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VS“生存”

—由山地問題引發的思考

“生態屏障”與“貧困孤島”

“棚民”現象—值得深刻反思的民族生存經驗

“生存空間”？

“資源空間”的視角

視野、思路與理性

汶川地震以及隨后的攀枝花地震引發了人們對山地問題的思考。

山地，按高程和起伏特征，定義為海拔500米以上，相對高差200米以上。山地與丘陵的差別是：山地的高度差異比丘陵要大；山地和高原的區分在于：高原強調海拔高度，一般在1000米以上,山地強調相對高差，高原上往往既有山地，也有開闊平坦之地，青藏高原、黃土高原皆如是。

“生態屏障”與“貧困孤島”

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關曉崗指出：

中國是一個山地大國，約有山地面積666萬平方公里，占陸地國土面積的69．4%(山地的立體性使國土表面積達到2150萬平方公里，是960萬平方公里陸域國土面積的2.24倍)，山區的人口占全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山地是中華民族發祥、生息和發展的搖籃，這里集中了95％以上的森林和水電資源、85％的草地、80％以上的礦產、60％的石油、80％的世界自然遺產、70％以上的自然保護區和國家級旅游風景區；山地是中國的“天然水塔”、生物多樣性的寶庫、自然資源的富集區、生態環境的重要屏障，是13億人口生存環境的基礎，在中國的可持續發展中占有特殊的戰略地位。（關曉崗《山地災害：中國山區安全的瓶頸—汶川攀枝花地震的警示與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思考》科學新聞2008年第18期）

“一半以上的人口”，事關整個民族長遠生存的“生態屏障”，可見山地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所謂“和諧社會”、“可持續發展”就沒了根基。

然而山區的社會經濟現狀遠不能令人樂觀。中國科學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災害與環境研究所陳國階指出：

“到2005年底，全國農村貧困人口仍然有2300萬，而貧困人口主要集中在深山區、石山區、荒漠區、黃土高原區、邊疆區以及水庫庫區。”“貧困人口在山區的基本分布態勢不僅沒有大的改變，山區成為全國小康社會包圍著的貧困孤島的形象反而越來越突出。換句話說，山區已成為新世紀反貧困的主戰場。”（陳國階《中國山區發展研究的態勢與主要研究任務》山地學報24卷第5期531～538頁2006年9月）

事實上，進入本世紀后，山區與平原的經濟差異在迅速擴大（見表一）。

表一：平原、丘陵、山區縣人均GDP比較

數據來源：陳國階《中國山區近年發展態勢與戰略展望》

戰略與決策研究2008年第23卷第6期

從生態屏障的角度看，最關鍵的問題是植被覆蓋。山區坡陡、土薄、石碎，植被生成緩慢，卻極易遭到徹底的破壞。汶川地震后，圖一顯示的場景在震區隨處可見，大面積的植被被徹底剝落。

圖一：5.12地震后茂縣羅卜寨附近，山體上如“貓抓痕”般剝落的植被

    山地植被剝落對全局最大的作用是水土流失。據《2007年全國水土保持監測公報》，全國主要流域多年平均土壤侵蝕總量分布如圖二。

圖二：全國主要流域多年平均土壤侵蝕總量分布

土壤侵蝕主要集中在長江、黃河流域，長江流域占到全國多年平均土壤侵蝕總量的48.6%，加上黃河流域，占到全國的81.3%。據《2002年全國水土保持監測公報》，長江上游的四川、云南、重慶占到全國水蝕面積的20.92%；而黃河中游的甘肅、陜西、山西占到全國水蝕面積的20.03%。

據《2006年全國水土保持監測公報》，國家級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主要分布在胡煥庸線兩側（見圖三）。

圖三：國家級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分布

對胡煥庸線兩側，筆者在《“神山”的視野----社會系統與生態系統》（科學時報 2009年 2月2日 2版）中指出：

“這個地帶生態環境脆弱，又是東部的生態屏障，它承擔著涵養水源、凈化空氣、控制風沙東移、減少水土流失、減輕洪澇的功能。顯然，這些功能對于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具有不可估量的戰略意義，而森林是實現這一功能的關鍵環節。”

