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常委周永康東窗事發(fā)，黨內(nèi)倒了一只“大老虎”!

　　《炎黃春秋》的杜導正先生深感機會難得，于是“駕臨”鳳凰網(wǎng)，做了一次“內(nèi)涵豐富”的訪談。

　　訪談過程中，杜先生一個猛子扎進歷史長河，對周永康的是是非非講的不多，拉拉雜雜的倒是講了不少中共建國初期反腐斗爭的情況。只可惜筆者對杜先生的訪談聽來聽去，只總結出了一句話——反腐敗千萬別搞擴大化呀!否則“現(xiàn)在的問題一追，背后還有一大坨”，可就不好處理啦!

　　這是什么邏輯?混蛋邏輯!

　　讀者諸君誠若不信，姑且聽筆者將其訪談中邏輯混亂之處一一道來。

　　一、處理劉青山、張子善案件的影響到底有多大?

　　訪談開篇，杜先生就擺出一副“歷史見證人”的派頭，大談建國初期最著名的反腐大案----劉青山、張子善案。可能是因為劉、張大案在歷史上留下的史料證據(jù)太多，所以杜先生也沒敢太做發(fā)揮，只好老老實實地承認確實是黨的領袖毛澤東同志頂住了方方面面的說項，支持了薄一波的意見，對這兩個黨內(nèi)敗類堅決執(zhí)行了槍決。雖然如此，杜先生還是特意強調(diào)了一下，“(關于毛澤東批示處決的事)我沒有看到文件，但這個事情是可靠的”，聽起來承認的好生不情不愿，好生的無奈。

　　但是緊接著杜先生在主持人的配合下(這倆人配合得好像演雙簧的一般)，來了一個“話鋒陡轉(zhuǎn)”，直接放言“這（劉、張大案的處理）不是很了不起的、決定性的事情，因為當時整個共產(chǎn)黨的隊伍比較廉潔”，“（劉、張大案的處理）對當時中國共產(chǎn)黨的領導和政權來說，起了好的作用，但是不能說處理了這個，就能夠保證共產(chǎn)黨廉潔20年，不要把它的作用看得太大”。

　　誠然，建國初期的中共黨員干部隊伍的廉潔程度確實是遠遠超過當下的，但是干部腐化墮落的苗頭卻也是猶如星火，大有借力燎原之勢了。請看中共華北局在1950年11月28日的報告：“華北全區(qū)去年一年共處理了干部黨員貪污受賄腐化墮落者三百零三人，今年僅上半年就處理了此類案件五百三十一人。”其中“太原市七區(qū)區(qū)委書記趙城、區(qū)長任華等，自入城以來，除集體貪污浪費、挪用公糧、公款公約折合米麥八萬九千余斤外，并勾結私商投機倒把。趙城身兼三家私人商店的董事長，在私人煤窯頂有兩個好漢股（即今天的所謂“干股”。---引者注），并和十四家私商集股開設電磨坊，已儼然成為一個有政治特權的商業(yè)資本家”，“山西交城縣長孫進才等，在移交機關生產(chǎn)時，大吃大喝，編造假賬，詐騙國家小米七十一萬四千九百余斤，該縣政府和縣委會兩機關，一年來即揮霍浪費小米三十二萬四千余斤”“華北軍區(qū)后勤部汽車學校政治委員李晉吾（長征干部）被有重大特務嫌疑的私商引誘嫖宿，吸食料面（毒品）.......并隱藏特務惡霸的兒子，偽稱叔侄關系，終至畏罪攜公款桑三千余萬元潛逃”。這些鐵一般的事實終于激怒了毛澤東，也充分說明他的關于嚴防我們的同志在“糖衣炮彈”的進攻中敗下陣來的預言正在成為殘酷的現(xiàn)實。

