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大國崛起》英國部分進行的掩蓋、欺騙

葉勁松

電視連續片《大國崛起》主要講述幾個資本主義國家從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社會過渡時期（美國誕生時已處于資本主義早期）,以及資本主義時期發展歷史。縱看該劇,其特點是回避和掩蓋在這一歷史時期西方國家階級剝削壓迫（以及民族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階級斗爭,以便描繪出一幅國家西方和諧崛起的美妙畫景。我們就從講述英國的《大國崛起》第三、四集,看《大國崛起》是怎樣對階級剝削壓迫（以及民族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階級斗爭進行回避、掩蓋和欺騙的。

《大國崛起》的第三集說：“莎士比亞的戲劇。盡管在哈姆雷特這樣的劇中，就有‘脆弱啊，你的名字是女人！’這樣的臺詞。但是呢，這并沒有影響伊麗莎白女王就坐在舞臺對面的包廂里看戲。女王的寬容，成就了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而女王的開明并不僅僅表現在對待藝術的態度上，在處理國家事務時，她也表現出高超的技巧和智慧。女王明白：權力的基礎是全體英國人組成的民族，沒有民眾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沒有立身的可能。為了獲得民眾的支持，伊麗莎白一世在強化王權的同時，恪守了祖先傳下來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傳統。”

在這里,對于在1558－1603年在位的伊麗莎白一世這位封建統治階級的代表,她“加強專制統治……頒布血腥立法,迫害因圈地運動而流離失所的農民”（《世界歷史辭典》上海辭書出版社1985．248）等加強對被剝削階級統治和壓迫的事實,《大國崛起》避而不談,卻說這位封建君主, “權力的基礎是全體英國人組成的民族，沒有民眾的支持做后盾，王朝就沒有立身的可能”等,并且還慷慨地給予她“寬容”、“開明”、“ 高超的技巧和智慧”等肉麻贊頌。

在《大國崛起》中,英國封建統治者似乎得到“全體英國人（因為是“全體”,似乎也應包括伊麗莎白一世頒布血腥立法,迫害因圈地運動而流離失所的農民――筆者注）組成的民族”的支持,封建統治階級和被剝削壓迫的勞動大眾在田園詩般的英國和諧相處。統治階級實施的腥風血雨的圈地運動和流離失所、無家可歸的失地農民這一切階級壓迫的殘酷、悲慘事實, 以及伊麗莎白一世統治期間,“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大,農民反圈地的斗爭日益激烈起來”（王榮堂 姜德昌《世界近代史上》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31）這些農民反抗統治階級壓迫而進行的階級斗爭事實,因為不符《大國崛起》關于統治者“寬容”、“開明”并得到人民的支持的說法,被象抹磁帶一樣的被抹去。

《大國崛起》還談與伊麗莎白一世同時代的莎士比亞,談“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但它談“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是印證“寬容”、“開明”的英國封建統治者治理出田園詩般的英國和諧社會,“成就了莎士比亞的藝術高度”。《大國崛起》說,莎士比亞“的37部劇作中展露出驚人的才華和對人的內心世界的洞察力。莎士比亞站在16世紀的思想高度，把掩藏在歷史深處的人性特點挖掘出來拋到了人們的腳下，他說：‘看吧，我的朋友們，人類不是按照我的規格創造的，我所能做的一切就是把它們真實的樣子展示給你們。’”莎士比亞的作品,作為社會意識的一種表現形式,它一定程度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存在狀況, 即如莎士比亞所說,他力圖以文藝作品形式把當時英國“真實的樣子展示”出。但莎士比亞的作品反映出社會存在狀況,與《大國崛起》將當時英國封建社會描述成田園詩般的和諧社會大相徑庭。莎士比亞的“作品反映十六世紀末至十七世紀初英國社會的各種矛盾,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黑暗,和資產階級對財富和權力的貪求”（《世界歷史辭典》533）。《大國崛起》要將莎士比亞“深刻揭露封建制度的腐朽黑暗”,描述成封建統冶者“寬容”、“開明”、并得到人民支持。《大國崛起》作為一個歷史作品,講述英國的狀況,甚至不如莎士比亞的文學作品真實。

