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3月23日，國際先驅導報 發表了一篇對《中國不高興》作者之一宋強的采訪報道，烏有網站也進行了轉載（http://www.wyzxsx.com/Article/Class10/200903/75543.html，標題《專訪<中國不高興>作者宋強：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
實際上，報道的全文有9000多字，結果又刪又改，和諧到只有2000多字。記者很郁悶，授權俺在烏有全文發表報道全文。當然記者整理采訪內容的時候也作了一些處理，有些措辭如“共產黨”改成“執政黨”，有些跟個人有關的句子被刪除，有些問句刪掉直接用宋強的回答。
記者要俺特別聲明：這個報道未經宋強本人審閱~~
宋強：我們不指望改善中國和西方的關系
■口述 宋強
■采訪 劉科
【提要】
■中國知識界二十多年就可以寫一部新的儒林外史
■中國想成為中間國家是不可能的。中國無法不顯其大。這不是個帝國主義，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來，沒有什么中間道路
■一個國家在戰術上是可以潛伏的，戰略上是沒法潛伏的
■一個多元的社會可以容忍流氓無賴的存在，但流氓無賴無法建立一個好制度
12年前，《中國可以說不》出來的時候，美國之音譏嘲我們為“烏合之眾”。某種意義上，《中國可以說不》出來后，我們五位作者的使命就完成了。包括我在內，我們五位作者都不是什么國際問題的專家，甚至后來有些報社評論部聘請我作主任，我說我的專長不在這塊，我也不想吃這碗飯，這五位作者都干別的去了。
但是，寫了《中國可以說不》后，我覺得一些思想意識，包括世界觀，引起很大變動。而因為這么一本書，我也得到像王小東、宋曉軍等人的呼應，這么多年來，我們彼此還是比較關注主流知識界的，也關注他們的思想，關注他們介入的爭論，包括他們對中國未來、中國社會的建言獻策。
中西方撕破了表面的溫情默默
為什么要寫《中國不高興》這本書？主要我們覺得2008年奧運前后，當時國際社會比較抵制中國奧運，雖然抵制沒成，但是我們有種判斷：事實上中西方已經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溫情默默的東西，進入了現實主義的一種階段。在這個情況下，我們覺得還是需要寫一本書告訴中國人，特別是一些愛思考國際時政、內政關系的這些人，我們摻雜這些東西，比如說，有沒有與西方有條件決裂的選項，如果這種決裂到來，我們要準備什么東西？
事實上，我們一直看不慣一些國內知名學者，杰出的批評內政的批評家，他們老是把國家利益和自由民主截然對立起來。知識界就經常吵。我就覺得，2008是特別戲劇化的一年，黃紀蘇甚至說“新世紀是從2008年開始”。
事實上，國家利益，中國和外國在西方的利益博弈從這一年才真正顯露。我在書里舉了例子，我說奧運以后，我觀察到國內確實出現了言論的爭議，比如《南方都市報》的那個評論，我在北京做節目的時候，一個總編說，他說看不習慣南都為什么在奧運火炬問題上老是陰陽怪氣的，大家不是說南都不是這個意思，不是那個意思，它的意思大家理解反了。比如《北京晚報》去批駁他，雖然非常左，但我覺得不管左不左，文章立意沒錯，但寫法不對。
我覺得主流知識分子像是永遠站在一個高端，對民族感情非常疏離的狀態，有一種優越于民眾的感情，他們有一種質樸的反應（現在的新聞報道都是）愚民。其實是對的，中國人民的感情是有個界線的，擁有這種情感并不就低俗，這種情感就像一些大媽在大街上生活，非常簡單的，這更接近真相的。
從這點上說，《中國不高興》涉及到內和外的兩種中國的迷局。怎么把這個脈，事實上，這本書的名字像第二章的標題“中國的主張”，雖然原來李登輝寫過一本《臺灣的主張》，我覺得我們民間的草莽知識分子也可以寫一本中國的主張，這也是民主的表現。但是有關部門禁不禁這本書，是另一回事。我們造一種言論姿態，我們有這個資源，有這個能耐，為什么不可以呢？這也是現代社會的一種特征。所以我們幾個人，在北京的一個度假村侃了三天。然后，這個書的輪廓就出來了。我們把自己多年思考的東西都拿了出來。