　　面對殘酷的現(xiàn)實，毛澤東同志一聲怒吼：“三反不反，黨就會變質(zhì)。從二中全會算起，如十年內(nèi)不進行三反，共產(chǎn)黨就會變成國民黨。說黨不會變質(zhì)，只有進行三反這一條件下才有可能。如不進行三反，一樣可以腐化。過去在山上看不見，一到城里就看見了。要進行三反，馬克思主義才靈，不進行三反，馬克思主義、共產(chǎn)黨員八個條件都不靈。.......（對腐化墮落分子）有多少反多少，開除四百萬黨員還有一百八十萬。......在所不惜！”（以上內(nèi)容引自楊奎松《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史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9月1版，第265頁==273頁）何其堅毅果決，何其正氣凜然!試想如果沒有毛澤東同志在當時當?shù)匾运^對的權威大力推進“三反”運動，徹底扭轉(zhuǎn)黨風政風，何來其后二十年，甚至是后三十年的廉潔黨風?何來其后二十年，甚至三十年里和諧的黨群、干群關系呢?劉、張大案的正確處理恰恰就是“三反”這一波瀾壯闊的斗爭中涌起的一飚狂潮，是“三反”斗爭的有機組成部分之一。人們說正確處理劉青山、張子善大案影響了共和國的二十年，其內(nèi)涵指的卻是“三反”斗爭對其后數(shù)十年良好黨風、政風形成的決定性影響，表達出的是對共產(chǎn)黨開展“三反”斗爭的充分肯定。如果說劉、張大案作為個案影響尚屬有限，難道波瀾壯闊的“三反”斗爭也同劉、張大案的影響一樣有限嗎?

　　杜導正先生作為一名親歷當年歷史的老前輩，卻在言談話語中有意無意的把劉、張大案同“三反”斗爭的大局割裂開來，這不是邏輯混亂又是什么?

　　二、究竟是誰在“三反”斗爭中大搞擴大化？

　　杜導正先生在訪談中還大談了一番“三反”斗爭的擴大化問題。他說：“‘三反’、‘五反’運動，我看也起了一定的好作用，但是后來證明擴大化得很厲害。當時我在華北總分社，我們把辦公室主任高一凡逮捕了，他無非是貪污了一支鋼筆，另外就是買照相機收了一點回扣之類的，也不過幾百塊錢的事。后來趕快給人家平反了。”杜導正先生在這里為我們提供了一份多么好的“自供狀”啊!翻翻杜導正先生的簡歷，筆者發(fā)現(xiàn)其時杜導正先生正在新華社河北總分社擔任領導職務，其后更是官居河北分社社長之職。筆者不禁要問，如果“三反”斗爭中確實出現(xiàn)了擴大化的傾向，不也正是由杜導正這樣的人具體操作實施、推波助瀾才能最終形成的嗎?杜先生舉出這份材料本想要達到暴露“三反”斗爭擴大化的目的，卻于不經(jīng)意間亮了自己的底，把自己在“三反”斗爭中搞擴大化的真實面目徹底暴露了出來。邏輯思維之混亂，實在可見一斑!

　　再退一步講，即便杜先生訪談中提到的這件事情，或許情節(jié)確實不夠嚴重，但是在違法、違紀證據(jù)確實的前提下，依法、依紀給予處理，又何來“擴大化”之嫌呢?三國蜀漢先主劉備曾經(jīng)講過：“勿以善小而不為，勿以惡小而為之”，說的就是一個防微杜漸，守善除惡的道理。杜先生對客觀事實的認識，難道還在一個封建帝王之下嗎?杜先生用這樣的事情來證明“三反斗爭”的“擴大化”，邏輯上能成立嗎?

　　杜先生在這篇訪談中的論調(diào)，使筆者不禁想到了前幾天某位學者發(fā)表的“選擇性反腐”的高論，杜先生在訪談中提出的”防止反腐敗斗爭擴大化“的觀點，其實是與這一高論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只不過杜先生年紀高邁，有資格披著”歷史親歷者“的外衣，把自己的觀點提出得更加隱晦，也更加高明就是了。可惜的是，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正在以“壯士斷腕”的決心，以對一切腐敗行為“零容忍”的果決態(tài)度開展反腐敗行動。在這樣的大背景之下，筆者相信類似杜先生這樣的“高論”，終究也只能面臨“和者愈寡”的運命了。

　　“語言是思想的直接現(xiàn)實”，杜先生邏輯錯亂的一番發(fā)言后面，或許正掩飾著他惶惑的內(nèi)心現(xiàn)實吧?

　　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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