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來十年的三個定位，以打黑除惡作為糾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以唱讀講傳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以建設內陸大開放的戰略高地作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以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發展目標，以房改、戶改、土改、勞改（勞動制度改革）為統籌城鄉發展的突破口；以包括國有、民營、外資三駕馬車重組優化的經濟結構；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縮。

本書的策劃正處于爭議最大的時期，出版時，卻已得到中央正式的肯定。但我仍舊堅持，思想知識界應該領先于政治家，而不是看政治家的眼色行事。在大家惶恐于“改革喪失動力”的時候，重慶模式的出現，就說明新的政治競爭模式已經出現，富有創造性的實踐已經產生而且還會繼續產生，突破官僚體制的壓制和思想的偏見，人民群眾和社會歷史是最公正的評審者。 

——楊帆

重慶模式，作者：蘇偉 楊帆 劉士文，出版社：中國經濟出版社，出版時間：2011—1，定價：￥42.0

序言——

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

——寫于中華人民共和國61周年國慶節

中共十七大報告指出：“全黨必須堅定不移地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繼續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由此可見，以十七大為標志，中國全國及其每一個地區，包括重慶，都站在了一個新的歷史起點上。

這個新的歷史起點有什么特點，有什么意義呢？那就是中國改革開放30年，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漸進式”改革也積累了不少矛盾；社會主義怎樣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仍是時代難題。因此，科學發展勢在必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需要繼續開辟。

改革開放30年后，中國遭遇所謂的“特區困局”參見《深圳特區今日成立30周年，學者為“中國模式”把脈》，2010年8月26日《經濟參考報》。。在新的歷史起點上、萬馬奔騰的中國大地上，迫切需要新的創造，需要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對“深圳模式”進行超越。正是從新的歷史起點出發，在改革開放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改革發展的基礎上，重慶市委、市政府施行了一系列“新政”，搞得轟轟烈烈，取得明顯成效，引起海內外媒體高度關注。2009年，香港《亞洲周刊》第六期整版發表一組專題報導，提出金融危機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的新觀點，“重慶模式”開始在海內外引起強烈反響。越來越多的海內外媒體將重慶做法稱為“重慶模式”（盡管它們所概括的層次和重點各不相同），重慶市的主要領導人乃至國務院的重要領導人，也都公開使用“重慶模式”概念，并對其作出重要評價參見《重慶市長：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2010年4月21日《經濟參考報》；《王岐山在重慶考察時盛贊：重慶模式值得好好研究》，2010年7月10日《重慶日報》。。對因“重慶模式”而超常規發展的重慶，有境外媒體評論說：“如果把中國比做一本雜志的話，那么這本雜志的封面會是北京，封底是上海，而重慶將是代表著未來發展的下期預告?！兵P凰網：《重慶公租房為百萬人而建，不是擺噱頭》，http://newsifengcom/mainland/detail_2010_07/03/1713021_0shtml。

“重慶模式”或稱“重慶經驗”，可以有三個層面上的意義，這就是地方發展模式、問題解決模式、全國轉型模式。仁者見仁，智者見智。我們在書中把事實和觀點系統地擺出來，目的是通過對“重慶模式”的探討推進中國下一階段的發展。

一、對“重慶模式”概念的說明

“重慶模式”從最初提出到現在，有很多人從不同層次上進行解讀。

率先宣傳“重慶模式”的香港《亞洲周刊》，以及相繼轉載的各主要報刊、網站講的“重慶模式”，是指重慶創造的一種與廣東模式、蘇南模式、溫州模式，乃至浦東模式等不同的，“改變改革開放前期以投資及出口拉動經濟的粗放模式”的，新的經濟發展模式參見《重慶模式創中國經濟反攻新路徑》，香港《亞洲周刊》2009年第6期。；重慶市長黃奇帆和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講的“重慶模式”，指的是重慶創造的“一頭在內、一頭在外”（即大量零部件在本地生產，主要市場在海外）加工貿易類型的新模式，這也可以說是一種對外開放的新模式參見《黃奇帆:按照重慶模式西部可以打敗長三角》，2010年4月21日《經濟參考報》；《王岐山在重慶考察》，2010年7月10日《重慶日報》。；清華大學崔之元教授講的“重慶模式”，主要指的是重慶創造的“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得以攜手并進”的新模式，即國有經濟與民營經濟共同發展的國企改革發展新模式和所有制結構新模式參見《重慶模式、經濟民主與自由社會主義——訪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崔之元》，《商務周刊》2009年第22期。；《南方周末》強調的“重慶模式”，重點指的是“政府投資基建新模式”，但它對重慶這種“政府主導的城市基礎設施投資”模式提出了強烈質疑參見《解讀重慶模式》，2009年4月29日《南方周末》。；香港中文大學郎咸平教授講的“重慶模式”，則是指他認為唯一能夠“拯救中國房地產”的重慶公租房建設模式參見《郎咸平：只有“重慶模式”才能拯救中國房地產》，新華網（網頁：http://newsxinhuanetcom/comments/2010-08/03/c_12402260htm）。。此外，還有不少人將重慶的不少特殊做法——或“打黑”，或“唱紅”，或戶籍改革，或土地市場建設，甚至于大規模的植樹造林等，也都稱為“重慶模式”。這些都是狹義的“重慶模式”概念。

時隔一年后，率先宣傳“重慶模式”的香港《亞洲周刊》再次大篇幅地宣傳“重慶模式”：“在中國邁向共同富裕路途中，重慶正在探尋一條中國模式新路徑?！眳⒁姟吨貞c探尋中國共同富裕模式新路徑》，香港《亞洲周刊》2010年第12期。這是層次更高、內涵更廣的一個新的概括。它還認為“重慶模式”的實質和個性，是重提為人民服務、聯系群眾，等等。我們比較認同它的這一評價，認為它抓住了重慶模式的實質性內容。但是，盡管強調了政治建設的內容，《亞洲周刊》仍未能明確地從整個社會發展的層面，即包括了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和生態等各個方面的廣義上，來講“重慶模式”。

而我們所講的“重慶模式”，則是廣義的“重慶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后，重慶市委、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直轄以來發展的基礎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與生態發展的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發展路徑。我們認為，“重慶模式”不但是一種與沿海的外向型模式有別的內需型發展新模式，一種與沿海的“兩頭在外”模式有別的“一頭在外一頭在內”的、適合內陸大開放的加工貿易新模式，一種國企改革與發展乃至整個所有制結構優化的新模式，一種有效解決民生問題尤其是住房、醫療、教育等問題的新模式，一種統籌城鄉發展的新模式，一種凈化人們的心靈、凈化社會環境、凈化生態環境的新模式，而且是以上所有這些“模式”的總體疊加、系統綜合。概括地說，這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能實現有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很有成效的科學發展的具體模式。

二、“重慶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

要理解“重慶模式”的意義，必須了解其產生的歷史大背景。這一歷史大背景，就是改革開放30年后我國改革開放發展的基本態勢。

中國改革開放30年，在經濟和社會快速發展的同時積累了五大矛盾：

一是城鄉矛盾太大。“城市像歐洲農村像非洲”，國家與社會的二元結構嚴重阻礙發展，也極不公平。

二是地區矛盾太大。鄧小平講東部先發展起來，到世紀末再幫助中西部發展是對的，但政策執行有偏差，再加上市場經濟的“馬太效應”，使得城鄉、地區的差距進一步加大，從而埋下了極大的社會隱患。

