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幾年前寫的文章，在06年曾粘貼在烏有之鄉，但后來和我的另幾篇文章一起不在了。在又一次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到來，并30年代經濟危機8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將它重新貼出。

30年代危機及對新自由主義批判

葉勁松

馬列主義關于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

經濟危機最一般的表現就是商品賣不出去，即生產過剩。對此，列寧曾說過，“危機是什么？是生產過剩，是生產的商品不能實現，找不到需求。”（《列寧全集》第2卷第139頁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根據馬克思分析，在資本主義以前，貨幣出現以后，就已經有了經濟危機的可能性。因為，原來物與物的交換變成了以貨幣為媒介的交換，買和賣由原來的一個統一的過程分裂為兩個獨立的過程，不論在時間上或者地點上，買、賣都分開了。某些人如賣后長期不買，則另一些人的商品長期賣不出去，這就使危機具有可能。

隨著商品生產、交換的發展，出現了越來越多的賒購和延期支付。這種信用關系發展成復雜的債權債務關系。這時，如甲不能對乙按時償付債務，就要影響到乙的生產，通過乙又影響到丙、丁……。連鎖反應使一系列信用關系破壞，從而造成很多生產者經營困難，甚至破產。這就增大了危機發生的可能。

當然，以上只說明在簡單商品生產中具備了危機發生的可能性，并不說明危機必然爆發。因為在資本主義以前，占統治地位的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商品生產比重很小，交換也局限在狹小范圍。所以，當時雖出現買賣脫節、信用關系破壞，甚至某些商品生產者的破產，但不會動搖整個社會經濟，即不具備經濟危機的現實性。

資本主義社會中，經濟危機由以前的抽象的可能性變成了必然性。資本主義使生產力較以前迅速得多的發展，商品生產、交換關系進一步擴大，整個社會的經濟聯系更加緊密了，生產達到高度社會化的水平。但生產資料的占有方式卻和以前的封建社會一樣，仍是私人占有。而社會化的生產要求整個社會占有生產資料和產品，并由全社會加以管理和使用。這樣，社會化的生產和生產資料及產品被資產階級私人占有之間產生了尖銳的矛盾。這個矛盾是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它是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矛盾在資本主義社會的具體表現，是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產生的根源。

資本主義基本矛盾“表現為個別工廠中的生產的組織性和整個社會的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之間的對立”（恩格斯《反杜林論》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0頁）。資本家為了榨取更多的剩余價值，總是不斷地改進技術，采用新機械，加強生產管理，調整勞動組織，使各企業內部具有一定的組織性。但是，生產資料的私人占有，決定了這些企業生產什么，怎樣生產，生產多少等等，都由資本家個人決定。私人占有把整個社會的經濟統一割裂開來，“誰也不知道，他的那種商品出現市場上會有多少，究竟需要多少；誰也不知道，他的個人產品是否真正為人所需要，是否能收回它的成本，或者是否能賣出去。社會生產的無政府狀況占統治地位”（《反杜林論》第269頁）而資本家都力求通過改進生產，擴大規模來贏得競爭勝利，這導致數量更多的商品加入競爭，使競爭愈演愈烈，社會生產無政府狀況加劇。本來社會生產兩大部類及內部各生產部門之間，存在有生產資料替換、產品間銜接等關系而必須相互交換。但社會生產的嚴重無政府狀況使兩大部類、各部門之間比例失調。當這比例失調相當嚴重時，必然造成整個社會普遍性的買和賣脫節，從而爆發經濟危機。

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還表現為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和億萬勞動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之間的矛盾。資本家對剩余價值的追求和迫于外部競爭的壓力，總是盲目地、不斷地改進技術，擴大生產規模，造成生產無限擴大的趨勢。但資本家擴大生產并不是為了改善勞動人民的生活水平，而是為了獲得更多的剩余價值，因此造成群眾購買力相對縮小。具體表現為，資本家為更多獲得利潤而千方百計壓低工人的工資；小生產者因為競爭力差而大批破產，高效率的新機械設備的采用使工人大批失業,使這兩部分人購買力大大下降；還沒破產的小生產者，因為競爭能力差，也只能勒緊腰帶，節衣縮食。因此，市場擴大遠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導致生產過剩危機的發生。馬克思指出：“一切現實的危機的最后原因，總是人民大眾的貧困和他們的受著限制的消費，但與此相反，資本主義生產的沖動，卻是不顧一切地發展生產力”（《資本論》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61頁）因此，生產過剩只是因為廣大人民被資產階級剝削，使廣大人民支付能力有限造成的相對的生產過剩，而不是絕對的生產過剩。

