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一書簡介

（俄）雷日科夫　

【內容簡介】
蘇聯部長會議主席痛定思痛的巨作！塵埃落定之后的省思與叩問！蘇共垮臺15年祭，大國悲劇真相還原！本書穿越時空的迷霧，詳細、生動、全面地敘述了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這一震撼世界的歷史性事件的全過程，以獨特的視角深刻分析了事件的整體內在邏輯，揭示了與其相關聯的各種事件之間的前因后果，展現了蘇聯各加盟共和國千百萬人民由此所經歷的困窘和悲慘后果。
【本書目錄】
中文版前言
序言：真相與后果
第1章 亂自何來
經濟：“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
國內政策：“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對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
意識形態：總書記“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民族關系：竟然成了摧毀蘇聯的攻城槌
蘇聯解體：審判何時開始
第2章 阿拉木圖：不妥當的任命引起嚴重后果
不妥當的任命
失樂園
復樂園的努力
廓清12月事件的本源
第3章 第比利斯：顛倒黑白的審判
民族主義狂熱
恐怖之夜的真相
顛倒黑白的審判
政客得勢的代價
第4章 費爾干納的黑色六月
第5章 巴庫：誰是罪人
第6章 雪崩前奏：波羅的海三國
民族主義運動坐大
“薩尤斯基”：從口號到應驗
不想聽到的回答
悲慘星期日
第7章 后果：仇俄浮出水面
俄羅斯人成了棄兒
鏟除俄語
波羅的海三國與東正教
政治犬儒主義
第8章 后果：可恥的審判
政治審訊：政敵
可恥審判：衛國戰爭老戰士
第9章“獨立”烏克蘭的怪現狀
奔向“獨立”
葉利欽的別洛韋日 “禮物”
俄語與烏克蘭語
第10章二合一的烏克蘭
烏克蘭的民族主義分子
同反法西斯人士的紀念碑和墳墓作戰
“獨立國家須有獨立教會”
橙色噩夢
第11章蘇聯：從改革到解體
黨內局勢
幾次決定命運的人民代表大會
“您當時為什么不說服我們？
第12政權處理彌留時刻
后記
雷日科夫小傳 譯后記

《大國悲劇》：亂自何來

中文版前言

蘇聯的興亡是 20世紀人類歷史上影響至巨的大事件，它直接改變了世界地緣政治和國際關系的大格局。如今，蘇聯的興亡史、蘇聯解體的經驗教訓及其后果，已經成為世界各國的理論工作者研究社會主義前景和實踐的重要課題。
對蘇聯解體和蘇共垮臺，我們是感到十分惋惜和遺憾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我曾經多次陪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和鄧小平等同志赴蘇聯訪問，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等來華訪問，我也曾當過翻譯。我結交了很多蘇聯朋友，同他們建立了深厚的友誼。隨著蘇共和蘇聯的逝去，這些都已成為如煙的往事。因為這層關系，我對蘇聯解體之謎格外關注，對新解密的蘇聯檔案和有關當事人的回憶和反思格外留心。
雷日科夫是蘇聯解體前的部長會議主席，親歷了蘇聯解體的全過程，對彼時的真實景況和內幕有非他人能比的了解和洞悉，雷日科夫的著述因而就多了更深一層的價值和意義。雷日科夫這些年寫過不少書，但他對此書特別重視。他說：“這本書我寫了十多年。” 書的主題是蘇聯解體--這是對他震撼至烈的人生經歷。書中除了敘述蘇聯發生在 19 8 9至19 91年的各種重大事件外，更重要的是對經驗教訓的總結和后果的反思。起初作者只是備忘，把一些重要的事件記錄下來。可是后來，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造成的后果日益嚴重，他和整個俄羅斯思想界一樣，開始了對一連串重大歷史事件前因后果的深入思考。他把所有這些都寫進了此書。他說：“我希望這本書在某種程度上能回答我心靈和理智的呼喚。” 時間是最好的老師，拉開時間距離的觀照可能更為客觀、冷靜、清明和超脫。痛定思痛之余，15年來，雷日科夫幾乎沒有一天放松過對這些問題的探討研究。他曾同數以千計的本國和國外思想精英交換看法，促膝長談；也曾無數次深入底層，傾聽普通人的意見；他還曾閱讀了大量的有關著作。此書基本按時間順序，全面回顧了蘇聯解體過程中的所有重大事件，并清晰地梳理了它們的來龍去脈。對于蘇聯解體的原因，說法很多，以致許多資深的研究者也感到撲朔迷離，迷霧重重。但由于雷日科夫當時身處最高決策層，因此對于歷史關節點的把握就非常準確，對于此起彼伏的各種事件錯綜復雜的因果關系，就敘述得更合乎邏輯，也更為清楚。這種系統、明晰、中肯、準確、全面并具有獨特視角的敘述，對所有想要深入了解這段歷史真相的人，都將是莫大的幫助。
雷日科夫在敘述這些事件時主要圍繞兩條線索展開：一條是當時以葉利欽為代表的黨內反對派和以所謂“民主派” 為代表的社會上的反對派是如何同流合污，一步一步發展起來的；另一條則是蘇共領導中以戈爾巴喬夫為首的蘇共是如何一步步喪失領導權，而蘇聯又是如何一步一步解體垮臺的。其間各種思潮的來龍去脈，各種社會力量的起伏動蕩，各種國際力量的相互作用闡述十分深刻細致，值得深思，足以成為我們的借鑒。
這本書雖屬宏觀敘事，但卻始終保持了明白曉暢的語言敘事風格，結合了大量歷史細節，以親身經歷的具體事實澄清了許多似是而非的傳言和關于某些問題的懸案，可謂做到了有根有據，深入淺出。而且事事講來心平氣和，有睿智的長者之風，讀起來引人入勝，發人警醒。
無論如何，蘇聯解體都是一個“大國悲劇”。前蘇聯 7 0年的歷史已經成為蘊藏豐厚的研究資源。在當前我國思想輿論界掀起一輪“大國研究熱”的當口，新華出版社翻譯出版這樣一部解剖曾經的超級大國蘇聯崩潰的著作，無疑很有意義。我相信，此書的翻譯出版，定能引起專家學者和普通讀者的廣泛興趣和關注，定能為我國的社會主義研究和蘇聯研究以及其他內容廣泛的理論研究提供重要參考，并有助于我們進一步堅定社會主義信念，堅定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信心和決心。
是為序。
閻明復2007年11月

序言：真相與后果

事情的真相如何，產生的后果又如何？--這就是本書的內容以及意義之所在。它詳細講述了發生于 1989-1991年間導致一個強大國家解體的各種事件；它還講述了各共和國分裂出去后，這些事件對千百萬人民造成的后果。這本書讀起來太沉重。特別是對于老一代：他們既是這些事件的見證者，又是參與者。他們不由自主會為所發生的一切感到痛苦和歉疚。
自從 1991年 12月蘇聯徹底瓦解以來，15年過去了。15年來，出現了俄羅斯的新一代。對于他們，這些事件已經成為遙遠的往事，遙遠得就像 1917年的革命，或者17世紀初波蘭的入侵。
看著他們，不由得想起“改革” 高潮時期，葉利欽從莫斯科四郊的科學城搬來十多萬支持者，拉到練馬場去搞大游行。那可都是些有教養的成年人啊，而且都不是普通人！他們把《真理報》上轉載的一篇由意大利記者撰寫的關于葉利欽在美國耍酒瘋的文章撕爛了，扔在練馬場的地上，使出吃奶的力氣又是跺又是踩。那可是事關他們包裝著民主之父外衣的偶像，是他們的旗幟，是被他們剛剛擁戴起來的領袖啊！那些人已經不可能接受任何別的形象，也不可能聽得進任何別的道理了。幾天之后，報紙的總編被解職了。直到現在，我的耳中依然回響著那些發言者的叫喊，回響著那充滿火藥味的、本能的、振振有詞的宣泄和咆哮。
我之所以回憶起這個場景，只是為了展示那些“可詛咒的” 日子究竟有著什么樣的環境和心理氛圍。沒錯，上帝要懲罰誰，就一定要先把他變成個喪失理智的人。
尼?伊?雷日科夫在《大國悲劇》里對那些年人民代表大會在事件中所起的負面作用說得很謹慎。作為一名“人民當政帥”的代表，歷次代表大會，甚至每一次會議，我都從來沒有缺席過，因此有權多說幾句：那真是一種魔鬼的智慧啊！它所“創造”出來這個東西，把已經白熱化的氛圍炒作得更加熾熱了。不過，這種白熱化氛圍當時僅存在于大城市和民族邊疆地區，而 1989年 5-6月間對第一次代表大會所作的兩個星期轉播，卻把仇恨的種子撒遍了每一個角落。“革命者”對此作了精心策劃，并有精確分工。不排除大會開幕前一個半月發生的第比利斯事件也是經過精心策劃的，它正好安排在這個時間。否則怎么會這么巧，恰好肆無忌憚地向聯盟政權展開進攻提供炮彈呢？這一來全國都可以看到當局有多么軟弱，它正在退讓。代表大會開幕前是第比利斯事件，而閉幕之后，就在6月份，又發生了血洗費爾干納事件。1990年1月，巴庫再次出現更恐怖的血腥屠殺。而且，緊隨從“人民監獄”里跑出來的自發暴徒之后，維爾紐斯又發生了電視塔挑釁事件，還動用了武器，出了人命。俄羅斯發生的一系列血腥事件難道是偶然嗎？如果……誰都知道，血總是越攪越腥的。
代表大會各次會議上出現的野蠻行徑簡直難以名狀。為了讓非正義事業取得勝利，不僅要求不講道德，不知羞恥，還要不顧一切。什么民主！什么文明討論！那些家伙像劃分戰斗隊似的按地區劃分小組，在沒有遭遇到任何有效抵抗的情況下，受到初戰告捷的鼓舞，在國內外公開的和暗藏的敵人的支持下，經常用打沖鋒的辦法來搶話筒，對與會代表橫加謾罵，而且講的話常常根本不是沖著人去的，而是沖著電視鏡頭，更不許別人開口。只要見到誰對他們構成威脅，誰能阻擋他們的那種破壞的殺氣，比如像雷日科夫、利加喬夫、羅季奧諾夫上將等，他們就會像一群瘋狗似的撲上去，刻意羅織罪名，提供偽證，以最無恥的手段制造事端，布置心理攻勢。
而且，所有的一切立刻就會被各地所效仿，并以同樣的方式傳入政權機關。
最后，政權終于被奪走了，那些人成了俄羅斯的主子。
再后來到了1993年。在炮打白宮之后，這批新主子匯集到克里姆林宮，想再次慶祝選舉勝利，但勝利卻沒有出現。其中的一個，作家卡里亞金，一個最瘋狂的家伙，對著鏡頭喊：“俄羅斯呀，你瘋了！”而一貧如洗、奄奄一息的俄羅斯只不過是從強加給它的全國規模的瘋狂中剛剛開始有那么一點點蘇醒。
本書作者雷日科夫并不是舊制度、舊體制的衛道士。那些東西駕著已經破損的輪子，如今顯然是難以前進了。他主張的是一種逐步的、沒有痛苦的向現代經營管理的轉變。如果能夠接受雷日科夫政府制定的綱領，在6-8年期間，而不是像冒險分子所主張的那樣在500天之內，把經濟轉到市場軌道，那么，巨大而沉重的國家大廈就不會垮塌，也不會在自己的廢墟中埋進千百萬條生命。
雷日科夫最有權來寫這部令人悲痛的回憶錄。他不僅有權寫，而且生活賦予他責任，一定要把這本書寫好。對于發生的一切，他沒有任何應該自責的地方。戈爾巴喬夫在難以調和的矛盾中裝好人左右逢源；謝瓦爾德納澤是暗地里，而雅科夫列夫則是公然地同情和幫助拆毀大廈的人；利加喬夫只能被迫對無恥的法西斯指控左推右擋，有一段時間還剝奪了他起積極作用的權利；只有雷日科夫一次又一次地登上講壇，召喚理智，希望能夠制止解體。
每當民族之間發生沖突的時候，他總是出現在現場。在白熱化的費爾干納，他把成千上萬的土耳其族梅斯赫蒂人從死神手中搶奪出來，用飛機把他們送往俄羅斯；他以最快的方式調派空運和陸運工具，從巴庫運送搶救出來的亞美尼亞人和俄羅斯人。在本書中，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悲慘事件以完整的邏輯展現出來。蘇聯解體，沒有贏家，無論高加索，還是波羅的海沿岸，無論烏克蘭，還是亞細亞“腹地”，那里都沒有和平，沒有幸福。有些人妄自尊大，自我吹噓，但伴之而來的必然是軟弱無力；有些人在西方面前卑躬屈膝，自貶為無足輕重的臣屬之國，前頭的苦頭還有得吃；還有一種人怎么也找不到自己合適的位置。除了白俄羅斯和吉爾吉斯斯坦的部分地區，到處都在清除俄語，就像是俄語也成了俄羅斯不討人喜歡的代理人。這些人原本是在俄羅斯羽翼下成長起來的，但卻說什么也消停不下來，說什么也舍不得停止吹胡子瞪眼睛：“哼！怎么會有股俄國味兒？”--而且，這股勁頭在俄羅斯本土居然也非常盛行。

