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共亡黨原因揭秘 特權階層腐敗搞垮了蘇共　　

來源：《環球人物》雜志

   中國專家組經過10年的調查、研究后推出專著，挖掘出蘇共終結的深層原因　　

　　3月1日，一場引人關注的會議——《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發布會，在北京舉行。來自中組部、中宣部、中聯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黨校、國防大學、解放軍總參謀部、中國社科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等部門的代表，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國人民大學等高校和人民日報、新華社、光明日報等新聞單位的負責人，以及有關專家、學者等近200人，參加了此次會議。　　

　　在蘇共亡黨、蘇聯解體的第二十個年頭，此次會議讓人們再次回想起了那段驚心動魄的歷史。

　　蘇共最后的日子

　　《居安思危——蘇共亡黨二十年的思考》（以下簡稱“《居安思危》”）一書的主編、作者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副書記李慎明指出，蘇聯是在沒有外敵入侵和特大自然變故的情況下走向終結的。　　

　　1985年3月，戈爾巴喬夫出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之后，蘇共逐漸分裂成三大派：以利加喬夫為首的“傳統派”、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中間派”和以葉利欽為首的“激進派”。“傳統派”主張在蘇共的領導下，以馬列主義為基本原理，逐步推進蘇聯的改革。“激進派”則不相信共產主義，打著“反腐敗”旗號吸引群眾的支持。這兩派尖銳對立，“中間派”則在它們之間搖擺。　　

　　1988年6月，“激進派”和“傳統派”之間的矛盾徹底公開化。此后，戈爾巴喬夫對“激進派”做出重大讓步，增強了它的政治力量和影響力，導致蘇共進一步遭到分裂。1990年5月，葉利欽當選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蘇維埃，俄語“代表會議”之意，相當于議會），使“激進派”的實力得到進一步加強，蘇共黨內的分裂更加嚴重。　　

　　1991年4月23日，戈爾巴喬夫繞過蘇共中央和蘇聯最高蘇維埃，與俄羅斯聯邦、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等9個加盟共和國的領導人舉行會晤，發表《“9+1”聲明》，提出要盡快簽訂新的聯盟條約，將“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聯盟”更名為“蘇維埃主權共和國聯盟”，取消“社會主義”字樣。這一條約從法律上破壞了蘇聯的統一，改變了其社會主義性質。　　

　　當年8月20日，是新聯盟條約簽署的日子。8月19日凌晨，“傳統派”為挽救蘇聯、阻止“激進派”上臺，決定放手一搏。蘇聯副總統亞納耶夫通過電臺宣布：戈爾巴喬夫因健康原因不能履行總統職責，根據蘇聯憲法的有關條款，由他代行總統職權。接著，他和總理帕夫洛夫等聯名發表《蘇聯領導聲明》，宣布在一些地方實行為期6個月的緊急狀態。隨后，蘇聯軍隊進入莫斯科市中心，裝甲車和坦克占據了國家重要機關、城市廣場及交通要道。然而，他們并未對葉利欽等人采取強制措施。相反，其內部此時卻出現了意見分歧。　　

　　“激進派”在短暫的驚慌之后，穩住了陣腳，開始發起反攻。葉利欽先是代替在外地休假的戈爾巴喬夫頒布總統令，宣布由俄羅斯政府接掌蘇聯軍隊的指揮權。之后，他又向俄羅斯民眾發表講話，在俄羅斯全境掀起反對“傳統派”的浪潮。在此情形下，亞納耶夫等人被迫宣布撤銷緊急狀態。挽救蘇聯的行動最終遭到失敗。這就是震驚世界的“8·19”事件。　　

　　“8·19”事件后，“激進派”掀起了大規模的反共浪潮。1991年8月23日，戈爾巴喬夫受邀會見俄聯邦議員。會上，葉利欽當著戈爾巴喬夫的面說：“蘇共和俄共參加了‘政變’，所以，我現在簽署俄聯邦總統令，暫停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領土上的活動。”當天下午，位于莫斯科的蘇共中央辦公大樓被查封。第二天，戈爾巴喬夫被迫發表聲明，宣布辭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同時要求蘇共中央自行解散，各加盟共和國的共產黨和地方黨組織自行決定自己的前途。11月5日，葉利欽再次發布命令，宣布完全禁止蘇共和俄共在俄聯邦境內的活動。至此，建黨93年、執政74年、有著近2000萬黨員的蘇共垮臺了。　　

　　1991年12月25日晚7時，戈爾巴喬夫在辦公室內簽署了他辭去蘇聯總統的命令，并向全國發表辭職講話。就在他講話之時，克里姆林宮總統府的屋頂上，那面紅色的蘇聯國旗悄然落下，一面俄羅斯聯邦的三色旗取而代之……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蘇聯，就這樣黯然退出了歷史舞臺。