薩伊理論及繼承者----供給學派

30年代危機以前，法國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的創始人薩伊的“供給自行創造需求”論（或稱“生產會自行創造銷路”論）風行資產階級經濟學界。薩伊認為，完全競爭的市場經濟中，商品的供給能夠創造自己的需求。“薩伊認為，任何產品，生產者除了自己消費以外，總會用它來交換所需要的其他產品，因而任何產品供給的增加，意味著對其他商品需求的增加。或者說，任何產品的生產形成了有關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而人們的收入不是用于消費便會用于投資；消費形成對消費品的需求，投資形成對生產資料的需求。”（于光遠主編《經濟大辭典》第2104頁上海辭書出版社1992年版）按照薩伊的觀點，似乎無限擴大投資就會無限擴大需求。并且不管資本家怎樣剝削工人，工人收入怎樣少，工人生活怎樣貧窮，對需求都沒有影響。因為人民再怎樣貧窮，人民消費形成的需求再怎樣少，但因為資本家收入多，資本家的消費和投資形成的需求足以彌補人民消費需求的不足。

薩伊認為，在以產品換錢、錢換產品的兩道交易過程中，貨幣只一瞬間起作用。因此他認為，“交易總是以一種貨物交換另一種貨物”。也就是說，在市場交換中，一方付出自己的產品，同時也就獲得自己需求的另一方的產品，銷售和購買是一致的。生產就是消費，供給就是需求，產品都能在交換中找到銷路，實現價值。對于市場上貨物充斥，無法售出的狀況，薩伊不認為是生產過剩，而是認為供給不足，即與之交換的某些貨物生產太少造成。而且他認為，靠市場的調節，這種狀況不會太久存在。他說，只要“對生產不加干涉，一種生產很少會超過其他生產，一種產品也很少便宜到與其他產品價格不相稱的程度。”

薩伊還從生產自創銷路出發，演繹出以下幾個重要結論。如生產者越眾多，產品多樣化，產品便銷得越快；一個企業辦得成功，可以幫助其他企業成功；激勵生產是賢明政策等。“總之這些論調就是宣揚資本主義具有無限的生命力，可以永遠無沖突，無危機地發展下去。”（許滌新主編《政治經濟學辭典》中冊455—456頁人民出版社）

30年代前保守的資產階級經濟學（以及現在“時髦”但實質保守的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大肆鼓吹薩伊理論的目的在于：首先，薩伊理論“證明”資本主義無經濟危機，是宣揚資本主義社會完善性和合理性的理論武器。其次，“供給自行創造需求”宣揚“供給（或生產）居于首先地位”，從而宣揚保證資產階級獲取超額利潤應居首要地位（因為據說這些利潤會用于投資、生產，產生供給、創造需求），也就是說，它宣揚保證資本家利益的重要性，為資本家剝削壓榨工人，為政府極力維護資產階級利益并充當資產階級代理人提供理論辯護。

因此，一切符合“供給居于優先地位”的言行，一切能使資產階級獲得超額利潤的言行都符合資本主義經濟學的“道理”.反之，都認為大逆不道。所以，壓低工人工資，增加工人勞動強度，將工人開除廠，削減社會福利，對富人減稅，都被認為是降低成本，保證資本家利潤，從而保證資本家“投資熱情”，有利于經濟發展的“正確”行為。而工人（或工會）反對壓低工資，反對失業的行為，以及要求增加工資，要求社會保障的行為，都被認為是增加成本，從而 削弱資本家投資熱情，有害經濟發展的“錯誤”行為（這種新自由主義論調在我國有關西方經濟的報道和文章中經常也能見到）

但是，薩伊理論是建立在物物交換的基礎上。在物物直接交換情況下，生產每一種產品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另一些產品的需求，即：生產的產品賣出去是為了換回自己需求的另外一些產品，買和賣是同時進行的。而在資本主義條件下，直接的物物交換早為發達的商品流通（它是用貨幣進行交換）所代替。生產一種商品也根本不是為了換回自己需求的另一些商品，而是為了追求更多的利潤。

因此，資本主義條件下買和賣脫節成為普遍的必然現象。而資本家為在競爭中戰勝對手，盲目擴大生產規模；為降低成本，獲得更多的利潤而殘酷壓榨工人，必然使市場的擴張趕不上生產的擴張，最終不可避免會發生全面的生產過剩。所以，薩伊理論建立的基礎就是脫離實際的，經不起實踐的檢驗，早已被19世紀以來的各次經濟危機所粉碎。馬克思指出：“危機有規律的反復出現把薩伊等人的胡說實際上變成了一種只在繁榮時期才使用，一到危機時期就拋棄的空話。”（《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二冊第570頁，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而30年代危機，只不過是進一步證明薩伊理論是陳腐不堪、愚蠢不過的教條。于光遠先生也認為，“事實上，旨在攫取利潤的資本主義生產無限擴大趨勢與勞動人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的有限性，否定了薩伊法則所謂需求無限的觀點，證明了資本主義普遍生產過剩經濟危機的必然性。”（《經濟大辭典》第2104頁）

