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

——美國生態學馬克思主義及其內部爭論析評

 郭劍仁

一、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福斯特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研究馬克思的生態思想[1][1]，可以從三個方面來概括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1. 哲學方面——梳理和重構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

福斯特從馬克思的博士論文入手，把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來源追溯到古希臘哲學家伊壁鳩魯那里。他認為，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深深地影響了處于黑格爾主義時期的青年馬克思，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堅持以自然解釋自然，排斥神學目的論、決定論和還原論，并且具有進化論色彩。盡管馬克思后來較少論及伊壁鳩魯，但他相信伊壁鳩魯的唯物主義思想已經內化到了馬克思的思想中。這構成了馬克思的唯物主義思想中的認識論層面的內容。福斯特進一步認為，費爾巴哈的人道主義和自然主義的唯物主義，關于自然的存在本質及自然是人的基礎的觀點，對馬克思的本體論唯物主義產生了影響。而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思想的第三個要素——實踐唯物主義，是馬克思研究了政治經濟學及自然科學，特別是借鑒和吸收了當時的李比希的化學和（達爾文）進化論等思想才真正地完成。[2][2]福斯特用“生態唯物主義”來表達他對馬克思的哲學唯物主義的重構，表明了他對生態唯物主義的現代內涵的理解。生態唯物主義的現代內涵主要表現為巴里·康芒納（Barry Commoner）的四條生態法則：每一種事物都與別的事物相關（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一切事物都必然要有其去向（everything must go somewhere）；自然界所懂得的是最好的（nature knows best）；沒有免費的午餐（nothing comes from nothing）。[3][3]生態唯物主義的現代內涵意味著新的歷史觀，它要求考察的不只是自然的進化或社會的進化，而是自然和社會的協同進化。因為從生態唯物主義看來，自然和社會處在斗爭與和諧辯證統一的、進化的同一個歷史過程中。

2. 環境社會學方面——建構物質變換裂縫理論

在福斯特看來，我們可以從自然內涵和社會內涵兩個層次來理解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的自然內涵又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1）自然界自身的物質變換；（2）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物質交換。自然界自身的物質變換受到物理、化學和生理規律控制，人們對這些規律只能研究、遵從和利用。自然和人類社會之間的物質交換過程一方面滲入了勞動的目的，烙上了人類的創造性和選擇性的印記，另一方面又以自然界提供的物質為質料和工具。自然界與人類社會之間的物質交換受到由李比希揭示出的“歸還定律”、“最小因子律”等農業化學規律或生態規律支配。因為這些規律內在地反映了人類的實踐活動，所以，在福斯特看來，我們在考察生態危機的社會原因時，更應該注意物質變換概念的自然內涵中的自然和社會之間的物質交換。物質變換的社會內涵揭示的是人類社會內部的產品交換、分配、消費的物質關系，它們受到人類社會規律的支配。19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史有過三次嚴重的危機，福斯特注意到馬克思用“裂縫”這一術語來描述19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危機人與土地之間的沖突。運用他自己挖掘出來的馬克思的物質變換概念，福斯特由此梳理了馬克思的物質變換裂縫思想，建構了物質變換裂縫理論。[4][4]福斯特指出，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城市和鄉村的分離及產品遠距離貿易，是造成19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三次危機的直接原因，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大土地私有制則是根本原因。19世紀的資本主義農業危機和20世紀的生態危機即是自然和社會關系異化以及自然異化的具體體現。物質變換范疇幫助我們理解人類與其居住環境（地球）之間的物質和能量的轉換關系，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則揭示了資本主義條件下，人類與其居住環境（地球）之間的物質和能量的轉換關系之發生扭曲的機制。所以，福斯特指出，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可以作為興起于20世紀70年代的以研究人與環境關系為主旨的環境社會學的理論基礎。[5][5]

3. 現實批判方面——資本主義制度的反生態的本質決定了其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生態危機

