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尚全要虛化社會主義！

――從瑞典的成功經驗看中國的改革發展

楊連旭

                 （2006年3月23日）

關于高尚全老先生以解決公共服務問題的名義，主張放棄國家和政府主導社會經濟職責的觀點。

2006年3月19日的《必須堅決維護國家主導和組織經濟發展的權威！》主要是以古今中外的史實為依據進行了批駁。

現在依據“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成功，再次進行批駁。

（一）

“國家財政過去主要支持國有企業，主要支持重點工程?，F在要調整過來。國家財政要主要用于公共服務，主要用于社會公平，比如公共醫療、義務教育和社會保險，等等?！保ā?改革如何實現新突破:訪經濟改革研究會長高尚全》，《強國論壇》，[pluto] 于 2006-03-19 10:44:44上貼）

乍一看，高尚全老先生的這個主張是很人性化、很合乎情理的。

其實，這里卻深藏著玄機呢！

    如果依了這老漢的主張，“國家財政要主要用于公共服務”，那么中國的企業由誰來興辦？經濟建設又靠誰來發展呢？

私人和資本家！

到那時，國家也只能由私人來興辦企業，靠資本家來發展經濟了。

這不就是在倡導資本主義方向的改革，同鄧小平關于改革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的指示背道而馳、對著干嘛！

果然如此，什么“西氣東輸”、什么“南水北調”，甚至就連

“神舟飛船”也將半途而廢。

    這樣做既不易為人接受，反而有政治風險。所以，這高老漢還要找個理論打掩護、作包裝。

                    （二）

“我們國家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必須堅持。而是不是社會主義，主要并不是看國家權力控制了多少資源，控制了多少企業，而是看你的制度安排是不是堅持以民為本，是不是把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作為出發點和落腳點，是不是體現了社會公正，國家財政多大程度上用于公共服務、用于保障困難群體的基本生存。政府職能必須轉向以公共服務為主，國家財政必須向公共服務傾斜，這樣才能體現社會主義的優越性?！保ā?改革如何實現新突破:訪經濟改革研究會長高尚全》，《強國論壇》，[pluto] 于 2006-03-19 10:44:44上貼）

看看，這老漢的社會主義立場多堅定，人情味又有多濃啊。

可是，國家權力如果不能控制必要的資源和企業，那么：

其一、國家的制度安排又以什么作為物質經濟基礎來堅持以民為本、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體現社會公正呢？

其二、中國又怎樣實現趕超世界先進的民族復興呢？

如果沒有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體現了社會公正的物質經濟基礎，那么高老漢的所謂“制度安排是不是堅持以民為本”就必定是句空話！

   如果不能使中國在不遠的將來趕上和超過世界先進水平，那么高老漢的所謂“社會主義制度我們必須堅持”就必定是虛話！

還別說，當今世界還真就有將“國家財政主要用于公共服務”，主要由私人興辦企業、靠資本家發展經濟而獲得了巨大成功的國家。  

這就是瑞典。

                  （三）

瑞典就實行的是比較完善的國營公共服務部門與發達的私營工商業相結合的“混合經濟”。

瑞典不僅社會福利支出占國民收入的30%左右，而且是世界上最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同時各項福利制度都嚴格納入國家法律的保護之下。

瑞典是一種“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制度。福利項目廣泛，可謂五花八門，涉及到國民生老病死、衣食住行的各個方面。有病人津貼，父母津貼，寡婦撫恤金，妻子生活補助，醫療補助，住房補助，未成年人補貼，從小學到大學全部免交學費，中小學生免費午餐等。也就是說，只要你是個瑞典公民，你就不需要為上不起學、看不起病、逐步起房子擔憂。

按人口統計，在住房方面，瑞典人均住房面積達45平米，幾乎100%的居民都擁有夏季別墅；在醫療衛生方面，完善的醫療衛生服務使得瑞典成為世界最長壽的國家之一，嬰兒死亡率不足7‰，為世界最低；在教育方面，瑞典保證了每一個公民無論貧富，只要自己愿意都可以接受高等教育。