20世紀70年代在美國興起的新自由主義的供給學派，其成員是一群現代的薩伊。于光遠先生認為，供給學派是“著重從供給方面考察經濟的現狀和尋求對策的一種經濟理論和流派。相對于強調經濟的需求的凱恩斯主義而言。”供給學派“以庸俗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薩伊法則為理論基礎，認為美國經濟的癥結是‘供給不足’，特別是資本供給不足，從而導致投資不足和勞動生產率低下，產品失去競爭力。”（《經濟大辭典》第1417頁）吳敬璉先生也認為，供給學派“否定凱恩斯主義，重新肯定薩伊定律……該學派倡導者們在理論上昭示：要‘回到薩伊那里去’，即主張恢復薩伊的‘供給會自行創造需求’的定律。認為，就全部經濟看，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經濟具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由此，他們確認，供給是實際需求得以維持的唯一源泉。……為了增加供給，必須依靠市場機制。”（吳敬璉、張卓元主編《中國市場經濟建設百科全書》第61頁，北京工業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在這里，供給學派無視相對人民有支付能力需求，資本主義生產能力嚴重過剩，導致企業開工嚴重不足并經常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現實；無視資本輸出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國內投資飽和，過剩資本在國內不易找到有利投資場所的現實。這些現實都證明美國根本不是“資本供給不足”、“投資不足”。相反，這些現實證明“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的荒謬。供給學派關于“美國經濟的癥結是”“資本供給不足”，“投資不足”的言論，是表示資本的“珍貴”。供給學派企圖以此證明資產階級通過壓低勞動者工資、加大勞動者勞動強度等方式殘酷剝削勞動者以攫取更多利潤的“合理性”；證明資產階級政府通過給資產階級減稅，削減甚至取消勞動者的社會福利來增加資產階級利潤，損害勞動者的行為的“合理性”。這充分表明供給學派理論就是為資產階級狹隘利益搖唇鼓舌的資產階級御用經濟學的實質。供給學派為了批駁凱恩斯學說，證明其理論的正確，甚至說，30年代大危機不是由于需求不足，而是由于供給受到嚴重干擾造成的。那么就讓事實來說話。

30年代危機的根本原因----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的激化

1920—1921年危機后，美國工業經濟出現了新的高漲。美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擴張的經濟實力，為這次高漲提供了物質基礎。而美國在一戰中加足馬力生產軍火，使工業機械設備更新嚴重不足，住宅的新建和維修很差（例如，1916----1920年，房屋修建費用甚至比戰前還低28%），為美國機械設備生產和住宅建設提供了很大的國內市場。另外資本家對汽車、家具等耐用消費品采用分期付款等方法，使國內消費品市場也有暫時的擴大。美國還利用英、法、德等西歐國家因為戰爭使經濟大為削弱的情況，向西歐進行大量的商品輸出和資本輸出，奪占國外市場。這一切為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1923年，美國工業生產指數已超過1913年42%，而英、法工業生產還不到1913年的90%，德國工業生產甚至還不到1913年的一半。

美國壟斷資本在搶占更大市場份額，追求利潤最大化時，認為應該實現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為此，實行標準化大量生產，全力采用自動傳送裝置等新技術裝置。生產規模的擴大，生產的專業化、標準化的發展，都有助于大資本家采用更有效的方法來剝削工人。泰羅制得到進一步“改進”。福特汽車公司最先采用了流水作業和傳送帶作業方法，之后，其他大企業也隨之效仿，組織生產勞動。大的壟斷資本有了打敗較弱競爭者的強大武器，大量中小企業勢必破產，大壟斷組織的霸權得到進一步加強。資本主義生產“合理化”進一步提高了工人的勞動強度，并使美國工業生產急劇膨脹。到1929年，美國工業生產較第一次大戰前增加72.2%，機床、汽車和石油成幾倍地增長。1929年產量，汽車為535萬輛，石油為1.37億噸，鋼為5600萬噸，生鐵為4300萬噸。美國工業生產了資本主義世界將近一半（約48.5%）的工業產品。

20年代美國工業高漲，投機與發財的狂熱好象永無止境似的。美國資產階級和他們豢養的經濟學家們盛贊推行“資本主義合理化”的美國“新資本主義”不受經濟周期的影響，將消滅貧窮和危機，進入了“永久繁榮”階段（類似的論調在90年代美國“新經濟”情況下再次出現）。這種關于美國經濟“繁榮”的頌揚論調被用來證明資本主義制度和市場經濟的生命力、鞏固性，并被用作反對馬列主義的重要“理論”依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用美國20年代經濟來“證明”“福特戰勝了馬克思”，市場經濟優越于蘇聯的計劃經濟。雖然20年代“繁榮”期間，美國工業的增長率遠低于同期的蘇聯工業增長率。

但是，20年代美國經濟的“繁榮”，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無政府狀態中進行的，因此，經濟的不穩定已從幾個方面表現出來。首先，經濟各部門之間和各地區之間比例嚴重失調。在工業方面，20年代的工業高漲，主要出現在機械制造、冶金、化工等生產資料工業，以及無線電、人造纖維等新興工業。相反，與人民的基本生活緊密相關的一些工業，如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及制鞋業增長緩慢乃至生產下降。

