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經濟學家賈根良在《警惕自主創新戰略重蹈洋務運動的覆轍》等撰文中委婉指出官僚資本的禍害性之嚴重，實際上，他沒有在數據比對上分析出中國目前的官僚資本嚴重性程度已經遠遠超出歷史。而且，到目前為止，雖然中國反腐行動稱得上是大面積的反腐敗，但在事關國家命脈的金融領域，反腐幾乎是毫無動靜。在美國為了爭奪中國金融控制權的“海外反腐”虛張聲勢的倒逼情況下，一些高層特殊關系成分的人員開始撤離美國財閥集團，一些繼續依仗極其龐大的權利集團的庇護而毫無懼色。只要看看那些誠懇提出中國金融危險所在的文章評論，就知道大量奴才走狗囂張是如此的事出有因。由此更應該明白代表官僚利益的茅于軾、厲以寧為何總能夠進入發改委研討經濟改革。

　　在談論中國經濟致命性問題歸咎上，一直有一種說法是房地產經濟的危害性。這種談論實則就是避重就輕，是避實就虛之說。其實，沒有中國金融的禍害，中國房地產經濟早已經安全著陸。就因為中國金融領域已經破敗不堪，在中國本土實體經濟、品牌產業遭遇外企的大面積的攻城掠地的時候，才使得城市化建設為國家重點經濟建設的大踏步進行。最值得一提的詭異是，中國這種所謂的經濟改革是在遭遇美國戰略東移，東海南海頻頻顯示出戰爭威脅的戰爭來臨之際。

　　國際上任何一個國家的戰略學者，都明白經濟戰略的最基本兩大項：一，實體經濟是一個國家的真正實力;二，品牌經濟是一個國家爭奪國際市場非常有效的武器。實體經濟，簡單來說，具有軍事戰略的意義是在國家面臨戰爭的時候，能夠擴大國家軍事(說到底就是武器生產)實力，也是一個國家抗拒侵略、提升國際地位的戰爭實力的構筑;是對本國國家安全、國民生命健康和安全的保障。而品牌經濟，實際就是維持國家出口產品的形象，是對國家出口產品高利潤的保持和提升的源動力。筆者此前文章《金融經濟改革，是一場賣國與愛國的民族生死搏殺》論述了出賣民族品牌經濟等同于出賣市場，國內市場讓位外企，還包括出賣了國際市場。

　　三十多年來，中國改革不僅沒有重視經濟戰略中的這兩個基本戰略大項問題，而是不斷嚴重破壞兩大基本戰略。由此，我們就能夠理解茅于軾等所謂的經濟學家為什么沒有國家概念，因為他們早把中國當成了美國傀儡，把中國當成了美國一個地區。他們的經濟戰略思想完全淪為美國國家利益的戰略思維套式下思想。

　　雖然在08年就被具有綜合性戰略觀的軍方代表人物的戴旭戳穿了GDP謬論，但時至今日，中國經濟改革的所謂戰略，實際還是瞄準混亂的GDP總量增長速度，有意忽視金融危險性和基本經濟戰略。

　　我們不妨再次來揭穿。

　　2012年，中國GDP總量是519322億元，約合83626.7311億美元。而根據中國海關總署公布的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為38667.6億美元，其中，作為“世界工廠”我國2012年的加工貿易進出口達13439.5億美元，出口8627.8億美元，進口4811.7億美元，凈出口額為3816.1億美元。曾有計量經濟學公式計算得出，加工貿易的凈出口額每增加1億美元，我國GDP就增加12.60104億美元。由此可簡單得出，2012年光是加工貿易進出口就奉獻了48086.8億美元的GDP。僅此一項就占到了GDP的一半以上，雖說加工貿易的進出口并不全是外企在做，但絕大部分是。在博鰲亞洲論壇2013年會上，有學者項兵一語驚人，他表示：中國特別開放，70%的GDP來自于貿易，中國也超過了德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出口國，但很多人沒有意識到絕大部分中國的出口是外資企業的出口，沃爾瑪從中國的出口就占了中國總出口的10%以上。

　　本年度，中國官網統計數據顯示，在華外企已達28萬多家，資產總值超過2萬億美元。在華28個產業中，有21個產業的前5名都是外資或合資企業。從行業上看，金融、保險、電信、汽車、物流、零售、機械制造、能源、鋼鐵、IT、網絡、房地產等，凡此種種，這些熱門行業都有外資進入。并購方陣營中，來自美國的跨國公司最多，占比超過30%，歐盟企業次之，約占27%，來自韓國、東盟、日本、臺灣、香港等國家和地區的也占了不小的比例。