瑞典公民每年享有兩個月的帶薪假期，加上各種節日，一年有100多天的休息日。

不僅如此，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瑞典的貧富懸殊也是最低。在20世紀70年代一度降到0.20以下（同期的中國如不考慮城鄉差別為0.21，考慮城鄉差別則為0.28），80年代以后雖有所上升，但從未超過0.22。

由于政府廉潔、分配公正、政治民主，瑞典社會長期保持定，犯罪率也為世界最低的國家之一。

同時， 瑞典擁有世界上最清潔優美的環境。那里湖泊星羅棋布、植被郁郁蔥蔥，44萬平方公里的土地，65%以上為森林所覆蓋。天是最湛藍的天、水是最清潔的水、空氣最清新略帶些陰郁氣息的空氣，人們遠在離噪聲的喧囂的同時，更不用擔心被污水和渾濁的大氣損害自己的健康。

那么，瑞典的國家財政是以什么為物質經濟的基礎實現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社會福利政策呢？

是以高稅收為物質基礎的。

                     （四）

瑞典素以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著稱于世，高稅收是支撐福利水平的重要財源。

瑞典人承受著世界上最重的稅收負擔。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稅收占到了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法國是45%，英國是37%，美國是29%，瑞典卻高達52%。

高稅收和高福利，給瑞典帶來了社會平均。由于平均收入者要交所得稅31％，大公司的經理則要交60－70％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很高的資本家、商人、演員、運動員等的所得稅率可高達80％，最高達到85％。瑞典雇主稅的稅率是33％。

所以，在瑞典，幾乎不可能出現一夜暴富的情景。少數億萬富豪的財富都來自于數十年累積或者家族傳承，并且通過基金會等形式運作。

正是由于分配和再分配制度合理，瑞典沒有很窮的人，也沒有很富的人。瑞典人均收入水平很高，但是沒有多少世界級富豪。

瑞典實行的是超額累進稅制，就是收入越高，賦稅越重；收入越低，賦稅越輕，遠遠低于窮人所享受到的福利。這種 “高賦稅”就保證了社會全體成員都能過上體面而有尊嚴的生活，有效避免了社會貧富差距過大導致的種種不公正現象，有效避免了社會矛盾的激化，從長遠看有利于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繁榮、富裕。

從來都是苛政猛于虎，親民愛民和重視經濟的政府都是輕稅賦、藏富于民；

現今的主流觀點認為，均貧富就無效率，改革就必須效率優先，必須消除平均主義，讓部分人先富起來；

可瑞典卻反其道而行之，豈不是在殺雞取卵、挫傷積極性、抑制經濟發展？

事實恰恰相反！

                      （五）

瑞典是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實施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這“三高”政策的。此后，經濟持續發展，穩居世界前列。

自20世紀70年代開始，瑞典工業結構發生了顯著變化，逐漸從原材料的傳統生產模式轉向富有高科技含量的先進的工業化生產。一度作為瑞典主要出口部門的鋼鐵，木材加工業已逐漸被機械制造，電子精密儀器和汽車等工業部門所代替。瑞典的機械產品具有精密，耐用和工藝水平高的特點。滾珠軸承、冷凍設備等傳統產品在國際市場上都享有很高的聲譽。   

最近十來年，瑞典加大科研與發展的力度和投入，高科技產業迅速發展，形成多樣性的經濟體系，交通、通訊、生物醫藥、信息、環保領域在世界上具有較強的競爭力。

與其他同等規模的發達國家相比，瑞典除擁有自主研發的汽車制造、軍事工業、通訊及制造業外，還擁有發達的航空工業及核能工業。擁有愛立信ERICSSON、伊萊克斯、ELECTROLUX、沃爾沃VOLVO、紳寶SAAB、ABB、宜家IKEA、阿特拉斯科普柯ATLAS COPCO、SKF等知名跨國企業。