另外，當美國工業在20年代較快發展時，美國農業則處于停滯狀況。由于美國勞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緩慢，造成對國內農產品需求不振；與勞動人民生活緊密相聯的食品工業、紡織工業、皮革工業，因為市場需求不振而發展緩慢乃至下降，使這些工業減少了對農產品的需求；加上美國農產品在國際上競爭力弱于加拿大和阿根廷，使美國農產品在國內外銷售處于停滯乃至下降狀況。這些原因使美國農產品供過于求，并引起農產品價格大幅下跌，農業生產者收入下降。1920年農產品總收入為135.6億美圓，1929年下降為119.2億美圓。“在全國約600萬戶農民中，每年每戶生產的農產品價值達4000美圓或略高于4000美圓的不及1/10。1929年，半數農民每戶平均現金收入不超過350美圓。”（黃紹湘《美國通史簡編》502頁，人民出版社1979年。以下簡稱《簡編》）

“起始于1920年的長期農業蕭條，使美國農民陷入貧困，并使他們在2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中，只是賠本。這種農業蕭條的惡果，表現為收入、農產品價格和農民購買力的下降。”（[美]阿瑟.林克《1900年以來的美國史》中冊第5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以下簡稱《1900》）

而美國經濟不穩定的最嚴重的表現是由于資產階級對勞動人民的剝削造成美國貧富懸殊加劇，從而使社會需求嚴重不足，生產與消費間矛盾異常尖銳。“一個俄克拉何馬州人在國會的小組委員會上作證時說……‘在同一時間，同一國家里，既有生產過剩，又有消費不足’”。（[美]曼徹斯特《光榮與夢想》第一冊43頁商務印書館1978年版。以下簡稱《夢》）

資本主義生產和人民的消費間的沖突

從20世紀20年代初到1932年，美國經歷了共和黨的哈定------柯立芝------胡佛三屆政府。“哈定總統長期以來就是特殊權益集團的仆人，他創立了一種政治理論，他的繼任者柯立芝總統故弄玄虛地把它解釋為‘美國的事就是做生意。’”這是美國政府充當資產階級的“仆人”，為資產階級利益服務的借口。美國政府想壟斷資本所想，執行自由放任政策。因為自由放任使“金融家和實業家可以隨心所欲，為所欲為，政府盡量使自己的政策適應他們的需要。”因此，充當資產階級仆人的政府“沒有任何為勞工著想的計劃。它關心生產，而不關心消費。結果就出現了一個大公司繁榮的時期。在這種繁榮中不論是勞工或農業都沒份兒。這種繁榮造成了財富分配愈來愈不均的現象（[美]L.杜蒙德《現代美國》第396、397頁商務印書館1984年版，以下簡稱《美》）。

資產階級政府并不是真正“關心生產”，他們尤如薩伊一樣，是以關心注重生產、關心注重供給為名，來為只注重關心資產階級利益的仆人行為提供一種“超階級的”“正直的外表”。使其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階級政治行為披著純經濟行為的外衣。美國政府以“關心生產”，刺激投資者投資積極性等為名義，“自由放任”資產階級殘酷剝削工人，以榨取剩余價值。“據美國經濟情況調查委員會統計，1919年----1927年八年內，制造業每一工人的勞動率增加了53.5%，每一鐵路工人的勞動率增加了17%，因此剩余價值率不斷提高，例如，制造業的剩余價值率1919年為126.8%，1925年為155%。”（《簡編》第511頁）因此，“從表面上看，美國人民經濟上似乎從來沒有象在1929年那樣興旺。然而，繁榮的好處分配得如此不均，如不進行調整，繁榮就不能持久。其所以如此，主要是由于國民收入中增長部分，工業和財政資本家占有太多，工人相對說來受到損失，農民則更是大倒其霉。例如，從1923年到1929年，公司利潤增長62%，股息增長65%，而工人的實際收入僅增加11%（據《簡編》511頁數據。該時期工人的平均收入增長不到4.5%----筆者注）。到10年繁榮的末期，國民收入如此龐大的一部分被一小撮最高收入者囊括而去，以致美國裝配線旁和農場上的男男女女很難有錢購買他們生產的產品。例如，到1928年，住房與汽車已有生產過剩的跡象。”（《1900》上冊第297頁）

資產階級不僅殘酷剝削工人，而且將大量工人拋向街頭。由于“繁榮”時期企業開工也嚴重不足（1921年---1929年，冶金、石油加工、汽車制造、采煤等主要工業部門，開工率也只在60—70%之間），以及“資本主義合理化”，使雇傭工人受到排擠，工人不斷被逐出工廠（例如，1927年美國工業的生產量比1919年提高了26%，而同期工人數減少了11%）大批工人失業是20年代的經常現象。1921年到1929年，美國平均每年有220萬失業者。工人是靠出賣勞動力的收入來購買生活用品的，當工人失業時，他們就失去了這種購買能力。幾百萬工人的失業和半失業，既使美國的貧富懸殊增大，又引起有支付能力的社會需求的縮減。而資產階級還故意通過保持失業大軍來壓低在業工人的工資。這一切使供過于求及生產過剩問題更加嚴重。