對于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大國崛起》說,“中國天津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教授 侯建新：《大憲章》里有兩條最著名的條款，以后呢，就寫進了英國的大法里面去,第一條就是國王要宣誓‘向任何人施以公正，不能剝奪他人的權利’；另一條是，如果法庭沒有判決,國王也不能逮捕和剝奪他人的財產。這兩個條款表明，臣民的權利是獨立的，不是國王恩賜的，所以國王也不能剝奪它。”按照《大國崛起》所說,似乎《大憲章》主要是為英國所有臣民（包括當時眾多的農奴）爭取人權似的,仿佛英國封建貴族等和英王這些占英國人口極少數的封建統治者,關心普天下人民的人權的實現似的。實際上, 《大憲章》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封建貴族、教會一方與英王一方）爭權奪利斗爭結果,反映了爭權奪利雙方相互實力對比變化,即根據封建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的實力變化,重新進行權力分配。所以,根本不存在《大憲章》主要是為英國所有臣民爭取人權的事。

“《大憲章》規定的權利,作為歷史范疇,指的是地方貴族和教會從英王手中爭得的特權。《大憲章》并未提出人權問題,只是16、17世紀資產階級革命,才從《大憲章》推定出一系列的有關人權的原則,使《大憲章》具有了保障人權的性質和意義。”（陸鏡生《美國人權政治》當代世界出版社1997．5）

“【大憲章】……共六十三條,用拉丁文寫成。多數條款維護貴族和教士的權利,主要內容：一、保障教會選舉教職人員的自由；二、保護貴族和騎士的領地繼承權,國王不得違例征收領地繼承稅；三、未經由貴族、教士、騎士組成的‘王國大會議’的同意,國王不得向直屬附庸征派補助金和盾牌錢；四、取消國王干涉封建主法庭從事司法審判的權利；五、未經同級貴族的判決,國王不得任意逮捕或監禁任何自由人或沒收他們的財產。……十七世紀初,資產階級給予其以新的解釋,作為建立資產階級法治的依據之一。”（《世界歷史詞典》22）所以,《大國崛起》隱瞞《大憲章》是封建統治階級中不同集團（封建貴族、教會一方與英王一方）爭權奪利、重新瓜分權力的實質,將其描述為為全體人民爭取權利,是對我國人民的欺騙。

《大國崛起》說：“在英國的歷史上，形成了兩大原則，一是王在議會，也就是說國王必須通過議會來進行統治。第二呢，是王在法下，也就是說法律高于國王，國王必須服從法律。可是呢，查理一世的做法就是把這樣的兩個原則全都給破壞了。因此呢，議會和國王之間的矛盾就越來越大，對立也就越來越尖銳，最終導致在1642年爆發了戰爭，而這個呢，就是近代歷史上非常著名的‘英國革命’，也叫‘英國內戰’。這是一場爭奪誰擁有國家最高權力的戰爭。在戰爭中，一位叫奧利弗·克倫威爾的議會軍將領脫穎而出，在他的帶領下，國王的軍隊被徹底擊敗，英吉利共和國成立，查理一世被俘。”

在《大國崛起》里,推翻英國以英王為代表、并受封建貴族、地主支持的封建專制制度的斗爭中,只見到議會（議會里大多是資產階級和與資產階級一方的新貴族的代表）的作用, 卻不能見勞動人民在這場斗爭中的作用。在這里,《大國崛起》隱瞞了在這場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英國勞動人民比英國資產階級更堅決的事實,也隱瞞了英國勞動人民在這場反封建專制的斗爭中的決定性作用。《大國崛起》的目的,是企圖通過掩蓋勞動大眾反封建專制的階級斗爭,來掩蓋存在的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大眾的剝削壓迫。因為階級剝削壓迫是原因, 勞動大眾反封建專制的階級斗爭是結果,講了階級斗爭,一追溯下去,就會發現階級剝削和壓迫。

