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吳稼祥批判有用嗎？

今天（4月8日），《中國青年報》發(fā)表了吳稼祥的“冰點”特稿《讓中國服從“我”的心情——評《中國不高興》所推銷的病態(tài)民族主義》。文章對最近的暢銷書《中國不高興》進行了全面的批判。

文章認(rèn)為《中國不高興》表現(xiàn)的是一種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這種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呈現(xiàn)的是一種“暴發(fā)戶心態(tài)”。這是一種病毒。吳稼祥認(rèn)為，這本書宣揚的觀點是“想用中國人深入骨髓的愛國情愫來綁架整個民族，為他們“世界老大狂想曲”扣動扳機，這樣病態(tài)的民族主義還不危險么？”

吳稼祥的文章并非沒有可取之處，譬如他對極端民族主義的批評就有可取之處。問題是，他的這種批評有用嗎？依我看，可能沒有什么用處，而且可能適得其反，反而擴大該書擁躉者的陣營。這是因為：

第一，吳稼祥對此書的批評手法是“攻其一點不及其余”。這種手法和文革“大批判”的手法毫無二致。凡讀過此書的人都知道，這本書的副標(biāo)題是“大時代、大目標(biāo)及我們的內(nèi)憂外患”。現(xiàn)在的書名是出版商自己加上的，不排除出版商吸引眼球的用意。書中雖有一些比較偏激的觀點，但正如同樣發(fā)表在《中國青年報》的曹林的文章所說的，“ 其間不乏深刻洞見和理性判斷。比如，黃紀(jì)蘇對民主的判斷就很睿智，他從功用、能力和價值三個維度分析了“民主是個好東西”；比如，對一些媒體和精英的逆向種族主義的批評也很到位，一些精英“逢中必反”，一些媒體毫不尊重事實地美化歐美、丑化自己國家，這些傾向都值得深思。其對大時代、大目標(biāo)的追尋，對內(nèi)憂外患的判斷，對“內(nèi)修人權(quán)”的強調(diào)，也都非常有意義。”但是，吳稼祥對書中的這些觀點選擇性失明，一概看不見。只選取某些極偏激觀點進行批判。這正如一缸水中有幾根稻草，他看到了幾根稻草就徹底否定了這缸水還可以飲用。這說明吳稼祥是很善于撈稻草的，他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手段進行批判，就讓他的批判的公正性打了很大折扣。

第二，吳稼祥對那些“逢中必反”的偽自由主義者網(wǎng)開一面。吳稼祥的文章概括出了三類人。第一類是所謂“病態(tài)民族主義者”。這是全文集中批判的對象。第二類人是所謂“自由的民族主義者”，這是他肯定、褒揚的對象，他當(dāng)然把自己也歸入這一類人。

第三類人是“不能區(qū)分一個國家的體制和一個國家的利益的所謂的自由主義者”。他的這個歸納很拗口，其實就是草根們習(xí)慣說的那種“漢奸”、“買辦”、“賣國精英”。他顯然不愿意用這樣的詞語，故意把話說得很玄乎。他舉了這類人的例子：“這樣的人因為反對中國的現(xiàn)行體制而反對中國的利益，比如他們曾經(jīng)反對中國舉辦奧運會，反對中國加入WTO，等等；或者反過來，他們因為喜歡美國的制度而擁護美國的利益，比如1999年美國女足在世界杯上并不怎么公正地?fù)魯≈袊愫螅行┥钤诿绹闹袊瞬⒉挥X得惋惜，反而為美國高興。也有的學(xué)者，反對在任何意義上談?wù)撝袊膰依妫坪醍?dāng)前的中國，只有專制利益，沒有國家利益。 ”

問題是，洋洋兩三萬言的文章，涉及這類人只提了這么一段話，而且不表明自己對這類人的態(tài)度是反對還是支持。當(dāng)然，他更回避了一個極其重要的問題，即這本書之所以問世，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由于當(dāng)代中國確實有不少這樣的賣國精英，他們見不得中國發(fā)展進步，看不得中國迅速崛起。這些人認(rèn)為中國的一切都是壞的，美國、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恨不得西方重新組成八國聯(lián)軍把中國占領(lǐng)。可以說，如果中國沒有這類人，這本書也不可能出現(xiàn)，更不可能熱銷。這本書正是對中國存在的賣國主義精英興妖作怪現(xiàn)象的憤恨和反彈。吳稼祥為什么對回避這類人的評論，更回避《中國不高興》產(chǎn)生的原因呢？因為他心里有鬼！

第三，吳稼祥心中的“鬼”就在于他自己就是個“賣國精英”。吳稼祥把自己歸入“自由的民族主義者”，這是他過于高看自己了。吳稼祥是個不大不小的名人了，盡管許多普通百姓不大了解他，但知識界和網(wǎng)絡(luò)上的草民還是比較了解他的。上世紀(jì)80年代末他因積極參與“顏色革命”。后來他和逃亡國外的民運份子過從甚密，也和臺獨勢力有說不清的關(guān)系。他還是在中國搞聯(lián)邦制的積極鼓吹者。正因為這樣，他對“愛國”這個字眼特別敏感，誰要一愛國，他就攻擊為“病態(tài)民族主義者”。他更是把中國共產(chǎn)黨、毛澤東領(lǐng)導(dǎo)的轟轟烈烈的人民革命誣蔑為“民粹主義”。在他這篇文章中，他認(rèn)為“東方的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土耳其的凱末爾主義，印度的甘地主義，以及埃及的納賽爾主義等等，基本上是健康的民族主義”。可以看出，他是把中國共產(chǎn)黨的民族主義排除在外的。而他所贊頌的東方“健康的民族主義”，其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在中國根本沒有實現(xiàn)；凱末爾主義、甘地主義、納賽爾主義的后果就是把土耳其、印度、埃及變成西方的附庸。

這樣一來，我們就清楚了，原來他口口聲聲贊揚“自由的民族主義”，原來是想把中國變成為西方的附庸。

一個懷著鬼胎的賣國精英去批判民族主義，就像秦檜去批判岳飛、汪精衛(wèi)批判抗戰(zhàn)一樣，他又能騙得了誰呢？誰能相信他的鬼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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