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時期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探索是中國歷史上水平最高的探索　　

——兼論高尚自覺而有尊嚴的勞動者是最高生產力　　

提要：烏有之鄉　11月23日　談話中只概論性地談了一點，現是全文發表。　　

一、對毛時代三十年的評價有從中央傳統的評價政策乖離的傾向　　

二、貨幣交換的安全、舒適和環境和“朝三暮四”耍猴理論　　

三、小農社會延續下來的極度自私思想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　　

四、自私自利推動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其反面，毛澤東想創造“新人”，是真正的新人。　　

五、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必然先解決政治問題，即在對勞動者具備優勢的結構中建立起對勞動者有利的格局　　

六、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在練“邪派武功”，是自殺，是從毛時代“正派武功”的大倒退　　

七、毛澤東想讓人們騎著馬，悠閑，有著人類尊嚴地達到終點　　

八、當你們不能控制生產力的時候，生產力被強勢集團控制來剝削、壓迫你們　　

九、高尚自覺而有尊嚴的勞動者是最高生產力　　

前兩位老師分別說的是意識形態變動、政治結構的問題，我說一下經濟問題，這樣的話，我們今天下午這個談話的覆蓋面就比較完整了。　　

海明、松民的談話我是舉雙手贊成的，我以前就持有類似的觀點，只不過感謝兩位同志表述得如此的清楚。　　

一、對毛時代三十年的評價有從中央傳統的評價政策乖離的傾向　　

我這個人水平不足，才高一寸而已。沒有很高深的理論，就談點家常話。王偉光的言論跟現在改革開放的紀念活動是一個性質，正如邋遢道人說的那樣，成了“改革開放的三十年”對“1949到1979年毛澤東時代三十年的控訴”，一談成就就片面性地大談成績，好象真是太平盛世，連文景之治、貞觀之治、康乾盛世都不如，真成了地主老財胡漢三、黃世仁反過來控訴新中國一樣。 為什么要抹黑同是一個政黨的前一個時期？難道別有什么用心？ 　　

王偉光說改革開放三十年前的中國社會主義道路探索失敗，無非是給改革開放三十年的“豐功偉業”制造點有利輿論。最重要的是，這是主流政治精英心理恐懼的表現，也是目前社會經濟、政治、文化危機威脅導致的自我保護的結果。只有政治虛弱的人才通過貶低別人來抬舉自己，也只有那些階級對立的政權才千方百計抹黑、妖魔化對手。最主要的是，民間的思潮正在向左轉，為了避免恢復毛時代的可能，就堵上了“回家”的這趟正道，而把大家伙都拉上改革新自由主義的不歸路。　　

大凡推翻一個政權，必先造成輿論。正如漢朝的建立，必然大談秦朝的不對。清朝的入關，必然去罵明朝的混蛋。按照現在的國家意識形態學說，還是共產黨，還是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怎么就大唱起了毛時代的不對了？難道這個改革開放三十年跟1949年到1979年沒多大關系，是完全敵對的兩個政權，還是一個政權推倒了一個政權。看了王偉光的言論，只能得到這樣的一個結論。怎么就演變成了這樣一個結論。值得大家思考。　　

王偉光在　11月7日　人民網的座談中有六大奇談怪論，代表了脫離鄧小平以來探索對前三十年評價的最新成果，這個成果相比鄧時代的評價大大倒退了：　　

1是毛時代是照搬蘇聯論。毛澤東學西方的馬克思主義，沒有照搬；建國初期學蘇聯，也沒有照搬。在《毛澤東文集》第七卷的《在成都會議上的講話》(一九五八年三月)中，毛澤東談到了規章制度和思想方法的問題，批判照搬蘇聯的規章制度，提倡獨創精神。　　

2是將普遍原理與中國實際相結合是從鄧開始的。這一點簡直是扯淡了。　　

3是共同富裕是先從國強民富開始轉到共同的富裕。資源是有限的，當先富人群占據了政治經濟文化優勢以后，是不愿意將利益分配給后富者的。因此，在本質上就是反對共同富裕的，因為共同富裕之后，先富者就顯示不出其經濟落差，以及經濟落差帶來的經濟特權。　　

4是市場經濟是獨創。實質上市場經濟必然要求和世界資本市場結合，自然就會轉化為資本主義經濟。如果要在社會主義時期使用“社會主義商品”“社會主義市場”說，就必須明確公有制和消滅資本兩個前提。恢復私有制的，復活資本的所謂社會主義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理論只能是反社會主義，反馬列主義的理論，只能是資本主義的理論。　　