三是經濟與社會的矛盾。這是“一手硬一手軟”的新發展——“軟”的方面從思想道德發展到民主政治、人民生活，等等——導致的。教育、養老和住房改革，由于都走了片面市場化的錯誤道路，成為三大嚴重問題，被群眾稱為“新三座大山”。分配上兩極分化嚴重，基尼系數逼近05。整個民族道德大滑坡、“黃賭毒”泛濫。在反腐力度不斷加大的同時腐敗行為仍不斷發生。

四是快速工業化與城市化與生態環境保護的矛盾。

五是對外開放與國內發展、與國家安全的矛盾。隨著中國開放程度的擴大，國際經濟周期與投機資本對中國經濟安全構成越來越大的威脅。

產生上述五大矛盾的根源之一，在于我們不少地方把一個本來正確的重要思想和一個根本性的戰略，即鄧小平“發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和黨“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戰略，在貫徹執行中嚴重異化。就是把“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異化為“以GDP增長為中心”，進而把“發展才是硬道理”異化為“除GDP增長以外的一切發展都是軟道理”。而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是政府主導的，是政府內化為市場機制的核心的特殊市場經濟，所以到目前為止，政府行為都在比市場行為更大程度地推動和左右經濟的發展。其好處，是全黨動手搞經濟，可以促進經濟更快、也可能更好地發展；其隱患，則在于指導思想一出偏差，則會波及全局。

較長時期的“以GDP增長為中心”，“GDP掛帥”，必然引發一系列問題?？梢栽O想一下：我們的縣長、市長、省長，手里面都有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理念根深蒂固，在“以GDP增長為中心”的思想指導下，在以GDP的增速來衡量其業績的考核方式督促下，他們那些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是投入城市還是投入農村？是投入東部或者發達地區還是投入落后地區？是投入經濟領域還是投入民生等社會領域？是投入建設領域還是投入環保領域？是擴大出口還是供應內需？答案都是不言而喻的。結論很簡單：我們的縣長、市長、省長們，都會將其數量不等的巨額資金，盡可能多地投入城市而忽視農村、投入發達地區而忽視落后地區、投入經濟領域而忽視社會領域、投入建設方面而忽視環保方面、投入外需而忽視內需。所以，這樣的慣性發展，就加劇了我國原本就存在的上述五大矛盾。這五大矛盾的激化，就使得城市繁榮、農村凋敝，沿海富裕、內地貧窮，經濟發展、社會落后，建設飛快、污染嚴重，抑制內需、拼命出口這樣的發展方式，再也難以持續下去了。如果再不覺悟，或者再任由這種發展方式形成的利益集團繼續推動這種發展方式進行慣性運動，那么有可能到某一個時點，經濟、社會發展就會發生巨大的災難。這個危險性，黨中央看得清楚，所以提出科學發展觀，要求改變上述慣性發展的軌跡。

上述五大矛盾，除了第五個，在重慶都特別集中、特別突出。所以，“重慶模式”，都和這幾大矛盾的解決有直接關系。

更深層次的問題在于，上述五大矛盾的產生和解決，都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能否成功的關鍵，即“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的結合，息息相關。社會主義怎樣與市場經濟結合好，這是中國共產黨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都在探討、盡管已有重大突破與進展但仍需著重深入探討的一個重大問題。我們認為，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的問題，表現在兩個方面。第一方面，是經濟層面的五個問題：第一，公有制尤其是國有制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第二，按勞分配怎樣與市場經濟相結合；第三，公平怎樣與效率相結合；第四，宏觀調控怎樣與市場機制相結合；第五，對外開放怎樣與經濟主權和安全相結合。第二方面，是政治和觀念層面的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共產黨怎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保持自身的純潔性，從而保證對國家的領導，保證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保證對意識形態的領導和主導；第二，集體主義的價值觀怎樣與個人利益驅動的價值觀相結合。這兩方面的問題合成一個歷史性課題，就是怎樣既讓市場經濟使社會主義充滿活力，又讓市場經濟本身的“馬太效應”——一系列的兩極分化效應，包括貧富的兩極分化，包括城鄉、區域的兩極分化，包括利潤與民生的兩極分化，包括經濟發展與社會道德的兩極分化，包括經濟與生態的兩極分化，等等——都得到有效遏制與控制。

對于社會主義搞市場經濟，我們可用德國偉大的文學家歌德筆下的人物浮士德作一比。浮士德一生追求書本知識，晚年后悔未能體驗人生和幸福，便與魔鬼打交道、作交易，愿以來生的靈魂去換取青春與活力，去體驗生活和幸福。浮士德自身有“善”、“惡”兩面性，魔鬼拼命引誘其“惡”的一面膨脹，使浮士德去追求庸俗的東西。但浮士德由于自身高尚的本性，在與魔鬼同行，去體驗人生、追求幸福的過程中，能夠本能地堅守其“善”的一面，不斷地戰勝自我，不被庸俗化，避免沉淪，堅持對高尚的理想、信念的不懈追求，終于達到人生最高境界。我們中國共產黨在改革開放前，也犯了脫離實際、片面追求理想的社會主義制度而忽視了人民群眾的現實需要的錯誤，后來醒悟，認識到必須與市場經濟打交道，來增強不發達的社會主義的活力，于是破天荒地搞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本身并不是魔鬼，但在中國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之前，世界上的市場經濟都是在“魔鬼”的家中——資本主義社會——生長、生活的，所以它本身既有魔力，也有魔性。以前的共產黨人都以為市場經濟只能在“魔鬼”的家中生活，于是排斥市場經濟。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領袖鄧小平提出：市場經濟還可以在“天使”的家中——社會主義社會——生長、生活，于是，中國的社會主義，就做了一個當代的“浮士德”，開始與“魔鬼”——資本主義——打交道，引入了市場機制，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市場經濟是一柄雙刃劍，它既可以使社會主義社會充滿活力，也有可能使社會主義社會庸俗化，使人們成為金錢的奴隸?？墒侵灰覀児伯a黨人能夠像浮士德一樣保持自己高尚的本性，也就能像他一樣，戰勝魔鬼的誘惑，不為市場經濟的負面影響所腐蝕。我們中國的社會主義能不能成為當代的浮士德，能不能堅守自身高尚的本性——共產黨人的理想、信念和宗旨，能不能駕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自身所固有的自我利益欲望，能不能戰勝“魔鬼”的誘惑，這些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成功的根本性、決定性因素。

中國共產黨之所以偉大，原因之一，正在于她能夠一次又一次地將西人常以為截然對立、國人也多以為如風馬牛的對立面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創造出一個又一個的奇跡。她曾創造性地將工人階級的政黨同農民運動結合起來，成功地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的中國革命道路；她也曾創造性地將無產階級的革命領導權同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對象與目的結合起來，成功地締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范式；她又曾創造性地同與之血戰了十年的國民黨聯合起來，組成抗日統一戰線，成功地解除了我們歷史上最為深重的一場民族災難；她還曾創造性將“革命”與“贖買”結合起來，和平地完成了中國的社會主義改造……如今，中國共產黨又創造性地開始將“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起來、統一起來。