于是，雷日科夫又像是一個中世紀的騎士，這回是沖過去保衛俄語，保衛由于肢解派的意愿而流落“異國他鄉”的千百萬我們的同胞。不過，有些人還是不愿接受真理。但是，愿意也罷，不愿也罷，該說的他照樣要說。縮頭縮腦躲進掩體的事他永遠做不來。
瓦連京?拉斯普京
（序言作者為俄羅斯著名作家）

【書摘：第1章 亂自何來】

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重大歷史事件，其誕生和發展常使我想起一條河。人類生活的變化就跟一條河一樣，有它的起源，有它的主河道，還有先后流入主河道的各條支流。它們把這條河變得越來越寬，越來越深，但同時也帶來了一些有害的雜質。生活之流也像這條河一樣，它逐漸積蓄著力量，臨到末了，則或是由于以前取得的成果得到革新和改善而為人們帶來歡樂，或是由于引發徹底毀滅而為人們帶來悲哀。
蘇聯人民也曾有過類似的經驗。自從統一國家毀滅以來，15年間發表了無數回憶錄，出現了無數分析事件原委的著作。對于種種事件帶來的后果、實現的手段、產生的原因以及未來生活的前景，每個人都有著自己的解釋。
歷史不過是時代的“人質”。人們往往只是簡單地抄寫歷史，目的不外乎是再一次取媚于新一代統治者。但歷史總有說出真相的一天。
動筆之始，我還得提起一個現在說來已經是60年前的文件--那就是美國中央情報局局長艾倫?杜勒斯當著美國總統杜魯門在國際關系委員會上發表的一篇演說。194 5年，他就已經明確地提出了瓦解蘇聯的目的、任務和手段：
戰爭將要結束，一切都會有辦法弄妥，都會安排好。我們將傾其所有，拿出所有的黃金，全部物質力量，把人們塑造成我們需要的樣子，讓他們聽我們的。
人的腦子，人的意識，是會變的。只要把腦子弄亂，我們就能不知不覺改變人們的價值觀念，并迫使他們相信一種經過偷換的價值觀念。用什么辦法來做？我們一定要在俄羅斯內部找到同意我們思想意識的人，找到我們的同盟軍。
一場就其規模而言無與倫比的悲劇--一個最不屈的人民遭到毀滅的悲劇--將會一幕接一幕地上演，他們的自我意識將無可挽回地走向消亡。比方說，我們將從文學和藝術中逐漸抹去他們的社會存在，我們將訓練那些藝術家，打消他們想表現或者研究那些發生在人民群眾深層的過程的興趣。文學，戲劇，電影--一切都將表現和歌頌人類最卑劣的情感。我們將使用一切辦法去支持和抬舉一批所謂的藝術家，讓他們往人類的意識中灌輸性崇拜、暴力崇拜、暴虐狂崇拜、背叛行為崇拜，總之是對一切不道德行為的崇拜。在國家管理中，我們要制造混亂和無所適從……
我們將不知不覺地，但積極地和經常不斷地促進官員們的恣意妄為，讓他們貪賄無度，喪失原則。官僚主義和拖沓推諉將被視為善舉，而誠信和正派將被人恥笑，變成人人所不齒和不合時宜的東西。無賴和無恥、欺騙和謊言、酗酒和吸毒、人防人賽過懼怕野獸、羞恥之心的缺失、叛賣、民族主義和民族仇恨，首先是對俄羅斯人民的仇恨--我們將以高超的手法，在不知不覺間把這一切都神圣化，讓它綻放出絢麗之花……只有少數人，極少數人，才能感覺到或者認識到究竟發生了什么。但是我們會把這些人置于孤立無援的境地，把他們變成眾人恥笑的對象；我們會找到毀謗他們的辦法，宣布他們是社會渣滓。我們要把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根挖出來，把精神道德的基礎庸俗化并加以清除。我們將以這種方法一代接一代地動搖和破壞列寧主義的狂熱。我們要從青少年抓起，要把主要的賭注押在青年身上，要讓它變質、發霉、腐爛。我們要把他們變成無恥之徒、庸人和世界主義者。我們一定要做到。
40年后，一切果然這樣發生了。西方，特別是美國，消滅蘇維埃國家的目標果然完全實現了。不過，我當然絕不會以為，這樣一個大國的悲劇性解體能夠僅僅發生在外部因素的影響之。如果內部沒有一個實際上完全奉行蘇聯的敵人所樹立的目標的“第五縱隊”，而只靠外部力量，誰也不能把我們國家怎么樣。這只要回想一下俄羅斯千百年來的歷史，包括衛國戰爭那悲慘的時光和最后的勝利結局，就可以一目了然。
世界上最好的老師就是生活本身。生活告訴我們，所謂的民主變革實際上給我們帶來了什么；特別是在千百萬人民的社會經濟地位方面。毫不奇怪，許多人都在越來越經常地問自己：難道真的需要這場改革嗎？難道它真的是歷史的必需和必然嗎？而且，許多人很自然地懷著一種尊敬的心情回想起蘇聯時代--日子過得雖不富裕，但勞動、休息、教育、醫療服務、必要的社會福利等方面都能得到可靠的保障。
人們終于明白，原來第一撥“民主派”是厚顏無恥地欺騙了他們。那些家伙曾許諾很快就會過上天堂般的日子，而這些玫瑰色的甜言蜜語現已猶如朝霧般消散。還有一些人，他們在人民中只占很小一部分，現在要什么有什么，而且全是過去連想都不敢想的東西。不過這些東西實際上是直接從絕大多數人手里搶過來的。所以，許多人對“改革” 的態度絕對是負面的。這是一個不得不承認的事實，它的悲慘之處更在于，從根本上來說，它是一種內心深處的迷失，而大眾傳媒卻用盡了渾身解數來支持這種迷失。
問題在于，在許多人的眼里，戈爾巴喬夫的“改革”也好，蓋達爾-丘拜斯-葉利欽的“激進改革”也好，它們都匯入了同一的過程，盡管就目的、社會經濟內容和政治推動力而言，它們其實是相互對立的東西。他們之間的共同點只有一條，哪就是“改革”的失敗和垮臺創造了消滅蘇聯和改變蘇聯社會政治制度的有利條件。
任何一個社會制度，如果能全面發展，經常不斷地回應時代的新要求，那它就是一個足夠穩定的制度。停滯是制度老化、制度毀滅的前兆。所以，蘇聯社會根據新時代的要求進行改革，就成為歷史的需要和必然。它無疑應該早在幾十年之前就開始，如果當時就去完成這樣一個復雜的過程，無論是經濟條件、社會條件還是其他條件，顯然都要有利得多。但正如大家所了解的那樣，這一過程直到1985年才到來，而它的道路上鋪滿的已經不是玫瑰，而是荊棘。我想細述的正是這個問題，即關于“改革”和“改革者”的悲劇，關于我國人民的大悲劇--當時，我身處這些事件的旋渦之中。