各人分工，因為會上的主題分內政、外交、軍事、國外、經濟等幾方面，內政刪的比較多，涉及到中國的民主刪了小部分，刪了一些措詞，黃紀蘇是社會學家，他對民主的構建，對改革開放以來的思想方法，他用一種十分灰諧的表現方法，比如對警察的無法無天的批評啊，這些東西在出版物里是不可以的，但在網絡還是可以刊登出來的。
我們為了出版安全作了些過濾，幾個人都有一定的分解部分。王小東本身是作民調的，他被栽上“中國民族主義之父”的標簽，他的言論是比較多，而且那么多年非常執著，他被貼上標簽，也很樂意。宋曉軍就不說了，他從國際戰國際博弈，涉及外交來談。黃紀蘇從文化構建方面來談。
對中國當下和未來的建言和主張
我把自己定義為一個草莽的建言分子。因為在所有作者中，我年齡最小，另位我也沒進入什么級別的知識分子，我甚至覺得我就是個知識青年，文學愛好者。你可以看《中國可以說不》的五個作者，都是季羨林說的小平頭，五個作者都不是學有所長的專家，而今天的五個作者包括現在的我還是原來那個位置，還是個小平頭。我是從日常經驗，從生活里的故事里來談，來應和他們的東西。從直覺上我來應和他們的東西。
《中國可以說不》的意義在于它的客觀效應。就是說這本書的作者替換性很強，誰寫這本書都行，誰都能火起來，碰巧是我們寫了而已。后一本《中國不高興》更有一些策劃，有目的，比如人物的角色和話題有對接的地方。因為這幾位學者都適合談這方面的話題，他們的觀點這么多年從來沒有在公眾實視眼里隱瞞，只是他們的思想的會集，是在2008年特殊的年代，有這個由頭。
2008年中國處在一個戲劇性的年代，可以說命運轉折的年代，各個專家肯定有話要說。所以，我覺得《中國不高興》是越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更有知識含量。宋曉軍的一些話，“從統計學上拎出了一些東西”，書里表達的思想是真實的，不是吸引眼球的東西，小標題可能會造成誤解，但這是圖片的一種包裝方法。書里實實在在的一些觀點，邏輯上都能說得過去的東西。就是為了中國的現在、當下和未來的建言和主張。
我們的能量就是寫給一般中國人看，寫給一般裝蒜的國際主義者看。因為國際主義者的名聲很好啊，他們都是一批杰出的批評者，他們可能會在中國未來的變革中，他們可能在自由民主的先賢祠堂里有一個排位，他們會得到歲月的酬勞的。但是，他們還有這種一廂情愿的想象，把民主與國家利益、和民族認同截然對立起來，這是非常有害的。這是十幾年來沒有變過的故事。
王小東和黃紀蘇和這種逆向種族主義斗爭了二十多年，他們的東西能說服我。他們不是舒服呆在體制里的，反而是那些逆向種族主義的人非常舒服。我昨天還接受了美國《時代》周刊的采訪，我想了想，他們舉了李大同的例子，李大同也不是利用執政黨的壟斷資源，而現在你就變成了一個殉難者了。現在很多人都是這樣，在體制內拍黨委的馬屁，就是那樣，就是現代儒林外史的東西。有人說，這是不顧大局。我就說，這個東西未免是大局。這幫人得了勢，我當時跟美國記者舉例，我說“后馬克思時代的菲律賓”怎么樣？菲律賓又成了亞洲民主的“徒高（音）”了，現在怎么樣——那里的窮人比馬克思時代的窮人還悲慘。新貴上臺后，還要重新掠奪一遍。
知識分子光圖言說的痛快
現在質疑的人說我們有政治投機的成份在內，說我們都是“極左派的胡言亂語”。這種評論我也都看到了。博客中國的王振秀（音）也是我的朋友。你知道他的思想感情，他是右的。他說宋強啊，我們中左和中右一起做點事，他們的批評和質疑，你說的絕大多數我還不太認同。為什么呢？因為我覺得有個貓膩在里面。
現在有這樣一個，現在的輿論空間跟當年無法比，他們對現在的政治狀況極端的不滿。我們一說到國家利益，就會招致這樣的嫌疑，但這沒辦法，無論你如何解釋都沒用，反而會顯得你心虛。我何必過多去解釋呢？
政治投機投機了誰？我是一個非常出名的體制外人物，我有時會開玩笑，我們做一個南都。我說做什么南都的，當時汪洋打普世價值的牌，我不可能天生去反對普世價值的牌。這里有鄧XP、葉JY的家族，上面有人就是這么回事，這幫人是改革開放的前端，搖身一變，會很熱心地支持南都的。哪些人是政治投機呢？這些人捏準了執政黨會出事，捏準擺出了一幅無畏的姿態。