“重慶模式”，就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結合得比較好的一個模式，是共產黨組織將自己的本性保持、發揚得比較好，而社會活力也比較充分迸發的一個模式。

三、“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我們概括為以下要點，它們構成本書各章：

 1綱舉目張——以胡錦濤總書記為重慶確定的“314”總體部署為重慶各項工作的總綱

 以“314”總體部署為綱，著眼于貫徹落實“314”總體部署，遵循“成后來居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的要求，重慶為后來居上，果然做出了非同尋常之舉——探索、創造出了“重慶模式”。 

2“打黑除惡”——以掃蕩黑社會為肅貪反腐、扭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

重慶“打黑除惡”是在黨委統一領導下，運用國家強力，堅持依法辦事，廣泛動員群眾，集中進行打擊，堅決鏟除嚴重危害群眾安全和投資環境的黑惡勢力及其保護傘的人民民主專政行動。重慶的“打黑除惡”不是一般意義上的“打黑除惡”,而是更深層意義上的肅貪反腐。

3”唱讀講傳“——以弘揚“紅色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

 就是把中國共產黨的毛澤東思想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的兩大強項，也包括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和世界上的精神文明，結合起來、統一起來，形成重慶人民的終極價值觀，這樣既能發展市場經濟，又能駕馭市場經濟。

4“三大洋戰略”——以建設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為重慶發展的最大動力

重慶是在“要實現科學發展，跨越式發展，根本出路在擴大開放，最大動力也在擴大開放”薄熙來：《重慶要取得更大發展關鍵在解放思想核心是擴大開放》，2008年3月28日《重慶日報》。的認識高度上，建設直通“三大洋”——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的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

5“五個重慶”——以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戰略目標

 “五個重慶”，就是重慶市委確定的“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目的是要實現重慶的科學發展，打造中國內地唯一的國家中心城市。

6解“二元方程”——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與發展為主線

按照胡錦濤總書記“314”總體部署“加快建設統籌發展的直轄市”的要求，從大城市、大農村、大庫區、大山區和少數民族聚集區并存的特殊市情出發，走出一條城鄉統籌發展的新路子。

7“三駕馬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經濟成分共存為最優組合

 就是要以“三駕駿馬”——公有制經濟（這是“駕轅”的）、民營經濟、外資經濟，來拉動重慶這輛“大車”飛奔。在公有制經濟中，尤其注重國有投資公司的發展。

8民生導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重慶市委于2010年7月召開三屆七次全委會，明確要求“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要求重慶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

 9“同吃同住同勞動”——以創新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

就是要求重慶的各級領導干部開展“三項活動”——“大下訪”（訪問群眾疾苦、幫助解決困難）， “三進三同”（進基層、進村子、進農戶，與農民同吃、同住、同勞動），“結窮親”（與困難家庭結成長期幫扶關系），這樣來推進黨的作風建設，為人民服務，以保證黨既能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又能在市場經濟的發展中永葆本色。

綜合起來講，以聯系群眾、“唱紅打黑”為實質和核心，動員群眾、全市上下一心來解放思想、擴大開放、建設內陸開放高地，來統籌城鄉發展，來鞭策公有經濟、民營經濟、三資經濟“三駕馬車”并駕齊驅，而以國有經濟“駕轅”，來建設“五個重慶”——“宜居重慶、暢通重慶、森林重慶、平安重慶、健康重慶”，來切實改善民生，等等，這就是我們所理解的“重慶模式”。

四、“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

我們認為，從基本特點來看，“重慶模式”是具有重慶特色的科學發展模式，而不是不可持續的片面發展模式；是行之有效的“兩手抓，兩手硬”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模式，而不是經濟上坡、道德滑坡的發展模式；是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有效結合，而不是市場經濟排斥社會主義甚至“吃掉”社會主義的發展模式；是越發展，共產黨的執政地位越穩固、人民群眾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高的模式，而不是越發展，黨和國家“為他人作嫁衣”的危險性越高、人民群眾的幸福指數和尊嚴指數越低的發展模式。

“重慶模式”如旭日初升之時，正值深圳等中國最早一批經濟特區30歲“生日”。這些特區，尤其是深圳特區，曾被譽為“中國模式”的標志，但正陷入所謂的“特區困局”，“在輝煌成就背后的深圳卻彌漫著一股焦躁不安和憂心忡忡的情緒，這是來自北京、廣州和深圳的經濟專家的一致判斷”《深圳特區今日成立30周年，學者為“中國模式”把脈》，2010年8月26日《經濟參考報》。。其焦慮，主要在于“特區不特”了。其實，這正是特區值得驕傲、值得慶幸的地方——它們完成了自己的歷史使命：帶頭改革開放，創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可以說是中央當初創建特區的終極目的?，F在，全國都建立起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框架，也就是說，全國都成了“特區”了，特區當然也就不“特”了。

特區不“特”了，但中國模式、中國道路還要繼續前進?！敖酱胁湃顺?，各領風騷數百年?！蔽覀冋J為，從歷史意義來看，“重慶模式”這個“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的發展模式，是要求走“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路子”《中共重慶市委關于做好當前民生工作的決定》。的新模式?！爸貞c模式”代表了一條新路子，是對30年來以“效率為導向”為代表的先行發展路子既有繼承，又有所不同、有所前進的一條路子?！靶蕦蚰Ｊ健钡谋举|特點，體現在最經典的“深圳口號”——“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生命”——之中。在沒有金錢、沒有效率的時代，其革命意義是偉大的；“以金錢和效率為導向”的發展路子，就成為“效率導向模式”的根本內涵。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借這一模式，解決了效率問題，使中國的社會主義開始充滿活力。然而，30年后，民生問題取代效率問題，成為中國共產黨面臨的頭號問題。沒有效率，是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的，因此，“效率導向模式”不能否定；然而，光靠效率，也是解決不了民生問題的。因此，“效率導向模式”必須超越，也必然被超越?！爸貞c模式”，就是在學習、繼承的基礎上，對“效率導向模式”超越。所以，它是一種新模式，展現了一條發展新路子。

在中國發展的歷史新階段，科學發展是前進的主題，轉變發展方式是前進的主線。而“重慶模式”體現的區域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正是科學發展的實踐，是發展方式的真正轉變。

五、“重慶模式”的人格因素

 歷史唯物主義認為：歷史是人民群眾創造的，“群眾是真正的英雄”，但作為人民群眾的代表，杰出人物對歷史的發展也起著獨特的巨大作用——雖不能決定歷史本身，卻能決定歷史事件。因此，說到“重慶模式”，就不能不說到帶領重慶各級黨組織、各級政府和3200萬重慶人民創造出這一新模式的重慶主政人——薄熙來。

 薄熙來是我們黨、我們國家很少的“個性官員”之一。為什么“個性官員”少？從歷史上看，是由于受儒家思想的長期熏陶。儒家要求所有的官員都要遵禮教、守禮制，因此，官員的個性都被“吃”得干干凈凈，這是歷史基因，也影響著我們現在。從現實上看，每一個共產黨員都要講究高度的組織性、紀律性，這是共性。這本來是黨性的要求，但是這個共性與人的個性也形成一對矛盾，絕大多數官員的個性都被共性淹沒。薄熙來，則是把和共產黨人的共性和杰出人物的個性結合得比較好，并統一到較高黨性的我黨高官之一。個性突出，不管在何時、何地，自然都會有爭議。但人的個性的自由而充分發展，這本來就是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是社會主義發展的一個方向、一個本質、一個追求，又能與黨性統一起來，對黨，豈不是黨之大幸；對人，豈不是人之大幸！