事實證明，技術進步只是用來替一小撮壟斷資本家利益服務，必然損害廣大人民的利益，使技術進步的意義受到歪曲和糟蹋。在號稱“人道”的，以“人為本”的資本主義，技術進步成為失業和社會對抗增長和尖銳化的根源。正如偉大科學家愛因斯坦所說，資本主義的“技術進步的結果，往往不是減輕人們的工作強度，而是失業增多。無限度的競爭，造成勞動力大量閑置，也使得人們的社會意識受到戕害。”（轉引[美]勞.肖普《卡特總統與美國政壇內幕》第287頁，時事出版社1980年版）

資產階級還通過稅收“劫貧濟富”，進一步剝削勞動者。共和黨政府一方面大搞銷售稅，“這些稅重重地壓在窮人的肩上，減少了消費量”，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組成的“財富集團始終反對所得稅。”而由大資本家出任的“財政部長梅隆在哈定和柯立芝兩位總統的支持下，堅持認為，這些捐稅（所得稅---筆者注）阻礙企業的發展，應當加以廢除，梅隆的論點符合這一原則：促進全民福利的最好辦法是對生產給予一切鼓勵，而不必對分配和消費問題給予多大考慮。”（《美》第400頁）在今天，我們也經常看見資產階級通過其豢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和資產階級政府講出具有類似理由的減稅要求。資產階級通過稅收“劫貧濟富”，進一步剝削勞動者，使收入分配進一步向資產階級傾斜，卻說什么“不必對分配和消費問題給予多大考慮”，并侈談這是“促進全民福利的最好辦法”。

資產階級就是這樣把其狹隘的，通過剝削勞動者獲取的見不得人的階級利益，用冠冕堂皇的言詞來掩蓋。所以，持資產階級自由主義立場的美國歷史學家杜蒙德在評價他的打著“議會制民主”、“自由經濟”的招牌的國家時也寫道，“國家政策不是決定于國家利益，而是由在經濟上擁有強大勢力的少數人來決定的……而國會只不過是徒有制定國家政策的虛名而已。”（《美》第404頁）

在“自由放任”資產階級肆意剝削勞動者的情況下，勞動者創造的財富被資產階級大量攫取，“根據聯邦商務委員會1926年關于國家財富及收入的報告：國內占人口1%的最大的資本家占有財富達59%；占人口12%的小資本家占有財富33%；而占人口87%的廣大人口包括產業工人、小農及小店主等只占8%的財富，而他們的人數在1.04億人以上。”（《簡編》第510頁） 而當時全美國人口只有1.2億左右。

20年代，資產階級及共和黨政府極力以經濟的增長和財富的增加來宣揚自由市場經濟的繁榮（而今新自由主義也是這樣來宣揚90年代的美國繁榮）。30年代危機發生后，羅斯福為首的資產階級自由派認為，這種繁榮掩蓋下的分配不公、貧富懸殊造成需求不足，生產過剩。他們的這種認識，與薩伊理論以及現在的新自由主義供給學派所認為的資本主義經濟最主要問題是投資不足、生產不足、供給不足的觀點以及“不必對分配和消費問題給予多大考慮”的觀點相沖突。“總的過程所牽涉的還不僅僅是總生產量和財富……制成品工業生產中所得的利潤的公平分配的程度，是用來判斷人民的一般福利的唯一標準……失業現象的產生不是由于缺乏工廠設備（這種設備從來沒有充分利用過）而是缺乏消費。據估計，在這一期間，一般人每年只購買一套衣服；在許多城市差不多有一半的住宅都沒有電燈和取暖設備；城市家庭9/10沒有電氣冰箱……由于生產率提高而產生的利潤落到資方手中而沒有落到勞工手中。物價并未上漲，但物價應該下降而沒有下降，商業和工業聯合組織對競爭所施加的限制，使企業公司維持原價，雖然單位生產成本已經下降（在市場經濟中資本家實際是力求搞壟斷。而現在的一些“精英”卻把壟斷資產階級主要用來嘴上說說的，或者主要要求別人做到的自由競爭大加推崇----筆者）。

事實確實如此，因為不但工資勞動者的實際收入少得可憐，就是他們的貨幣收入也少得可憐。700多萬個住在城市的家庭每年收入不到1500美圓，1500萬個家庭的收入不到2500美圓。已經發表過的政府的或者私人調查者的研究材料中沒有一份材料說明這些家庭過著高于勉強糊口的生活。我們有確鑿的材料證明，倘若每個家庭都能享受比較充分的生活簡單必需品，那么美國農場和工廠的生產能力便可得到充分利用。蕭條期間，千百萬人在食物異常充沛的當兒卻瀕于饑俄的邊緣。這進一步證明了分配制度的不適宜已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美》第447、448頁）