5是改革開放沒有動搖基本經濟制度。毛說，沒有福利不是社會主義。　　

6改革開放負面“必然產生”、“支流”。要對“一分為二”，貌似的辯證法，實際是機會主義的折中主義。　　

二、貨幣交換的安全、舒適和環境和“朝三暮四”耍猴理論　　

我想問問大家，改革開放三十年，大家覺得錢多點了沒有？答案肯定是“是”。確實多了點，多了多少呢？多了通貨膨脹的部分。上個月去軍事博物館參觀改革開放成就，有個展板說什么70年代末普通工人每個月工資五十元，而三十年過去了，城市居民的工資平均五千元，漲了一百倍。　　

斯大林說，宗教是謊言，宣傳是一百倍的謊言。果不其然。大家想想，70年代末一分錢能夠買到什么？有誰能夠回答我？那個時候一分錢的購買力等于兩只鉛筆。現在兩只鉛筆多少錢？至少一元吧。也是一百倍。也就是說，實質上，現在五十元的購買力跟現在的五千元是等價的。經濟學上有個耍猴的理論叫“朝三暮四”，大意是戰國時代，宋國有一個養猴子的老人，他在家中的院子里養了許多猴子。日子一久，這個老人和猴子竟然能溝通講話了。這個老人每天早晚都分別給每只猴子四顆栗子。幾年之后，老人的經濟越來越不充裕了，而猴子的數目卻越來越多，所以他就想把每天的栗子由八顆改為七顆，于是他就和猴子們商量說：“從今天開始，我每天早上給你們三顆粟子，晚上還是照常給你們四顆栗子，不知道你們同不同意？”猴子們聽了，都認為早上怎么少了一個？于是一個個就開始吱吱大叫，而且還到處跳來跳去，好像非常不愿意似的。老人一看到這個情形，連忙改口說：“那么我早上給你們四顆，晚上再給你們三顆，這樣該可以了吧？”猴子們聽了，以為早上的粟子已經由三個變成四個，跟以前一樣，就高興地在地上翻滾起來。　　

看，這就是工資漲了一百倍的真相。　　

還有更差勁的。生活在現在這個時代，你是覺得更舒服還是更安全了？我不問別的，“舒服”嗎？出門怕車禍，帶東西怕小偷，坐飛機怕空難，吃橘子怕寄生蟲，吃大米怕染色劑，喝牛奶怕SANJUQINGAN，喝水怕污染，呼吸怕粉塵，住房子怕地震，裝修怕乙醛，工作了怕失業。現在這個時代真是到了“我思故我在”的境界了。　　

第一個結論是，毛澤東時代大家享有的免費住宅、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夜不關門，路不拾遺”的安全與和諧，已經全部轉化為貨幣交換的形式，需要你拿錢來買。如果你沒有錢，那么這些免費產品、安全與和諧就全部都沒了。你有多少錢，就能夠買到多少安全和舒適。最可怕的是，資本主義將我們帶到了無論花多少錢都買不到安全的時代。　　

三、小農社會延續下來的極度自私思想是推動改革開放的重要推手　　

人類的天性之一，就是對自己習以為常所享受的公共事物視而不見。毛澤東時代，大家享有免費教育、醫療、住宅，免費的安全，免費的人與人之間的友愛互助，但是我們居然對這些不用自己親自支付金錢的東西忽視掉，埋沒掉，完全把他當作不存在來對待。結果當我們失去這些的時候，我們才感受到這些公共產品的價值。　　

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我認為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時代延續下來的自私自利的小農小資意識在起作用。　　