觀察圖三，可發現國家級水土流失重點防治區分布與山地分布高度重疊。

回顧歷史，山區的經濟發展主要建立在墾殖、伐木、采礦、水電這幾個基點上，它們均難于避免大規模破壞植被。于是“發展”與“生態屏障”形成內在的矛盾。

為經濟發展而破壞山地植被，導致惡性循環,現在討論這一論題的文獻極多。很容易給人一個印象：現代人掌握科學知識后，終于擺脫了前人狹隘的視野，得以從全局、長遠的視角高瞻遠矚，這為我們解決問題奠定了認識上的基礎。

然而，這只是幻覺。至少明清時代，我們的前輩對此就有了切身而清醒的認識，但明清以降，正是中國歷史上山地生態環境破壞最劇烈的時期，也是因此導致長江、黃河、海河流域生態環境急劇惡化的時期。

“棚民”現象—值得深刻反思的民族生存經驗

明朝中葉，福建、江西、浙江三省邊區的山中，出現大量流民入山種菁，他們“伐山采木，種菁和蔗，其利倍于田”。菁草是染料靛藍的原料。可見這一現象的推動力是經濟發展。閩、贛、浙三省山多田少，在農耕文明時代，屬經濟不發達區域。印染業的發展給當地生計艱難的人們打開了希望之門，受土質及生長條件所限，菁草適于山地種植，導致種箐者在山中搭棚居住，故有“棚民”之稱。由此可見，山地墾殖是在局部的人口壓力下，人們為了謀生、為了“發展”而出現的。

進入清朝中葉，人口壓力成為全局性、爆炸性問題。

自秦漢有人口數量記錄以來，中國人口極少突破一個億。1578年（明神宗萬歷六年），中國有6069萬人，經歷明末清初73年的戰亂，1651年（清世祖順治八年）僅余1063萬人，驟減82.48%，可見人口調節之慘烈。到1724年（清雍正二年），人口突破1億，1764年（清乾隆二十九年）突破2億，1790年（清乾隆五十五年）突破3億（見圖四）。

圖四：中國歷代人口

這是中國歷史上人口增長最迅速的時期，短短139年間，就從1063萬增長為3.0149億，明顯突破了過去兩千年的人口上限。而這上限，反映的是生態環境對農耕文明的承載極限。

突破極限，意味著需要有新的生存手段，方可在原本不適于生存的區域生存下去。據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手段就是玉米。玉米原產南美洲，大約在十六世紀中期被引入中國。玉米耐旱耐低溫，可以在砂礫地上生長，不與五谷爭地。正是玉米的引入，使山地開墾成為可能，使人口的生存空間有可能向山地推進。觀察中國玉米種植帶，其西北緣與胡煥庸線吻合（見圖五）。

圖五：玉米種植帶

取自王靜愛《中國地理》

本來，明代末年，政府封禁了許多山區，包括河南、陜西、湖北三省交界的山區及江西、福建、浙江三省交界的廣信山區、銅塘山、武夷山、懷玉山等都“禁流民不得入”。可見數百年前先輩們對生態保護就有了深切的體認。

面對巨大的人口壓力，乾隆五年（1740）年貴州布政使陳德榮奏：“山土宜廣行墾辟，增種雜糧，或招佃共墾”。次年總督張廣泗也上書說，應勸諭農民盡力去開山墾土。乾隆七年正式諭令：“山頭地角止宜種樹者聽墾，免其升科”。

封禁深山老林的政策至此廢止，而代之以永遠免稅的鼓勵墾殖政策。政策開禁，掀起了流民入山謀生的狂潮。研究棚民問題的趙岡這樣描述這一移民潮：

“湖廣填四川，川人又赴陜；福建人奔江西，江西人又奔安徽、江浙、湖南，而湖南及四川人會跑到湖北墾山。到后來甚至不限于客民，本地人也入山墾殖，他們的動機與目標只有一個：不論遠近，只要有無主深山老林可墾耕，有利可圖，他們就去。”（趙岡《清代的墾殖政策與棚民活動》）

而當時人筆下的移民潮則是：

“流民之入山者，北則取道西安、鳳翔；東則取道商州、鄖陽；西南則取道重慶、夔府、宜昌，扶老攜幼，千百為群，到處絡繹不絕。不由大路，不下客寓。夜在沿途之祠廟巖屋，或密林之中住宿。取石支鍋，拾柴作飯。遇有鄉貫便寄住，寫地開墾，伐木支椽，上復茅草，僅蔽風雨，借雜糧數石做種，數年有收，典當山地，方漸次筑土屋數板；否則仍徙他處，故統謂之棚民。”（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移民們不走大路、不住旅店、夜宿祠堂、廟宇、巖洞，甚至露宿森林。取石支鍋，拾柴作飯。到達目的地后，租地開墾、借糧做種，所籍避風雨者，茅棚而已，故有“棚民”之稱。可見其生存之艱辛。