經濟：“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

應當承認，我國在著手改革時，它的領導并沒有以應有的方式深入評估進行改革應采取哪些相互聯系的必要步驟，以及由此產生的長期后果。我想，說來也真是遺憾，那些指責 20世紀 80年代改革行動缺乏明確綱領的人是正確的。當然，他們沒有考慮必須采取某種決定的具體政治環境，但這一點并不能否定，他們的指責在本質上是正確的。不過以我的觀點來看，當時有一點倒是現實的，也是正確的，那就是決定改革從經濟開始。其實，戈爾巴喬夫改革的初衷也是要對國家經濟做一番改革。
硬性計劃經濟體制是上世紀3 0年代建立的，它順利完成了工業化任務，并對戰勝希特勒德國起到保證作用，使得在難以想象的短時期內恢復國民經濟成為可能，而在“冷戰”年代，則建立了同西方的軍事均勢。但生活不會在原地踏步不前，逐漸開始有所感覺：蘇聯的國民經濟還無法完金滿足居民日益增長的社會經濟需求，也無法解決國家發展所提出的一系列至為重要的任務。
這就需要找到國民經濟運行的更為有效的手段。上世紀60年代中期，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就搞過一次經濟改革。但他并未觸及社會主義體制的基礎，僅僅是把一定的自由下放給企業。當時我是烏拉爾機械廠的總工程師，后來又當上了總經理，我們當時曾感到非常滿意。
總的來說，改革促使第八個五年計劃（1966-1970）達到了最高的經濟指標。遺憾的是1968年捷克事件之后，柯西金的改革逐漸自生自滅。后來到了勃列日涅夫時期，雖也曾在一定程度上試圖對改革加以恢復和完善，卻沒有取得任何實際成績。
到了19 83年，新任總書記安德羅波夫公開下達任務，要大家把現在究竟生活在什么社會的問題弄個明白。這是個十分嚴肅的問題：必須重新判定國內已有制度的本質，它在人類歷史上所處的地位。與此同時，安德羅波夫又委托政治局委員戈爾巴喬夫、政治局候補委員多爾吉赫、中央委員會經濟工作書記雷日科夫深入研究經濟領域出現的局勢，并就經濟改革提出建議。在兩年時間內，我們就這一問題開展的工作吸引了大批學者、專家、生產一線的工作者，并成為1985年戈爾巴喬夫在蘇共中央4月全會上作報告的基礎。再以后，在整個80年代后半期 蘇聯政府始終緊張地進行著制訂經濟改革具體途徑和方法的工作。
為了讓經濟取得“喘息”機會，需要解決一系列原則性問題。如果對問題的根本加以審視就會發現，首先需要克服的是人與生產手段和勞動成果越來越明顯的相離異的現象。由此產生了勞動者對勞動負責、提高勞動效率和質量的動因明顯不足。于是又出現了一個問題，就是我們這個社會的所有制及其發展前景的問題。正如所知，我國所有制的基本形式是國有，是全民所有。而且，集體農莊合作社所有制也逐漸具有了國有的特征。考慮到學者們的意見和國外經驗，我們認為，在國家手中保持50%~60％的所有權比較合理--這主要是指在國民經濟的駒部門以及國防工業部門的企業。其余的50%-40％可以是股份制形式或者個體形式，但不包括土地。宅旁地、別墅用地和菜園果園用地可以除外。在制訂方案時，我們特別注意所謂“民營企業”對象，但其所有者只應是集體。
與這種觀點相對立的是自由主義經濟學家以及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一群政治家們的觀點，他們一心為私有制唱贊歌，堅持認為只有私有制才能自然而然地解決國家的所有社會經濟問題。
要想逐步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過渡綱領的制定者面前還存在著不少復雜的問題：要為我國實現深刻的、內容極其廣泛的科技革命創造一切必要條件，要改革價格形成的體制，要改變生產資料生產和生活用品生產的比例關系，擴大生活用品的生產等等。
總之，在回應時代呼喚的同時，蘇聯政府從現實的社會經濟狀況出發，于1989年制訂了一個方案，把采取有力措施深化改革同在各個管理層面上審慎行動結合起來。我們在走向市場的同時首先力圖穩定社會經濟局勢，然后再向前進，走向一個更加發達的商品-貨幣體系。
有的人號召我們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立刻全面投入市場經濟的旋渦，并且舉歷史為例說，歐洲和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實際實行的也是中央集權的計劃經濟，但他們卻一往無前地勇敢地投入了市場經濟。這倒是不錯。不過他們具有長期搞市場經濟的經驗，只是由于戰爭，才在一定程度上中斷了五六年而已。他們即使投身進去也不會被淹沒。此外，我還要說，他們在戰后根本就沒有排斥國家計劃因素，而且現在也不排斥，而我們那些剛剛冒出頭來的主張市場經濟的救世主們--實際上也就是目前我國經濟的瞎眼指路人--卻一聽計劃經濟就躲得遠遠的，就躲瘟疫似的。
我們的關于過渡到由國家進行必要調節、以社會為指向的市場經濟，把居民承受的困難降到最低的建議，遭到了自由派經濟學家、政治活動家和其他社會活動家的堅決反對。他們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要徹底摧毀當時存在的經濟制度。他們同當時相當一部分干部一道，十分順利地達到了目的。在這群虛偽的家伙身上，有一個細節很說明問題：當時他們沒有一個人提到過，“自由主義的改革”將把最嚴重的考驗壓到百姓的頭上。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期，當他們看到這種改革已不可逆轉時，他們這才公開地大聲宣揚，說他們再清楚不過，要是照他們的腳本演下去，會對大多數人民和國家帶來什么后果。
隨著時間的推移，激進經濟改革派行動的荒謬性和破壞性已經暴露無遺。在他們-一用自由派一個頭頭的話來說--“照著俄羅斯老媽的屁股踹了一腳”之后，人民覺醒了。到了今天，所謂的“5 0 0天計劃”就很難贏得掌聲和歡呼了。
但這個計劃的制訂者亞夫林斯基、布爾布利斯、費奧多羅夫、扎多爾諾夫等人還是會記得的。他們記得，但他們在想辦法讓人民忘記。亞夫林斯基在蘇聯解體后甚至成立了一個黨，叫“亞布盧”黨。他連續十年宣揚自己的思想，可是卻從來沒有敢提自己的這個產兒--500天。人們終于咬開了這個蘋果，原來里頭長了蛆！現在，蓋達爾這個經濟激進主義的跟屁蟲及其同伙居然還有臉在他的研究所里教導我們如何生活。
這些人干了壞事之后就躲到了一邊，聽憑國家和人民在艱難困苦中掙扎。

國內政策：“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

1987年末，戈爾巴喬夫和他最親密的戰友們形成了一個堅定的信念：如果脫離政治改革，在經濟領域就不可能出現進步的變革。他們的形象說法就是首先一定要“把蘇共鬧個天翻地覆”。客觀地說，黨內早就出現了變革的必要性。黨的確起過偉大的歷史作用。在緊張到極點的上世紀3 0年代，在第二次世界大戰迫在眉睫的時刻，在偉大衛國戰爭歲月，在戰后年代以及冷戰時期，正是蘇共在掌握著全國的命運。如果換了另外一種社會制度，那些年未必就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
可是時代變了，那么當然黨的活動也應該出現重大的甚至方向性的變化。在國家的社會經濟發展中，負責的主要是政府，所以我認為黨應該從直接管理經濟的工作中擺脫出來，把這些職能交給立法機關和行政機關。依我的看法，意識形態工作和制訂發展戰略的工作留給蘇共來做比較合理。同時還應該讓它從停滯了幾十年的理論教條和黨務工作實踐中解放出來。
而且，早先的戈爾巴喬夫也是持這種意見的。例如，在蘇共中央1988年的2月全會上他就說過：“現在我們已經走到必須改造我們的政治體制的地步了。這當然不是說要取代現行制度，而是要向其中引入質量上全新的結構和成分，要向它提供新的內容和動力……政治體制改革的基本問題涉及黨和國家機構功能的劃分。在這個問題上還是應該以列寧主義為基礎。黨的指導和領導作用是社會主義社會發揮作用和發展的必不可少的條件。”但是，看看他后來離職后的所作所為，看看他那些公開否定黨的言論，不由得要對他的真誠，對他的信念，還有他是否正派的問題，畫一個大大的問號。
1991年8月 23日，當蒙羞的蘇聯總統在72小時軟禁后由福羅斯送回來，跑到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恥辱講壇”發表演說時，他還能說一些他信奉社會主義思想，他忠于改革后的黨之類的話。可是時間僅僅過了一天，他卻……放棄了蘇共中央總書記的職責！再就這個問題發表宣言時，他竟然顛三倒四地說，他的責任是像保護國家公民那樣保護每一個共產黨員免受無根據的法律追究，同時還宣布黨自行解散。
圈圈終于圓上了。這種情況遲早總會發生。戈爾巴喬夫同黨分道揚鑣了。但為什么他對中央委員會提出的關于蘇共自行解散的建議在許多人看來只不過是一個既定事實，這件事至今還是一個謎。我看是潛意識中幾十年培養起來的東西起了作用，總相信黨的領袖總書記的一切行動不會有錯。
那些日子可是勝利者趾高氣揚的日子。趾高氣揚的還有一幫立馬就倒向他們，倒向權力的人，哪還管這權力究竟是什么權力！見風使舵的人從來就沒有自己的信念。看來那些搶到了政權并自稱國內唯一民主派的人們，如果他們真是民主派的話，就應該委托同樣是“民主” 的檢察機關，對那些他們認為是7 0年來把國家搞到喪權辱國一貧如洗地步的人提起公訴才是。難道這些“民主派”不正是自詡為為把我國建成真正法制國家而奮斗的最高尚的戰士嗎？
不過這樣一來就會出現一個問題：有些人昨天也是共產黨員，而且遠不是什么黨內的小角色，可他們又起過什么作用，該負什么責任呢？是否因此才退而想出了這么一個絕對違反法律，違反民主原則的解散蘇共的法令呢？1500萬共產黨員被排除到了司法之外。看來，當時真沒有幾家報紙能忍得住不挖苦說，這個命令是葉利欽在過節的時候給倒臺的共產黨送的一份厚禮。不過他們“忘記” 了，幾十年來，這個日子可一直是整個國家的節日，是全民族的節日啊！
蘇聯共產黨曾經是國內改革的倡導者，可是過了5年，它卻被趕下了政治舞臺，而它的一千好幾百萬黨員當中，竟沒有一個人站出來捍衛它，這究竟是怎么搞的呢？
原來，到了19 8 9年，國內政治臺局勢起了劇烈的變化。夏初召開的蘇聯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是根據修改后的憲法召開的。在代表大會熾熱的氣氛中，與蘇共的活動相關聯的一切重大問題全被“遺忘”了，卻提出了許多針對它的批判和嚴重指責，而且還號召進行報復。在有些發言中，可以感到發言人無論作為一個公民還是一個政治家，都還不夠成熟。他們表示，希望能對擺脫了“蘇共壓迫”的這個國家有所幫助；他們自己還對自己開展公正的批評，揭露黨在社會活動中實際存在的問題。不過還有一些則是完全自覺的、專為破壞黨的威信而經過精心策劃的行動。蘇共是通過歷史發展而成就為一個強大的政治組織的，它同國家組織已經水乳交融地連為一體。正因為如此，為解體勢力的利益而破壞黨的威信是一件極其危險的事。但那些導演這一切的人很清楚，為了改變政權和社會制度，必須切斷黨和國家之間的紐帶，因為那是國家賴以存在的基礎。
蘇共之所以能走到釀成悲劇的一步，是因為幾十年來它把權力視為自己的專利，它已經喪失了現實的日常政治斗爭的能力。結果當一個統一的機體喪失了自己最優良的品質--戰斗性，自我犧牲精神，無私奉獻精神……的時候，它衰退了。
由于種種原因，蘇共喪失了對人民群眾的影響力，國內隨之開始出現反對立場的社會運動。它們在蘇聯解體和社會制度解體的過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們大致可以分為三類：持不同政見者、雜牌軍和民主派。也可以把他們的活動看成三次浪潮。
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發端于上世紀60年代初，從事的基本是維權活動，他們不同當局合作，但也拒絕使用暴力。他們人數很少，而且分散，組織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并得到國內少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持。對于這些人來說，要點在于蘇聯存在著反對派這一事實。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有關這些審判的消息曾為部分人所知曉。主要是通過境外的這個那個之聲的無線電廣播，其內容是真話假話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通過了一項政治議案，取消了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走出勞改營和監獄。但他們的運動實際上并沒有卷土重來。很多人已經厭倦了。“為人權而斗爭”，還有一些人則由于在西方有了名氣，便跑到國外過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際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正是在1986年由于對他們停止迫害而畫上了句號。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開始迅速出現各種社會團體，他們的成員被稱為雜牌軍。這些團體其實沒有什么原則。他們當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張愛國，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有的主張君主主義，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還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許多團體的形成不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而是根據活動方向：有的從事環境保護，有的從事古跡保護等等。雜牌軍同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之處在于它們同當局和平共處，不反對加入國家機構以及其他官方機構如工會、共青團等。但不久許多雜牌軍的活動開始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質。參加雜牌軍組織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們先取得經驗，然后就學會了把成千上萬的群眾帶上街頭。
第1章亂自何來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后果內部的辯論磨煉了反對派活動家的技巧，培養了未來的政治家、記者、社會活動家。上世紀9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社會團體、新成立的政治機構、大眾傳媒的領導人。時至今日，我們也依然能在電視屏幕上和各種政治場合看到這些人的身影。現如今，他們還在“教導”人民在民主變革的條件下應該如何生活。
這樣一來，由于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對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

