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論壇 》(2012年33期)

　　【摘要】培育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必須批判繼承古代兵家文化的德性靈根。文章從德性價值的角度深入剖析了古代兵學內蘊含著的穩固的核心價值觀，主要包含修道、貴一、至和、懷仁等八個方面的內容，它們內在地成為一個有機完整的體系。這對于理解和深化當代革命軍人核心價值觀有重要啟發意義。

　　【關鍵詞】古代兵學　武德　核心價值觀

　　共同的價值觀是軍隊凝聚成具有強大戰斗力團隊的根本的、持久的精神力量。在中國古代兵書中，都強調價值觀在戰爭中生成戰斗力的重要作用，并積極培育這一精神內核。本文試圖挖掘這一精神資源，以資借鑒。

　　中國古代兵學思想內核是培育“武德”

　　作為中國古代哲學流派之一的“兵學”，其歷史久遠而學養深厚，貫穿于其學派思想之中的核心是德性論。對于這一點，宋代蘇洵說得很清楚：“為將之道，當先治心。”(蘇洵的《嘉佑集·權書》)就德性來說，它根源于人們因內心道德需要而產生的一種獲得性品質，是精神價值的核心，也是價值理想在人身上的折射。

　　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周代的人們就已經突破血緣關系的范圍，形成了共同的德性倫理價值觀。《尚書·泰誓上》指出：“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可見，將八百諸侯聯系起來的就是“同心同德”的德性價值觀。

　　在軍事領域，先秦時期就提出了“武德”的命題：楚莊王提出“武有七德”命題，“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眾、豐財者也。”(《 左傳·宣公十二年》)武德是軍人的精神價值追求和價值規范，是軍人價值觀的直接顯現。尉繚子最早認識到軍人價值觀在戰略上的重要作用，他認為戰爭的取勝有“道勝”、“威勝”、“力勝”三類。“道勝”是設法促使敵人士氣低落、軍心渙散，即培育自己士兵的價值觀，瓦解敵軍的價值信念，從而取得勝利。《黃石公素書》的內容很少談到戰略戰術問題，更沒有涉及兵制、陣法的內容，其核心思想是：“夫道德仁義禮，五者一體也。”在《司馬法·定爵》中有：“凡戰，固眾，相利，治亂，進止，服正，成恥，約法。”強調在戰爭中，“爭義不爭利”，要奉行道義，激發廉恥，用統一的價值觀來引領激勵士兵進行戰斗。《六韜·龍韜·論將》中提出了“五材”即“勇、智、仁、信、忠”作為賢將的標準。在《六韜·武韜·文伐》中，姜子牙提出文伐“十二節”，其核心思想就是破壞敵人的價值觀念體系，使其喪失軍人的精神支撐，以達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由此看來，古代兵家特別強調軍人核心價值觀的作用和培育。

　　中國古代軍人核心價值觀的內涵

　　在“外兵內儒”文化熏陶下的中國古代兵家提出了古代軍人的價值觀，雖然每個時代和每個軍事思想家提法有所不同，但總的來說，主要有以下內涵：

　　修道。兵家把“道”作為軍人根本原則、政治理想和治國安民的價值觀指導，以“道”作為軍人自己價值觀體系的總原則。古代軍人把修道作為自己的人生價值的實現，所謂“修道”就是體道、悟道。《孫子兵法·主宰》里講：“主孰有道。”“善兵者，修道而保法”。《孫子兵法·計篇》里還講：“道者，令民與上同意也，故可以與之死，可以與之生，而不畏危。”

　　貴一。“貴一”的價值觀是古代軍人對“道”的引申和在軍事實踐中體悟而形成的。從理論上講，“一”是道的體現，老子曾提出“道生一”。在軍事實踐中，軍人體悟到只有形成統一的力量，才能戰勝敵人。古代軍人追求“三軍一人”的價值目標求。所以，“一”具有整體性、統一性、團結一致、同心協力的價值內涵。在《管子·兵法》里講：“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在《荀子·議兵》中，荀子回答楚將臨武君“請問兵要”時說：“凡用兵攻戰之本在乎壹民。”《司馬法·定爵第三》里講：“凡勝，三軍一人，勝。”成吉思汗曾用一條蛇作為隱喻，告誡士兵們要把“保持一條心、一顆中心”視為生命般的價值。

　　至和。軍隊要有統一的行動力量，軍人必須要有“至和”的價值觀。只有和諧才能一致。吳起說：“不和于國不可以出軍;不和于軍不可以出陣;不和于陣不可以進戰;不和于戰不可以決勝。”(《吳子兵法·圖國》)這里吳起提出“和國”、“和軍”、“和陣”、“和戰”，其中“和”是戰爭取得勝利的先決條件。孟子所提出的“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軍事觀也得到了古代兵家的廣泛認同。許洞提出了“三和”原則，“三和”指“和于國才能興兵，和于軍才能出陣，和于陣才能出戰”。

