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租國的故事——《能源戰爭》節選
圖書:《能源戰爭——非洲石油資源與生存狀態大揭秘》,(美籍伊朗人) 約翰·伽思維尼恩 著,伍鐵、唐曉麗 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8年7月版
節選:
石油輸出國為什么沒能成為世界上經濟發展最快的國家?第一位認真回答這個問題的經濟學家是侯賽因·馬達維(Hossein Mahdavy),那還是在1970年。馬達維之所以思考這個問題,是因為他的祖國伊朗當時面臨著嚴重的經濟危機——石油帶來了大量收入,伊朗卻飽受經濟發展緩慢和外債累累之苦。馬將這種大部分收入取決于石油出口的國家稱為“出租國”(rentier)——“定期收取大量經濟租金的國家”。
至少一個世紀以來,rentier這個詞指的是那些并非依靠手工勞動或專業服務、創立企業,而是憑借從已有財產上收取租金賺錢的人(通常為精英)。人們將這種人統一稱為“出租階級”。馬是第一個把這個詞用來描述整個國家的人,形容這些國家什么也不干,就等著外國公司從自己地底下鉆出石油然后收取大把“租金”,這些國家在世界舞臺上的作用不是勞動者,也不是農民、技藝超群的工匠或企業家,而是富得流油的地主。
馬達維提出這個說法以后,許多經濟學家不斷予以豐富,進一步闡釋為什么這樣的國家容易陷入經濟蕭條,甚至停止發展。有經濟學家提出,一個國家要符合“出租國”的定義,必須滿足幾個條件:主要收入為從外部收取的租金;這些租金必須是一少部分人活動的產物;幾乎全部直接進入政府的腰包。比如,旅游業雖然也相當于是向外部人群收取租金,但卻不能證明這個國家就是出租國,因為旅游業需要許多人參與,而且誰要是參與就能賺錢。出租國的一大問題是,政府和政府對經濟的管理與人民日常的需要和經濟活動完全脫鉤。
正常情況下,國民的生產力水平對政府至關重要,因為政府收入的高低取決于國內稅收。換句話說,鼓勵工業發展,促進國家財富增長對政客而言有很多好處。因為人民越有錢,稅收就越多,政府就能投入更多的錢保障公共服務,促進農業和工業生產力的進步,臺上官員也就能贏得更多民心。但出租國的情況剛好相反,政府收入不再依靠國民生產力,相反,自己倒成了國內經濟收益的主要來源。但政客們可不想勞神去發展傳統農業和工業基礎的復雜項目,他們決定采取一個誰也不會抱怨的法子——新設大量政府職位。從此他們高枕無憂。以為只要把盡可能多的人納入政府系統,讓他們覺得自己掌握了國家的未來,就不會再吵著向政府要錢。可事實上,這條“捷徑”只是人為膨脹了官僚體系,官員們個個尸位素餐,終日唯一的“貢獻”就是為國家已經搖搖欲墜的經濟增加新的障礙,下發數不清的紅頭文件,結果效率每況愈下。
這些國家從一個“生產國”——政府將生產力和經濟增長視為穩定稅收的基石——轉變為“分配國”——政府的作用就是大把大把地撒錢,興建自以為重要的項目。大權在握的官爺似乎輕輕松松就能搞到金山銀山,每天工作的第一要務是應付“走后門”的七大姑八大姨。如果一國政府主要依賴稅收的話,那么人民會將腐敗和裙帶關系視為一種公然的侮辱,因此很可能組織起來反抗。然而對“出租國”而言,大家都認定只有腐敗才能扶搖直上,才能保證自己不會被別人甩在后頭。人們不約而同地容忍這種狀況,因為這樣的國家在人們眼里可不是對公眾負有責任的機構,而是“大款”,一棵有求必應的搖錢樹。