對山地大規模的開墾造成了極為嚴重的生態惡果。當時人們對此有極為真切的體認，趙岡在《清代的墾殖政策與棚民活動》中羅列了大量這樣的記載與分析，限于篇幅，僅舉其二、三：

棚民墾山，深者五六尺……然大雨時行，溪流堙淤，十余年后，沃土無存，地力亦竭，今太平山、大源洞、果子洞諸鄉，山形骨立，非數十年休息不能下種（《乾隆武寧縣志》卷十）。

----開墾僅十余年，即導致“沃土無存”、“山形骨立”，山地生態環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

種包谷三年，則石骨盡露，山頭無復有土矣。山地無土，則不能蓄水，泥隨而下，溝渠皆滿，水去泥留，港底填高。五月間梅雨大至，山頭則一波靡遺，卑下之鄉汛濫成災，為患殊不細（《光緒烏程縣志》卷三十五）。

---山地植被破壞造成水土流失，導致“卑下之鄉汛濫成災”。

山既開挖，草根皆為鋤松，遇雨浮土入田，田被沙壓……甚至沙泥石塊漸沖漸多，澗溪淤塞，水無來源，田多苦旱，……小河既經淤塞，勢將沙石沖入大河，節節成灘，處處淺阻，舊有陂塘或被沖壞，沿河田畝，或坍或壓（《同治攸縣志》卷五十四）。

----山地開墾破壞了平地原有的灌溉系統和田畝。這致使“棚民”與原住民矛盾尖銳，生態系統失穩帶來了社會系統的動蕩。

嘉慶十二年(1807年)徽州府休寧縣程姓宗族派人進京告御狀，稱“本縣以棚匪眾多，驅逐為難。數載以來，騷擾不安”，指控棚民“筑深壕堅壘、繕甲治兵將謀反”。嘉慶帝遂旨令安徽巡撫初彭齡派員查勘。地方官查勘結果：“棚民俱系種地良民，并非兇惡匪棍”。沖突起因在程姓宗族“族內貧乏不能自存之人，因此盜召租佃。該族長每有明知故縱于先，直待已租之后，始紛紛控理，并有串通族支公同得銀。而事后以一二人出名，呈請驅逐，希圖白得價銀，情同局騙。”（楊懋恬：《查禁棚民案稿》，道光《徽州府志》卷4《營建制·水利》）

由于地方官“明事理”，政府避免了一場可能的惡性群體性事件。然而，棚民與原住民的矛盾，生態系統與社會系統的矛盾終究會引發事端。前引《三省山內風土雜識》的作者嚴如煜，以陜西洵陽縣知縣起家，累官至陜西按察使，從嘉慶初年起參與鎮壓三省交界地區的反抗活動先后達20余年。《三省山內風土雜識》一再提出對棚民的防范警告，倡言“稽防”對策。同時，他在《棚民嘆》一詩中，用寫實的手法記錄了棚民們艱辛、悲慘而無望的處境。

現實令清政府面對艱難的選擇：

一方面，明知“棚民俱系種地良民，并非兇惡匪棍”，是嚴峻的人地關系驅使他們入山謀生；

一方面，山地開墾造成了巨大的生態破壞，據趙岡分析：

“今天全國殘存的森林面積17.3億畝，森林覆蓋率是12％。我們可以估計說，清初中國大約還有40億畝的森林，覆蓋率大約在28％。但是由于清中葉的錯誤墾殖政策及大批棚民的破壞性活動，生態環境遭到史無前例的浩劫，使森林面積減少大半，終于落得今日的局面。”（趙岡《清代的墾殖政策與棚民活動》）

一方面，大量流民聚集山地，沒有宗族的紐帶，沒有禮教的制約，終是“致亂”之由，正如嚴如煜所云：

“川陜邊徼，土著之民，十無一二。湖廣客籍。約有五分。安徽、河南、江西各省約有三四分。五方雜處，無族姓之連綴，無禮教之防維。呼朋招類，動稱盟兄。姻婭之外，別有干親。往來住宿，內外無分。奸騙之事，無日不有。人理既滅，事變所以頻仍也。”（嚴如煜《三省山內風土雜識》）