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是資產階級的,因為通過這次革命,最終使資產階級通向統治階級地位。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是廣大勞動大眾參加的革命。“反對封建專制統治的決定性斗爭,還不是議會與國王的斗爭,而是城鄉人民群眾在議會以外的暴動和起義。資產階級與新貴族,只有在人民群眾的反封建斗爭日益強大的時侯,才敢對國王展開堅決的革命行動。從十六世紀末到十七世紀初,隨著圈地運動的擴大,農民反圈地的斗爭日益激烈起來。1607年,在英國中部各郡爆發過一次大規模的農民反圈地起義。起義農民搗毀了地主圈地的柵欄,并且自稱為掘地派和平等派。……十七世紀三、四十年代,又出現了農民運動的高潮,即‘沼澤居民’起義。三十年代,伴隨著經濟的發展,圈地運動又強化起來,結果,1632年和1638年,在劍橋郡爆發了反圈地的農民起義,1639――1640年,在林肯郡爆發了大規模的反圈地的農民起義。至于局部的農民爆動,此伏彼起,接連不斷。值得注意的是,革命前發生的農民反圈地運動,特別是沼澤地帶的居民的斗爭,多半都是同封建地主爭奪公共土地的博斗,其最終目的,是要求取消封建地租和實行根本性的土地改革。農民反圈地的斗爭,只不過是一種手段而已。與此同時,城市平民起義也非常頻繁。封建政府的反動政策所造成的商業蕭條、物價上漲、工業減產和工人失業,已使城市居民的處境惡化到極點,因此城市平民不時舉行暴動。”（《世界近代史上》31、32）英國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使推翻英國封建制度的資產階級革命形勢趨于成熟。

英國勞動人民的階級斗爭不但創造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形勢,還推動革命走向勝利。當“‘長期議會’開幕后,資產階級和新貴族便以‘長期議會’為陣地,在廣大人民群眾支持下,同以查理一世為首的專制王權展開了一系列的斗爭。”當議會要判決國王的寵臣時,國王“遲遲不批準。這時倫敦的幫工、學徒、水手和工場工人等,手持刀劍和棍棒在街頭連夜舉行示威,并宣布要沖入王宮。在群眾的革命行動威逼下,查理一世才在判決書上簽字。”國王的二寵臣后被處決。“這是對國王封建專制的一次沉重打擊。”（《世界近代史上》33）

勞動大眾還用類似行動威逼查理一世簽署了議會的決議和法律。“1641年5月以后, ‘長期議會’還通過許多決議,旨在破壞封建專制的基礎。……所有這些決議和法律,都是國王在倫敦市民革命行動壓力下簽署的。以上是‘長期議會’對封建專制制度斗爭所獲得的重大勝利。‘長期議會’對國王的進一步斗爭,也是在群眾革命斗爭不斷高漲的形勢下實現的。”（《世界近代史 上》33、34）

《大國崛起》說：“克倫威爾的議會軍將領脫穎而出，在他的帶領下，國王的軍隊被徹底擊敗”。在這兒,《大國崛起》突出了克倫威爾個人的作用,卻隱瞞了勞動大眾在克倫威爾軍隊中的重大作用。

由于克倫威爾曾支持過農民反圈地運動,所以他利用群眾對他的親近感,以勞動大眾為主體組成他率領的軍隊。克倫威爾“軍隊與其他議會軍不同,士兵的成分多半是自耕農和手工業者,軍官多半來自下層群眾。”克倫威爾軍隊打勝仗,但其他議會軍卻打敗仗。因此,“對議會軍不進行改革,難以徹底戰勝王軍。最初,克倫威爾提出改革軍隊的建議,沒能為‘長期議會’所接受。只是在群眾運動的壓力下,議會才考慮這個問題。”（《世界近代史上》38）

軍隊的改革,使“許多舊指揮官被撤換。除了最高統帥部還有一些貴族外,中、下級軍官有很多人是從人民中間補充起來的。……自耕農成為新軍的骨干。此外,許多手工業者、學徒和工匠也紛紛參加了新軍,使這支軍隊成為了一支革命的軍隊。”（《世界近代史上》39）

