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捐款、范跑跑事件及其公民社會的“公民想象”

匪兵甲

抗震救災已經轉入災后重建，官方陸續公布嘉獎令，似乎經歷一個月的“抗震救災”逐漸在媒體中慢慢消失，學生們早就開始復課，部分旅游區也開放，久久牽掛人心的失事直升機也“最終”被找到，可以說，無論媒體如何持續地關注災區，作為一次媒體事件的大地震，已經落下了帷幕。除了偶爾一些詐騙、挪用救災款等不和諧事件之外，這次抗震救災形成了強有力的社會共識，尤其是對于絕大多數通過電視、網絡間接“目擊”卻獲得“透明”的“現場感”的觀眾來說，這是一次危機時刻的心靈洗禮，或者說，人們在這次地震中經歷了一次公民教育，鍛煉了人們的參與意識，預示著中國公民社會正在走向成熟，就不說南方周末、新周刊等刊物做出的震出一個“未來中國公民社會的模本”和“國家的成人禮”，連帶有官方黨報色彩的《北京青年報》也發表題為《全民總動員見證中國公民社會的成長》的評論：“一場新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自然災害，考驗著政府、軍隊、武警在緊急狀態下的‘應戰’能力，同時也考驗著中國民間社會面對自然災害時的動員和互助能力，檢驗并見證了中國公民社會的進步和成熟”（2008年5 月21日）。90年代初期對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呼喚終于結出了“碩果”，只是無論西方脈絡還是中國語境中對公民社會（也稱“民間社會”或“市民社會”，對應于西語的Civil Society）的期許都是能夠對國家/政府產生一種制衡甚或批判的力量（國家與社會的對立是公民社會的基本想象空間，也恰恰是在這個意義上，90年代初期媒體被賦予構建公民社會的重要角色），而在這里，公民社會或者說公民的價值恰恰在于充當國家抗震救災的重要力量，其中最顯而易見的表現，一是民營企業踴躍捐款捐物，二是普通公民積極捐款捐血或以志愿者的名義奔赴災區，這成為指認公民社會的正面例證，也是被官方和民間（更準確地說想象的官方和想象的民間）都贊許的行為規范，從這個角度來說，抗震救災無疑成為對公民意識的一次演練，或者說，公民身份經過十幾年的呼喚終于可以從“猶抱琵琶半遮面”而顯影并登堂入室了。
90年代初期關于中國有沒有公民社會的爭論（由海外學人發起，蔓延到國內），尤其是通過如何擴大公共領域的論辯（暫且不討論“公共領域”與公民社會討論的諸多糾纏），成為呼喚民間社會即公民社會的先導，最終達成的共識似乎是削弱政府職能以強化公民社會的力量（當然，最終指向是民主化運動）。這種論述，一方面延續了80年代以來對于共產黨政權作為專制政府的想象，進而無法正視中國市場化改革恰恰是在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推進之下完成的（公民社會爭論的90年代初期正好也是市場化改革經過短暫停頓之后被驟然加速的時期），因此，以南方的諸多“都市報”（報紙似乎只可能出現在都市之中，都市報的稱呼更強調一種區域性的市民報紙，與之對比的是80年代出現的各種晨報、晚報等）為主要充當“批判空間”的媒體在把矛頭對準問責政府的時候（在反對政治強權的意義上確定自己的位置），卻無法處理市場化所帶來的諸多弊端，也在這種前提之下，曾經在80年代中國的社會主義體制還沒有完全瓦解之時，城市市民以街頭游行示威為表現形式的內部抗議卻很少被追溯為中國市民社會的先聲，相比90年代，那時候的公民空間的氛圍更為強大，在這一點上，80年代的諸多學潮，也對臺灣民主化進程產生了積極影響（這一點很少被談起，最近一期南方人物周刊在《你所不知道的臺灣》里面反而以引證作為臺灣“軟實力”的公民社會為鑒，而諸多對80年代的懷舊與眷戀之情，也很少見到對于80年代政治文化的有力闡述），當然，對于80年代的抗議行為究竟是剛剛啟動的商品化（市場化）催生出的公民意識的覺醒，還是社會主義文化政治的最后爆發，依然是一個需要討論的問題，在這樣邏輯之下，就不要說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的多次以城市市民為主體尤其是中共早期以城市工人為主體的城市革命的實踐更不會被納入中國有沒有市民社會的討論，反而討論最多的是關于晚晴、民國報紙等媒體能否充當“批判空間”的價值。