現在中國人都是聰明人，比起來誰更投機呢？我知道的王小東是一個很可愛的人，有人說他是不是睚眥必報??？他是永遠咬定青山不松口的人，這么多年執著的下來，他的有些觀點一直未變，像現在很多善變的人反復無常，他變了嗎？他沒有因為得勢而變一個身段來說話。黃紀蘇做格瓦拉的時候就是一種情懷，可以說就是一種淚水盈盈的情懷。
投機投什么機呢？我覺得這些人還有一個知識分子的傳統——圖言說的痛快。如果說按照我96年的心態，有人故意歪曲批評我，我會氣得哆嗦。
你剛才講的批評，我覺得這里面還是有一個沉默的大多數的心態。豆瓣上批評很多，直接原因是王小東得罪了那個英國樂隊。圖書行業的人講了一句：豆瓣你為什么這么無恥！我們都是行業的人，豆瓣講的那些東西，絕大部分人都是文藝腔，是沒讀過這本書的。他看到你的身份，不去讀原書馬上拍磚。這是一個很蹊蹺的事情。
豆瓣網上也會辯解，一看就知是什么玩意。我說那些右派的東西，跟我對立的，我至少還有耐心把人家的東西看完，博客中國的首頁上四篇東西都是豆瓣網的。豆瓣網上稍微客觀點的評論都被壓下去了，我也是昨天才知道這事的。我一看，有人說哥們撤吧，不顯現了。
博客中國主要從豆瓣網上拿東西，正面的東西沒有。四篇質疑的都是豆瓣網上的，而且涉及到具體的案例，宏觀的說法又是那一套，只不過是語體和角度換了換。比如什么叫常識？我們是人類反文明的怪物？他們才是常識，這是很流行的用法。他們這些人都是正義的代表，我們就是左了？我們是為了還原一種常識，來向中國公民說，極左思想很危險，然后涉及到每一個具體的自然段的評論時候，語氣評判的時候，沒有一個是能說服我的。
一幫垃圾不能為中國提供一個好制度
你仔細看下就知道，你說的“絕大部分的反對”是造出來的，這種效應是造出來的。當然，也可能到了最后，雖然這個書賣的好，叫倒好也是絕大多數，但在主流知識界如何不得而知。因為王小東、黃紀蘇對主流知識界的描述是很清楚的。所以我們對早一步晚一步反對并不樂觀，我昨天非常累，上午英國《衛報》，下午《時代》周刊采訪，我就對他們說實話，“從96年開始，我們就不指望通過與你們的交流、介紹我們的觀點來改善關系?！?/STRONG>這個東西是框好了的，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種負面的東西，當年我和張小波介紹西方議會民主，美國的憲法，那種仰幕和欣賞，對美國機制的欣賞，我們也有大量的時間來介紹我們對西方文化的好感。但西方報道是不會講這種平衡的，這種平衡是沒有意思的。我昨天就對外國媒體說“我們不指望改善中國和西方的關系”。
而且有些批評說我要扮演國師。我完全沒有時間去爭論這個問題，我就想把這種觀點抖露出來，我覺得這不是主要問題。昨天我說我們說不的幾個人，我們比中國的精英清白的多，有些人是左傾路線的打手，雙手沾滿知識分子鮮血的人，有些人就拍黨委的馬屁，取得名譽和學術地位。我永遠都沒改變，我覺得20年的中國的知識界就可以寫一部新的儒林外史。王小東曾經在澳大利亞時說“西方人是垃圾，但一個好的制度能夠允許垃圾存在。但是，不相信一幫垃圾能為中國提供一個好的制度?！?/STRONG>流氓無賴也可以建立一個好的制度，我們說一個多元的社會可以容忍流氓無賴的存在，但流氓無賴無法建立一個好制度。
所以這個東西呢，其實多多少少了解這幫人的為人，他們一慣的言論軌跡，他們活動的軌跡。如果對這我們的觀點有一個客觀的評論，只要有一個客觀的評論，哪怕是完全批評，我覺得都能接受。
至于有意誤讀，那些小孩寫的東西，怎么能特別認真對待呢？我不說小孩子寫的東西，像春樹啊、張悅然啊，我和他們都有些很好的私交，但他們有時模仿王小波，模仿他們的一些老師，我覺得不值得認真對待，只是一種情緒。從統計意義上說，是可以認真對待的。但從言論批評的具體案例本身來說，是不值得特別對待的。所以這個東西，一些小記者造成誤解，說惡評一片。
我們都是風風雨雨過來的人，還怕批評嗎？我二十年前就是這個觀點。現在網上跳得特別厲害的，十幾年前也是這幫人，這幫人連亮相公關的技能都沒有的人，坐在臺面抬不起頭的人，這是一個特點。
