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黨一貫重視意識形態工作。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意識形態領域總體發展態勢積極健康向上，主旋律響亮，正能量強勁。這是觀察和評估意識形態領域的形勢首先要看到的基本的、占主導的一面。但是，同時也要看到斗爭復雜的一面，特別是那些干擾黨和國家指導思想的錯誤觀點，更值得關注。本文就四種錯誤觀點作如下評析。

　　一、“蘇馬非馬”

　　“蘇馬非馬”的基本觀點是：蘇聯的馬克思主義，特別是斯大林時期經過整理、理解、取舍、發揮后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與馬克思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與列寧的很多思想也不同;蘇聯的馬克思主義里面包含了大量的對馬克思主義教條式的理解以及附加在馬克思名下的錯誤觀點;中國共產黨從建黨開始接受的就是作為“非馬”的“蘇馬”，這是造成中國革命建設失誤的主要原因。所以，“蘇馬非馬”論者認為：“從改革開放伊始就提出一項基本任務：批判‘蘇馬’，回到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當中去”。

　　在這里，“蘇聯模式”被篡改為“蘇聯馬克思主義”。按“蘇馬非馬”論的觀點，“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的是“教條式的”、“附加了錯誤觀點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共產黨從建黨到改革開放前，作為指導思想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其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的毛澤東思想，都不是馬克思主義的，因而中國共產黨也從來就不是馬克思主義政黨。所以要來“正本清源”，走上“原本的馬克思主義”道路上去。主張這種錯誤觀點的人，對于究竟什么是“原本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卻避而不談。

　　我們知道，所謂“蘇聯模式”，作為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在蘇聯特定歷史條件下所表現出來的歷史形態，是社會主義共同本質特征和蘇聯民族特色的統一體。它既包括成功的經驗也包括失敗的教訓。“蘇聯模式”的成功經驗又分為兩部分：一是具有基本的性質，在人類歷史現階段有普遍意義。這是體現社會主義根本原則和本質特征即我們稱之為“十月革命道路”的東西。二是不具有普遍意義的成功經驗。這包括兩種情況：只符合蘇聯實際，不符合其他國家實際;只符合蘇聯當時的實際，不符合蘇聯后來發展了的實際。

　　歷史上，《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將“蘇聯模式”中有普遍意義的經驗概括為五個基本點，這五個基本點實際上是我們黨的四項基本原則最早的表述。后來毛澤東在《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中將其概括成六條標準。再后來鄧小平將其凝練為黨的四項基本原則。這五個基本點是：(1)無產階級的先進分子組成共產主義政黨。(2)在黨的領導之下，聯合勞動人民，經過革命斗爭從資產階級手里奪權。(3)在革命勝利后，建立無產階級專政，實現工業的國有化，逐步實現農業的集體化，從而消滅剝削制度和生產資料私有制度，消滅階級。(4)共產黨領導的國家，領導人民群眾發展社會主義經濟和社會主義文化，在這個基礎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積極準備條件，為過渡到共產主義而奮斗。(5)共產黨領導的國家，堅持反對帝國主義侵略，承認各民族平等，維護世界和平，堅持無產階級國際主義原則。

　　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指導下，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照搬別國的模式,走自己的道路，是我們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寶貴經驗。突破蘇聯模式，開拓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從毛主席《論十大關系》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絕大多數學者取得的共識。

　　二、“以儒反馬”、“以儒化馬”、“以儒淡馬”

　　涉及儒學的思潮、觀點很復雜，其性質各有不同，只有進行具體分析，才能對其性質做出正確判別。下面講的情況只是其中的三種: 一是“以儒反馬”，這包括國內的“儒化當代中國”怪論，國外媒體的歪曲;二是“以儒化馬”或者“以儒歸馬”;三是“崇(以)儒淡馬”。