   十年寫就的專著

　　蘇共垮臺、蘇聯解體后，世界各國紛紛對這一重大事件展開深入的研究。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中國，也對此進行了頗多研究。　　

　　從1991年開始，我國出版和發表了大量的相關著述，從各個方面和不同視角分析蘇聯解體問題，不過，從蘇共興衰角度進行研究的著述并不多。2000年，社科院設立“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研究”這一重大課題。第二年，該課題被列為國家社科基金課題，李慎明出任負責人，其他10余位成員也都是該領域的權威專家。一位參與《居安思危》編纂工作的專家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為了寫好書，我們對很多曾任蘇聯高級領導的人進行過訪談，內容都寫進了書里。”　　

　　2005年上半年，課題組確定了專著的基本框架。中紀委駐中國煙草總公司紀檢組組長潘家華等人獲悉消息后，建議課題組先制作一部電視政論片，“看看效果如何”。一年后，一部名為《居安思危——蘇共亡黨的歷史教訓》的8集黨內教育參考片問世。中紀委和中央政法委的有關部門專門發出通知，要求所屬單位的工作人員觀看。不久，一些省市地的相關部門也組織人員進行觀看。　　

　　這部時長約為5小時的參考片，在內部放映時引起了熱烈反響。李慎明介紹說，一些單位原打算分兩個半天看完，但剛放完前幾集，觀看的人就一致要求一口氣看完。放映過程中，人們屏息靜氣，很少走動，一些煙民都顧不上到場外“吞云吐霧”。有的單位還自發舉行座談會，暢談觀看體會。后來，該片的解說詞公開發表，備受關注，有人甚至不遠萬里從外地乘飛機到北京找片子、購買解說詞。　　

　　李慎明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中組部、中央政策研究室、中紀委宣教室的領導同志，都很支持我們制作這套紀錄片。我們特意把首映地點選在深圳，因為那里是改革開放的前沿。我們想看看反響怎樣，結果反響非常好。這樣一來，編纂這部書的同志心里就更有底了。”　　

　　2011年初，經過近10年的調查、撰寫，《居安思危》終于面世。該書共47萬余字，從蘇共基本理論與指導方針、意識形態工作、黨風建設、特權階層等方面，深刻剖析了蘇共亡黨的原因。山東省濟南市某機關的工作人員王文愷看過此書后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我對這段歷史很感興趣，但此前一知半解。看完這本書后，感覺驚心動魄。蘇共亡黨的教訓太深刻了，書里的很多內容值得我們深思。”

　　問題出在蘇共內部

　　蘇共在只有35萬黨員的時候，取得十月革命的勝利并執掌了全國政權，卻在擁有近2000萬名黨員之時喪失執政地位并被解散。問題究竟出在哪里？李慎明說：“盡管蘇聯解體有著多種原因，但最根本的還是蘇共的蛻化與變質。”　　

　　《居安思危》一書認為，蘇共從其領導人赫魯曉夫（1953年9月當選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起，就開始逐漸蛻變。1961年，赫魯曉夫提出了“全民國家”、“全民黨”的錯誤理論，并在黨的綱領中取消了“無產階級專政”這一馬列主義的核心理論。　　

此時的戈爾巴喬夫，正值世界觀形成的青年時期。赫魯曉夫全盤否定斯大林和蘇共歷史的做法，以及其“全民黨”和“全民國家”的理論，都深刻影響了戈爾巴喬夫。多年以后，他曾說：“早在學生時代，我就發現，社會主義的現實同理想相差十萬八千里……俄國的悲劇就在于，在馬克思晚年時代已經死去的馬克思思想，卻在20世紀初的俄羅斯被選擇。”因此，戈爾巴喬夫上臺后，在背離社會主義的道路上越走越遠。1988年6月，蘇共第十九次代表大會上，他明確表示，蘇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要方針是要倡導“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更是要讓蘇共放棄其蘇聯政治體制核心的地位，把國家權力中心從共產黨手中向蘇維埃轉移。　　

　　1990年7月，蘇共在蘇聯解體前舉行了最后一次代表大會，通過了《走向人道的民主的社會主義》的綱領性聲明。從此，多黨制和議會民主制以及意識形態多元化，正式成為蘇共的指導方針。各種反共組織趁機建立并發展壯大，開始用各種方式同蘇共展開斗爭。此后一年內，蘇聯出現了大約20個聯盟一級的政黨，加盟共和國一級的政黨更是冒出了500多個。它們中的大多數，后來都成了促使蘇共下臺和解散的力量。　　