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前任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后二者只是在他們在位的后期，才熱心投入外交活動，而他卻從一開始便樂此不疲。
戈爾巴喬夫同西方的合作開始于1984年的秋天，當時他作為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會見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如所知，這次會見是由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組織的。未來的總書記在此之前不久認識了雅科夫列夫，由于志同道合，倆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見的地點不是通常的倫敦政府官邸（唐寧街10號），而是郊區的切克斯別墅，那是個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領導人，首相希望與之推心置腹進行特殊重要談話的地方。
實際上這是一次對未來總書記的摸底會見：西方領導人對契爾年科的健康狀況了如指掌。會見后撒切爾夫人拋出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這就是這位鐵娘子對其他各國同事發出的信號。后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 8 6年 10月，在兩個月的沉寂之后，里根同意了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雷克雅未克同他會見。他們在當地舉行了好多個小時的一對一秘密談判。美國總統需要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否已經作好犧牲蘇聯利益，對美國效忠的準備。后來，到了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撤掉了嘴巴上的崗哨，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么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雷克雅未克之后又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見和談判。1989年末，當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個移交蘇聯政治國防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些快言快語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會見了 11次。由于相當程度上絕對單方面的讓步，柏林墻垮了，華沙條約、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友關系以及蘇聯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葉利欽指揮下奏響的軍樂聲中，部隊滿面蒙羞地開出了自己的軍事基地。他們無處可去，只好在露天地里支上行軍的帳篷棲身。這就是戈爾巴喬夫同他的朋友科爾在阿爾赫茲國家別墅簽訂協議所導致的可恥結果。
戈爾巴喬夫-謝瓦爾德納澤（后者是為他擔任外交部長的小伙計）的對外政策使蘇聯的外交威望一落千丈。結果是幾年之內蘇聯喪失了超級大國的地位，而世界則失去了整個20世紀下半葉賴以順利維持地緣政治均勢的兩極體制。如今人類生活在單極世界，占有統治地位的是唯一的一個超級大國--美國，它除了擁有強大的軍事和經濟力量之外，還擁有為了一己之利企圖按自己模式改造世界所有國家的瘋狂愿望。
所以，如果把總書記兼總統戈爾巴喬夫在國際舞臺上的活動稱之為錯誤，那實在是太荒謬了。不過他首先滿足的是西方的利益，而且總是以犧牲蘇聯的利益為代價。這一政策不但削弱了他在國際舞臺上的地位，而且還使得西方對蘇聯人民的影響日益加劇，使得蘇聯國內反蘇、反社會主義的力量日趨活躍，最終導致這個國家從地圖上消失。

意識形態：總書記“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設計師”、“施工隊” 以及改革的其他意識形態專家們和組織者們都非常清楚地明白，只有大多數或相當一部分社會成員支持改革，我國根本性的經濟和政治變革才有可能得以實施。然而到了上世紀80年代，黨真正直接依靠工農，并與他們共同組成一支可以說是挾雷霆萬鈞之力的時代，早已成為遙遠而光榮的英雄主義過去。聯系逐漸變成形式上的和單方面的東西：總是從上到下、從黨到群眾，很少有自下而上、從群眾到黨的事情發生。此外，蓬勃發展的大眾傳媒開始給予社會精神生活的形成以強大的影響。首先是電視、廣播，還有日報、周刊、各種大小雜志。那么，在這些機構工作，決定它們立場的又是些什么人呢？當然是從事腦力勞動的人。這樣一來，知識分子就踏上了政治生活的前沿。人民精神生活的“氣候”，廣大人民群眾的社會意識以及公民的政治行為在巨大的乃至后來是起決定作用的程度上，都由這些人來決定。
要想取得知識分子對改革的支持，就必須保證在國內實行真正的言論自由。
國家的領導層，包括本書筆者，都贊成社會生活的這種變化：應該向國內的公開性轉變，向外部世界開放。我們當中許多人都明白，由于我國歷史情況十分復雜，在實施這種變化時要多加小心， 權衡利弊，以免國家航船顛覆。不論這只船是什么船，但它畢竟是我們自己的船。既然我們大家都載著自己的歡樂和苦難乘著這艘船航行，總不能讓它遭到危險，即便是為了一個更美好的未來。讓它連同乘客一道沉向海底總是不行的。
公開性宣布了，書刊檢查制度放松了，后來還完全取消了。“意見多元化”首先立即造成政治和意識形態出版物的大量出現。“大雜志”的印數直線上升。例如，《新世界》的銷量竟達到150萬份。值得一提的是，在官方書報檢查制度已經完全放開的今天這個“民主” 時代，該刊2005年的印量也不過8000份。
我還記得那些年政府如何像發了瘋似的想方設法為報紙雜志擴大紙張供應。不得不大量提高從芬蘭等國進口紙張的數量。既然我們認為自由發表意見的路線對頭，那就應該竭盡全力，保證出版部門有紙張來印刷自己的東西，其中也包括印反政府的文章。現在根據我得到的消息，這樣的問題是不存在了。如果你有錢，那就去買紙，就去印刷，如果沒有，那你就關門。
19 8 6年中央的兩家刊物換了領導。他們的頭頭被換成了自由共產主義色彩的“60年代人”。在批評過去以及批評當時的“停滯不前的官僚”方面，以雅科夫列夫為首的《莫斯科新聞報》和以柯羅季奇為首的《星火雜志》表現尤為突出。
我想起了把柯羅季奇任命為《星火雜志》主編的那段往事。在這之前，他工作和生活在烏克蘭。討論侯選人的時候，有些同志由于對柯羅季奇很了解，反對把他調到莫斯科來。但利加喬夫作了最后的決定。他以特有的固執一心一意要提拔這個人，認為他肯定能成為一個優秀的改革者。利加喬夫可以理解。我的家庭藏書中有一本未來《星火雜志》主編的書--《仇恨的面孔》，是講他的美國之行的，其中他鞭答了美國的種族主義。后來，等到蘇維埃政權解體后，他又跑到美國去工作和生活了許多年（其實是躲到那邊去了）。可是，在他工作的那所學校，學生和老師又知不知道，這位教授過去是怎樣寫他們國家的呢？未必清楚！喏，利加喬夫和他的戰友們卻讀過這么一部作品，而它無疑對總編的任命起了作用。這件事我也就是提一下，可以作為一個例證，說明我們的許多“知識分子”思想和良心變得有多決。
我想，可能正好是公開性大行其道的時候吧。出現了好多“大膽” 的電影、戲劇、書籍之類的東西。可以公開討論的問題范圍放得越來越開了。再有就是言論自由的發展--當時有個說法叫“格拉斯諾斯奇”（公開性，全世界幾乎所有的字典對這個詞都采取了音譯的辦法）。這些很快就變成了信息的大潮，其中也包括不可信的信息，純粹是吮吸著手指頭生造出來的信息。它們都越來越公開地指向現存的社會和國家制度。為了這一點，首先當然要利用我們生活中的陰暗面。遺憾的是陰暗面在斯大林時期還真不少。當然，從那時起，幾十年都過去了，國內好多東西都變了，國家也成了另外一種樣子。但過去的那些東西還是成了破壞國家現狀的一個武器，而且正如后來所見，很快又成了破壞它未來的武器。
在推行言論自由的那幾年中，人們不是尋找建設性的辦法來醫治社會疾病，而是利用言論自由來毀滅這個社會。
可是支持公開性以及其他民主過程的政策卻一直沒有變。1987年5月，停止了對美國之音以及其他反蘇廣播電臺的干擾；6 月，簡化我國公民出國手續的決定開始生效。
19 8 7年11月2日，召開了隆重紀念十月革命7 0周年的大會。戈爾巴喬夫在會上作報告。他宣稱：“蘇共對共產主義運動的未來不會有所懷疑。它將取代資本主義……我們正在走向一個新世界--共產主義世界。我們一定把這條路走到底，永不回頭！”這些引起暴風雨般歡呼的話語說過僅僅四年，蘇聯沒有了，社會主義沒有了，更不必提什么總書記號召的共產主義事業了。他那卑鄙無恥的嘴臉真叫人驚奇：幾年之后，他居然又稱，自他懂事以來，就一直夢想著要把共產主義埋葬……
遺憾的是卑鄙無恥毫無原則的不僅是他這一個人。再來看發生得較晚的另外一例--1993年4月葉利欽同文藝界知識分子代表們在大劇院貝多芬廳會見的一幕吧。電視觀眾看到和聽到的是一個怎樣的場景啊！他們在高喊：“再加把勁！”“對他們再狠點！”“扭斷他們的脖子！”這些喊聲竟然成了陷入亢奮狀態的“藝術大師中堅”們嘴里最心平氣和的語言表現。一方面這說明了他們瘋狂的仇恨，另一方面，又說明他們赤裸裸的奴顏婢膝，引得千百萬電視觀眾直想作嘔（這是我后來同各種各樣的人物經過無數次會見才得知的結論）。那真是一個真實展現自我的好機會。他們果然這樣做了！正如已故的老牌劇作家維克托?謝爾蓋耶維奇?羅佐夫所言，這種絲毫不加掩飾的奴顏婢膝在我們這一代人當中是絕對見不到的。他們在精神上洗劫了那些對他們寄予信任的人。但在這之前他們早已把自己洗劫一空了。我不想一一列舉那些一度曾為大眾所尊敬和愛戴的名字，我只想說，他們中的許多人由于不僅在那一天，而且總之是在新環境下突然展現出自己丑陋的政治面貌和道德面貌，因而從人們的心上永遠抹去了自己過去的藝術成就。
總之，在意識形態領域，破壞性傾向戰勝了實證主義傾向。這是因為蘇共，準確地說，因為它的中央和幾任總書記，在整個后斯大林時期一直沒有能夠對全黨和全社會提出要求克服侵蝕黨和社會血肉肌體的教條主義的任務（除了安德羅波夫，但他來得及做的只是指出這種必要性）。在這個發生了巨大變化的世界上，在我們國內，教條主義早已不能反映事物的真實狀況，而他們卻不懂得深入進行科學分析、認真發展建設新型社會的理論和實踐的歷史必要性。
戈爾巴喬夫和中央政治局在宣布向公開性、言論自由、全面民主化過渡的同時，并沒有把對于從斯大林時期起就在許多方面被《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歪曲的黨和國家的歷史加以科學、客觀、慎重地重新審視的主動權抓到自己手上，卻把這一極為尖銳的、具有強大震撼力的信息工作交到了自己的潛在敵人手上。那些人后來果然成了公開的敵人，并以此為自己贏得了真理和正義斗士的美稱，而且還因此贏得了如果不是帶領社會大多數也是帶領相當一部分人前進的可能。
當戈爾巴喬夫陷入政治困境時，對于“民主派”針對領導了這個國家整整70年的蘇共所大力展開的常常是誣蔑性的攻擊，他們幾乎沒有做出任何回應。當敵人向蘇聯和社會主義發起實實在在的進攻時，黨的意識形態“機器”竟完全喪失了行動的能力。
戈爾巴喬夫在號召搞誠實的、公開的政治的同時卻在施加各種影響，甚至公然販賣謊言（例如所謂的《里賓特洛普一莫洛托夫秘密備忘錄》、卡廷案件等等）。他所提出的大量口號和綱領都空洞無物，毫無根據，缺乏應有的組織工作。戈爾巴喬夫不懂得：無法兌現的政治許諾，只能是一股破壞力量。
這一切決定了群眾對改革、對黨、對戈爾巴喬夫只能是失望，從而也加強了對手的地位。