　　1.“以儒反馬”。“以儒反馬”的基本觀點和手法是，誣稱馬克思主義是西方“異族文化”，造成了中國“民族文化傳統的斷裂和民族精神根基的缺失”，使中國失去安身立命之本，精神徹底喪失，誓要“儒化當代中國”。“儒化當代中國”論是一股封建復古主義思潮。這股思潮總的原則是要把中國演變成“儒士共同體專政”國家即“儒教國”。他們設想，“儒教國”的建制是“儒家議會三院制”：政府從“儒家議會”產生，對“儒家議會”負責。“儒家議會”分“三院”，即“庶民院”、“通儒院”、“國體院”。“庶民院”代表“民意”，其議員按一人一票的原則由民眾普選產生。“通儒院”代表儒家圣賢理想和“天道價值”，其議員通過考試、舉薦和到民間訪查等方式產生。“國體院”代表中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其議員按血緣關系，從歷代圣賢、歷代帝王和歷代歷史文化名人的后裔(如孔子的后裔)中挑選，通過繼承和任命產生。從而通過 “儒教國”議會和政府，實現對國家政權的掌握和控制。

　　儒化當代中國的主張者將實現“儒教國”的策略路線分為“上行路線”和“下行路線”。“上行路線”即“在上層，儒化中國共產黨”。“下行路線”即“在基層，儒化社會”。兩條路線“雙管齊下”，同時推進。實現“儒教國”的關鍵是：“用孔孟之道來替代馬克思主義”。只要“有一天，儒學取代了馬克思主義，共產黨變成了儒士共同體，仁政也就實現了”。所以當代儒家對馬克思主義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進行了惡毒的攻擊、辱罵。此外，國外一些媒體的鼓噪也屬于這一大類。

　　一個時期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多個場合表達了對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視。要求堅持馬克思主義在意識形態領域的指導地位，對傳統文化進行科學分析，堅持古為今用、以古鑒今，有鑒別的對待、有揚棄的繼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實現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這些論述明白無誤，堅持和發展了我們黨長期的觀點。

　　但是國外一些媒體借此大做文章，進行歪曲。誣稱“馬克思主義不靈了”，“中國社會‘尊孔崇儒’的時代已經掀開序幕”，等等。

　　2.“以儒化馬”。這種觀點口頭上表示并不反馬，確實有些人也不一定自覺反馬，但是他們的文章表現出一種傾向：自覺不自覺地以儒釋馬，否定馬克思主義的基本觀點，閹割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靈魂，磨滅馬克思主義的革命鋒芒。從思想實質看，其力主“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就是“馬克思主義儒學化”，明顯反映出用儒學代替馬克思主義的訴求。這種情況雖然與第一種情況不盡相同，但是，如繼續向前發展必然反馬。

　　3.“崇(以)儒淡馬”。有人總把馬克思與孔夫子對立起來。如有人撰文說，20世紀一二十年代高調“打倒孔家店”是歷史虛無主義思想傾向的典型代表。以儒家文化為指導也可以成功走向現代化，如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韓國、新加坡等國家。按這些觀點，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傳入和傳播時期，對封建復古主義的批判是典型的歷史虛無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孔學兩種思想體系沒有本質區別。

　　對這些錯誤觀點，我們要做科學分析。

　　其一，不能說20世紀一二十年代批判孔學是歷史虛無主義的思想傾向，相反，否定這個時期對孔學的批判所起到的思想解放作用才是歷史虛無主義的表現。始于1915年秋的初期新文化運動盡管在思想內容和思想方法上存在弱點，但是，如果沒有它對封建主義正統思想——孔學的批判，人們就不能沖破封建思想的牢籠，就不能為以后新文化運動中的左翼接受、并在中國傳播馬克思主義準備適合的土壤。如果沒有毛澤東、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陳獨秀等共產黨人對以儒家思想為基礎的“道統說”的批判，就不能捍衛中國共產黨的政治路線和革命理論。還要指出的是，豐富的文獻資料表明，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在批判孔學過程中，并未否定中國的全部傳統文化，且明確指出，孔學不等于全部國學。同時他們既未否定孔學的歷史作用，也未把孔子說得一無是處。

