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2日，中共第十八屆三中全會閉幕。最后形成的決議文件雖然有許多亮點，但在深化改革的最根本問題上，卻并沒有給出明確答案。古語云“一招不慎，滿盤皆輸”。世事的發展往往就會如此：所有的一切都非常美好，只有一個不好解決的問題沒解決，而結果恰恰就會因為這唯一沒解決的問題而功敗垂成!

　   只完善市場經濟而不發展社會主義，是中國改革與發展的致命性錯誤

　　本次會議的關鍵意義在于確立了“到2020年，在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上取得決定性成果，形成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有效的制度體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具體內容是要理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而在涉及社會主義問題的基本經濟制度上，卻仍然只是老調重談，甚至向著私有化、資本化、市場化方向更具體地進了一步。這種只完善市場經濟制度，卻不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做法，明顯是個錯誤。

　　習近平在關于《決議》向全會作的說明中指出：“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這次全會決定提出的一個重大理論觀點。這是因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關系”;“應該把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修改為‘決定性作用’”。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楊偉民在詳解十八屆三中全會亮點時說得更露骨：“從‘基礎’到‘決定’，2個字的改變，意義十分重大，是《決定》最大亮點和重大理論創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論斷，會同樣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給我國再爭取一個20年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從客觀上看，“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對的，認為“經濟體制改革仍然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也是對的。但是，這種把“市場秩序不規范”當作“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仍存在的主要問題，從而單純把市場化改革當作“深化改革的戰略重點、優先順序、主攻方向”的改革和認識卻是明顯片面、錯誤的。財經委楊偉民的這種市場化改革可以“再爭取一個20年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說法更是盲目樂觀，甚至自欺欺人。

　　制約當前中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一系列經濟問題的關鍵因素果真是“市場秩序不規范”嗎?這缺乏理論與現實依據。當前中國的確存在“市場秩序不規范”的問題，但這并非是導致和產生中國經濟一系列問題的關鍵。真正的問題在于基本經濟制度上的，在于私有經濟的弊端和國有經濟的弊端都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并持續發酵所產生形成的。

　　人民群眾嚴重不滿，迫使黨中央必須重視解決的“社會分配不公問題”，是根源于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化不足，還是我們國有、私有的基本經濟制度有問題?幾乎世界第一的貧富差距問題產生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僅僅是“市場秩序不規范”造成的嗎?如果我們黨和政府還有一點點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常識，真的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思想原則的話，就應該認識到：導致產生這種巨大貧富差距問題的根本原因在于雇傭生產勞動方式，在于我們社會的基本經濟制度!

　　與老百姓生活密切關切的“社會保障、民生福利問題”難于解決的關鍵也是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化不足嗎?不是。這一問題的產生根源也同樣在于我們基本經濟制度上的不合理。在這種資本雇傭勞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在經濟全球化發展的前提下，決定經濟社會發展的“資本”是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流動的，那里成本低就到那里。這就使資本有了向國家、政府和民眾講條件的可能，如果對一國的稅率、勞動成本不滿意，資本就會溜走，一國的經濟發展就會出現問題。這就逼使政府不得不以緊縮財政開支，縮減民眾工資、福利待遇的方式，來壓低本國勞動成本。而所謂“財政緊張、赤字”的本質不過是政府不敢向資本家征稅，同時又不想由人民自己來確定財政政策的結果。這才是導致一國“社會保障、民生福利”問題難以解決的根本原因。

　　對于經濟發展中的“生產過剩危機”，其產生原因主要也不是市場秩序不規范、市場化不夠的結果，而同樣是根源于中國社會基本經濟制度中的那種雇傭勞動關系。在這種雇傭勞動關系下，在13億人口大國的情況下，生產可以無限增長，而勞動者的工資卻長時間停滯不前。這就導致中國經濟的世界性巨額擴張。而一旦爆發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機，歐美世界的出口市場萎縮，必然導致中國制造業產能的嚴重過剩。因此，進一步擴大中國社會的市場化程度，規范市場秩序，以市場決定資源配置，雖然可以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的增長，但對于解決這種生產過剩危機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問題的關鍵，仍在于中國基本經濟制度上的雇傭勞動特點。不解決這種基本經濟制度上的問題，中國就沒有辦法解決龐大人口的生產與生活問題。

