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譜系、流變及影響
【摘要】新自由主義是指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種理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度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統治地位的一種社會思潮。新自由主義流派在提出和論證自己的理論觀點時,在理論思維方面提供了某些有啟發性的東西,包含著某些合理因素。但其實質是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思想理論體系和政策主張,是為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經濟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務的。它的傳播,給世界經濟政治,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帶來了嚴重的危害。
【關鍵詞】新自由主義;流變;影響
【作者簡介】梅榮政,武漢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長期從事馬克思主義理論教育和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研究。
【中圖分類號】D5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5574(2005)01-0041-06
一
新自由主義是指萌芽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在20世紀二三十年代形成的一種理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一度成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統治地位的一種社會思潮。
1927年,奧地利的米瑟斯出版《自由主義》一書,宣揚資本主義和市場自由的普遍性,否定社會主義,維護資本主義私有制度,奠定了新自由主義的基本理論。在這同一時期,米瑟斯和哈耶克還挑起了一場關于“社會主義經濟計算”的大論戰,與波蘭經濟學家奧斯卡·蘭格就社會主義制度的可行性問題進行論戰,論戰的焦點是社會主義條件下是不是具有實行經濟計算的可能性。以這場大辯論為標志,新自由主義開始登上歷史舞臺。
但是,米瑟斯的這一套理論在幾十年內并未被社會普遍接受。其原因,一是當時歐美許多國家事實上都采納凱恩斯的理論,把資本主義的市場體制與一定程度的國家干預相結合,走上了福利國家和國家干預主義的道路,而且取得了成效。然而,資本主義生產的周期性是一個客觀規律,絕不因資本主義經濟政策的調整和經濟的暫時繁榮而消失。
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起,一直到20世紀70年代,新自由主義代表人物的理論和政策主張雖然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但是他們并沒有放下自己的旗幟,而是一直堅持著書立說,在批評凱恩斯主義的過程中,精心雕琢自己的理論。在20世紀七八十年代,隨著“滯脹”危機的出現,凱恩斯主義陷入理論困境,新自由主義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弗里德曼為代表的貨幣主義學派兩個主要流派領銜,迅速崛起。本來“滯脹”是資本主義固有矛盾日趨激化的產物,是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充分發展的必然結果,但是新自由主義者卻將其歸結為凱恩斯主義的罪過。他們認為造成這一切的根本原因,在于凱恩斯主義政策的國家干預過度、政府投資過大、貨幣供給不足,更深刻的原因還在于,政府干預和福利國家政策中混進了許多社會主義因素,使工會力量過大和工人運動高漲,破壞了經濟運行。新自由主義中的新古典經濟學派從理論和政策全面地批判凱恩斯主義,對其“清單上的每一項目都提出了反對意見”[1](p103),宣布凱恩斯主義是應當拋棄的過時的錯誤理論。他們認為,要消除危機,就要削弱工會的力量和嚴格控制貨幣總量;節省財政開支,壓縮福利開支,減少政府對經濟的干預。
因為政府干預經濟的政策無論在短期內還是在長期內都是無效的。凱恩斯主義失靈,顯得無力回天,結束了它在西方經濟學中長達20多年的獨領風騷的歷史。新自由主義倡導的觀點,如經濟自由化,反對政府調節通貨等,正對壟斷資產階級穩定經濟的胃口,得到西方大財團、大資本家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等機構的鼎力支持。在這種強力的支持和操縱下,新自由主義在20世紀70年代初發展起來,在80年代扶搖直上,由理論、學術躍為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占統治地位的思想和國家意識形態,成為一股國際性思潮。
二
20世紀90年代,蘇東劇變,社會主義運動暫時處于低潮,世界科技的巨大進步,西方跨國公司在國際經濟政治事務中的影響日趨增強,經濟全球化進程進一步加快,這種新的國際局勢給新自由主義帶來發展機遇。它在美國的經濟利益和整個西方商業利益的驅動下,迎合國際壟斷資本和大金融寡頭謀求世界霸權的需要,借助于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達成的、以恢復自由放任市場經濟政策、放棄政府干預和推行私有化為主旨的“華盛頓共識”,向廣大發展中國家和社會主義國家蔓延。“從此,新自由主義由學術理論而國家意識形態化、政治化和范式化”[2]。此后,智利、巴西、墨西哥、阿根廷、秘魯等國,均以新自由主義為國家發展的理論指導,拉美成為了新自由主義的試驗場。在蘇東國家,新自由主義取得了支配地位,政要們把取締共產黨、建立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市場經濟、同西方經濟一體化作為基本國策。
