態和如此之舉，又怎能讓人信服呢？可見，所謂“自由主義者”的“自由”總是要試圖去犧牲或控制別人的自由來抵及的。少數所謂的自由主義者連別人的自由都想要剝奪，又何以有資格言評自由？正如有的學者所言：“今天我國某些人大談‘普世價值’，既表明了其挑戰社會主義主流意識形態而又信心不足的虛弱本質，又表明了其臣服于當代西方強勢話語而又極力加以掩飾的矛盾心態。”[⑩] 　　

                                    三　　

 “普世價值”論緣何“止增笑耳”？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在階級對立和階級統治沒有消除之前，所謂“普遍形式的思想”只能是“抽象的思想”。價值主體及具體價值內容的這種多樣化、相對性，決定了普遍價值必然是有限的、有條件的。在人類差別不能消彌的歷史階段，任何抽象出“普世”的價值本質上都是反人類的價值！

第一，普世價值只有人類社會實現共產主義時才會存在，各國社會經濟發展極端不平衡、國際社會關系非民主化、敵對思維客觀存在的現當代，盡管有全球化所帶來的影響，但“普世價值”只是神話！馬克思說道：“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那么，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相當然就會自行消失”。[11]推而論之，即意味著只有消滅了階級和階級社會，才能使冒充的“普世價值”自行消失，使真正的普世價值變成現實，換言之，只有在無階級社會中才存在真正的普世價值。　　

第二，價值普世程度是受規制的，價值的認同與發展本身也是一個歷史的概念，其無法回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信仰、不同文化的差異。在個體差異性客觀存在的條件下，價值的普世化充斥著單方的主觀情愿色彩，其顯而易見的邏輯悖論是，“你的價值何以要我認同？”可見，把某一種東西上升到或強加到世界各國身上，以所謂的“普世化”的價值大行其道實質是反人類的價值，其是非處于應然和實然狀態的，也是十分缺乏自信的。　　

馬克思在《得意志意識形態》中分析資本主義統治階級為自己編造出諸如平等、自由等的概念時深刻地指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就是說，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把它們描繪為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12]”　　

最后，我們不妨來重溫下在1987年譯介到中國的捷克著名學者弗·布羅日克《價值與評價》一書中的一段話，“在一定條件下，一部分公民有可能被人為煽動起來的狂熱所吸引，并接受與客觀情況相反的評價標準。在復雜的歷史情況下，當對選擇評價標準感到很困難的時候，某些人或者為了貪圖方便，或者害怕采取獨立的決定，便遵循強加他們的令人印象深刻的、但卻是荒謬的、巧言惑眾的評價標準。當他們這么做的時候，不僅感到心安理得，而且認為是在履行一種崇高而神圣的義務”。[13]普世價值迎合了少數既得利益集團和欺騙了部分底層群眾的同情，利用改革進入攻堅階段所引發的不滿情緒一起“搖旗吶喊”，這正是這股思潮得以猖獗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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