　　還有，嚴重的“官僚腐敗”、“司法不公”、“官民對立”、“社會群體性事件不斷”等等問題，明顯關鍵不在于什么權力過分集中、市場化不足的問題，而是缺乏合理的經濟發展方式，只片面的發展私有經濟，搞惡性招商引資，形成一種官商勾結起來共同欺壓民眾的結果。這些問題的正確解決方式在于改善政府執政的同時，改善我們的基本經濟制度，放棄片面追求存在弊端的私有經濟發展的做法和思路，而創新發展出一種真正有利于經濟發展，利國利民而不會導致貧富差距，無需招商引資，也不會有官商勾結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來。

　　顯然，當前中國的很多問題其實都并非是市場化不足造成的，而是我們社會更深層次的基本經濟制度不合理造成的。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體系的確可以一定程度上促進經濟和社會的發展。但如果我們不解決更根本、更重要的基本經濟制度上的問題，那這種市場化改革的積極成果就是相當有限的，甚至可能是有害的。因為在這種雇傭勞動的基本經濟制度下，資本的利潤是永遠要不斷下降的。一旦人民生產水平得到一點提高，就又會爆發經濟危機，又會葬送曾經的發展成果。現在的中國還有一定條件去對付私有經濟的這種弊端，而一旦私有化、市場化發展到一定程度，從而喪失了應對私有經濟弊端的有效手段和方式，那中國再爆發經濟危機就一點辦法也沒有了。

　　現今中國的基本經濟制度：私有經濟和國有經濟，各自存在的問題和弊端都是非常明顯的，為什么我們的黨和國家要對此要視而不見呢?回避經濟社會根本問題和弊端的做法，是我們黨中央和國務院對我們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表現嗎?的確，“當前我國存在的問題，根本上說還是發展問題。推進經濟持續健康發展是黨和國家的首要任務”。但是，我們該如何發展?僅僅“市場化、私有化、自由化、國際化”就能解決嗎?我們的經濟學家、理論工作者都在干什么?難道看不出這些經濟與社會問題產生的真正根源都在于基本經濟制度不合理嗎?私有經濟的弊端和國有經濟的弊端不是早就眾所周知了嗎?僅僅這“四化”就可以這些問題，就可以有足夠的“改革紅利”讓中國的社會和人民擺脫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嗎”?為何黨和政府只能看到這“四化”的一點“改革紅利”，卻看不到這“四化”背后潛藏的危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這“四化”方面應該是中國學習的典型吧，但西方國家爆發的那種幾百萬工人的大罷工如果發生在中國，那會是一種什么樣的結果和局面?

　　筆者早在多篇文章中就論證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本質是資本主義的制度陷阱，是所有資本主義國家都會面臨的一種發展“飽和現象”。在這種資本雇傭勞動的經濟制度下，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就會出現一種因工人工資、福利待遇水平相對資本利潤過高而無利可圖，從而導致資本生產與人民生活同時下降，并長時間難以發展、提高的現象。要想擺脫這種“中等收入陷阱”，必須依靠技術創新、新產品和市場的開辟、新資源和勞動力的開發等外部助力因素才行。在當前中國，調整經濟結構，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大力發展科學技術，發展服務業的經濟政策是正確的。但顯然還遠遠不夠，即使加上進一步的市場化，‘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也遠遠不夠!因為即使這種市場化改革促進了一定的經濟發展，也遠不足以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且，只要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不變，這種“紅利”很快就會消失，資本由于互相之間的激烈競爭而又會趨于無利可圖，生產又過剩，又是“中等收入陷阱”。印度、拉美國家、非洲國家在“自由化、市場化、私有化、國際化”方面遠高于中國，但有那一個國家跨越了所謂“中等收入陷阱”?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人楊偉民胡說什么“‘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的重大論斷，會同樣極大地解放和發展生產力，給我國再爭取一個20年的改革紅利期，助推我國順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明顯是自欺欺人。真正有效克服和解決“中等收入陷阱”的辦法和出路在于改變私有經濟制度，變資本雇傭勞動的生產方式為勞動者平等合作的生產方式，也即實現一種真正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方式才行!

