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報：防止冤假錯案，需要有人站出來！

       近日，最高人民檢察院下發關于調查核實偵查違法行為的試行意見，旨在加強對偵查活動中違法行為的調查核實工作，明確規定對于存在違法嫌疑的偵查行為，應當采取多種方式進行調查核實，并可視情況建議更換辦案人、排除非法證據。這是司法機關轉變司法理念、防止冤假錯案所作的又一次努力。

　　從修改后的刑訴法確立尊重和保障人權的重要原則，到中央政法委出臺首個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再到司法執法機關出臺一系列政策措施強化執法規范性，我們看到了政法系統解決群眾反映強烈的執法不公、司法腐敗等問題的信心與決心。

　　沒有規矩，不成方圓。制度是打擊犯罪、保護人民的最有力武器。只有扎緊制度的籬笆，讓每一名辦案人員都在制度的監督制約之下開展工作，才能保證人民群眾在每一起案件中都能感受到法治的公平正義。

　　然而，制度不是萬能的，它僅僅是政法機關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第一步。要保證每一名執法辦案人員不違規、不逾矩，關鍵還在于制度的落實。如果制度只是“貼在墻上，掛在嘴上，寫在紙上”，再嚴密也是枉然。

　　這幾年發生的一些冤假錯案，不僅給當事人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也引發了社會公眾對司法公正的強烈質疑和嚴重擔憂，動搖了公眾對法律的信仰和法治的信念。分析幾起冤假錯案，我們不難發現，造成冤假錯案最關鍵的原因，是一些地方的公檢法在辦案過程中相互遮掩、相互“協調”，最終默契配合出“鐵案”。在這個過程中，并不難發現瑕疵的案件，被司法機關以法律的名義一路綠燈予以通行，甚至相互之間還想方設法為瑕疵打掩護，直至最后判決生效。公檢法幾家皆大歡喜，功勞簿上又添上了濃墨重彩的一筆，然而真正的公平正義卻在冷眼旁觀中被嚴重傷害。

　　反思這些冤假錯案，司法機關缺的并不是制度--無論是法律法規還是部門規章，對辦案流程都有嚴格的剛性約束。真正缺乏的是制度的落實，是責任的追究，更是一些辦案人員從心底對公平正義、對人民群眾權益的漠視。有人曾表示，在辦案過程中，只要哪怕有一名辦案人員能夠站出來，這些案件或許都不會成為冤假錯案。

　　一切按照制度設計運行，所有步驟都嚴格依照程序走，這是最起碼的要求，但也是最難的要求。政法機關是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防線，這也意味著每一名政法工作者的肩膀上都扛著整個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期望與向往。在心中樹立起對公平正義的信仰、對人民群眾的敬畏，無論何時都堅守職業操守和道德底線，確保每一起案件都經得起歷史和時間的檢驗，是每一名政法工作者應盡的職責。

　　附一：文匯報：堅守“疑罪從無”原則預防冤假錯案

       以“疑罪從有”換來的短暫平和蘊藏更大社會風險 堅守“疑罪從無”原則預防冤假錯案

　　本報首席記者 劉棟

　　浙江張氏叔侄強奸殺人案、河南趙作海案、湖北佘祥林案……近年來，多起冤假錯案在媒體上曝光，對司法公信帶來重大影響。今年8月，中央政法委出臺首個關于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指導意見，要求法官、檢察官、人民警察在職責范圍內對辦案質量要終身負責，并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責任追究機制。日前，來自法學界的專家學者與司法實務部門工作者在上海市嘉定檢察院就錯案的成因與對策進行了研討，分別從轉變司法機關辦案方式、拓寬當事人申訴途徑及錯案責任追究機制等方面提出了防范對策。

　　錯案與績效考核不科學關聯很大

　　“以往司法機關在命案必破、限期破案、批準逮捕率、無罪判決率等一系列考核指標的壓力下，很容易樹立打擊犯罪優先的理念，采用刑訊逼供甚至故意栽贓等非法手段獲取證據，最終導致錯案的發生。”研討會上，南京大學副教授秦宗文指出，以河南趙作海案為例，警方將趙作海抓捕后，未追查兇器，也未確定兇器造成的傷痕是否與尸體傷痕相符，而且在四次DNA檢測都未確定死者身份的情況下，兩次將該案移交檢察機關，但都因“事實不清，證據不足”被退回補充偵查。直到趙作海被羈押3年多后，該案被列為重點清理的超期羈押案件，法院遂迅速作出有罪判決。

　　“錯案的成因非常復雜，其中固然有人為的因素，但是制度性的原因不能忽視。”華東政法大學副校長顧功耘強調，現有司法體制下，自下而上的請示報告和自上而下的審批答復主導了案件審理結果，反映出嚴重的司法行政化傾向。從已經發生的錯案看，有些案子當時公檢法機關認識不一，存在爭議，但經過請示協調后，最終集體研究決定訴判，缺乏追究個人錯案責任的懲處機制。