在薄熙來與汪洋交接的重慶干部大會上，李源潮這樣評價薄熙來：

薄熙來同志政治上成熟，黨性原則、大局觀念強，自覺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政策理論水平高，注意從政治上、全局上思考和把握問題，對事關改革發展穩定的重大原則問題，立場堅定，旗幟鮮明。領導經驗豐富，從基層一步步成長起來，既擔任過地方黨政主要領導，又做過國家部委一把手，組織領導和駕馭全局能力強，決策果斷，推動工作力度大，善于處理復雜問題。思維敏捷，思路開闊，開拓創新精神強。事業心、責任感強，工作熱情高、干勁大。學習刻苦，知識面寬。作風深入扎實，關心群眾生活。公道正派，堅持原則，勇于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以身作則，嚴格要求自己，在干部群眾中威信高。《重慶市召開領導干部大會宣布中央關于市委主要領導調整決定》，2007年12月3日《重慶日報》。

這是中央組織部部長代表黨中央，在“重慶模式”出現之前對薄熙來的公開評價。

在“重慶模式”嶄露頭角之后，海內外媒體與專家學者對重慶發展和“重慶模式”的贊譽四起。2010年9月19日，本書作者之一蘇偉應邀參加了由清華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李希光教授發起的“重慶實踐與新亞洲模式研討會”，并主持了會議最后一節的理論研討。茲用記錄的一些觀點，來介紹與會專家對重慶的一些評價。這些評價在某種意義上也是對重慶領導人的評價。

新華社原副社長兼常務副總編輯、“韜奮新聞獎”得主馬勝榮介紹了海外媒體對重慶的一些評介：頗具權威性的美國《外交政策》雜志早在“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08”中，就將重慶列在了封面專題報道中，稱重慶為“全球發展速度最快的城市”。在它推出的“全球城市指數排名2010”中，這家雜志破天荒地重點推介重慶，標題評語是：“中國的明日樂園，長江上的芝加哥，代表了世界的未來?！?

香港中文大學政治與公共行政系主任、講座教授王紹光認為，中國正在進行中國式社會主義30版本的探索，這一版本的探索是自下而上的，重點是繼溫飽問題解決后，解決改善大多數人福利的公共服務問題，而“重慶模式”是這個版本中較成功的一個藍本。

美國杜克大學教授、《妖魔化中國的背后》的作者劉康認為，中國發展市場經濟后，分化取代了平等，與代表平等的原有意識形態產生了脫離甚至對立，重慶的實踐在嘗試解決這一矛盾。他呼吁“打造民生社會主義，重建意識形態合法性”。我們覺得，這既是他對中國的一個呼吁，也是他對“重慶經驗”的一個總結。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曾將“重慶模式”概括為“國資增值與藏富于民攜手并進”的崔之元高度贊譽重慶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稱重慶的“民生10條”參見本書第八章：以切實改善民生為歸宿，探索一條以民生為導向的經濟社會發展新路子。 “可以說是中國的一個創舉”，尤其是其中住房雙軌制的有效嘗試，“是全國目前最具挑戰性的嘗試”。

香港《亞洲周刊》資深特派員紀碩鳴認為：比起中國其他地區的典型模式，“重慶模式”更具有可復制性，“重慶在城市發展中的實踐，給亞洲，甚至是世界各國都提供了經驗”。

美國卡爾頓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趙啟光對“五個重慶”尤其是“森林重慶”備加推崇，稱贊其符合老子“人法地，地法天”的理念。

韓國《民族21》編委鄭己烈教授這個來自“老亞洲模式”發源地之一的韓國學者充滿激情地講道：“一個和諧共生、相互尊重的人類未來前途光明，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具有可行性。正如全球許多專家學者所認可的那樣，這種未來源自何處，答案就是重慶，它將成為一種范例，并將會得到全國上下一致的支持與擁護。”

會議召集人李希光教授的總結，正好也可以作為本書序論的總結——“重慶實踐打破了‘華盛頓共識’，超越了日本與東亞模式，被國內外學界當成一個成功案例、一種嶄新的方法論。重慶正成為國強民富‘中國模式’的實踐范本，它使我們從一個新的視角和框架認識科學發展觀在中國的偉大實踐?！?/p>

本書并非對重慶新實踐的“半官方宣傳”，而是兩老一中三個熱愛重慶、熱愛中國、熱愛社會主義的學者，對重慶新實踐的客觀描述、主觀詮釋，純屬個人觀點。本書的緣由，起于2010年5月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邀請蘇偉到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給碩士生所作的學術報告。講稿錄音經學生整理，蘇偉作過文字修改，在楊帆的博客發表，被鳳凰網以“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為題轉載，很多網站也相繼轉載，并引起一些討論。2010年7月，西歐共產黨宣傳和媒體負責人聯合考察團訪華蒞渝時，邀蘇偉介紹“重慶模式”的社會主義意義，并就此主題與考察團成員們進行了深入交流。此次座談會紀錄稿以“再論薄熙來新政與重慶模式”為題在楊帆的博客發表參見本書附錄二。，也有不少網站轉載（一些網站轉載時標題為“薄熙來新政、重慶模式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又引起討論。

楊帆教授極力建議在此基礎上寫作一部關于“重慶模式”的專著。楊帆認為，蘇偉教授是第一個全面闡述廣義“重慶模式”的內容和意義的，他在中共重慶市委黨校的工作環境和思想學術特點，可以使本書具有客觀性和全面性；而蘇偉認為，作為著名經濟學家的楊帆，可以從更深的根源挖掘“重慶模式”的內涵，從更高的層次分析“重慶模式”對中國與世界的影響。這一想法，得到中國經濟出版社經濟理論與經濟管理出版中心王振嶺主任的積極支持和促進，于是才有了本書的出版。

這是中國第一本關于“重慶模式”及其意義的專著，鑒于“重慶模式”還處于發展之中，還有許多問題沒有來得及解決，許多問題沒有來得及提出，許多問題在一個地區的范圍內可以提出但無法解決，我們將在本書的修訂版中繼續探討。但我們相信，“重慶模式”已有原創性的開端，其意義是全國性的，在中國目前發展階段上是有普遍意義的。它的歷史意義，將隨著中國社會的發展而日益彰顯。

中共重慶市委黨校《探索》雜志主編、教授  蘇偉

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教授  楊帆

2010年10月1日

《重慶模式》編后記

“重慶模式”最早由《亞洲周刊》提出，此后，便與“唱紅打黑”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一起，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各界觀察者均對重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支持者和持異議者紛紛發表意見，并產生巨大爭議。然而，仔細研究這一現象，卻發現在“媒體的狂歡”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慶模式”的全貌。與高端媒體“高舉高打”從“重慶模式”涉及的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重大問題進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從耳聞目見的某個側面來解讀“重慶模式”，更有人將個人情愫強加給“重慶模式”，而忽視了重慶“新政”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為了讓人們全面地了解“重慶模式”，了解重慶這些年的所作所為和發生的變化，我社策劃與出版了這本專著。

