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為誰招魂？　　　　

     ——老右派替老右派邀功，新右派與老右派合污　　

◆柯孜　　　　

一、需要說明的幾個問題　　　　

（1）本人連續訂閱《南方周末》三年，在閱讀這份報紙過程中，感到它的內容有些異樣，或叫“別有洞天”，后來逐漸地厘清了它那條粗粗的主軸線。　　　　

是什么呢？歸納起來，就是持之以恒、不厭其煩、花樣翻新地宣傳所謂的“自由”、“民主”和“人性”，還有近來的“普世價值”，并且每期都見縫插針地批判中國由來已久的“大一統”思想，還有什么“集權”、“專制”、“立憲”等等。　　　　

（2）今年4月24日的《南方周末》，在文化版“讀懂中國”欄目里，整版地介紹了已故的　李慎之　先生。仔細看來，從文章編排到大幅的人物照片，都是精心采寫和嚴謹編撰的，可謂文化含量相當高，思想意識相當深。　　　　

談到這位　李慎之　先生，就不能不牽涉到敏感的反右問題。不過，這次拜讀紀念、追思他的大塊文章，卻可以說受到了很大啟發，比較理智地看清了一些本質問題。　　　　

因為本人1978—1983年曾由于工作需要，親自查閱檔案，內查外調，詳細寫評審材料，給一些人摘掉了右派的帽子。因此，對反右有了一些了解。不過，那時只能認識到，反右運動確實是擴大化了，使不少人蒙冤受屈。所以，對那些右派分子是基于同情態度的。　　　　

（3）所謂反右斗爭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據資料記載：〖反右運動〗  系中國1957年開展的反對資產階級右派的政治運動。1956年11月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二中全會，決定從1957年起開展黨內整風運動。　1957年 4 月2　7日，中共中央公布《關于整風運動的指示》，決定在全黨進行一次以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為主題，以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為內容的整風運動，發動群眾向黨提出批評建議。這是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黨的建設的正常步驟。廣大群眾、黨外人士和廣大黨員積極響應黨中央的號召，對黨和政府的工作以及黨員干部的作風提出了許多有益的批評、建議。但也確有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乘機向共產黨和新生的社會主義制度發動猖狂進攻，妄圖取代共產黨的領導。針對這種情況，　1957年 5 月1　5日毛澤東撰寫了《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要求認清階級斗爭形勢，注意右派的進攻。　　6月8日　　，中共中央發出《 關于組織力量準備反擊右派分子進攻的指示 》，同日 ，《人民日報》也發表了《這是為什么？》的社論。從此，開始了大規模的反擊右派的斗爭。在當時的形勢下，對極少數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的進攻進行反擊是正確的，必要的，這對于分清大是大非，穩定新建立起來的社會主義制度具有重要意義。但是，由于對1957年春夏的國內階級斗爭形勢估計得過于嚴重又采取了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形式，在全國開展了一場群眾性的政治運動，致使反右運動被嚴重擴大化了。一大批忠貞的中共黨員、有才能的知識分子、有長期合作歷史的民主黨派朋友、政治上不成熟的青年被錯劃為右派分子。他們被下放進行勞動改造，身心受到嚴重傷害 ，不能發揮應有的作用，給黨和國家造成嚴重損失。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后，絕大多數被錯劃的右派分子都得到了平反。　　　　

在筆者看來，以上資料恐怕是客觀、權威地概括了反右運動。　　　　

簡言之，就是那時本來是發動群眾搞黨的整風運動，旨在反對官僚主義、宗派主義和主觀主義，但后來事情卻發生了變化，針對一些資產階級右派分子對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進攻，在全國開展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反右斗爭，不過，運動嚴重擴大化了，冤枉了一些好人。　　　　

說實話，就我當年接觸的那些右派人物的檔案來看，還真沒有從根本上攻擊黨的領導或攻擊社會主義制度的言論，而是一些批評基層黨組織、具體領導人和對社會一些現象的意見、看法。所以，他們確實是被冤枉的，是運動的擴大化害了他們。　　　　

二、　李慎之　先生之所以成為右派的根據　　　　

　　4月24日　　《南方周末》為紀念　李慎之　先生，發表了邵燕祥的《李慎之的“服罪”與“不服罪”——讀李慎之的私人卷宗》和王學泰的《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紀念　李慎之　先生》兩篇文章，以下簡稱“邵文”和“王文”。　　　　

邵燕祥原是中央人民廣播電臺編輯，1958年被劃為右派分，1979年平反后至1984年任《詩刊》社編輯，“近年來常在報刊上發表雜文‘文筆犀利、揮灑自如，頗受稱道。現在中國作家協會，為專業作家。”值得特別強調的是，他還發表過《1957：中國的夢魘》、《有感于胡風案件的平反》等文章，對反右和反胡風集團進行了冷嘲熱諷和全面的否定。　　　　

王學泰 系“中國社學科學院研究員。1942年生于北京。著有《中國人的飲食世界》、《中國人的幽默》、《中國流民》、《古典詩歌要籍叢談》等》。”　　　　

邵文開宗名義，直截了當地披露出　李慎之　先生當年被打成右派的根據：　　　　

“有幸讀到他自己保存的部分卷宗，主要是他在1957年及其后若干年間的‘檢查’、‘交代’的草稿或副本，如聞其聲——雖是在特殊年代語境中的文字，我仍然從中聽到了他的真的聲音。”　　　　

邵文又進一步說：“這回讀李慎之的材料，我卻又仿佛更接近了他的深心。在這些作為被批判者、被整肅者而寫的材料中，保存了他對自己原始思想狀態的清醒描述，使我找到了他晚年思想的源流。”　　　　

好了，這里既然是　李慎之　先生 “真的聲音”，“ 他的深心”，“ 他對自己原始思想狀態的清醒描述”，乃至又是“他晚年思想的源流”，我們就完全可以認可和確定這一切的真實價值了，就可以以此來作為鑒別他當年之所以被打成右派的根據了。　　　　

邵文明確披露：“1957年反右派時，李慎之是新華通訊總社國際部負責人之一。”“只要看看（他檢討報告）各節的小標題就可以略知大概：　　　　

1、兩黨制如何起到制約作用；　　　　

2、黨管哪些，應該管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　　　　

3、黨群關系，以黨代政，黨政不分問題；……”　　　　

我想，僅從1、2兩條來看，　李慎之　先生的問題確實十分尖端，十分要害了。這是我在地方那些右派檔案中，絕沒有看見的觀點。　　　　

所謂“兩黨制如何起到制約作用”一條，就是不要共產黨的一黨執政，主張兩個以上的黨來執政，或者有更多的黨來輪流執政；所謂“黨管哪些，應該管哪些，不該領導哪些，如何領導”，則是認為共產黨管得太多，是“一黨專政”，而且領導得不好。　　　　

這兩條歸納起來，結論只能是反對共產黨的領導。　　　　

很顯然，這已經遠遠超出了幫助黨整風的范圍，而是要不要共產黨的領導的問題了，正是屬于毛主席《事情正在起變化》一文的范疇。　　　　

“他們欣賞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反對黨的領導。他們贊成民主，反對集中。他們反對為了實現計劃經濟所必需的對于文化教育事業（包括新聞事業在內的）必要的但不是過分集中的領導、計劃和控制。”“什么擁護人民民主專政，擁護人民政府，擁護共產黨的領導，對于右派來說都是假的，切記不要相信。”　　　　

請看，以上毛主席在《事情正在起變化》中的這兩段論述，不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兩條意見的要害嗎？　　　　

邵文接著披露：“再看他一篇‘向黨、向人民請罪’的未定稿（刊于新華總社機關內部《前進報》　1957年11月4日　第四版）其中涉及劃他右派所據的‘右派言行’，如：　　　　

推薦《人民日報》上卜無忌（后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　　　　

 ‘庸人政治’》（按：鄧文是從成語‘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引申立論的），反對黨的政治思想工作；　　　　

在《新聞業務》上發表《試揭一個矛盾》，懷疑新聞從屬政治的原則，實際上攻擊新聞工作是‘愚民政策’，要求絕對的‘新聞自由’；　　　　

曾經覺得（土改中）打地主不文明，就是‘民主革命中的表現也不徹底’的證明；　　　　

認為‘黨政不分’，‘以黨代政’……”　　　　

“他們否定報紙的黨性和階級性，他們混同無產階級新聞事業與資產階級新聞事業的區別”，“右派的企圖，先爭局部，后爭全部。先爭新聞界、教育界、文藝界、科技界的領導權。他們知道，共產黨這些方面不如他們，情況也正是如此。他們是‘國寶’，是惹不得的。過去的‘三反’，肅反，思想改造，豈有此理！太歲頭上動土！……新聞界右派還有號召工農群眾反對政府的跡象。”　　　　

請看，以上毛主席《事情正在起變化》中的這兩段論述，不又是完全切中　李慎之　先生那后三條意見的要害了嗎？　　　　

勿言自明，有了上述幾條　李慎之　先生的觀點和意見，他當時被定為右派，看來是根據充分，一點兒也不冤枉的。換句話說，他是混在我們黨中央新聞機關中的一個實實在在、貨真價實的右派分子。　　　　

要知道，那時候，新中國剛剛誕生八年，我們的黨也才剛剛執政八年。　　　　

在一個擁有六億人口的國家里，要建立一個亙古未有的人民當家作主的政權，要實行土改，要肅清敵對勢力，要進行保家衛國的抗美援朝戰爭，要進行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要蕩滌舊社會的一切污泥濁水，要打破美國的經濟封鎖，要面對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暴亂事件，要頂住蘇聯“二十大”之后“老子黨”和大國沙文主義，要建立起年輕共和國的工業基礎，正在進行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的黨創造了前無古人的功績，同時擔負著多么繁重的歷史使命，而且還面臨著多么巨大的考驗和挑戰！　　　　