羅斯福認為，30年代危機原因不是后來供給學派認為的“資本供給不足”，而是因為人民購買力的低下。他說，“我們的基本困難不是資本不足，而是購買力分配不足，加上生產中的過份投機。”（《美》第499頁）他還說，“對于人類使用的幾乎一切用品和工具進行過度投機和過剩生產……千百萬人被安排去勞動，就是他們雙手生產的產品超過了他們錢包的購買力……根據不可抗拒的供求規律，供給超過有支付能力的需求，其結果是失業和工廠倒閉，于是就發生了1929年到1933年的悲慘歲月。”（轉引自劉達永《羅斯福的“社會保險”政策及其政治色彩》《四川師院學報》1985年第3期，以下簡稱《劉文》）。

我國一些學者跟著新自由主義宣傳私人企業、自由市場經濟能高效率地、合理地配置資源的言論。在談論平等和效率時，他們總說自由市場經濟能保證效率。不僅30年代危機粉碎了這種陳詞濫調，即使在20年代自由市場經濟“黃金年代”中，一方面半數以上的美國家庭不能“過著高于勉強糊口的生活”，另一方面美國農場和工廠的生產能力大大過剩而得不到充分利用。這能叫高效率、合理配置資源？這叫保證了效率？這造成巨大貧富懸殊，從而證明其“分配制度的不適宜已達到無可救藥的地步”的經濟能合理配置資源？這些言論或者鸚鵡學舌而無視現實，或者叫無恥地為資產階級“高效率”地攫取勞動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的剝削行為辯護。

與一些學者大肆宣傳的國營企業將造成壟斷，而私人企業制度和市場經濟將會產生自由競爭，從而在價格等方面給人民帶來好處的說法相反，在1929年，“大量美國工業集中在少數人手中，成為官僚主義企業，并能在蕭條開始以后一個時期內人為地維持高價格。工業利潤之高越出常軌，聯邦稅收政策偏袒富人。這種情形，也加深收入分配不均的程度”。（《1900》中冊第5、6頁）

新自由主義以及它們的先輩不斷宣傳，市場經濟下資產階級對利潤的自由追逐，將使人民受益。在我國就常聽到資本家主觀為自己謀財富，客觀為人民造福之類的話。在這一點上，宣傳這類言論的人，遠沒有羅斯福誠實和坦白。羅斯福在對30年代危機的反思時認為，自由放任下資產階級追逐利潤的“放蕩無羈”的利己行為，使廣大人民“天誅地滅”，而不是“精英”所說的“為人民造福”。羅斯福說，“有些經濟學家仍在試圖找出到底是什么東西使我們在1929年遭受挫折。我雖然不是職業經濟學家，但我認為我是了解的。使我們遭受打擊的是十年的放蕩無羈，十年的集團的利己主義----所追求的唯一目標表現在這種思想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其結果是，98%的美國人口遭受到了‘天誅地滅’。”（轉引自《劉文》）

當然，羅斯福以及把他的實踐上升到理論高度的凱恩斯等因為階級局限性，企圖在不觸動生產資料私有制的基礎上，通過國家經濟干預，在分配方面對工人階級作少許讓步，實現“公平分配”來解決需求不足，來解決危機問題肯定是行不通的。因為資產階級追求高額利潤的本性決定了不可能實現真正的公平分配。但是，他們比起宣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剝削不會造成需求不足的薩伊理論信奉者來說，他們更肯正視現實，承認資本主義因為資產階級的剝削，存在貧富懸殊，存在需求不足的不治之癥。而且，通過國家經濟干預，對減輕需求不足，減輕危機程度方面，也的確起到一定作用。而這是新自由主義惱火的。因為羅斯福作法和凱恩斯理論一定程度上是對他們宣傳的資本主義合理性和完善性的否定，也揭露了他們理論的偽科學性。因此，從羅斯福執政起，資產階級中的保守派別及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就把羅斯福的新政和凱恩斯理論對資本主義的有限的改良“改革”描繪成反對資本主義的“隱蔽的社會主義”。而這正暴露新自由主義不能正視現實的保守性。

30年代經濟危機及薩伊理論的再次破產

30年代大危機是從20年代“繁榮”特別明顯的美國開始的。美國工業生產總指數（以1923---1925年為100）在1929年5月為126，以后逐月下降。到10月共降低5點，降為121。但30年代危機是從1929年10月股票行情狂跌而爆發。

1929年9月，美國的一些股票投資者，察覺到美國生產過剩的嚴重危機已悄悄來臨，股票的價值將會下跌，因而開始拋售股票。10月20日，股票開始慘跌，股票持有人大量拋售股票。“10月24日那個‘黑色星期四’，證券市場就完全陷入恐慌之中。成交額近1300萬股；價格下跌之速，連股票行情自動收錄器都趕不上。”（《1900》中冊第8、9頁）10月29日。紐約股票交易更出現空前瘋狂的拋售，成交額近1650萬股。美國各大公司股票價格下跌30%以上。月底，股票所有人損失已達150億美圓。