無論什么好東西只要不是我自己的，就不珍惜。公有制變成了人人拿，合作制成了人人不合作。　　

看，這就是現在很多的典型心態。你說毛澤東時代好，我不喜歡，因為他讓我吃不飽。所以我寧愿現在不公平，高污染，高壓迫，還有什么殖民，只要讓我吃個飽，我就認他當爹。　　

你們承認不承認都有這個思想。中學的時候，老師都教育我們說，管他什么主義，只要能讓我們過上好生活就是好的。　　

看這幫俗人，就是老婆孩子熱炕頭，一點國家民族觀念都沒有。　　

我現在有一個觀點，認為這個改革開放不過是自私的產物。這個自私哪里來的？小農經濟的必然產物。我說的更狠。這個改革開放是極度自私的產物。為什么這樣講。大家想想，人民公社還在全國如火如荼地展開。安徽小崗村幾個農民自己搞起了包產到戶。為什么要搞？難道真是他們餓死了。如果他們分產了反而把自己給養活了，說明他們依靠自己的勞動就能夠養活自己。為什么這個勞動不貢獻給集體，而是只有給自己干才有這個積極性？說白了不還是自私？寧愿大家都餓著，只有分產到我自己手里，我才肯干。不然同樣的勞動力，我寧愿餓死也不愿意多干一點分給別人。這就是極度自私的真相。高層啟動開放，也跟他們極度的自私有關系。干什么讓自己兒子當董事長？干什么讓自己的子女成為商業大亨？老鄧說什么是中國人民的兒子。潛臺詞是中國人民都拿血汗養自己。這個自私來自那里？還是毛主席那句話，“人過了長江，思想還沒有過江”。　　

周星馳《食神》里說“人人都是食神”。這句話說的好。毛主席希望勞動者人人都是食神，人人都是國家的主人翁，并且要關心國家大事，參與國家大事。可惜的是我們的勞動者想的只是自己。文革革命了10年，如果加上1949年已經是三十年了，但是居然這種小農自私自利的思想還是這么濃厚。　　

我們知道，意識形態的變動總是比經濟基礎來的早或來得晚一些。即使1949年建立了新中國和1956年的社會主義基礎，但是人們還沉浸在小農經濟延續下來的私有觀念中。正是這股力量的精神推動著改革朝私有制發展。　　

有同志說問我說，人難免是有兩面性的，但是毛主席說我們要相信群眾。但是要知道，毛澤東注意的教育群眾的重要性。看到群眾的缺點，并不代表不依靠群眾了。重要的在于是啟蒙和教育。　　

四、自私自利推動的經濟發展必然導致其反面，毛澤東想創造“新人”，是真正的新人。　　

最可怕的是，這些思想推動著當時解放后的共產黨領導人，腐蝕著他們并不過關的馬克思主義修養。

毛澤東看到了這種思想的可怕，他說一個村長用一匹布就可以換取一個農村姑娘的婚姻。所以他要改造，但是他感覺到自己的孤獨。他象一個堂吉訶德，一個人拿起劍獨自一個人和中世紀的風車做戰斗。他曾經說過，支持者不多，反對者倒不少。也發出過“江山誰守”的哀鳴。但是他仍然提出社會主義教育，教育農民，創造“新人”。　　

以個人主義的物質享受刺激經濟發展本身就是赫魯曉夫式的做法。這是黔驢技窮的結果。毛主席在《讀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批注和談話》中說，物質刺激必然導致個人主義，走向反面，出現大問題和大毛病。在蘇聯的赫魯曉夫時期，“不注意提高工人的政治素質，工人只想著多要錢，生產熱情不高”。誰是蘇聯模式的最高代表者，當然是鄧同志了。法拉奇在1990年采訪鄧的時候就轉述了“西方有人說您是中國的赫魯曉夫”，確實是一種啟示。　　

五、要真正解決經濟問題，必然先解決政治問題，即在對勞動者具備優勢的結構中建立起對勞動者有利的格局　　

毛澤東，他象一尊真正的佛。只有他才能意識到，必須先解決政治問題，經濟問題的解決才能夠在對勞動者具備優勢的結構中建立起對勞動者有利的格局。這是我的第二個結論。　　

請問，我國目前所有社會問題的根本是什么？很顯然，是一個政治問題。為什么講這一個政治問題。這個周末我見了幾個清　華的　博士，他們說，中國目前的經濟危機不是經濟問題，要害仍然是政治問題。比如這四萬億的投資吧，仍然要按照資源由上而下進行分配，通過各種政治環節才能夠最終到達普通居民手中，這中間的政治分肥和雁過拔毛，都是一個政治利益結構的問題。　　

投資也是一種極其重要的分配。而且這個分配直接是由政治結構決定的。聽小道消息說，政府四萬億計劃一出臺，周圍的賓館立即住滿了各省的“游說者”，或者叫“說客”來北京活動活動。　　

如果讓我說拉動內需，干脆將四萬億分割為每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手里每個人三千元代金券，買什么都可以，一年花完。絕對刺激消費，又使民眾得到了實惠，還免除了中國地方政府世界最高的政府管理費和“腐敗費”。為什么現在的百姓都對四萬億抱著懷疑的態度，根本上是對政治制度和政府領導信譽的懷疑。哪怕是四萬萬億，也好象與我沒有自己的關系。　　