況且，正如毛主席所說，“他們（指右派）違背愿意接受共產黨領導的諾言，他們企圖擺脫這種領導。而只要沒有這種領導，我們民族就要受到絕大的災難。”（毛澤東：《事情正在起變化》，《毛澤東選集》第五卷423頁）就是在這種國際國內嚴峻的階級斗爭情勢下，右派分子們卻利用幫助黨整風的機會，公然要共產黨下臺，拱手放棄對國家和人民事業的領導，這是能讓步能妥協的嗎？不僅共產黨自己不答應，歷經舊社會千般苦難，流血犧牲跟著黨奮斗，并且剛剛過上新中國溫飽和平生活的廣大人民群眾也肯定不會答應。　　　　

于是，就有了一場黨所領導下的人民群眾反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猖狂進攻的斗爭，也就有了　李慎之　先生的“服罪”與“不服罪”之說。　　　　

三、邵燕祥為　李慎之　先生邀功　　　　

邵文非常坦白地披露了　李慎之　先生被打成右派的根據以后，則更加坦誠地開始為其邀功。　　　　

為什么會如此“坦白”而“坦誠”？為什么會如此為李慎之邀功？　　　　

我想，不僅是當年那場嚴肅、尖銳的捍衛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階級斗爭被一風吹了，不僅是如　李慎之　先生這類真右派也被平反了，恐怕還因為，他們認為現今的社會已不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了，現今的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的領導權，已經有相當一部分掌握在他們的手里了。不然，如邵文、王文這類赤裸裸的翻案招魂、核心理論觀點與中央精神大相徑庭的文章，怎么可能在《南方周末》這種全國性大型媒體上，堂而皇之、連篇累牘地發表呢？　　　　

邵文在接下來就說：“歷次政治運動，都是按照中國特色運作的。盡管世界法治國家的通例是一罪不二罰，但在我們這里則是‘新老賬一起算’”。“于是在反右派斗爭中劃為右派分子的李慎之，在八年之后的1965年，還要寫《關于服罪問題的檢查》。”這里，邵燕祥用的是西方的政治標準，跟如今那些惟西方標準馬首是瞻的“精英”們一樣，顯然是拿資產階級自由主義這個法寶來為　李慎之　先生辯解。　　　　

邵文說：“李慎之這樣儒雅地表達了他對當年所犯錯誤的認識：我在1956-1957年間，資產階級思想的惡性發展，已達到對‘蘇聯社會主義’的上層建筑全面懷疑，全盤否定的程度……對黨的領導，對無產階級專政，對社會主義的政治制度以及新聞政策、干部政策作了全面的、系統的、根本性的攻擊。就是說，他承認他是就國家政治的根本制度進行思考和建言的，不是僅就干部作風、干群關系的一般負面表現，做一些枝枝節節的批評。”　　　　

“他說，‘我誣蔑黨的權力太大，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我希望黨向資產階級民主學習。效法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文盲制度、出氣洞等等……‘”　　　　

請看，邵文披露　李慎之　先生的上述尖端觀點，似乎是在展示，這位所謂“理論大家”是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遠見”。　　　　

不難看出，邵文是在參照了現行社會的弊端和問題才要這么展示的。他看到了改革開放之后出現的兩極分化和既得利益集團，看到了資本主義在我國的大行其道。他暗自竊喜又很不滿足。高興的是，隨著私有制的強勁發展，許多他所盼望的西方的“自由”、“民主”已經實現了。不滿的是，現在仍然是共產黨在一黨執政，甚至仍然還堅持著一些社會主義的原則，國家還沒有最后實現“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　　　　

需要指出的是，他的這種既喜且恨的矛盾心情，與　李慎之　先生那篇《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的奇文真是大有異曲同工之妙。關　于李慎之　先生的這篇文章，本文將在附件中加以評析，這里暫且不加以贅述。　　　　

邵文緊接著提綱摯領地指出：“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對批判斗爭對象‘欲加之罪‘或欲加其重罪時，總是指責他們是’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黨，然而大半都沒有什么事實根據。而在李慎之這里，他的政治思想帶有綱領性，他所發揮的這些條條，互相貫通，加起來就是一個完整的政治宣言‘”。　　　　

不錯，邵文一點都沒說錯，把　李慎之　先生的右派觀點串聯起來，的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千真萬確的資產階級反革命政治宣言！　　　　

這樣，我們就可以看出，當年我們的黨和毛主席領導的反右派斗爭，并不是像卜無忌（后來知是鄧拓）的署名雜文《廢棄‘庸人政治’》里所說的那樣，是什么“庸人自擾”，也不是像近三十年來一些“專家”、“學者”、“精英”們所說的“望風撲影”或“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而是有著絕對的現實的針對性的。像　李慎之　先生這類右派分子如此有綱領、有計劃、有步驟地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反對社會主義制度，作為人民民主專政國家的執政黨和人民領袖毛澤東，難道不應該領導廣大人民奮起反抗、對他們實行打擊、實行專政嗎？　　　　

因此我們要說，邵文的如此坦誠真是太好了，他替　李慎之　先生的邀功，如此大言不慚地公示當年右派分子的政治綱領，真是一個絕好的反面教材！　　　　

有了這個反面教材，就能讓更多的人，包括我這個曾給一些右派（其實是跟李慎之、邵燕祥等吃了瓜落的）平反、并曾給予同情的人，看清了當年那場反右斗爭的實質內容，看清了那時確實有真正的右派分子向黨猖狂進攻，看清了那些階級敵人的兇險的反革命意圖；　　　　

有了這個反面教材，就能讓更多的人，從那場斗爭的實質方面，認識到我們偉大的黨和英明領袖毛主席，為了鞏固人民革命的成果，為了保衛人民政權，開展的那場斗爭該是多么的及時，多么的必要；　　　　

有了這個反面教材，就能讓更多的人，看清改革開放之后，由于建黨宗旨和立國根基的偏離，放棄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致使那些頑固堅持資產階級立場、企圖徹底顛覆人民江山的新老右派們是多么愜意，多么有恃無恐，又是多么猖狂和囂張！　　　　

但是，這正如毛主席所說：“‘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這是中國人形容某些蠢人的行為的一句俗話。各國反動派也就是這樣一批蠢人。”（毛澤東：《在蘇聯最高蘇維埃慶祝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四十周年會議上的講話》）邵燕祥此時開誠布公地將　李慎之　先生綱領性的反動觀點合盤托出，讓他的右派分子的真面目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不但說明某種炫耀和邀功的性質，而且是想進一步證明他們在政治上的一貫正確性。試想，早在半個多世紀前，他們就“高瞻遠矚”地看到了由于共產黨一黨執政，就“會使社會主義國家成為極權國家，由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黨會成為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主義會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現在怎么樣？國家不是已經實行私有化了嗎？共產黨不是已經腐敗成風，形成既得利益集團了嗎？社會主義不是已經退化為國家資本主義了嗎？如果承認這個事實，那不說　明李慎之　先生的“遠見卓識”了嗎？　　　　

這里，我們說，社會現實之所以有今天，并不是因為什么社會主義的“極權”和“階級專政成為一人專政”，相反，恰恰是因為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和松懈了無產階級專政、實行私有化的惡果，也正是國內外資產階級里應外合、推波助瀾而造成的。　　　　

炫耀也好邀功也好，這還不是目的，他們還有更進一步的政治訴求，他們是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　　　　

邵文繼續披露說：　李慎之　先生“坦白地承認”“他自己的這些綱領性政見”、“它的基礎是否認社會主義社會有階級、有階級斗爭，而以普遍人性、以人性天然就有善有惡、永遠都有善有惡為立論前提。”還說，“他提出這些意見的動機決不是要促進共產主義的實現，也不是如他所說要‘使社會主義千秋萬世’，而是要使資產階級式‘民主’國家千秋萬世。”“資產階級的民主自由才是‘永恒的理想’。”　　　　

邵文還特別強調，　李慎之　先生“回朔或闡發他曾有的主張時，都是用的自己的聲音”，并說“看來，李慎之的‘不服罪’是一個歷史事實”。最后，他不無贊嘆地概括：“在上個世紀50年代后期中國思想的荒原上，曾經游蕩過怎樣的思想者的背影！”　　　　

其實，通曉馬克思主義歷史的人，恐怕并不會對　李慎之　先生的觀點感到什么新奇。因為大家知道，早在上個世紀30年代，托洛茨基等老牌修正主義者就曾反對和詛咒過蘇聯的社會主義革命，自中國革命勝利以來，海內外的大小新托派也一直在攻擊列寧和毛主席的“一國共產主義”和對資產階級實行的無產階級專政。托派分子王凡西當年就惡狠狠地說過：“極端專橫的官僚統治絕不能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絕不能建設成社會主義社會。”　　　　

那么現在，在洞曉了這段歷史并認識反右斗爭的實質以后，除了那些與　李慎之　先生一脈相承的“專家“、“學者”、“精英”和既得利益者以外，人們恐怕就毫不奇怪他的被打倒、被管制以及頑固不化的新反撲了。因為毛主席早就說過：“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思想意識是一定要反映出來的。一定要在政治問題和思想問題上，用各種辦法頑強地表現他們自己。要他們不表現是不可能的。”（《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并在批判梁漱溟的時候就曾說，“他給我的印象是：他是從來不考慮改變他的反動立場的。”（《批判梁漱溟的反動思想》，《毛澤東選集》第五卷111頁）　　　　

說穿了，邵燕祥之所以不遺余力為　李慎之　先生大發感嘆、急切邀功，不僅是怕有人搶了頭功，怕別人不承認　李慎之　先生是鼓吹資產階級自由主義、復辟資本主義的“先驅”和“鼻祖”，更殷切的心情，更迫切的愿望，恐怕是想讓現在的黨和人民，接受　李慎之　先生等“思想先驅”的指導，徹底拋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背離社會主義基本原則，好最終實現他們的“永恒理想”—— 資產階級的三權分立、議會民主，盡快全面地復辟資本主義！　　　　

三、王學泰與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　　　　

在《南方周末》的同一版面上王學泰《文化傳統與傳統文化——紀念　李慎之　先生》一文，是他與　李慎之　先生同流合污的鐵證。　　　　

王文的導語是：“　李慎之　先生強調否定和批判專制主義。因為它與歷代統治者的政治利益密切相關，有相當的抗打擊能力和超強的穩定性。”　　　　

這里，王文跟其他“精英”學者、專家們一樣，談到“專制主義”一類問題，從來都是超社會超階級的。所謂“歷代統治者”，包括不包括建國后和現時的最高領導者呢？他卻不敢明說。　　　　