20世紀90年代以后,新自由主義作為風靡西方世界的重要思潮,越來越成為西方發達國家干預世界經濟活動和政治秩序的重要手段。進入21世紀,在西方大國謀求控制世界的過程中,新自由主義的作用仍然受到重視。在西方具有重要影響的新自由主義主要流派有:以哈耶克為代表的倫敦學派、以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弗里德曼為代表的現代貨幣學派、以羅伯特·盧卡斯為代表的理性預期學派、以科斯為代表的新制度經濟學派、以詹姆斯·布坎南為代表的公共選擇學派和以拉弗為代表的供給學派等等。
應該說,新自由主義在提出和論證自己的理論觀點時,在理論思維方面也提供了某些有啟發性的東西,包含著某些合理因素。特別是作為資產階級經濟學理論的新自由主義,源于資產階級古典自由主義經濟理論,其中不乏科學成分,有的思想還具有一定的深刻性。如某些自由派學者對于資本主義經濟政治制度的批評,關于一般市場機制的研究,關于減少政府干預、壓縮政府開支、提高政府效率的觀點,關于實行積極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加強對經濟實行宏觀調控的觀點,關于人的心理預期對經濟活動和經濟政策影響的觀點,關于加強法制、社會保障制度、穩定物價在市場經濟中作用的觀點等等,這些思想對于我們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有可供參考和借鑒的成分。但是從總體上說,新自由主義是為現階段國際壟斷資產階級經濟和政治根本利益服務的資產階級思想理論,本質上是十分庸俗的東西。
眾所周知,20世紀80年代,新東歐經濟學乃是西方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翻版,它竭力主張用私有制加自由放任和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模式取代社會主義經濟政治制度。以東歐經濟學為指導的改革方案,主張實現國有企業私有化,取消國家對經濟生活的干預,特別是取消國家對價格、進出口和匯率的管理,實現價格放開、進出口自由和貨幣按市場匯率自由兌換;積極爭取與西方經濟的融合,實現同西方經濟特別是同歐共體經濟一體化,不惜代價爭取西方的經濟援助,將西方經濟援助視為蘇聯、東歐國家向市場經濟過渡的不可或缺的前提等等。這種理論實施的結果造成了蘇東國家經濟大幅度滑坡、通貨惡性膨脹、國家分裂、社會動亂、執政黨更迭、人民蒙受苦難的嚴重后果[3]( pp219-221)。
阿根廷等拉美國家推行新自由主義十幾年,其后果也十分嚴重。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最大限度地取消了政府的經濟干預,徹底實行私有化,國家退出了社會和國民經濟的基礎領域,中止了對這些領域的政府公共投資。阿根廷還遵循國際貨幣基金的“零赤字”條件,即政府將竭盡全力確保償還阿根廷所欠西方的債務。倘若由于經濟衰退導致了政府稅收的下降,政府不得采取財政赤字手段來彌補公共開支的不足,必須通過壓縮行政和社會保障的開支來維持國家經濟的運行,將削減下來的開支資金用于償還外債的本息。阿根廷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的結果,一是期望依靠一次性出售國有資產來填補社會保障體系窟窿的愿望未能實現,而且國有企業被私有企業或跨國公司收購后,大批工人遭到解雇,社會失業不斷增長,貧困人數不斷增加,整個社會經濟陷入了極度的混亂。二是大量社會財富流失海外。在阿根廷的金融危機中,控制阿根廷金融命脈的跨國公司不僅廉價收購國有、私營企業和自然資源,而且非法席卷老百姓的存款,金額達數百億美元。中產階級和資產階級擁有的存款、股票損失慘重,大批公務員的工資、醫療保險、養老保障等也因銀行凍結存款幾乎無法發放。三是陷入不能自拔的外債泥潭。阿根廷按新自由主義的要求,盲目開放,大搞國有企業私有化并開放各個行業,經濟命脈控制權落入美國之手,不得不一步步踏入外債圈套。1980年阿根廷的外債為270億美元,1990年為600億美元,2001年為1420億美元。20年來阿根廷共償還了外債本息1200億美元,但外債仍膨脹到最初的4.5倍。這里一個重要原因就是實行資本市場自由化,允許西方金融資本自由進出,一旦外債流出造成經濟危機壓力時,國際貨幣基金就要求這些國家大幅度提高利率,經常達到30%、50%甚至80%的高利貸水平,這當然會耗光這些國家的財富。四是誘惑官僚腐敗。在私有化過程中,削價出售國有資產的回扣率達10%,數億美元的項目意味著數千萬美元的回扣,這就會誘惑官僚出賣本國利益充當買辦[4]。阿根廷按照新自由主義“改革”方案行事,吞下了苦果,其他推行新自由主義理論和政策的國家也大致相仿。如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1998年的東南亞和俄羅斯金融危機,都是采納新自由主義,受到國際金融資本破壞的表現。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際金融壟斷資本通過其代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國際機構,推行新自由主義,毀滅了蘇東地區和拉美等發展中國家的經濟政治體制,侵吞了這些國家和地區多年積累起來的社會財富,把它們淪為少數發達國家的原料供應地、商品傾銷場、危害環境的生產地和資本投機場所,致使其廣大人民群眾失去社會保障,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大多數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少數人成為暴富者。這種事實向我們提出警告:必須識別新自由主義的真面目,避免落入其陷阱。
三
