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藥科大學 張志坤

　　一群中國國際關系與外交問題專家聚集在一起評判如今中國的外交困境，會有這樣的事嗎?

　　還真有這樣的事。6月12日，《環球時報》刊發了題為《中國外交的轉型及其困境》的專家、學者討論綜述，一眾知名的中國外交專家學者聚集在一起縱論當今中國的外交困境，真是令人大開眼界，筆者以為，不消說與會專家學者的觀點有多么高深莫測了，就他們聚會評說中國外交困境這件事本身，就讓人感覺十分地新鮮。

　　其一，忽然出現了“中國外交困境”一說，這很新鮮。

　　筆者以為，一直以來都在宣傳說當代中國外交成就輝煌，創造了一系列驚人業績，特別是在“韜光養晦”戰略原則的指導下，幾乎所向披靡、無往而不利，用《環球時報》這家知名報紙的知名社評文章經常使用的話說就是“不怒自威”，用一些專家學者的話說，如今中國的國際環境從來沒像現在這般寬松，對中國而言，戰爭的危險已經微乎其微，我們的朋友遍天下。如此這般了不起的中國，怎么忽然出現了“外交困境“呢?這難道不是很新鮮的事情嗎?

　　其二，專家學者忽然對中國外交不看好了，這當然新鮮

　　中國國際問題專家學者一直都在對中國的外交歌功頌德，舉凡中國對外每一舉措動作，都能得到他們手舞足蹈般的歡呼叫好。其中特別是中美關系，歷來是他們謳歌贊美的對象。從邏輯上講，美國是當今世界的老大，與老大關系搞定，中國還怕什么呢?還有什么“困境”可言呢?

　　那么，中國與這個老大的關系究竟怎樣?按照專家學者長期以來的訓誡，中美關系已經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誰也離不開誰”的程度，已經到了“只能合作，除了合作別無出路”的地步，兩國現在已經“進入互相塑造階段”，目前正處在從“經濟相互依存”到“安全與政治相互依存”的轉型階段，未來將達到“政治經濟綜合相互依存階段”。這是多么美好燦爛的前景啊!

　　可是，“忽如一夜‘春風’來”，同樣是這些專家，卻突然聲稱中國外交出現了“困境”，這就不能不令人倍感新鮮奇怪了。

　　其三，或有可能是業界內訌，這更加新鮮

　　如果別人議論說中國外交困境，我等或者可以姑妄聽之，但業內權威人士對本業界如此評說，則不可等閑視之。這是不是有內訌之嫌呢?因為這其中一個重大問題就是責任問題，如果說今日中國外交困境屬實，那么國人接下來就要追問，這是誰造成的?主客觀原因到底是什么?拋開外部環境不說，就主觀原因而言，這到底是誰的責任，是政策指導失誤，還是具體操作不當?是某些人工作不力還是外交智庫集體無能?當代中國國際關系已為天下顯學，智庫林立，各類專家多如牛毛，難道在困境出現之前這些人都在呼呼大睡，只是剛剛醒來才發現陷入困境的嗎?這個時候搞事后諸葛亮的做派，究竟是在打自己的嘴巴，還是打別人的嘴巴呢?

　　真是夠新鮮的了!

　　其實，天下的路很多，誰也不會一條路跑到黑，外交也是這樣。所謂“中國外交困境”，說白了，不過是中美關系出問題了，這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須知，活人不會被尿憋死，中國外交不會、也不該在一棵樹上吊死。現在，中俄關系不是打開新的局面了嗎?中國不是正在向中東、非洲發展自己的戰略空間嗎?東方不亮西方亮，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竊以為，中美關系的眼前之失，從長遠看，是有巨大積極意義的，因為只有這樣才能促成中國外交真正的轉型，而不是什么“做善意的大國”之類，中國從來不缺少善意，甚至可以說，已經被“善意”害得夠苦了，現在需要拿起手中的大棒。如果說“從美國的經驗看”的話，這才是最重要的經驗。

　　附：中國外交的轉型及其困境

　　(環球時報 2014年6月12日)

　　孫哲：中國要做善意的大國

　　人類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開創性的外交理念和寬容的心態等，這些外交理論中國提了很多，但是要把這些理論具體化到外交實踐上，中國自己也沒有做到。中國在經營周邊外交甚至在和美俄等大國打交道的過程中，都愿意以經濟手段加強與這些國家的關系。但是在主權、海權和漁權等問題上寸土不讓。中國責任在哪里?中國對別國讓利，別的國家在拿到了中國的好處之后是否愿意向中國讓權，中國需要對自己所提出的新的外交理念及其實踐的情況進行反思。第一，怎么落實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責任共同體，中國的責任應該更明確一些。第二，管控危機的問題。中國不希望外交激化，但我個人對中國管控危機的能力持懷疑態度。中國外交不能采用不服我就打你這種姿態，要多邊對話。第三，中國經濟發展后還沒有做到精神上真正的崛起。從美國的經驗看，不僅要做一個大國、強國，還要做一個善意的大國。(作者是清華大學國際問題研究所教授)