另一方面，在公民社會的爭論中，人們并不愿意談論的是，哈貝馬斯所論述的17到18世紀作為理想模型的“公共領域”的討論是在馬克思關于這個時期作為資產階級上升時期的理論背景下展開的，關于公民社會的想象背后是成熟而理性的資產階級主體的確立，這種主體形象的主要假面之一是“個人”，甚或個人式的“英雄”（典型代表是歌德筆下的浮士德），在這個意義上，關于公民社會的討論，無意之中成為把被國家（不言自明的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綁架的“人民”轉變為市場中的個人（大家往往只說“個人”，不加“市場的”）的助推器，在煅造公民身份這一點，與它所問責的政府并沒有太大差別，而公民的成熟也預示著公民社會的成熟，這次抗震救災終于使人們看到了抽象的“人民”搖身一變成為了有社會責任心的“公民”，只是這里的公民在市場/城市的雙重界定之下（如果稍微聯想一下，農民工盡管是市場邏輯內部的勞動者，但其并沒有公民身份，正如那些在第一世界打工的非法勞工一樣，從這個角度來看，中國公民社會的道路還很漫長，而更重要的問題在于，那些處在市場或被市場隔絕在外部的群體又該怎么辦呢？）。
但是，在這次“公民意識”的演練中，有兩個成員卻受到了批判，一個是地震發生之初，萬科掌門人王石因捐款少招致網友指責，繼而王石在博客上為自我行為進行辯護式回應，進而招致網友更嚴重的批評，王石及其萬科集團一度陷入信任“危機”（有媒體稱引用萬科小股東的話“王石過去是萬科的金招牌，現在成了萬科的負資產”），于是王石道歉、萬科追加一億元善款并無償參與災區重建，網絡稱為王石遭遇“捐贈門”；第二是在媒體一次次地報道災區教師不怕犧牲自我保護學生的師德典范之時，都江堰某中學語文老師范美忠卻在天涯博客上公開發表《“那一刻地動山搖——5•12汶川地震親歷記》的博文（5月22日），“有理有據地”闡明自己為何要逃跑的合法性，引發網友一片嘩然，并迅速成為媒體介入的熱點話題，最先報道此事件的是羊城晚報報業集團下屬的新快報《“先跑老師”表白激怒網友》，距離范美忠的博文僅三天，這篇報道又快速返回網絡，只是標題多修改為更為引爆眼球的“北大畢業教師不顧學生先逃，稱連母親也不救”，于是，被網友戲稱為范跑跑的范美忠更受到網友的狂轟亂炸，幾乎被口水戰所湮沒，而有趣的轉折發生在，范美忠參加鳳凰臺的一虎一席談之后（6月7日），與“思想烈士”范跑跑的冷靜、理性相比，“道德衛士”郭松民“暴跳如雷”地辱罵式的道德審判更顯“滑稽”（事后，網友稱為郭跳跳），經歷這場“現場”辯論，范跑跑被主持人定位為“我們這個社會應該包容的異端，因為包容異端代表著我們這個社會的進步”，于是，范跑跑經過這次“肉身說法”獲得了更多同情票（也在網上被譽為自由民主之神），有了更多范粉或范絲，這就是范跑跑事件。把這樣兩個例子放在一起，有些怪誕，畢竟作為公認知名企業領袖的王石與自稱中國最優秀文科教師的范跑跑“風馬牛不相及”，我把他們并置起來，不僅僅因為這兩個事件作為抗震救災中最引人注目的“媒體話題”具有相似的傳播學路徑：由網絡上的博客引發，繼而紙媒介入使網絡上的局部事件傳遍整個網絡，繼而引起電視等媒體的“深入”報道（這種傳播路最早的實踐者似乎是芙蓉姐姐），更因為他們因不適當的行為及其事后辯解而被人們批評為不合格的“公民”，一個在最該捐款的時候卻捐得不夠多，一個在最不該跑的時候卻逃跑了，他們之間的內在連接恰恰在于為公民社會的理念提供了“反面”例證（有網友把范跑跑的先跑出來與王石作為先富起來的典型在修辭上連接起來，暗示兩個行為之間具有相似的社會及文化邏輯），盡管對于他們有著許多泛道德化的指責（尤其是網絡上帖子如同“大字報”般大鳴大放），我還是把這兩場汗牛充棟的口水仗作為一種從負面的角度來對公民身份的確認，這種“負面”教材或許比那些第一時間捐款、捐血、奔赴災區以及把生的希望留給學生的教師們等正面形象更為有力、有效地確立公民社會以及公民身份的行為規范及道德自律。