民族關系：竟然成了摧毀蘇聯的攻城槌

20世紀的大部分年月，整個世界都曾以驚奇和贊賞的心情觀察著蘇聯如何解決民族關系問題。可以說，我們的多民族國家似乎已經成了各民族牢不可破友誼的典范。可是，忽然之間，在這塊占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一會兒在波羅的海沿岸地區，一會兒在烏克蘭，一會兒格魯吉亞，一會兒阿塞拜疆，一會兒在中亞的某個加盟共和國，民族主義又再次獸性大發了。這種能夠在某種程度上威脅國家安全的大規模現象，在一個強大的國家是無法存在的，可是只要蘇聯開始衰敗，頃刻之間，它就能變成一只摧毀國家的攻城槌。
在歷史上，俄羅斯就是把一塊塊土地合并入政治經濟聯盟而形成的。加入的每一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共同的國家利益把它們融合到了一起。它們在加入俄羅斯家園之后，共同的職責已不是相互競爭，而是在統一的國家中相互協作。巨大的領土面積、復雜的推動力和地緣政治條件、民族構成的多元化決定了共同的民族利益--必須採取一切手段鞏固國家，鞏固一切國家機構。它們的責任就在于保證我國領土完整和國家安全，制訂可以為大家都接受的多樣化的宗教民族文化特色共存的形式。
在我們國家，俄羅斯人民作為數量最多的民族，為這個成長中的國家支撐著最主要的負擔。它是建設和鞏固這個國家的最主要的支柱。同時，卻并不存在任何專屬于俄羅斯族的特權。俄羅斯的任何一個民族，都既不是統治民族，也不是從屬民族。
可是，歷史有時就愛這樣，它跟我們開了個驚人的玩笑：當各加盟共和國準備退出蘇聯之時以及它們退出之后，有些國家的民族主義甚至是地方沙文主義的褐色之花就怒放起來了。眾所周知，以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幾個共和國為例，那里的沙文主義者為了推行民族歧視政策，或者簡直就是想要直接把居民中的俄羅斯族從當地排擠出去，都挖空心思使用了一些什么樣的手段哪！而當那些國家存在于蘇聯內部的時候，這些俄羅斯人又為國家的發展作過多少貢獻啊！
同時，遺憾的是，在俄羅斯內部，當“自由民主派” 當權之后，也先后出現了一個個沙文主義集團，更有甚者，還有大行法西斯之道的社會渣滓-一他們用民族主義的口號，打著關懷俄羅斯人民利益的旗號，來掩飾自己內心的貧乏和野蠻。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把政權搶奪到手的那些人往好里說都是西方的思想附庸，實際都是直接聽命于西方的走狗，他們決心把俄羅斯交付西方聽憑宰割。這樣的心理以及相應的實踐活動，一定會產生相反的一面--赤裸裸的、攻擊性極強的民族主義。這是在本質上同真正的愛國主義完全相對立的東西。何況，在上世紀90年代，反愛國主義簡直都已經成了葉利欽政權的招牌。時時刻刻都會有人把臟水往愛國主義和愛國主義者頭上潑，有的人使出渾身解數，為的就是要把這些概念徹底消滅，尤其是在年輕一代的眼里。當局努力用他們的靴底，去踐踏人民記憶中最神圣的事件、日期，甚至連偉大衛國戰爭勝利日也不放過。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反彈，不過當然是畸形的反彈，那就是出現了民族主義的情緒和極端主義組織。
在民族主義和沙文主義這樣的概念同愛國主義的概念之間，人的意識中并不是任何時候都能很清楚地劃出一條界線，更何況年輕人。
什么是全民愛國主義？事實上偉大衛國戰爭對此已經作出了最令人信服的回答。難道說沒有愛國主義人們能忍受那種可怕的損失，能克服那種生活的艱難困苦，直至勝利嗎？不能的！
最近幾年來，我國這方面情況正在好轉。在前線和后方參與過斗爭的老戰士又開始受到尊敬，人們對自己國家不尋常的歷史開始比較尊重。不過，事情總是這樣，在這種情況下，又是那些昨天還在踐踏我們歷史和偉大勝利的人開始搞起了愛國主義運動。真是--只有天知道了。
還有一個概念在一定程度上也跟我們所說的這些人有關系，這就是所謂的“全人類價值”．我也想就此談一點看法。1987年戈爾巴喬夫把這么個概念引入了思想武庫，為的是想要“淡化” 黨傳統的意識形態提法。起初，這個概念只是用來作為“對外使用”，因為這里邊還包含維護和平、裁軍、防止生態災難等思想。后來，在“全人類價值” 中又加入了法制國家的原則，即西方民主的基本要素。可以認為，也就是在這個時期，出現了黨和國家的首腦向“西方價值” 的轉變。這種情況幾乎對所有的方面都產生了影響--對外政策方面，意識形態方面，經濟方面，等等。總書記思想觀點的變化在中央和地方領導人中引起的反響是各不相同的。對于戈爾巴喬夫的這一轉變，意識形態專家、改革“設計師”雅科夫列夫拿著到處鼓吹，說這是根本性的、“指標性的”轉變，特別是跑到國外去吹。而黨和經濟工作的大部分骨干則對之充滿了疑慮。
國內生活中我們原來所固有的集體主義不見了，取而代之的是個人主義；生產資料公有制被私有制取代了；人民被分裂成互相敵對的兩部分--富人攫取了大部分財富，卻把大多數老百姓搞得一貧如洗；我們祖國的偉大文化，受到了不值一文的西方水貨的排擠，文化變得只知道迎合把賺錢作為最高理想的人們的低俗口味，等等，這就是最近15年來為我們造成的境況。而這一切卻美其名曰是向“世界文明” 的回歸。不過這個過程是戈爾巴喬夫時期開始的，如今我們這個一度在世界上為許多人充當過精神領袖的國家卻變成了一名落后的學生。
這種把“泛人類價值”向俄羅斯土壤不加考慮地、片面地、機械地移植的結果，無疑對實現在美國倡導下推行的全球化是有利的。在這種情況下，人民的民族價值和國家主權，以及由此而產生的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后果，就完全被置于次要地位去了。
我們的悲劇就在于我們丟失了“蘇維埃價值”，我們沒有把過去的一切正面的東西帶到新時期來。非但如此，許多對我們格格不入的、不為大多數人民所接受的教義，也被強加給我們這個社會。我們的國家缺少一種起核心作用的思想，有的只是起瓦解作用的、外來的思想和價值。