以生態唯物主義和物質變換裂縫理論為基礎和前提，福斯特從技術、制度及社會運動等方面批判地分析了當代資本主義和生態的關系。福斯特認為技術的資本主義使用、資本主義制度下把環境、資源納入市場和價格調節之中等措施，都不能真正地解決人類面臨的環境生態問題；以階級為基礎的舊社會運動同以婦女、環境、城市空間和和平正義為主題的新社會運動聯合起來才能共同完成人類第三次革命——生態革命，真正地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人類社會內部人人自由。[6][6]

二、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

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體現在《自然的理由》（1998）一書中，也可以從三個方面概括。

1. 哲學方面——修正歷史唯物主義

奧康納提出了自己的歷史唯物主義來解釋人類社會和自然界的辯證關系：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到底需要向生物學領域和客觀自然界領域延伸到何種程度。奧康納嘗試用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來改進傳統的歷史唯物主義關于自然和社會世界的“完整性”之間的矛盾。這種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歷史觀，致力于探尋一種能將文化和自然的主題與傳統馬克思主義的勞動或物質生產的范疇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論模式。在這個方法論模式中，奧康納提出的核心觀念是：作為自然和文化之間的媒介的勞動和文化、自然是三位一體的。在修正了的歷史唯物主義中，勞動仍然保持著它在歷史唯物主義的中心范疇地位。作為日常生活之規范和意義的現代人類學維度上的文化范疇，以及作為一種自主生產力的現代生態學維度上的自然范疇，都豐富了勞動范疇。這具體地體現在奧康納對傳統歷史唯物主義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概念的重新理解上，即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不只是具有技術性質，而是都既具有自然性質又具有文化性質，既具有客觀性維度又具有主觀性維度。

2. 資本主義矛盾理論方面——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

奧康納創建了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這個理論較充分地反映了他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思想的本質特征。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7][7]指的是資本主義條件下生產方式（生產關系和生產力）與生產條件之間的矛盾。重新理解馬克思的“生產條件”概念，是奧康納建構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的前提。在奧康納看來，馬克思界定了三種不同類型的生產條件：第一種是“外在的物質條件”，或者說是進入到不變資本與可變資本之中的自然要素；第二種是“生產的個人條件”，它指的是勞動者的“勞動力”；第三種是“社會生產的公共的、一般性的條件”，譬如“運輸工具”。奧康納認為，馬克思賦予了“生產條件”概念很強的決定論性質和技術性質，“生產條件”概念被非主體化了并且缺乏歷史文化含義。以他的文化—自然分析方法和經他修正的歷史唯物主義為基礎，奧康納重新定義了“生產條件”概念：“那些并不是根據價值規律或市場力量作為商品生產出來，但卻被資本當成商品來對待的所有東西。”[8][8]依據這個定義，奧康納認為自然、城市空間與基礎設施、社區以及勞動力無疑是符合這個定義的；然而，在當代發達的資本主義條件下，由于生產條件被忽視而導致的生產性能力的破壞，預示著一種獨特類型的經濟危機——生產不足（underproduction）危機。這種資本生產不足的危機，就是由資本的第二重矛盾促成的。因此，他認為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矛盾和危機存在于資本主義之中；同樣，有兩種而不是一種類型的由危機所導致的社會結構的重新整合和重構內在于資本主義之中。奧康納指出，由于馬克思本人在他的理論研究中很少考察資本具有的如下性質：由于自我破壞而自我設置障礙，對生態具有破壞作用的那些農業耕作方式會提高資本的各種要素成本，因此馬克思沒有發展出系統的第二重矛盾理論，進而馬克思始終沒有發展出如下的觀念：資本主義的矛盾有可能會導致一種在危機及社會轉型問題上的“生態學”理論。奧康納進一步指出，在當代資本主義社會中，第二重矛盾占據著主導地位。

3. 現實批判和建設方面——國家民主的缺失和生態社會主義

奧康納分析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遭受破壞的原因，認為破壞生產條件的再生產能力的直接原因不是資本而是國家，國家成為資本和自然之間的中介，生產條件政治化了。國家本身能創造某種獨立的或“相對自主性”的東西，借以控制生產條件的生產和再生產及其參與和退出商品市場的時間和地點。因此，由第二重矛盾激發的危機不僅僅是資本經濟性的危機，還是國家的立法危機或執政黨和政府的政治危機，而如何轉變國家的職能就成為解決生態危機和第二重矛盾的關鍵。生態社會主義被認為是替代傳統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想的社會形態。生態社會主義是這樣一些理論和實踐，“它們希求使交換價值從屬于使用價值，使抽象勞動從屬于具體勞動，……按照需要……而不是利潤來組織生產”[9][9]，而政治上的革命即真正地實現國家民主以改革現實的生產條件是走向生態社會主義的現實途徑。