具體來說，王石受到批評，并非沒有捐款，而是被認為捐得不夠，并且還為這種不夠作出辯解（辯解之一是“賑災慈善活動是個常態”因此“200萬是個適當的數額”，之二是“不要讓捐款成為負擔”因此“萬科普通員工的捐款以10元為限”），這顯然不符合人們對王石以及萬科這樣一個知名并熱心公益事業的民營企業的期待，暫且不討論是否應該設立企業家捐款排行榜，這種對于富人、企業家捐款的期待已經成為社會共識，王石及其萬科企業追加捐款并無償參與災后重建，顯然也是高度認同于這種社會共識的結果，而捍衛這種社會共識的，就是充滿正義感并認同慈善是正當的網民或公民，但是，企業家從事公益事業并非此時此刻才成為社會共識的。網友的這種“道德審判式”的“逼捐”，也被指責為一種指認仇富心理或者說讓人們聯想起打土豪的年代（正如《慈善捐款，不該成為仇富借口》所說：“你可以倡議和勸導他人捐款，但絕對無權強制處置他人財產，這屬于文明的底線，除非有人想回到打土豪年代”），這種辯護無疑高估了網友的“政治動機”或左派情結，所謂仇富心理、打土豪分田地（王石是土豪嗎？這恐怕是王石也不愿意認領的帽子吧），無疑是80年代以來，對于社會主義歷史的諸多清算方式之一，說得形而上一點，革命動員的邏輯是一種怨恨政治，形而下的說法就是仇富心理，因此，關于社會主義歷史就是剝奪了包括階級敵人在內的“許多人”的基本人權、廢除了私有財產制度、利用窮人的仇富心理的暴政，以至于那種窮人所具有的道德正義性也在王朔的譏諷中變得有些滑稽。如何一步步地論證資本的合法性，顯然是80年代以來意識形態重建的重要步驟，尤其是在共產黨政權保持形式上延續的狀態下（政權合法性的統一及有效），進行如此高難度的意識形態整合不是朝夕就可以完成的，需要諸多環節和轉移。簡單描述如下，如果說80年代還彌漫在一種發展主義和新啟蒙主義的氛圍之中，尤其是借助“讓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先富起來”進而實現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想象獲得政權合法性，這時，企業家往往成為改革/下海的先鋒隊員或勇者（1984年下海的王石就是其中的杰出分子），那么伴隨著國家推進或深化市場化改革，尤其是90年代中期甩掉醫療、勞保、教育等作為國家福利或者說社會主義之“社會”的保障體制之后（傷害最深的群體是曾經作為社會主義都市中產階層主體的工人階級大面積下崗），階級分化越來越嚴重，“公益”才漸漸成為一種彌合這種市場化代價的社會修辭，與企業家有關的，就是成熟的企業家要關心慈善事業，而90年代末期以及新世紀初期，伴隨著三農問題的突顯、資本家能否加入共產黨（“三個代表”自身的去階級化表述）的爭論，關于資本/財富合法性的兩種表述開始變得有效，一個是私有財產不可侵犯以及在此基礎上的稅收制度，企業家同時也是社會的納稅人（私營企業家似乎無可非議），第二個更為是大眾化的說法，就是強調企業家的公益、慈善價值，也就是要富而有禮、富而有德，正如經常被媒體報道的全球首富比爾•蓋茨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慈善家的表率作用，資本的合法性終于可以借助慈善這個“遮羞布”來消弭并進而承認階級分化的合理性，可以說，慈善成為一種論述資本、財富正當性的必須說辭，或者說，被漫畫化的富人與窮人的區分是社會的“正常”狀態，也恰恰是在這一點上，郎咸平又一次強調了自由市場中的企業家的道德規范是要把資本、財富以慈善的形式回歸社會，這是他認為的回應貧富不均的社會公正的唯一“正途”（《由賑災捐款引發的歷史文化反思》）。