　　因此可以說，赫魯曉夫、戈爾巴喬夫等蘇共領導人對馬克思主義的背叛，是蘇共亡黨的重要原因之一。　　

　　《居安思危》也首次提到了“特權階層”對蘇共的腐蝕和影響。　　

　　蘇共的特權階層，是從勃列日涅夫（1964年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上臺后逐步形成的。這一階層幾乎全都是黨員干部。勃列日涅夫為了追求干部隊伍的穩定，逐步推行事實上的領導干部職務終身制，促進了特權階層核心力量的形成。1980年發生的一件大案，說明了當時蘇共特權階層力量之強大。一位偵緝人員買了一批鯡魚罐頭，打開后發現，里面裝的竟是價格昂貴的魚子醬。經過艱苦的調查，案情終于大白——原來，蘇聯漁業部的一批官員與某公司達成秘密交易，把索契和阿斯特拉罕兩地生產的魚子醬裝入貼有鯡魚商標的罐頭運往國外。負責銷售的西方公司用買鯡魚的價格買下，然后倒手銷售，并從巨額贏利中拿出一部分，為蘇方參與者存入瑞士的銀行。這種倒賣活動竟持續了10年之久！此案給蘇聯造成了數百萬美元的損失，涉案人員遍及漁業部副部長、外貿部、食品工業部、太平洋艦隊等部門，人數多達300余人！　　

　　到了戈爾巴喬夫時期，蘇共特權階層“追求”的已不再是單純的金錢利益。這些人開始謀劃長期霸占特權并傳至后人。他們發現，社會主義制度、共產主義信仰和共產黨員身份，都已失去了利用價值，而資本主義制度才能使其既得利益合法化。因此，在蘇聯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這些原本高唱共產主義贊歌的人，毫不猶豫地撕下了面具，全力推動蘇聯向全盤私有化的資本主義道路前進。可以說，正是這些所謂的“共產黨人”，革了蘇聯共產黨的命。　　

　　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的“和平演變”，也加速了蘇共亡黨。美歐國家對蘇聯的顛覆活動，主要有以下幾種：第一，長期進行“宣傳戰”和“攻心戰”。除了“美國之音”，美國還在西歐設置“自由歐洲電臺”和“自由電臺”，每天用6種語言向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民眾宣傳西方社會的“成就”、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同時否定蘇共的革命歷史，無限夸大蘇聯的社會問題，把蘇聯人民的不滿情緒引向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制度。第二，利用人員交流，腐蝕蘇聯下一代。1956年，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提出同蘇聯進行大規模“人民對人民交流”的構想。事實證明，美國人通過大量吸引蘇聯年輕人赴美留學，成功培養了一批親美、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力量。第三，利用非政府組織，在蘇聯內部制造破壞性力量。1984年成立的“美國爭取民主基金會”，長期接受美國國會的撥款，在蘇聯“用于開展民主運動”。第四，利用經濟手段，使蘇聯陷入困境。2007年，美國中情局前雇員施瓦茨在《勝利——美國政府對蘇聯的秘密戰略》一書中透露，為了搞垮蘇聯，美國政府一方面大力推進同蘇聯的核軍備競賽，逼迫蘇聯消耗大量經濟實力，另一方面又想方設法壓低國際市場的石油價格，使蘇聯的外匯收入大幅減少，經濟陷入困境。第五，利用“人權”、民族關系等問題，支持和扶植蘇聯社會內部的反對勢力。

　　20年后再反思

　　蘇聯解體后的20年，繼承其衣缽的俄羅斯人，感受到的是無盡的災難。俄羅斯學者根據大量數字得出結論：蘇共垮臺、蘇聯解體，使俄羅斯經濟和社會發展倒退了幾十年。一個權威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當今66%的俄羅斯人對蘇聯解體感到惋惜；76％的人認為蘇聯有許多值得驕傲的地方；72％和80％的人分別認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時期走了一條錯誤的道路。李慎明告訴環球人物雜志記者，一位俄羅斯科學院院士曾痛切地對他說：“把蘇聯送入停尸間的不是別人，而是我們蘇聯人自己。我們以自己的沉痛災難為代價，向世人和歷史宣告：蘇聯的‘民主化’、‘私有化’完全是一條絕路、死路。個別超級大國絕對沒安好心，其他國家、民族千萬不要重蹈我們的覆轍……蘇共垮臺時，我也抱著歡迎的態度。但多少年來，這給國家、民族帶來的巨大災難，使我常懷負疚、負債、負罪之感！”　　

　　那么，作為外人的中國人，應當從中得到什么啟示呢？　　

　　在撰寫《居安思危》一書的過程中，李慎明和社科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陳之驊等10多位專家，為了獲得一手資料，曾多次往返于中俄之間，付出了很多心血。環球人物雜志記者對他們進行了獨家專訪。　　

　　環球人物雜志：為何要花費這么長時間編纂一部關于“蘇共亡黨”的書？　　

　　李慎明：1991年蘇聯解體，使世界社會主義運動進入低潮期。很多人以為，歷史可以畫上句號了。但接下來，人們發現，美國開始“張著大嘴吃世界”，對全球實施“新殖民主義”。美國的富足，多是建立在掠奪他人的基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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