我們不希望意氣用事， 96年時有人這樣問，昨天也有個英國記者這樣問：我們可不可以批評中國？我說，這是一種誤解，我知道你的擔憂——中國的民族主義是一幫神經質的。像日本的民族主義一樣，日本的民族主義者有一種自尊的潔癖。事實上，我們不是這樣的，我們也在批評中國社會的現狀，對我們認真的批評我們是能接受的。
為什么知識分子自我矮化大行其道
我們并不會介意主流知識界知識分子對我們進行批評。
第一，現在已經過了這個時代，一個出版物批評一個人，然后那個人回應，這是媒體喜歡做的事，因為這能成為一個新聞的興奮點。我問過所有的作者，我點的一些知識分子的名，只是想論證一個觀點，你看了我的文章，老是去找角度，根據我們平時的追趕求是有關系的。批評知識分子不是想造新聞點，批評只是想說明一點：為什么知識分子自我矮化大行其道，憤懣主義以第三帝國的姿態批評自己民族國家的東西，為什么會得到響應？還變成一個非常正義的東西，為什么還以第三帝國宣傳家的口吻來評批自己的民族者，什么“愚笨者的繁殖是最快的”，我根本沒有意地去摘取這些話。比如朱學勤說天譴，很多人說不是那個意思，怎么不是那個意思，其實就是那個意思。比如黎鳴也是一個很執扭的批評中國現狀的學者，你恨執政黨就恨，你何必來個天譴，這個東西沒有人誤讀他的。
所以，對知識分子的批評是必要的。我必需要論證，民主自由、國民性反思走形了，有些例證，比如周孝正，他的思維邏輯是有害的，為什么網民會歡迎。我的意思是批評不是吸引眼球，某種意義上說，人去讀的時候會思考，這個沒有琢磨到。這些都是案例，我并不是想借這個東西來壯自己的聲威。
我覺得我們所有的這些批評不能說是政治上的指控，我覺得主流知識分子的思維方式出了大問題。王小東是非常了解這幫知識分子的，他的批評會是更狠的，我在書里比較多的摘選的一些案例，包括對南方周末的揭露。南方周末老是憤世嫉俗的，偽裝成歷史學家。喜歡歷史的東西，歷史是一種消費，歷史也是一種情懷。因為我寫過中國電視的歷史，我對這塊中國革命史，我也有我的看法。
主流知識分子故意壓滅一些東西。現在有一些非常庸俗的歷史。為什么說庸俗呢？你說黨寫的東西，把愛國，把近代史，把愛國主義教育弄得非常惡心。但是，現在突然一下子，因為我去調皮一下、顛覆一下，就走了形，完全走了另一個極端。事實上是極左極右，這是黃紀蘇的話。事實上，極左和極右在思維方式是高度一致的。40年代一些反共思想家的語言，他們也是另外一種共產黨，連“匪黨”都出來了，以為這樣就很勇敢，很多人為你叫好。這非常庸俗，書里涉及到很多批評。我是這么一種想法。
中國沒有什么中間道路可走
在書里，我們提出對西方要有條件地決裂，這并不意味著一種新的狹隘民族主義思潮。
有條件地決裂出來后，有人說又要搞大躍進，又要折騰了，極左思潮又回來了。這樣的解讀，我就懶得去回應。我覺得有條件的決裂，就是跟2008年的國際形勢有關。事實上，中西關系就是國與國的關系，都是一個利益博弈。布什在任時有一次用錯了一個典故，一下引起阿拉伯的不快。法國人怎么說？他說在布什和美國精英眼里，除了基督教文化外，其他都是泛伊斯蘭教文化，這些東西必須是剪除而后快的。你說撕去那些華麗的詞藻，國際關系就是叢林法則這么個東西。
我只是從一種感覺上，從基本判斷上，有條件決裂，前面是“有條件”。什么樣的條件，當外國輪番羞辱我們的時候，我們看到中國在外交上能夠安撫國內就安撫國內，抗議了就完了，生怕鬧崩。我的意思是，就是不鬧崩也可以償還。那么，決裂了又怎么樣呢？一說起這些東西，有人就說外交上的難度，維護國家利益的難度，我們也是愛國者，我們是很痛苦的愛國者，我們是國策派，還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這些人只講了一點。還有一點，沒有人神經兮兮地坐著說話不腰痛。我就是舉了一個例子，男人應該懂得害怕，害怕不是一個卑劣的東西。害怕了以后才敬畏，我是明白，張承志說“投降是一種戰爭規律”。投降是一種不失尊嚴的選擇，但是我們講，很多人詞典里沒有這個東西。