正是在這個邏輯下，抗震救災期間播出的《贏在中國》第三賽季的總決賽，各路已然成功的企業家評委以及“在路上”的創業者們所分享的創業動力被強有力地表述為只有把企業做大做強，才能在國家危難之時，貢獻出更大的力量（資本的合法性論證從來都是通過把資本附著于個人理想、夢想以及民族與國家的力量等非資本的價值來實現的），這或許比借助民族資本的外衣更能獲得大眾的諒解和認同吧。如果想想每次年度經濟人物的獲獎企業家們所能大聲說出來的“豪言壯語”只能是重申自己作為民族企業、作為中國人的企業的民族身份，更不要說諸多講述家族式企業的電視劇如《大宅門》、《喬家大院》、《闖關東》等要到結尾處遭遇到外資尤其是日本企業的傾軋下毀滅或自強不息，否則故事就很難被有效講述，這比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借助美國式的白日夢如《阿信》、《北京人在紐約》、《曼哈頓的中國女人》等大眾文本來講述資本家/個人奮斗的故事要更為有力，況且這些故事在某種意義被含蓄地放置在異國他鄉（《阿信》本身就是日本電視劇）。30年之后的今天，網友對王石的指責，顯然不是某種階級仇恨，或者說一種左派對于資本的批判，反而是高度認同于慈善、公益事業這樣一個社會共識的前提下對資本家的一種道德約束。
如果說王石事件，重新確認了企業家/資本家在這個社會中的合理位置，那么范跑跑某種意義上被作為普通人（盡管范跑跑出身精英教育，并從事教師這個特殊的職業），他的出現使人們可以評判什么才是合格的公民/個人。在《那一刻地動山搖》的激揚文字中，范跑跑懷著一種被專制強權政治迫害的妄想（“思想烈士”），對自己為何先跑進行了辯解，其中，最為“鏗鏘有力”的是“我是一個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卻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的人”（幸好，有許多自由主義的專家指出范跑跑對自由的理解是對自由主義的誤讀），這句話的有趣之處在于一個“卻”字，為什么在范跑跑這里，“自由和公正”與“先人后己勇于犧牲自我”就是相悖的或者說不兼容的呢？學者黃應全的文章《汶川大地震證明儒家“性善論”了嗎？——“范跑跑”事件的是非及倫理學啟示》對此作了深入的論述，指出“這句話涉及兩種類型的‘普世價值’（與左派不同，我堅決相信存在‘普世價值’），一是自由、民主、公正等等，二是仁愛、奉獻、犧牲等等”，這樣兩種價值在自由主義內部是不沖突，“據我所知，只有自由主義的對手和敵人斷章取義地攻擊自由主義之時才會炮制出這種論調”，換言之，黃應全認為范跑跑恰恰是自由主義的反面，這種從學理上來辯駁范跑跑的倫理邏輯是很精彩的，也是應該的（這種對自由主義的辯護有利于清除范跑跑對自由的混淆視聽），但似乎范跑跑為何會有這樣的邏輯，卻不僅僅是他“讀書不夠、思考不足”半吊子北大人能夠解釋的，這恐怕與冷戰歷史以及社會主義、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之爭有關，暫且不考慮到范跑跑有點混亂的知識譜系（范跑跑在其2003年列出當前中國思想啟蒙的書單中，不僅有80年代獲得知識界高度認同的李澤厚、金觀濤的著作，也有90年代來左右兩派代表人物的作品，僅從外國的書單中就可以看出既有賽亞•柏林、哈耶克等右派作品，更有馬爾庫塞、霍克海姆、阿多爾諾、福柯、羅蘭•巴特、杰姆遜等左派“批判理論”，可謂左派、右派通吃），在這種振振有詞的對立背后，是前者代表著“自由、公正、民主”的西方世界的“普世價值”，后者代表著“犧牲自我，匯入人民”的或許帶有禁欲色彩的共產主義道德精神（黃應全的文章把后者指認為某種儒家的道德觀，恐怕有跑題之嫌，與范跑跑更切近的歷史語境，還是80年代被清算的社會主義道德）。