三、福斯特陣營與奧康納陣營的論戰

在英語世界，分別以福斯特的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和奧康納的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為核心形成的兩個思想陣營，在2001-2002年展開了一場激烈的論戰。

概括起來講，奧康納陣營的學者艾倫·魯帝（Alan Rudy）、考斯塔斯·潘娜若塔基斯（Costas Panayotakis）、喬柯·維爾（Joel Kovel）、馬登·卡德（Maarten Kadt）和索瓦托·恩格第馬洛（Salva-

tore Engel-Di Mauro）分別從四個方面評判了福斯特的物質變換裂縫理論。

（1）福斯特用物質變換裂縫概念簡化了資本主義社會對自然的剝削，因而忽略了對一般公共生產條件的關注（對一般公共生產條件的關注恰是奧康納的理論要點），并且無法探索資本主義農業中不斷強化的復雜性和不均勻性。（2）福斯特簡化了對生態思想的理解，導致了兩個后果：一是忽視了一些學者對馬克思和生態學關系的論述，二是生態思想等同于對物質變換裂縫的分析。魯帝認為，福斯特借用培根主義的原子化的自然觀來處理自然和社會現象，導致忽略了社會和生態的多樣性，根本原因更在于福斯特為了潑掉西方馬克思主義這盆洗澡水，而把洗澡盆中的文化和社區這些孩子也潑掉了。福斯特不同意西方馬克思主義只承認社會辯證法而否認自然辯證法，但矯枉過正了，他所強調的一般公共生產條件，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有文獻基礎的，“生產條件”概念在馬克思那里同“物質變換裂縫”一樣是同勞動異化、人與自然的異化、城鄉分離等主題密切相連的，并且在理論分析中同等重要。魯帝堅持認為物質變換裂縫分析不能不考慮一般公共條件和合作問題。[10][10]（3）潘娜若塔基斯認為，福斯特把盧卡奇的辯證法同萊維斯（Richard Levins）和萊沃汀（Richard lewontin）的生命科學中的辯證法傳統對立起來，致使福斯特無法認識到由生態危機激起的解放政治學所面臨的復雜性和新的挑戰。[11][11]（4）柯維爾則以一個生態社會主義實踐者的身份，指責福斯特想用內含自然的和歷史的唯物主義內容的馬克思主義生態學（Marxist ecology）來取代當前的影響日甚的諸多綠色理論，卻對為建立生態社會而斗爭的社會運動和文化力量等主題、這些主題出現的原因及它們怎樣統一起來的可能性沒有給予任何可能的建議。[12][12]德卡特和恩格第馬洛合作的評論認為福斯特所作的馬克思的生態學思想的分析已不適用于今天的現實，因為科學進步了，技術發展了，資本主義本身也發生了巨大變化。[13][13]

福斯特委托保羅·柏格特（Paul Burkett）代表他作出回應。柏格特從整體上概括了當代生態社會主義理論的主要特征后，一一回應了奧康納陣營的學者，特別指出的是，他認為魯帝沒有認識到福斯特的“物質變換裂縫”的本體論和方法論意義，因而既誤解了馬克思的資本主義基本矛盾理論，又誤解了“物質變換裂縫”理論在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中的理論地位和作用。[14][14]奧康納陣營作了回復，重點仍在于強調“生產條件”（不只是與奧康納的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相關）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是有文獻基礎的，在探討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時具有重要的理論作用。