這里面一個最基本的東西，就是我的經驗得來，我們北面看到了俄羅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羅斯是照著西方的路上走的，但西方對他們更好了嗎？俄羅斯民族卑劣嗎？蘇聯解體的時候，國民素質非常高的，想想還是挺悲慘的，所以普京就在恢復過去的東西。所以，我覺得中國實在是太幸運了，我們老是說天佑美國，天佑美國，跟著這個旋律，我覺得真是天佑中國。
南邊印度。國內有一幫蠱惑人心的知識分子蠱惑人心，說印度好，印度窮人活得有尊嚴?？矗覀冎袊趺磳Υ疬w戶的？你這樣的說法不是蠱惑嗎？我們說民主自由是非常好的東西，但硬要歪曲事實，說中國必須走這條路?？桃獍延《壬裨挘@在道德上是有罪的。第二，書里有個最基本的判斷，中國想成為中間國家是不可能的。中國無法不顯其大。這不是個帝國主義，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來，沒有什么中間道路。
知識分子還停留在80年代
記者：這不是給外國人找到了“中國威脅論”的把柄？
宋強：兩會期間，很多港臺記者也在問這個問題。就是說“中國無法不顯其大”，12年前問這個問題，12年后又問這個問題，你不是做實了“中國威脅論”了嗎？我覺得王小東回答非常好。“這里一個目標，一個國家在戰術上是可以潛伏的，戰略上是沒法潛伏的。”當時有個軍隊高級干部質疑，你們這不是暴露了目標嗎？王小東說你是職業軍人怎么不懂這個道理呢，國家目標是沒法潛伏的，事實上，中國表達的很溫柔敦厚，中國做的小得不能再小了，但人家還是在指控你啊。現在我們的宣傳連和平崛起都不敢談，這不是可笑嗎？中國崛起就真那么邪惡嗎？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種綏靖的思想。中國知識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種體現，這是不對的。什么中國一流大國的雄心，至少中國還有一幫人，他們能表述出對國家更高的期望，做一個驕傲大國做一個英雄國家，這不是土里土氣的思想。有人說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壯烈情懷嗎？這是兩碼事。愛國是吃飯，關系著中國普通公民的吃飯。為什么？中國不能做中間國家。這個時候，我們也梳理了一個這樣的概念：內修人權、外爭主權。這兩個可以并肩。
有個故事印象特別深：臺灣的留學生在日本留學時都說自己要做一等國家，而我們中國（注：俺強烈鄙視這樣的說法。）留學生就說，我做二三等國家就可以。這就講到美國人，七八流的美國人到中國來還是爺爺，這是占著國家的偉大，每個人都有了種光環。我覺得這種表述沒有什么邪惡的成份。什么做實了西方的口吻？這些東西，不是西方人解讀的。12年前，我回擊王小波的時候，我感覺讀他的文章不太舒服，他喜歡拿中國社會和二戰時的日本和德國相比，這不是蠱惑是什么？那是最壞的蠱惑。
記者：提到王小波，書里批評王小波的話似乎引起了更大的爭議？
宋強：在十年前，我在做《全球化下的陰影》講座上，有個學生的字條里提到王小波。我說你不要覺得王小波的文章有多好，國家利益和自由關系沒有王小波說的那么玄呼，沒那么對立。
“王小波是當代最邪惡最丑陋的神話”，我覺得這句話就是韓寒的語氣。王小波的神話很俗氣的東西。有幫小資裝典自己。
事實上，這些東西是可以揭破的，黃紀蘇寫“你說什么個人，解析，他罵了我，我沒那么高尚”。人都是這樣的。但是，主要的還是那篇文章講什么，是不是講道理的，重點是這么去看。我覺得應這么看。
事實上，十幾年來主流知識分子轉得很厲害，他們見證中國的每個變化。你像摩羅，他有些變化。黃紀蘇很真誠地說，如果小波活到今天，他也能轉?，F在很多人都說成為王小波的門下走狗，黃紀蘇主要是說你們能不能把文藝腔改一下？
我說這里面如果出現了一些過節，像王朔的《我的千歲寒》時候，他沒有由頭罵一些人，這是商業炒作。我們這本書完全不一樣的，是帶著事，帶著觀點來說的，普通百姓也易于接受的東西。
很多知識分子還停留在80年代傷痕文學的時代，不求長進。
我們就是扮演了一個跳蚤
記者：聽說中宣部、出版總署也在調閱這本書？