　　懷仁。“仁”是一個內容極為豐富的價值性概念。儒家孔子極力主張“仁戰”，強調“仁者無敵”。《孫子兵法》提倡仁戰的基本內涵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司馬法》中的思想傾向于“仁”的色彩更為濃重，其首篇即是《仁本第一》，其首句立論便以傳統的仁政說為據：“古者，以仁為本，以義治之之謂正，”并由此展開，闡明舉兵征戰的目的在于“除暴安人”，推行“仁政”。在《荀子·議兵》里講：“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故仁人之兵，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若時雨之降，莫不說喜。”荀子主張養“仁義之兵”，爭奪并不是“兵”的本質，“兵”的真正本質在于它是“禁暴除害”、推行“仁人”的工具。在荀子看來，善兵用戰的最終目的是“懷仁”于天下。

　　崇義。“義”的價值本義是合乎“仁”，是“仁”的體現。其價值涵義，就是立足仁道，追求合理、適時、正義、公正之價值。《管子·霸言》指出：“先王之伐也，舉之必義。”吳起在《吳子·圖國第一》中指出：“一曰義兵，二曰強兵，二曰剛兵，四曰暴兵，五曰逆兵。禁暴救亂曰義，恃眾以伐曰強，因怒興師曰剛，棄禮貪利曰暴，國亂人疲、舉事動眾曰逆。”①孫臏在《將義》中，把義作為“兵之首”，他說：“將者不可以不義，不義則不嚴，不嚴則不威，不威則卒弗死。故義者，兵之首也。”(《孫臏兵法·將義》)《文子·上義》：“國之所以強者必死也，所以必死者義也，義之所以行者威也，是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是謂必取，威義并行，是謂必強。”②《六韜·文師》里講：“與人同憂同樂，同好同惡者，義也。義之所在，天下赴之。”《呂氏春秋》把“義兵”視為“天下良藥，”“義兵之為天下良藥也亦大矣!”③義兵猶如良藥，是萬不可廢的。在《司馬法·定爵第二》里說：“滅敵之道：一曰義。”就是說，戰勝敵人的方法第一是義。《司馬法·仁本第一》里講：“爭義不爭利，是以明其義也。”這些體現了古代軍人的崇義的價值追求。

　　盡忠。《將死·謹侯》中說，“忠”者，“以身殉國也”。作為軍人，唯有“以身殉國”的決心和行為，才可將“忠”的價值升華到至高點。諸葛亮在《將苑·將志》中指出：“故善將者，不恃強，不怙勢，寵之而不喜，辱之而不懼，見利不貪，見美不淫，以身殉國，一意而已。”“以身殉國，一意而已”是將帥價值念中的最高要求和核心內容，亦是良將氣節觀的集中反映。作為一個合格的將帥，必具“效忠”之氣節是第一重要，非此不能實現軍旅人生之價值。南宋華岳在其《翠微北征錄·戒飭將帥之道四》里說：“忠義不足而徒欲全生，雖堂堂六尺，存亦亡耳。茍無愧于忠義，則死奚足靳也?”“盡忠”就是殉節于國家、君主、主帥，對國家君主將帥專心不貳，無條件順從，甚至可犧牲自己來保全國家、君主、主帥。

　　重智。孔子十分強調“智”的價值觀。從文本上看，在中國歷代兵書中，像孫子的《謀攻》、吳起的《圖國》、《六韜》、《孫臏兵法》的“威王問”與“見威王”等，都是用較大的篇幅討論智謀，而《黃石公三略》一書基本上都是介紹各種謀略的。漢代任宏在整理兵書時，把兵書分為四類：兵權謀、兵形勢、兵陰陽、兵技巧，將權謀列為榜首，權謀和技巧都屬智力范疇。這反映出兵家重智的價值觀取向。軍隊將領要先爭謀略，精于謀略，用計巧妙。諸葛亮說：“智者先勝而后求戰，闇者先戰而后求勝。”(《便宜十六策·治軍》)

　　尚勇。《左傳·莊公十年》記載：“夫戰，勇氣也。”《墨子·修身》里講：“君子戰雖有陳，而勇為本焉。”《六韜·虎韜·必出》里說“太公曰：必出之首，器械為寶，勇斗為首”及“三軍勇斗，莫我能御。”還講：“明告吏士，勇斗則生，不勇則死。”《呂氏春秋·決勝》篇首句即指出：“夫兵有本干：必義，必智，必勇”，把義、智、勇視為用兵之根本。諸葛亮在《將苑·輕戰》里說：“將帥不勇，與無將同。”《何博士備論·漢光武論》里講：“師不必眾也，而效命者克，士無皆勇也，而致死者勝。”朱熹在《登壇必究·經武》里說：“兵之勝負，全在勇怯。”戚繼光講“人有此身，先有此心。氣發于外，根源于心”，又講“蓋其所發為勇者，乃浮氣之在外者，非真氣之根于心也。氣根于心，則百敗不可挫”，以此激勵士兵在作戰時勇字為先，一往無前。

　　(作者單位：西安政治學院馬克思主義理論系哲學教研室)

　　注釋

　　①褚玉蘭等編著：《兵法精典新解》，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

　　②李德山譯注：《文子譯注》，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300頁。

　　③張又棣等譯注：《呂氏春秋譯注》(修訂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8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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