在中國,近代以來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就有一定發展。在20世紀80年代中后期至90年代的國際政治背景和理論背景下,某些學者更樂于接受和傳播新自由主義的觀點,甚至一時之間出現了“張五常熱”。應該指出,這時在我國得到較大規模傳播和討論的新自由主義,早已不僅僅是一種理論、學術,而是作為一種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經濟范式和政治綱領的東西。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在經濟學和社會哲學這一類的學術思想上,中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們大多不過是在拾國際上的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牙慧而已,而且他們撿來的多半都是其中最膚淺的說法。” “但是,決不能因此就把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看成是外國的自由主義經濟學的簡單翻版。中國的經濟學家們在國際自由主義經濟學的共同理念之外,加上了許多自己的特殊創造,因而形成了中國的經濟自由主義自己的特色。”[5](pp2-3)他們喜歡引用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信條,然而他們“并沒有全面地吸收和繼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全部理論體系。它對西方主流經濟學采取的是‘各取所需、為我所用'的態度,只援引自己喜歡的論點,而回避甚至閉口不提那些它不喜歡的西方主流經濟學的重要思想觀點”[5](p11)。這種評論是有道理的。
中國新自由主義思潮通過文獻出版物、各種論壇講壇、研究機構的學術討論等渠道和方式進行傳播,產生了惡劣影響。特別是新自由主義思潮為了改變中國經濟政治體制改革的性質,干擾其社會主義方向,其代表人物提出了一系列嚴重違背四項基本原則的主張。在經濟理論上,他們皈依西方自由主義經濟理論的方向,堅持資本主義改革開放觀,大力鼓吹“私有制優越論”, 主張按照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模式,取消公有制的主體地位,推進私有化的改革方案,改變我國的基本經濟制度,建立起資本主義的基本經濟制度;在政治理論上,他們提出實行總統制、推行兩院制、刪除憲法序言、取消無產階級專政條款等全盤西化的主張,企圖從根本上否定四項基本原則,否定我國的國體和政體,改變我國的基本政治制度,建立起資本主義的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們以理論探索和創新之名,散布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言論,把攻擊矛頭直指我們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馬克思主義,提出要“告別革命”,企圖通過否定五四新文化運動,否定我們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歷史,鼓吹 “意識形態多元化”,達到消解我們國家的主導意識形態的目的。他們尤其特別起勁地宣揚新聞媒體應成為“社會武器”,成為制衡黨和政府的“第四權力”,實質上是要否定新聞媒體的黨和人民喉舌的性質,否定新聞的黨性原則,反對黨對新聞媒體的領導和管理,企圖把思想文化領域的演變作為他們進行政治經濟演變的前奏。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亦即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不僅是一種經濟自由主義,其思想理論還包括政治、思想文化方面的內容。正是由于它的代表人物熱衷于兜售已被西方大國政治化了的新自由主義,嚴重地干擾著我國改革的理論和政策,擾亂了一些人的思想,在一些方面造成了嚴重危害。
鄧小平同志曾深刻指出:“一旦中國全盤西化,搞資本主義,四個現代化肯定實現不了。中國要解決十億人的貧困問題,十億人的發展問題。如果搞資本主義,可能有少數人富裕起來,但大量的人會長期處于貧困狀態,中國就會發生鬧革命的問題。中國搞現代化,只能靠社會主義,不能靠資本主義。歷史上有人想在中國搞資本主義,總是行不通。”[6](p229)他還說:“某些人所謂的改革,應該換個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資本主義化。他們‘改革'的中心是資本主義化。我們講的改革與他們不同。這個問題還要繼續爭論的。”[6](p297)事情正如鄧小平同志所預見的,由于新自由主義思潮的滲透和影響,關于中國改革方向道路的爭論現在更激烈了。某些熱衷于推行新自由主義的人,把鄧小平同志的警言拋得遠遠的,置四項基本原則于不顧,竭力掩蓋新自由主義在世界一些國家和地區造成危害的真像,從多方面向我們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線、基本綱領和基本經驗進攻,對中國社會主義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危害日漸彰顯。堅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干擾我國社會主義的改革和現代化建設,鼓吹全盤私有化、完全自由放任的一個重要藉口就是,現在實行市場經濟,必須同西方經濟接軌。其實這種辯解是站不住腳的。