王文回顧了　李慎之　先生在寫出《中國文化傳統與現代化》一文后，與他的商榷和切磋，表明他們非同一般的交往。并給我們復述了李的文章要點：　　　　

“必須分清是傳統文化還是文化傳統。如果是前者，可繼承發揚的當然是極多的；如果是指后者，那么，我認為無論如何不能繼承為頑固的意識形態的專制主義，專制主義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必須代之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這里的要害是：文化傳統就是“專制主義”，“只能否定，談不上繼承，必須代之以‘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注：“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為清華大學校門內的碑銘。）　　　　

為此，王文批了一通近年來所謂的“國粹”之風，還把魯迅抬了出來，說“　魯迅　先生曾說漢唐具有無所畏懼的氣魄，因為那正是國家民族的強盛之時，對外來的東西，往往是來者不拒，照單收納。”并不顧上個世紀30年代的歷史背景，把魯迅描繪成宛如當今的洋奴學者、專家、“精英”一樣反對“國粹”。進而得出結論說：“這個‘國粹’指的是傳統演進中的最根本、最本質的東西，也就是’國‘之’粹‘，就是前面說的’文化傳統‘，也就是專制主義。”　　　　

這還不夠，緊接著他又抬出馬克思，說“按照馬克思的說法，專制主義的特點就是蔑視人的，不把人當作人，不承認個人的價值。”筆者不知這里為何不引用馬克思的原文，更沒有注明具體出處。況且，這里的“專制主義”和“人”也都是抽象的，超社會超階級的。似乎十九世紀的科學社會主義創始人馬克思，也宛如當今洋奴學者、專家、“精英”一樣，主張“人性”和鼓吹“個人的價值”了。　　　　

不難看出，王文抬出魯迅和馬克思，無外乎是拉大旗作虎皮，核心還是在反對專制主義的旗幟下，鼓吹“一切向外”、“ 來者不拒，照單收納”和販賣人性論及所謂個人價值觀。　　　　

“中國皇權專制主義在等級壓迫、君臣名分等根本問題上又很少有彈性，一遇嚴重的天災人禍，必然導致社會的震蕩和動亂。”這里，是用“等級壓迫”來替代“階級壓迫”，認為社會震蕩和動亂，僅僅是皇權專制主義缺乏“彈性”，而不是階級斗爭的必然結果；　　　　

“自秦始皇‘統一’以來，基本上是50年一小亂，200年一大　　　　

亂，‘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給百姓造成了極大苦難”。這里，是用所謂“皇權專制主義“的歷史來代替階級斗爭的歷史，以此導論出：“專制主義不僅不能將中國引向現代社會，而且是制造社會動亂的本源”的結論。　　　　

王文繼續論證道：“　李慎之　先生強調否定（所謂否定就是實現制度變革）和批判（所謂批判就是進行啟蒙教育）專制主義，因為它與歷代統治階級利益密切相關，有相當的抗打擊能力和超強的穩定性。”　　　　

那么，否定和批判借鑒何種經驗呢？王文告訴我們，　李慎之　先生開出了明確的藥方：“他曾說，西方只有否定中世紀基督教的黑暗統治和野蠻的宗教裁判制度，基督教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如‘愛’、‘懺悔’）才能更好地發揮其作用。”　　　　

瞧瞧，西方，西方，又是西方，僅僅是西方。在他們看來，本民族的東西頑固而落后，“有相當的抗打擊能力和超強的穩定性”，簡直不可救藥，惟有西方的圣明才能救中國！　　　　

行文至此，我們不能不問，不能不思考，文化傳統=專制主義嗎？　　　　

我們要問，泱泱中華，悠悠華夏，茫茫九州，上下五千年，自從盤古開天地，源遠流長的中華文化傳統，難道就等同于專制主義嗎？秦始皇統一六國，實行的封建集權制，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修運河建長城，抵御外敵，發展經濟，難道對中國就沒有任何進步意義嗎？沒有那時候的“大一統“，哪有如今的九州大國？沒有封建社會的高度集權，哪有如今涵蓋五十六個民族的華夏版圖？　　　　

我們有些奇怪，一個我黨所領導的中國社學科學院大名鼎鼎的研究員，怎么會與當年頑固不化的老右派沆瀣一氣，也贊同如此歷史虛無主義的陳詞濫調？就連無黨無派的臺灣學者李敖都駁斥說：“他們不知道，西方民主制度的特點是一盤散沙，軟弱無力。美國也承認，凡是實行了美式民主的發展中國家，至今未有能夠在經濟方面取得成功的。20世紀初期德國和日本工業化進展最快，它們的君主專制制度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強大的中央集權體制使它們能夠將資金集中于重工業。戰后，日本和“四小龍”在它們的高速發展時期，都不是真正的民主國家，而實際是專制國家(日本是自民黨長期執政，新加坡是李光耀家族掌權，香港是殖民統治，臺灣和韓國是軍人獨裁)。中國沒有在20世紀后半期實行美式民主，是中國的大幸。“　　　　

我們明顯感到，這種荒謬的論調，與當年徹底否定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傳統，徹底地否定中國人民在共產黨領導下進行的民主革命，竭力鼓吹“全盤西化”、走“藍色文明”之路即資本主義道路的電視專題片《河殤》異曲同工，完全如出一轍。　　　　

這樣，讓我們看清了，改革開放以后，由于放棄了馬克思主義階級斗爭學說，由于偏離了建黨宗旨和建國根基，我們的高級社會科學研究部門，已經滲入了一些接受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販賣修正主義黑貨的新右派。他們借改革開放之機，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處心積慮地在政治、經濟、文化各領域，肆無忌憚地兜售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理論、觀點，干擾、破壞黨的大政方針，致使我們的國家和社會整個地向右轉，急劇地與西方資本主義全面接軌，直到現如今出現了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和既得利益集團，出現了嚴重的貧富兩極分化，積重難返，埋藏下了重大的社會危機。　　　　

王學泰秉承王元化、李慎之等人的“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已經不是當年具有“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內涵，而是要接過那些耄耋之年、氣息奄奄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老朽的衣缽，繼續推進他們企圖搞垮我們黨和我們社會主義制度的”事業“。所謂”獨立“和”自由“，難道可以是超階級超社會的嗎？在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里，就是要”獨立“到資產階級那里去，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就是要”自由“到資本主義那里去，難道還有什么第三條道路嗎？　　　　

四、結論：為資本主義揚幡招魂　　　　

現在，回過頭來再談《南方周末》。　　　　

其實，已經不難得出結論，不管這份報紙發表的大量現實報道也好，評論也罷，還有諸如紀念一些所謂“學理大家”、“思想史的學者”的采訪、專訪等等，都是力撐它的一根主軸：　　　　

就是一直在高唱“民主“、”自由“、”人性“、”普世價值“的論調的同時，在極力反對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批判建國以來的“專制“聲中，拼命地鼓吹改革開放以后應該盡快”立憲“！　　　　

比如　5月22日　署名“本報編輯部”的文章《汶川震痛，痛出一　　　　

個新中國》，在危難面前，全國人民心系災區，齊心相助，明明是“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更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生動寫照，我們中華大家庭強大向心力和凝聚力的凸顯（見　2008年1月31日　 《人民日報》）。這篇文章卻非要風馬牛不相及地扯上“普世價值”，還差強人意地硬說是什么“向全世界兌現自己對于普世價值的承諾”，什么“執政理念全面刷新的拐點，中國全面融入現代文明的拐點“。似乎在這之前，我們千年中國還是野蠻社會，只有遵從了他們所宣揚的”普世價值“，才”拐“到了”文明社會“。　　　　

比如笑蜀的評論《走自己的路，讓別人去說吧》，就更大言不慚地宣稱：“傳統的中國情懷和現代的普世價值就這樣水乳交融，相輔相成，構成南方周末的核心價值體系“，真是到了寡廉鮮恥的地步！　　　　

我們說，“大一統”是分崩離析的對立物，是被侵占、被瓜分乃至割據、獨霸一方的對立物，也是眼下“藏獨”、“疆獨”、“臺獨”不可逾越的障礙。沒有這個“大一統”，就沒有中華各民族安康、穩定的幸福生活，就沒有抵御外來侵略、干涉，乃至戰勝天災人禍的民族凝聚力，就沒有整個華夏子孫的前途和未來。　　　　

難道我們還要倒退到新中國建國前，那樣一盤散沙、群龍無首、任人宰割的悲慘境地嗎？難道也要像前德國、前越南和現朝鮮那樣，分為東西、南北兩個國家嗎？難道也要像蘇聯那樣慘遭解體，變成十幾個分散、混亂、仰西方鼻息的“獨立”國家嗎？難道也要像南斯拉夫那樣，在西方的操縱下，一個分兩個再分出第三個小國，成為人家的勢力范圍和附庸嗎？　　　　

難道我們應該遵從達賴喇嘛的意愿，實現他的“大藏區”，把整個西藏連同所有藏族居住區（包括四川、甘肅一部分）都劃出祖國版圖，再滿足“疆獨”的分裂要求，把新疆也拱手相讓，滿足“臺獨”愿望，讓祖國寶島永遠分離出去嗎？　　　　

我們可以毫不客氣地說：籠而統之地批判“大一統“，這是反動的、萬惡不赦的賣國邏輯！　　　　

我們承認，“專制主義”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對立物，是反動統治階級奴役、壓迫、剝削廣大人民的罪惡制度。中華民族一個多世紀來，前仆后繼、流血犧牲，爭的就是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但是，我們絕不承認泛指的、超社會超階級的所謂“專制主義”。我們承認的是人民民主專政和資產階級專政。自從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戰勝了反動的官僚買辦資產階級，建立起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人民才能過上安穩幸福的日子，才能揚眉吐氣做主人。　　　　

我們說，就是改革開放之后有很多弊端的今天，也不能同意放棄共產黨的領導，放棄人民民主專政！　　　　

因為，不管社會上有多少問題，黨內有多少腐敗分子，十三億人口，九百六十萬平方土地上，至今還沒有其他任何一種政治制度能讓中國如此穩固、高效率地發展，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黨能挑起民族振興的大業，還沒有其他任何一個政黨能凝聚起全國人民的力量。至于“精英”們吹得天花亂墜的西方民主、多黨執政，甚至全面私有化，則是根本不適合中國國情的亡國之策，是絕不會被黨和廣大人民所接受的。　　　　