蘇聯解體：審判何時開始

戈爾巴喬夫“改革” 時期的行為在好多地方都使人想起赫魯曉夫統治時代：許多事情有始無終，沒有改革的戰略路線，搞得匆匆忙忙，缺少深思熟慮，幾乎所有的事情都是即興而為的產物。雕塑家涅依茲韋斯內在給赫魯曉夫豎立的墓碑上天才地表現了赫魯曉夫的行為和性格：他把墓碑清晰地分成兩部分（由黑白兩種大理石做成），以此來強調這個人思想行為的矛盾性。
的確是這樣，一方面，他放松了對文化活動家們創作的監控，另一方面，他又搗毀了練馬場大廳的雕塑展，其中就有這個涅依茲韋斯內的作品。他批準了出版反斯大林的作品，同時又對俄羅斯東正教會給予重創，對蘇軍給予沉重打擊。
考慮到這種無法一以貫之的情況，就會出現一個問題：這個“解凍”究竟是個什么東西呢？是伴隨著融雪的溫暖的天氣呢，還是制造泥濘，制造污泥濁水，制造陰雨連綿或者制造霧氣彌漫的天氣呢？照我看回答也是不確定：一切都取決于究竟從什么立場來看這個現象。
坐上國家的高位之后，戈爾巴喬夫起初對軍人是很尊重的。他心里很明白，在整個俄羅斯歷史上，軍隊始終是社會上受到尊重的一部分。可是事過不久，他就開始向軍隊發起攻擊，甚至動用了一批“分析家，他們對人民反復宣稱，百姓之所以生活不好，是因為大量經費用到了軍隊身上。
在這個問題上，戈爾巴喬夫的小伙計--外交部長謝瓦爾德納澤-一為他幫了不少忙。眾所周知，這個人在蘇聯歷史上留下了災難性的痕跡。這位外交官居然宣稱，我國的軍事開支占國民總收入的19%，后來戈爾巴喬夫拿過來湊了個整數，于是又變成了20%。其實他們兩個都非常清楚地知道，我國國防開支所占比例最多不超過12％，而且從來也沒有超過這個數字。因此，戈爾巴喬夫在破壞蘇軍威望方面，是一步不差地走了赫魯曉夫的老路。
這樣一來，在戈爾巴喬夫掌權的年代，我國軍事政治陣地和國防陣地就目標明確地、堅定不移地、一步一步地解除了武裝。讀者可能會問，那么國家的其他領導成員又到哪里去了呢？為了回答這個問題，我可以請讀者們也看看今天的情況。俄聯邦政府的部長們是否了解總統外交談判和外交決策的情況呢？顯然并不了解。蘇聯那時的情況也是這樣：國防部長、外交部長和克格勃的主席形式上雖然是內閣成員，但實際上所有的一切完全都是總書記和蘇聯總統一手操辦的。
從1945年起，戰后年代世界上形成了兩極政治體制：一極是蘇聯，而另一極則是美國。這種體制為維護和平，避免總體上的武裝沖突，建立了很有分量的保證，盡管當時一直在搞所謂的“冷戰”，由于世界上兩個主導大國之間的軍事力量大致均衡，相對地緣均勢還能得到保持，這樣才能在出現問題時求得最終的政治解決。越南的情況是這樣，阿富汗的問題是這樣，還有許多其他的問題也是這樣。
1991年蘇聯的解體，消除了所有抑制西方侵略首先是美國侵略的因素。兩級世界垮臺了。蘇聯解體后，一些國家的政治活動家也講了不少建立多極世界的話，但至今也只不過是一種良好的愿望，因為這樣的政治力量配置，對于僅余的唯-一個超級大國美國來說，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幾十年來，他們一直都夢想著在世界上起領袖作用，如今目的終于達到，他們的手腳放開了。
后果馬上顯現出來。第一個遭受打擊的就是南斯拉夫。經過十年動亂，一個受到全世界承認的統一國家，被肢解成六個部分，現在又要分裂出來第七個“主權獨立”國家--科索沃。
不出所料，美國也找到了把聯軍開進阿富汗的借口，而在整個上世紀80年代的后半期，它卻不斷要求蘇聯部隊從那里撤出來。
后來，他甚至不顧聯合國的反對，糾集了一些國家，入侵并占領了伊拉克，在當地建立了所謂的“民主”生活和“民主”統治。結果把這個國家搞得血流成河。接下來將會是黎巴嫩、伊朗、朝鮮和其他所有在某一點上不合乎美國標準的主權國家。
今天發生的種種，實際上同1938年在歐洲出現的問題并無二致：當年的英法兩國領導人簽署了慕尼黑協定，說得確切些，就是同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做了妥協。西方以這一行動為法西斯德國奴役歐洲各國、向蘇聯開戰亮起了綠燈。今天，西歐以自己對美國侵略政策的支持，親手為它統治世界掃清了道路。
為了這個目的，正在向全世界灌輸一種觀念，似乎只存在一種文明，那就是美國和西歐的文明，唯有它才是世界上一切古老文明的繼承人（不僅繼承了歐洲的即希臘羅馬的，而且還繼承了東方的，包括中國的和印度的， 似乎只有這種西方的價值觀體系-一有人把它叫做“大西洋價值觀體系”--才是唯一真正人道和民主的價值觀體系。
不過這種唯一“大西洋”文明理論的炮制者，其虛偽無知也實在驚人。按照他們的意見，在這一基本的、“無可爭議”的文明之中，竟全然沒有中國、伊朗、印度、俄羅斯等國家的地位。甚至就連日本和中國以及今天的印度和東南亞國家所展示的科學、文化、經濟方面的巨大飛躍，也無法動搖擁戴這一理論的許許多多西方政客。
在當代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上，俄國雖自身的麻煩和問題不少，但也還是積極努力地在保持與自己偉大歷史相稱的地位。但遺憾的是這一復興過程也包含著一定的危險--喪失自己精神世界的某些珍貴特色、生活方式和獨特文化的危險。
俄羅斯是橫跨歐亞的偉大文明，它是在斯拉夫民族、突厥民族和無數其他民族無數個世紀以來友好合作基礎上的產物。它的地緣政治地位非常具有特點，它是一條連接歐亞的陸地通道。
俄羅斯廣袤的疆土，它那多姿多彩的精神、文化和自然、氣候，各具特色的民族和宗教長期相互作用--所有這些都要求社會一方面要有超前的思維，要善于同面臨的危險作斗爭；而另一方面，則要求把各族人民和各種力量都團結起來，以解決國家的問題。正因為如此，在精神和文化生活中它才既比較傾向于仁愛，又傾向于崇拜領導者的作用，信奉救世主。這些民族自覺意識中的特質不是外部強加的，而是歷史形成的。它們同愛國主義、國家觀念、大國地位意識等有機地結合在一起，沒有這種東西，一個巨大的國家就不可能復興，人民的統一就得不到保證。
東正教是俄國文化的一個重要基礎。在許多個世紀之前，正是它，作為一種建設強大國家的思想，促進了俄國社會分散力量的團結，促進了我國國家思想的形成。基督教中的天主教一支同東正教一支之間的思想沖突在歷史上源遠流長，它決定了東西方之間斗爭的本質。天主教和新教之間的對立，是抑制西方思想擴張的形式之一，隱藏在這種東西背后的，首先是領土利益。本書在后面還要講到波羅的海沿岸地區各國以及烏克蘭的教會斗爭的問題以及它的后果。
我們國家在把這樣或那樣的政治決定付諸實施之前，一定要考慮到本國人民的思想情緒，它的深層的精神緣由。東正教是俄國人民的國教，唯有它才能比較全面地符合俄國人民的世界觀。
與此同時，在俄羅斯這樣一個多民族國家，盡管教會同國家是分離的，但也要求國家對其他宗教信仰給予同樣的重視和尊重。因為總有一部分人民信奉的是伊斯蘭教、佛教或者猶太教。不過，在尊重我國的這些傳統宗教的同時，我想在本章中談談東正教問題。。
今天，我們越來越經常聽到有人說，東正教價值體系不太適合市場經濟。暗地里針對東正教也正在開展一場攻擊。這是通過西方傳教士和形形色色的宗教團體、教派的大規模擴張活動進行的，簡直就是又一場貨真價實的十字軍東征。從本質來講，這是一種改變我國整個社會面貌的企圖。經過這場可怕的戰役之后，結果就是要在過去俄國的原址上，建立起一個新的國家，國名可能還是這個國名，但人民的心理已完全改變，傳統的價值觀在百姓心目中將不再占有地位。
在消滅俄國文化的行動中，根除我們這個多民族國家千百年來獨特傳統的努力，將會起到主導作用。比方說，美國對這個目標就毫不掩飾。近年來，俄國實際上已經成為美國信息文化侵略的對象，其目的，就是要毀滅俄國的精神價值和社會道德。有相當一部分文學藝術界知識分子，他們利用公開性詛咒蘇聯的書刊檢查制度-一有的盲目，有的自覺，他們瘋狂頂禮膜拜西方，特別是美國文化。
在我們國家的那些“思想統治者”的支持下，這場進攻戰的結果，就是由美國通過它在我國的代理人，實際掌控了俄國電視這一對百姓影響最大的信息媒體。傳統價值觀念遭到清洗，“美國生活方式”的原則和風格被強加到人民頭上。頭腦健全的人們和社會活動家力圖抗御這種局面，但遭到俄國電視實際主子的激烈反對。
行政和立法當局實際上是在同這種情況妥協。而且，我國文化就整體而言目前已被陰暗、迷信、反科學的觀點所淹沒。從電視屏幕和“黃色”報刊洶涌而來的蒙昧主義之流是那么的濃稠，以至星星點點的健康思想、端正行為和高尚道德很容易就被它淹沒了。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各文明之間的邊界又回到了歷史上原來應該有的老地方，劃出了與我們同宗的斯拉夫民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亞的西部邊界。西方為了促使蘇聯垮臺，樹立了一個把歐洲文明分水嶺向東推移的目標。然而，“世界新秩序”的建筑師們并沒有打算就此止步不前。這里指的是他們再次力圖消滅早已存在的西方世界戰略老對手--俄國，首先是俄羅斯族--的獨特文化的企圖。
遺憾的是這種狀況終于發生了。實際上所有在蘇聯垮臺后感到手足無措的斯拉夫民族，都無情地陷入了從屬于西方的境況。他們通過北約以及其他政治、經濟、軍事機制，跟西方拴到了一起。唯有南斯拉夫是一個例外。之所以會選中它來作為侵略和破壞的對象，其原因就在于它竟敢保持自己的政治獨立性，同時也爆出了自己就廣義而言的文化特性。
南斯拉夫發生的一切間接地證實了一種猜測，這就是文明的分裂將首先發生在西方-俄羅斯一線。今天人們已經看清，無論西方如何在我國內外竭盡全力，但依然難以淹沒并同化俄羅斯的和俄國的文化。歷史表明，我國在吸收西方技術文化成就的同時，從來就沒有為西方文化所吞并過，反因此而增強了表現自我鮮明獨特文化個性的條件。
俄國在上世紀 90年代向西方的急劇傾斜說明，如果對西方思想價值不采取批判態度，如果不考慮俄羅斯文化特點，而把西方的東西機械地向俄羅斯土壤移植，就不可能導致祖國文化的完善，而是導致它遭到破壞。更何況正如大家都明白的那樣，西方文化也并不希望把俄羅斯擁入自己的懷抱。
有些接近葉利欽的學者認為，是布爾什維克中止了我國文化的歐化，剝奪了它徹底變革自己的良機。這些學者還算不錯，因為他們畢竟還討論討論俄國文化。可是另外還有一些人，他們則從根本上否定了俄國文化這個概念。
畢竟，不是文明的對立，而是文明的對話、才能為人類贏得未來。聯合國的活動保障了20世紀下半葉的和平，而其中有很多地方正是要歸功于不同文明之間的思想交流。大家知道，創建聯合國的倡議者是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可是當今美國領導人的所作所為，對這位先驅者的理想是一種直接的背叛。
遺憾的是上個世紀的最后十年間（蘇聯解體之后）某些以維護世界和平為己任的國際組織信任度遭到破壞。今天，在第三個千年開始之際，我們遇到了世界集體安全體系的深刻危機。
素有民族和國家命運主宰之稱的北約不顧一切地東移，該軍政聯盟各成員，脫離聯合國監督的實際狀況，聯合國威望的災難性喪失使人們有理由得出結論，以這些國際組織目前的狀況，是再也不可能客觀地解決世界性問題的。他們統統都處于美國的監管之下，程度不同地淪為美國的工具。他們已無力成為世界的保障。希望在世界性震撼的新威脅面前，人類能找到維護世界平衡機制基礎現代化的有效途徑。
不過，在21世紀，對我們這個世界的安全而言，其基本威脅就是那些越積越多的全球文化問題。
“我想，”莫斯科大學校長、俄羅斯科學院院士薩多夫尼奇說，“拯救人類的一條主要路線，就是承認文化差異的事實，并安排好它們之間的對話。掀起人類仇恨的惡浪是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我們的世界異常豐富多彩，它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因此一定要在相互作用上下工夫--這才是我們的出發點。我相信，當這種對話的機制逐漸消亡的時候，當文化的相互滲透過程趨于結束的時候，過去的那些強大帝國定將不復存在。現在比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寬容。應該找出一些線索，一些頭緒，雖說十分復雜。也要力求作出一些決定來，解開這團問題的亂麻。要學會在不同的人、不同文明之間，在不同宗教信仰的代表之間開展對話--這就是當今的任務。”本書試圖探討降臨到我們國家頭上的種種災難的原因。如果讀者在其中能找到有關我們這個混亂時代的哪怕是部分令人惶惑不安的問題的回答，筆者也會感到莫大的欣慰。