一是即使是西方國家,在實行市場經濟時也不同程度地主張國家的宏觀調控,而不是完全的自由放任,西方大國的政府在本國內并不推行新自由主義政策。20世紀80年代,在西方正當新古典宏觀經濟學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和國家干預主義的批判盛行的時候,就出現了一個新的主張國家干預的學派,即新凱恩斯主義經濟學派。該學派把傳統的微觀經濟學和凱恩斯的宏觀經濟學結合起來,為宏觀經濟學提供微觀基礎。新凱恩斯主義雖然拋棄了原凱恩斯主義的某些舊觀點,但是本質上是原凱恩斯主義的翻版,它基于市場失靈的結論,認為如果沒有政府干預,經濟恢復均衡將是一個漫長的痛苦過程,失業和通貨膨脹將更為惡化。與此相應,它強調政府干預經濟政策的有效性。新凱恩斯主義關于政府干預經濟的學說受到西方國家的政府的重視,而且愿意接受。同時,新凱恩斯主義也受到學術界的重視。正如一些學者在肯定國家調節論時指出的:“今天,沒有一個市場經濟不受到國家和政府機構的帶有或多或少強制性的指導。”[7]“沒有國家管理的市場將導致二元的、甚至四分五裂的社會,它不僅會埋葬市場經濟,使市場成為萬惡之源,而且還會使自由遭到毀滅。”[8]所以,西方大國的政府主要是將自由主義的理論和政策用于對付社會主義國家和其他發展中國家。
二是中國實行的市場經濟與西方國家的市場經濟根本不同。我們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同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結合在一起的。它既要發揮市場經濟的長處,又要發揮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在我國具體條件下,市場經濟既是一種資源配置的方式,又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的基本實現形式。作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基本實現形式,在其豐富的內涵和多方面的內在要求中,社會主義的質的規定性是非常明確的。這說明,我國堅持新自由主義立場的人制造的借口是經不起反駁的。但是他們的種種言論卻起著混淆視聽、攪亂理論是非的作用。
在中國,稱贊西方新自由主義的人大致有四種情況。一是像張五常這類以新自由主義的代表自居的人,他們自覺地以馬克思主義為敵,并散布大量言論惡意攻擊馬克思主義。二是像我國研究西方經濟學的權威學者、已故的北京大學陳岱孫教授所批評的那些對西方經濟學“不加審別的推崇”的人。由于多年的隔絕,他們對西方經濟學十分陌生,一旦接觸,不免引起目眩。三是僅把新自由主義視為西方一種經濟理論和學術觀點進行研究,未從政治的高度看到,“華盛頓共識”之后,西方新自由主義已經國家意識形態化,成為國際壟斷資本主義的思想體系,以及它對世界經濟政治發展造成的負面影響。四是某些做實際工作的同志,力求探索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新思路、新舉措,不加分析地把新自由主義的政策主張當作了良方。我們批判的是第一種人。對于第二、三、四種人,我們希望同他們平等地討論商榷問題。
鄧小平在上個世紀80年代談到“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時,講過一番話。他說:我們一定要“使馬克思主義的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宣傳,特別是在一切重大理論性、原則性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在思想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現在有些錯誤觀點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有的則公然向馬克思主義挑戰。對此,馬克思主義者應當站出來講話。思想戰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6](p46)。他還指出:“毛澤東同志說過:‘真理是在同謬誤作斗爭中間發展起來的。馬克思主義就是這樣發展起來的。'有些人把‘雙百'方針理解為鳴放絕對自由,甚至只讓錯誤的東西放,不讓馬克思主義爭。這還叫什么百家爭鳴?這就把‘雙百'方針這個無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方針,歪曲為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方針了。毛澤東同志的《反對自由主義》,是一篇馬克思主義的好文章。建議各級領導同志,特別是思想戰線的同志認真學習一下,并且按照文章的精神辦事。”[6](p47)
鄧小平同志講這番話的時間過去20多年了,但是它仍然具有強烈的現實針對性。現在,堅持對新自由主義進行科學評析,正是踐行黨的十六大提出的戰略任務的重要方面。對此,我們不能有任何的懈怠!
參考文獻
[1][美] AS布林德:《爭論中的宏觀經濟學》,倫敦惠頓斯出版公司1989年版。
[2] (中國社科院“新自由主義研究”課題組:《新自由主義研究》,載《馬克思主義研究》2003年第6期。)
[3] 見梁柱、張守民主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與四項基本原則》,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4] 參見楊斌:《從國有股減持被停止看其理論缺陷》,載《高校理論戰線》2002年第10期。
[5](左大培:《混亂的經濟學——經濟學到底教給了我們什么?》,石油工業出版社2002年版。)
[6]《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7][法]勃拉爾頓:《市場經濟或資本主義?》,載《思想》1991年第3-4期。
[8][法]羅奈·勒努阿:《沒有國家的市場?》,載《政治學》199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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