　　其二，馬克思主義與孔學兩種思想體系有著本質的區別。馬克思主義是建立在社會化大生產基礎上的無產階級的共產主義思想體系。孔學的思想體系是什么?李大釗在《由經濟上解釋中國近代思想變動的原因》中說：孔子的學說……是適應中國二千余年來未曾變動的農業經濟組織反映出來的產物，因他是中國大家族制度上的表層構造，因為經濟上有他的基礎。我國著名史學家劉大年先生在《方法論問題》中說：孔學整個體系是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血緣關系等級制度的封閉體系。

　　其三，儒家文化與現代化建設。且不說現代化有社會主義現代化和資本主義現代化之分，就是從生產力角度說，以儒學為指導，也不能使中國實現現代化。因為“孔學集中講倫理哲學，而對社會生活的基礎完全缺乏認識理解。……這是孔學根本的弱點。照現在的話來說，就是缺少唯物論，沒有經濟學思想”。(劉大年：《方法論問題》，《近代史研究》1997年第1期)

　　中國古代史也說明，在中國曾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儒學，并沒有幫助我們實現現代化。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學處于支配地位時并不是中國最強盛的時期，而中國最強盛的時期恰恰是儒學的地位不占優勢的時期。漢代前期的盛世，尊奉的是黃老學說，孔子并無地位。唐代是中國歷史的光輝時期，盛行的是佛教，尊奉的是道家老子，儒學也不占優勢。宋代最尊孔且創造了新儒學，可宋代最弱，徽、欽二帝竟被俘。南宋時期，理學“一枝獨秀”，但還是被不尊孔的蒙古鐵騎戰敗，亡于江南。

　　當然，孔學有其歷史作用。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講，中華傳統文化是我們民族的根和魂，而儒學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所包含的并已融入中華民族精神的大量的人類智慧成果，在影響和塑造中國人，維系社會的長期穩定和有序發展，影響中國和世界未來發展方面，起過重要歷史作用。李大釗在批判“孔子為數千年前之殘骸枯骨”，“為歷代帝王專制之護符”的同時，又指出，“孔子于其生存時代之社會，確足為其社會之中樞，確足為其時代之圣哲，其說亦確足以為代表其社會其時代之道德”。陳獨秀也說過“孔學優點，仆未嘗不服膺”。“孔教為吾國歷史上有力之學說，為吾人精神上無形統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絕對承認之，而不懷絲毫疑義”。

　　今天，不能只看到孔學中的精華，不看其糟粕;不能把孔學提到黨和國家的指導思想的高度;不能因從孔學中吸取精華就把孔學抬到比馬克思主義地位還高、甚至替代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程度。不僅如此，對從孔學中吸取的精華，也要結合現時代精神、結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的實踐和人民群眾精神文化的需要，予以加工提煉，實現其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做到古為今用、推陳出新。

　　三、“以西馬釋馬”

　　“西馬”概念，在不同著作里有不盡相同的內容。其中，作為西方左翼學者對資本主義的批評，有一些很深刻、很有價值的思考，值得我們認真研究，擇要吸取。

　　此處說的“西馬”是專指以抽象人性論為理論基礎，否定馬克思主義的歷史唯物主義基本觀點的主張。這種主張攻擊馬克思主義存在“人學空場”，即“見物不見人”，是一種機械唯物主義的觀點。

　　其一，這種“西馬”論實際上是用唯心主義取代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它以所謂“超越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超越了歷史唯物主義的實踐唯物主義”自譽。

　　其二，這種“西馬”論實際上否定了馬克思主義質的規定性。它無限擴大馬克思主義概念，把現代西方哲學和美學上比較流行的一些思想嫁接在馬克思主義上，用折中主義的手法，把兩種本質不同的東西湊到一起，偽造出形式主義的、結構主義的、弗洛伊德主義的、海德格爾存在主義的等等五花八門、五顏六色的馬克思主義。