現今，瑞典依靠高科技產品和后工業化社會形式的第三產業，迅速成為了現代化知識化福利社會。不僅工業高度發達，而且以畜牧業為主的農業也較發達，糧食和畜產品自給有余，耕地只占國土面積的9％，僅有3％的勞動力從事農業生產。

尤其是，瑞典早已是人均收入世界第一。在人均擁有的汽車、游艇、電話通訊、家用電器等方面，瑞典都在世界上名列前茅。人均年消費11.08萬克朗，85％的家庭擁有小轎車，75％的家庭有電腦，50％的家庭有郊外私人別墅，70％的家庭每年出國度假和旅游。

所以，在瑞典，完善的國營公共服務部門與發達的私營工商業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為堅持以民為本、不斷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體現社會公正和實現趕超世界先進，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和經濟的基礎。

正因如此，瑞典也被人稱之為“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

如此說來，這高老漢的主張就必定是中國發展的最佳選擇了。

且慢，瑞典的成功經驗盡管不少有著普遍性的意義，但是更多的還是特殊性的意義。正因如此，瑞典的成功并不完全適用他國，尤其是中國。

原因還是老生常談，國情不同！

                      （六）

有關瑞典與他國，尤其是中國相比的特殊性，是顯而易見的。

第一、國家有大小、人口又多少，對治國理念的客觀要求有不同。瑞典是只有900萬人口、44萬平方公里國土的小國，這與中國

相比是不可同日而語。所以，瑞典沒有大國意識，自然就有以富民為主的觀念；而中國則有強烈的大國意識，自然就有以強國為第一的沖動。由此，必然導致治國思想和發展重點的不同。

第二、環境有不同、機遇有早晚，對國家戰略的客觀要求有不同。

隨著歐洲工業化的大潮，瑞典從19世紀中葉開始，在近百年內就從一個歐洲貧窮的農業國發展成為了工業資本主義國家。

到20世紀20年代，瑞典雖然還只與當時俄國的水平相當，可畢竟是已經實現了工業化，處在了世界先進國家之列。相對于落后國家，這就已經占據了發展的先機。

同時，由于瑞典不僅國小人寡、整體實力有限，而且又是以私有制為主。這樣，既不足以對別國和原有國際秩序構成實質性的威脅，又與各資本主義列強沒有意識形態矛盾。

以此為基礎，瑞典又奉行了中立的外交政策，不僅沒有受到列強的封鎖，反倒躲過了兩次世界大戰。

所以，瑞典就有條件將國家戰略的重點確定為全神貫注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

其它國家則不然。如朝鮮和古巴等國，雖然也是國小人寡整體實力有限，可既沒有占據工業化先機的機遇，又實行的是公有制，因此不僅基礎薄弱，而且還受到了國際資本主義的封鎖。

至于中國，且不說當初的“一窮二白”，即便是今日也僅僅是完成了工業化的基礎，還遠未達到當年瑞典在世界上的水平呢。

即便如此，可因為國大人多，整體實力龐大。所以，新中國一經成立，就打破了原有的世界格局，使得包括美國在內的一些國家感受到了威脅，就開始實行軍事威脅、政治孤立和經濟封鎖至今。

所以，中國國家戰略的重點必須是首先粉碎軍事威脅、破除政治孤立和沖開經濟封鎖，開創出建設和發展的足夠經濟空間。

第三，經歷有不同、基礎有高低，對治國方式有不同的客觀要求。

瑞典是在經歷了近百年的資本主義原始生產方式之后，不僅國家已經進入了世界先進行列，而且私有經濟和資本家已經發展成熟。

這樣，雖然形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可也積累了相應的社會經濟和物質的基礎，尤其是人文基礎，這才實行的“混合經濟”。