在第二回合中，福斯特對奧康納的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的理論目的、邏輯結論和可能的實踐后果三個方面展開批判和質疑。[15][15]福斯特首先區別了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與傳統馬克思主義對資本主義經濟危機機制的理解上的不同。奧康納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危機機制是這樣的：資本主義生產條件的破壞提高了生產成本，進而導致資本生產不足，從而引發經濟危機，本質上是商品供方由于資本不足引發的危機；傳統馬克思主義所理解的危機根源在于：一方面，商品生產過剩，另一方面，商品購買力不足，進而導致商品供求出現失衡，從而引發經濟危機，本質上是商品需求方由于購買力不足引發的危機。奧康納強調在現階段第二重矛盾相比第一重矛盾而言占主導地位。

以上述的理解為基礎，福斯特指出，奧康納把他的“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等同于生態學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目的在于：一旦生態危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演變成經濟危機，那么一種以資本為杠桿的反饋機制就會產生，并運用這種機制通過資本的直接手段或間接手段來控制自然與社會的關系，以實現生態可持續的社會。福斯特針對這個目的提出兩點質疑：（1）生態危機不一定必然觸發經濟危機；（2）不存在把環境破壞的結果轉化為成本的增加這樣一個自然反饋機制。福斯特還分析了“資本主義第二重矛盾”理論帶來的邏輯后果。當代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如果有兩重的話，那么在理論上，如何普遍有效的處理這兩重矛盾的關系呢？在奧康納那里，第一重矛盾對應于舊的以階級斗爭為基礎的社會運動，第二重矛盾對應于新的社會運動，如婦女運動、環境運動、城市運動等。那么在實踐上，如何處理新、舊社會運動主體及其力量的關系？奧康納強調第二重矛盾的主導地位，在實踐上與之相對應的新社會運動將會得到重視。那么如何看待階級問題呢？最根本的問題是，強調環境、婦女、城市問題而結合階級運動能真正地推動人與自然、人與環境問題的解決嗎?

鑒于此，福斯特認為，資本主義的主要經濟危機趨勢仍是第一重矛盾決定的，而在思考和解決資本主義的生態危機時，仍然要回到對馬克思的理解上，但不能把生態危機納入到具體的經濟危機理論框架中。福斯特從馬克思的文獻出發，認為馬克思時代的農業土壤危機、工人生存狀況和自然與環境問題足以促使馬克思去強調生產條件成本、生態問題對經濟危機的影響甚至對即將發生無產階級革命的影響，但馬克思沒有這樣做，而是去關注人類社會同自然之間的合理的物質變換問題，即當時的資本主義的物質變換裂縫問題。因此，在福斯特看來，物質變換范疇更根本。

（作者單位：中南財經政法大學）

（摘自《馬克思主義研究》2007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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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福斯特的生態學馬克思主義著作有《脆弱的行星》(1994，1997)、《馬克思的生態學》(2000)及論文集《反對資本主義的生態學》(2002)。

[2][2]  參見J.B.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2000, pp2-70, pp190-191.

[3][3]  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of the environment.,Monthly Review Press,New York,1999,p118.

[4][4]  J.B.Foster, Marx’s Ecology,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0, pp148-170.

[5][5]  J.B.Foster,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 Class Foundations for Soci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1999,Vol.105:2,pp366-405.

[6][6]  參見J.B.Foster, Ecology against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2002.

[7][7]  第一重矛盾指傳統上所講的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之間的矛盾。

[8][8]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486頁。

[9][9]  詹姆斯·奧康納：《自然的理由》，南京大學出版社，2003年版，第525-526頁。

[10][10]  Alan Rudy, Marx’s Ecology and Rift Analysis,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以下簡寫為CNS）, 12:3(2001), PP.56-63.

[11][11]  Costas Panayotgkis, Nature, Dialectics and Emancipatory politics CNS 12:2(2001), PP.63-73.

[12][12]  Joel Kovel, A materialism worthy of nature, CNS 12:2(2001), PP.73-84;

[13][13]  Maarton Kadt, Salvatore Engel-bi Mauro, Failed Promise, CNS 12:2(2001), PP.50-56 .

[14][14]  Paul Burkett, Marx’s ecology and the limits of contemporary ecosocialism, CNS, 12:3(2001)

[15][15]  J.B.Foster, Capitalism and Ecology: The nature of the contradiction, Monthly Review, 54:4(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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