當然，股票行情的狂跌和證券交易所的破產，不是危機產生的原因，而是危機發生的表現。資產階級剝削勞動人民，使勞動人民購買力縮小，造成生產過剩，商品充斥市場，堆滿倉庫，而流通遇到障礙，生產受到限制。此時資本家將要用縮小生產，更加壓低工人工資和大量解雇工人來度過危機。勞動者的購買力將再被縮小到極低水平，從而使生產過剩、商品萎縮更加嚴重。正是這，才引起股票持有人拋售股票，引起股票行情的狂跌。

雖然薩伊認為生產產生供給，從而自動產生需求。但正如馬克思所說，這只是“一種在繁榮時期才使用，一到危機時期就拋棄的空話。”危機時，資本家決定生產、投資似乎從來不遵循薩伊定律。資本家根本不會采用薩伊關于生產自動創造銷路；每個企業增加生產為別的產品增加銷路，從而減少社會生產過剩；增加生產是賢明政策之類“理論”行事。而是采取減少投資縮小生產的措施。

不僅股票持有人以大肆拋售股票來撤出股票投資，美國在有價證券方面的投資額也大幅下降，股票和債券的新資本發行額，從1929年的100億美圓減為1930年的70億美圓。1931年的30億美圓，及1932年的10億美圓多一點。由于30年代危機席卷整個資本主義世界，不僅在美國的證券投資大幅度萎縮，美國在國外的證券投資也一落千丈。美國購買的外國有價證券，從1928年的13億美圓，降低到1931年分得2.5億美圓，1933年僅160萬美圓。

1929年11月，胡佛還根據薩伊理論，多次勸企業在市場經濟的企業自愿基礎上維持現有生產水平。他相信生產自創銷路。但現實情況是大量商品找不到銷路，存貨堆滿倉庫，定貨急劇減少，迫使資本家縮小生產。到1929年年底，工業生產總指數比10月份下降25點，比5月份下降30點，降到96點。30年代大危機，工業生產的下降幅度是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生產下降了36%，而20年代在資本主義世界中最‘繁榮’的美國工業生產更下降了48.2%，大約退到1905---1906年的水平。

因為20年代資本主義拼命進行固定資本更新，拼命擴大再生產，因此，生產資料部門發展最快，而過剩也最嚴重。所以，危機時生產資料部門減產也最大，減產達72%。

20年代美國生產資料部門，煤炭行業增長較慢，危機中采煤量減少40.9%。20年代冶金行業增長較快，危機中生鐵產量減少79.3%（為此，美國在危機中毀掉了92座高爐，只有44座進行生產）鋼產量減少75.8%。煤、生鐵、鋼產量分別倒退了28年、36年和31年。美國的機車制造業、車廂制造業和汽車制造業的產量分別下降了94.6%，、97.3%和74.4%。在危機年代，美國生產資料的總產量甚至不能補償它的自然損耗。供給學派認為，私有制、市場經濟保證“購買力永遠等于生產力；經濟有足夠的能力購買它的全部產品，不可能由于需求不足而發生產品過剩”。而30年代危機的現實和戰后的經濟危機，都證明這只是供給學派無視事實，宣揚資本主義“合理性”和“完善性”的陳詞濫調。

據一些鼓吹私有化的學者說，私有制、市場經濟能高效率、合理利用資源。而這時市場經濟的美國同其他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一樣，“出現大片的機器‘墓地’，長達幾十公里的工廠區死氣沉沉，工廠里數以百計的煙囪不冒黑煙，大門緊閉，廠用鐵路上野草叢生，高爐零落不堪，礦井積水盈礦。”我們在這兒看到的是生產凋零和資源的極大浪費。相反，在社會主義蘇聯，工業生產蒸蒸日上，飛速發展。

30年代危機就象發生了一場社會大瘟疫，它使“繁榮”一時的美國經濟大倒退。就如《共產黨宣言》所講，“社會突然發現自己回到了一時的野蠻狀態；仿佛是一次饑荒、一場普遍的毀滅性戰爭，吞噬了社會的全部生活資料；仿佛是工業和商業全被毀滅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257頁，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而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資本主義經濟制度。

30年代危機，給包括美國在內的資本主義國家的勞動人民帶來深重災難。壟斷資本為了獲得利潤，一方面竭力維持壟斷價格，一方面竭力轉嫁危機，通過大批解雇工人，縮短開工時間，壓低工資來降低“人工成本”。資本家企圖以此渡過危機，（即使現在，這種犧牲工人利益來解決危機的措施在西方也常用。它也被新自由主義和我國的一些“精英”所肯定。）這造成無數工人陷入失業和半失業狀態（危機最嚴重時期，完全失業人數在1500萬以上），在業工人工資降低。這使在業工人的 生活條件惡化，而失業工人的生活更是貧困不堪。“按老規矩說，這些措施本該使經濟復興的，可是事實恰好相反。為了保障投資者的利益，物價是不能降的，于是銷售量下降了。銷售量一減，只好用解雇工人的辦法來降低商品成本。這個工業部門的工人失業了，哪里有錢去買別的工業部門的產品呢？這樣，銷售量越下降，被解雇的工人就越多，引起購買力的全面萎縮。”（《夢》第43頁）