　　其三，這種“西馬”論還企圖通過制造青年馬克思與晚年馬克思的對立，馬克思與恩格斯的“對立”、“差異”、“矛盾”，馬克思與列寧的對立等等，企圖肢解、毀滅馬克思主義。

　　一些人以這種“西馬”論為圭臬來判別、重釋馬克思主義，以“西馬”的是非為是非。這種情況滲透到我們一些學科、包括馬克思主義理論學科。在有的學科點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馬列主義經典著作課開得很弱，在沒有打好馬克思主義理論基礎，缺乏科學分析能力的情況下，用主要精力去學習研究“西馬”，以致阻礙了學生的馬克思主義科學概念的確立，嚴重影響了青年一代學者的成長。從一些公開發表的論文可以看出，大家都講堅持馬克思主義，但實際上，對究竟什么是馬克思主義，各人所理解、認同的內容卻很不一樣。這種情況如得不到徹底糾正，長此以往，必定會反映到對我們立黨立國指導思想的認同上，所以非常值得警惕。

　　四、“指鹿為馬”，同時又“指馬為鹿”

　　前些年，有人胡說馬克思恩格斯晚年是民主社會主義者，伯恩施坦、考茨基是正統的馬克思主義者，列寧、毛澤東是最大的修正主義者等等。近一段時間，又有人抹殺馬克思主義與反馬克思主義的本質區別，蓄意將社會主義說成非社會主義，又將資本主義說成是社會主義。“指鹿為馬”者的基本思路是，首先抹殺馬克思主義關于判斷一個社會的標準。馬克思在《雇傭勞動與資本》中說：“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構成所謂社會，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這就告訴我們，一個社會的性質是由生產關系的性質決定的，而一種生產關系的性質又是由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的所有制性質決定的。有什么占主導地位的生產資料所有制就有什么性質的社會。因此，馬克思恩格斯指出：所有制問題是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共產主義革命就是同傳統的所有制關系實行最徹底的決裂”。“共產黨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論概括為一句話：消滅私有制”。恩格斯晚年還強調，在實行全部生產資料公有制基礎上組織生產，即生產資料公有制正是社會主義制度與資本主義制度的“具有決定意義的差別”。

　　“指鹿為馬”者把共產主義運動的“基本問題”拋在一邊，用捏造的所謂功能社會主義來批判、替代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即他們誣稱的結構社會主義。按照功能社會主義，公有或私有并不是社會主義的界限。私有制若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和人民生活改善，也屬于社會主義。他們肆無忌憚地歪曲鄧小平理論，說以“貓論”、“三個有利于”為靈魂的鄧小平理論，是一種典型的功能社會主義。他們還以奧巴馬來混淆“馬”，稱：“奧巴馬競選時，有西方人士評論他的主張說：這在歐洲叫社會主義，在美國叫福利，在奧巴馬叫變革”。

　　我國憲法第六條規定：“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基礎是生產資料的社會主義公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制。”我國憲法第七條規定：“國有經濟，即社會主義全民所有制經濟，是國民經濟中的主導力量。國家保障國有經濟的鞏固和發展。”指鹿為馬，又指馬為鹿的狂言，是違反憲法的，本質上是典型的民主社會主義觀點。

　　面對錯誤觀點(包括“自稱是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觀點)，1983年10月12日，鄧小平在《黨在組織戰線和思想戰線上的迫切任務》一文中要求“馬克思主義者應當出來講話”。他強調：“思想戰線的共產黨員，特別是這方面擔負領導責任的和有影響的共產黨員，必須站在斗爭的前列。”鄧小平說：“一則批評本身的質量和分量不夠，二則抵抗批評的氣勢很盛，批評不多，卻常被稱為‘圍攻’，被說成是‘打棍子’，其實倒是批評者被圍攻，而被批評者卻往往受到同情和保護。一定要徹底扭轉這種不正常的局面，使馬克思主義的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宣傳、特別是在一切重大理論性、原則性問題上的正確觀點，在思想界真正發揮主導作用。”

　　重溫鄧小平這些論斷，一切具有科學良知和歷史責任感的專家學者、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學者應該深受教育，像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那樣，站出來旗幟鮮明地向種種錯誤思潮亮劍。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社會主義研究中心常務理事、武漢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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