　　臺灣的制造業幾年前就已有6成轉移到島外，其中又有6成之多在大陸，臺企在中國大陸大約有8萬多家，雇用員工數超1000萬人，光是富士康就解決了上百萬人的就業，并且給大陸創造了大量的GDP，在長三角出口重鎮昆山工業區、蘇州工業區、在珠三角的出口重鎮東莞大工業區，都是臺商云集之處，每十間廠房就有半數以上是臺企。富士康在大陸一年的產值就超過云南、新疆、貴州、甘肅、海南等多個省份的全年GDP，此外還有華碩、廣達、仁寶等臺企無不是中國GDP的貢獻大戶。

　　對于GDP的貢獻，日韓企業也當仁不讓。2012年國家統計數據顯示，2010年外企(除港澳臺資)共138298家，其中日企22307家，占16.13%，在中國直接雇用約300萬人。豐田、本田、日產、松下、鈴木、五十鈴、日產、三菱、索尼、佳能、夏普等著名日企都入駐中國，建立加工工廠，有的甚至在中國成立研發中心。韓國的三星、現代、樂天、韓泰等各不既是來中國的掘金者，又是GDP的貢獻者。

　　以2011年為例，依據GNP與GDP相關數據推算，中國GDP 約為47億元，GNP約為34萬億，這意味著在光鮮的47萬多億的GDP下，至少有13萬億的利潤被拿走。2013年1月18日，中國科學院國家健康研究組在北京對外發布《國家健康報告》第1號更指出，中國的國家財富流失觸目驚心，每年被跨國資本抽走的“血汗財富”大致相當于國內生產總值(GDP)的60%左右。等同于說，中國60%的GDP是外國的GNP!

　　所以，從具體數據上看得出，中國GDP對外貿是有著明顯高于他國的依存度，各地尤其是沿海省份經濟一度主要依靠外需來拉動。包括凱恩斯在內的西方經濟學說認為，拉動GDP，需要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但中國長期以來，外企投資和外貿出口是拉動GDP的主力。中國龐大的市場、廉價的勞動力和豐富的資源，就在毫無戰略的中國經濟改革派手上，被追求自身利益的外企大量的吞噬。外企在中國創造的產值就這樣被納入中國的GDP，實際利潤卻一毫也不會留在中國，完完全全納入了外企屬國的GNP，對于這種GDP的歸納法，筆者不得不說就是真正的賣國經濟學。這種賣國經濟學，通過炫耀“被平均、被強大、被幸福著”的GDP的誘人數字，以欺世盜名之虛，行賣國之實，無異于掩耳盜鈴。

　　中國GDP不斷增長，就快要世界第一，絕不是什么虛的，但這種GDP一直未能讓國民真正享受到GDP帶來的紅利效應，相反，卻帶來了惡劣環境，毫無資源戰略的賤賣使得資源不斷匱乏，人均年收入世界排名不斷下降，還要讓人民為經濟惡作劇買單。

　　中國GDP有相當大部分依賴外國創造已經是不容置疑，再除房地產企業貢獻的10%左右的泡沫橫飛的樓市GDP，也可見真正由本土企業創造的GDP嚴重低下。外企對GDP的貢獻雖然成就了中國的經濟總量排名，但也讓中國的經濟對其過于依賴而充滿了巨大的危險性，這種巨大危險性在于不對等的開放。中國確實需要改革開放，但實際上存在嚴重的不對等開放，尤其是中美開放的不對等，比如美國對中國的華為、三一重工等的封堵。在此基礎上，中國卻繼續制造自貿區等金融獨立王國的鬧劇，不打擊外企直接進入或者通過金融領域滲透房地產經濟的情況下，繼續以城市化建設為重點經濟建設，為外資脫逃房地產經濟和金融套現制造充足的時間。

　　我們不妨再來看看外企是如何進入中國房地產經濟。

　　據中國商務部統計，2004年房地產業新設立外商投資企業1767家，合同外資金額134.88億美元，實際使用外資金額59.50億美元。這些只是房地產開發領域的外資數量，不包括外資從市場上購買的房地產數量。在上海，外資購買的比例已經接近20%。外資購買國內的房地產呈逐年上漲的趨勢，并于2005年達到了高峰。外資成為2005年中國樓市最大的新聞。2005年-2006年，中國房產銷售市場的低迷與海外資金大舉進入中國房產市場的迅猛勢頭形成了強烈反差。海外投資機構是2006年初幾個月買房的主力軍。最近的例子是，摩根士丹利在一個月不到的時間里對浦東新區世紀公園旁的陸家嘴中央公寓連續出手，以約3.8億元人民幣先后吃進2棟樓近170套房源。而在中國房地產市場前沿陣地的杭州，美國最大的商業地產商西蒙集團也把自己的第一筆投資“放”在了杭州，與摩根士丹利和深國投共同投資建購物中心。