后記

這本書寫了足足有十多年。起初只是為了備忘，把發生在改革年代的那些零散的、比較重要的、后來又對瓦解這個強大統一國家蘇聯起著多方面作用的事件記錄下來。但隨著上個世紀 8 0-90年代之交那些悲慘年頭逐漸遠去，我跟我的許多同齡人，由于曾經身處我國生活這一最艱苦年代各種事件的旋渦之中，便萌生了想要更深入探討其前因后果的要求。但愿本書在一定程度上能夠回答這種心靈和理智的呼喚。現在，當這項工作行將結束之際，筆者想對這些基本的看法，再作一個簡短明確的表述，希望讀者能夠原諒我的煩言贅語，因為它們跟本書基本內容密切相關。
其實，筆者并沒有把分析我國解體的所有原因和事實列為本書的任務。我很清楚，要做到這一點，需要許多研究人員和研究機構花費巨大的勞動才能完成。本書中所涉及的，只是導致這一大悲劇發生的某些情況。本書的名稱也清楚地說明了我本人對這一具有世界意義事件的態度。
俄聯邦總統普京在他的多次演說中，也對我國15年前發生的種種事件作出了評價，并把它稱之為世紀悲劇和災難。作為歷史事實來說，這是正確的。但這一歷史事件的后果非常深遠，遠遠超出了時間的甚或領土的范圍，具有全球性質，并將在幾個世紀的過程中影響整個人類歷史的進程。
世界政治地圖經過一定歷史階段總免不了要發生變化，因為它要反映新的地緣政治關系。二戰以后的情況就是如此。三個戰勝國領導人在克里米亞和波茨坦開會，后來又通過 19 7 5年的赫爾辛基協議，把它的結果固定下來。而這些結果的出發點，便是世界政治力量的相對平衡。這種平衡以及另一個并非不重要的因素--原子彈，使我們得以在沒有大的全球沖突，沒有世界大戰的條件下，度過了半個多世紀。要知道，一戰和二戰之間相隔了只不過是短短的20年。可是現在，在蘇聯解體后的15年內，歐洲，其中也包括原來的蘇聯，竟出現了24個新國家。而且這個過程還未必就此會打住。現在，眼下就至少有科索沃、阿布哈茲、南奧塞梯、納戈爾內-卡拉巴赫、德涅斯特沿岸地區共和國在等著。
蘇聯垮掉之后，國際力量平衡也被破壞了，強烈的地區震蕩的沖擊波擴散到全世界。其中既包括南斯拉夫的覆滅，也包括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北朝鮮和伊朗也正在受到威脅。此外，不是還有近東各國之間由于多國利益而發生的多年流血沖突嗎？
關于這個強大的、具有崇高威望的國家在世界地圖上的消失，關于出現這一歷史悲劇的原因，近15年來發表過許多論著：既有各種各樣的科學研究成果，也有些近乎科學的東西，還有某些對個別事件主觀性極強的描述和回憶錄等等。不過，每種著作所涉及的，也僅僅只能是事件的某些方面而已。看來，對歷史進行全面的、不偏不倚的、沒有爭議的記述的時刻還沒有到來。
我想，最終一定會有人出來，我國領導人也會表現出政治魄力，把客觀評價這一災難的全部復雜原因，把對那股策劃并實現了這一災難的力量進行分析，確立為自己的任務，并完成該任務。做這件事的目的不應該是為了某一個幫派的利益，或是出于向蘇聯和蘇人民自1917至1991年走過的道路潑臟水的個人想法--現在的“民主派”就喜歡干這種事。為了我國的未來，為了我國人民的未來，這樣的分析是必不可少的。
導致1991年各種事件的原因相當多。起作用的有各種內部和外部因素。筆者在本書第一章談到過外部對我國施加的影響，特別是引述了杜勒斯在1945年講過的一些話。究其本質而言，這些話里包含了同我國進行長期斗爭的全部指導思想。
西方，特別是美國，許多地方都是根據這一指導思想來行動的。他們千方百計在我國特定的知識分子圈子中為自己尋找“朋友”。蘇聯克格勃主席安德羅波夫把這些人稱之為“影響的代理人”。應該說，他們在完成任務過程中很賣力氣。
那場“冷戰” 的展開也不是偶然的。幾十年中，它可把蘇聯拖苦了，把大量國家資源吸引到軍備競賽中去，而它們本來是可以用來解決國計民生問題的。這一點對蘇聯人的生活水平不能沒有影響。蘇聯同社會主義聯合體的盟友，在經濟上較之于美國和它的歐洲仆從要弱一些，因此，為了保持基本軍事均勢而出現的國防開支，就對我國和我國人民產生了比對方更為容易感知的影響。此外，還有不少資源，蘇聯也作為援助給了自己的盟友，只是現在幾乎所有這些盟友都跑到了西方的卵翼之下。
蘇聯解體的主要原因無疑是在內部。其中有經濟的、社會的、黨和國家的，還有許多其他原因。我并不打算在本書中一一列舉它們。不過，關于其中的一個原因，一個現在看來并沒有最終徹底解決的、直接導致我國出現悲劇的原因，我在本書中倒是講得相當詳細和具體。這就是改革年代后期我國各地突然爆發并迅速發展的民族主義。正是這個東西，成了蘇維埃國家內部破壞過程的強有力的催化劑。
對于俄羅斯帝國和蘇聯而言，民族關系問題是一個自久遠年代起即已存在的現實問題。
基輔羅斯解體后，古俄羅斯民族分裂成為三支斯拉夫兄弟民族，這就是俄羅斯族、烏克蘭族和白俄羅斯族。這幾個族群具有同一個根，所以可以認為，15世紀中葉以前，羅斯國家實際上是一個多族群國家。不過隨著第一個俄羅斯沙皇伊凡雷帝先是征服喀山汗國，然后又征服阿斯特拉罕汗國，加之西伯利亞、北高加索和中亞各族人民的歸附，俄羅斯遂成就為一個巨大的多民族國家。
俄羅斯帝國土地上的各個民族，他們的民族特點、傳統和文化，產生了彼此在各方面極不相同的管理方法和管理體制。俄羅斯的中央地區有自己的管理架構和方法。波蘭、芬蘭、中亞地區也有自己的一套不同于中央的管理體制，有它們符合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的特別的法制體系。國家機制在體制設置上的多樣性以及工作的彈性，使得民族關系不可能碰撞出過大的火花。
當1922年蘇聯成立的時候，建立統一多民族新國家的問題曾是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列寧在這個問題上的立場是眾所周知的，他同自己的戰友們發生了激烈的爭論。筆者在本書中對這個問題給予了特別關注。正如所知，列寧的意見占了上風：成立了由各加盟共和國組成的蘇聯，它們都享有直至可以退出統一國家的特權。應該看到，當時列寧沒有別的選擇，因為如果立即完成統一國家的架構，這個國家實際上就不可能建立。
在蘇聯有過民族問題的綱領，而且也一直在實施之中。對中亞各發展緩慢的共和國以及其他“邊遠”地區的共和國的經濟援助問題被提到國策的高度。實際上除了白俄羅斯之外，其他各加盟共和國都能享受主要是由俄羅斯聯邦提供的補貼。結果就出現了這個主要的聯邦制共和國在生活水平和其他社會指標上落后于其他共和國的現象。這一切為的都是鞏固和發展各族人民的友誼。
應該指出，蘇共在民族問題領域內的活動是有利于這些問題的正面解決的。這些年來，在各加盟共和國以及俄聯邦內部某些民族的社會經濟發展和文化發展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已經構建出一種各加盟共和國參加國家管理、參加議會、參加國家科學文化等方面生活的合理制度。
民族關系的牢不可破曾經經受過偉大衛國戰爭的考驗。各民族蘇維埃聯合體的生命力和威力是勝利的一大重要源泉。無疑，由多個民族組成的人民在最艱苦的考驗年代之所以能團結一致，還有一個事實也起了作用，那就是我國當時正面臨被最兇惡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及其仇恨人類的意識形態所奴役的危險。
蘇維埃聯合體并不是一個神話，盡管在貫徹國家的民族政策時，有時也出現過嚴重的錯誤和失誤，致使難以充分發揮這一政策的潛力。
后來開始了“改革”，蘇聯領導有意識地把注意力貫注于各族人民生活中的缺點和負面現象，目的就是要動員力量，引導國內狀況朝向好的方向改變。但由于蘇共及其對蘇聯社會影響的日漸衰微，以及各種“運動”和“戰線” 的出現，在許多加盟共和國，民族問題都成了同中央權力進行斗爭的一張牌。
在這些究其本質基本是民族主義的運動中，它們的領袖人物動用了一切手段來證明，各共和國人民如果脫離蘇聯而生活，如果他們有了國家主權，日子會過得好得多。實際狀況被有意歪曲了，這些地區不同程度都靠經常性的輸血維持的事實被有意緘口不語。也就是說，其實全蘇的資源再分配是對他們有利的。人們被導入了誤區，而真正的那種妄自尊大的意圖卻被一些用以引發對中央不滿的負面口號掩蓋起來。逐漸，這些運動也好，黨派也好，都撕下了假面，這才看出他們的活動已經導致了極端民族主義的遍地開花。糟糕的地方還在于，在許多人的眼里，它已經不再是什么不道德的，或是政治上極端有害的現象了。
還有一個純主觀的因素，對我們國家的毀滅也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它特別清楚地表現在當時的兩個領導人--戈爾巴喬夫和葉利欽-一的個人品質和活動中。
戈爾巴喬夫由于政治上的無能，把我國引到了深淵的邊緣，等到蘇聯眼看就要壽終正寢的那年，他再去無頭蒼蠅似的忙忙碌碌，早已于事無補。能夠保全并徹底革新統一國家的機會已經錯失，當時我國已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致使上千年歷史積累起來的優秀成果廢于一旦。現在戈爾巴喬夫實際上已經從政治舞臺消失，可是卻始終沒有搞明白自己有意也好無意也好，在祖國面前犯下了多么可怕的罪過。
第二個人物--“破壞英雄”葉利欽的命運卻有所不同。為了郵攫取國家最高權力，他可以無所不用其極。他用自己的行動千方百計鼓動波羅的海沿岸地區的、烏克蘭的以及其他共和國的民族主義行動，以此作為同國家中央政權斗爭的政治杠桿。一旦作出最重要決定的關頭來臨，他就毫不猶豫地跑到別洛韋日森林去有意識地展開了搞垮國家的行動。
當時依然在位的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怯懦地逃避了自己的直接職責-一捍衛蘇聯憲法，而以許多國際機構--其中包括聯合國-一為代表的國際社會，也就把克里米亞會議、波茨坦會議和赫爾辛基協議拋到了一邊，迫不及待地對以成立15個國家來取代一個國家表示歡迎。
葉利欽在取得俄羅斯的最高權力之后，表現出了自己的治國“才干”。當時他也許是出于有意，也許是沒有考慮周全，并沒有注意有人對他提醒，他對蘇聯的政策也可能會在他的俄聯邦政治中起作用。為了追求選票和俄羅斯各自治共和國、邊疆區和各州的支持，他以民粹主義的手法宣稱，這些單位想要多少主權，就可以拿多少主權。
國家首腦的這些行動以及其他一些類似的行動，不能不對國內總的政治經濟狀況產生影響。此外，葉利欽的行為遠不是那么前后一貫。最后，俄羅斯就成了一個無法管理的爛攤子，而他周圍的那些人，說得客氣點，遠不是什么通常所說的國之棟梁。他們就像蒼蠅圍著糞堆飛來飛去似的，圍在這位“主子”身邊轉來轉去，每個人都在追求個人私利，或是自己公司的利益。
地方看到聯邦政權是如此的不堪，便也開始各自尋求自己的活路。有的急急忙忙開始修改本共和國，本邊疆區、本州的憲法章程，而且修改后的文件往往跟俄聯邦憲法相抵觸；還有一些州剛走得更遠，他們開始準備提案，想要建立某些特殊的共和國，比如烏拉爾共和國。
葉利欽身邊的人見到國家管理上出現了這種災難性的局面，便提出了一個辦法：在聯邦政權和聯邦主體之間簽訂協議。于是各處一哄而上：幾年之內，簽訂了大約50個左右的協議。而這一切竟是在當時國內憲法還在起作用的情況下發生的！為了廢除這些協議，后來的俄羅斯總統普京真是費了好大的心力和周章，其中有兩個共和國，即韃靼斯坦和巴什科爾托斯坦，直到現在在國家預算中還列入了大筆。“為他們失去的機會” 而要求補償的經費。
葉利欽的國家被各種矛盾所撕裂，貪污受賄處處有肥沃的土壤，犯罪盛行，民族文化和傳統遭到毀滅。八年過去，葉利欽身后留下了一個衰敗、虛弱、管理不善的國家。國名還在，國土還在，人民還在，但國家卻只不過虛有其表。新上任的總統要把一盤散沙整合成一個具有全部國家特征的真正國家，真是要花費不少心力。
最后這5到7年時間，是一段“整合”俄羅斯的時期。每過一年，它就變得更接近于真正的，而不是虛擬的國家一點。采取的一些步驟，比如強化縱向權力和國防力量，比如在對外政策領域采取明確立場，比如在某些社會結構方面作出各種決定以確立基本法規……這些都不能不在某些社會人士中，特別是在所謂社會的自由主義一翼，引起憤怒的風暴。“警察國家”是那些西方應聲蟲和西方幫閑所給予今日俄羅斯的最溫和的評語。
而“自主民主”思想及其詮釋文字在媒體上發表后，引起了多么強烈的批評風暴和多么難聽的陣陣叫囂啊。劈頭蓋臉的臟水也潑到了第10屆世界俄羅斯全民大會的頭上。大會的主報告人--斯摩棱斯克、加里寧格勒都主教基里爾說，世界上當然存在著某些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行為準則，但這決不意味著西方的社會制度、民主原則、人際關系標準同樣適合于所有國家。每一種文明都有它自己的值得肯定的社會生活經驗，它同樣也有存在的權利。
在我國歷史上有幾個階段，國家曾處于極端艱難的狀態，面臨崩潰邊緣。但歷經種種考驗之后，俄羅斯重又站立起來，不僅找到了復興的勇氣和力量，更找到了繼續發展的勇氣和力量。
1613年大混亂時期之后的情況是這樣。其后100年間，俄國的新土地開拓者走過了自烏拉爾至太平洋的遙遠歷程，甚至開發了部分美洲大陸。中亞和北高加索也被收入俄羅斯帝國版圖。300年后，俄國成為了一個偉大的多民族強國。
到了1917年，新的震蕩出現了：兩次革命，破壞，內戰，失去了大面積的領土，國家的經濟潛力也遭到破壞。看來，俄羅斯帝國殘留的幾個部分似乎永遠也不可能再重新聯合起來了，似乎它也再成不了什么大國。然而，建立蘇聯的政治決定，20年的巨大努力，在人民付出了忍受艱難困苦的代價、推行了工業化以及其他種種重大改革之后，我國又躋身于高度發達的國家之列了。建立起來的生產和科技潛力，我國人民面對受奴役的危險在偉大衛國戰爭中所表現出來的團結一致，終使我國得以戰勝20世紀最強大的敵人--法西斯德國及其仆從。
二戰為我國人民帶來了無法比擬的災難。想當年那場無比慘烈的戰爭過后，我國處境之艱難現在真是難以名狀。人民當中最有勞動能力的一部分犧牲了，我國歐洲領土直到伏爾加河的一大片，上頭的國民經濟全被摧毀了。外國專家們“給了”我們4 0年到100年的恢復期。可是，經濟去在5到7年內全部恢復了。只不過上千萬人的犧牲至今卻依然有所感覺。
偉大衛國戰爭之后，蘇聯成了超級大國。它實際上已經恢復了1917年革命后丟失的領土。蘇聯成為世界政治中一支決定性的力量。
然后是1991年。統一國家被肢解成為15個部分，產生了嚴重的后果。這些，本書已經講得很充分了。但我國正在一步步站立起來，盡管許多東西都被破壞，被掠奪，被踐踏，但它正在恢復大國的地位。
我相信，經過這次震蕩，俄羅斯將重新奮起，占據自己在世界上應該占據的位置。需要政治家和人民的意志力，需要大家共同奮起創造，需要建立一個現代化的社會，但同時也更要保持并發展我國的歷史和精神傳統。
我相信俄羅斯人民和俄羅斯國家的未來，正是懷著這樣一種信念，我寫下了這些對祖國艱難歲月以及它未來命運的敘述和思考的文字。
尼?伊?留日科夫
2006年 12 月31日于莫斯科