　　孟祥青：化解外交困境要走中庸之道

　　中國外交的困境表現在理念和政策。如何化解，還要回到我們五千年文化中去，就是中庸之道，在困境中不能過激也不能保守。中國外交要處理好五個基本關系。一是理念與政策，新中國成立以來，提出了很多理念，我個人認為這些理念符合中國幾千年來的文化、符合中國外交大環境、符合世界發展潮流，也符合大國發展的教訓。二是主權與發展。主權和發展這兩方面的關系越來越密切了。到2020年建成民主的繁榮的現代化國家這個目標不能動搖。在處理主權問題上，當年鄧小平擱置爭議是對的，這個沒有過時。第三方面，和平與安全。這兩者有矛盾，為了安全肯定會有沖突，怎么辦，就要管控危機，防止戰爭爆發。第四方面內政與外交，中國正處于初級階段，應追求初級階段的外交。最后韜晦與有為，韜光養晦主要是后面，有所作為，是中庸之道，沒有必要去爭論要不要放棄，主要是界定哪個需要作為，作為什么。(作者是國防大學戰略教研部戰略研究所教授)

　　王帆：采用更適當的現實主義

　　什么是恰當的戰略，講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取決于實力和手段的運用，但恰恰在這些問題上我們對這兩者的判斷會出現一些問題。比如，實力，我們對我們的實力究竟怎么看，爭議很大，我們的手段達到了怎樣的程度也是問題。大家的理念都很好，但是落實到政策上怎么樣，能不能實現又是另一回事。

　　美國是理想主義的理念，做起來卻是現實主義，我們也是現實主義，但這個現實主義如何做得更恰當、更合適，能夠讓周邊國家接受，是一個很大的問題。(作者是外交學院副院長)

　　龐中英：很多困境是中國外交自己造成的

　　王帆教授的書里提到兩個困境，第一個是崛起困境，第二個是發展困境。我覺得主要是崛起困境。我看很多西方中國問題專家，他們都用“窘境”。

　　我認為所謂“窘境”，就是自己和自己打架。比如干涉問題，不論是韜光養晦還是有所作為，本質是中國要不要干涉，或者是干涉、介入到什么程度。韜光養晦的極端就是不介入，就是沒有原則、沒有外交。在實踐中，中國就是不干涉內政和介入相互結合在一起。這就成了中國外交自己造成的困境。

　　其他困境，比如和俄羅斯結盟的問題，中國外交是“不結盟”，但是有自己的解決方案，是伙伴關系，這確實是個解決方案。但有人想要把敵友分清楚，我認為敵和友沒法分清。現在這些困境主要是我們自己的困境，是我們自己給自己設立了困境。(作者是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國際政治教授)

　　高祖貴：三大歷史進程碰撞，阻礙中國外交戰略規劃

　　我認為中國外交戰略規劃不夠清晰，是因為幾個歷史進程攪在一起。一是中國正在重新界定自己的角色、地位、戰略中國自身的發展到底要走到什么程度，怎樣實現自己的發展。二是世界也在矯正自己的發展，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的結構調整，到底怎么辦。是自由主義那套東西、資本主義那套，還是各辦各的?我們既是一個環節，也是一分子。

　　從東亞或亞太地區范圍看，是三大進程，第一個是美國自己在亞太的重新調整，美國的綜合實力相對下降，但還在繼續謀求未來二三十年的主導地位。第二個是中國的進程，中國正在改變地區的格局，開始設定這個地區的規則。第三個進程是日本，日本要重振他的地位，防止地位下滑，尋求正常化。

　　亞太地區的三個歷史進程，未來會碰撞、搭配出什么結果，現在看不出來，所以現在我們僅僅是危機管理模式，還沒有設計或規劃出一套戰略。可能過了危機激烈的階段，很多問題能夠靜下來;或者危機變得很緊迫，人們才開始思考。只有這樣，地區規劃上就會看得很清楚。(作者是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中心教授)

　　高飛：重新恢復外交中的價值體系

　　我認為對中國外交造成重大影響的就是價值體系，應該強調義利觀的重要性，重新恢復外交中的價值體系。我們一直強調要建立利益共同體，但利益永遠是不能持久的，利益一致是共同體，利益不一致反目成仇。美國為什么弱成這個樣子世界很多國家還愿意跟它走，最主要就是認同它的價值。所有的東西，如果指向利益的話，結果只有一個，伙伴越來越多，朋友越來越少，這意味著這個國家務實，更加務實的言外之意就是別人會和你講條件，你給我什么好處我再給你什么好處。我把中國整個發展分成三個30年。第一個30年，我們核心是意識形態;第二個30年，核心是發展;第三個30年，最核心是一國價值重現，從這個角度來說，價值重現不僅在內政，還要在外交中體現出來。應對復雜世界，如果一定有什么提綱挈領的東西，就是價值，以此解決外交中的所有問題，還是有相通性。▲(作者是外交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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