現今的中國，不僅在總體上依舊是處在發展中，而且私有經濟和資本家還處形成與成長中呢。

這樣，雖然形成了突出的社會問題，卻沒有徹底解決這些問題的實力，尤其是缺少必要的社會人文基礎。所以，自然也就沒有實行“高工資、高稅收、高福利”的必要社會基礎。

                  （七）

最后、條件有優劣、資源有多寡，對發展道路的客觀要求有不同。

首先，瑞典森林資源豐富。平均每個公民就有3.2公頃森林，全國

每年森林增長可達8500萬立方米，采伐量僅為6500萬立方米。

現在瑞典的森林資源較之100年前增加了一倍多，蓄材26.4億立

方米。盡管瑞典本身木材的消費量很大，但它的木制品仍有60%

左右用于出口，因此有“歐洲的鋸木場”之譽稱。

其次，瑞典礦產資源豐富。鐵礦以其質地優良馳名于世界，已探明蘊藏量36.5億噸，含鐵量品位高達60%左右，系歐洲最大的鐵礦砂出口國。鈾礦儲量儲量約為20－30萬噸，為歐洲儲量最多的國家。泥炭儲量可達30－40億噸油當量。此外，還有金、銀、銅、黃鐵和石油等礦藏以及鈦、釩等稀有金屬礦藏。

再次，瑞典的水力資源在北歐名列第二。湖泊占國土總面積的

80%以上，大大小小星羅棋布的湖泊約有9.2萬余個。平年可利

用的水力資源有2014萬千瓦（1760億千瓦時），已開發81％。

如此豐富的自然資源，正是工業化經濟所必須的原料和動力。

正是憑借著森林、鐵礦和水力這三大自然資源，瑞典盡管沒有

通過掠奪殖民地進行資本主義原始積累，卻得以通過外貿活動

實現了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

在此基礎上，瑞典不僅發展并形成了采礦冶金、林業造紙、電

力和機械制造四大傳統工業體系，而且積累了充足的發展資本。

這是其它多數國家，尤其是中國所無法比擬的自然優勢。所以，中國無法通過外貿交換，只能是艱苦奮斗、自力更生，以自己的智慧和力量為主、以抑制人民生活和社會福利為代價，完成工業化的原始資本積累，積累發展的投資資本。

                   （八）

既然瑞典的“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獲得了巨大的成功，那么中國如法炮制也是順理成章的，自然也會成功的。

尤其是，在20世紀20年代，瑞典的社民黨和人民黨也是依照革命導師的設想，實行公有制和計劃經濟，結果卻失敗了。

痛定思痛，他們在30年代重新執政后，就選擇了完善的國營公共服務部門與發達的私營工商業相結合的“混合經濟”，結果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所以，瑞典的經驗教訓與20世紀80年代由公有制計劃經濟改革為多種經濟成份的市場經濟如出一轍，這就更能讓人信心百倍。

有這樣的看法，對一般人來說本是不足為怪的，可對于高老先生這樣有著深厚專業知識和豐富實踐經驗的大家來說那就是咄咄怪事了！

第一、關于國家權力控制多少資源問題。

西方經濟學認為，是資源的稀缺性導致了經濟行為的發生，壟斷必然導致市場失靈。

所以，對干系重大的稀缺資源，無論是實行的什么主義，國家也都要實施控制的。

如瑞典等國的主要經濟資源人均豐富，無法形成壟斷，國家自然也就不必控制。

中國經濟資源普遍人均稀少，放任即會壟斷，國家當然就必須普遍控制，相對來說自然是控制的要多。

                 （九）

第二、關于控制多少企業問題。

這對于落后國家來說，當然不是絕對的多多易善，因為國家控制企業的能力是有著客觀限制的；但是卻必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之內的多多易善！否則，就不可能在最短的時間內實現新技術的產業化，實現趕超先進。

不錯，發達國家的新技術產業主要是由私人企業完成的。這是因為，既然先進，就沒有成功的經驗可仿效，也無法斷定新技術是否具有戰略價值，也就只好由資本家依據市場經濟主導形成。