嘴上經常高喊“人權”的美國壟斷資本及其代理人----胡佛政府，企圖用饑寒交迫來“教育”工人，他們認為，經過饑寒交迫的工人能接受資本家給予的更低的工資，更惡劣的工作條件。因此，他們反對聯邦政府救濟法。理由是如實行救濟，有使工人不想干活的危險（而現在包括供給學派的新自由主義也重彈之類老調，說失業救濟等社會福利有使工人懶惰的危險，并以此要求大砍社會福利）相反，他們還要用造成物價上漲，從而削減人民購買力的銷售稅（這主要由人數最多的工人、農民、雇員等承擔）來彌補政府救濟資本家的大公司和對公司、個人所得稅的減免造成的財政赤字。他們企圖用這種劫貧濟富的方法使人民更加饑寒交迫。為此，資產階級“發起了一個激烈的配合一致的運動，反對使用公款救濟失業者并且要求征收銷售稅來平衡財政預算。這個活動從沒有停止過。它們決心要使財政集團不致擔負救濟或復興的負擔。總之，工業家們不肯承認---或者至少不肯根據這個基本原理行事，即一切有見識的經濟學家現在都承認的一個基本原理：復興有賴于群眾購買力的恢復。不管他們怎樣在口頭上侈談高度機械化文明的經濟穩定要求人民享有廣泛經濟平等，他們卻否認一種最后使60%的國民財富落到2%的人手中的制度有什么根本的毛病。”（《美》第494頁）

對于胡佛政府只救富人不救窮人的作法，胡佛卻用“曲線救國”似的“經濟利益逐層滲透”論來辯護，即“只要大公司得到繁榮，千百萬失業勞動群眾最終也會得到好處。”胡佛政府要失業群眾等到長遠以后公司狀況好轉，公司雇傭工人來解決工人的生活問題。但工人是靠出賣勞動力為生的，工人失業了，又不予救濟，就等于剝奪他們及其家屬生存的權利。1933年初，羅斯福執政后，在討論聯邦政府辦救濟時，羅斯福后來的密友哈里.霍普金斯在一次國會聽政會上不客氣地說過：“人們不是在‘長遠’以后才吃飯的，他們天天都得吃啊。”對于羅斯福提交國會討論的，由霍普金斯擬定的救濟方案，“共和黨人無不大吃一驚。馬薩諸塞州參議員羅伯特.盧斯說，這就是‘社會主義那一套。’”（《夢》第119、120頁）

由于幾千萬失業者和家屬無錢購買食物，造成美國農產品“嚴重過剩”。農業資本家為了消除農產品的“供過于求”，以保證農產品價格不致下跌太多，他們大量燒毀莊稼，砍伐果樹，將大量牲畜屠宰后拋進河里或山溝，大量銷毀棉花、牛奶等原料和食品。“鄉下的牧場主用羊肉喂禿鷹，燒玉米烤火；城里千百萬人卻買不起那賤到使農民破產的農產品。買不起的原因是失業的人太多，至于那些幸而還有工作的人，工資也極低，叫做‘餓不死人’的工資。”（《夢》第49、50頁）

因此，成千萬的美國人在饑餓中掙扎。美國壟斷資本辦的《幸福》雜志也不得不承認當時只有1.2億人的美國，“‘應該說有2500萬人衣食不周，這才是美國經濟狀況比較準確的描寫。’活活餓死人的事例，《幸福》雜志、《舊金山記事報》、《大西洋》月刊、《紐約時報》和國會聽證會都記載不少。”“千百萬人只因象畜牲那樣生活，才免于死亡。”千百萬人靠流浪乞討，吃野菜野草，吃垃圾中腐爛食物生存（《夢》第57、56頁）。在其他國家，農業歉收時可能發生饑餓和餓死人的現象。而在最富裕，最“人道”靠市場經濟能“高效率、合理配置資源”的美國等西方國家，在大量銷毀包括“過剩農產品”等社會物質財富的同時，千百萬勞動者卻因為生產了“過多的”社會物質財富而忍饑挨餓，不少人甚至餓死冷死，或者不能忍受饑寒交迫折磨自殺身亡。正如馬克思揭露資本主義的罪惡時所說；“資本不光靠剝削勞動來生活，象顯貴的野蠻的奴隸主一樣，資本也要他的奴隸們陪葬，即在危機時期要使大批的工人死亡。”（《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第380頁）這種情況充分暴露資本主義制度和自由市場經濟的殘忍性、不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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