 本書是第一本關于“重慶模式”的專著，是作者對“重慶模式”的“客觀描述、主觀詮釋”，雖屬作者一家之言，不能說是完全徹底地解讀了重慶的所做所想，但還是做到了把“重慶模式”作為一個整體呈現給讀者。

無疑，重慶的系列“新政”和重慶近年的巨大變化，引發了人們對中國社會轉型期面臨的系列問題的思考，豐富和中國模式的內涵，深化了人們對人類社會發展模式的探索。我們相信，對“重慶模式”的討論還會持續，中國經濟出版社也將繼續關注這一現象，希望致力于“重慶模式”研究的專家學者能從不同的視角、從更深的層次對“重慶模式”進行研究，以滿足讀者的需求。

   2010年12月28日

目錄

序論  中國發展的新起點、新轉折與新模式1

一、對“重慶模式”概念的說明  2

二、“重慶模式”產生的歷史背景  4

三、“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  8

四、“重慶模式”的特點與意義  10

五、“重慶模式”的人格因素  12

第一章  綱舉目張——以胡錦濤總書記的“314”總體部署為工作總綱

一、“314”總體部署是“高瞻遠矚的國家戰略”

二、“我來重慶的根本任務”

三、“成后來之上之事，須非同尋常之舉”

第二章 “打黑除惡”——以掃蕩黑社會為肅貪反腐、扭轉黨風和社會風氣的突破口

一、重慶“打黑”引發海內外關注

二、重慶“打黑”是人民群眾的迫切要求

三、雷霆萬鈞“打黑除惡”

三、重慶“打黑除惡”的影響和意義

第三章 “唱讀講傳”——以弘揚“紅色文化”為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的抓手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一個根本性矛盾

二、“唱讀講傳”是精神文明領域中的“一整套建設方針”

三、“唱讀講傳”的重大意義

第四章 “三大洋戰略”——以建設內陸大開放戰略高地為最大動力

一、不開放是最大問題，擴大開放是最大動力——內陸大開放的指導思想

二、建立內陸大開放平臺

三、暢通周邊、暢通全國、暢通“三洋”——內陸大開放通道

四、一頭在外一頭在內——內陸大開放產業模式

五、“世界是可以重組的”——內陸大開放方法論

六、內陸大開放是突破性創新

第五章“五個重慶”——以打造國家中心城市為戰略目標

一、“宜居重慶”

二、“暢通重慶”

三、“森林重慶”

四、“平安重慶”

五、“健康重慶”

六、建設“五個重慶”，打造國家中心城市

七、“五個重慶”建設——科學發展觀的重慶實踐

第六章解“二元方程”——以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與發展為主線

一、統籌城鄉發展是實現科學發展的關鍵

二、城鄉統籌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對重慶絕對是一個挑戰”

三、“重慶城鄉統籌找到一條通途”

第七章“三駕馬車”——以公有制為主體的多種經濟成分共存為最優組合

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必須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二、“渝富模式”——推動重慶國有企業大改革、大改組、大發展

三、民營經濟與國有經濟共同大發展

四、外資經濟突破式發展

五、重慶經濟發展模式意義深遠

第八章民生導向——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一切工作的出發點和歸宿

一、薄熙來的民生觀

二、“民生導向”的“重慶模式”代表了中國發展新階段的發展路子

三、重慶要做好十件民生大事

第九章“三項活動”——以創新黨的作風建設為靈魂

一、以“三進三同”為代表的創新型黨的作風建設是“重慶模式”的靈魂

二、黨風、政風不振——開展“三項活動”的重要背景

三、“三項活動”——重慶市作風建設的重大創新

四、“三項活動”有力促進了重慶統籌城鄉發展

五、“三項活動”的作風建設創新意義

第十章中國戰略轉型對重慶的期盼

一、“唱紅打黑”不是文革模式，而是有效的法治模式

二、“重慶模式”對于未來改革具有典型意義

三、以民生為導向重整經濟發展戰略

四、處理好重化工業化與生態建設的關系

五、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

六、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驗

相關報道——

《重慶模式》在京發布 兩大作者解讀“新政”-----環球網報道

•  重慶當選中國最幸福城市唱紅打黑都是理由

摘要：“重慶模式”的概念一出現，便與“唱紅打黑”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一起，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各界觀察都都對重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支持者和持異議者紛紛發表意見，甚至產生了巨大爭議。

環球網記者翟冠朝報道2011年1月6日，中國經濟出版社在北京舉辦《重慶模式》新書發布會。作為第一本解讀重慶“新政”的公開出版物，《重慶模式》比較全面地解讀了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的系列“新政”。該書由重慶市委黨?！短剿鳌冯s志主編、重慶市政協委員蘇偉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楊帆教授等人撰寫。

發布會上，蘇偉、楊帆分別從“重慶模式”的產生情況、“唱紅打黑”、“三駕馬車”、“二元統籌”等，進行了詳細闡述，以及由此涉及到的一些爭議及敏感問題分別作了解讀。

“重慶模式”的概念一出現，便與“唱紅打黑”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一起，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各界觀察者都對重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支持者和持異議者紛紛發表意見，甚至展開了激烈爭論。然而，仔細研究這些意見，卻發現在“媒體的狂歡”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慶模式”的全貌。與一些高端媒體從“重慶模式”涉及的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重大問題進行分析不同，很多人只是從耳聞目見的某個側面來解讀“重慶模式”，更有人將個人情愫強加給“重慶模式”，而忽視了重慶“新政”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為了讓人們全面了解“重慶模式”，中國經濟出版社策劃出版了這本專著。

作者認為，“重慶模式”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能實現有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很有成效的科學發展的具體模式”，并明確表達了“中國戰略轉型對重慶的期盼”。

誠如蘇偉所言，“重慶模式”的基礎就是民生至上。近幾年，重慶在打擊黑惡勢力、統籌城鄉發展、解決民生問題等經濟社會方面取得巨大進步，其成績也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然而“重慶模式”能否得到長效機制的保障，“重慶模式”能否成為“中國模式”的新版本，人們還需拭目以待。

《重慶模式》新書發布會在京召開

2011年01月12日     來源：新浪讀書

 2011年1月6日，中國經濟出版社在北京舉辦《重慶模式》新書發布會。作為第一本解讀重慶“新政”的公開出版物，《重慶模式》比較全面地解讀了薄熙來任重慶市委書記以來的系列“新政”。該書由重慶市委黨?！短剿鳌冯s志主編、重慶市政協委員蘇偉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商學院學術委員會主席、著名經濟學家楊帆教授等撰寫。

“重慶模式”的概念甫一出現，便與“唱紅打黑”產生的巨大社會效應一起，引起海內外的高度關注，各界觀察者都對重慶發生了濃厚的興趣，支持者和持異議者紛紛發表意見，甚至產生了巨大爭議。然而，仔細研究這些意見，卻發現在“媒體的狂歡”和“思想的盛宴”背后，很少有人了解“重慶模式”的全貌。與一些高端媒體從“重慶模式” 涉及的中國社會轉型期的重大問題進行分析不同， 很多人只是從耳聞目見的某個側面來解讀“重慶模式”，更有人將個人情愫強加給“重慶模式”，而忽視了重慶“新政”的系統性和整體性。為了讓人們全面地了解“重慶模式”，中國經濟出版社策劃出版了這本專著。