因此，毛澤東說，政治掛帥。還說，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比起來，不能不具有優先地位。這絕對是個真理。　　

毛澤東想把人的世界觀問題、階級結構先解決，把階級的結構建立起勞動者的絕對強勢地位后，從而發展一種勞動者對生產力的控制，從而把物變為勞動者為主體的人的服務。郭松民的演說說的好，就是要建立政治的力量制約和平衡。　　

但是我們的農民朋友，我們的一些高級干部可不是這么想的。他們想的什么呢？就是自己干自己的，自己種田吃自己的糧食，老婆孩子熱炕頭，自掃各家屋不管他人臉上霜。這是臺灣柏楊描述的丑陋的中國人。　　

毛澤東想把中國人從這種低級的、失去尊嚴的要求中解放出來，從而能夠有尊嚴，互助友愛地發展經濟。可惜的，爛泥扶不上墻。陽春白雪，下里巴人，和者寡寡。　　

這一點我同意　高海明　先生的說法，老百姓背叛了毛主席，因為他們覺悟不夠高，不能理解毛主席的做法。　王偉光　先生也是一樣，他終歸是個庸俗的生產力論者，不知道毛澤東的探索，包括建立的國有企業，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獨立出來的新中國創造了初步的現代國家基礎。而公有制的建立，正如何新所說，避免了早期工業化國家過高的建設成本，從而最大限度地節約了建設資金。這些難道真的是王偉光們所理解不了的嗎？不，他能夠理解，態度上他仍然是否定。目的就是堵住左派關于恢復計劃經濟，恢復毛時代做法的嘴。事情都有個繼承性，我不信，如果沒有毛澤東時代建立的國家經濟基礎，在一個爛攤子上建立起來的自由主義、分散的市場經濟就能夠給中國帶來光輝的明天。　　

作為一個小生產者，他們希望的生活，就是吃好喝好，自己吃飽全家不餓。因此，他們寧愿當狗，哪怕韓國女老板要求他們全跪下，也只剩下孫志剛一個人站著。加入WTO以后，愛國者高喊著“狼來了”，可惜很多百姓想的是，如果得到優惠，因為他們已經厭倦了國內企業的低級產品和惡劣服務。不僅如此，還振振有辭地說“我就賣國，怎么樣”。在物質利益面前，人民失去了尊嚴。狼要吃人，就讓他吃吧，吃了還給他數鈔票。　從小就　老師勸，如果快要餓死了，連狗屎都吃。美國來了面粉，朱自清說“滾，寧愿死也不吃”，現在的百姓和知識分子的態度是“吃就吃吧，總比餓死強”，有狗屎吃總比沒有的強。鉆資本家的褲襠也沒關系，說不定爺們是韓信。現在的鳥巢一代不但希望被狼吃，而且主動找老外賣春，甚至公開在網絡上發布照片，宣布希望被導演看上并且“潛規則”。　　

《讀者》曾經登過一篇文章，相信大家都看過，主題是什么是幸福。問題一，砍掉你一只手，給你一百萬，你愿意嗎？問題二，砍掉你一條腿，給你二百萬，你愿意嗎？因此，“你沒有丟掉的，就是你擁有的”。　　

現在這個時代已經發展到替人坐牢換錢，賣自己的器官掙錢，代別人生育換錢的時代了。為了錢不顧一切了，那里還有什么廉恥，什么尊嚴，家庭和諧，父母的孝順，愛國愛民都失去任何意義了。　　

六、新自由主義的市場經濟是在練“邪派武功”，是自殺，是從毛時代“正派武功”的大倒退　　

看，貪污發財快，砍掉一條腿換取二百萬發財快，我就是不愿意吃飯長胖，而是愿意練邪術，喝毒酒速肥。正如金庸小說里說的那樣，正道的武功練習的時間長，但是對人有延年益壽的功效；邪派的武功成功的快，但是損陽折壽。　　