當然，我們知道，“從來的革命，除了奴隸制代替原始公社制那一次是以剝削制度代替非剝削制度以外，其余的都是以一種剝削制度代替另一種剝削制度為其結果的，他們沒有必要也沒有可能去徹底鎮壓反革命的事情。只有我們，只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大眾的革命，是以最后消滅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階級為目標的革命”。（毛澤東:《〈關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材料〉的序言和按語》）　　　　

由于我們共產黨人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的“以最后消滅任何剝削制度和任何階級為目標的革命”，所以，它最艱難、最復雜、最慘烈，因而也必然遭到最強烈、最頑固、最持久的反抗。它的曲折和反復是在所難免的，這近30年來的斗爭和演變就是最有力的證明。　　　　

在偌大的中國，在繁紛復雜的階級、政治斗爭中，有一個《南方周末》這樣的報紙并不足奇，有一幫試圖瓦解、麻痹、誤導人民的“學者”、“專家”、“御用文人”也不足怪。只要我們能逐漸看清他們的真面目，就是人民勝利的第一步。　　　　

反正筆者和眾多的有識之士，已經從這份報紙開了眼界，長了見識，并且完全明白了它的政治方向和最終意圖。　　　　

這就是：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揚幡，為資產階級自由主義思想招魂！                             （　　2008-6-13　　）　　　　

【附件】——————————————————————　　　　

1、        對李慎之《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的評析　　　　

2、        對王元化《我的三次反思歷程》的評析　　　　

（注：藍色括號內的文字為筆者的評析。為了認清《南方周末》利用它的報紙都宣傳了何方神圣，為了真正弄清　李慎之　先生等都是何等人士，我勸沒有拜讀過他們文章的同志、朋友能夠耐心看下去。）　　　　

李慎之：《中國文化風雨蒼黃五十年》　　　　

一樣是雄壯威武的閱兵，一樣是歡呼萬歲的群眾，一樣是高歌酣舞的文工團員，一樣是聲震大地的禮炮，一樣是五彩繽紛的焰火……　　

一切都那么相似，唯一的差別是五十年前我是在觀禮臺上親眼目睹，而五十年后我已只能從電視機的屏幕上感受盛況。我已經是年近大耄的老人而且身有廢疾，雖說還能站能走，但是要走那么長的路，站那么長的時間去觀禮，已經是無能為力了。　　

最大的不同是心情，是腦子里的思想，跟五十年前比，可以說是完全不一樣了。（為什么不一樣了？不是時間的滄桑，不是物是人非，而是理想、信念發生了根本的顛倒。）　　　　

一九四九年我是二十六歲，臨時受命去迎接據說是斯大林親自派來祝賀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大典的、以法捷耶夫為首的蘇聯文化代表團（那是當時唯一的外國來的賀客）。在天津迎到了貴賓，住了一夜，　十月一日上午　才乘專車到北京，在前門車站迎接的居然有劉少奇、周恩來、宋慶齡這樣一些中國最高級的領導人。到貴賓下榻的北京飯店參加完歡迎的宴會以后，我本來應該回機關了，不料已經戒嚴，只得隨代表團到天安門觀禮。代表團的團長好像是上城樓了。其馀的人就由我們陪著在臨時搭的西觀禮臺就坐。這樣就從三點鐘一直呆到十點鐘。　　

雖然幾乎長達一整天，卻是并無絲毫倦意，整整七個小時都是在極端興奮中度過的。我從來也沒有見過這樣的閱兵式，也沒有見過這樣的禮花，這樣幾十萬熱情的人群。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毛主席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的聲音，甚至他宣讀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名單中若干委員的名字的聲音。我不斷回憶從延安走到北京一路的經歷，回憶自小從啟蒙到覺悟到參加革命的一切。我竭力想把當年的種種感受用詩的語言表達出來。我也想起不久前政協會議通過的人民英雄紀念碑的銘文"……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以來的人民英雄永垂不朽"而熱淚盈眶。想到毛主席十一天以前在政協開幕辭里講的"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這句話，驚嘆他說話總是那么簡潔，那么有力，那么響亮。　　

但是，想來想去竟是"萬感填胸艱一字"，只能自己腦子里不斷重覆"今天的感情決不是用文字所能表達的"這樣一句話。這種感情，到九點多鐘廣場上從匈牙利參加國際青年聯歡節回來的中國青年代表團帶領著北京各大學學生涌向金水橋，向天安門城樓上高呼"毛主席萬歲"的時候達到頂點。　　

我曾經長期感到不能理解"毛主席萬歲"這樣的囗號，但是這個時候我似乎理解了，接受了，我自己也想跟著喊了。　　　　

我自以為決然無法用文字表達的感情結果還是有人表達出來了，他就是胡風。"十一"以后大約一個多月，《人民日報》就連續幾期整版的篇幅發表了他歌頌人民共和國的長詩，雖然我已完全記不得它的內容，但是卻清楚地記得它的題目：《時間開始了》，甚至記得這五個字的毛筆字的模樣。　　

時間開始了！我怎么就想不出這樣的文字來呢？時間開始了！我完全了解胡風的思想和心理。決不止胡風和我兩個人，我肯定那天在天安門廣場的每一個都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中國從此徹底告別過去，告別半殖民地與半封建的舊社會，告別落后、貧窮愚昧……而走上了一條全新的路。--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的路，新民主主義的路，而后面還有更神圣的事業呢，我們要建設社會主義，以后還要建設毛主席說的"無比美妙的共產主義"。世界上只有蘇聯現在走在這條道路上，我們有蘇聯作樣板，我們有毛主席的領導，我們一定可以不久就趕上蘇聯，與它并駕齊驅，然后再把全世界，--甚么美國、歐洲、印度、非洲……都帶上由社會主義而共產主義的光明大道上去。（這時，革命勝利巨大地、實實在在地擺在了面前，所以不能不“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且，還充滿著自己的幻想，自己心中勾畫的未來前景。）　　　　

時間開始了！我歷來是不怎么贊賞胡風的才氣的，但是這一句話是神來之筆，怎么偏偏是他能想得出這樣的絕妙好詞來！　　

我絕對想像不到，而且可以肯定胡風也絕對想像不到的是，不到六年以后，他竟被毛主席御筆欽點為"國民黨反革命小集團"的頭子，從此鋃鐺入獄，沉冤莫白者垂四分之一世紀。一直到一九八八年，也就是胡風去世三年之后，這個案子才得到最后的昭雪平反。　　

我當時絕對想像不到的還有，八年以后，從來沒有成份問題，也與歷史問題無緣，而且一貫被評為"模范"的我自己，竟被毛主席親自發動的反右派運動定為"資產階級右派分子"。而"右派分子"，照毛主席的說法，"實際上就是反革命"，稱右派分子不過稍示客氣而已。　　

“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這條殘酷的真理居然應驗到了我身上！（“革命吃掉自己的兒女”？有這樣怪異的事情嗎？這是怎樣的革命？你又是怎樣的兒女呢？這里沒有絲毫對自己的反省和檢討，只強調個人的冤屈，而絲毫不披露自己在革命要前進的時候，你是怎樣與黨分庭抗禮并猖狂進攻的。這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嗎？）然而這還僅僅是開始。除了一九四九年的開國大典外，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九年的國慶。十年大慶，二十年大慶，我都在勞改中。三十年大慶，我記得沒有舉行。一九八九年的"十一"是四十周年大慶，那時距"六四"不過四個月，五月十九日下的戒嚴令還沒有解除。北京的外國人幾乎走光了。旅館的空房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　　

國慶那天白天是不敢有甚么活動了，晚上則我以犯嚴重錯誤之身還有幸應邀參加在天安門舉行的聯歡晚會。凡出席的人都先要到機關集中，然后再坐小巴去會場，一路上要穿過許多大街小巷。我已久不出門，那天晚上才發現北京竟成了一座鬼城，不但燈火黯然，而且行人絕跡。（看，這是多么陰暗的心理。對于“六四”動亂，為什么不講正是因為那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精英們，鼓動全盤西化，煽動年輕的學生鬧事，才遭到懲戒的？學生們遭難，精英們逃遁，方勵之等人不是至今仍在美國煽風點火，干著出賣祖國的勾當嗎？）每隔幾十米就有一小堆六七個人坐著打撲克。人家告訴我，這都是"公安"的便衣。只有進入勞動人民文化宮轉到天安門廣場，才可能看到耀眼的燈光和盛裝的男男女女。在觀禮臺上倒是見到了許多老同志、老戰友，大家也沒有多少話可說，只是默默地觀賞煙火，廣場上的歌舞實際上是看不清的。四十年來，真是風狂雨暴、蒼黃反覆，不知有幾個人曾經預見到。　　

現在是又十年過去了。國家似乎又繁榮了。就為準備這次國慶，據說就花掉了起碼是上千億的錢，一切的一切都是踵事增華。希特勒死了，斯大林死了，世界上追求這種壯觀的場面的國家應該是不多了。以我之陋，猜想也許只有金正日領導下的朝鮮才有這樣的勁頭。但是它國小民窮，因此這兩天報上登的外國反應大概是可信的，那就是"國慶盛典、世界第一"。　　

觀看慶典的群眾肯定是高興的，這樣的大場面，人生那得幾回逢？就是練隊練了幾個月，到正日子還要從凌晨站起一直站到中午的學生也一定是高興的。小孩子、青年人最可貴的就是永遠不敗的興頭，不管多苦、多累、等得多久，多單調，只要一踏上天安門，就是一輩子的幸福了。　　