該書秉承“客觀描述、主觀詮釋”的理念，對重慶市委市政府的系列“新政”進行梳理，同時對“重慶模式”的概念、“重慶模式”產生的背景、“重慶模式”的主要內容及其“重慶模式”的意義做了全面闡述。

雖然理論界對“重慶模式”一直爭議不休，但是人們對“重慶模式”內涵的理解卻有很大的差異，該書作者第一次明確了廣義“重慶模式”的概念，認為，重慶模式“特指中共十七大以后的2007年底，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薄熙來主政重慶后，重慶市委、市政府在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重慶市直轄以來發展的基礎上，施行的一系列新政，從而形成的一套經濟、政治、文化、(狹義)社會與生態發展的方式，和由此形成的發展路徑”，強調了其系統性和社會發展路徑的屬性。

作者認為，“重慶模式”是“一個很有成效的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具體模式、一個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可能實現有效結合的具體模式、一個很有成效的科學發展觀的具體模式”，并明確表達了“中國戰略轉型對重慶的期盼”。

誠如書中所言，近幾年，重慶在打擊黑惡勢力、統籌城鄉發展、解決民生問題等經濟社會方面取得巨大進步，其成績也得到中央領導的肯定。然而“重慶模式”能否得到長效機制的保障，“重慶模式”能否成為“中國模式”的新版本，人們還需拭目以待。本書出版的意義也正在于此，即推進對“重慶模式”研究的深入。

書摘——

治官反腐，是中國健康發展的前提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

中國革命與蘇聯不同，經過了農村包圍城市，建立根據地再向全國發展的漫長38年，根據地的經驗和經濟力量不僅支持戰爭勝利，而且支持建國初期全國經濟穩定，根據地的經驗甚至有益于改革開放。在深圳經濟特區和香港出現的兩種貨幣同時流通，一種商品兩種標價，有效解決了在開放初期，人民幣高估不能馬上和國際接軌的問題，既保持經濟穩定，又保證經濟效率，是雙軌制中最成功的一項。這在貨幣理論方面也是一個尖端問題。“劣幣驅逐良幣”的格雷欣法則，在紙幣流通和外匯管制條件下，成為“良幣驅逐劣幣”。令人驚訝的是兩幣流通在陜甘寧邊區就存在，是邊幣與法幣同時流通，邊區經濟學家對此現象進行了研究，有兩本論文集，其研究之深度令人贊嘆。

中國傳統文化不善思維邏輯，形式邏輯是近代以后才傳入中國的。有學者曾說中國人的思維特點是“實用思維理性”，中國人認識問題僅靠邏輯推理不信服，非要“舉例說明”不可，現在“案例教學”在西方教材里也越來越多了。

中國改革初期鄧小平主張“摸著石頭過河”，其含義是“尋找先例”，仿照他人或他國成功經驗，結合自己情況去實踐，如果成功，又可為其他單位仿照，最后才在全國推廣。等到以法律法規，學術著作和教科書等形式肯定下來的時候，往往是已成熟，概念化甚至過時的東西了。中國大部分改革都不是依照法律進行的，而是各個基層單位，部門，地區和個人，企業，通過自己的學習和實踐，大膽創造在推廣的產物。革命時期的瑞金和延安，計劃經濟時期的大慶大寨，改革初期的安徽農民分地，深圳特區，香港特區，14個沿海開發區，廣東的綜合改革實驗，后來108個高新技術開發區和高新技術園區，都有這樣的性質。以后涉及全國范圍的改革，應先立法，統一實施，以減少混亂。但創新總要依靠個體的創造力，榜樣仍舊是最有說服力的。

改革以來所依靠的香港，深圳，廣東，后來的上海，雖然都創造了有益的經驗，在當時特定的歷史時期推動了中國的發展。現在由于巨大既得利益，許多人自封“改革派”，已是赤裸裸的既得利益集團口號。香港深圳廣東如果推行“政治改革”，行政管理改革，特別是反腐敗，是大有可為的，可惜他們不干。由于全國開放，他們在經濟上就喪失了實驗區的意義。他們不想解決新問題。比如：他們至今也沒有允許數千萬農民工變成他們的城市居民。他們的超前發展，并沒有“自動”帶動中西部。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許多神話已經破產，真的有什么先富帶后富嗎？沒有。因為即使市場經濟有這功能，也會出強者的壟斷，破壞這機制。真的有什么資本在沿海地區“飽和”以后，自動流到中西部嗎？沒有。因為所謂比較利益在國家之間發揮作用，其前提是勞動力不能自由流動，所以發達國家的資本就會流向發展中國家；相反，在一個國家內部勞動力可自由流動，依據比較利益，一定是內地人才和勞動力流向沿海地區，而不是沿海地區的資本流向中西部。這就是在和平環境和市場經濟自發起作用的前提下，沿海地區與內地的差距越拉越大的原因。

三十年風水輪流轉。改革開放以來的新問題，主要是權力腐敗，投機資本，利益集團，貧富差距，中西差距，社會平等，國家安全，技術進步，道德信仰危機，資源環境等10個方面。可惜的是，前30年的樣板們已無動力和創造力提供新經驗，這些問題困擾著全黨全國人民，大家對我們能否解決這些問題信心不足。

此時，重慶模式橫空出世，震驚國內外。雖然一個地區不能解決全國問題，也沒有必要機械地推廣，但其觸及的都是核心問題，其基本經驗，基本方法，特別是核心價值觀，具有普遍意義。

在中國，頭號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反腐敗。面對越來越嚴重的腐敗，越來越多的人已喪失信心，越來越多的人在同流合污，越來越多的人退避三舍，敢于反對腐敗的人受到各種打擊報復。腐敗勢力正在形成利益集團，促使社會走向潰爛。他們企圖進一步控制政治經濟，最終要搞垮共產黨和共和國。因為無論有多少共產黨干部腐敗，總是不能最終得逞，因為他們在共和國憲法，在共產黨黨章面前，在數十年的革命歷史面前，永遠得不到合法性。腐敗勢力必定要結合國際反共勢力，推動所謂“政治改革”，推翻共產黨領導。這就是前蘇聯發生的事情，也是從毛澤東到鄧小平陳云所有共產黨領袖，無論是改革的還是不改革的，都一再強調“腐敗會亡黨亡國”的原因。

這種危險，越來越多人看到了，大家想不出一個不搞文化大革命，不破壞法治，又能有效控制腐敗的方法。在官員腐敗不能制止的條件下，所有加強國家安全，政府管制，社會福利，宏觀調控的措施，都會因為腐敗而走樣。

自由派以西方“普適價值”為世界主流，在美國歐洲支持下，一直鼓吹自己的方案，這就是：腐敗的根源是權力不受限制，只有實行西方民主和多黨制才能治理腐敗。目前的體制不能治理腐敗，國家干預越多腐敗越嚴重。