為什么人就是這樣一種惡劣的人類秉性呢？只有失去才知道珍惜。但是失去的東西重新獲得要經受更大的代價。　　

我記得小的時候，舅舅教育我：“機會是稍縱即逝，但是花了錢還是可以再賺的”。這句普通的話告訴我們，經濟的發展本身并不難，難的是意識形態的變動。改造人的思想意識是很難的。上層建筑的變動極其緩慢，其消耗的時間和資源遠遠超過經濟本身消耗的資源和時間。因此，在毛澤東時代處于上升時期的互助合作、團結友愛、崇高奉獻的道德一旦被頑固的小農小資意識所破壞，就象潘多拉盒子打開后再難以合上一樣，自私自利的觀念一旦被激發就很難收斂。“當一個社會不幸淪落為市場社會時，必然無視意義、情感、價值；必然就沒有了道德、信仰存活的空間”。　　

小農的自私自利嘲笑著崇高，小資意識的奸詐多變惟我獨尊嘲笑著工農群眾的淳樸。　　

七、毛澤東想讓人們騎著馬，悠閑，有著人類尊嚴地達到終點　　

如果同時達到一個目標，你愿意被馬騎著達到終點，還是你騎著馬達到終點？騎馬的話，人們會做主人，驅使馬的前進，雖然馬兒負擔重量而人類卻獲得了自由，而且高頭大馬，很有尊嚴。如果是被馬騎，如同周倉覺得自己跟不上關羽的馬干脆抗著跑一樣，那么生產力提高速度很快，商品極大豐富，帝國主義資本暢通無阻，而勞動者就在痛苦的邊緣，時間被剝奪，話語被強奸，勞動保障消失，基本人權喪失，民主權利架空，經濟貧困，住房沒有保障，就業沒有保證，醫療失去人性，教育失去國格，如此等等。馬就是生產力，當你不能控制它的時候，它就會被強勢集團控制起來壓迫人。　　

在落后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一直是國際共運史上的一道重要命題，從馬克思對俄國公社的研究，到列寧反對考茨基、普列漢諾夫的庸俗論調，到斯大林主張“一國能夠建成社會主義”，再到毛澤東提出在一定條件下“意識也能夠決定物質”，都是為了反對極其庸俗的“物質決定意識”的庸俗、機械唯物論的。中國學術界系統地討論過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問題，理論上雖然獲得了突破，但是實踐中仍然堅持并發展了庸俗的生產力決定論，最后導致了“資本主義補課論”，“經濟問題解決了其他問題自然就解決了”等一系列的思想實踐。　　

人們都有趨利避害的本性。在馬克思在世的時候，就討論過俄國是否可以不經過西方那種痛苦的階段，就能夠達到社會主義。這實際上是希望駕御生產力還是不得不服從生產力，做生產力的奴隸的重大問題，簡單比喻就是騎馬，還是被馬騎？　　

右派的理論家會說，你這種立論是不成立的。你想騎馬但是馬卻不愿意走，“想騎馬但是馬卻不愿意走”指的當然是在主導生產力的模式下，經濟是否停滯不前或是干脆不發展了。問題在于，蘇聯式的生產發展模式并不能代表著計劃模式的全面失敗，而不過是一種官僚模式的失敗而已，也僅此而已。“騎馬，還是被馬騎”是詢問人類最基本的良心，在達到發展的彼岸時，是讓人們當家作主，多數人發生歷史主動性下地去創造，還是驅使他們勞動，迫使他們為經濟買單式地發展。如果是“被馬騎”，那么恢復古代奴隸制就是最快最便捷的方式。你看，不是嗎？奴隸制取消勞動民主，不用任何爭論，也不會象民主那么做無謂的爭吵，導致國家效率低下，也不會浪費選舉金錢，更不會因為勞動條件惡劣而反抗。拋開生產力中包含著的人的因素以及勞動人民的立場，單純從生產力物的角度去考察問題，必然導致這樣荒謬的結局。　　

1、人類是否能夠創造生產力，或者只是自然生產力的奴隸？目前右派知識分子的的目標就是模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界限。人們是愿意騎馬達到物質生活豐富階段呢，還是愿意被馬驅動達到生活階段呢？這是不言而喻的。生產力是人類解放的工具，而不是其他任何東西。人們當然需要遵循自然規律，但是對待這種規律不是簡單服從，而是充分發揮意識改造世界的作用。但是現在卻把工具與目標顛倒了，把生產力作為一種圖騰和信仰。最后連生產力也不崇拜了，干脆直接崇拜金錢，變為金錢的奴隸。　　