退一萬步說,假設“出租國”的政治領袖是一群富有遠見卓識的有志之士,一心一意為百姓謀福利,堅持原則,誠實守信中,他們出未必能有多大作為。第一個問題是,由于國家收入完全取決于石油出口,難以預料的油價波動會令國家極為被動。以加蓬共和國為例,石油出口占整個出口收入的90%,誰敢說兩年內油價不會從80美元一桶落至20美元一桶?那還怎么計劃明年的預算?怎么制定長期宏觀經濟戰略?就算某位當權者真的有膽識拿出石油賺的一部分錢來發展傳統農業和工業,他也并不知道具體該怎么辦。想一想,如果一個國家的經濟在世界排名墊底,而且傳統經濟支柱僅僅是原始的木薯種植,要是一下給這種家庭作坊式的農業注入幾十億美元促其發展,它恐怕一時難以消受。因此,就算是“出租國”最高瞻遠矚的領導也不得不承認,至少應該把石油賺來的部分外匯投入海外經紀人帳戶,長期來看總能保證不小的回報。于是石油帶來的外匯就這樣老老實實地待著,一分一分攢著利息,積滿厚厚的灰塵。恬不知恥的政客偶爾還伸手進來揩點油,或者換成武器,鎮壓國內反抗,但很少會有人想起來用這些錢去發展木薯種植。
雖然“出租國”效應足以摧垮資源豐富國家的經濟,但比起政治方面的影響還是不足掛齒。一旦當權者發現不再需要向人民征稅來養活自己,自然再不會介意人民對政府是什么看法;就算有人對政府不滿,他們也可以安之若素。而且,人民納稅越來越少,甚至一分錢也不用交了,誰還有興趣理會政治這碼事?在他們眼里,國家有的是錢,跟賺錢機器一樣。用不了多久,誰都懶得理會國家到底運轉得怎樣,危險的民主赤字由此開始。
不過,對“出租國”的當權者而言,就算他們由為油價大跌或荷蘭病在一夜之間變得身無分文,也不會心甘情愿通過征稅來擴充國庫的。他們知道,老百姓一直深信國家賣石油換了取之不盡的外匯,如果這些錢突然連打理國家都不夠了,他們肯定會認為錢進了官員的腰包。執政黨心里再清楚不過,選民是一分稅收也不想交的;而自己治國無道,如果舉行自由公平選舉,十有八九被趕下臺;于是,進退維谷的政府只好靠準軍事力量來保持統治地位,維持國內法律和秩序。這就是為什么許多石油輸出國的軍事化程度都非常高。從1984年到1994年間,歐佩克國家的軍事支出占其總預算的比例是發達國家的三倍,非歐佩克的發展中國家的10倍。
然而,上述種種狀況——油價波動的影響、荷蘭病、民主制度瓦解——對國家結構的腐蝕性和威脅性都比不上“出租國”這種特殊的經濟形態在本國國民心理上造成的影響。經濟學家將“出租國”的國民心理稱為“出租國心理”,因為他們對工作和報酬的看法與普通人很不一樣。用經濟學家貝布拉維(Hazem Beblawi)和盧西安尼(Giacomo Luciani)的話說就是:“工作的報酬成了一種偶然事件,是飛來橫財”。換句話說,由于人們習慣了看見大把大把的錢從天而降,而且并不是平均地落到每個人的口袋里,就會自然而然地把個人財富看成是一種“意外”,需要在正確的時間處在正確的位置才能遇到,跟任勞任怨的工作一點關系也沒有。
人們對工作和報酬之間關系的理解產生了扭曲,經濟則要因此付出代價。街邊小讓和小工廠的老板迫不及待地拋棄了自己的小生意,投身房地產車,一夜暴富。受過良好教育的年輕人放棄自己的專業,也再不考慮如何創業,而是想辦法在政府謀得一官半職。體力勞動被認為有失身份,只有移民才愿意干,而移民則把掙來的血汗錢統統寄回老家。最可怕的是,人人都止不住地懷疑“大錢”都被“別人”賺走了,因為大家都覺得,既然國家有那么多石油,應該人人都開寶馬才說得過去。然而開寶馬的依然只是少數,最窮困潦倒的那幫人便產生出一種極度的仇慨情緒。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各個階層,都變得人人為己,只顧眼前,恨不得把一切能搶到的都攬入自己懷中。這種心理一旦形成,得經過好幾代人才能擺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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