　　顯然，這次三中全會所確定深化改革的政策決議，整體上存在一個根本的致命缺陷，就是：只強調完善和發展市場經濟，卻不強調、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

　　什么是社會主義?本質上，社會主義就是對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的缺點弊端的一種有效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制度沒有缺點弊端嗎?這種缺點弊端不應該去解決嗎?解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弊端，就是社會主義。在當今中國基本已是資本主義私有經濟的天下的情況下，中國為什么不能去發展社會主義，從而去克服和解決資本主義私有經濟存在的弊端?建立可以有效解決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弊端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才是當今中國最緊迫、最重要的事情。

　　在這次三中全會深化改革的政策《決議》中，“堅持問題導向原則，把經濟體制改革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發揮其對其他領域改革的‘火車頭’牽引作用”是對的。但經濟體制改革不能只是市場化改革，也必須同時是一種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完善與發展。市場化改革是對的，但是必須建立在“社會主義”這個前提基礎之上，必需要避免私有經濟制度存在的弊端。否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就沒有必要在前面加上“社會主義”四個字，“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會變成“有中國特色資本主義”，中國的市場化改革就是錯誤的，最終就是有害的。改革，必須以科學和正確為前提，不能以無知或故意的無視，來誤導中國社會的改革與發展。弊端重重的國有經濟在市場經濟發展大潮中的命運和結果是眾所周知的。在深化改革的過程中，只發展市場經濟，不完善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是令人們無法理解的事情。

　　在事關國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重大改革事項上，稍有差錯就可能導致“蘇東劇變”式危機的發生，導致黨和國家的危亡，造成人民群眾的巨大傷害。特別是在涉及國有企業改革的部分，國有企業是現存社會主義事業的根本基礎，事關重要，從根本上決定著黨和國家的根本前途和命運。右派主張市場經濟是對的，但左派主張社會主義也是對的。在深化改革中，我們不去解決國有企業的未來發展和社會主義前途命運的問題，而只是大力完善市場經濟制度，任憑國有企業和社會主義事業基礎在市場經濟的洪流中逐漸消亡，這顯然是非常錯誤的。

　　中國找到一種既符合市場經濟的原則要求，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社會主義原則要求的基本經濟制度、生產方式，才能既使左、右群眾們都接受，又能解決實際經濟社會問題的方法、道路和制度，才是中國繼續發展進步的唯一出路和希望所在。從2014年到2020年，不過區區6年時間，時間短促、問題眾多，任務艱巨而復雜。在這最后6年的關鍵時刻，如何彌合左右之爭，找到共識、促成團結，真正建立起完善、發達、科學、有效的解決現實經濟社會問題的理論、道路和制度，實在是一件太重要、太艱巨、太需要智慧和勇氣的事情。

　　央視《新聞聯播》在11月13日罕見頭條播發了習近平在9月17日黨外人士座談會上的講話內容。習近平指出：“中國共產黨人抓改革，從來都是為了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制度總是需要不斷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勞永逸”;“以重大問題為導向，抓住重大問題、關鍵問題進一步研究思考，找出答案，著力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一系列突出矛盾和問題。解放思想的過程就是統一思想的過程，解放思想的目的是為了更好統一思想。思想統一了，才能最大限度凝聚改革共識，形成改革合力”;“希望同志們繼續發揮人才薈萃、智力密集的優勢，緊緊圍繞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問題，在深入開展調研的基礎上，提出具有前瞻性、戰略性、可操作性的意見和建議”。

　　顯然，習近平的這些話，顯示出一個國家領導人所應具有的胸懷天下、腳踏實地、一心為民、聰明睿智的偉大品質。沿著這番講話的思路，的確可以找到一條彌合左右分歧，團結大多數人民，實現中華民族崛起的有效、正確的道路。但是，我們強烈希望黨和國家領導人的這番表態是真誠的，這次改革是真心為人民服務、為國家著想的，不能只是為了資本家階級的特殊利益而不顧整個國家和人民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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