在后冷戰的時代，自由、民主、人權早已成為新自由主義意識形態的主流，而諸如國際主義等帶有超越性價值的社會主義或者說共產主義的道德價值早已經被污名化，也就是說這樣兩種價值的對立，或者說水火不容，恰恰是冷戰時代西方陣營的邏輯在后冷戰時代的延伸，在這一點上，范跑跑恰恰不是思想異端，而是當下最主流的表述，因此，有相當多的網友，尤其經歷了郭跳跳與范跑跑的辯論之后，范跑跑獲得了更多認同，其實，范跑跑對于所謂中國傳統道德的顛覆，并非這個時代的異端，反而是主流邏輯或者說新主流意識形態的有力支撐。問題不在于，自由、民主、公正等價值是否具有普適性，而是從歷史上看，自1789年法國大革命高揚人人生而平等以及自由、平等、博愛作為西方資本主義的核心價值理念以來，所發生的每一次革命幾乎都是對更自由、更平等、更博愛的“世界”的追求，對于社會主義革命，是工人階級成為“人”（主人）的過程，對于反抗殖民者的運動，則是被殖民者獲得做人的權利，對于女性主義，則是女人獲得做人的權利，對于反全球化者，則被剝奪者是失去土地的原住民或被WTO壓制下的第三世界中的農民……也就是說，在普世的自由、平等、博愛的崇高理念之下，為什么會有如此多被遮蔽和被壓抑而看不見的群體呢？或者說，這些普世價值在實踐中并沒有真正獲得普世，這也是社會主義實踐所帶來的沉重債務之一，對于權力的批判和顛覆為什么又成為權力的復制者或幫兇呢？
回頭文章開頭對于公民社會的討論，90年代初期展開的中國有沒有公民社會的追問，對于大陸學者來說，這種追問建立在中國社會主義黨國體制的一體化中不存在公民社會的想象的前提之上，因此，公民社會或更本土化的“跨語際實踐”的說法是民間社會就天然地具有或承擔著瓦解這種國家一體化的功能，而與此同時，80年代以來黨國體制已經通過政治、經濟、文化等一系列體制改革也在自我瓦解，這就使得對民間社會的呼喚所具有的對社會主義體制的批判在某些情境中變成了對新體制或新主流意識形態的辯護者，甚至合謀者，正如范跑跑的“鏗鏘有力”及其政治迫害的妄想本身（據網上傳言，教育部取消了范美忠的教師資格，這更為政治迫害增加了現實基礎），再加上被攻擊的悲壯感，其所面對的敵人，恰恰是一只死老虎，盡管可以看到諸多狐假虎威的幻影。可以說，王石、范跑跑對于社會的冒犯，不是因為他們足夠挑戰了社會常識及其道德底線，而是因為他們做得還不夠，對于王石所維護的慈善路線以及范跑跑所堅持的某種在極端狀態下維系的個人選擇的自由，應該是這個時代最主流的表述。一個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王石、范美忠顯然是公民社會的一分子，他們都具有市民的資質（他們不是農民工，也不是農民），因此，他們恰好是成熟而理想的資本主義主體的兩個面孔，一個是喜歡攀登、勇于挑戰的浮士德式的英雄，一個是膽怯、自私而自負（借用學者黃應全對范跑跑的描述）的個人。
最后，有必然把視野轉向積極參與并成功制造這兩起媒體事件的網友們，這兩場爭論，如果不是借助網絡，是很難想象的，網絡媒體已經成為“社會熱點話題”的發源地。據估計中國網民已超過2億，遍布中國城鄉各地，當然，主要是大小城市及發達的城鎮，或者說網友——具有基本的文化水明和基本的生活保障的群體——也是最廣義的公民社會/中產階級的基石，同時也是公民社會所想象的邊界所在，從3.14事件中，網友對家樂福的抵制，已經看出了這種受到默認的網友的整合及動員力量的威力，而這次網友對于王石和范跑跑的指責，所具有道德強度對于當事人來說，不敢說是泰山崩于前，至少也是驚濤駭浪吧（這種似乎不需要留名同時也不需要負責人的評價方式，是最民主、最自由的，同時也是最暴力的）。這種網友們“自發地”在危機時刻對公民社會的道德規范認同，恰好提供了正反兩方面的樣本，或許，也可以體認出，這種作為社會共識的新自由主義邏輯，其道德說教色彩一點也不比范跑跑所深惡痛絕的所謂社會主義道德弱，如果有人做不到，是要接受網民大批判地。在這里，網友指責的背后動力，恰恰不是階級仇恨式的、社會主義政治的實踐邏輯，而是新自由主義的衛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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