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猶太民族，相信很多從“書生意氣”、“激揚文字”的青年時代走過來的人都會有非常特殊的印象。這個民族涌現了太多的偉人，馬克思、恩格斯、韋伯、哈耶克……，他們常常能掌握歷史的發展脈絡，在一個混亂的時代開風氣之先，對世界產生巨大的影響。讀他們的事跡，常常會讓我們熱血沸騰，生出“人生在世，正該如此”的沖動。然而在現實中，除了類似“猶太人用金錢統治了世界”這樣的古老神話，以及他們千百年來所遭受的持續不斷的苦難以外，我們對猶太民族的了解其實并不多，更談不上深入；相反，我們對他們的了解往往是程式化、概念化和片面化的。
在我們的印象中，猶太人的政治取向和哲學氣質總是與自由派、民主黨、左派、托派（托洛斯基，Trotskyite）、社會主義、激進主義、世界主義，進步主義等詞匯聯系在一起。馬克思和恩格斯不論，托洛斯基以及蘇維埃早期創始人中的多數都是猶太人。只是到了晚近，隨著一批大有影響力的紐約猶太人的政治立場發生“驟變”，從自由主義轉而信奉新保守主義，并將之發揚光大之后，所謂猶太人和保守主義才有了聯系的可能。就象新保守主義者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其新著《十字路口的美國：民主、實力和新保守主義遺產》（America at the Crossroads: Democracy, Power, and the Neoconservative Legacy）中指出的那樣，早期的新保守派主要來源于1930-40年代間紐約城市大學（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C.C.N.Y.）的猶太知識分子群，包括歐文.克里斯托爾（Irving Kristol）、尼爾?貝爾（Daniel Bell）和內森.格拉澤（Nathan Glazer），他們一開始大多是托派或深受托派影響的人，在對斯大林蘇聯的美夢破滅后則轉向新保守主義（詳見2006年第10期《華盛頓觀察》周刊“新書介紹”）。
但實際上，這樣的看法是錯誤的，至少是不全面的。歷史學者、坦普爾大學梅爾與羅莎琳.費恩斯坦美國猶太史中心（the Myer and Rosaline Feinstein Center for American Jewish History at Temple University）主任莫瑞.弗里德曼這樣指出，除了眾所周知的自由主義傳統外，猶太民族一直存在著久遠的、有源可溯的保守主義傳統，只是學術領域的自由主義觀念根深蒂固，在黨派偏見的作用下，這一傳統才長期被有意無意地排斥或忽略了；因此，身為新保守主義者的弗里德曼一直立志于“恢復”猶太人的保守主義傳統，在他逝世之年,弗里德曼于2005年去世出版的《新保守主義革命：猶太知識分子與公共政策的塑造》一書正是這一努力的集中體現。和歐文.克里斯托爾一樣，弗里德曼早期也是一名托派，出身工人家庭，后來成為新保守主義者。
弗里德曼在書里指出，諸如猶太人“始終支持向窮人發放政府補貼、支持底層人民的權利保護運動，是民主黨的第二大忠實支持團體（第一名是黑人）”等等，這一被我們視為理所當然的現象只是到羅斯福新政之后才出現的，在那以前事情遠非如此。比如，從教義上來看，猶太教主張“不從事工作就沒有資格享受福利”；在對財富的態度上，猶太教也與基督教存在很大的區別。基督教強調，窮人在品德上與富人相比，具有先天的優越，耶穌曾這樣說，“富人進天堂要比一頭駱駝穿過針眼還要難”；但猶太教則認為享受自己的財富是正當的。顯而易見，猶太人從底子里具有保守派傾向。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政治家、猶太人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這樣寫道，猶太人具有天生的保守傾向，他們恪守傳統，尊重宗教信仰和私人財產，喜歡貴族統治等等。