2、人類是服從于市場的自然法則，還是主動干預市場，促進生產力？在經濟領域的重要表現就是將市場和計劃過于簡單化，忽視市場是系統性的文化結構，需要制度、思想等一系列的文化作為配套。如果只是把它作為一種工具，如同野蠻人用刀還是斧頭的區別，那么無疑是一種極其庸俗的行為。　　

國家現在已經擺脫了自由市場的干擾，但是這種國家干預反而成了資本的同盟，成了不良的干預，導致勞動群眾處于權力和資本的雙重壓迫下。在國家的有意培育下，少數人的暴富采取了非常規的手段，同時迫使勞動人民進行奴隸般的勞動。驅使他人為自己拼命勞動和轉移別人的財富到自己手中，是目前中國經濟領域的主要剝削方式。其次，政策的變動性過強客觀上也導致了國家成為資本的工具。當鳥籠經濟已經發展的時候，卻偏偏為了滿足少數知識分子的建議書以及個別企業的低效率而采取迅速市場化的政策。這似乎證明了，過于頻繁地調整經濟領域主要政策，反而給一批人依靠過渡掠奪財富的機會。　　

3、人類是服從于國際秩序的現實，還是主動去改造國際秩序，創造新的國際秩序？現存國際秩序是統治、等級性的，一旦一個國家成為具有統治地位的全球性力量，它就會壓制其他國家的興起，將科技力量和壓迫工具同等地掌握在自己手里。這個因素是壓制進步力量和全球范圍內的革命生產力發展的，因而將成為制度革命動力。中國使所有國家得買不可得。　　

在國際領域，將美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是極其幼稚的，這一點甚至連西方的共產黨都不承認，而我們思想已經“改革開放”到連這個也承認的地步。國際剝削的社會化要求革命也進行國際化。現在卻取消了這些差異，直接將他們稱呼為“社會主義”。毛澤東和馬克思都注意到了落后生產力的問題。　　

國際關系準則帶有濃厚的力量制約。西方國家對待第三世界怎樣，反過來這些因素也會對西方發生怎樣的影響。西方以對待奴隸的方式對待第三世界國家勞動者，這些國家也會反過來培育顛覆帝國體系的力量。西方對世界資本主義體系鞏固的越嚴密和越長久，在未來社會中他們消失得越徹底。拉登說，他們不會讓西方“好過”，這是西方讓阿拉伯世界“不好過”的回聲。　　

4、人類是客觀上保存對物質、社會的依賴，還是力求在客觀性的基礎上使意識高于物質？人難以脫離社會，因而具有對社會的依附性，無論這種依附性是否是良性的，這種對社會體系的依賴都會在心理上發生影響，從而導致惡的結局。　　

譬如家庭。所謂愛情在目前資本力量上升條件下是按照金錢價值觀判斷的，夫妻在家庭中的地位是倚靠經濟力量的，因而在上層人士的實際生活中不過是依靠經濟力量判斷對方的身份和等級。電視劇宣揚的愛情至上，不過反映了現實的無奈和對人類殘酷現實的遮蔽。但是這種愛情是否能夠保持對現實的超越，卻是人類的一種希望。　　

八、當你們不能控制生產力的時候，生產力被強勢集團控制來剝削、壓迫你們　　

1956年以后，我們曾經嘗試著騎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國家建立了初步的平等經濟體系。但是庸俗論者掌握了國家政權，最后我們勞動人民仍然還是被馬騎，那么這是誰在作祟？當人民不能、不想騎馬的時候，發現，馬已經被資本家和官僚控制了作為奴役勞動者的工具了。　　

現在難道勞動者不是被馬騎嗎？勞動者被迫去勞動，尤其是被迫加班去掙錢，然后用這部分錢去得到在毛澤東時代輕易獲得的公共產品。郎咸平說，中國人的壓力大，如果現在說給你一千萬養老，估計所有人都會躺下來什么也不干。　　

中國的經濟發展正如這兩種途徑，毛澤東時期的計劃經濟走的是人主動控制經濟本身這條道路，雖然沒有驅動人本身對利益的追求的邪念，而是依賴主動的奉獻精神，但是勞動者的地位很高。改革開放就是創造了這樣一個制度，它類似一種奴役制度，它驅使人民不停地勞動，生活在卡奴、房奴、錢奴的世界里不能自拔，失去幸福和快樂，失去人和人之間的真誠和真實感受。如果抵消環境破壞的因素和以前不計算在內的公共產品的價值，勞動者在GDP增長中得到的幾乎是零。多數農民生活了三十年，仍然使用著傳統牛耕和鐮刀、斧頭。生產力沒有實質意義的進步。　　