權衡利弊的結果，政府最終選擇了“驅棚”之策。“驅棚”政策首先由江西境內的地方官員提出，其理由為治安。嘉慶初年，浙江省有關官府告示，禁止流民墾山種植苞蘆。數年后，安徽休寧縣制定《棚民退山回籍章程》。道光初，陜西西鄉縣府立碑，永將北山封禁，永不開種；御史蔡庚飏也上疏清廷，要求下諭禁止棚民開山。

然而，人口壓力客觀存在，堵住山地開墾之途，勢必反映在別的方面。1850年（道光末年）太平天國起義爆發，史稱“洪楊之亂”。從此結束了清初以來人口急劇增長的趨勢。而社會付出的代價則是整整一百年的動蕩、戰亂和外敵入侵。直到1950年，社會恢復安定，又進入了第二個人口高速增長期（見圖四）。

其實，我們的先輩早就知道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人類的生存條件，但人口壓力迫使先輩們開墾山地，為我們苦難的近代史買下了伏筆。

人口與生態容量的矛盾，很難不讓人想起馬爾薩斯和馬寅初。

“生存空間”？

然而，批判馬寅初理論的學者，提出了另一個值得注意的視角：

“1800年英國人口1500萬左右（其中本土人口1000萬左右，移民美洲、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區的500萬左右）。”“現在美國人口2.957億，加拿大3280萬，澳大利亞2000萬，新西蘭400萬，美國、加拿大人口中英國移民后裔占40%以上，澳大利亞、新西蘭人口中英國移民后裔占70%以上。那么最為保守估計，1800年的時候1500萬英國人現在的后裔有2.1億，增加14倍。”

與之對比，“同期中國人口只增加3.2倍”（易富賢《歷史表明馬寅初人口論是錯誤的》）（注：1805（清嘉慶十年）中國人口3.3218億，1988年11.1026億，為1805年的3.34倍）

大力向外擴張，明顯改變了盎格魯.薩克遜人在全球人口結構中的地位，從西歐邊陲一個少數民族變成了事實上的全球主宰。當初的歐洲，法語以其典雅、嚴謹，成為各國上流社會的通用語言，而英語被視為簡陋、粗鄙，連俄羅斯人都瞧不起它。而今在全球幾乎每個種族，精通英語成為跨入精英群體的必要門檻，各種膚色的青少年，將大量時間花在學習這種異質語言上，各種族的學者，如果不曾在英文雜志上發表論文，其作為學者的身份都難免被質疑。

而法語卻面臨被淘汰的危險，法國人甚至沮喪地意識到，在國際交流中，要么講英語，“要么說著法語默默無聞地死去”。（《應對“語言危機”法國舉行法語“FFF”行動》2006年09月14日人民日報）

易富賢的這個視角提供了另一個選擇：奮力向外擴張。

盎格魯.薩克遜人向全球的擴張，將印第安人置于存亡邊緣，他們的文明事實上已經死亡，他們的人口靠盎格魯.薩克遜人的“仁慈”而生存于主流社會的邊緣。而非洲黑人則被劫掠到印第安人的家鄉，賣給盎格魯.薩克遜人當奴隸。至于中國人，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八國聯軍……，算了，不說也罷。

選擇向外擴張的不只是盎格魯.薩克遜人。幾乎所有的歐洲民族都選擇了這條道路，只不過盎格魯.薩克遜人最成功罷了。擴張“生存空間”而又與中國有關的歐洲民族，首當屬沙俄。當中國人向山地尋找“生存空間”時，沙俄通過尼布楚條約、布連斯奇界約、璦琿條約、北京條約等一系列條約割走中國大片疆土（見圖六），現在，這些地方是俄羅斯重要的油氣資源地。

圖六：俄國割占中國領土示意圖

當盎格魯.薩克遜人奮力向外擴張時，德意志民族尚未統一。當德國終于統一后，面對的是已被瓜分完畢的地球：

“4千6百萬英國人統治著和管理著大約1600萬平方英里的地球的表面；3千7百萬法國人統治和管理著大約400萬平方英里。4千5百萬意大利人擁有19萬平方英里。8千5百萬德國人僅擁有23.2萬平方英里。”（希特勒1940年12月10日的演講》）