而在美國，從建國伊始直到二十世紀，猶太人一直更傾向于保守主義：美國早期的慈善機構和慈善制度就是在猶太社區里創建起來的；在廢奴運動前后，猶太人大多傾向于支持保守派，反對廢除奴隸制度；而在政教分離原則上，在很長時期內大多數猶太人并不贊成實行政教分離；在政治立場上，直到羅斯福上臺前，猶太人投給共和黨的選票遠遠要超過投給民主黨的。
一直到二十世紀20年代末、30年代初，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爆發，整個世界陷入大蕭條時期，猶太人才轉變為我們今天印象中的猶太人：支持政府向窮人發放補貼、支持權利運動、贊成廢奴運動、贊成政教分離、支持民主黨等等。到顛峰時，甚至出現大量的猶太人加入共產黨或成為其同情者，如前文提到的歐文?克里斯托爾等人！因此，弗里德曼指出，對猶太人而言，能被看作是“新事物”的恰恰是自由主義，而不是我們理所當然認為的保守主義。因為那一段特殊的時期過后，事情也開始逐漸恢復它原來的面貌：隨著對蘇聯夢想的破滅、冷戰的出現、越南戰爭的爆發以及反文化運動的蔓延，猶太人天生的保守主義傾向開始浮出水面，他們與自由派、社會主義的天然隔閡開始凸現出來，以克里斯托爾等人為先驅，越來越多的猶太人轉向保守主義。
為與世代信奉保守主義的傳統保守派區別，這批猶太人被稱為新保守主義者。這群新面孔的出現意義重大：他們不但壯大了保守主義，而且還從多方面對其進行了重塑，使之逐漸成為美國的主流。諸如歐文.克里斯托爾以及他的夫人格特魯德.海默爾法布（Gertrude Himmelfarb）、尼爾.貝爾、內森.格拉澤和諾曼.波德霍雷茨（Norman Podhoretz）這樣的老一輩猶太新保守主義者，還需要為擺脫邊緣地位而努力。新一代的猶太新保守主義者如大衛.布魯克斯（David Brooks，《紐約時報專欄作家》）、查爾斯.克勞薩默（Charles Krauthammer，《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和羅伯特.卡根（Robert Kagan，作家、評論家）現在則已經能夠有機會深入廣播、電視、報紙和雜志等各種各樣的主流媒體，向全美國和全世界宣揚他們的理念。保守主義取向的福克斯電視臺則超過了傾向自由主義的美國有線電視網（CNN），成為美國收視率最高的電視臺。
而保羅.沃爾福威茨（Paul Wolfowitz）、道格拉斯.費斯（Douglas Feith）、埃利奧特.艾布拉姆斯（Elliott Abrams）和理查德.珀爾（Richard Perle）等一批猶太新保守主義者更得以進入聯邦政府，為美國的戰略直接出謀劃策。可以說從里根時代取得冷戰勝利，到9.11后的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以及更為廣泛意義上的反恐戰爭和中東民主改造工程，他們無不刻下了深深的痕跡。
根據蓋洛普一項民意測驗，有41%的美國人認為自己是保守派，而認為自己是自由派的則只有19%，前者是后者的兩倍多！而在世界范圍內社會思潮也已經出現右轉的趨勢，由保守派掌控的國家越來越多，即使還有社民黨或工黨仍然處于臺上的，也是經過了一番變革，走向“第三條道路”的社民黨或工黨。社會學者阿侖?沃爾夫（Alan Wolfe）這樣總結道：跨越歐洲和北美，社會民主主義的世紀已經終結。
從目前的情況看，對于冷戰和9.11后世界局勢的見解，當代的猶太新保守主義者是否也能和他們的先輩那樣，稱得上是“掌握了歷史的發展脈絡，在一個混亂的時代開風氣之先？”對這一問題的回答還為時尚早。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即他們已經對世界產生了影響，而且就象福山所說的，無論是在伊拉克還是在整個中東，新保守主義已經開始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戰，即便如此，他們的遺產還是值得后來者去學習和繼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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