　　2007年，《南方都市報》報道，中國房地產和在國內外市場上市的股票的總市值已經是中國GDP的3.5倍(有一種說法是到目前為止，中國房地產市值可能超過了GDP的四至六倍)。

　　2009年底到2010年一季度，國內房地產市場異常火爆。當時美元套利交易升溫很快，境外資本流入國內顯著增加，許多拍出“地王”價的公司都具有外資背景。有數據顯示，2009年在上海千萬豪宅的購買者中，擁有上海戶籍的僅占10%，而外籍人士和港澳臺人士則分別占23%和16%。境外資本。其流入渠道和形式，以成立外資房地產公司或參股開發房地產項目方式流入的境外資本為主，而在非居民境內購買商品房中，以境外房地產基金在境內大量購買商業樓盤和高檔住宅為主。

　　2010年，人民網刊登中華工商時報文章指出，摩根斯坦利、高盛、麥格理、瑞銀、花旗、美林、瑞星思達、華平投資、軟銀亞洲、凱雷投資、凱德置地等頂級跨國投資公司已不同形式進入國內房地產業。近年來，境外資本流入中國房地產行業的勢頭迅猛。

　　以上數據可能看不出背后深層次問題，但從原摩根大通的亞洲代理人方方創立華倩會組織籠絡太子黨，協調衙內經濟開始，進行綜合分析，從近十年官僚資本的爆發性增長看，中國國內官僚資本糾合國外大財閥集團已經形成了戰略聯盟。因此，他們也敢大膽派出人員參與“全球影子政府”會議。

　　很多人不理解美國的海外反腐敗，實際上連貫性結合華爾街日報(美國對在華代理人的不信任文章登載)就可以看穿是戰略聯盟內的權利爭斗，美國的戰略東移，華爾街的海外反腐，南海的紛亂加劇，是實質性的必然。美國尋求的是戰略聯盟權利的主導地位，同時拋出摩根大通賄賂的中國高官，是一種戰略聯盟次權利的虛位以待，也是對華官僚資本集團權利變化的積極性觀望。

　　中國一系列的經濟改革動作遭遇左派的不斷質疑，在一片質疑聲中，對官僚資本的禍害性的闡釋說出了根本原因。

　　2010年世界銀行報告稱，中國0.4%的人口掌握70%的財富，美國是5%的人口掌握60%的財富。中國的財富集中度世界第一，成為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在2010年中國財富管理論壇上，美林集團發表了最新的年度全球財富報告，2010年中國百萬美元的富豪達到24萬人，所掌握的財富總額達到9690億美元，相當于其余13億中國人創造的社會財富的總和。

　　《遠東經濟評論》2010年第4期報道：至2010年3月底，內地私人擁有財產(不包括在境外、外國的財產)超過1億元的有3220人。其中，有2932人(超過90%)是高干官員子女，他們擁有資產達20450余億元，平均每人6.7億元。2932人中：廣東1566人;浙江462人;上海225人;北京195人;江蘇172人;山東141人;福建92人;遼寧79人。5個最重要的領域--金融、外貿、地產等行業中，85%～90%的核心職位掌握在高干官員子女的手中。截至2005年底，僅海外高干官員子女親屬經營的中國進出口貿易每年就達1千多億美元，擁有財產6千億美元以上，海外定居的高干官員(裸官)親屬超過100萬，其中高干官員配偶子女20多萬人。

　　對以上三個方面論證中國官僚資本的雄厚如果有疑問，那么2010年4月初，國務院研究室、中紀委辦、中國社會科學院，完成的《全國地方黨政部門、國家機關公職人員薪酬和家庭財產調查報告》則是有力的印證。

　　加上斯若登揭秘的“近十年來，近三十萬億黑金流入美國紐約”，由此我們可以推定，讓無國界觀點的大罵愛國賊的官僚經濟學家茅于軾等參與和重視的經濟改革，是不顧國家金融的危險，為官僚資本尋找出路的所謂經濟改革。如果說清末民初的軍閥是各自為戰，那么僅僅通過剖析房地產經濟的發展，我們就完全可以看穿今天中國的官僚大財閥逐漸形成了與外部勢力的糾合后對小財閥的絕殺伎倆。為什么中國不在金融領域反腐敗?從國企改革習大的原則性提議到香會軍方脫稿演講遭遇許多所謂的專家談外交理性甚至直接抨擊軍方發言，我們應該知道一股內外勾結的邪惡力量正在挾制中國難得的官方正義。雖然如此，但中央紀委張英偉指出社科院的“四大問題”：“每逢敏感時期，進行不法的勾連活動”，“接受境外勢力點對點的滲透”，要求全院“高度保持政治敏感性”，“絕不容忍任何人搞特例”，還是讓人看到了中國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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