于是希特勒提出了他的“生存空間”理論，這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而戰爭的結局是德國被肢解，盎格魯.薩克遜人稱霸全球。

歷史學家將這一進程稱為“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世界上淪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形成了帝國主義殖民體系。第二次世界大戰后，面對風起云涌的民族獨立運動，精明的盎格魯.薩克遜人用“全球化”替代殖民主義。本來嘛，擴張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事實上支配、享用全球的資源 (既包括生態資源、礦產資源，也包括勞力資源)，擠占別人的“生存空間”。

問題在于，在今天的環境下，中國能否走這條道路？中國事實上走的又是什么道路？

“資源空間”的視角

從殖民主義到全球化，反映了“生存空間”的本質。它不囿于幾何空間，從本質上看是“資源空間”，是一個群體所能占有、享用各種生存資源的份額。一個群體，哪怕只在行政上占有很小的面積，只要它事實上能支配的各種生存資源足夠的大，就有足夠的生存發展空間，其社會就有可能富裕而穩定。反之，盡管它在行政上擁有大片領土，如果受制于稀缺的生存資源，其經濟不可能富裕，其社會不可能穩定、平和。

從這個視角看，中國的處境遠不能令人樂觀。2007年國土資源部部長孫文盛指出：

“我國以占世界9%的耕地、6%的水資源、4%的森林、1.8%的石油、0.7%的天然氣、不足9%的鐵礦石、不足5%的銅礦和不足2%的鋁土礦，養活著占世界22%的人口；大多數礦產資源人均占有量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我國占有的煤、油、天然氣人均資源只及世界人均水平的55%、11%和4%。”（《孫文盛:我國人均資源占有量低于世界的平均水平》經濟參考報2007年04月24）

然而，這遠不是問題的全貌，我國的產能35%直接依賴海外市場，而出口份額50-60%直接控制在外資手中，這意味著上述有限的資源中很大的比例不是國人在消費。

從社會系統的長遠生存角度看，最重要的“資源”是生態系統對社會系統的承載能力。學者們用全球公頃（gha）為單位來衡量這種承載能力。據國際環保組織WWF（世界自然基金會）發布的《2006地球生命力報告》，美國的人均承載力為4.74；而中國為0.78，僅及美國的16.5%。

而社會系統對生態系統的壓力（即“生態足跡”），美國為人均9.95；中國為人均1.64。一個美國人制造的生態足跡是中國人的5.84倍。

兩國均出現了生態赤字，美國為4.85，中國為0.86，美國是中國的5.65 倍。然而，這生態赤字由誰承擔，卻耐人尋味。WTO組織給出了2006年全球7個大的貿易區間雙邊貿易的統計數據。據此可觀察區域間的凈出口（財富的凈流向）（見圖七），圖中的聯線寬度與凈出口成正比。

圖七：各大區間凈出口   數據來源：http://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its2007_e/its07_world_trade_dev_e.htm

數據顯示，所有貿易區對北美都是財富的凈流出，其中尤以亞洲為最。可見是全球，尤其是亞洲，是中國在承受美國人制造的生態足跡。我們看到了令人觸目驚心的對比：中國惡劣的生態環境不但要承受自己造的生態壓力，還要為遠比自己優越的美國承受生態壓力。無怪乎生態學界有人討論“生態殖民主義”。

由此方可理解中美兩國山地問題的不同處境。

美國可以將山地的功能定位于生態環境保護，生物多樣性保護，最多加上旅游、休閑產業，他們無需靠山地維持大量民眾的生存。美國勞工部勞工統計署網站（http://www.bls.gov/data/#employment）提供的數據表明，2007年美國就業崗位中，管理、專業及相關職位高達到35.5%，在全球化的產業分工中，美國人占據著老板和管理環節，所以大量國民生存所需的資源自有中國這樣的國家提供，美國只需印刷綠色bill就可以了。