剛看到一篇網絡調查，多數的網友認為，毛澤東時代比現在這個時代更加和諧。這對三的成就展簡直是巨大的諷刺。　　

改革開放即使取得了一點成績，也是勞動者在皮鞭下辛苦勞作的結果，更不是什么圣賢的“豐功偉業”。改革開放的“偉大”功勛就是創造了一種奴役制度，除了這個，沒有什么其他的。　　

九、高尚自覺而有尊嚴的勞動者是最高生產力　　

    歷史有時候是世界性潮流的一種重復。這種歷史的重復性和輪回性從《三國演義》中的“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言論，以及“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的諺語中可以看出，歷史發展的鐘擺性。　　

1992年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的轉變一年，它和萬歷十五年不同，那是一個平靜的一年。而1992年卻開創了右翼主義上升的時代。　　

1992年1月，作為蘇聯劇變的一個環節，俄羅斯宣布集體農莊解散。很快，中國國內就有人去了南方視察，作了南方談話。　　

如果有人看鄧小平文選，我們可以看到，南方談話被放在了第三卷的最后末尾。這種預示著一個時代終結和對抗性的矛盾的一個開始而存在。　　

如果說那只是經濟領域的徹底矛盾，那么江澤民的“三個代表”也恰好被收錄在第三卷的末尾。這是黨的性質互相矛盾的結果，也是時代終結和對抗性矛盾的一個重大表現。　　

我的理論總結起來就是自覺的勞動者本身就是最高的生產力。生產力的核心不是科技，也不是物質，而是具備了勞動對象和勞動資料的勞動主體。鄧小平說科技是第一生產力。以后亂七八糟的生產力全出來了，什么請客、送禮也是生產力，什么社會科學也是生產力。總是生產力是個筐，什么都往里裝。　　

有人說，為什么說勞動者是生產力，這太玄了。這不是把主觀意志作為歷史的動力了嗎？我覺得這是錯誤理解的結果。生產力是一種物質力量，但是如果沒有人類的參與，生產干什么？最終還是要勞動者驅使這種物質的力。如果最后成了這樣的物質的力驅使了勞動者，那么生產力的核心就成了個別集團利用這樣的力去控制別人的工具了。　　

這就是階級和生產關系存在的必要性。　　

我們談到這里，大家說了，干什么要繞這么遠。你到底想說什么？　　

我的意思是告訴大家，生產力是一個發展的不可阻擋的過程。我把生產力的發展看作歷史客觀進程。有人說，這不是馬克思的思想嗎？沒錯，用這個解釋中國一點不過時。也就是說，生產力在計劃經濟模式下也是客觀歷史進程，而在市場經濟下也是客觀進程。　　

看到沒有，經濟現在發展了，不是市場經濟更有優勢。而是勞動者這一核心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只不過，毛澤東想讓人有尊嚴地發展生產，寧愿犧牲畸形的效率。而遺憾的是，大家都很俗，根本看不到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良苦用心。一個普通人他腦子里想的不是民主，不是有尊嚴，而是象深圳韓國工廠里的多數人一樣，當個狗沒關系，只要能夠混口飯吃。　　

寧愿當狗，也不愿意餓著。人的動物性充分在這里發酵了。　　

這種性格發展起來，就是這樣的理論，什么公平正義、什么人的尊嚴、什么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什么民族企業外國企業，只要給我飯吃，給我錢花，他就是我的爹。　　

自覺主動的勞動者為什么是最高生產力。這個時代的最高生產力是勞動者創造歷史的主動性，依靠自愿、覺悟、主觀意愿而勞動創造的生產能力。這種生產能力不是用尊嚴交換的，也不是用公共產品交換的。計劃經濟實質上是生產關系的最高境界，在這個經濟關系中，人享有他應有的尊嚴。但是這需要超越個人利益的智慧，需要莊子所說的“鯤鵬展翅萬里”的視野，這一點是那些只盯著給子女發財的高級干部，那些只盯著一畝三分田的小農，和整日只知道自己的小波希米亞的憂愁喜好不能自拔的小資所不能理解的。　　

結論是：毛澤東確實是偉大。如果你真的讀了毛澤東的后期著作，你會有這樣的強烈的感覺：毛澤東的言論中透露著如此強烈的平民色彩和愛國感情，這種真正的民眾代言人才終將是未來歷史的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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