慶典的標語和彩車所展示的，電視上與報紙上所宣揚的，這五十年是從勝利走向勝利，整個歷史是偉大、光榮、正確的歷史。許多最重要的事情都被掩蓋了，埋藏了。五十年前，為了向天下宣告新中國建立后的大政方針，毛澤東寫了著名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其中很重要的一段說：“'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毛主席的原文是：“‘你們獨裁’。可愛的先生們，你們說對了，我們正是這樣。中國人民在幾十年中積累起來的一切經驗，都叫我們實行人民民主專政，或曰人民民主獨裁，宗旨是一樣，就是剝奪反動派的發言權，只讓人民有發言權。”〔毛澤東：《論人民民主專政》，《毛澤東選集》第四卷1475頁〕）最初讀到的時候，心頭不免一震。（為什么會“一震”？如果你是革命的，完全站在人民的立場，贊成人民民主專政的，恐怕絕不會有這種異樣的感覺。因為這是你所歡迎和為之奮斗的政治目標。）但是馬上就想，這不過是毛主席他老人家以其特有的宏大氣魄表達馬列主義的一條原理而已。一直到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以后，我才看到意大利社會黨總書記南尼提出的公式：“一個階級的專政必然導致一黨專政，而一黨專政必然導致個人專政（獨裁）。”（看看，他可以對毛主席的論述“心頭不免一震”，卻對意大社會黨的這種修正主義觀點一拍即合。他的思想感情和政治立場不是一目了然了嗎？）后若干年，再回想在西柏坡的時候，聽到傳達毛主席的指示“要敢于勝利”，“要打到北平去，打掃龍庭坐天下”；又再過若干年，聽到毛主席說“我就是馬克思加秦始皇”。這才憬悟到，其中有一個貫通的東西，有一個規律，那就是阿克頓勛爵所說的“權力角H腐敗，而絕對的權力絕對地使H腐敗”。而那是我在開國的時候不但理解不了，而且想像不到的。（這里，甚至把封建皇族阿克頓勛爵的話也當成了精典，能說他和黨是一個立場嗎？）　　　　

在《論人民民主專政》明確宣告不能“施仁政”以后，政治運動一個接一個：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幾乎沒有間歇過。（看來，他對土改、鎮反、三反、五反、肅反都有看法和意見。他要求我們的黨對地主、富農、反革命、國民黨特務都要“施仁政”，不然，就是“獨裁”，就是不民主。）這些，按馬列主義理論來講，還算是針對階級敵人的，但是一九五五年四月的潘漢年案和五月的胡風案（還未提至今沒見人說得清楚的同年二月的高饒案）就已經反到自己的營壘里來了。（共產黨從來沒有認為自己營壘里就水清見底，就純潔無暇。除奸、整風就是要搞掉自己營壘內的叛徒和教育那些犯錯誤的同志，從建黨幾十年來不是一貫如此嗎？至于有擴大化和誤傷好人，那是另外一回事。）偏偏就在一九五六年上半年發生了蘇共二十大赫魯曉夫揭發斯大林的事件，隨之發生了柏林事件、波茲南事件，沖激波擴大，在下半年又發生了波蘭、匈牙利的"反革命事件"。毛澤東覺得大勢不好，又運籌帷幄，定計設局，“引蛇出洞”，（事實上不是“引蛇出動”，而是一些真正的右派分子直接打將上來，比如他　李慎之　先生不就是要搞兩黨制，意欲讓共產黨下臺嗎？）在一九五七年上半年公開宣布"急風暴雨式的階級斗爭基本結束"，今后必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在下半年就發動反右派運動，無端端地打從人民內部“挖”出了五十五萬犯有“反黨反社會主義”罪行的右派分子。然后，乘反右勝利的東風又在一九五八年發動了超英趕美的大躍進運動與提前進入共產主義的人民公社運動，三年之內餓死了幾千萬人，（此言不實，是以訛傳訛。作為“思想大家”，怎能犯這種低級錯誤，拿謠言來論戰？）為大煉鋼鐵而剃光了不知多少個山頭，中間又為給大躍進鼓勁而在一九五九年發動了"反右傾運動"，反到了開國元勛、建軍元帥張聞天、彭德懷這樣的人頭上。以后又因為傷害的人實在太多，經濟實在太困難，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不得不出來為毛打圓場，彌補一下錯誤，搞了一個三年調整時期，元氣才稍有恢復。偏偏毛又怕把柄被人抓住而反戈一擊，從一九六六年開始了大革一切文化之命的文化大革命，時間長達十年，當時八億人囗中受牽累而遭殃者竟上了億。斗爭的矛頭越來越轉向內部，從劉少奇直到林彪，（馬克思說過：“無產階級的發展，無論在什么時候總是在內部斗爭中實現的。”因為“敵人就在共產黨內”，“堡壘最容易從內部攻破”。改革開放30年的現實，不是完全證明了這一點了嗎？）最后，刀鋒甚至直逼現在已被某些人譏為"愚忠"的周恩來的頭上，只是因為周毛先后謝世，斗爭才沒有來得及展開。　　　　

因此到一九七六年為止，共和國幾近三十年的歷史都可以說是腥風血雨的歷史。（如果用“腥風血雨”來概括新中國的歷史，那就證　明李慎之　先生不僅是黨內真正的右派，而且已經和臺灣的蔣介石反動派如出一轍了。我們的鎮反、肅反是要殺人的，可是其他的政治斗爭、思想斗爭，卻是要通過改造讓那些犯了錯誤的同志重新做人的。對反右斗爭，毛主席就主張“一個不抓，一個不殺。”黨內歷史上那么多的路線斗爭，除了王明等極左時期錯殺過人，建國三十年來，只殺了腐敗分子劉青山、張子善，并沒有指示要殺右派分子。）毛主席一生的轉折點就是勝利、建國，而是作為新中國的建國大綱和建國方略的《論人民民主專政》，從一九四零年開始就宣傳了十年的“新民主主義”從來就沒有實行過，毛主席后來說社會主義從建國就開始了。當然物質建設總是有進步的，幾千年前埃及的法老還造了金字塔，秦始皇還筑了萬里長城呢，何況人類的技術發展已到了二十世紀，中國的現代化也已經搞了一百多年。　　

由一九七九年開始的鄧小平時代靠著前三十年在毛澤東的高壓統治下積聚起來的反彈力總算把這種高壓沖開了一個缺囗，冤假錯案平反了，經濟活躍了，生活提高了，私人言論也確實自由了許多……。（黨的十一屆二中全會以后，對反右斗爭等一風吹，他　李慎之　先生又復出了，給了他那么高的地位，給了他著書立說的權力，給了他與內外極右勢力相互交流的機會，所以又可以名正言順地向黨進攻了。）　　　　

但是每一個有公民權利覺悟的人，只能認為體制實質上并沒有變化，意識形態并沒有變化，還是毛的體制，還是毛的意識形態。中國人在被"解放"幾十年以后不但歷史上傳統的精神奴役的創傷遠未治愈，而且繼續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這是因為，毛澤東的體制還能管理這個國家，還是這個國家政治、經濟的發展中不可或缺的。或者說，我們的黨還沒有完全放棄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至于確有工農民眾“處在被奴役的狀態中”，那正是因為有　李慎之　先生之類的資產階級右派和黨內走資派沆瀣一氣，極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結果。）　　　　

鄧小平沖破毛獨裁而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確實立下了歷史性的功績，然而他在十年前調動部隊鎮壓學生卻是無可饒恕的罪行，我還清楚地記得"六四"剛過，四十年來一直是中國的老朋友的（日本）井上靖發來電報說："鎮壓自己的人民的政府是不能稱為人民政府的；開槍射殺赤手空拳的學生的軍隊是不能稱為人民軍隊的。"遍及世界的譴責者還不能理解中國人民更深沉的痛苦："六四"的坦克不但射殺了弄不清有多少老百姓的生命，同時還壓殺了剛剛開始破土而出的中國人民覺悟的嫩芽。歷來有"以天下為己任"的傳統的中國知識分子從此幾乎銷聲匿跡了。　　

在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曾表示過要改革政治體制的意圖，也提出過一些很好的意見。但是“六四”以后，政治體制改革就完全停擺了。當局雖然有時也還說幾句政治改革的話，如要實行“法治”之類，但是既然領導一切的黨可以高踞在法律之上，司法又根本不能獨立，這樣的話也就無非是空話而已。（因為要“全盤西化”一時還走不通，胡耀邦沒行，趙紫陽也沒行。因此讓　李慎之　先生如此失望和不滿，真是對不起了。）這就是為甚么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提出“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以后，經濟改革雖然大大紅火了一陣又歸于蹭蹬不進的原因，更是民氣消沉、人心萎靡的原因。　　

反思文化大革命，由此上溯再反思三十年的極權專制，本來是中國脫胎換骨，棄舊圖新的最重要的契機，也是權力者重建自己的統治的合法性（或曰正當性）的唯一基礎，可是在“六四”以后，竟然中斷了這一歷史進程。十年來當然也出版了不少有關反右、反右傾、文化大革命……的書，然而大多成了遺聞秩事，缺乏理解的深度，談不上全民的反省，更談不上全民的啟蒙。　　

難道是中國無人嗎？不見得。這主要是領導上禁止人們知道，禁止人們思考造成的。當局一不開放檔案，二不許進行研究。它的代價是全民失去記憶，全民失去理性思考的能力。在我們這一代是昨天的事，在今天的青年已懵然不曉，視為天方夜譚。掩蓋歷史，偽造歷史，隨著這次五十周年的大慶的到來而登峰造極。五十年間民族的大恥辱，大災難統統不見了。這些大恥辱、大災難的罪魁禍首明明是毛澤東，但是一切罪過卻都輕輕地推到林彪和四人幫頭上，江青在法庭上明明直認不諱她自己“是毛主席的一條狗”，幾十年間月月講，天天讀的都是毛主席的書、毛主席的指示，現在要把他一床錦被遮過，遮得了嗎？別忘了："莫為無人輕一物，他時須慮石能言。"（請看，　李慎之　先生對新中國五十年間的進程，是多么憂心如焚！對毛澤東主席是多么仇恨！魯迅說過，謾罵和恐嚇不是戰斗。號稱“學者”、“大家”的他，竟然也圖窮而匕首現，與李銳、辛子陵、謝韜一樣開始了最惡毒的攻擊和謾罵。這除了證明他們是一些偽學者、偽學問家之外，還能證明他們對復辟資本主義是何等地急切，何等地迫不及待！）　　　　