而中國，直到2006年，農業仍占就業崗位的44%，加上制造業、建筑業、批發/零售/貿易/餐飲業等，低收入行業占就業崗位的67.3%。與美國人相比，中國人分到了苦力環節。遠比美國擁擠的生態環境迫使中國一半以上的國民不得不在山地謀生。在現實的經濟環境中，山地的青壯年不得不到沿海出口加工企業的血汗工廠打工，青春耗盡后再回到山地“養老”，于是連我們的國民都成了別人的“生存資源”。在我們的山地，就只能看到日漸破敗的生態環境和孱弱的農業了。

視野、思路與理性

由此可見，限于科技、產業、工程、管理的視野，遠不可能看到山地問題的實質。尋求山地問題的解，必須思考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取向。

我們疆域內的生態環境，對中華民族的長遠發展乃至生存構成了實質性的制約。在現有的工商文明機制下，唯有向外擴張是被歷史證明過的可能、但未必成功的出路。然而，今天的中國走老殖民主義的道路是否可行？姑且不忌諱“政治正確性”問題，在現實的實力對比、民族秉性、國際國內環境下，存在這種可能性嗎？另一個邏輯上的選擇是“全球化”旗號下的新殖民主義。實踐中，我們一往情深地投入“全球化”多年，結果是我們以稀缺的資源為別人生產財富，以脆弱的生態環境銷納別人制造的生態足跡，以自己社會矛盾的積累保障別人的“社會和諧”。在現實的新殖民主義體系中，我們扮演的是被殖民者的角色，而盎格魯.薩克遜人則愉悅地稱其為“天作之合”的“Chimerica”。

另一個思路是，承認生態環境的客觀制約，在此前提下思考中華民族的長治久安之道。

在這個思路上，首先要想明白何為“發展”。大量的外貿順差只是給別人輸血；富豪榜上的輝煌、中心城市的“盛世”，只是社會矛盾迅速積累的指標。實在的發展包含兩個核心目標：其一，國民（尤其是廣大底層民眾）素質的提高；其二，生態環境的改善。

追逐這兩個目標，必須掙脫別人在“普世價值”旗號下灌輸給我們的許多意識形態教條。其中最核心的是對“個體理性”的膜拜。

亞當.斯密的看不見的手，早已被我們的經濟學乃至社會學、政治學視為公理，它宣稱無數自私的個體理性是整體理性的最可靠保障。在這個公理的指導下，官僚群體中貪官層出不窮，其中的成功者搖身變成“紅色資本家”，與海外資本家觥籌交錯；失敗者則鋃鐺入獄，甚至被殺頭，即便如此，依然是“前腐后繼”，看不到收斂的跡象。底層民眾則被重新化解為令孫中山痛心的“一盤散沙”，為了生存奔波于春運路上，操勞于血汗工廠中，而這些工廠正是生態環境的有力破壞者。

其實，棚民現象已經證明個體理性未必導致整體理性，相反，它導致了生態環境的急劇惡化，導致了社會矛盾的迅速積累。人們在整體上看到的是高度的非理性。可惜能看清這一點的是后代的史學家，身處其間者能感受到的，只是“在劫難逃”的無奈，只是被命運捉弄的無力感。

在中華民族數千年的集體生存過程中，宗族是持續時間最長的基層單位。那些注重生態環境保護、注重內部生機與和諧、注重青少年培養的宗族往往歷百代而不衰；反之，爭強斗狠、呈一時之勇、圖一時之利者難免衰敗。這表明了整體理性的重要。時值21世紀，宗族層面的整體理性已遠遠不夠，我們需要整個中華民族層面的整體理性，而主流學界卻在那里推崇個體理性。考諸史跡，如此而望中華民族長治久安，免于輪回之殃，其可得乎？

2006年，陳國階指出：

“中國山區發展作為一個重大的戰略問題，目前并未引起足夠的重視，山區究竟有哪些重大戰略問題影響著全國戰略的制定，影響著戰略的可持續發展和戰略的安全與部署，至今尚不十分明確。

中國發展對山區提出的許多新問題，還不能得到科學的回答；中國山區發展的理論、道路、方法既不系統也不成熟。因此，加大山區發展研究力度，提高山區發展研究水平已刻不容緩。”（《中國山區發展研究的態勢與主要研究任務》山地學報24卷第5期）

2008年1月“中國山地科學發展戰略研討會”與會代表發出了《加強山地科學研究，支撐國家可持續發展》倡議書，4個月后，發生了汶川地震。

山地問題能否被放到戰略位置上，能否得到深入研究，檢驗著我們民族的整體理性。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