宋強：這是港臺媒體的東西，我不知他們信息從哪來。
記者：《中國可以說不》在當年是不是也受到了一些壓力？
宋強：《中國可以說不》的時候，北京市新聞出版局的人準備動手把這書禁了，但后來又緩了一步。這書沒什么大的壞處?！吨袊€是不能說》后來被禁了。很多人開始解讀。其實解讀都是錯的。
《中國可以說不》當年是我操縱的，《全球化道路下的陰影》這本書非常好，但突然被封堵了，主渠道不讓賣了。生活在模仿戲劇。王小東就說，你看這群素質低的人坐在這位置上，你能不生氣嗎？所以中國有內政的憤瞢，一是外交的難受。
這本書既有內政的也有外界的，所以《中國不高興》內外都有，但中國的國情使然，內你只能說到這個程度，更多篇幅都放在外上。這本書主要是刺激知識分子的，寫給中國人看的。我們老是按美國的要求去改造，這不行的。俄羅斯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俄羅斯私有化改革，特別悲劇，整個莫斯科差點冬天都過不來，而且美國的導彈系統照樣架在你脖子上。難道我們看不到這些東西嗎？
有些話現在不是辯論道德不道德的事，像宋魯藝就講中國民族是下流的民族，中華民族是下賤的民族，像余世存的那句話我就覺得沒什么，故意扭曲語境。對文革的憤，對毛的憤，呈現一種慣性，擴大到中華民族的憤。我不是故意去夸大，其實這就是知識界的一種精神狀態。
記者：有沒有預料這本書可能會遭遇比《中國可以說不》最大的爭議呢？
宋強：我覺得會出現爭議，我覺得會是一種比較好的理由。《中國可以說不》的客觀意義大于其他意義。克林頓96年開始認識中國的民情，美國大使館的人見了我們兩次，一般美國人民對中國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樣，原來美國人民肯定認為，99%的中國青年都是反對政府的，有傷痕在那，制裁中國，老百姓會很高興。結果這個情況不對啊。嚴家其在當年說，《中國可以說不》這幾個作者也是自由知識分子，就是這幫人扮演“說不”角色，是真實的，不是所謂的暗箱操作。這樣一種情況，和一幫民運分子和吃中國飯的，或者拿民主基金會錢的人，這些人完全是不一樣的。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建了功德無量的事，它的客觀意義大于它的文本價值?！吨袊桓吲d》也有很多真知灼見，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觀點，這些重要的觀點，啟迪一種思考。但描述的形態可能會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啟迪意義。有人說是不是我們想影響時政啊，言論影響國策在今天也算是有可能的。因為網絡時代嘛，我覺得我們的觀點比網絡上的言論更有水準，影響就影響吧，當然它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過去那種想法——不會還抱著過去的那種想法，理直氣壯，不求思變。有這么一種聲音，雖然讓人不舒服，但是這個聲音在，那就對了。因為文人只能這個作用。
記者：那這一次到底是你們被民意喚醒，還是民意喚醒了你們？
宋強：《中國可以說不》在96年是社會思潮的標志性事件。而這一次到底是我們被民意喚醒，還是我們喚醒了民意，應該是兩者都有吧。大家的情緒都在，有幾個小平頭站起來，說出來了。這個意義非常大。
我們就是扮演了一個跳蚤，我們就是想讓美國人知道，我覺得我們的觀點是可以被認真對待的，即使從學理上、從觀點上、從對中國建言建策上。
估且不論我宋強這個人，但這些觀點不能因為你感情上的原因而去低估它，這是低估不了的。我覺得我們要認認真真去對待它，不能從文化大角度上。比如“愛國主義的破旗”這樣的話，這是沒有實際意義的事。不要動不動批評一個東西口氣那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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