積重難返，二十年前要糾正毛澤東的錯誤有何等困難？（事情可不像　李慎之　先生想的那樣簡單。其實，早在“六四”動亂之前，就有無產階級老革命家王震等人不顧壓力和開除黨籍的風險，針對相對地批判了鼓吹“全盤西化”否定人民革命的電視專題片《河殤》，有人想否定毛澤東和他開創的革命事業確實相當困難。）然而在這方面出過大力，立過大功，而且按照中國憲法曾擔任過中國最高領導人的胡耀邦、趙紫陽，連名字都在五十年的歷史上不見了，甚至也當過兩年"英明領導"的華國鋒也不見了。歷史剩下的只有謊言，然而，據說我們一切的一切都要遵從的原則是“實事求是”。　　

我們的導師恩格斯說："一個民族想要登上科學的高峰……是一天也不能離開理論的研究的。"而我們居然生活在謊言中。沒有理論的指導，我們又怎么能進行改革呢？　　

日本對中國發動了那么殘酷的戰爭，犯了那么大的罪，然而拒不忤悔，還要賴帳，裝得沒事人一樣，它理所當然地受到了中國人的譴責。照說中國人對自己折騰自己的錯誤應該更加自知懺悔了，卻并不。難道東亞民族都沒有懺悔的傳統和品格嗎？　　

這次國慶還有一個極度夸飾之處，就是各種宣傳機器都開足馬力夸張中國的國力，甚至夸張中國的國際影響。《尚書》上說："滿招損，謙受益。"在中國成為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以后，中國的民族主義本來已經得到滿足，在這個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上，若不防止極端民族主義而放任它發展，實實在在是十分危險的。　　

今年不但是"十一"五十周年，也是"六四"十周年。為當局計，其實大可乘這個日子大赦天下，并且撫恤受難者，這樣不但可以收拾全國人心，給中國的進一步改革建立新的基礎，而且可以大大提高中國的國際聲望，使中國的改革有更好的外部條件。然而他們竟視若無睹，輕輕放過。另外，就在今年春夏之交發生的法輪功聚眾與打砸美國使館兩件事已足以證明黨和政府的控制力大幅度下降。照　　

中國傳統的說法，"天之示警，亦已至矣"，然而我們的領導人卻置國計民生于不　　

顧，是事與愿違。　　

今年還是"五四"的八十周年，然而|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囗號，還有"個性解放"的目標并沒有達到。今年上半年發生的"法輪功事件"既說明了科學精神在中國還遠未養成，也說明了民主也沒有在中國出現。處理法輪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義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輪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堅決反對對法輪功的鎮壓。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樣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種各樣的輿論工具中都聽不到他們的聲音，僅這一點，就可以說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國是怎么一回事了。　　

不論現實多么令人沮喪，我還是抱著十年前由千家駒老人提出的“和平演變（或曰和平進化）”的愿望。理由十分簡單，不是和平演變，那就只有暴力演變或者暴力革命了。（一點不錯，正是在　李慎之　先生等一干人的期望和出謀劃策之下，和平演變在中國已大見成色。但是很顯然，他們并不滿意。現在的演變成色，大概是離他們的期待相去甚遠。）我這樣的人已經參加過一次革命而且嘗到勝利的滋味了。但是五十年的經歷使我不得不認同三千年前伯夷、叔齊的話："以暴易暴，未知其可"。全人類的歷史都證明了人類的進步大多是在和平的改良中取得的，暴烈的戰爭或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暴烈的戰爭和革命很少能帶來真正的進步”嗎？錯了。沒有暴烈的戰爭和革命，能有偉大的十月革命和新中國的勝利建國嗎？列寧尖銳地指出：“凡是以為可以用和平的方式使資本家服從大多數被剝削者意志，可以通過和平的、改良主義道路過渡到社會主義的設想，都不僅是極端的愚蠢行為，而且是對工人的公然的欺騙，對資本主義的雇傭奴役制的粉飾和對真理的隱瞞。”（列寧：《關于共產國際第二次代表大會的基本任務的提綱》）　　　　

因此，世人稱贊的鄧小平的"漸進主義"，我是贊成的。甚至在他進行"六四"鎮壓，我在明確表示反對因而獲罪之后，也還常常在心里為他辯解。他畢竟是老經驗，也許有他的理由，"以中國人囗之眾，素質之低，問題之多……萬一亂起來，怎么辦呢？"　　

但是，漸進的要義是要進不要停。改革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船到中流，在水中打轉轉是可怕的。　　

鄧小平的遺訓是"穩定壓倒一切"。中國確確實實需要穩定，但是，套毛澤東的一句話：以堅持改革求穩定，則穩定存；以停滯倒退求穩定，則穩定亡。　　

從"六四"到現在已經十年過去了。江澤民入承大寶，正位核心也已經整整十年了。雖然他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并無尺寸之功，但是僅僅因為"人會老"這條自然規律，他的龍庭已經坐穩了，中國已經沒有可以向他挑戰的力量了。如果他是一個"明白人"，現在是他可以以大手筆為中國，為歷史，也為他自己建功立業的時候了。（可惜呀，如此披心瀝膽的忠告并沒有湊效，且無人領情。因此他在這里便諷刺挖苦，無所不用其極。）　　　　

既然鄧小平能以三七開的評價對毛澤東明揚實批，給中國人大大出了一囗冤氣，理順了相當一部分政治經濟關系，為中國的改革事業開了一個好頭。為甚么你不能學他的榜樣，在鄧小平因為歷史局限而不得不止步的地方重新起步呢？　　　　

既然鄧小平在一九九二年可以完全違反他自定的四項基本原則而說“資本主義可以搞市場經濟，社會主義也可以搞市場經濟”，從而使中國經濟打開了一個新局面；為甚么你不能說“資本主義可以搞議會民主，社會主義也可以搞議會民主”，給中國的政治改革打開一個新局面呢？（真是的，在他看來，江澤民完全錯過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遇期。）　　　　

"六四"已經過去十年，鄧小平也已死了兩年。中國進一步改革的條件不但已經成熟，而且已經"爛熟"了。不實行民主，人民深惡痛絕的貪污腐化只能越反越多。（實行“民主”？什么民主？是資產階級民主還是無產階級民主？）　　　　

我注意到江澤民現在也喜歡引用孫中山的話："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問題在于要看清甚么是世界潮流；全球化是世界潮流，市場經濟是世界潮流，民主政治是世界潮流，提高人權是世界潮流，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鄧小平已經走出了決定性的兩步，再走一兩步，改革的大業應該可以基本完成了。（資本主義可以基本復辟了，他也就可以瞑目了。）以后的路當然還長，但是那是又一代人的任務了，是全新的任務了。　　

不要害怕會失掉甚么。人民從來不會固守僵死的教條而只珍視切身的大利。只有大膽地改下去，你才能保住自己，而且保住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真是奇怪的邏輯！如果實現了資本主義，就保住了鄧小平、毛澤東和共產黨？難道毛澤東和共產黨是只有實現資本主義才能保住的嗎？恰恰相反，那正像毛主席生前說的，他會被打得粉碎的。）　　　　

有一個中國人自己立下的榜樣，蔣經國就是在國民黨壟斷政權六十年之后開放報禁與黨禁的。十年過去了，國民黨垮了嗎？沒有。（沒有？沒有為什在他手里丟掉了國民黨的執政黨的地位？）當然，國民黨要千秋萬代是不可能的，變化是辯證法的鐵則，對于一個革命政黨來說，能完成和平交班，向憲政政府交班，就是大功告成，功成身退的理想結局了。毛澤東早在《論人民民主專政》里已經預告了共產黨的滅亡。在全世界現代化的浪潮沖激下，中國要開放報禁、黨禁是必然的，不可阻擋的。能夠吃準火候，抓住時機，順乎大勢，與時推移，就是中國傳統中所說的“圣之時者也”。　　

毛澤東的名言是“歷史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很快就要到二十一世紀了，在這世紀末的時候，在這月黑風高已有涼意的秋夜里，一個風燭殘年的老人，守著孤燈，寫下自己一生的歡樂與痛苦，希望與失望……最后寫下一點對歷史的卑微的祈求，會不會像五十年前胡風的《時間開始了》那樣，最后歸于空幻的夢想呢？（嗚呼，恐怕李公也只能是“歸于空幻的夢想”了！）　　　　

（全文完）　　

著名學者、文藝理論　家王元化　先生因病醫治無效，于　2008年5月9日　在上海逝世。本版今日選登　王元化　先生的舊作《記我的三次思想反思》，以表悼念。在這篇文章中，　王　先生真誠回顧了半個多世紀以來他的思想變化歷程，反映出一位學者嚴謹的治學態度和認真的自省精神。

　　在我從事寫作的六十余年中，我的思想有過三次較大的變化。這三次思想變化都來自我的反思。我是在嚴格意義上使用“反思”一詞的，即指對自己的思想進行反省和檢討。

　　第一次反思
　　第一次發生在抗戰時期1940年前后，那時我入黨不久，受到了由日文轉譯過來的蘇聯文藝理論的影響。舉例來說，1939年我寫的《魯迅與尼采》一文，發表后有較大影響（甚至至今還有人提到它）。但我坦率地說，那時我并沒讀過多少尼采的著作，我的許多看法大多襲自蘇聯一本論尼采的著作。就在這篇文章發表后不久，大后方傳來了一股學習古典名著的熱潮，孤島也受到了影響。閱讀名作，座談心得，一時蔚然成風。我在讀中學時熱愛魯迅，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點基礎，所以在四十年代讀名著的誘發下，很快就識別了自己身上那種為了要顯得激進，所形成的“左”的教條傾向。

　　還要補充說，當時一些朋友，特別是滿濤（編者注：文學翻譯家，王元化妻子張可的哥哥），對我這次反思起了很大作用。我們兩人常為一些文藝問題爭得面紅耳赤，他曾發表文章批評我的機械論，指出我在藝術與政治的觀點上，以及從藏原惟人（編者注：日本文藝評論家、翻譯家、社會活動家）那里轉借來的所謂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雙重標準等是錯誤的。這些爭辯十分激烈，但并不影響我們的友情。不過，我縱然明白了自己思想中的問題，倘要克服，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直到淪陷區時代即將結束，時間已過去了三四年，我才取得一些進展。當我把我寫的一篇小說《舅爺爺》和評論曹禺改編《家》的文章給一位朋友看時，這位朋友禁不住說：“真的脫胎換骨了。”這時我也成為滿濤所喜愛的契訶夫作品的愛好者，我們在文藝思想上則主張回到馬恩的原初理論上去。　　　　