然而更主要的原因還在于，這是由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所決定的。

資本主義的“金錢民主”決定了國家政策的傾斜方向。關于科學技術和新產業，為什么資本主義發達國家非要用巨額的投資補助和資助私人企業開發，卻不由政府自己開發呢？

主要就是因為這是對私人企業和資本家進行民主投資的回報，更何況許多政府高官就在這些私有制企業中占有股份和地位。伊拉克戰后重建的主要訂單，就基本上交給了有美國國防部長、副總統等高官背景的公司。

落后國家則不然。正是因為落后，也就有了引進成熟技術的便利，市場經濟的規律又是所謂的比較優勢，即“造船不如租船、租船不如買船”，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市場換技術”、“資源換技術”和“勞力換技術”等。

所以，落后國家只能由國家主導有戰略性價值、卻沒有戰術性商業價值的新科學新技術的產業化。

尤其是，看看今日之中國，又有幾家私人企業不是在因陋就簡、采用類似于資本主義的原始生產方式，以工人的血汗乃至生命為代價，追逐著利潤呢！

指望依靠這些所謂的企業家盡快推進生產力現代化、實現民族復興，這可能嘛。

所以，實現以新科學新技術的產業化為突破、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不僅必須而且也只能由公有制企業充當主力軍。為此，國家就必須控制足夠的企業。

                    （十）

對于當代的任何國家來說，無論實行什么制度，都必須控制相應比例的國民經濟。

只不過是，先進國家由于先進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場刺激新技術產業的形成，保持和鞏固先進地位；落后國家由于落后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先進經驗直接形成新技術產業，實現趕超先進；人均資源豐富的國家就控制的少些，以利用市場刺激經營，實現開發效率的最大化；人均資源稀缺的國家就控制的多些，以利用計劃防止壟斷，實現開發效率的最大化?！?nbsp;

瑞典是個人均資源充足的發達國家，政府雖然只控制了國民經濟的10%, 但卻已經就控制住了基礎設施和要害部門，掌握住了國家的經濟命脈，把握住了國際發展的主導權。

中國是個人均資源稀缺的落后國家，政府必須在力所能及的范圍

內，最大限度的控制資源和企業，才可能掌握住國家的經濟命脈，

把握住國家發展的主導權。

如果采納吳敬璉老先生關于國家壟斷的基本經濟資源實行市場化

配置的主張，任由資本家壟斷開發，國家也就放棄了經濟命脈。

如果采納高老先生關于把國家財政由主要支持國有企業和重點工

程，調整要過來，主要用于公共服務的主張，任由市場經濟和私

有企業以比較優勢“造船不如買船，買船不如租船”原理，實行

“市場換技術”，國家也就放棄了社會發展的主導權。

果然如此，我們的社會主義也就大權旁落、虛化軟弱了。

                  （十一）

    根據經濟學原理和各國、尤其是瑞典的經驗，結合實際，中國的改革和發展至少要掌握下述原則：

第一、國家必須控制住決定前途命運的那部分國民經濟。當然，必須改革國有企業管理體制，實行科學化的管理方法和市場經濟的經營方式。

第二、國家必須對承擔新技術產業化的國有企業實行成長期的階段性保護政策。待到進入成熟期后，再實行市場化的自負盈虧經營。

第三、國家必須依據“高個人低企業、高消費低生產”的原則，對個人收入和機關及企業的奢侈性消費實行高稅賦，對制造業實行低稅賦。

第四、國家必須科學把握積累和消費的關系，以戰略性生產投資和大眾性消費投資為主；在積累中合理掌握兩大部類生產的關系，偏向新技術的產業化，抑制高耗污染性生產；在消費中適度掌握基本消費和奢侈消費的關系，偏向公共性服務，抑制奢侈性消費?！　　　　　　　　?/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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