譯者后記

我們這一代中國知識分子，大多有一段“剪不斷，理還亂”的蘇聯情結。因此，當 2007年春節過后，俄羅斯科學院遠東研究所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斯米爾諾夫博士突然打電話給我，告訴我富日科夫有一本關于蘇聯解體的最重要的新作已經殺青，希望能翻譯成中文出版。斯米爾諾夫問我是否愿意承擔這項工作，我由于手頭正有別的工作，便猶豫了一下。但他那迫切的口氣使我不得不改變初衷，給了他一個肯定的答復。
斯米爾諾夫先生曾兩度同我有過密切的文字之交，而且后來又承蒙他撰文在莫斯科報紙上對我和我的同事們的工作加以謬贊。這次他是應邀同俄羅斯國立莫斯科社會大學副校長、莫斯科名人俱樂部執行主席、原蘇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主席科京先生一同到哈爾濱來創參加2007年冰雪節的。為雷日科夫的新作尋找譯者并安排在中國的出版事宜，是他們此行的主要任務。他見我應允了此事，便邀我到賓館同科京先生面談。
科京向我簡要地介紹了這本書的大致狀況，答應回國后立刻把該書的電子版文字和圖片設法傳遞給我；而我則向他保證一定努力忠實地傳達原文，并幫助他們物色到一家合適的中國出版社來做這項工作，以不辜負作者的期望。這樣，這件事便定了下來。
科京回國之后，很快便通過特快專遞發來雷日科夫親筆簽字的版權委托，又通過電子郵件發來該書全文；再后來，又通過本書譯者中在莫斯科工作的徐明稼帶回圖片光盤。而我，則把此事向所在單位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做了匯報。院長曲偉先生和院老年科協深知這項工作的重大意義，表示積極支持，給予了極大的關懷和鼓勵。我們對國內幾家重要出版社的情況進行研究，認為還是請新華出版社支持這項工作為好，于是便把全書的簡介寄到了新華出版社。
很快，新華出版社打來電話，表示愿意同合作。于是我們邀請了吉林省社會科學院的研究員、資深翻譯家高文風、宋嗣喜和年輕的翻譯家李蓉，資深翻譯家、黑龍江大學的王育倫教授、省行政干部學院的王鄰德教授參加翻譯，并邀請在莫斯科常駐的徐明稼小姐擔任譯者同作者之間的“聯絡員”，并參加部分章節翻譯，擔任了一些技術性的工作。這樣就出現了譯者的如下分工（按章節順序排列）：徐昌翰：前言，第 1、4、5、12章；王育倫：第 2、3章；王鄰德：第6章；高義風：第7章； 李蓉：第8、9章；宋嗣喜：第10、11章；徐明稼：后記、作者小傳、圖片說明。最后，全書由徐昌翰作了統一校訂。
在此，我愿代表全體譯者，向所有對我們的工作給予幫助和鼓勵的領導和朋友們表示由衷的感謝。假如這本書能得到廣大讀者的喜愛，將是對我們的勞動，也是對這些朋友最好的回報。
徐昌翰
2007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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