（看來，他的第一次反思，一是由于“熱愛魯迅”和“四十年代讀名著的誘發下”“所形成的‘左’的教條傾向；二是意識到“所謂藝術價值和社會價值雙重標準等是錯誤的”。）

　　第二次反思
　　我的第二次反思發生在1955年我因受到胡風案牽連被隔離審查時期。對這場政治風暴，我毫不理解，更無法防衛。它使我感到了大震蕩。后來我在一篇回憶文章中說：“這是一場靈魂的拷問。過去長期被我信奉為美好的神圣的東西，轉瞬之間轟毀，變得空蕩蕩了。我感到恐懼，整個心靈為之震顫不已。我好像被拋棄在茫茫的荒野，惶惶無主。”這是我一生所感到的最可怕的時候。

　　多年以后，我用精神危機來概括這場經歷。在這場危機中，已形成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認識、再估價。這就是我在隔離審查時期發生反思的由來。經過一年來的審訊和內查外調，問題清楚了，我沒有什么歷史問題和政治問題，但由于我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組織上說我對抗審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繼續關在隔離室內，要我轉變立場，端正態度。這樣拖下去，我真不知道要伊于胡底？幸而我一再提出的讀書要求，終于被批準了。

　　隔離室監管人員同意代我去家中取書或代我去買書。不久，我就定下一個作息時間表，有計劃地去讀書。我的讀書生活，就像軍營生活那樣機械刻板，嚴格按照計劃進行。這樣讀書的最大好處，就是使我沒有浪費分秒的光陰。現在回顧起來，在我一生中還從來沒有像這樣思想集中、專心致志地去讀書過。這樣堅持不懈地鉆研，鍥而不舍地全神投入，自然會從讀書中獲取回報。　　　　

我開頭讀的是《毛選》，我發現《實踐論》主要是闡發列寧的《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的思想精要，而《矛盾論》則是闡發列寧《哲學筆記》中《談談辯證法》的精要。自然其中也夾雜不少斯大林時期蘇聯哲學理論的觀點。這以后，我再去讀列寧的兩本原著。讀完我更進一步去探索馬恩哲學的思想世界，幾乎把馬恩的哲學著作讀遍了。

　　當這一切進行完畢，我把我的全部攻讀集中在三位大家身上：馬克思《資本論》（第一卷）、黑格爾《小邏輯》、《莎士比亞戲劇集》。有關前二種，我寫了數十本筆記。這些筆記現分別藏在上海檔案館和上海圖書館內。這次讀書的重點主要在哲學方面，這是我過去沒有涉足的領域。哲學對我1956年的反思是有重大意義的。那時反思的重要成果可歸納如下：

　　———認識到感性——理性的認識論是不充分的，必須補入知性階段；

　　———認識到“抓要害”（是從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衍化出來的）是一種片面的知性分析方法（在認識過程中，知性是理性認識的一個環節，或照黑格爾說法是認識的一個“時段”，知性的功能決不可少，但一旦把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加以絕對化、片面化，并取代辯證的理性，就陷入了簡單的形而上學）；

　　———認識到斷言只有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違反馬克思論人性觀點的。馬克思認為人身上存在著“不同歷史時期變化了的人性”，也同時存在著“人的一般本性”；

　　———認識到凡人的思想莫不打上階級的烙印這一命題，正如否定一般人性存在的觀點一樣。《資本論》所提到的那些工廠視察員和公共衛生報告醫師，就是不受資產階級思想局限的。《自然辯證法導言》所提到的那些文藝復興時期的巨匠也是不受階級局限的。《資本論》還說“超利害關系的研究”和“無拘無束的研究”是存在的，只是在庸俗經濟學出現后才消失。這種研究，也是沒有階級烙印的。　　　　

———認識到《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提出的“由抽象上升到具體”這一命題，并不是如過去理論界所認同的是指由“研究方法”到“說明方法”，而是表達了感性—知性—理性的過程；

　　———認識到我們跟隨蘇聯的理論界批判德波林的差異說，斷言差異就是矛盾，這也是有問題的。因為不承認非矛盾性的差異存在，抹煞了多樣性的統一，必將導致斗爭性的絕對化； 

　　———認識到《唯批》將政治概念引進哲學，認為哲學也有黨派性，也有路線斗爭，并斷言從希臘羅馬開始就存在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斗爭。可是《唯批》作者后來寫《哲學筆記》接觸同一問題時，就不同于上述觀點了。但我們理論界仍將前者奉為圭臬，作為必須嚴格遵守的經典原則；

　　———認識到在反胡風斗爭中對“人格力量”、“人的尊嚴”、“藝術良心”等等進行批判是一種極左思潮，與馬恩的觀點并不相侔，甚至與列寧斯大林的觀點也不同……

　　以上是我在這次反思中所得的結果，我把它們都寫在當時的筆記中，等到將它們整理成文，已是在20多年以后，我經過平反可以發表文章的時候了。這些有關文字雖然都在文末注明的是寫作時的日期，但實際上其中的觀點早已萌生在1956年的反思中。過去那些灌輸在頭腦中的既定觀念，在不得不遵守體制所規定的政治立場和思想的路向的時代，雖然也產生某些質疑，但我沒有力量去揭示它們的錯誤，如今我在自己精神危機的時刻顧忌皆去，解決了這些思想問題，真使我感到是一場大的解放。我萬萬沒有想到在我喪失身體自由的環境中，卻享受到了思想自由的大歡樂。　　　　

（他的這第二次反思，是受到胡風案牽連被隔離審查以后，“由于我不承認胡風是反革命” ，“組織上說我對抗審查，所以不放我出去，繼續關在隔離室內”，“ 過去長期被我信奉為美好的神圣的東西，轉瞬之間轟毀，變得空蕩蕩了”，“已形成的價值觀念和倫理觀念都需要重新去再認識、再估價。”因而，背叛了原來的立場，收獲頗豐：　　　　

1、認識到毛澤東《實踐論》“感性——理性的認識論”是不充分的，必須補入知性階段；　　　　

2、認識到《唯批》（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將政治概念引進哲學，認為哲學也有黨派性，也有路線斗爭，并斷言從希臘羅馬開始就存在著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兩條路線斗爭；　　　　

3、認識到在反胡風斗爭中對“人格力量”、“人的尊嚴”、“藝術良心”等等進行批判是一種極左思潮，與馬恩的觀點并不相侔，甚至與列寧斯大林的觀點也不同。）　　　　

第三次反思
　　第三次反思也是發生在一次大的政治風波以后，這次反思時間比較長，跨越了整個90年代。這一次促使我反思的原因，是我在痛定思痛之后要探尋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這樣源遠流長，在許多人頭腦中這樣根深蒂固？

　　我發現，這種極左思潮體現在二十世紀初從西方所傳入的無政府主義思潮中。這是一種激進主義。激進主義當時在中國盛行，有其政治原因。當時中國社會環境太黑暗，改革運動一次又一次失敗，使人們容易產生一種急躁的情緒。另一方面，封建社會的解體，西學的輸入，傳統文化面臨了前所未有的考驗和挑戰，在中西文化的關系問題上往往出現了一些趨向極端的偏頗看法。1919年在《新青年》與《東方雜志》之間所爆發的那場中西文化問題論戰就透露了個中消息。激烈的反傳統雖然并不是萌生于五四時代，它早在明末何心隱、李贄等人身上就已露出端倪了。但那時斷斷續續出現的反傳統傾向還不足以形成一種時代風習，像“五四”那樣對當時和后來發生巨大的影響。

　　因而我的反思由激進主義而進入到對“五四”的思考。我嘗言，我是在“五四”的精神氛圍和思想影響下長大成人的。我生下的那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就頒布了中小學應一律使用國語讀本的命令。我一直認為“五四”的反傳統和倡導西化是天經地義的。直到八十年代下半期，我編《新啟蒙》和寫《傳統與反傳統》一文時，都是秉承了這樣的思路。那時我雖然也有一些獨立思想，但在“五四”的問題上，仍像今天許多人一樣，認為這是一條必須堅守的底線：“五四”思想必須全盤繼承。

　　上述看法的改變是由我被朋友囑托寫一篇《杜亞泉文集序》所引起的。這時我發現，過去我對“五四”的認識是基于長期所吸取的大量既定觀念，這些既定觀念已被我當作不可動搖的信念，深深扎根在我的頭腦中。過去所讀到的那些資料的匯編，理論的詮釋以及史料的著述等等，幾乎都是在這些既定觀念的導引下編寫而成的。所以我以前所看到的資料只限于被既定觀念所認定是改革、進步、革命的一方，而被判定為落后、保守、反動的一方則多被刊落，縱使少量收錄，也往往加以主觀上的取舍和判定，所以不能使人看到歷史事實的全貌和真相。當我著手要寫有關杜亞泉的文章時，我用了半年多的時間，去閱讀過去資料匯編等所沒有收錄的第一手資料。經過閱讀和思考，我認為“五四”精神當然要繼承，但“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觀點等）是不應該繼承的。　　　　　

1956年我在隔離時期，黑格爾哲學曾經把我從精神危機中拯救出來。那時我多少次從他所說的“人的精神的偉大力量是不可以低估和小視的”那段話里獲取了力量。但九十年代我對黑格爾哲學作了再認識再估價。

　　首先是關于規律問題。過去我一直認為規律的存在是不言自明的，而理論的工作就在于探尋規律也是不容置疑的。七十年代我出版了《文心雕龍創作論》，這本書的重點就在于闡發文學的規律性。現在，我的看法改變了。我認為事物雖有一定的運動過程、因果關系，但如果以為一切事物都具有規律性，那就成問題了。

　　我對黑格爾哲學中所闡發的規律性的質疑，就寫在九十年代初刊行的《文心雕龍講疏》序中。實際上，我們在宇宙萬物中所認識的規律性是微乎其微的。不錯，在人類繼續發展和知識不斷累積的情況下，人可能掌握更多的規律。但宇宙萬物是不是都具有規律性，這是非常值得重視的問題。