重慶模式跳出了這個怪圈。在重慶比較徹底的清理了官員腐敗，這是通過打擊黑社會來解決的，其手段是堅持法治，綜合治理。特別是通過“唱紅”，依靠和發動群眾進行了廣泛揭發檢舉，解決了中國人不愿或不敢實名作證的問題。它告訴全世界，不照搬西方政治模式，不受西方思想限制，通過動員中國革命和共產黨的傳統資源；同時避免左傾，不搞文革，不搞逼供信，不搞政治運動，而是納入法治的軌道，把發動群眾和法治手段結合起來，在非常短的時間內進行綜合治理，就可以相當徹底地治官員腐敗，治黑社會。

全中國都應該學習重慶的經驗，來一次徹底的綜合治理，治理方方面面的腐敗，中國才有條件在弊絕風清的環境下，主動地推行政治與社會改革。

  以民生為導向重整經濟發展戰略

中國的經濟發展，在不同階段有不同導向。計劃經濟以強國為導向，以中央政府為主體迅速完成工業化原始資本積累。改革以市場為導向，“理性人追求利潤最大化”，實際上是以資本邏輯指導發展戰略：如勞動力商品化，給私人資本特別是和外資以優惠，依靠外資實現技術進步；利用靜態比較利益，以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導向，依靠發達國家市場；

進行一系列“金融創新”等等。這戰略已到盡頭，發達國家經濟危機已不允許我們這樣做，另一方面中國進口資源太多，經濟安全難以保障；第三，資本與權力結合造成越來越大的社會和政治問題，特別是腐敗蔓延和道德信仰的缺失。社會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貧困問題緩解了，但中產階級被高房價剝奪難以發展，國內消費不能啟動。正在進行當中的重化工業化，農村城市化，自主創新，生態保護，可持續發展都受到威脅。

自由派的基本誤區，就是把一切問題都簡單地歸結為權力不受限制，而發展市場，任由資本橫行，搞政治改革，才能根本解決問題。其實資本可制約權力，也可與權力勾結，形成權力資本集團。市場經濟自身有非均衡性質，特別金融市場是如此，如果沒有國家強力干預，必定形成自從泡沫并且崩潰。資本邏輯到了今天，不能再成為中國新發展戰略的指導思想，中國以市場為導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的歷史任務基本完成。可持續發展需要根本性的戰略思想的轉變就是：

對外開放以國家安全為前提，對內以民生為導向。

改變地方政府官員的政績指標，從單一的GDP，改變為綜合的社會指標。

效率第一改變為公平第一。

經濟發展由外部需求為導向，變為以內部需求為導向。

國內需求以投資為主，轉變為消費為主。

消費為主，就是民生導向。作為地方政府，擺脫資本邏輯，變GDP導向為民生導向，大約有幾方面的工作要做好。

第一，民生最大工程是住宅。目前在全國房地產泡沫已開始形成，政府多項調控措施不能奏效。其原因是：

1．美國金融危機導致失業率增加，繼續濫發美元，歐

洲日本狀況還不如美國，全球流動性過剩難以避免。

2．人民幣升值預期強烈，就是說以人民幣標價的資產要升值，主要指股票房地產。國家缺乏有效手段管制國內外投機資本。

3．國內人口年輕，儲蓄遠遠大于投資，資金過剩。

4．房地產利益集團由地方政府，銀行和房地產公司組成，壟斷了房地產價格，以回扣形式包含大量腐敗，而把風險轉嫁給銀行。政府不能有效控制房地產泡沫，中產階級大部分儲蓄被迫購買高價住宅，會降低其他消費；而且會把產業資本吸引進去，延誤技術進步。

重慶目前正在進行公租房的建設，給居民提供廉價公租房，還要能夠限制外地資本進入炒房。如果成功將是經濟上最大成就。

第二．農民進城。沿海地區大城市，如廣東深圳，每年有5000萬農民工打工，工資極低，工作時間極長，那些城市從來就沒有對他們開放過戶口，長期以來保持著歧視和不平等。而重慶作為一個相當貧窮的城市，能想方設法鼓勵農民進城，非常了不起。有能力在城市工作的農民，可攜全家進城。先要將宅基地改造為耕地，不減少耕地面積，然后可以通過地票買賣方式，將農村土地使用權賣掉，再購買城市的土地使用權。

中國城市化率未來20年還可以提高20個百分點，這是最大的潛在需求。但城市的高房價所帶動的搞房租，必定影響農民進城速度，潛在需求不能變成真實需求。因此需要有效的國家干預。如果重慶能夠解決高房價和農民進城問題，就為中國以民生為導向的新發展戰略，創造了新的樣板。

處理好重化工業化與生態建設的關系

2007年美國金融危機發生后，歐洲思想家和政治家提出“碳經濟和碳政治”，以改變國際貿易規則，繼續主導全球經濟與社會發展的話語權；美國則乘機加速新科技革命的產業化，制訂并控制新產業標準。環保作為一個產業，背后有強大的發達國家利益集團在推動，在一定程度上對發展中國家不利。

在中國長期規劃中，GDP年年超標，最不能達標的就是環保。即使盡全力節能減排，未來10年總生態環境能不繼續惡化就是天大成就，這不是鼓吹理想，完善法律，明晰產權，增加稅收，說轉變就可以轉變的。根本原因是中國處于重化工業化后期，在目前技術條件下，不可避免的就是高投入，高耗能，高污染，完成這個階段需10年左右，中國必須利用目前人口年輕，儲蓄率高，外資流入的優勢，盡快完成重化工業化。目前不做，10年后人口老化了就無條件再做，這與生態文明有巨大矛盾，不能回避。

……

2020年中國16億人按小康水平，對資源需求是多大？

每年3000萬農民進城，人均占地1畝，城市化率從40%上升到60%，增加3億城市人口，占耕地3億畝。城市人口居住面積增加一倍。自來水，洗衣機，淋浴和抽水馬桶，耗水量是農舍20倍。

中國高速公路長度已接近美國，但鐵路，農村公路，地鐵，停車場和飛機場相距甚遠。

汽車年產量2009年趕上美國，但總量為美國七分之一；道路和停車場要占城市四分之一面積。

中國鋼產量5.8億噸，美國9000萬噸，說明美國已完成重化工業化，中國還有10年路要走。

用電總量中國與美國相當，人均是美國四分之一。

糧食短缺不僅因為人口增加，更因為飲食結構升級，肉蛋奶酒需8倍糧食轉化。發達國家人均糧消費年1000公斤，中國按600公斤，16億人口年需9.6億噸糧食，目前年產量是5億噸。生產1噸糧食需要1000噸水。

在環境資源生態壓力下社會很容易兩極分化，表面是制度不完善，實際是資源不允許。改變高消費模式，要壓低政府消費和富人奢侈消費。如壓不下來必然兩極分化，少數人按西方標準消耗資源，大多數人貧困，這樣資源就夠用了。這就是美國戰略家鼓吹的“二八開”模式，按市場經濟“需求拉動”走下去，又沒決心取得外部資源，就只能是內部兩極分化的結果。

中國生態文明的大戰略包括：

第一，全面加速技術進步。海水淡化，滴灌技術，明渠

變暗渠，循環用水。煤炭發電與液化技術。各種新能源新材料。

第二，以加速水循環為核心，提高國土蓄水能力。

速度決定流量，絕對不能降低，中華民族是依靠治水生存和發展的。李冰修都江堰，用魚嘴分水法從岷江分水，修成都平原水渠網，他的思路是“深淘灘，低筑堰”，兩千多年不淤，為世界第一水利工程。國家應制訂蓄水調水戰略，在泛濫之地挖湖，以湖泊、濕地、森林、沼澤、地下水等形式儲存，建設貫通南北的湖泊水渠運河網。大西線由于地質條件難以動工，應該考慮與俄羅斯談判，從貝加爾湖調水。