　　“疑罪從無”需可操作性制度保證

　　“偵查階段最突出的問題就是非法獲取證據未能得到有效監督，口供中心主義的錯誤理念仍十分突出;公訴階段的主要問題是不能恪守嚴格的證據審查標準，尤其是非法證據的排除;審判階段所表現出來的主要問題是降低定罪標準，放松對證據鏈條的要求，固守‘疑罪從輕’而非‘疑罪從無’。”中國法學會刑法學研究會會長、北京師范大學刑事法律科學研究院院長趙秉志系統梳理了一些典型的冤錯案件，發現這些案件中刑事訴訟的各個階段，都未能嚴格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執行。

　　趙秉志指出，“疑罪從無”是對司法機關踐行現代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司法機關的法定職責。“違背‘疑罪從無’原則而形成的冤錯案件，雖然最直接的責任主體在審判機關，但也無法否認多數情況下是多種原因交錯作用的結果。審判機關可以通過尋求其他方式來減輕壓力，但不能以放棄‘疑罪從無’原則為代價。否則，以‘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為代價換來的短暫的各方平和，勢必蘊含著更大的社會風險。”

　　“在辦案實踐中，很多辦案人員也知道‘無罪推定’、‘疑罪從無’等司法理念，但在具體操作中卻缺乏具體的、具有操作性的制度。”來自司法實務界的專家認為，如何在實際辦案中真正貫徹法治原則，避免錯案的發生，還需要刑法、刑事訴訟法從制度設計角度作相應規定。“以‘疑罪從無’原則為例，司法實務中首先需要界定什么是疑案，判斷疑案應該是客觀的標準，而非主觀判斷。目前，相關法律規定的‘少數服從多數’的議事規則也值得反思。”

　　設立獨立第三方審查機構

　　通常情況下，我國冤假錯案得以被發現主要有三種類型:一是“真兇重現型”，如云南昆明杜培武案、浙江蕭山五青年殺人案;二是“亡者歸來型”，如湖北荊門佘祥林案、河南商丘趙作海案;三是“司法機關主動糾錯型”，如浙江杭州張氏叔侄強奸致死案、福建福清紀委爆炸案。“構建錯案發現機制，首先需要明確錯案發現程序是司法監督問題。由于自身角色沖突，我們不能期望錯案的制造者能夠充分、及時、有效地發現錯案。”華東政法大學《法學》雜志編輯部主任王申教授建議，在當事人申訴、檢察院抗訴、法院審判監督之外，設立由獨立的第三方負責的錯案審查機構，由其參與對錯案的發現和糾正程序。

　　“我國司法機關在糾錯當中存在三個問題，一是申訴制度坐上冷板凳，真正喊冤的人的聲音沒有得到應有重視;二是大多數錯案的發現還停留在依靠偶然因素，案件真相很難被司法機關及時發現;三是將錯就錯、錯上加錯，如福建紀委爆炸案，在案件被發回重審之后，一審法院再次做出死緩判決，時隔六年福建高院才改判無罪，其間糾錯程序遲遲不能啟動。”華東政法大學科學研究院副研究員、嘉定區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葉慧娟認為，我國目前錯案的發現糾正大多數還停留在個案糾錯的層面上，對于錯案的發現、預防、糾錯機制還沒有全面系統地深入研究。

     附二：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

     “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語出沈德詠——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

　　兩天來，沈德詠發表于媒體上的這段話，總在眼前晃動。法律教科書上“疑罪從無”的司法理念，今天被中國最高法官的一個“天”字，讓每個沒進過法學院的公民深感震撼，對現代司法理念的真諦若有所悟。

　　話題十分沉重。一段時期來，不斷有刑事冤假錯案被披露，更有“刀下留人”的驚天冤案被曝。每個冤案，對受害人一生造成的精神摧殘永難平復，對其家庭帶來的毀滅性災難永難彌補，也一次次傷害了民眾對于國家法治的信心。

　　中國社會的法治建設，在艱難中前行。冤假錯案公之于眾，天塌不下來;不能直面反思，還要掩飾，天倒會一片片壓下來!

　　冤假錯案一再發生，必有系統漏洞，并不是法院一家的錯。如何防止冤假錯案，如何通過程序公正達至司法公正，法學家可以寫出洋洋灑灑的論文，也可以舉辦種種“論壇”，不是這里幾百字能說清的。多年前美國的辛普森案，被國際司法界認為是“疑罪從無”的典型案例，這也不是我們所要回顧研究的。我們只是有感于“天”，為我國最高法院領導能有這種直面冤案的精神感到一絲欣慰，為最高院領導能大膽地說出這樣震人心魄的話鼓一次掌，因為我們從中看到了今日手握審判大權的最高院的司法理念。有人說，不覺得晚了點嗎?是遲來的聲音，但這是一種實在不能忽視的珍貴進步。這樣的進步，其意義深遠，關聯每個國民。我愿意相信，堅定這樣的司法理念，對中國的司法審判實踐會產生巨大影響。

　　腳下是地，頭上是天。我們生存于天地之間，沒有地無可立足，沒有天陷于死黑。天庇佑我們，天賦人權。蒼穹下，人人都有人格尊嚴，都是直立的“I”。愿完善而又嚴密的法治，為每個公民撐住頭上的那片天。

　　“天”說，一定會寫進中國當代法治編年史！向沈德詠致意。

× 烏有之鄉 WYZXWK.COM

您的打賞將用于網站日常運行與維護。
幫助我們辦好網站，宣傳紅色文化！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公眾號