　　在當今科學家中，甚至可以說在整個知識界，我最欽佩的人是愛因斯坦，但我不能茍同他所說的“上帝不擲骰子”這句話。我認為量子力學所提出的測不準原理是值得考慮的。盡管我對自然科學沒有什么知識，但我發現測不準原理在其他領域內也同樣適用（比如社會科學、藝術創造某些方面等等領域）。

　　由此我更進一步思考了黑格爾哲學中著名的總念三范疇論和歷史與邏輯的一致性的命題，這是我曾經多么贊美的理論啊！可是，過去那么引起我喜悅之情的信念動搖了，破滅了。特別是當我對盧梭的《社約論》（編者注：《社會契約論》）作比較深入的探索時，我發現盧梭的“公意”和黑格爾的“普遍性”，竟是這樣的不謀而合。我回過頭去再去查閱黑格爾的《小邏輯》，發現《小邏輯》在闡釋普遍、特殊、個體三環節關系時，就援引《社約論》的“公意”“眾意”“私意”三范疇作為例證，并直截了當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總念”。黑格爾的三范疇和盧梭的三范疇都認為普遍性可以一舉將特殊性、個體性囊括在自身之內。這樣就將普遍性（公意）、特殊性（眾意）、個體性（私意）視為同一的了。而囊括了特殊性和個體性于自身之內的普遍性以外，哪里還存在獨立自在的個性呢？　　　　

但我們必須承認，獨立自在的個性，有些方面是不可能被普遍性所涵蓋，或統攝于其自身之內的。我從黑格爾那里發現了這種同一哲學，再從他的前輩盧梭那里認識到這種同一哲學運用在國家學說中的危險性，這是我在第三次反思中一個重要的收獲。當時我并沒有借助別人的看法，我不知道海外的有關著作是否談過這些問題，當時我的身體雖然比現在要好，但已沒有力量旁騖了。我讀書的習慣是精讀，不善于從涉獵中獲取知識。因此，我讀的書并不多。上面這些看法僅僅是出于個人的思考。這一點，　張汝倫　教授（編者注：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在他的一篇評論我的文章中曾經敏銳地揭示過，他說對了。

　　最后，我必須說，在這次反思中，我取得的另一個重要成果，就是我對于個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取得了新的認識。

　　過去我一直認為，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是可以掃除一切迷妄，無堅不摧的。自從文藝復興以來，人類從黑暗中世紀的昏睡中覺醒，認識到人的精神和理性是一種偉大的力量。確實，從那個時代開始，人的力量和理性力量曾經在歷史上起過巨大的進步作用。啟蒙時代的一些重要學說，更將這種思想發揚光大，形成了一種普遍信念。

　　但是，在這次反思中我逐漸感覺到，過去的看法也有它的缺陷。把人的精神力量和理性力量作為信念的人，往往會產生一種偏頗，認為人能認識一切，可以達到終極真理，但他們往往并不理解懷疑的意義，不能像古代哲人蘇格拉底所說的“我知我之不知”，或像我國孔子說的“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所以，一旦自以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獨斷論者，認為反對自己的人，就是反對真理的異端，于是就將這種人視為敵人。結果只能是：不把他們消滅，就將他們改造成符合自己觀念的那樣的人。　　　　

由此我回想到過去，我初讀哲學時，當時我所贊成的“反映論”，未必比它所反對的認為認識是“近似的”象形文字論，具有更多的真理性。　　　　

（本文由我口授，請曼青筆錄，謹向她致謝）二○○四年元月十八日
　　（摘自《清園近作集》，王元化著，文匯出版社出版）　　　　

（現在可以看出，王元化的三次反思，是漸進性的，是由個別到一般，由局部到全局的一個過程，是一個沒有改造好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遭到革命打擊后，如何一步一步背叛革命理想的過程。　　　　

這三次反思也是一個慎密的系統，是從宏大的歷史“五四運動”以來的中國到微觀的哲學的，可謂既重大又深邃。　　　　

然而，仔細想來，也不難讓人看出，不管他研讀多少歷史和哲學著作，甚至思考了長達20年時間，他卻沒有沖出個人遭貶的經歷和陰影，更沒有站在廣大勞動階級和人民的立場來判斷社會的演變、時代的變遷，而是鉆進了唯心主義、形而上學和資產階級人性論的狹小空間里不能自拔。他在接受《南方周末》記者李懷宇的時候就承認，“有人講，王元化也不一定讀了很多書，他的思想往往是跟他的切身經歷，跟他的遭遇聯系起來的，我覺得這是‘知我者也’。”　　　　

首先，他“痛定思痛”，要“探尋為什么“左”的思潮在中國的影響這樣源遠流長，在許多人頭腦中這樣根深蒂固？”　　　　

這個“痛定思痛”，思的是個人或同命相連的一小部分知識分子的“痛”，還是工人階級、農民階級或廣大勞動民眾的“痛”？當然更不可能去思作為領導人民建立新中國而流血犧牲、艱苦奮斗的共產黨的“痛”。　　　　

所以，他一直追溯到“五四”運動，也不能看清那場運動反帝反封建的實質，不能肯定正是幾千年來的封建主義和近百年來帝國主義對中國人民的盤剝和壓迫，才有了“五四”運動的那一聲吶喊，以及其后的社會進步和天翻地覆的革命，而只強調要反對“‘五四’的一些缺陷（如意圖倫理、功利主義、激進情緒、庸俗進化觀點等）”。于是，就歸納出“讀中學時熱愛魯迅，這使我的思想有了一點基礎，所以在四十年代讀名著的誘發下，很快就識別了自己身上那種為了要顯得激進，所形成的“左”的教條傾向。”　　　　

這里，他不能認識到當時包括他自己在內的知識分子和民眾之所以“熱愛魯迅”受“四十年代讀名著的誘發”，是因為魯迅和那個時代的進步文學代表著窮苦大眾和進步的階級說話，正因為魯迅和那個時代進步文學代表著人民的利益和時代的精神，才受到最大多數人民和知識分子的“熱愛”。至于由此所引發的“激進”，是一種覺醒了的人民和知識分子的革命激情，而不能簡單地被概括成““左”的教條傾向”。　　　　

其次，他讀《毛選》，研究《實踐論》，認識到所謂“感性—理性的認識論是不充分的，必須補入知性階段”，他所發現的不是廣大人民通過革命實踐的感性認識，上升到馬克思主義理性的階級意識，是一個多么可貴的認知飛躍，而是認為他所“發現”的“知性的功能和知性的方法”，被毛澤東“加以絕對化、片面化，并取代辯證的理性，就陷入了簡單的形而上學”，還認為列寧《唯物主義與經驗批判主義》）“將政治概念引進哲學，認為哲學也有黨派性，也有路線斗爭”，就“只有階級的人性而沒有一般人性的存在，是違反馬克思論人性觀點的”，進而成為了他抹煞馬克思主義階級、階級斗爭學說的哲學理論根據了。　　　　

再次，他從黑格爾“《小邏輯》在闡釋普遍、特殊、個體三環節關系時，就援引盧梭《社約論》的‘公意’‘眾意’‘私意’三范疇作為例證，并直截了當地指出‘公意才是意志的總念’。黑格爾的三范疇和盧梭的三范疇都認為普遍性可以一舉將特殊性、個體性囊括在自身之內。這樣就將普遍性（公意）、特殊性（眾意）、個體性（私意）視為同一的了。”　　　　

于是，他說，“我從黑格爾那里發現了這種同一哲學，再從他的前輩盧梭那里認識到這種同一哲學運用在國家學說中的危險性”。所以，他絕不贊成任何“集中”或“專政”的政黨的、階級的、政治的理念，片面強調“個人的力量、理性的力量”，認為“一旦自以為掌握了真理，就成了獨斷論者，認為反對自己的人，就是反對真理的異端，于是就將這種人視為敵人。結果只能是：不把他們消滅，就將他們改造成符合自己觀念的那樣的人。”　　　　

他甚至評論魯迅時都說，“他搞了許多遵命文學，他當然不是遵統治者的命，是遵無產者、弱小者的命。但是我覺得一個思想家如果放棄了自己獨立的思想，自由的精神，遵任何人的命，都是會出問題的。所以他果然按照當時共產國際、斯大林的觀點，批評“第三種人”像施蟄存他們既不革命，也不反革命，照這種邏輯，中間派比反革命還壞。甚至發展到“一個都不寬恕”，這有什么不可以寬恕呢？”　　　　

接著他便贊揚胡適：“我覺得胡適終其一生沒有做過太違心的東西，他有我認為很不贊成、很反對他的東西，但是他沒有說過違心的話。他認為是真理的東西就說出來。在人格上，我覺得確實像他們辯論當中一方所講的，他是個“比較完人”。” “ 后來胡適的日記發表出來，還是令人肅然起敬的，他跟蔣介石這么爭，為了《自由中國》的問題，為了雷震的被捕，他還是沒有什么個人的考慮，他是為了他的思想，為了他的信仰，他沒有放松，也沒有退步。”他特別贊賞胡適說過的一句話：“不降志，不辱身，不追趕時髦，也不回避危險。”（見《王元化訪談》 　　2008-5-21　　 解放網）似乎知識分子就是超乎一切階級和政黨之上的神靈，是任何人也主宰不了的，才是真正的知識分子。　　　　

所以，他反對我們黨對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批判，反對黨所領導的反右斗爭，反對一切為了建設社會主義、為了人民利益而進行的階級斗爭、政治斗爭，就完全是不足為怪、理所當然了。　　　　

由此可見，他所提倡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并不是清華院內碑銘上這兩句話的應有之義，并不是反帝反封建意義上的獨立和自由，而是一種為我的、唯心的、帶有強烈資產階級自由化色彩的“獨立”和“自由”，是一種不顧社會的、階級的分野，欺騙廣大勞動人民和知識分子的偽“獨立”和偽“自由”。以這些荒唐理論所鼓吹的“獨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說穿了，就是與共產黨的領導、人民民主專政相對抗，就是一種沒落的、以我為中心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狂吠和哀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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