《大國崛起》不僅回避、掩蓋階級剝削壓迫和勞動大眾反封建專制的階級斗爭,甚至還掩蓋了英國資產階級、新貴族與英國斯圖亞特王朝封建專制制度尖銳矛盾和斗爭,只談議會和國王的矛盾和斗爭。英國資產階級革命的性質也被《大國崛起》掩蓋了,只將其稱為“‘英國革命’，也叫‘英國內戰’”

莎士比亞作品揭露出“資產階級對財富和權力的貪求”。《大國崛起》卻要將資本家追逐利潤的動機,描述得很純潔、高尚。《大國崛起》說：“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有很多像瓦特家族這樣的家庭，在新教思想影響下，開始努力創造財富，追求利潤，他們想以現實的成就與上帝溝通，證明自己是上帝的選民。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弄錢是人生的主要之事。’”

《大國崛起》說資本家們在“新教思想影響下……追求利潤”。好象不是經濟利益,而是一種社會意識――新教,使瓦特家族（瓦特的先輩）這些人追求利潤。那么,在天主教盛行的法國、意大利的資本,也應不是經濟利益,而是天主教,使法意資本追求利潤？《大國崛起》把資本追逐利潤描述得很高尚,好象資本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才去追逐利潤的。《大國崛起》以上說法從哲學角度看是唯心主義觀點,從階級觀點看,則是為資本涂脂抹粉的胡說八道。《大國崛起》以上說法,對于它所極力掩蓋而避而不談的歷史事實,是難以給予解釋的。

例如,英國的統治階級,通過殘酷的圈地運動來剝奪農民以獲利,表現出的是出于貪欲,還是《大國崛起》說的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

又如,在對工人的剝削上,美國資產階級歷史學家麥克勞在《資本主義世紀》一書中寫道，資本主義財富分配“正義何在？早期工業資本家應否從工人（其中還有大量童工）的血汗中榨取超額利潤？在詩人威廉.希萊克稱之為‘昏暗的惡魔般的工廠’的骯臟環境里，工人們的勞動時間是否應當長得無法再長？”（該書第7頁，內蒙古文化出版社，1998年版）資產階級學者麥克勞在這兒揭露的、資本為追逐利潤而殘酷剝削工人的事實, 表現出的是資本出于貪欲,還是《大國崛起》說的、資本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

再如,英國對外進行殖民侵略，對殖民地人民進行掠奪、洗劫、剝削,資本主義英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奴隸販賣國, 表現出的是資本出于貪欲,還是《大國崛起》說的、資本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

事實證明，資產階級貪得無厭、不擇手段地追逐利潤，根本不是《大國崛起》所說的什么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來自清教徒國家的英國廣播公司董事長里思,也不會同意《大國崛起》關于資本在“新教思想影響下……追求利潤”的說法。里思就曾不相信有關美國資本家是為上帝而賺錢的虛偽說法,他說，“我想知道你們這些美國人，怎么能既信奉上帝又禮拜財神，而并行不悖。”（〔美〕巴格迪坎《傳播媒體的壟斷》新華社1986．164）

馬克思曾引用一個英國經濟學者的話形容資本家的本性：“資本害怕沒有利潤或者利潤太少，就象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樣。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如果有10%的利潤，它就保證到處被使用；有20%的利潤，它就活躍起來；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資本論》第一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827頁）在英國經濟學者總結的資本家的本性中,能看到資本不是出于私利,而是出于高尚的為了上帝的信仰,才去追逐利潤的？

《大國崛起》不揭露資本主義興起（即所謂的西方國家的崛起）過程中資本原始積累的各種罪惡,以便回避和掩蓋在這過程中存在的階級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階級斗爭,以便把資本主義興起描述成一幅和諧的、田園詩般的景像。但是資本主義興起的殘酷,私有制社會必然存在的、天天都發生的階級剝削壓迫、階級矛盾、階級斗爭的事實,不是《大國崛起》的虛幻的田園詩般的假像能掩蓋的。尤如現今資本主義中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的剝削壓迫,不是資產階級關于資本主義“民主國家”之類的描述就能掩蓋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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