要改變高消費高成本高耗能的生產生活方式，是一場社會價值觀念革命，需要控制社會兩極分化，控制上層的腐敗和奢侈，形成社會輿論強大批判力量，這比技術進步困難。如上層奢侈腐敗，有權人和有錢人開著寶馬汽車亂撞人，要廣大人民群眾坐公共汽車騎自行車，豈不是極大的諷刺？

第三，提升軍力擴展國家安全邊界，使用更多的世界資源。

在南部海域保障石油外貿通道，打開與澳洲全面經濟合作的

大門，進口鐵礦石，糧食和肉類。一部分鋼鐵化工企業可以外遷到東南亞，靠近澳洲的資源供應地，并向印度洋轉移污染。

在西部保障中亞和中東的原油供應，特別是哈薩克斯坦。絕對不能讓美國占領伊朗和阿富汗。孫中山在100年前所說的“貫通歐亞大陸橋”，至今仍是中國發展的大戰略，必須溝通中國與伊斯蘭世界，和歐洲的聯系。

在北部與俄羅斯進行全面經濟合作，在西伯利亞租種土地種植大豆。要從貝加爾湖調水，貝加爾湖的淡水占世界四分之一，對俄羅斯沒有什么用處，如能買水進內蒙北京山西，可把北調漢水留給河南河北山東，水短缺基本解決。

中國經過150年的淪落和70年崛起，現在又面臨資源環境和生態的新難題，歷史留給我們的有利時間不到10年。必須利用人口年輕儲蓄率高的優勢，同時完成在內部治理奢侈腐化，在外部獲取資源這兩大歷史任務，這是實現中國崛起，避免衰落的關鍵。建設生態文明是一個大戰略，需要大思想家大政治家大軍事家制訂大戰略，以大膽魄，大智慧，大決心迅速推行。

應在重慶設西南局，統帥西南6省力量南進，通過東南亞，在印度洋找到自己的出海口，這是我10年前在重慶大學舉辦的企業家班上講演，就已經提出的?，F在重慶提出南進印度洋，東進太平洋，西進大西洋的開放大戰略，后者就是孫中山當年“貫通歐亞大陸橋”的夢想。重慶作為大西南的核心城市，理應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

 我在1994年就建議，把一部分國有資產劃歸社會保障基金?，F在不建立，10年之后人口老化了，肯定不夠用。這不僅是一種籌集資金的方法，而且涉及國有資產的改革。

公有制不等于國有制。公有制為主體，在計劃經濟時期是以國有制為主體，在市場經濟條件下演變為以股份公司為主體。股份公司，應屬公有制的形式之一。

馬克思的原意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是社會所有制。應在憲法中確立“社會所有制”的法律地位，包括各種基金，股份公司等，都是社會所有制。如果把社會所有制作為公有制的主要形式，堅持公有制為主體就不再以國有為主。在理論上超越左右翼，在實踐上走出一條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公有制的新路來。

目前可把部分上市公司國有股劃歸社會保障基金，為全體人民包括農民，建立社會保障。其效應是多方面的，可刺激股市大漲，保障創業板和其他公司上市成功，產生財富效應，大大提高國內消費。

國有股直接轉化為社?；?，不是把國有財產私有化，而是把國有制向更加高級的公有制改進。基金是社會所有制，不是私有制。這是一次巨大的社會改革，是向全體人民的一次大補償，保障了改革的公平性。國有財產的建立，除去沒收三座大山的財產之外，就是計劃經濟時期政府財政投資形成的，全體人民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農村里的工農業剪刀差，城市里的低工資，不僅把全體人民的全部剩余勞動集中到國家財政，也把大部分必要勞動集中到國家財政，那時期由財政投資形成的國家財產，一部分不能算國有財產。這不僅是政治概念，也是貨真價實的經濟概念。由全體人民必要勞動形成的那一部分國有資產，應直接返還給人民群眾。不能用前蘇聯東歐的把國有資產分成股票每人平分的辦法，而應通過社會保障基金，為全體人民提供社會福利保障，這就是社會主義性質的社會所有制，是公有制的最高形式。

把一部分國有制向社會所有制轉移，有反腐敗意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會出現壟斷勢力，以國有制名義控制社會財富，然后以各種形式侵吞國家財產。防止國有財產流失，應縮小國有制范圍，在競爭性領域政府監管很難有效。政府為保障自己的企業盈利，可能以權力干預市場，破壞公平競爭。

重慶市長黃奇帆曾經是上海蒲東開發的設計者，在經營國有企業特別是國有土地方面，具有經濟開發才能。他們準備在國有資產的運營和增殖方面，開拓新路，將經營利潤給社會分紅。我認為社會分紅不如把部分國有資產改為社?；疬\營。地方國有企業利潤應投入本地公共建設和居民福利，而社會保障基金就是最重要的領域。

 進行社會主義民主的實驗

 民主，是中國先進分子自孫中山以來一直追的目標。不可以因為經濟持續繁榮了，因為“舉國體制”在動員資源做大事方面有效了，就放棄民主改革的目標。

人民的民主權利，可以分為積極權利與消極權利。積極權利是建設性的，主要應該由專家行使，專家幫助領導決策，也是一種民主。消極權利是監督和懲罰性的，應該由群眾行使。做這樣的劃分，是考慮到實際的判斷能力。大多數群眾沒有專業知識，很難做決策，但他們可對實施的結果作出判斷，通過質詢與彈劾等法律程序，對官員進行監督和罷免。

社會主義民主的建設，在現行法律框架內，就有很大的發展空間。比如實行地方人民代表大會代表的競選制，賦予他們以質詢權與彈劾權，對重大決策在專家審議之后，再搞民意測驗等。這樣的民主，主要作用是控制腐敗，監督干部，

并且整合各利益集團，使他們的利益能夠公開地反映出來，與其他利益形成制約。這是保障決策不發生重大失誤，及時糾正失誤，防止濫用權力的根本措施。

民主建設對于重慶有特殊意義。重慶經驗，主要是在書記薄熙來領導下取得的，他個人因素起著關鍵作用，這在創業初期是完全必要的。但長期來看要依靠民主法制而不是杰出的領導人。如果領導人離開就人亡政息，腐敗和黑社會卷土重來，那么重慶經驗就失去了長遠意義。應通過法律把重慶的經驗固定化，變為長期可依法實行的規則。

在民主面前，我們不能總是在西方的攻擊面前被動而為，而應主動進行民主的試驗。在20世紀80年代，我在天津開發區就推行過民主評議會，效果非常好。只要按照法律行事，民主的發展就不會影響社會穩定，而是真正能夠控制腐敗的制度保障。反對者對于重慶模式的攻擊之一，就是說沒有民主，一個人說了算。其實做事的時候，往往就是一個人說了算，只不過是做事以后，民主與法治能肯定那些正確的，否定和罷免那些錯誤的。我期望重慶能夠在社會主義民主方面，也能夠創造出符合中國國情的經驗來。

 真能如此，重慶模式就更加具有普遍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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